给你一篇范文，自己参照着写。临海市隶属于浙江省台州市，位于浙江东南沿海，濒临东海。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临海古为章安郡，西汉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置回浦县，自唐以后，历代均为台州府治。古城墙、古街区、古庙宇、古塔群，古风蔚然。传统儒、释、道文化影响深远，文脉犹存。临海古迹，首推两座古城，一是临海古城，一是桃渚抗倭城。临海古城墙始建于晋，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山水城相依相绕，雄伟壮观，人称"江南长城"。古城内，人文景观星罗棋布，巾山塔影，东湖毓秀，唐代古刹，明清街衢，无不令人神往。另一座古城桃渚抗倭城，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戚继光曾在此屡败倭寇，是一座英雄城，也是东南沿海保存最完好的抗倭所城。桃渚千峰竞秀、怪石雄奇，桃渚珊瑚岩群占地5平方公里，已由国家地矿部列入“浙东雁荡山─桃渚中生代火山地质自然保护区”，将建成国家级地质公园。临海文教，始于汉晋，兴于唐，而盛于宋明，源远流长。自唐以降，临海即为台州文化中心，素有“小邹鲁”和“文化之邦”的美誉。人杰地灵，英才辈出，千年文脉，至今犹存。屈晃、谢灵运、顾况、骆宾王、郑虔、朱熹、尤袤、王士性，都为一代文宗。唐郑虔为广文馆博士，诗、书、画被唐玄宗誉为“郑虔三绝”，在临海设馆广授门徒，遂成台州文教始祖。骆宾王，曾任临海县丞，有骆临海之称，他的诗集称为《骆临海集》。朱熹在临海办学讲学，在东湖小瀛洲建上蔡书院，并手书书院匾额。明代杰出地理学家王士性，著述颇丰，在人文地理方面成就高于徐霞客。史载，仅宋一代临海中进士者二百十七人，在全国各县中居第五。台州学院位于临海市，是台州唯一的本科院校，现在已发展成为拥有文学、理学、工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医学、经济学等九大学科门类的大学办学基本格局。学校办学基础扎实，成果显著，以2005届毕业的01历史本科班为例，学士学位授予率达百分之百。临海三百里奇山秀水，风景绝佳。宋代文天祥过临海，赋诗赞曰："海上仙子国，邂逅寄孤蓬，万象图画里，千岩玉界中"。清代冯赓雪赞之为"风景直冠东南"。武坑峰林、石柱桃江、龙湾海滨、牛头山湖、珊瑚岩奇观、永安溪漂流，以及浙东南第一高峰的括苍山，主客之景皆佳，四时之赏不绝，让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临海盛产柑橘、茶叶，柑橘历史悠久，主要品种为无核橘，产量居全国首位；“临海蟠毫”为全国名茶之一。真丝绸衣、漆金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品，闻名全国。临海市位于浙江东南沿海，濒临东海。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人类繁衍，至今已有2100多年历史，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盛产柑橘、茶叶，柑橘历史悠久，主要品种为无核橘，产量居全国首位﹔“临海蟠毫”为全国名茶之一。真丝绸衣、漆金木雕等传统手工艺品，闻名全国。境内风光秀丽，主要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有东湖、中山、古城桃渚等。桃渚千峰竞秀、怪石雄奇，桃渚珊瑚岩群占地5平方公里，已由国家地矿部列入“浙东雁荡山─桃渚中生代火山地质自然保护区”，将建成国家级地质公园2006年9月，临海市被评为国家园林城市。
地名是历史的精髓要素之一，虽是一个个简单的名称，却道尽了地与人，地与事、地与物的种种关系。中国地名体现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疆域政区的变化、传统文化等观念，是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大如省、自治区、市县名称，小到镇、村、街道、桥梁名称，还有大量的雅称、简称、别称等。有的地名历千年不变，有的地名则多次更换，每个地名的背后有一段故事，每个地名的后面另有一串地名。地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寓意都蕴涵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卷。看似杂乱无章的地名，其实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承载着城市的人文底蕴。 地名是各民族语言中的普遍现象。作为一种语言符号，除了表示城市、农村、河流、山脉、道路、街巷等地理位置以外，地名词与社会、文化历史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它的词义往往既反映着人们对地形、地物及地理位置的具体认识，同时也反映着该地的历史人文的变迁。而这一切都是借助地名的语音特点和词义特点来表现的。所以，汉语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社会历史文化信息的承载体。 原始人类同地名是无缘的，地名应该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后的产物。最早的地名大约就是借用图腾的名称，这从国内一些少数民族的地名可以推断。比如云南彝族，曾以虎为图腾，哀牢山有彝村就名“罗摩”（母虎），山岗就叫“纳罗”（黑虎），意谓母虎族、黑虎族居住的村落、山岗（参见牛汝辰《中国地名文化》）。又云南有“鹤拓”一名，据张了先生的考证，其起源就与白族先民的鹤图腾祟拜有关。汉民族的历史地名也留下了图腾的痕迹。如山西汾河一名，就因一个一度定居此地的崇拜风鸟图腾的部落而得（王克林《汾河释名》），“风”，古与“风”通假，则也可读如“分”“汾”。不过由于时世迁易，比较难于考证罢了。 现代汉语的词汇在数量上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在历史上却经历了一个从单音节到双音节的发展过程。汉语地名词的发展也不例外。商代和周代的地名大多数是单音节的，如商代七次迁都，七个都城名都是单音节的：毫、嚣、相、邢、庇、奄、殷。春秋战国时期的地名也还是单音节占优势。但到了汉代，单音节的地名就不多见了。现代汉语中的地名一般都是由专名和通名构成，所以至少是双音节的（一些书面语中的简称如沪、津、京除外），甚至也不乏三音节、四音节、五音节、六音节等多音节的地名，如石家庄、羊肠子沟、大秃顶子山、一三五食 2 宿站。这说明，地名词在语音上的演变过程与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步调是一致的。 汉语地名一般由专名和通名两部分构成，而且专名在前，通名在后。比如江苏省、南京市中的“省”、“市”就是通名，放在最后；而“江苏”、“南京”就是专名。由于地名是中性词，所以不包含“老”、“小”、“阿”这样富于感情色彩的词头，也不用叠音和虚字。通名和专名一般都是有着特定意义的实词类。 一、汉语地名起名根据不同性质粗略可以分成三大类：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通名，如：山类：山、峰、岭、冈、坡、丘、陵、高原、山脉水类：水、河、江、湖、泊、溪、池、潭、沟、浦、海地貌类：岛、港、湾、洲、角、屿、半岛、盆地、沙漠； 二）、人类居住聚落建筑的通名，如：聚落类：乡、村、庄、镇、巷、街、道、路、弄、胡同、坊口、条、新村；建筑类：楼、台、亭、阁、城；寺、庙、宫、观、店、堂铺、集、墟、场、市、店 以上如“寺”、“庙”等多属各种宗教的建筑物名，历史上由于宗教信仰的繁盛也常用来做地名通称。“道”、“路”在古代曾经一度作为行政区划的通名，近代起演变成街道通名。 三）、国家行政区域划分的通名。 中国的行政区划，在漫长的历史上，变化很大。先秦代诸侯鼎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古中国为：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这是最早的全国统一的行政区汉承秦制。唐代分全国为十五道，“道”成为最大的行政域。宋代又改“道”为“路”。古中国由于朝代更迭，地名经常改动，故而同一个行政区域往往有好几个名称，给后，带来了不少麻烦。“省”的行政区划始建于清朝，中华民沿用之。新中国成立后，作了调整变革，定为：省、自治区、特区、自治州、市、县、区、街道、镇、利。
1，巩义地名的由来： 1991年9月1日，巩县撤县建市，取巩县的“巩”字与孝义的“义”字，改名为巩义市。 巩义市是县级市，体现在行政级别上是，行政级别分科级，县处级，厅局级，省部级，国家级，县级市是介与县处级与厅局级之间的一个行政单位，再具体地说就是巩义市市长正常上调，只能是副厅局级。 孝义不是现在的孝义街道办，而是原来的孝义镇，是巩县县城所在地。 2，巩县地名的由来： ——看视频回答问题：“巩”字的由来；巩县的由来： ——看视频：东周故城： 在我国古代，洛河西岸的邙山是很有名气的。 《竹书纪年》这样写道：“帝喾高辛，在洛西邙山。” 夏时称为为“夏伯国”，商为“阙巩国”，周为“巩伯国”…… 风雨磨蚀，沧桑巨变，这些远古遗迹或掩埋于地下，或烟灭于岁月的风尘之中，时至今日已无处可寻。 而建于战国时期的东周国都遗址，历经二千年的历史沧桑，我们今天还能寻觅到她的一些踪迹。 出字幕：东周故城 主持人现场口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巩义行》。 我现在是在洛河西岸的邙山头上，这里是巩义市康店镇康北村，在我身后大约三公里处就是巩义市市区，而我脚下这块土地却是巩义市最早的都城—东周故城。 东周故城背依邙山，面向洛水。东有洛水环绕，南有黑石雄关，西北邙山为凭，地势十分险要。遗址由西向东渐次倾斜，直逼洛水西岸。由于岁月的变迁，以及历史上洛河的改道，东周故城的东城墙早已冲毁，而建在山顶上的西城墙现在还存有大约一公里,城的南部和北部紧邻沟壑,整个城廓呈正方形。 采访：退休教师 康靖 东周这个建城的历史，现在来计算是在周显王二年，西周惠公封他的幼子班，来巩县建立东周王城。东周故址，东周故城，是个很长的城池。 到了秦庄襄王元年，即公元前249年,东周武公被秦所灭，秦才在这里设置了巩县。这就是说：东周故城遗址，是最早的巩县城。 主持人口播： 作为东周故城，它的宫建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街道布局又是什么样子？《史记--周本纪》这样记载:"周赦王时筑巩城，围五里二十步,高八尺。"描述简单到只知其轮廓。 采访退休教师康靖： 据史料记载：这个城池有七里四十八丈,西至邙山，东到洛河滩，根据现在这个估计，巩县城的东关在（现在）大堤的东边。过去洛河不是现在这种走势，她是从黑石关沿着东边的山岭，紧逼着孝义这个沟到白河，顺着流到石灰务。1366年，当时发大水，又遇到地震，几十里的大堤从黑石关决口，河水顺着黑石关到康店、焦湾，一直到现在的庄头，转回东边又流回旧道。 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昔日东周故城的模样，只能从不断发现的周、汉时期的陶片，小规模的竖穴土坑墓和一些豆、鼎、鬲、壶的殉葬品，证明着这里人类生活的久远。 在东周故城的中心地带，有一块儿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00米的台地，上面建有一座“巩王阁”,因其通身红色,当地群众也叫它“红阁”。“红阁”建于清咸丰元年，即1851年。红阁基座高1米，面阔、进深都是米,通高10多米，共分三层。在红阁南侧第一层正中间，镶嵌一方石刻，楷书“东周巩王阁原委”，记述了东周城的沿革等内容。 到了清同治五年，也就是1866年，地方官兵在东周故城的西城基上再砌寨墙，城墙10到15米高，2米多厚，现在还剩400多米长，同时还辟了城门，在寨门的上方镶有一长方形石碑，上书“东周故址”。 清朝著名诗人陆昕看过东周故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今来又买野村寥，不见东周气象豪。 一片河声趋洛芮，四围山色压成皋。 严陵滩急星辰动，杜子祠荒草木高。 独有平津桥畔柳，年年春水击渔刀。 主持人现场口播： 随着岁月的流逝，昔日的东周故城早已湮没。邙山无言，洛水东流，只有这千年不变的山川地貌留给人们无限遐思。 ——提问学生： ——答案： 商朝时叫阙巩国，都城在斟寻（芝田镇稍柴村一带），周朝时叫巩伯国，都城在古东周（康店）。 公元118年，周朝灭亡，秦统一，设置郡县，改巩伯国为巩县，县城（康店）。 3、孝义地名的由来： ——处理家庭关系的三个原则： 严慈；父母对孩子的爱，无条件的抚养孩子 孝：孩子对父母的爱，服从父母的意志，古代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说，作为学生最大的孝，就是长大成人成材，长大是年龄上，成人是成为社会人，自觉遵守社会规范（道德与法律）的人。 义：兄弟姐妹之间的爱，诚信，不轻易许诺，一旦许诺就要努力兑现，兑现不了，主动及时说明原因。 ——孝义地名的由来：原先叫枣园，自从田家三兄弟与紫荆树的故事后，皇帝封此地为孝义保，沿用至今。 ——看视频回答问题：田家三兄弟的孝与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看视频：孝义与紫荆树的故事： 今天的孝南村和孝北村，以前统称孝义。中国民间著名的 “三兄弟哭活紫荆树”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传说汉朝以前，这里原名叫枣园。东汉章帝年间，这里住有一位姓田的老汉。田家有三个孩子，分别取名田真、田广、田庆，因为兄弟和睦，同心协力创业，所以家境十分兴旺。 田老汉的庭院里有棵高大的紫荆树，每年春夏交替，红艳艳的花，绿油油的叶，开得十分鲜亮，倒映在清澈的洛河上，像一片五彩云霞，为田家烘托出一片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有一天，田老汉病了，他自知生命将尽，就把三个孩子叫到床前交待说：“人生在世，要以勤俭为本，孝义为师。我走后，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三人一心，黄土成金，这就是兴家之道。” 谁知田老汉刚死不久，三个媳妇就闹起了家务纷争，并且越闹越厉害。兄弟三个没有办法，只好商量着分家。庄园、田产、牲口、农具一打三分，好不容易分停当了，最后一看，庭院中间这棵高大的紫荆树还没有分，三个媳妇互不相让，吵到半夜，最后决定将树一截三段，三家各得一段，天明就动手。 第二天一早，当一家人拿着工具来伐树的时候，仰头一看，惊呆了！只见一夜间满树的红花败了，绿叶枯了，紫荆树死了！ 一棵红花绿叶的大树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老大田真说：“这棵紫荆树是咱田家兴旺发达的象征，树兴旺，家兴旺，老父亲临终，再三嘱咐咱们要和睦相处，振兴家业， 老人尸骨未寒, 咱们就闹起了分家，这棵树是替咱们羞死的！”说罢就号啕大哭起来。老二老三也哭起来，媳妇们再也不敢说二话，跟着哭了起来，一直哭了三天三夜。最后三个媳妇发誓：“咱不再提分家啦，往后谁再起二心，天打五雷轰！” 语音一落，只见满树的红花重新绽放，紫荆树真的又活了！ 从此，田氏三兄弟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齐心协力，重振家业，并为乡里乡亲办了许多善事、好事儿。人们为了纪念田氏三兄弟的孝行义举，就把枣园改称为“孝义”。 紫荆树死而复活，田家从闹分家到重振家业，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人间最朴素的道理：家和万事兴。 中国传统的儒学文化提倡的是“孝悌”和“仁义”，而“三兄弟哭活紫荆树”的故事，恰好形象地演绎了“孝”和“义”的重要，因此，古代多种典籍中都记载了这个故事，进而把“三荆同株”、“田真哭活紫荆树”作为形容“兄弟情深”和“兄恭弟让”的代名词。 这个故事发生在东汉章帝年间，汉朝提倡以“孝”治天下。汉章帝在洛阳听到这个故事后，大加宣扬，并亲赐“孝义”之名。 巩义市政协委员田文年： 孝义这个名字来源于东汉年间，大概是东汉九年。当时家里庭前有棵紫荆树，兄弟三个真、庆、广，对老人比较孝。正好汉章帝坐位期间，由于皇帝的几个兄弟不太吻合，也在争权夺位。所以当咱们这里三田的事发生以后，皇帝为了教育弟兄们性义、行道、和睦，处理国家大事，就以田家三人哭活紫荆树为典范，在满朝推广。从这由来，汉章帝把原来的枣园封为“孝义”。 以后，这个故事经过加工，以文字、戏曲、雕塑、绘画等形式在民间广为传播，三田的故事也随之载入地方志史册。 其中，孝义出土的重刻三田碑刻，记载了明朝邑侯朱胜题写的八句诗： 紫荆一株，别籍三涂；夜谗议砍，晓辄憔枯。 因感更合，其花再苏；孔怀之道，人当是图。 孝义，也因三田的故事而闻名。隋唐时，孝义称为“孝义驿”，梁时称为“孝义宫”，清代随着人口增多称为“孝义镇”。 退休干部范崇宪 古代，围绕孝义村周围行政机构的新置，都始终保持着孝义的名字。在隋朝叫孝义驿，是官方管理的军事和交通要道；明朝叫孝义保；清朝叫孝义镇。孝义的名字始终没有变化，这是因为孝义有着很悠久的文化传承和发展，从家庭道德走向社会美德，核心就是团结和谐。 解放前孝义的西寨门上还有“三田故里”的匾额，解放后，在孝南、孝北先后出土和发现了三田墓遗址、玲珑八角井遗址、三田遗址、三田遗风等碑刻。 今天的孝义，仍有田姓人家居住，在孝南、孝北的许多地方，仍有三田故里的匾额和壁画，尊老爱幼、兄恭弟让等已深深扎根孝义人民心中，三株同荆的故事还在世世代代传唱。麻烦采纳，谢谢!
泉州以中原文化为主流，同时，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纷拥泉州，泉州文化也受到这些外来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泉州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的文博工作也就尤其重要。 多年来，泉州市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为指导，落实文物保护“四有五纳入”工作，取得显著的效果，受到国家文物局和福建省有关领导的高度赞扬。国家、省、市财政投入资金，海外三胞积极捐资，灵山圣墓、天后宫、洛阳桥、南安蔡氏古民居建筑群、蔡襄祠、府文庙、威远楼等省级以上文物全部得到维修，其周边环境也普遍得到整治。文物发掘和考古不断有重大突破，如宋代古船的出土、明代锡兰王子在泉后裔世氏的发现等等，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反响，极大丰富了泉州文化的内涵。同时，文物保护与旅游景点的开发等方面结合，使文物的开发利用得到发挥。 泉州的博物馆主要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闽台关系史博物馆、泉州华侨历史博物馆、泉州佛教博物馆、泉州南戏博物馆、泉州南少林博物馆、泉州市南建筑博物馆、德化县陶瓷博物馆等。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始创于1959年，是中国惟一反映航海交通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它以丰富而珍贵的海交文物，反映了12至14世纪的东方大港———刺桐港的发展历史，显现了泉州在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讴歌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所创造的悠久而辉煌的海洋文明，是泉州市进行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1991年2月15日，新的海交馆在东湖之畔落成。新馆主体楼宛如一艘远航归来的船，象征海外交通这一历史主题。展馆陈列着泉州出土的各种海交文物，并配以大量照片、模型和拓片，其中尤以数百件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教的石刻最为珍贵，也是举世闻名的文物瑰宝，这些石刻为我们提供了“海上丝绸之路”时代，泉州作为东西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各个不同民族及其宗教文化在这里和睦相处、互相交融的真实历史情况。
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入地理解这些细节。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社会性的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
还有，尽管跨湖桥、下孙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桥的发掘者蒋乐平先生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所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个被海洋摧毁的文化，甚至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它们本身可能就属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尽管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前边提到的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过渡代东方的构成分子。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人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全新世开始时两个早期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起源的中心来。在这两个中心的视角下，我们如何观察和认识跨湖桥？我相信它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专家已经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门皂市一带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原距离相似性就是证明。目前仍然难以解开的谜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跨湖桥与河姆渡共处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面貌却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象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象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败就有一些横断的意味，看来跨湖桥也是这样，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本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问题，跨湖桥在来去无踪方面甚至比良渚显得还要显得突兀。这就是需要我们费力猜测和全面的考虑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文化其实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是如何摧毁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简单地归因于环境——具体地说是海侵，但是也应当与文化的结构、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结合起来，才能看出这个摧毁的具体的过程和内在的机理。无论是良渚还是跨湖桥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被灭绝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去保留文化中被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界认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认为被摧毁的应当是文化的结构和文化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些，那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因素就没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文化也没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适应方式继续适应和运行了。这是关键性的。
跨湖桥，某种程度上还有河姆渡其实引出的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中东南一系的文化源头问题，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学问题。关于源头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跨湖桥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表明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进步。文化进程上的谜底太多了，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安徽地域文化论文
安徽省位于我国东南部，华东的西北部，跨长江淮河中下游，东与江苏、浙江相连，西与湖北、河南相接，南与江西为邻，北与山东相依。以下是“安徽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的到您！
安徽清初属于江南省，康熙6年（公元1667年），清王朝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两省而正式建省，因当时安庆已成省内政治中心，徽州已成省内商业、经济中心，故取当时安庆、徽州两府首字而为省名。安徽简称皖，是因境内皖山而得名。皖山，古称灊山，今称天柱山，在潜山、岳西境内。相传周武王大封诸侯时在今潜山地区封了一个伯国，称皖国，山因名皖山。又因安徽建省时的省会所在地安庆属古皖国，所以“皖”便成了安徽的简称。
一、文化的基本概念
“文化”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一个概念。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是“文”与“化”的复合。“文”的本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化”的本义为化生、变化、造化。“文化”一词连用出现则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说苑?指武》中，“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在这里，文化的含义是讲文治教化或以文教化，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涵义有明显的区别。
第一个把文化作为一种概念提出来并给它下定义的是当代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1832－1917），他认为文化是由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需要的其他能力和习惯所构成的综合体。
最普遍的文化定义就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广义文化的概念，如《辞海》中对“文化”的解释就是“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则指精神文化，包括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二、地域文化的概念
文化具有一定的地域性，生活在不同地域的群体，就拥有不同的地域文化。一般来说，地域文化，也就是一定地域内历史形成并被人们所感知和认同的各种文化现象。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的区域分布，与历史上的自然区域、行政区划有着密切的关系。
地域文化具有历史性、地域性和独特性的特点。
地域文化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主要包括：地域内文化的生成、演化和发展的进程及其规律，文化的内在结构、形态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地域内文化的.分布状态与空间组合特征，地域之间文化的交融、渗透与整合，文化与地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生态剖面，地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意义和作用等。
三、安徽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安徽文化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近来的考古发掘表明，安徽是一块早期人类文明的诞生地，在中华文明起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8年，在繁昌人字洞发现了距今20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的最早人类活动遗址，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期的人类活动遗址之一，它的发现和研究为我国早期人类的起源和进化提供了重要资料。这说明在数百万年以前，安徽就有了人类活动的足迹。
大批出土的新石期时代的文物遗迹，不仅表明当时的渔猎业、饲养业和农业都比较发达，而且在出土文物中，石器的磨光、穿孔、角器的琢磨，陶器上的纹饰，也表现出较高的工艺美术水平，其中，特别是在蚌埠双墩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迄今为止史前时期最为复杂和完整的刻画符号，可能是汉字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是个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长期的战争给江淮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使得邻近地区的文化在江淮地域交流碰撞，对安徽地区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产生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管子思想和老庄的道家学派，标志着安徽文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奠定了这一区域文化发展的基础。
西汉时期，安徽文化在继承道家思想和楚辞传统的基础上，获得较大发展，出现了发挥道家思想、同时兼采儒、墨、名、法等各家之长的《淮南子》一书，将道家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东汉时期，产生了中国早期唯物主义的光辉著作，那就是安徽人桓谭写的《新论》，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了学术思想之外，这一时期，安徽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典型的是东汉末年以庐江地区为背景的《孔雀东南飞》长诗，代表着安徽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水平。
东汉末年，社会发生巨大变动，先秦诸子百家思想均不同程度地得到继承和发展，并呈自由解放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及其领导的建安文学集团，并造就了“慷慨以任气”的建安文学风骨。这一时期，安徽地区进入了艺术上的春天，各种艺术都生机勃勃，出现了一些杰出的艺术家，特别是安徽的绘画艺术在魏晋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期，如曹髦、戴逵父子等的画作享有盛誉。
隋唐时期，由于安徽地区在先前经历的长期战争，加之远离隋唐王朝的政治中心，因此与其他地区文化相比，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发展是有限的，除张籍、李绅、杜荀鹤等为数不多的诗人在文学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之外，在学术思想、科学技术以及绘画艺术诸方面则没有引人注目的建树。
由于南宋政治、经济重心的南移，中原文化也随之南下，特别是皖南地区，远离战乱，这对安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期间，安徽一地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在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以朱熹为代表的新安理学，由图经发展而来的方志之学空前发展，文学领域成就卓著，出现了张孝祥、胡仔等较有影响的人物。皖南地区尤其是皖南徽州成为安徽文化最发达地区，成为此后几百年我国学术文化的重镇。
安徽文化的再次兴盛是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形成了安徽两大文化的重心，即以桐城为中心的桐城文派、学派为主体的皖中之学或称之为江北之学，另一就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南之学，由于其主要成就在经学方面，故又称之为皖派经学。
明中期以后，安徽经济发展很快，尤其是皖南的手工业、商业突飞猛进，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安徽人的文化创造性空前活跃，在科学技术以及绘画、戏剧等方面都有辉煌的成就。安徽文化在这一时期取得了一系列总结性和开创性的成果，将安徽文化推向了历史最高峰。
清朝后期，中国即将步入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处于新旧交替时期，这一时期的安徽文化，一方面传统的学脉仍在延续，另一方面新的文化因子开始生成，具有鲜明的新、旧交替的时代特征。安徽文化出现了从相对封闭的古典形态到接受现代文明的艰难转变。安徽境域内古今、中西文化交融碰撞，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学人志士，呈现出群星璀灿的局面，既有洋务运动的先锋李鸿章，又有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胡适与陈独秀，他们在继承安徽文化传统的同时，也为安徽文化注入近代文明的精华，安徽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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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文化的定义及其特征论文
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长安文化；周秦文化；汉唐文化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六、结语
以上是从理论上对长安文化定义和特征进行了简单梳理，仅一家之言而已，实际上还有许多课题需要研究，如长安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定性与定位，长安文化的体系、功能以及具体表现，长安文化的当代形态及其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等，都需要进行大量深人的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人类陆地文明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长安文化内在的普适性价值无疑值得进一步研究，而且值得继承和发扬。
（1）赐姓：项羽的叔父项伯，因在鸿门宴对刘邦有救助之功，刘邦赐其家族姓刘。公元前202年，刘邦在洛阳即皇帝位后，接受戍卒娄敬定都关中的建议，决定把国都迁到长安，并因此赐娄敬姓刘。刘邦（2）西汉初年：匈奴族刘姓。当时，匈奴部族强盛，汉高祖刘邦采取和亲政策，把皇室宗女嫁给匈奴单于冒顿为妻。冒顿姓挛，但按照匈奴贵者皆从母姓的习俗，挛氏子孙皆姓刘。（3）魏晋十六国时期：匈奴族的一支为争取中原人民的支持,自称是汉朝公主与匈奴单于的后裔，一直使用母方的姓氏故而姓刘，前赵的建立者刘渊即是匈奴贵族。（4）北魏“勋臣八姓”之一有独孤氏，孝文帝于太和二十年（494年）自山西大同迁都洛阳后，于496年实行汉化改革，将鲜卑族的独孤氏改为刘氏。（5）唐末五代时期，突厥别部沙陀族的一支也冒称是刘邦的后裔。五代十国中的后汉政权和北汉政权就是由沙陀刘氏建立的。[7]从西汉初期的匈奴贵族内附，南北朝的鲜卑族进入中原，一直到清朝的满洲八旗汉化，这期间有大量外族人改姓刘姓。迁徙分布刘氏早期主要是在北方发展繁衍。公元前300多年前，刘姓开始向河南及江苏传播。战国时有个叫会的晋大夫，他有子孙留居秦国，称刘氏。至战国后期，秦国灭了魏国，刘氏宗族随秦军进入魏国都城大梁，即今河南开封。他的十世孙在魏国任职，魏灭后迁至大梁，生子刘清辗转到今江苏等地。[8]汉朝是刘姓的鼎盛和发展时期，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王朝后，分封同姓于各地，其后支派繁衍，于是彭城、尉氏、临淮、南阳、广平、丹阳等地皆有刘氏。西汉初累计皇子封王30余人，封侯者达400余人。汉王室大封同姓王侯的结果使刘姓贵族遍布于大江南北，他们各据一方，很快成为各地有权有势的大家族。总之刘姓以皇族为主脉，经历大汉400多年的繁衍发展，人口急剧增加，成为当时的天下第一大姓。但刘姓人口仍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地区，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北部、安徽北部以及山西太原地区。此外，湖北荆襄地区、湖南长沙地区、江西九江地区也有刘姓望族。汉末三国之际，中原的刘氏为避“董卓之乱”不断向四方迁徙，主要是向东南投奔孙吴和向西南进入四川投奔蜀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北方又一次陷入战乱，中原刘姓与其他姓氏一样，为避战乱，向南方、东南和西南迁移，部分迁往日本和朝鲜半岛。从东晋到唐朝，中原地区向南方和东南地区的移民从未间断，移民越来越大，地域越来越远。
刘姓为中国主要姓氏之一，全国刘姓人口排名第四。在中国历史上，刘姓是登基称帝人数最多的姓氏。在中国古代有“刘天下，李半边”说法，而在中国北方则有“张王李赵遍地刘”的说法。刘姓在韩国亦有分布。另外，根据日本可查档案记载日本第三大姓高桥氏出自中国刘姓，为刘邦后裔。根据1977年中国史学家李栋明，在《东方杂志》发表的一篇有关“姓”的论文上指出，刘姓是全球华人十大姓之一。来源一：出自祁姓陶唐氏，帝尧（伊祁放勋）之后，受封于刘（今河北省唐县），建立祁姓刘国，后裔因以为源于祁姓，传说出自上古尧帝的后裔祁氏被封于刘国(前称定州唐县，今河北唐县)，属于以国名为氏。相传，唐尧是远古祁姓部落陶唐氏的领袖，名放勋，他贤达善良，后成为部落联盟首领，被尊为五帝之一。据传说唐尧出身在顺平县 ( 原完县 ) 的伊祁山，伊祁山就又称作尧山，尧因地名而为祁姓，其第九子源明被封在刘国(今河北唐县)，子孙遂以国名为氏，世代相传为刘氏，史称刘氏正宗。又一说刘姓始于刘累（部分留氏族谱作“留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陶唐既衰，其后有刘 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竹书纪年》云：“孔甲元年，废豕韦氏，使刘累豢龙。”《竹书纪年》云：“帝孔甲七年，刘累迁于鲁阳。”来源二：源于晋国士氏：帝尧裔孙刘累事夏王孔甲，赐氏御龙。后迁鲁县，至商代彭氏而为豕韦氏。商末国于唐，周成王灭唐，迁之杜（今西安市南杜陵），为唐杜氏。周宣王时国君杜伯无罪被杀，其子杜隰叔奔晋，其孙杜蒍在晋国担任士师，其玄孙士会因功封于范（今河南省范县），子孙遂以封邑范为姓，称为范氏。士会嫡子范文子士燮，为国之贤臣；次子士鲂，立彘氏，士鲂便是彘恭子。幼子士囏侍秦，复刘氏，汉高祖刘邦就是他的后代。士会不仅是范氏、随氏得姓始祖，也是刘氏的大显祖。《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说）“匄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王符在《潜夫论》中称赞道：“刘氏自唐以下，汉以上，德著于世，莫若范会（即士会）之最盛也”。郑樵在《通志》二十六卷《氏族二》中说：“尧之后分为六，唐氏、杜氏、范氏、刘氏、 韦氏、祁氏，皆为著姓，岂尧之不泯欤”！来源三：源于姬姓，出自周定王赐给弟弟姬季子的封地，属于以封邑名称为氏。周定王姬瑜八年(公元前599年)前后，周定王将刘邑(今河南偃师)，封给他的弟弟姬季子做领地。至此，姬姓刘子国就正式地在东周王畿之内建立起来了，刘康公也就成了姬姓刘氏的肇姓始祖。姬姓刘氏世代任周朝卿士，主理内政外交长达一百多年。《左传》成公十一年：晋郤至与周争鄇田，王命刘康公、单襄公讼诸晋。来源四：源于投降汉朝的秦末齐国将领刘到：据史书记载，“平都孝侯刘到，平都。索隐县名，属东海。以齐将，高祖三年降，定齐，侯，千户。五年孝惠四年庚戌（公元前191年）六月乙亥，孝侯刘到元年。索隐故齐将。巳上孝惠时三人也”来源五：赐姓或改姓。1．出自项氏：汉初赐项羽的叔父项伯等人为刘氏。2．出自姒姓娄氏：赐娄敬为刘氏，封关内侯。3．源于汉代礼仪（官职），出自汉代皇室秋祭——貙膢（貙刘），属于以官称为氏。4．出自王氏：东汉舞阳人王常，平王莽立大功，被更始帝刘玄赐姓刘。5．出自龚氏：宋真宗继位后，赐皇后刘娥表兄（一说前夫）龚美姓刘，认其为弟；明朝嘉靖年间著名大将军都督刘显原姓龚，为报人知遇之恩，改姓刘。6．出自卢氏：安定三水人卢芳,诈称武帝曾孙刘文伯,曾自立为帝，据平凉等地，后失败逃奔匈奴。7．出自寇氏：三国蜀将刘封，原姓寇。为刘备义子，改姓刘。8．出自丘氏：西晋义阳(今河南新野)人丘沈冒称汉宗室后裔，改姓刘名尼。被拥立为帝，建年号为神凤。9．出自留氏：留氏改刘氏：后坡刘氏为永春留氏族裔，于宋末元初的动荡中易姓为刘；另《清源留氏族谱》载：第三十九世留天禄，泉州路录事，因军情严重，不仕，复入永春，居留安故地，改留为刘，为本支始祖。10．出自柳氏，为唐朝文学家柳宗元之后，因柳宗元和当时朝政大臣不和，招惹很多皇室亲信，其后人恐遭陷害，逃荒到山西的洪桐县，改姓为刘。11．出自薛氏：北汉皇帝刘继恩，本姓薛，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改姓刘。12．出自何氏：北汉皇帝刘继元，本姓何，因是刘承钧的外甥和养子，亦改姓刘，13、一说元末陈友谅败亡后其后代有改姓刘的。14． 唐宦官刘贞亮，原名俱文珍，无嗣。15． 明代宦官刘瑾本姓谈（音dan），改姓刘，无嗣。16．出自侯氏：刘亨赙（1872－1926年），又名侯夏饱，字图琼，号纯青，菲律宾名何塞·伊格拉西澳·宝华，福建南安码头人，是菲律宾独立战争中的一位华侨将军。其他近代、现代改姓刘氏者略。得姓始祖刘累，尧之裔孙。早年，刘累曾向豢龙氏董父学豢龙之术。约公元前1879年，夏孔甲帝时，天降龙于今河南省临颖县豢龙城东南角龙荡沟处。孔甲派刘累到此养龙，长达7年之久。因刘累养龙有功，孔甲封他为御龙氏。后因一雌龙死，累把龙肉加工成美食，送给孔甲吃，孔甲享用后，感到味道鲜美，又向刘累求食，刘累怕死龙事发，孔甲追究问罪，便于约公元前1873年，迁徙到河南省鲁山县隐居，隐匿了原来的名字，改称“丘”，人称“丘公”，称隐居的地方为“邱公城”。孔甲知道后，不再追究，丘公改为刘累，刘累族人遂复姓为刘氏，中华刘姓遂繁衍生息。迁徙分布刘姓，以邑为氏，据专家考证，世界上刘姓人口有7000多万，称得上是“遍地流（刘）”。刘氏建立东、西汉两朝，统治天下，于是其子孙分布于天水、中山、南阳、彭城、东平等十四处之多。
长安①我国古都之首。西安的旧称，古代中国鼎盛时期（强汉、盛唐）的都城，意为“长治久安”。长安与开罗、雅典、罗马并称“世界四大古都”。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置县，七年，定都于此。此后西汉、新、东汉（献帝初）、西晋（晋愍帝）、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皆定都于此，东汉、三国·魏、五代·唐皆以此为陪都。西汉末绿林、赤眉，唐末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曾建都于此。汉唐时代，又是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心。西汉时城内有专为外人而设的居住区，唐侨居的外人，来自亚洲各地，远至波斯、大食，多时数以万计。故城有二：汉城筑于惠帝时，在今西安市西北，周围二十五公里；隋城筑于文帝时，号大兴城，包有今西安城和城东、南、西一带，周围三十六公里。唐末天佑（从示字旁）元年（公元904年）迁都洛阳后，因城中民房大半被拆毁，就旧城北部改筑新城，即今西安城。解放后，对汉隋二城遗址，都进行了考古发掘。（图为唐长安复原图）②西汉、隋、唐皆建都于长安，故唐以后常通称国都为长安。并不一定指真正的长安。李白《金陵》诗：“晋朝南渡日，此地旧长安。”晋朝南渡后以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都，可是李白还是用“长安”来指代建康。
历史文化街区景观环境改造设计探究论文
1概况
双龙巷位于开封市老城区的东偏北一带，拥有优越的交通网络和地理条件，处于人流散集的边缘地带。双龙巷传统民居保护区规划范围北至东棚板街，南至财政厅东街、平等街，西至北兴街、右司官口，东至内环路，面积。双龙巷保护区内的四合院住宅对开封市古城风貌保护、历史文脉的延续起着重要作用。该地段现存张坊故居、陈慰儒等名人故居，另外还有白衣阁、观音寺等宗教建筑群，是一个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完整的历史街区，一直以来都被认定为开封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地段。
2在景观改造设计上面临的问题
如何挖掘双龙巷的传统价值，保持老街的历史繁华风貌和内涵肌理
双龙巷是开封古城内传统风貌留存最多，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历史上开封人文荟萃，商贾云集，繁华尽显之地。如何在设计上融入这些历史文化元素，并且有机结合到当代，使历史的延续和更新有机结合在一起，是设计首要面临的问题。
如何在业态比较丰富的老街上保持原有的生活气息
双龙巷街区定位是集旅游、商业、酒店、餐饮、娱乐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街区，为契合这些业态和功能，同时又要保持双龙巷原有的生活气息，让当地居民依旧保留原有的生活方式。这就必须在景观设计时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以满足不同的功能和业态需求。
3景观环境改造设计的探讨
确立鲜明的“龙”“、宋”主题
双龙巷因宋太祖、宋太宗而得名，双龙巷的景观也以这两兄弟开启大宋为主题。尝试讲述从宋太祖开国到定国、治国的历史，到后来大宋辉煌的历史成就。景观建设强调双龙街关于“龙”、“宋”的元素，展现千年大宋的伟大成就，包括科技、人物、艺术等方面。
还原街巷空间肌理
延续历史街巷，恢复传统街巷空间结构，创造小尺度的开放空间融入历史肌理。双龙巷主巷全长520m左右，这个长度是比较适宜人步行的尺度。每隔130m左右有1个开敞的公共活动空间，供游客驻足休憩，同时，依托这5个节点，向外延展，串联起周边巷道。
景观设计手法
双龙巷总体色调为青灰色，充分利用开封当地材料，街道铺装采用有历史感的条石和青砖为主。为烘托出双龙巷老街的气氛，铺装形式建议以采用大条石铺装为主，有利于雨水的及时排出，排水设施也都可以设置在条石下面，不会破坏街面的整体性。在支巷和一些小场景可加入小青砖，采用多变铺装组合方式丰富平面效果。在关键节点适当点缀具有一定意义的地雕。开封有着深厚的文化沉淀，特色传统元素更是举不胜举，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汴绣、官瓷、朱仙镇木板年画等。这些带着浓郁的宋文化特色的元素都可以成为文化元素融入街道景观。景观小品设计充分挖掘这些元素，采用仿古、做旧及情景再现的形式，更好地彰显双龙巷所承载的开封历史文脉。
种植设计
为保留双龙巷的老味道，确定现状树在满足市政管线建设的前提下全部保留；而对于现状树普遍缺少养护和修剪的情况，都应加以修剪整枝；更换树形不好的'现状树。双龙巷的街巷相对比较狭窄，缺乏大面积的绿地空间。为了尽量增加场地的绿量，必须采用规格相对较大的新栽树，大树的分支点也应超过3m，以免对沿街的建筑造成不利的影响。增加可移动式树箱，在增加绿化的同时又有灵活多变好组合的特点。在适当的地方亦可采取立体绿化的方式。
4结语
通过研究与探析开封双龙巷景观改造设计思路，更加明确在历史文化古街区景观设计中，一定要依据具体的环境构成条件，分析历史文化传承和现代的功能，协调好传统建筑与现代景观设计手法的统一和互补，协调好景观设施和传统老街生活气息的和谐关系。
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a.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b.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园林景观设计的地域文化优秀论文
摘要 :本文对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进行了解析，园林景观设计要与当地环境相协调，要体现地域特色，因此在设计中要融入地域文化。园林景观设计要以地域文化为素材，并进一步继承发展地域文化。园林景观设计在表现地域文化时要遵循独特性原则、整体性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对地域文化的解析包括文化元素解析、文化特色抽象事物解析、历史场景解析。
关键词 :园林景观设计;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受地理环境和人文特征影响，并随着它们的发展变化而逐渐形成固定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特征是独树一帜、历史悠久。园林景观设计是指运用园林和工程的技术方法，结合区域的地形、植被、建筑等进行计划性、人为的改造。使城市景观设计趋于合理，园林景观能保护生态环境，有观赏价值，又能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服务。地域文化与园林景观有紧密的联系，地域文化为园林景观设计提供素材，园林景观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只有在园林景观中融入地域文化，才能使其具有观赏价值和艺术价值，地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展。
1园林景观设计与地域文化的联系
1．1园林景观设计创作的来源是地域文化
园林景观设计包括人文艺术和自然环境，这二者在不同的地域有不同的特色。地域文化为园林景观设计提供独具特色的素材，地域的变化也会影响着园林景观的设计，使其呈现地域特色。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可以对地域文化进行筛选和挖掘，从中寻找设计灵感，再结合当地的风土人情和自然地理现象，使园林景观呈现地域文化的魅力，独树一帜。
1．2园林景观设计是展现地域文化的媒介
好的园林景观在设计时，应该结合现代文明挖掘吸收传统地域文化中的精华，从而使园林景观极富张力，既有时代特点又有历史韵味。游客在观赏过程中，既能体会到独特的地域文化，又能体会到当地历史的发展、人们的智慧、文化思想和生产生活方式。
2地域文化在园林设计中所体现的意义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很多城市盲目追求现代化，而忽视了自身地域特色，出现了“千城一面”的现象。园林景观是一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设计时要突出地域文化，使其变得灵动、绚丽。现代文明、外来文化的不断发展，给传统地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冲击，不利于先人精神文明和智慧结晶的传承和发展。因此要把传统地域文化融合到现代的园林景观中，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与活力，实现传承和发展。也能使园林景观具有历史感、时代感和创新感，丰富了其内涵，提高了其艺术价值，因此园林设计体现地域文化既是建设特色城市的要求，也是传承发展地域文化的必然选择。
3园林景观设计中地域文化表达的原则
3．1独特性原则
园林景观设计要体现地域特色，就要对地域文化进行深入挖掘。在景观设计中体现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这样才能丰富园林景观的文化内涵，使其营造出地域性的文化氛围。
3．2整体性原则
文化的形成与当地的环境有密切联系，地域环境主要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密不可分。园林景观的设计要遵循整体性原则，要融入当地环境中，呈现协调性、一致性。
3．3可持续发展原则
园林景观的设计在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资源，体现地域文化的同时，不能破坏当地的自然环境、生态资源，且要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原则要求园林设计要从全局出发，要合理规划利用当地的生态资源，保护当地的生态系统。注重对当地历史遗迹的保护和开发，使历史文化在园林景观中得以继承和发展。
4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解析
4．1文化元素解析
不同地域的文化元素具有自身特色，在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应用能使其呈现独特性。但地域文化元素种类形式丰富，不能毫无选择的堆砌在一个园林景观上。而是要认真挑选、规划，使其与园林景观充分结合，相得益彰，既能呈现传统地域文化，又能提高园林景观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地域文化元素整体或一部分直接设计在园林景观中，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如椰树是海南具有代表性的植物，被广泛应用于海南的园林景观设计中，呈现出浓厚的南国风情。眉山是历史文化名人苏轼的故里，这里的园林景观处处都有苏轼的'诗词，体现了当地浓厚的文化底蕴。
4．2文化特色抽象事物解析
除了把地域文化因素直接设计到园林景观中，也可以把这些文化因素进行抽象、简单化的加工，在园林景观中只保留其抽象轮廓、视觉形体等。这种园林景观设计使其既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又有较高的审美价值、艺术特色。如秦皇岛奥体公园中的海鸥雕塑，并没有详细刻画海鸥，只是用抽象的手法、流畅的线条勾画了海鸥的大致形体。流畅的线条、简单的造型、展开的翅膀在展现海鸥这一秦皇岛海滨城市特有的事物之外，雕塑本身也有极高的艺术价值。这种手法既使雕塑发挥了标识秦皇岛海滨城市的作用，又给人带来审美享受。
4．3历史场景解析
当地的历史也是一种地域文化，因此在进行园林景观设计时，也应该融入历史元素、历史场景。历史元素包括地域性的历史事件、人物、场景，园林景观通过雕刻、绘画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使观赏者者联想到具体的历史情境，在感悟历史的同时，也会体会到园林景观深刻的文化内涵、浓厚的地域特色。如黑龙江的尚志公园、王府井大街的雕塑等，都是在景观的地面、墙上、木桩等地方展现历史场景。这些历史场景的融入设计，使园林景观具有特殊性，甚至成为获得当地人历史文化认同，吸引游客的点睛之笔。
5结束语
园林景观与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园林景观设计中对地域文化的解析，既能增强园林景观的内涵和艺术价值，使其具有独特性，从整体上提高了城市的文化品位，又促进传统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设计园林景观时，可以直接保留完整、典型、历史文化价值高的建筑。也可以抽取典型元素符号，用现代手法把它们融入到园林景观中，使园林景观既有观赏价值、艺术特色，又展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
参考文献
［1］翟梁，梁春飞．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解析［J］．江西建材，2016(10):213－217．
［2］王博．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解析［J］．农技服务，2016(05):246．
［3］周晓萌．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解析［J］．吉林农业．2015(02):107．
［4］杭慧．园林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应用［J］．工程技术:引文版，2016(7):316.
作者:吴富荣 单位:厦门贝臻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地域文化论文格式范文
地域文化,专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特定区域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下面为大家分享了地域文化论文，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摘要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建筑、雕塑、街道、空间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现代结合传统进行设计，确立民族文化自觉的“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设计景象，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
关键词：地域文化；未来城市发展；地域性；独特性；真实性；实用性
一、地域文化
1.地域文化的概念地域文化是指在某个区域，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是该区域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化的表现，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与环境相融合，具有相对的独特性。地域文化主要包括方言文化、饮食文化、民间信仰、民间建筑及该地区相对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又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地域文化的特点其一，地域性。地域文化是一定地域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积淀下来的文化。其二，历史性。地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积淀而成，是文化的沿袭。其三，独特性。地域文化包括独特的生活习惯、地理环境、语言方式和宗教信仰。其四，稳定性。地域文化世代传承，成为人们乐于接受、保留，一脉相承、必不可少的`重要部分。
二、未来城市发展
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彰显特色，定位形象，突出风格，体现多元化、现代化，以鲜明、强烈的区域性文化特色形成明确的城市风范，避免“千城一面”的现象。城市是一处景观、一个经济空间，也是一个生活中心或劳动中心，是一种气氛、一种特征，也是一种灵魂。城市建设需要文化建设，需要依赖地域特色，从而体现出城市历史与城市公共生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未来城市是引领人们生活的风向标，是地域文化的传承者，离不开人和当地文化，城市与地域文化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三、地域文化特征与未来城市发展分析
在城市建设发展的过程中，可以运用现代价值观念表现传统文化并加以完善，既能体现现代理念，又可以从某种深度上发现城市独特的个性，展示城市的文化底蕴、人文特色、地域风貌等。地域文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设计者可围绕建筑的结构、布局、风格三个方面，保留并进一步推动地域文化的发展，建设城市的形象，表现城市的文化内涵、文化品格和精神气质。1.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独特性和延续性城市的发展与建设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与地域文化结合，保持一定的持续发展，强调延续传统，而不是与传统剥离。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在建设中重点在于传承文化，保留文化的延续性。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一些新元素不断变化，尽管变化持续发生，城市特性中一些个性与本质的东西仍然得以保留。在现代城市建设中，要利用暗示与对比强调历史的延续性，通过新的开发体现城市的时代精神。2.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中要体现真实性和完整性。有些城市在建设过程中忽视了当地的文化，不能很好地加以开发、利用和保护；有些在建设中有悖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一味照搬，失去了文化的本真，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对文化古迹进行保护，可以对城市的发展建设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给城市发展中的文化保留下真实性和完整性。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中一般以城市建筑、城市雕塑、街道风格、公共空间设计等形式出现。在设计方面，需要用现代眼光结合传统进行设计。设计者作为生活在城市的人，应该明白城市文化的来历、形成过程、特色和发展方向，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应该担负起一定的文化责任，不背离地域文化的本来面目，发现其本真，还原其本真，修缮其本真。3.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体现实用性和审美性地域文化与城市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城市是一个能陶冶人的地方，城市建筑也被称作“凝固的音乐”，它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不同地域文化所表现的地域性城市建筑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市人们的精神家园，也体现出一定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美学思想，展现出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社会美的形态，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审美性。
四、意义
地域文化在城市发展建设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是城市内涵与个性的体现。在现代城市发展中融入具有地域特点的文化元素，可以增强群体的本土意识，使之具有一定的文化归属感，同时能够体现城市的特色风貌，彰显城市个性，有利于城市文脉的传承。
参考文献：
[1]（英）马修卡莫纳，（英）史蒂文蒂斯迪尔，（英）蒂姆希斯，（英）泰纳欧克.公共空间与城市空间——城市设计维度.马航，张昌娟，刘堃，余磊，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2]王静.设计改变生活.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3]李德超，束霞平，卢海栗.设计的文化立场：中国设计话语权研究.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5．
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论文是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以下是我整理的河姆渡地域文化论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就目前来说，位于浙江萧山的跨湖桥遗址确实是代表了一个横空出世的文化——在一个古代文化遗址分布十分密集、时空框架被认为已相当完善的地区，年代相当早，只有一处孤零零的几乎被破坏殆尽的遗址，这些使它与其临近的河姆渡最初被发现有所相似但几乎处境完全不同。因为当年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还没有被正式地建立起来，尽管人们对河姆渡的过早的年代和文化成就有所疑惑，但是因为空白的时空需要更多的内容去填补，人们还是比较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横空出世的文化之子。然而今天，由于区系类型学说的高度自信，人们就更倾向于怀疑象跨湖桥这样一个新的文化是否应该存在，怀疑发掘者是否在地层或者年代方面犯了错误。
对于不理解的现象保留适当的怀疑的是应该的，这是保证科学的严肃性和防止错误的必要程序。但是我们更应该对那些引起怀疑的因素应该予以仔细分析，并尽快将遗址的年代确定下来——这是讨论所有的与跨湖桥相关诸的问题的时空前提。最新出版《跨湖桥》发掘报告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
我还是倾向于相信跨湖桥的较早的年代的。跨湖桥的碳十四和热释光测年结果的数据已经足够多了。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个，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个，30个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应该说是高度集中了。江浙地区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一般没有发现石灰岩地区的偏早现象，因此，这样的年代数据应该说可以和本地区其他如河姆渡、马家浜等的年代数据进行比较的。跨湖桥的地层堆积也为这些碳十四年代提供了一个下限框架。跨湖桥文化层被埋在海侵地层的下边，其上又被厚厚的湘湖沉积所叠压。据环境科学的研究结论，距今8000-3000年是全新世的大暖期，海平面不断上涨，距今6500年左右涨到历史上的最高点，据推测比现今海面还要高2米左右。大概正是跨湖桥文化层上边的海侵地层的正是这一环境事件的地层证据——跨湖桥文化存在于一个沧海桑田的变化阶段之前。跨湖桥附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遗址——下孙家遗址。这个遗址也是被压在一个大的海侵层之下，海侵层上边同样有湘湖的湖相堆积，两者在文化面貌上也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并有相近的年代测定结果，这应该已经为遗址的年代提供了比较确凿的根据。
人们怀疑跨湖桥的年代，主要是因为在这样早的年代中包含了这么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陶器、石器、木器、骨器，不仅器类、器形、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王明达先生认为是上了漆的）、方格纹饰等等在人们对对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等。其实所谓先进是因为以前没有发现，是对其来龙去脉没有把握。其实仔细分析，这些文化因素中仍然具有相当多的原始性，正如严文明先生在现场座谈会上指出的，个别因素看起来确实是先进的，但是整体上仍然是原始的.，比如彩陶施于手制的器形尚不是特别规整的器形之上，等等。它们在当时的技术与环境条件下出现都是合理的。还有如张居中等先生指出的，这种文化上的突兀和结构性特征在这里是新奇的，但是与其他地方如河南的比较，同一时期则有相似性。
我认为，对跨湖桥这样一些文化因素，今天已经不是我们接受不接受的问题，而是我们如何理解这支客观存在的早期的考古学文化，如何深入地认识它们。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它的来龙去脉，一个是为什么它会是这样一种文化面貌。
我觉得对于跨湖桥这样的遗存应该放在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形成阶段早期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下来观察。
在跨湖桥往南大约100公里的蒲阳江流域还发现了距今11000-9000年代新旧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上山遗址。尽管由于年代、空间的不同，还有过渡阶段的文化的内在特征等原因，它们的文化面貌并不一致，但是为我们认识跨湖桥的来源提供了一点宝贵的线索。不仅江浙地区，全国新旧石器时代过渡问题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不是因为源头复杂，源头可能只有很少的几个甚至只有一个——主要看我们放在什么样的时空框架中来探讨这个问题——而是过程复杂，我们如何发现具体的细节并深入地理解这些细节。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社会性的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
还有，尽管跨湖桥、下孙包括河姆渡都是近海的，跨湖桥的发掘者蒋乐平先生在报告中提到跨湖桥所代表的一类遗存是一个被海洋摧毁的文化，甚至在座谈会上有人提出它们本身可能就属于海洋性的文化，但是，尽管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的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前边提到的距今万年左右的上山遗址实际上也可以被视为这个大过渡代东方的构成分子。也就是说，似乎有些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人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国全新世开始时两个早期陶器起源与原始农业起源的中心来。在这两个中心的视角下，我们如何观察和认识跨湖桥？我相信它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后裔之一，专家已经指出的它和湖南石门皂市一带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的原距离相似性就是证明。目前仍然难以解开的谜仍然是它和河姆渡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跨湖桥与河姆渡共处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的晚和河姆渡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段时间，它们的面貌却不一样，它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象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象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的地方之一。
良渚文化的衰败就有一些横断的意味，看来跨湖桥也是这样，甚至如果我们考虑到本地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来源问题，跨湖桥在来去无踪方面甚至比良渚显得还要显得突兀。这就是需要我们费力猜测和全面的考虑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特殊性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告诉我们，再强大的文化其实都是可以被摧毁的，但是如何摧毁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人们往往简单地归因于环境——具体地说是海侵，但是也应当与文化的结构、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方式等结合起来，才能看出这个摧毁的具体的过程和内在的机理。无论是良渚还是跨湖桥文化的人肯定是不会被灭绝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不会选择去保留文化中被我们现在的考古学界认为是最精彩的因素呢？我认为被摧毁的应当是文化的结构和文化运行的机制——没有这些，那些被我们今天认为是先进的文化因素就没有存在的依托了。而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文化也没有必要按照原有的适应方式继续适应和运行了。这是关键性的。
跨湖桥，某种程度上还有河姆渡其实引出的是一个在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之中东南一系的文化源头问题，是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学问题。关于源头我们可以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跨湖桥及河姆渡提出了如此之多的问题，表明我们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的探索深度又有了一些进步。文化进程上的谜底太多了，需要我们多问几个为什么。
徐州属于山东的齐鲁文化和河南的中原文化的交汇地带! 徐州，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土壤，这片土地所孕育的文化风情，也有属于它自身的特点和个性。这片土地是四省交会之地，是南北交会点，是楚风汉韵的发祥地，因此，这里的人民有着和这片土地相吻合的性格和特点。那就是有着北方的强悍和勇猛，豪爽和仗义，也不乏江南人的多情和缠绵。崇文尚武，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或许是恰当的。 徐州人的性格从徐州的地方戏曲中最能体现出来。千百年来，一个地域的人民在他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追求中，创造并选择了属于他们的文化和音乐。徐州的地方戏曲流传的有好几种，但最主要的品种有两个，那就是柳琴戏和梆子戏。徐州的梆子腔和河南梆子腔（即豫剧）、山东梆子腔在音乐唱腔上是一脉相承的，但也有属于它的特点和个性。梆子腔的旋律主要特点是激越高亢，其中的黑头戏和红脸戏最受徐州人的喜爱，我想这和徐州人在审美上喜爱那些能为人民除奸除暴的清官和赤心保国的忠臣良将有关。柳琴戏和梆子戏在音乐唱腔上则有很大区别，柳琴戏又叫《拉魂腔》，它的音乐唱腔趋于柔软缠绵，优美抒情，它特别适合演唱一些生活气息浓郁的戏，如备受群众喜爱的《喝面叶》、《大燕和小燕》等，有些唱段在徐州几乎家喻户晓，老少会唱。人们喜爱柳琴戏说明徐州人不仅有阳刚的一面，也有细腻多情的一面，亦文亦武，亦刚亦柔，这在徐州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