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行政学研究政府吗在人们的观念中，往往认为行政学就是研究政府管理的。但“政府”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所谓政府是指“政议之府”。一般说来，总是在探讨政府与社会以及其它国家机构的关系时，才会使用政府的概念，特别是当一个问题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时，肯定会涉及到政府这个概念，但如果在这个层面上来探讨行政学，就显得有所牵强，以致于在行政学的研究和叙述中，何时使用政府和行政这两个概念都表现出了很大的随意性。政府与行政的关系可以这样来理解：行政行为产生于政府和由政府中的组织机构或人员来承担。行政学在政府中所看到的是一个行政体系，而不是政府本身。如果说行政学是以政府为研究对象的话，那是不准确的。因为，站在行政学的视角上，政府是以行政体系而存在的，行政体系是经过行政学的抽象而确立起来的研究对象。或者说，行政学并不研究政府的全部，它只研究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与行政行为相关的各个方面的内容。对于政府的政治归属问题，行政学可以不去涉猎，它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技术性的方面，是属于技术抽象意义上的行政。所以，在行政学的研究中，受过专业训练或有着专业素养的人，一般来说不习惯于使用政府这样的概念，他们总是努力地使用行政的概念。比如，用行政主体、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部门等一系列概念来取代作为政治学概念的政府。即使在使用政府这个概念时，他们的真实所指也是政府的行政体系以及行政行为。可见，我们虽然把行政学定义为专门研究现代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但是，这里所讲的政府，只是指与行政活动相关联的方面，并不包含对政府的一切方面的研究。在较长时期内，行政学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所以，它需要接受政治学的政府概念。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必然很具体。因其自身不需要有什么理论，它作为一个学科而能够成立的理论是由政治学赋予的。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学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了出来[2]，但它只是更多地引进了管理学方面的内容，而在学科的理论归属上，还是没有走出政治学为它划定的界限。行政学没有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树，政府的概念成了行政学分析自己的研究对象的障碍。使得对于“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问题一直有人表示疑义。科学界有着不成文的默契：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理论的学科决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行政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不能现成地接受政治学为他提供的政府理论，它需要把政府抽象为行政体系，并加以分析，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存在的问题。我们相信，随着一批有着行政学专业素养的学人的出现，它的研究会从对行政体系的分析入手，来建构行政学的学科体系和确定研究的基本内容。二、行政学是不是管理学在我国的行政学研究中，行政学这个学科也被表述为行政管理学，这就造成了行政学与管理学之间划界不清，在教学和研究实际中，这已经成了行政学的学科尴尬。从行政管理学的概念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人们是把行政学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来看待的，是一门特殊的具体的管理学科，即关于行政的管理学。根据这个思路，有的学者提出，既然行政的概念本身就包含着管理的含义，那就不应当同义反复地称行政管理学，而应当称作为政府管理学，即政府既是管理主体又是管理对象。这在表面上看来是合理的。但是，深入一步就会看到，政府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下进行行政学的学科建设和研究内容的延展，就会遇到一些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根据政治学的思路所建构的管理学究竟应当是一门管理学还是一门政治学。事实上，行政学时常为了自己是管理学还是政治学而发生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行政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的问题，如果说行政学是政治学或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话，那么在行政学研究中就需要更多地引入政治的观念和原则，而且，如果把行政学定位在政府管理和管理政府的学科位置上，它也就势必会遇到必须回答的政治问题。但是，称之为政府管理学实际上又是把它作为一门管理学来看待的。管理学在20世纪的发展中，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根据科学的原则来进行管理学的学科建构，排斥价值因素的干扰。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与管理学是两门相距甚远的科学，各自有着自己独立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而且这些标准和原则冲突极大。虽然在20世纪的后半期政治学出现过科学化的努力，有的学者试图建立所谓政治科学，但这种努力并没得到广泛认同，事实也证明这种努力不可能取得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结果。管理学的发展中也有着管理文化学派的理论出现，可也至多只是提出了在管理中要重视文化因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对管理过程的影响，提出了不同文化类型中的管理问题，但管理学家们从来也未准备建立不同文化类型的管理学，至今我们也无法设想所谓美国的管理学或日本的管理学，更不可能设想有所谓社会主义的管理学或资本主义的管理学。总之，政治学管理学化和管理学政治学化都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行政学在政治学和管理学这样两个学科之间做出妥协是不可能的，至多只能是以行政学家的个人取向来确定行政学的学科位置。行政学家在研究行政学时若是服务于统治目的的，为了强化统治行为的合法性而谋求技术支持，或者为了统治的行政模式进行辩护的话，会更多地运用政治的思想方法来解决行政学问题。当行政学家站在管理的视角上来研究行政学时，他会根据管理学的学科标准和方法论原则去建构行政学。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产生于政府之中的行政行为都是服务于统治的目的的，政府中的行政体制结构也从属于统治的需要，这种服务于统治的和主要执行着统治职能的行政是一切传统社会中的行政模式。在近代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离，政府的统治职能和管理职能形成了一个以服务于管理为目的和主要担负着管理职能的政府行政模式。我们把前者称作为统治行政，把后者称为管理行政。统治行政和管理行政作为人类行政发展史上的两个阶段或两种行政模式都有着历史性，它们都不是人类行政的终极模式，未来还必将有一种新型的行政模式取代它们。所以，无论从政治学还是从管理学的角度去建构行政学，都是不可取的。行政学在历史上的不同阶段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只是证明了行政学曾在一个时期是作为政治学的分支学科而存在的，而在另一个时期是作为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有着独立化的进程，今天已经表现出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存在的可能性了。认识行政学发展的这个特征，对于行政学的研究来说，就找到了一个努力的方向。即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行政学研究工作的重心是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建设。有人认为行政学是一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这种观点其实是很不负责任的，是那种不愿对新兴学科作深入研究而又要对学科进行定位的托词。任何一门学科在其刚刚出现的时候，都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但是它的边缘性和交叉性都是它初生时期的“胎毛”，一俟它走向成熟，就会蜕掉这些“胎毛”。或者说，我们无法把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称作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只是当这门学科还不成熟的时候，才这样临时性地描述它。行政学的发展迄今为止还具有边缘性和交叉性的特点，但这个特点不应当加以强化，而应当在学科发展中逐渐通过学科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确定，通过自己独立的理论建构来加以消除。行政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首先取决于它是否有着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我们不同意把行政学仅仅看作是研究政府管理的，这往往会把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相混同。同样，我们提出“统治行政”与“管理行政”概念时，也要强调人类的行政历史有过统治行政的历史时期和管理行政的历史时期，但在人类的未来，可能会是一种既不同于统治行政也不同于管理行政的服务行政。所以，不能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管理行政的时代，就把行政学简单地看作是管理学，或管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这就决定了行政学既不应像政治学那样把政府作为一个完整的对象来加以考察，也不应像管理学那样主要通过对管理过程和管理行为的分析来进行自己的学科建构。行政学需要从政府这个实体中抽象出行政体系的概念，通过对它的分析来确定行政体系的合理性结构，把握行政体系运行起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机制。当然，处在管理主义泛滥于社会科学的一切领域的时代，在行政学的研究中更多地接受管理主义的洗礼也是难以避免的，我们的愿望是，依然把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加以建构。鉴于行政学与政治学和管理学的渊源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的早期阶段曾经从政治学和管理学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这对于行政学的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在行政学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还会不断地从政治学和管理学那里学习和借鉴理论和方法。同样，它也不断地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中汲取有益的因素。而且，我们发现，各国都有一大批原先学习和研究其它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加盟到行政学的研究中来，为行政学带来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于推动行政学的发展是极其有益的，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使行政学成为一门当代的显学。但是，行政学从其它学科中学习和借鉴所有有价值因素的行为，并没有推动行政学朝着边缘化交叉化的方向前进，反而更加促进了行政学的成熟，使它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特征更加突出了出来。四、行政学的研究内容认为行政学是专门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这是对行政学的一般性定义，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描述性的。具体地考察，行政学其实是以行政体系及其运行为研究对象的，是在研究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的过程中寻找优化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途径的科学。也就是说，行政体系及其运行机制就是行政学的研究内容。行政有着自己的历史，每个时期的行政体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上的，反映着它们的要求并为它们提供整体支持。从行政体系的结构来看，它主要包括3个方面：(1)由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行政人事资源等要素构成的客观结构系统；(2)由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行政管理方法等要素构成的主观结构系统；(3)由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行政人格等要素构成的价值结构系统。这3个系统在总体上的动态平衡是行政体系健全的标志，而它们的协调运行则表现为行政体系的功能。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是行政体制、行政组织、行政机构和行政人事资源等物质性客观要素之间关系的存在和运作方式，是行政体系的客观形式。广义地讲，客观物质环境因素也是其客观结构的要素。回答人的补充 2009-06-19 17:02因为，客观物质环境影响或制约着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行政体制的选择、组织的建立、机构的设置、人事的状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物质环境的状况。行政学在研究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中，形成了关于行政人员、行政组织、行政机构设置以及公务员制度的理论，并且包含着相应的行政体系得以运行的物质的和财政的保障条件和方式。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是指行政权力、行政法律、行政政策和行政管理方法等属于精神形态的主观要素构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它是行政体系的主观形式。在广义上，也应包括占统治地位的政治观念、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结构等因素。当然，行政权力是一种客观力量，但在本质上是行政客体的主观认同。所以，它是以组织权威的形式出现的。行政法律和政策，是客观的社会关系的反映，是统治意志及其观念的形式化。行政管理方法是对行政管理客观规律的认识，是前人经验的凝结。与客观结构系统相比，行政体系的主观结构系统具有系统整体的相对灵活性和变动性。由于与具体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因而，行政关系、行政行为的状况会不断地反映到行政主观结构系统上来。一般情况下，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是在保持自身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行政关系、行政行为加以调整。但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千变万化总是不断地向既定的行政关系、行政行为提出挑战，要求它们不断地通过变更而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这种变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提出改变行政体系主观结构方式的要求。因而，行政主观结构系统拥有积极的、活跃的不稳定结构，行政体系的变化、发展总是首先表现为其主观结构系统的变动。当然，行政体系的变化往往直接地表现为国家统治阶层顺应社会生活经济结构的要求而采取的自觉行动。所以，通过对行政体系主观结构系统的研究，可以准确地把握行政体系的内部职能和外部职能的实现状况，可以较好地认识和处理行政与其政治和文化生态之间的关系，可以理解行政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所在，并为行政改革作出切合实际的方案设计。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主要是指行政组织、行政人员或公务员的行政意志、行政义务、行政责任和行政人格等基本要素所构成的深藏于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系统和主观结构系统之中的调节系统。因为这些因素是隐藏在各种行政关系和行政行为之中的，并每时每刻地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发现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系统并加以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行政道德的建设和充分调动行政系统中人的积极性找到现实的出路。既然行政学是研究政府管理国家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科学，那么，在这个前提下，行政学对行政体系的研究是从属于效率和公平的目标的。如果行政学仅仅停留在对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把握上，那么这种行政学必然是属于效率中心主义的范畴的。但是，一旦行政学努力在行政体系的客观结构和主观结构的背后去发现其价值结构，那么，行政学就会把它的效率目标与公平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所以，对行政体系的价值结构的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运用于行政体系的设计上，就会较好地解决公平与效率的矛盾，从而把人类行政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参考文献】[1] 威尔逊.行政之研究[A].彭和平.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2] 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北京：华夏出版社。我的回答可以吗？如果可以就采纳吧，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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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比较政治学
作者：(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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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7
页数：443
内容简介：
《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内容简介：阿尔蒙德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1976年退休后为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荣誉教授。阿尔蒙德是一位跨世纪的多产的学者，1911年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193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从此除了有一段时间担任政府公职之外，都是从事教学研究和有关学术工作，直到2002年去世，始终孜孜不倦地进行科研和写作，在其六十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先后出版过18本著作，发表过数以百计的论文。他的主要著作有：《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合著）、《公民文化》（合著）、《政治发展》等。他对政治科学的研究有着执著的追求。在他生命最后的岁月里，仍然关注着两大课题的研究，一是政治科学的学科状况，二是宗教原教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生前的最后一篇论文就是《对外政策与古以色列神学》。
本科论文还是硕士论文呀，应该不会是不博士论文吧。找相关的论文参考呀，中外制度比较的文献很多的呀。而且有套书不就是中外制度比较的吗，找来议会制度那本，挑出一章，看看人家是怎么列纲的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党的十七大在理论上的最大亮点就是提出了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理论体系。这面旗帜就是我们要永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体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艰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晶，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所以，十七大将“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和世界先进水平不断拉大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这两件利器，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理论，为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现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开创了一条金光大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四个多样化”的社会和思想现实，对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从而间接地对“什么是社会，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首要基本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回答。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阶段性特征，认真分析并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理论创新，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内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它正确地对“要不要发展？什么是发展？发展为了谁？怎样才能发展？”这样四个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回答。从而在新的高度上凝聚了人心，统一了思想，把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三大重要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是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从理论主题上看，这根“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千百万人民群众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事业；从理论品格上看，这根“脉”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种科学的思想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活的灵魂在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情况，敢于纠正自身的失误，敢于超越自身的局限，永不停歇地进行理论创新；从理论基点来说，这根“脉”就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想问题、办事情都是从这样一个基础出发，得出的思考才能符合实际情况，不说过头话，不办超越自身能力的事情；从理论目标来看，这根“脉”就是为了亿万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奋斗，尽管时代不同了，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没有变，发展依靠人民，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成果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依然是我们庄严的承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每向前推进一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就相应地向前加深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终结，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也不会结束。所以，这一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开放的体系，随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也必然愈加丰富。领导干部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人才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标志着我们党和国家对人才重要性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标志着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跃升到一个新起点，标志着我国人才工作进入到全面展开、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当前，全国各地正在全力打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新环境，全面开创统分结合、协调高效的人才工作新格局，努力建设数量充足、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人才新队伍。领导干部的人才观事关人才去留，事关民心向背，事关事业兴衰。领导干部的人才观对于整个人才工作大局，对于抢占人才工作的制高点，对于掌握加快发展的主动权至关重要。因此，领导干部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尤为重要和迫切。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是什么”的问题。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围绕发展的总体要求，确立人才工作的总体目标；根据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人才工作的政策措施；用发展水平和质量，检验人才工作的成效。人才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发展大局，必须有利于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凡是不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废除，凡是有利于发展的人才政策都要尽快建立。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让所有人才都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让所有人才都为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施展才华、贡献力量。因此，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把促进发展作为人才工作的“出发点”。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什么”的问题。当前，人才工作面临着四个问题：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分布不均衡、流失较严重；同时也还隐藏着三个深层次问题：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不够，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人尽其才的用人机制有待完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在加强对人才的培养锻炼的同时，根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全面推进机制健全、运行规范、服务周到、指导监督有力的人才市场体系建设，努力形成政府部门宏观调控、市场主体公平竞争、行业协会严格自律、中介组织提供服务的运行格局。尽快健全专业化、信息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人才市场服务体系，尽快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尽快建立社会化的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系统，尽快完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可见，人才工作的“落脚点”是为人才服务，不仅要为“人人成才”服务，而且要为“人尽其才”服务。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的问题。人才工作是一项事关当前、影响长远的重大战略任务，人才工程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充分认识人才工作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当前，人才工作进入全面发展、整体推进的新阶段，培养锻炼的任务很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建立的制度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那么，我们工作的切入点是什么呢？好高骛远必然一事无成，急功近利定会欲速不达，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把现有的人才资源开发好、利用好，为各类人才不断涌现和充分发挥作用营造氛围，制定政策，提供机会，提供舞台，提供服务。要特别重视把人口压力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变“闲人”为“贤人”，变“常人”为“能人”。不仅要在人才观念上实现重大转变，在人才工作上实现重大突破，而且要在人才发挥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明显效果。所以，人才工作的“切入点”是开发利用好现有人才，变人口压力为人才资源优势。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关键点是什么”的问题。“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人才是一个动态的有机体，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一个相对主流的人才界定标准。由于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对人才的认识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念，主要表现为人才“文凭化”、“全才化”、“政治化”、“先天化”等，这些片面的观念对人才成长导向、人才发挥作用影响极大，产生这些错误人才观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正确的人才评价体系。人才评价标准不一，人才工作方向不明，人才成长导向不清，人才作用发挥不好。因此，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人才工作的关键。中央指出，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要坚持德才兼备原则，坚持走群众路线，建立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坚持党政人才的评价重在群众认可，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的评价重在市场和出资人认可，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重在社会和业内认可。改革各类人才评价方式，完善人才评价手段，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水平。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根本点是什么”的问题。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评价人才、使用人才都不是目的，搞好人才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鼓励劳动和创造。一个人到底是不是人才，要看他是否能创造出显赫的业绩。因此，我们要重用人才，更要服务人才，厚待人才，要在全社会积极倡导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各级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既要有识人的慧眼，也要有用人的胆略，更要有容人的雅量；既要当好伯乐，又要当好益友，更要当好良师。一定要珍惜，要理解人才，善待人才，加强与他们的沟通，发挥他们的长处，宽容他们的过失，尊重他们的劳动。使人才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真正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树立科学的人才观，必须解决“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是什么”的问题。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二者虽然工作的对象、范围、要求各不相同，但二者工作的终极目的基本一致，都力图通过建立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导向的育人选人用人机制，达到人人成才，人尽其才，奉献社会，造福人类的目的。因此，找准组织工作和人才工作的结合点，把发展党员与培养人才结合起来，把选拔干部与发现人才结合起来，把提拔干部与重用人才结合起来，把党员、干部、知识分子三支队伍的建设与党政人才、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三支队伍的建设结合起来，必将对深化组织工作和推动人才工作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党员、干部、人才素质的提高、能力的增强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对其评价和使用也要及时跟进，及时调整。要建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评价体系和人员能进能出，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的用人机制，让干部、人才各就其位、各显其才，各尽其能，破除职务、职称终身制，促进干部、人才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不是吧，到了要写论文的时候，还不知道方向么？比如说，你可以写选举相关的。也可以写政府治理方面的，比如写中国地方政府的条条关系，块块关系什么的。
政治使社会纳入一定的秩序，并得到稳定和发展，以实现其利益和目标的社会现象。 我整理了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欢迎阅读! 关于政治论文题目 中学德育 教育 的实效性 未成年人理想教育要遵循其自身规律 德育的几种有效途径 构建生活化德育课程 浅议培养学生的感恩与责任意识 关于班级管理的几点思考 强化中学德育教育 培育学生健康心理 如何提高德育教育的实效 由“破窗效应”洞悉中学教师不可忽视的几个问题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新课改下初中思想政治课进行德育的尝试 弘扬与培育受教育者的主体性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 浅谈体育教学中德育的培养 谈“以人为本”教育磁场的构建 世界新格局下学校国防教育模式的构建 为加强中小学德育创造有利条件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贴近未成年人 努力开创我省学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新局面 注重理解、宽容与心理健康——解读新守则新规范 忠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资优生德育研究价值与实践探索 建立“三位一体”工作格局 搞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背景下德育取向的嬗变 青少年诚信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论未成年人道德的知行统一 浅谈中学开展环境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策略 德育课创新教学浅谈 利用心理规律进行人格教育 数字化对中学生的负面影响及对策 流行歌曲在学校教育中的作用 关于政治论文的 范文 关于和谐政治的思考 摘 要： 建设和谐社会是我国改革发展的主要目标，而和谐政治则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没有政治上的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和谐，要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加强和谐政治的建设。本文从和谐政治的含义、内容、价值追求、路径选择等方面探讨这一问题。 关键词： 和谐 和谐政治 思考 和谐政治既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又是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自古以来，政治就是用来控制冲突、化解矛盾和获取和谐与稳定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构建和谐政治。 一、和谐政治的含义及内容 政治和谐是指在政治文明的框架内谋求政治目标的实现，以及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达到一种动态平衡的和谐状态。和谐政治建设就其内容来说包括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间的和谐。 (一)党际之间的关系要和谐 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要和谐。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无产阶级政党作为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各民主党派代表特殊阶层、群体的特殊利益，二者是一种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要坚持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既能保证听取和尊重多数人的意见，又能兼顾少数人的意见和要求。 (二)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要和谐 首先要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关键所在。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赋予地方权力的必要性。同时，中央必须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法律、方针、政策，才能保证国家权力的统一行使，促进国家的全面发展。其次，中央与地方之间要适度分权，既要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又要在中央集中领导之下赋予地方必要的权力，兼顾地方利益，地方要正确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调节好本地区的经济活动。 (三)国家权力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要和谐 我国实行的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国家权力是统一的，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是一切国家机关活动的中心。我国中央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的，各国家机关按职权范围行使职责，不能逾越权限，否则就要越权或滥用权力。 二、和谐政治的价值追求 (一)高度发展的公民 文化 公民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摒弃等级特权的，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基础上的自由的政治文化，它标志着人类由自然状态走向自觉状态，以理性自律取代外在的强制。它强调公民通过公共领域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展公民文化就是塑造独立自主、自由平等的新型的政治人的过程，使个体成为充满主体意识的公民。公民视自己为政治主体，在任何层次上都可以对政治体系进行评价和批评，只有当政治文化将传统的臣民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才能厚植根柢。 (二)高度发展的民主文化 由于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国的政治民主形态也就不同，但民主政治文化又具有普遍性，我国只有在人类全部文明的基础上进行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吸收一切有益成果，把建设高度发展的民主文化作为构建和谐政治的价值追求，才能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民主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拥有超越立法者和政府的最高主权，民主政府是由全体公民直接或由其选出的代表行使权力的政府，它在尊重多数人意愿的同时，极力保护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建设高度发展的民主文化，才能更好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高度发展的法治文化 法治文化是相对于人治而存在的一种进步的文化形态，它主要是指法律制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所实施的程度和人们对法律信仰的水平的总和，也就是根据法律治理国家。而主张人治者却认为国之治乱，其原因不在于法律而在于统治者贤能与否。法治的唯一特征就是法律成为裁决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一切人无论其社会地位的高低，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必须以法治为基础，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政治的和谐。 三、和谐政治的路径选择 (一)公民意识的培育 公民意识是政治发展的推动力，公民素质的提高实际上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而政治社会化又是培养合格政治人的过程。现在，我国公民意识的现状与民主国家的要求还相距甚远，而现代公民政治意识的培养又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加强现代公民意识的教育是适应我国民主法治建设需要的，只有把社会成员培养成为民主政治社会化所需要的、具有民主意识的合格公民，才能使公民积极地参与各种具体的民主政治活动之中，这样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才能够真正地实现。 (二)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我国正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制度，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统一起来，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及政治协商制度，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不断地推进我国民主政治体制向前发展。这证明了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性，因此只有加强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依法治国与政治法治化建设 依法治国是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它要求国家的各项活动都要依法进行。法治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政府能引导社会树立宪政意识，维护宪法权威，就能培养起人民对政府的忠诚度，政府的合法性也将大大增强，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等工作全面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们要以民主为核心，推进政治建设法治化，才能更好地实现政治和谐，进而达到社会的和谐。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294. [2][美]戴维・伊斯顿.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2. [3]胡锦涛2006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重要讲话[M].半月谈，2007，(13). 看了“关于政治论文题目怎么写”的人还看： 1. 政治论文题目 2. 关于新闻的政治论文题目 3. 政府与政治论文题目 4. 关于创新的政治论文题目 5. 初中政治论文范文题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目标与内容、途径与方法、模式与机制比较以及国别比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梳理这些成果和进展,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改革开放30年;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进展[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08)12-0021-06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不断推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发现,30年来,学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目标与内容、途径与方法、模式与机制比较以及国别比较研究等方面。一、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研究什么”的问题,学界存有不同的意见。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应是以世界各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比较为主要方法,研究与揭示当代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与特殊规律,判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趋势的一门教育学科。这一观点在苏崇德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教材之中也有所反映。也有学者认为,比较德育是以系统思维和多维比较研究的方法,综合研究我国和世界各国的德育,揭示各个德育系统的特点及相互关系,德育过程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以及发展趋势,探索德育系统化、社会化、科学化、现代化发展的一门教育学科;比较德育的研究领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即关于比较德育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关于不同类型德育特征及德育过程的纵横向比较分析研究、关于德育系统的综合教育合力的机制研究、关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德育比较分析研究、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体系的研究等。也有学者认为,所谓比较德育,简单说来,就是对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德育理论和实践进行比较分析研究,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与特点,从而揭示德育发展的共同规律,把握德育发展的趋势。有学者认为,比较德育是以比较方法作为主要方法,研究当代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德育的各种理论和实践问题,试图揭示影响它们发展的主要因素和条件,找出他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探索德育的发展趋势和一般规律,从而为改进和加强本国德育提供借鉴。目前比较权威的说法是,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概括起来就是: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包括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过去和现状、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方面、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方面。这是就世界范围内,对一种特定的内容,即对不同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对比研究。二、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也就是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如何研究”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一个分支,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普遍使用的方法都适应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比较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常用方法主要包括比较法、调查法和文献法,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大体可分为两类,即区域研究和问题研究。有学者则认为,德育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据其研究的对象和任务,主要有阶级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有学者认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方法,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点上,通过比较来获取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对不同国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包括通观比较的方法、专题比较的方法和综合比较的方法。有学者指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当前的比较方法而言,主要有通观比较、专题比较和综合比较三种方法,这些比较总体上属于异同性比较,要把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推向新的高度,还需要进行评价性比较。三、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内容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思想政治教育中一个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选择,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有学者对西方德育目标理论进行了探索,认为,西方德育目标理论基本上是沿袭于“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而展开的,“人本主义”强调以内在的、个人的发展,即个体需要为“标的”的德育目标“个体本位论”:“科学主义”则强调以适应外在的、社会的发展,即社会需要为宗旨的德育目标“社会本位论”。这两种思潮贯穿于西方近现代乃至当代的德育目标理论的探讨中。有学者指出,虽然由于各国的历史传统、意识形态、经济、科技、文化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要求不同,各国的德育培养目标也存在差别,但国外在德育目标的主要内容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注重学生智力、潜能、技能的协调发展,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国家精神,重视学生个性的健全发展,培养学生的群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拓宽知识面,培养国际化人才;国外德育目标有着共同特征:鲜明的时代性、普遍的国际性、独特的民族性和全面的协调性。有学者分析了当代西方学校德育目标在不同国家不尽相同之处,认为,即使同一国家不同类型的学校在德育目标上也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就建构方式而言,当代西方国家学校德育目标基本上是从社会需要和个体需要两个层次上来确立的。还有学者对中外高校德育培养目标进行了梳理和比较,总结了其中的共性及差异性,从中得到了几点启示,以期借鉴与吸收国外德育的成功经验,建立起符合新时期要求的我国高校德育工作的新格局。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有学者对西方各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进行了梳理、比较和分析,认为,这些国家普遍注重爱国主义、宗法教育和道德教育,广泛运用启发式、讨论式和调查访问等方法。有学者通过对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与我国中小学德育课程的考察和比较发现,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青少年德育课程有四个共同特点:课程目标注重民族性与国际性、课程设计突出人文性、课程内容体现综合性、课程编排与教学组织不乏灵活性,这对我国中小学德育课程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学者对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了比较和分析,认为发达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具有以下几个特点:内容紧密联系现实社会和学生成长的实际,注重现实性和针对性;较好地解决了内容的层次性问题;教材不强求理论的系统性,即使是理论内容也尽可能表述得通俗易懂。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与方法的比较关于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比较,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方在学校、家庭、社会这三种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的特点,总结了其共性和差异,指出了其经验和缺憾, 认为,借鉴西方国家在思想政治教育途径上的经验,我国要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开拓现代化、信息化的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有学者认为,西方国家在长期的学校德育实践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德育途径,如无灌输教育下的直接德育课程、德育在相关学科中的整合与渗透、蓬勃开展的心理咨询与培育工作、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活动、严格的学生日常道德行为管理、大众传媒和公共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借助宗教教育开展德育,我国学校德育要借鉴西方国家德育途径的经验,夯实和优化直接德育课程、加强德育途径实施中的隐性思考和全面渗透、将加强心理工作队伍建设和学生参与意识培养相结合、在学校德育实践中,着力培育德育的新途径。有学者则指出,在西方国家,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蔽性、渗透性和可操作性等特点,在教育过程中,政府、学校、家庭、教会和大众传媒等广泛参与其中并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政府通过制定教育机制和法律来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职能、学校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机构、家庭影响受教育者价值观的形成、宗教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大众传媒被广泛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之中。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为实现教育目标、传授教育内容,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学者认为,国外学校德育的方法主要包括:课堂讲授是传授德育知识的基本方法、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劳动教育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以及严明纪律,务实管理。有学者认为,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特点是内容丰富,地位提高:途径广阔,方法灵活,借鉴别国经验,我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效益,坚持“意识形态化”,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导向,将学校德育重点转移到发展道德思维和培养道德能力上来,加强社会大环境和其他方式的配合。有学者指出,国外道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注重学生在参与中获得道德发展,通过道德教育的立体网络对学生施加影响,主张“学校即社会”的开放德育观,重视心理辅导培养健全人格,借鉴国外的德育方法,要改变学生的受动地位,增强学生的主体性:整合德育力量,改变学校势单力薄的局面:转变封闭的德育观,探索开放德育新思路;从育“心”做起,引领学生健康成长。五、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与机制比较的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客观地了解、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横向比较中清楚地看到我国的德育模式在世界范围中的坐标点,有助于改进和完善我国现存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早在90年代初,就有学者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模式作了概要的比较。有学者认为,各国基于不同的道德教育理论建立了适合本国需要、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模式,美国的道德教育模式一面向生活,学会生存;英国的德育模式——联系实际,体谅他人;日本的德育模式——丰富多彩,培养素质。国外德育发展的进程中所出现的主要趋势概括起来有:综合化倾向、适应性倾向、可操作性倾向、素质教育倾向、改革与发展倾向,这些方面很值得我们借鉴。有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和西方国家思想道德教育模式进行了梳理,认为,教育模式是随思想道德的内容和时代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我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所建构的群众性自教与权威教育相结合的模式,面临新的形势需要改革;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改变传统教育模式,发展新的教育模式;现代思想道德教育模式是一个思想道德教育与工作学习相结合的模式,是一个民主法制模式,是一个群众参与模式。有学者认为,中外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在指导思想、工作机构、工作内容、工作方式、工作队伍、工作法制化倾向、各自利弊诸方面存在系列差异,进行系统比较,对我国高校构建“适应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从当代中西情感性德育模式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当代中西情感性德育模式的同质性是由复杂的时代文化因素决定的,而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又决定二者各具特色。关于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的比较研究,有学者对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进行了梳理,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的关键在于参与主体的责任是否落实到位,只有建立在相互负责的基础上的思想政治教育,其作用才能发挥到极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运行必然强调政府的责任,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的责任,企业的责任,大众媒体的责任,中介组织的责任,其他主体责任乃至受教育者个人的义务。有学者认为,国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机制建设,在社会教育机制建设上注重寓德于教,在社会激励评价机制建设上较有实践成效,在社会传播机制建设上注重熏陶和渗透教育,在社会咨询辅导机制建设上突出德育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机制建设上重视道德实践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在社会制约机制建设中,则体现了各自国家的价值观和道德包容度,国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社会机制建设中的实践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较强的可操作性,注重双向互动,具有层次性,对于我国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建设具有深刻的实践启示。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国别比较的研究1.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美国作为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历史虽然较短,但创造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奇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派遣了大批留学生赴美留学,并组织了一些参观考察团赴美访问,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关注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有学者在赴美考察后认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注重政治意识的灌输和渗透,充分利用学校阵地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利用各种社会设施进行政治、思想、道德的熏陶,注重政治思想教育与各种管理手段、与经济利益、与法律纪律手段紧密结合。有学者发现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名有实”,其总的特点是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性、极强的社会适应性、浓厚的科学性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广泛性;学校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政治导向上的明确、坚定、一贯和方法形式上的灵活、多样,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取得突出成效的主要经验。有学者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理论和整体形态进行了研究,指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合格公民、传输意识形态、实现政治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既取得很大的成效,推动了社会价值观的总体认同、促进了公民意识的不断发展、培养了爱国主义的基本情感、形成了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缺乏直接统一的领导、导致政治冷漠的增强、引发利己主义的膨胀等。有学者对美国爱国主义教育进行了考察,认为,美国实施爱国主义教育大体上有以下一些特点:爱国主义教育与行政权力的运作分别进行;理直气壮 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爱国的问题上不允许有杂音;爱国主义教育无孔不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结合传统的历史教育进行。美国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有许多可以借鉴吸取之处,但是,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也存在着许多缺憾。一是教育的方法无论怎么巧妙,最终难以弥补教育宣传与现实中的民众信任的裂痕。二是对第三世界各国的干涉,严重削弱了美国民众对国家利益的认同。叫思想政治教育在美国又称为公民教育。有学者对美国公民教育的内涵进行了探析,认为,公民教育是指民主社会中关于自治政府的教育,旨在培养知情的、有效的和负责任的公民,民主社会中公民教育的基本组成包括三个方面:公民知识、公民技能和公民品性,美国作为现代公民教育理论研究的策源地,其公民教育不仅对美国本土,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公民教育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培养民主社会的负责的公民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高校在公民教育方面探索出不同的教学模式,一是名著讨论模式,二是服务学习模式,三是将理论探讨和服务学习相结合的模式,这些模式对大学生的公民教育发挥了积极作用。2.关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日本作为迅速成长起来的亚洲国家,其经济发展为世界瞩目,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就有学者开始介绍日本企业、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情况。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日交流的增多,国内有不少学者研究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也有一些学者到日本参观访问,直接了解和接触了一些日本企业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况。有学者认为,日本企业思想政治教育有明确的教育目的、“明朗、爱和、喜劳”的教育内容和具体、生动、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有学者分析了日本青少年德育的社会背景和青少年德育的运转机制,认为日本德育内容丰富、方法灵活,重视第二课堂,重视个性培养,强调学生自我教育,重视民族传统文化教育,日本青少年德育是学校、家庭、社会三者的综合治理。有学者认为,现代日本学校的全部德育活动是通过三个途径开展的,即专门的德育活动、各学科课程中的德育和特别活动中的德育,这三条途径在方法上具有不同的特点。有学者分析了日本德育的历史和现状,发现日本德育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特色:以新思想传统为基础、具有不断西方化的趋势、东西合璧创造性地发展。有学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日本学校实施了以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劳动教育、个性教育以及国际化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在这诸多方面,给我国当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以深刻的启示。有学者通过考察和了解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培养目标、主要内容、主要途径,认识到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以集体主义作为指导,以民主、自由、个性等思想作为补充,极力培养出东西合璧式的人才,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而推动了日本社会的前进,尤其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中将本土理论和外来理论进行“东西合璧”的方法和日本思想政治教育“集团主义”教育的精神,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三化”——现代化、社会化和国际化,不无借鉴之处。3.关于苏联及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突然在一夜之间解体,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很大,也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以深刻的教训。研究苏联及俄罗斯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和开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学者对苏联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基本内容、基本方法和基本形式进行了总结,认为,苏联为了适应本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需要,针对青少年的现状、特点和他们中不断出现的各种思想倾向与社会问题,千方百计地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途径对青少年施加思想政治影响。有学者认为,长期的思想建设实践,形成了这一国家思想教育工作的一些特点,其中较为突出的是教育的序列化和形式的多样化。有学者认为,对全体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心环节,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是苏联学校的基本任务;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以思想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和道德教育为主体,以相互协调的教育内容、形式、手段和方法为配合,辅以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相互合作,形成一个完整的共产主义教育体系:苏联学校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主要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校外活功,少先队及共青团组织、社会文化机构等多种途径进行。1991年,苏联解体,其社会主义制度倾覆,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引起全世界的震惊。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兴衰留给世人的思索是凝重的。苏联解体后,我国学者开始认真总结其兴衰的经验教训。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失误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过度集权和僵化的党政领导体制及因此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去权威性;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左”与极右,造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僵化与西方价值观的泛滥,使思想政治教育失去应有作用;忽视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失去了重要对象;不注意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空洞,方式方法简单;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错误导致人民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怀疑,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现实说服力。伴随着俄罗斯的发展,在社会转型初期,俄罗斯社会的思想道德秩序一度陷入极端的混乱无序之中,传统价值观的合法性受到了公然的挑战。有学者认为,为了带领国家摆脱精神危机,俄罗斯的前两任总统在思想道德建设方面都进行了积极的探求,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不仅为思想道德教育建构了新的理论依托,重新恢复了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地位,而且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俄罗斯思想道德教育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及应对现实复杂挑战能力的不足,还将制约思想道德教育的健康发展,欲使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教育步入良性发展的轨迹,依然任重而道远。七、简要评论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方面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呈现以下特点:(1)研究重点比较突出。比较注重研究一些热点问题,如在专题方面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与内容、途径与方法等比较研究,在国别方面的中美、中日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研究。(2)与中国实际结合较为紧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注重对中国的借鉴和启示研究,很多都是运用比较的方法,通过对外国思想政治教育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总结,探讨对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借鉴与启示。(3)研究方法有所创新和突破。在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中,学者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比较方法,有学者开始运用历史的方法进行研究、运用案例的方法进行分析、运用统计的方法进行比较,体现了在研究方法方面的创新与突破。30年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虽然取得了重要进展和丰硕成果,但是,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跨越式”发展相比,与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公民教育)比较研究相比,客观上看,研究还显得不够,有不少低层次重复研究的成果,还存在一些薄弱之处,需要加强和改进。(1)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展。当前,还有一些领域和问题研究还很不够或缺乏深入的探讨,如构建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理论体系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方法论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公民教育)比较研究现状、发展中国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需要引起学者们的关注。(2)研究方法需要更加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如社会学的方法、心理学的方法,借鉴西方比较研究的新方法,等等。(3)研究对实践的影响亟待进一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发展必须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与实践形成良性互动。目前,不可否认,由于一些研究成果还处于纯粹的理论研究层面,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性和操作性,理论研究对实践的影响还显得不足,因此,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究的学者们需要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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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我国公共政策体系不完善的一种真实反映。这种现象是我国公共政策主体功能没有完全发挥所致，由此导致了政令不通、政策执行不到位等问题的产生。本文通过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深入分析，结合我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对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探究，并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提出在公共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确保公共政策目标的有效实现。【关键词】表现 成因 治理对策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界定何谓政策领导力?具体来看，所谓政策，一般是指政党、政府或集团为实现既定路线、目标和任务而用以调动或约束社会力量的策略原则与行动准则。而领导力就是指领导者个人(或领导团体)为实现领导者自己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目标，而通过说服或榜样作用激励某个群体的过程。在笔者看来，政策领导力就是在政策的指导、调节、管理和控制下，能使人们自觉调整行为，符合政策要求，达到预期政策目标的一种强大引领力。政策领导力是一种强大的引领力，具体包括：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影响力是指领导者按照政策的要求，以其身份和个性特征，有效地影响并改变被领导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对组织产生长远影响的能力。影响力是政策领导力的基础。只在强大的影响力的作用下，人们才有可能按照政策的要求，执行相关活动，实现组织目标。执行力是指政策执行者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运用各种政策资源，经解释实施服务宣传等行动方式将政策观念形态的内容转化为现实效果，从而使既定的政策目标得以实现的能力。执行力是政策领导力的核心。如果没有执行，政策将成一纸空谈。只有把政策落到实处，政策领导力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保证政策目标的实现。效力是指领导者实施领导的行为能力，工作状态和在对领导活动发挥有利作用时所获取的有效成果的能力。效力是政策领导力的保证，它是衡量领导力发挥程度的重要尺度，是推动政策改进的重要力量。影响力、执行力和效力三者密不可分，它们贯穿于政策领导力运行的全过程。在这三力的共同作用下，政策领导力才能实现良性运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本质来说是把上级政策肢解、曲解为我所用，实现狭隘的地方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私利，实质上是一种消极的政策变通，是对原政策的背离。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表现目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现实中情况各异，具体表现为对中央关于推动科学发展重大决策部署的“替换性”执行、“选择性”执行、“附加性”执行、“象征性”执行、“欺性”执行、“对抗性”执行等六种情况。一是“替换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表面上出台了贯彻上级政策的措施，实际上却实施相违背的方案，使上级政策落空。比如，为控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家多次推出各种举措，但面对频频亮起的红灯，一些地方政府不是想着如何降温，而是采用多种手法，对宏观调控政策“拆招卸力”，企图蒙混过关。有的是采取“混淆视听法”，对同一个城市房价，这个部门说升了，那个部门说降了，利用不同的统计口径，寻找能证明自己调控成果的“政绩”，大肆宣传;有的是选择性发布数据，对社会发布一些无关紧要的调控数据，至于城市存量土地、开发商手里究竟囤积了多少土地、究竟有多少逾期未开发等对房地产走势至关重要的数据，则秘而不宣;有的是采取“以空对实”法，中央调控政策越来越明确、细致，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反而操作性不强，没有检查考核标准。宏观调控的落实在一些地方成了会议对会议、政策对政策、文件对文件的过程。二是“选择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时，着眼于为我所用，对政策精神和内容故意曲解，选择政策中对本地方、本部门甚至执行者本人有利的部分来执行，断章取义，各取所需。比如，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煤矿生产政策时，注重对煤矿开采带来的经济效益，注重煤矿经济带来的政绩，注重煤矿经济对当地财政的贡献，对这部分政策的执行很到位。但同时，煤矿生产政策中要求地方政府合理利用矿产资源，防止滥采滥挖，保护环境，注重对人员的安全培训等方面由于经济效益不明显，就得不到执行者的重视，一些地方甚至不管不问，致使资源枯竭，矿难不止，影响了国家安宁、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人心稳定。三是“象征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在执行上级政策过程中，“不求神似、只求形似”，表面上是对政策不折不扣地执行，实际上却对上级政策搞“变通”，“先上车、后买票”，甚至置若罔闻，上了车也不买票，造成既成事实。比如，国家安全生产法要求所有的煤矿都必须证照齐全，要求各地监管部门严格证照的审批，加大检查力度，杜绝无照开采。可是许多发生矿难的煤矿事后查明都属于证照不全、无照经营或者一证多井，或者是本应关闭的矿井却以资源整合的名义保留，煤矿企业甚至以矿井整合代替资源整合。这说明当地政府各监管部门没有很好履行检查监督职责，甚至和矿主一起弄虚作假，共同应付上级的检查。无数血淋淋的教训表明，对执行上级安全生产监管政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令不行、禁不止，是导致矿难频发的罪魁祸首。四是“附加性”执行上级政策。地方政府或部门，根据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出台“红头文件”，本应细化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原则性规定，使之在执行过程中更具可操作性，更好地服务百姓。但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红头文件”却是与中央政策相违背的“土政策”，掺杂着一己之私。某市政府曾发文规定，依法注册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就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车辆违规不用受罚、子女上学可自由择校、娱乐场所消费不受公安机关检查;某市政府办公室2006年以一纸“红头文件”为一个酒类品牌促销，要求以后全市的公务招待都用该品牌，完成任务的单位按10%奖励，未完成的则将遭通报批评……五是“欺性”执行上级政策。一些地方政府打着发展保护支柱产业的旗号，表面上口口声声要加大监管力度，暗地里却为不法矿主和环评不达标企业“开绿灯”、发放“通行证”，充当代理人，纵容不法煤矿和污染企业生产经营，导致国家政令“严不起来、落实不下去”，出现“肠梗阻”现象。尽管近些年来党和政府付出很大努力，三令五申要求关闭不合要求的小煤矿，但有些地方干部的阳奉阴违使这一计划的执行大打折扣。2006年11月25日，发生在云南省曲靖市富源县昌源煤矿的瓦斯爆炸就暴露了地方政府的监督问题。这是一个已经被煤矿监察局和云南省政府发布公告予以关闭的矿井，却被偷梁换柱，以置换名义保留下来，并且继续生产，以致酿成特别重大事故。六是“对抗性”执行上级政策。也有一些地方对上级政策公然置之不理，我行我素，拒绝执行国家政策法规。比如，江苏某钢铁有限公司于2002年在常州市建设大型钢铁联合项目过程中，当地政府及地方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明目张胆地越权审批项目，对企业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该公司未取得环保部门批复环境影响报告书擅自开工建设，违反土地管理法，未取得合法土地征地批准文件即动工建设。又比如，2003年到2006年，某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违法批准征收集体土地14877亩，用于某高校园区建设。有关部门报经国务院同意责令该市纠正土地违法行为后，该市不但不进行整改，还公然扩大违法征占土地。三“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分析(一)行政决策体制不科学,导致政策制定出现问题。从总体上看,我国行政决策体制已经具有完整的框架,但是科学化程度还不高,政策制定缺乏科学性和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科学的决策体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在实践中,作为决策中枢系统的各级党委、政府及人大的决策权力、职责及范围的划分仍不甚明确,关系仍未完全理顺,人大和政府的决策潜力尚未充分发挥。而各级政府已经建立起来的由信息、参谋、决断和监督组成的决策体系还没有真正发挥其分工合作、密切配合、科学决策的作用。行政决策不重视信息的收集、处理和利用,造成信息闭塞,即使获得一些信息,也不准确、真实、及时。各级各类党政部门的决策研究机构的权威地位不够高、职能发挥不全,充当秘书班子而不研究决策的现象严重,而体制外或民间的政策研究、咨询组织发育缓慢,数量少、功能弱,未能真正在政府决策中发挥应有的作用[1] 。2 、行政决策程序不规范。目前中国的行政决策尚未建立起严谨的程序和完整的规范,不少政府部门和基层行政决策往往不经过扎实的调查、认真的分析、充分的讨论和缜密的论证,由行政首长“拍着脑袋作决定,拍着胸脯表决心,拍着屁股推责任”,缺乏决策民主。因此,主观决策、重复决策、错误决策时有发生[2]。3、行政决策缺乏科学的手段和技术。由于依赖传统的经验决策方式,一些地方及部门领导人忽视吸收与社会同步发展的科学决策理论和技术,不愿意学习和运用先进的现代决策理论、决策手段和决策技术,造成其决策方法简单,决策手段贫乏,阻碍和影响了决策的科学化水平[3]。4 、科学的决策责任制度缺失。行政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偏差行为很大程度上源于责任心的淡化,而根本原因在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决策责任制度。一是决策权力与决策责任相分离,决策成败与决策者个人的荣辱得失、升迁降免缺乏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二是决策责任主体不明确,所谓“集体决策,集体负责”,往往产生“责任扩散效应”,决策失误后无人承担实际责任;三是对决策失误责任追究不严格,每每以“缴学费”作为“护身符”,逃避责任追究[3]。(二)行政执行体制缺陷成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滋生土壤。执行是使既定的决策目标得以实现的动态过程。合理的执行机制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当前我国政府的执行机制缺陷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关键原因。1、政策执行中某些具体环节的“偏差”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政策执行环节中的任何失误或不周都会影响政策的正确执行。从现实表现来看,政策执行环节上的“偏差”经常反映在以下几方面:(1)政策宣传的缺陷。进行政策宣传以取得政策对象对政策的支持是顺利实施政策的重要保证。在政策执行中,有些人不重视政策宣传,或者宣传出现失误。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渠道不通畅,缺乏一定的信息反馈机制,使公共政策在宣传过程中受阻和歪曲,严重影响政策的有效执行。政策宣传有时出现“矛盾”的现象,这样会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对象就政策产生误解,最终使政策执行者无所适从。(2)政策执行的信息沟通机制不健全。信息沟通机制的不健全,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交流严重阻塞。政策执行缺乏信息反馈机制,政策执行盲目性大,政策评估缺少依据,政策效果难以认定。因此,政策执行过程中信息渠道不畅,信息沟通失灵,“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就在所难免[4]。(3)指挥不力,缺乏协调。指挥是实施政策的重要环节。指挥不力的现象表现为:第一,软弱无力。指某些政策执行者所下命令没有权威性,导致不执行或消极执行政策的结果。第二,政出多门,多头指挥。指挥要求集中统一,即一个下级只能接受一位上级的命令。上面多头多脑,下面必然会手足无措。第三,缺乏协调配合。一般政策都是多目标的,必须依靠各个部门、各个执行人员协同完成。缺乏协调的政策执行,就会降低执行政策的整体效应[5]。(4)政策执行的评估机制欠缺。良好的政策评估制度能够优化政策运行过程,从而防止政策执行梗阻和促进政策目标的顺利实现。目前,我国的政策评估机制并不科学。一方面表现为评估的动机不良,要么借评估作为炫耀工作绩效、沽名钓誉的手段,要么借评估来掩盖政策执行失误和推卸责任。另一方面,缺少正确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政策评估倾向于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分析,用定性结论取代定量结论,评估结果难以作为政策执行的考核依据,“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难以及时认定。2、政府执行力的弱化。政府执行力一般指政府组织为达成既定目标,依法使用、调度和控制各种公共资源,贯彻执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上级指示、决定、决议,实现战略目标和任务的能力。政府执行力是一种“合力”,政府执行力各要素的优化组合是形成高效执行力的关键。执行力弱,就难以确保政令畅通,就会出现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政府执行力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政策本身存在漏洞。影响政府执行力的前提因素在于政策本身的科学与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产生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是政策缺乏合理性。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首先表现在政策针对性不强。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没有针对性的政策在执行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本身缺乏合理性的第二种表现是政策目标缺乏合理性。有些目标定得过高,政策执行容易受到现实条件和政策资源的制约,这也会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6](P172)。二是政策缺乏明晰性。政策缺乏明晰性主要表现为政策目标错误或者模糊不清、政策内容混乱、政策活动主体的职权责任与活动期限界定不科学。政策表述得含糊不清,就可能给政策执行者带来对政策目标和内容的理解上的困难,可能会给执行者扭曲或曲解政策提供可乘之机。三是政策缺乏协调性。从现实政策来看,政策缺乏协调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政策体系不配套。新旧政策缺乏连续性,政策层次相互脱节,政策间目标、内容和效应相互冲突等等。这一方面给政策执行带来了困难,同时也给执行者寻找“对策”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二,政出多门。部门林立、机构繁多,造成政策打架和相互矛盾的现象,这使得政策执行机关和执行人员莫衷一是,也为钻政策的空子提供了可乘之机[6](P175)。四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在有些地方、有些部门,常常是领导换届,政策也换样,人存政举、人走政息、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政策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2)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和能力缺陷导致偏差。一是执行主体的利益需求产生行为偏差。政策执行主体的自身利益需求和行为倾向影响着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成本---收益预期较低,或者比较利益的相对剥夺,一些政策执行主体根据自己的理解和需要,附加上一些原政策目标中所没有的内容,搞“土政策”。特别是当公共政策本身与政策执行者的利益冲突的时候,一些政策执行者就会寻找政策替代,或者对原政策内容有意曲解、肆意变通甚至“软拖硬抗”,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造成政策目标无法实现和公共政策执行失败[6](P187)。二是执行主体的认知缺陷。政策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策执行的成效。执行主体对公共政策认识不够、理解不清,就难以正确、全面地执行。政策在传达过程中,语言运用不当或晦涩难懂也造成了政策执行主体在政策认知上的梗阻[6]。三是执行主体素质不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执行人员并不熟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规律,缺乏应有的政府管理新知识。其次,他们的思维方式与现代化社会的要求也有较大差距。由于他们长期接受传统思想的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了僵化的思维模式,这些都会妨碍执行人员准确执行政策[7]。最后是政策执行主体的职业道德素质因素。政策执行者在执行政策的具体过程中,一般具有对于政策“初始的解释权”,如果政策执行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在思想上形成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本位主义,那么他们在政策执行中不可避免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执行方式来趋利避害[8]。(3)执行资源的匮乏。政策执行所需的资源是否充分具备,是政策执行是否顺畅的关键。执行资源包括政策资源、人力资源、财政资源、信息资源等。一是政策资源包括完成政策所需花费的各种成本和条件。政策是资源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但在用足用好政策资源上,各地却存在着差距。有些地方政府政策贯彻不到位,落实不彻底,白白浪费了政策这一宝贵的资源。有些地方政府在宣传政策时“缺斤少两”,马虎应付,或发个文件,或召集个会议,就算完成任务,流于形式,浮在表面。二是人力资源是指高素质的政策执行人员,政策执行者的素质要求侧重于专业管理方面的知识技能和实践经验,要求具有较强的政策理解能力,有步骤地推行政策实施。在我国,虽然行政机关人员臃肿的现象十分严重,但是优秀的高素质的公务员却很缺乏。三是财政资源是政策执行者政策执行活动中的各项经费,以保障政策执行的必要开支。在我国处于政治、经济、文化欠发达的社会转型时期,执行经费的缺乏始终是阻碍公共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四是信息资源包括执行人员应熟悉的政策内容、执行方法及其他相关事项。畅通的信息渠道和信息来源是政策有效执行的必要条件。由于我国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合理,运转不规范、不协调等问题,加上政府机关办公设备不同程度的落后、陈旧,政策执行者的信息渠道不畅通,信息来源匮乏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尤其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存在。这就使得政策执行者无法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也无法对政策执行过程实施必要的控制,从而造成政策执行中的失误或困难。(4)执行文化的缺乏。地方政府作为执行机构,要构建灵活高效的执行文化。唯有积极培育政府执行文化,才能不断强化政府执行观念和意识,提高政府的执行能力和水平。目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就缺少这种“迅速反应,马上行动”的执行文化,办事拖沓,互相推诿,对中央的政策执行不力,随意变通。(三)碎片化的行政监督体制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我国的行政监督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一套体系。但同时,行政监督体制还存在一系列的缺陷,使得行政机关在具体运作中出现了很多政出多门、政令不畅现象,为行政执行机关和人员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行为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从当前我国行政监督现状来看,监督机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行政监督体系整体功能不强,缺乏监督合力。在监督实践中,由于政府机关内外各种监督之间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各种监督主体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监督权限、方式、程序、范围不够明确,不够具体等问题,彼此又缺乏联系和沟通,工作中往往各自为战,尚未形成一个严密有序、分工合理、协调互动、运行高效的有机整体。因此,监督工作中难免存在“交叉带”和“空白带”,造成有的问题多方插手,有的事情各监督部门互相推诿、扯皮,出现无人监督状况。这就削弱了监督的整体效能,导致了监督机制弱化,缺乏监督合力[9]。2、行政监督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乏可操作性。行政监督是一种法制监督,从总体上讲,行政监督法制化程度低。一是一些重要的监督法律法规空缺。如新闻机构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监督所必须的《新闻法》和《举报法》等还未出台,使监督活动缺乏法律依据;二是既有的监督规则措词笼统,很不具体,缺乏清晰明确的标准和可供操作的细则,使监督主体难以准确裁量和及时查纠被监督对象的越轨违法行为[10]。3 、专门监督机构缺乏应有的地位和必要的独立性。在当前的内部行政监督体制中,有行政监督权的专门机构如监察部门,大都设置在政府机关内部。在领导体制上,这些部门受双重领导,既受同级行政机关的领导,又受上级业务部门的领导,这样专职监督机构受到的控制比较多[11]。4 、权力机关地位不高,缺乏监督力。从法理上说,权力机关的独立性最强,其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应是最具权威的,但实际上,目前人大监督是法律地位高而实际地位低,监督工作仍然是人大工作的薄弱环节。突出表现在监督机构不健全,强度不够;手段不配套,深度不够;监督措施不得力;监督制约方面的法规不完善。5、行政监督偏重于追惩性监督,忽视了预防性和过程性监督行政监督活动应是一项经常性、连续性的活动。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偏重于追惩性的事后监督,把监督工作的重点放在“纠偏于既遂”上,忽视了行政非法行为发生前的预防和过程中的控制。由于事前预防和事中控制不完善,造成行政偏差出现过多[12]。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治理对策(一)加强政策执行中的思想文化建设。人是一切社会活动中主体，政策的执行落实要靠人来完成，其包括政策执行者和政策目标指向群体。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体，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思想意识的支撑，“思想意识是一套逻辑相联系的价值观和信念，它提供了一幅简单化的关于世界的图画，并起到指导人们行动的作用。”价值观和信念这种内化了的制约机制在某中程度上比其他制约方式更有效，因为道德意识制约调节的是“理性经济人”内心思想，进而影响其行为和方式，它的作用带有根本性。正因为如此，强化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思想意识教育就是要加强二者道德操守的修养，使政策执行参与者内心深处具有明辨是非的道德意识，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违规行为产生一种内在的厌恶感，避免政策执行因为“理性经济人”的逐利动机而走样。加强政策执行主体和目标群体的思想意识教育具体来说就要二者分别树立正确的利益观，政绩观。首先承认追求个人合理利益的正当性，但同时要认识到利益是一个矛盾体，包含了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的追求要以不损害公共利益为前提，在冲突的条件下，以公共利益为优先选择。在煤矿安全生产中，保护合法合理利润，取缔非法收益。使煤矿企业深刻认识到其不仅仅是经济实体，本身还具有维护工人生命安全，进行资源合理开发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积极配合执行国家的安全生产政策;各级政府部门要破除狭隘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树立大局观念，认识到煤矿安全生产关系到社会稳定、家庭幸福，关系到政府的现象;各级官员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把“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贯彻到政策执行过程的始终，自觉抵制政策执行中的干扰因素。(二)完善权力制约体系。权力寻租而导致腐败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惩治权力腐败行为是遏制地方“对策”行为最核心的措施。人类社会实践说明权力具有腐蚀性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所以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由于历史和认识上的原因，我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这种集权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具有优越性，但过分的集权，不利于权力的互相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力不能作为政策有效执行的保障，甚至成为政策执行的腐蚀剂。现阶段，完善权力制约机制首先要合理分权。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同级政府中不同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使之法律化。在职责明确情况下，加强中央对地方政策执行的监督，改变地方政府执行政策变通随意的行为;明确划分政府各部门之间权责范围，理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的关系，完善人大对行政执行权监督的实施细则。对政策系统决策、执行、监督部门之间进行必要的划分，使之互相监督，尤其是要提高监督部门的独立性，保障政策执行监控有力。在政策领域中，对权力进行制约不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用权力来保障政策的有效执行，减少执行中的“对策”行为。只有权力的互相制约，才能根本上消除权力寻租的空间。治理官煤勾结，权力制约是关键，要建立健全一整套的官员任免考核管理、官员政绩考核体系和权力监督等制度，对权力寻租行为加大处罚力度，增加腐败成本，使权力寻租腐败者“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规范权力运作，使得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根本上保证政策的实施。(三)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出现固然有政策执行主体自身行为上的原因，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政策本身存在问题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诱发因素。“好制度可以让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方面”合理完备的政策，本身就减少政策执行主体投机行为的可能性，减少违反政策所带来的违规收益，同时，加大了政策违规的心理成本和被发现的几率，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获得的净收益趋向为零，甚至为负，消除“对策行为”产生的收益动机。合理的公共政策需要科学民主的决策制度来保证。
1. 公共政策执行问题与对策分析——以某项政策的执行阻滞为例
2. **市低保政策执行中的问题及其处理
3. 新型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若干问题分析
4. 乡镇公共财政体制：问题、原因与对策
5. 政策评估的定量分析：以某项政策的行为过程为研究对象
6. 社区治理结构与社区居民自治：以某社区的调查为样本
7.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机会主义政策行为分析
8. “土政策”出台的现象探源
9. 市场主导抑或政府主导——转型时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创新的二难选择
10. **市规划发展中的同质社区与混合社区的选择
11. 从***地方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12. 环境治理的政府承诺与实现情况的探讨
13. 对农村乡镇合并的观察和思考
14. 基层地方政府的管理创新研究----以***地方市**镇为例
15. ***地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思考
16.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行政管理制度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17. 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行政效率途径思考与探索
18. 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功能分析
19. 志愿者活动的政府管理问题
20. 慈善事业的政府管理体制研究：以xxx为例
21. 大学生村官对基层行政管理的适应性研究
22. 假如我是大学生村官：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策划
23. “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建议”
24. ***地方基层政府调查分析(如村长与村支书的关系，如何一起工作的?
当地干群关系怎样?可以通过对当事人进行访谈，以个案的形式了解：他们是如何开展工作的?他们的问题与困惑?他们心理的想法?也可能单独就基层干部的生存状况进行调查，如哪些人当干部?他们的素质、能力、威信，群众如何评价，他们的自我评价)
25. ***地方基层精英与地方治理的个案分析调查(“有本事的人”在地方政
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影响力，对基层决策的影响，与普通群众的关系等等。)
26. ***地方农村(城镇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状况调查分析。(在农村，取消农业税后，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有无变化?具体如何决策与实施的。在城镇，居委会的运作情况?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的关系，他们与街道办的关系?)
27. ***地方社区物业管理体制和模式的典型调查分析
28. ***地方业主委员会的典型调查分析
29. ***地方大学生在基层政府的生存状况分析
30. ***地方农村社会保障情况调查分析
31. ***地方惠农政策的落实情况，或者返乡农民工生存状况，本地普通人的
创业情况和创业经历
32. ***地方生态环境状况调查分析
33. ***地方留守儿童调查分析
34. ***地方弱势群体调查分析
35. ***地方社会公益行动的相关调查(如大学生志愿者的生存与发展情况)
36. 社会(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生问题分析
37. 公共事业单位安全保卫体制改革研究
38. 公共安全事件的社会管理问题：以福建南平事件为例
39. 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对策分析：以***单位为例
40. 提高事业单位办事效率的对策分析：以***单位为例
41. 办公室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单位为例
42. ***企业、部门或事业单位的绩效管理分析
43. ***企业、部门或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分析
44. ***企业、部门或事业单位薪酬制度问题与对策
45. 提高办公室办事效率的对策分析：以***单位为例
46. 企业的人性管理问题：以***单位为例
47.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企业的人性化管理
48. 从“富士康跳楼事件”看政府干预机制建设
49. 地方政府营销管理问题：以***为例(包括，如何宣传一个地方，扩大**市知名度，例如围绕无锡吴文化节，等谈地改善地方政府形象，如何改善城管部门的公众形象，等等)
50. ***地方旅游休闲产业开发问题分析
51. **地方低碳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52. 企业文化建设问题与对策：以***单位为例
53. 企业的员工福利问题与对策：以***单位为例
54. **部门或企业的人际关系问题与对策
55. 基层领导如何处理与上级的关系问题研究
56. 基层领导如何处理与同事的关系问题研究
57. **部门或**企业员工流动问题与对策分析
58. **部门或**企业紧缺人才流失问题与对策分析
59. 办公室行政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以***单位为例
60. ***地方电子政务建设现状和问题的调查分析
61. 基层政府电子政务：以***为例
62. 政府公信力问题分析：以***为例
63. 政府信息公开问题：以***为例
64. 网络舆论与政府管理问题：以***为例
1、对“苹果”热的思考;
2、从“乔布斯”想到绍兴的纺织产业;
2、花好“零用钱”的理性思考;
4、对当前“追星热”的经济学思考;
5、守护心灵的诚信底线;
6、诚信经营，放心消费;
7、对食品安全负责，为生命健康守护;
8、质量是企业的生命-------国内奶制品市场大危机引发的思考;
9、满校都是“眼镜族”的思考;
10、网购， 让我欢喜让我忧!
11、从升旗仪式看校园文
12、高中生幸福感指数调查
13、透视中学生使用手机现象;
14、莫让节约随风去;
15、让课本在校园中循环起来;
16、柯桥城区人口数量季节性变化现象的原因探究;
17、网络语言利弊谈;
18、从房地产市场看“两只手”的作用;
19、绍兴市民节假日消费状况及比较分析;
20、从“韩流”看绍兴传统文化;
21、街头小摊该何去何从------浅谈政府城市管理的艺术;
20世纪西方政治学：形成、演变及最新趋势【内容提要】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所奠定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伴随着社会科学分化的一般趋势，西方政治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框架，完成由传统政治研究向现代政治科学的转变。20世纪中期，行为主义及后行为主义政治学成为西方政治学的主导范式，它的孕育、兴盛和衰弱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研究出现了三种范式或元理论（本体—规范的理论、经验－分析的理论和辩证—批判的理论）共存的局面。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杂交化、整体化大趋势下，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出现了政治经济整合研究、政治学现实性增强、政治哲学复兴、由国家焦点向全球视野的转变等新趋势。【关 键 词】西方/政治学/行为主义【 正 文】政治学是一个以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政治关系或政治实践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它涉及国家（政府）、政党、权力、政策、统治、管理和价值分配一类的主题。在当代西方，政治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一起并称社会科学的三大学科。如同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一样，西方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 20世纪初。在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的历程（经过确立独立的科学框架、学科的分化及初步整合、整体化和杂交化趋势出现三个阶段）之后，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学呈现出一种新的知识形态。本文将简要回顾20世纪西方政治学的发展，着重评析二战后及世纪之交西方政治学发展的状况、成就及最新趋势，以便为面向21世纪的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有益的借鉴。一、现代西方政治学的形成现代政治（科）学研究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然而，作为人类古老的知识领域之一，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它的历史与国家的历史一样悠久。因为自从有了阶级和国家，就有了阶级统治和政治管理，也就需要对这一类现象加以研究，并提供政治相关知识。可以说，随着东西方最初奴隶制国家及其法律、政治制度的产生，就出现了政治的研究，开始了政治思想及政治学的发展史。在各文明古国遗留下来的历史典籍（如《汉谟拉比法典》、《摩奴法典》和《政事论》）中，可以找到大量关于政治和法律的论述。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古希腊的圣哲们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奠定的。所谓的研究传统，是指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研究组织、理论体系、主题范围、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构成方式，它决定了该学科的学者们提出课题、分析问题和理论论证的方式。古希腊产生了系统的政治研究思想，以城邦（国家）的兴衰为中心，政治学作为一种为管理复杂国家（城邦）事务提供指针的专门学问而出现。古希腊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政治思想家或哲学家及学派。如梭伦、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诡辩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其中尤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研究的成就最大。人们认为，他们两人奠定了西方政治研究传统及其方法倾向的基础——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哲学思辨方法和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实证比较方法；或者说，前一种模式“带有较多的哲学色彩、怀疑论和理想主义”，后一种模式“较为现实、科学和敏感”。（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之所以说西方政治学的研究传统是由古希腊时期所奠定的，理由是：第一，希腊人创立了政治事物，即描绘了政治这种东西，把它同个人存在和集体存在的其他方面区分开来；第二，希腊人在活动的意义上创立了政治学，意识到它本身是活动，是致力于研究政治事物的活动；第三，希腊人造成对单个政体（国家、城邦）两重性中固有的问题尤其是公民与政体的关系问题的持久意识；第四，希腊人首先认真地表达了政治学研究中主要的、令人迷惑不解的、一再出现的问题，即“既然”和“应然”的关系。他们从此开辟了解决实际的和伦理的东西之间关系问题的道路，即使没有为以后的政治研究提供一条可以被接受的路线，也提供了一个起点。（注：格林斯坦、波尔斯比主编：《政治学手册》（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11～12页。）古罗马时代尽管没有出现伟大的政治理论家，没有形成在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哲学，但是罗马人把古希腊的政治理论加以应用，其实际成就也深刻地影响了现代西方的政治思想。这不仅表现在罗马人扩展了实际的政治范围——从城邦国家扩张为地域辽阔的帝国，并创立了较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且表现在罗马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古希腊的政治研究传统带进中世纪，进而流传到现代世界；他们还为现代政治研究贡献了个性意识、个人尊严、“自然状态”与自然法、人生平等观念。古希腊罗马时代是西方政治研究传统的形成阶段。这一传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政治思想与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密切相关，人们研究政治问题是为了实现某种“正义”或最高的“善”，其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政治伦理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中世纪是西方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缓慢演化的时期。基督教的兴起以及神学世界观的支配地位，对这一时期的政治研究及政治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有如政治思想家萨拜因（）所说，基督教会的兴起及其对精神领域所拥有的控制权是“西欧历史上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两方面最富于革命性的事件”。中世纪的政治研究主要采取了神学政治论的形式，政治学实际上是隶属于神学体系的一个科目；《圣经》是政治研究的出发点、信仰的绝对权威，是判断真理或是非的基本标准。这一时期政治研究的中心主题是教会与国家、教权与王权的关系，而中世纪神学政治研究中由古希腊罗马时代所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与社会、国家权力、理性与信仰等成为近代西方政治研究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夏商周时期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形成阶段，如王位世袭制代替了禅让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制度、完备的分封制与宗法制，以宗法制为核心，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始创王位世袭等制度。夏商时期实行的王位世袭制，代替了原始社会时期的禅让制。商朝的主要政治制度是内服与外服制度。这种制度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有直接影响；商朝是奴隶制国家，奴隶主居于统治地位。神权色彩浓厚，敬鬼神，盛行祭祀占卜。西周时期，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了更为严格的分封制，以血缘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演变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礼乐制度。三者结合，互为表里。宗法制将君位的承传用嫡长子继承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了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和特权地位，防止贵族之间因为权力的继承问题发生纷争，维护了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即：神权与王权相结合；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国家的政治结构；最高执政集团尚未实现权力的高度集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包含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两个概念。专制主义，是就中央的的决策方式而言的，具体说就是皇帝个人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至行使立法、行政、司法等权力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这是针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受制于中央政府。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基本的政治制度。专制主义是与民主政体相对立的概念，指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独裁的政权组织形式，体现在帝位终身制和皇位世袭制上，其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的专断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政财政大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中央集权：是相对于地方分权而言的，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二者之间的联系：①地方和中央都必须服从皇帝一人。②专制主义皇权加强时，往往是中央集权比较有效时，专制主义皇权削弱时，往往也是中央集权不力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行原因：经济根源：维护封建经济基础的需要。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的小农经济。这一政治制度的出现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因为封建的自然经济具有分散性，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央集权制的建立。政治根源：巩固、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秦吸取周无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能力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理论根源：法家思想奠定理论基础。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萌芽（战国）：商鞅建立县制，百官服从君主法令的封建官僚制度建立。确立（秦朝）：一整套封建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建立。（确立皇权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制，中央三公九卿的官制，地方推行郡县制）。巩固（西汉）：①汉景帝“削藩”平定七国三乱。②汉武帝颁布“推恩令”削夺王侯爵位，解决王国问题。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加强思想专制，巩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完善（隋唐）：①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相当于宰相，相互牵制和制约，避免宰相的专权，又一定程度上牵制君主专制，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完善。②科举制，使门第不高的有才能的人参加到政权中来，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加强（北宋）：采取“杯酒释兵权”将地方的行政、军事、财政权力收归中央，防止了地方割据局面的出现，加强了中央集权。发展（元朝）：在中央设中书省，是全国最高行政机构，保证了中央统一政令的实行。在地方设“行省”实行行省制度，对后也影响深远。强化衰落（明清）：明朝废丞相，形成君主独裁的局面，在地方废行省，设三司，进一步削弱地方势力，还遍设厂卫特务机构，实行八股取士，这是专制主义强化的突出表现。清朝沿用明制，后增设军机处，大兴文字狱，使君权空前加强，形成极端的君主专制统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达到顶峰。历史作用有积极的：利于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利于维护祖国统一与领土完整。 能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从事大规模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建设，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统一的环境下，利于各民族的融合，利于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也有消极的： 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在思想上表现为独尊一家，箝制了思想。 在封建社会末期，阻碍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雅典民主的特点是人民主权和“轮番而治”，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的产生及运作就充分体现了雅典民主的上述特点。雅典民主虽然有其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它的民主仅是雅典男性公民的民主，而非全体国民的民主，但它毕竟创造出一系列民主运作的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它对人类民主政治以至人类文明的发展都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以《十二铜表法》和《查士丁尼民法大全》为主的古罗马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构成了罗马法的主要内容。罗马法法渊源于罗马奴隶制度，仅使用于罗马公民内部，奴隶则被排除在法律的保障和所赋予的权力之外，因此它又被称为“公民法”。随着罗马对外扩张范围的扩大，罗马法中又逐渐形成了一种适用于各民族的新的共同法律——“万民法”。罗马法的创设，有力地规范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调节了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起到了有力的维系作用。这也为后世人们理解法律对社会生活的意义提供了重要启示，法律成为人类政治活动和政治文明中的基本条件。古代希腊形成较发达的民主政治和罗马形成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与古代中国形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都有其必然性。其必然性在于：古代希腊、罗马地处地中海南部沿海，山多地少，港湾、岛屿众多，所以形成了以工商业、航海业为主的海洋型经济(海洋文明)，商品经济发达；这种经济要求社会有公平的法则，以及较自由、宽松、民主的政治氛围，这样，古代希腊就逐步形成了小国林立、民主政治发达、法制体系较完善的社会。另一方面，欧洲气候宜人，温暖多雨湿润，其麦田可以沿着山坡分布，不需要灌溉，也不需要排涝，也就不需要政府来协调水利，修河通渠。古代中国区域广大、土地辽阔，适于农耕，逐渐形成了一种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农业经济要求有强有力的政府来控制水系，协调农业生产，组织抵御自然灾害。在同一水系，对水、土地的控制变得特别重要，一山不容两虎，在争夺中，容易形成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进而形成强大的皇权。中国长期存在的分散性封建自然经济，农民随时面临天灾(旱涝蝗灾)、人祸(地主官僚欺压等)，其生产、生活甚至人身安全非常脆弱，一旦失去土地，就可能沦为流民，揭竿而起，威胁封建王朝。因此，农民需要强有力的政府保护，政府也必须保持强大，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以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另一方面，封建地主阶级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保护封建土地所有制，镇压农民的反抗。
中国古代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与古希腊、古罗马 *** 制度的起源和形成的时间差不多,但为何古希腊、古罗马能够形成为民主政体的 *** 制度路径,而中国却形成为君主专制政体并延续了几千年?其中有什么关键性的客观变量和主观变量决定这两条不同的制度路径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西方的 *** 制度在经历了中世纪的君主政体之后,为何在近代能够回复到古代民主路径并发展为现代民主 *** 制度?而近代中国的制度转型为何如此艰难? 1、中西古代 *** 制度起源和形成为两条不同的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和共和制（民主主义）路径,前者具有任命制、终身制和集权制等特征,后者具有选举制、任期制和分权制等特征.本文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并认为：中西古代的两条 *** 制度路径并不是在国家正式形成时才分野的,而是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了雏形的特征,中国在原始社会的酋邦制度中已经出现了单主制的特征. 2、国家制度的第一个特征是按照地域来划分居民,由于自然环境、生产工具和生存空间的开放性不同,古希腊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完全是切断血缘关系而冲破氏族的藩篱的结果,而古代中国国家制度的地域性则是血缘关系通过宗法制度得以延伸的结果.这样,虽然不论是古希腊还是古中国,作为 *** 制度的核心——政治权力,都冲破了地域的限制,但古代中国的权力结构是继续沿着宗族内部的路径而跨越地域空间的,而古希腊的权力结构则是在宗族外部的路径上跨越地域空间的,即先跨越宗族再跨越地域空间.正是这两条不同的跨越路径,决定了国家制度的第二个特征——“权力的公共性”在中西古代的差别：古希腊 *** 制度的“公共权力”逐步发展为公民权,而古代中国 *** 制度的“公共权力”本质上为血统性的“个人”行使.前者演变为“ *** 在民”的路径,后者则演变为“ *** 在君”的路径. 3、中国古代由于土地与血缘的不可分性,使土地分封制无法实行下去并推动土地私有制的产生,而西方古代土地与血缘的分离性促使契约关系的产生,并使土地分封制发展为土地私有制.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差别,使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沿着争夺的路径演变出“大国之君,不如小国之君”的局面,迫使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兼并的方式来扩大势力,增强争夺土地的力量,最后重新走向大统一；而西方古代社会土地制度沿着契约的路径演变出“附庸的附庸不是国王的附庸”的“分藩而治”的 *** 制度局面.不过,中西古代 *** 制度的起源既有从原始社会延伸的一面,但也有体现社会改革方案选择的另一面.不同的社会改革方案,具有促使 *** 制度是满足统治需要或是满足社会需要路径发展的巨大作用. 4、对中西 *** 制度演变的主观路径进行比较研究,也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中西古人对 *** 制度的认知和思维路径,与他们各自所处的 *** 制度的客观路径是一致的.不同的认知和思维路径,反过来制约着中西 *** 制度路径的演变.（1）在 *** 起源和权力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 *** 起源于立了“受命于天”的君主,“君权神授”要求“君权独制”,对君权的制约主要依靠君主的修养,辅之以必要的外在约束.而西方古人认为, *** 起源于人们为了摆脱混乱的“自然状态”而通过“相互约定”建立的,约定的前提是人人具有参政能力和人人都享有权力,权力的“公共性”决定权力的制约必须以权力的相互制衡为主.（2）在 *** 制度主客体的角色地位的认知方面,中国古人认为君主是“天之子”,是至高无上的,官吏只是为服务君主的需要而设置的“事君之臣”,民众只是“君父”的子民,必须仰仗君父之爱而安乐.而西方古人认为,各级统治者只是选举出来的“执政官”,官吏是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而产生的“公职人员”,民众是有权参与城邦事务的公民.（3）在 *** 制度设计的思维方面,中国古代的制度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置于依附关系的网络中,并相信通过教育和引导,每个人都会在这个网络中找到恰当的位置,并遵守网络中的关系规则,规则的核心是家庭关系规则的放大,一切冲突都可以在人伦“情理”中得到妥善的解决.在这个网络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大小决定个体在网络中的地位高低和财产的多寡.而在西方,制度的设计思维是把个体看成是独立的个体,个体在制度中的地位是由个体的能力和财产决定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必须通过契约以及法的形式来处理和约束,人间不存在总是善良的“天使”,哪怕是 *** 及其官员本身,所以任何人都必须接受法律的约束.法律在约束人的行为的同时,也保护每个人的财产.财产权对每个人都具有决定性意义,获得政治权力的前提是拥有个人财产. 5、任何制度转型过程都是通过改革或革命来实现的.这个过程充满着新旧的斗争,旧制度的主客观路径对制度转型的约束,表现为对制度创新主体的思维约束、对进行制度改革的社会动员的约束以及对改革和革命的社会成本的约束.本文通过对中西近代制度转型的比较研究,揭示中西两种不同制度转型的特点.（1）西方近代制度转型以英法革命为标志,但西方人争取制度转型的斗争是从中世纪就开始的.古典时代的民主遗风和民主观念的影响贯穿于整个中世纪,但文艺复兴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为全面的恢复.英法革命能够在西方确立君主立宪制制度与民主共和制制度,与中世纪市民阶级的一点一滴的斗争和文艺复兴运动是分不开的.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是相对中世纪的专制制度而言的,相对于西方 *** 制度的整个演变历史来说,这种制度转型是恢复和发展古代 *** 制度的起源路径.（2）中国近现代的制度转型与西方近代的制度转型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是对古代 *** 制度起源路径即单主制（专制主义）路径的打破,改革者、革命家试图建立的新制度,不仅在中国 *** 制度演变史上缺乏任何积淀和思想基础,而且,延续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路径对制度转型过程中的创新理念、制度设计、革命方案等都具有强劲的约束力.中国制度转型的结果是创造性地移植民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是古代民主制度的自然延伸和发展,就此而言,中国制度性超越的难度远高于西欧各国,也因此决定中国的制度性超越的任务远还没有完成,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任重而道远. 你可以任选其一方面,进行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