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潔愛爾
摘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传统的人格权于普通的人格利益之外，又分离形成了为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兼具财产权属性和具有财产价值的商事人格权。在商业活动中，商事人格权又必须具有可转性和继承性，其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受到了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同时，商事人格权的提出又解决了民法人格权理论的矛盾及商主体赖以依存的人格权理论缺失的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关键词 商事人格权 财产价值 转让 继承 财产损害赔偿案例一：2002年6月,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4日判决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诉《财经》杂志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被告蒲少平以特约作者身份在2002年第5期的《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世纪星源症候: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操纵》，原告诉称被告文中所谈“虚假利润”和“操纵”一说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与事实不符,而且,被告在文中使用了许多夸大其辞的文字和牵强附会的语言侮辱原告的企业形象,严重地损害了原告作为上市公司在广大投资者和监管机构中的名誉和形象。案例二：假如我国的奥运明星刘翔将自己的姓名以独占许可的形式授权A公司在其产品上予以使用，A公司将享有什么权利；如果B公司未经A公司的许可也在其与A公司产品相同类的产品上使用刘翔的姓名，此时A公司可否以自己的名义、以B公司侵犯自己的权利为由对B公司提出起诉。案例三：又假如著名歌星梅艳芳去世后，某公司擅自将她的姓名、肖像做广告或刻印于其商品之上，此时梅艳芳的父母等继承人是否有权请求法院判令该公司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即梅艳芳的姓名权和肖像权的财产利益能否被继承。针对上述案例，如果按照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和我国民法通则等现行法律有关自然人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和法人名称权、名誉权等人格权的规定来处理，显然尚有许多法律空白需要填补。例如，传统人格权理论认为，人格权是非财产性权利，并不以一定的财产利益为内容。人格权的客体即人格利益不能直接表现为商品，其价值也不能用金钱衡量。现行有关姓名权、肖像权的法律并未规定姓名权和肖像权可以转让；传统民法理论也一直认为姓名、肖像等人格不是商品，姓名权、肖像权等人格权不能转让和继承；至于商誉和使用的问题，实践中虽然已广泛涉及，但有关法律的规定却严重滞后，如法律至今没有明确承认商誉权和信用权。因此，人格权也必须适应人格商品化等市场经济活动的需要，如同财产权一样，可以继承、转让，并在受到侵害时获得财产损害赔偿。正是在这种社会、经济背景下，人格权的发展呈现了新的特点，并形成了不同于传统人格权制度与观念的商事人格权。一、商事人格权概述（一） 商事人格权的涵义 关于商事人格权的定义目前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理论上也存在争议，通说认为所谓商事人格权，就是能够进行商业利用、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是指公民、法人为维护其人格中兼具经济利益因素在内的、具有商业价值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民（商）事权利。范健教授提出“将商主体所专有的人格权称为商事人格权。”我认为这种提法只是把商事人格权界定为商主体专属的权利，而遗漏了非商主体同样也具有的商事人格权，太片面了，并不能表现出商事人格权的真正内涵和外延，因此应采通说为宜。对于商事人格权的范围，从狭义上来说，应包括民事主体的标表型人格权的商业化利用所形成的全部商事人格利益。所谓标表型人格权，是指能够标记和表彰特定民事主体的人格权，如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法人的名称权、商号权，以及个体工商户、合伙组织的字号权、名称权等。由于标表型人格权能够对特定民事主体起到标记和表彰作用，因而可以通过商业利用而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例如，前面案例所提到的体育明星刘翔的姓名通过商业利用可以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广告效应合商业利益。从广义上说，商事人格权还应包括体现商事主体内在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如商誉权、信用权，以及对其未公开的具有商业价值的个人商业生活资料等商业性信息不被他人窃取和擅自利用的商业秘密权。从目前各国法律规定来看，得到法律承认的商事人格权主要有商号权、商誉权、商业秘密权、信用权、商事肖像权、姓名权、公开权 （或称名声权）等。但是，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商事人格权的种类和范围也将会不断变化和发展。（二） 商事人格权的特征 商事人格权反映的是自然人和法人在现代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人格因素商品化、利益多元化的社会现实，体现了人格权在商品社会中的发展变化，是人格权的商事化。其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商事人格权维护的是主体在商事活动中包含经济利益在内的特定人格利益——商事人格利益。商事人格权和其他人格权一样，其客体也是人格利益，不同的是，其只是人格利益中的一个部分和特定方面，即自然人和法人在商事活动中体现的具有商业价值、包含经济利益因素的特定人格利益，我们称之为商事人格利益。如自然人中知名人士的姓名，当其用于商业活动时，它在标明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身份时，也在表示着该主体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尤其是它体现了对交易活动（交易机会、交易数量、营利额等）所具有的无形的、但有力的影响，因此使得姓名也成为一种有价可循的财富。又如企业法人的名称蕴涵着一定的商业价值，可以用来投资、转让，从而成为一笔无形资产。2．商事人格权是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的、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无论是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是法人、合伙组织的名称、商号，其商业化利用的目的，就在于通过利用能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但是商事人格权作为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与一般的财产价值权存在区别：一是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与主体的人格本身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但仍是以主体人格的存在为基础的；二是它的财产价值不具有可比性，并不能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观念来衡量其价值，它的财产价值的大小，与维系其存在的自然人、法人的声誉、形象有关，也与使用过程中商事主体投入的创造性劳动、经营能力以及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务质量有关；三是它的财产价值具有易变性，一般财产的价值特别是有形物的财产价值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商事人格权的财产价值要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如企业的经营业绩、用于维护与宣传商事人格权的财产投入；四是其评估方法的复杂性，一般财产的价值可以通过收益现值法、重置成本法、现行市价法、清算价格法等方法进行评定估算，而商事人格权具有的财产价值并不能简单地运用这些方法来进行评估，其财产价值的评估主要是通过许可使用费、转让费、投资作价的方式由双方协商确定，或者是通过企业信用等级或资信等级的评定来确定（如商誉、商号）。 3．商事人格权具有可转让性和相对可继承性。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并具有财产价值内容的权利 ，具有可转让性，能够成为可继承的一项财产权利。如自然人的肖像为他人合法使用的时，他人只要在不侵害肖像权人的在先权利的条件下，不仅可以自己利用他人肖像作为商标或装潢使用，而且还可以通过商标权的许可使用或转让方式由他人合法使用。而企业法人其商号、商誉、信用等总是和公司的营业一并转让。同时，商事人格权作为一种财产价值权，也具有相对可继承性，如美国的公开权制度规定，原公开权人死亡后，其公开权仍可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 ，在该期间内，公开权由其继承人继承享有，侵害该公开权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三）商事人格权的制度价值法律源生于一个国家或民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习惯，同时又要对经济生活的实践起到现实的指导作用，而不应自我局限于一种先验的或继受于外国立法例的模式。属于简单商品经济完善法性质的民法，其理论体系实际上早已在发生了并还在发生着的经济生活异变面前显得有些无能为力了。就民事权利体系而言，传统民法将民事权利划分为财产权与人身权，其中财产权又分为物权、债权，人身权则又可分为人格权与身份权，除此之外，还有被认为兼具人身权与财产权属性的知识产权。显然，这种划分已经显示出不完全性了。例如，长期以来一直作为学界争议焦点的股权及法人财产权性质问题，人格权商业化利用所形成的权利性质问题，就不能在传统民法的理论框架内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另外，商法中许多问题都已经超出了传统民法的界限，或者说不能在民法理论体系中获得解释。尽管许多民法学家都坚信民法具有巨大的包容性与扩张性，并且在所谓民法商事化的发展趋势下，民法通过自身的不断完善，最终会解决一切理论难题。但是，很明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不能为民法体系所包容的商事法律问题日益增多，许多问题依民法理论解释都难免理论不周延性的尴尬局面。相反，如果我们能够确立根源于民法又独立于民法的诸如商事人格权等特殊制度，则既解决了民法理论试图解释而事实上又不能解释的理论困境，又使商法制度具备了独立发展的坚实的理论基础。尤其在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前夕，科学地确立人格权的体系结构，对于科学地架构民法典，从而制定出一部为我国民法学界所企盼的具有国际影响的世纪性民法典，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二、商事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商事人格权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所致，其所受侵害的行为方式也有其特殊性。一是大多数发生在商业或贸易（商事活动）领域，并由其竞争对手所致；如对商誉诋毁、盗用商业秘密、损害对方信用等，常发生在同行之间，因此通常用反不正当竞争法或贸易法来调整；当然，新闻媒体也常常成为商誉和信用的侵权人，这时要考虑的是商事人格权与新闻自由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二是主观上故意的情形居多。无论是未经允许使用他人姓名、肖像，还是冒用对方商号、仿冒对方商品，或者制造谣言、雇员泄露商业秘密等，多是故意所为。三是对商事人格权的损害，既有侵权行为，又有违约行为，以侵权行为居多。相应地所适用的民事责任等救济方式也以侵权责任为主；违约责任的适用范围较窄，如雇员违反合同泄密的违约责任以及合同缔结过程中泄露对方秘密所应承担的缔约过失责任。另外，也有人认为：“未经同意使用他人肖像或姓名时，应构成不当得利。”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包含了许多对财产权进行保护的方式和特点，具有综合性、多种类并以财产权保护方式为主的特色。（一）民法为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提供了一般前提。《民法通则》第99条第1款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 第2款规定： “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有权使用、依法转让自己的名称。”这实际上为自然人、法人及合伙组织的姓名权、名称权的商业化利用作了一般规定。虽然 《民法通则》对于自然人的商事肖像权未有明确规定，但其第100条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的规定，如果从反面来解释，也可以理解为在经本人授权许可的条件下，公民的肖像可以被他人营利性使用。可见，商事人格权是为 《民法通则》所确认和保护的一种权利。对于企业的名称、商号、商誉、经营秘密、商业信用等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我国 《民法通则》及相关法律、法规也作了原则性规定，如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企业名称的选用、登记、转让、变更等作了具体规定。另外民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为商事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的受害人提供了有效保护和救济。首先，民法中对普通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等责任形式，也同样适用于对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其次，对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主要以财产损害赔偿为内容。维护商事人格利益的目的在于维护其无形财产利益。法人、尤其是企业法人的人格利益受损，往往意味着其有形或无形的财产损失，自然需要采取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方式。此外，对于自然人而言，其姓名、肖像的商业利用的目的，主要是为权利人自己带来经济利益，而对于被许可使用人来说，则是为了扩大其企业的知名度、商品的声誉和市场的竞争力。因此，当自然人的商事人格权遭受不法侵害时，主要是其经济利益的损害，不存在精神损害的问题。对于法人的商事人格权而言，由于法人不存在自然人所特有的 “精神痛苦”，其商号、商誉、商业信用的损害，所表现的也主要是其财产价值的损害。再者，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不仅应包括因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也包括间接财产损失。如以不正当竞争为目的故意诋毁他人商业信誉，或者故意泄露他人商业秘密，此时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往往不能直接估算，但其损失却是巨大的。因此，必须对其造成的间接损失进行赔偿。（二）以自然人的姓名、肖像或者以企业的名称、商号作为商标或其组成部分加以使用时，受到知识产权法中的商标法律制度的保护。依据我国 《商标法》的规定，可作为商标使用的是文字、图形或其组合，而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15条对商标的定义作了更广泛的解释：“任何一种能够将一个企业的商品或服务区别于其他企业的商品或服务的标记或标记的组合均为商标。”依此规定，自然人的姓名、肖像，企业的名称、商号，均可作为商标加以使用，并通过申请注册而受到商标法的保护。而根据 《商标法》第27条及 《商标法实施细则》第25条的规定，注册商标可基于在先商标权和其他在先权利，如姓名权、肖像权、著作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及商号权等民事权利而导致无效。在此种情形下，已注册的商标因侵犯他人的在先权利而导致无效。如，超过合同规定的对他人姓名、肖像的使用期限、方式或范围，未经著作权人的许可，擅自使用他人肖像作品 （包括虚构形象），都将因侵害他人的在先权利而使已注册的商标无效。另外，普通的人格权保护只限于国内法，而商事人格权的保护已扩展至国际性法律规范。如有关商誉、商号、商业秘密的保护，都已被纳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对成员国有约束力。如《巴黎公约》第1条明确规定了对商标、厂商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的提供法律保护。《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还进一步对未披露信息即商业秘密和一切未公开的数据提供了法律保护。（三）从知识产权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是知识产权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知识产权法不能提供保护或者超出其保护范围时，可由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调整。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5条规定：禁止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的行为。第10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盗窃、利诱、胁迫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不得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合法掌握的权利人的商业秘密；也不得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可见，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商标法不能规范的侵害他人商事人格权的行为，即商业假冒行为，以及对侵害他人商业秘密权之商事人格权行为进行规制。另外，根据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第20条之规定，经营者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业声誉给被侵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实际损失难以计算时，“赔偿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这种损失额的推定计算方式肯定是难以适用于普通人格权的损害赔偿的，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损害赔偿。而由于商事人格利益的无体性，它的实际损失额许多时候是难以确定的，因此该规定正适用于商事人格权的损害赔偿。三、商事人格权与我国人格权制度的完善为适应已经出现的商事人格权的需要，有必要对我国人格权制度做进一步完善。 （一）首先在民法典中人格权编对商事人格权的概念和性质作出明确规定。对客观世界上每一个事物的探讨研究，都应该从它本身出发，明确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其性质。现阶段我们要对商事人格权进行更好的保护，亦需建立在法律对其概念和性质明确界定的基础上。（二）必须承认和维护人格权中的经济利益因素和人格权的财产权属性。随着人格的商品化，人格也表现出了商业上的价值；人格权所保护的不再是仅仅包含精神利益的人格，而人格商品化中所形成的商业价值、经济利益也需要予以维护，诸如姓名权、肖像权这样一些传统民法中认为属于纯粹人格权属性的权利，它们不但具有人格权属性，还应包含财产权的属性。它们所保护的客体既包括作为精神价值的人格利益，也包括作为财产价值的人格利益；（三）将名誉权予以分解与重塑，将商誉权和信用权从中分立出来，名誉权不应再充当囊括商誉权与信用权的“口袋型”权利。 （四）必须承认商事人格权作为为权利的可转让性和可继承性，并规定商事人格权转让的方式与效果。只有商事人格可以转让和继承，它们的商业价值才能得以充分展现和利用，才有利于对人格商品化中相应主体（转让人、受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 而也只有规定其转让的方式和效果，才能更有利于现实中对这一问题的操作。 （五）规定对人格权的保护原则上不采用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精神痛苦抚慰金的责任方式而主要采用损害赔偿的权利救济方式。商事化的人格权既包含精神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型的人格利益，以后者为主。传统的人格权的保护方式如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等，主要是针对精神利益型人格利益的；这种保护方式不适于对经济利益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适用财产损害赔偿制度来保护商事化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公平、更为全面地保护相应自然人和法人的人格利益，才有利于维护他们人格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利用。（六）进一步完善民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对商事人格权的立法。如在民事责任中引入美国的“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在知识产权领域引入英美法系的“禁令制度”，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引入日本的“恢复信用请求权”等。从而从立法上为在商事人格权的保护提供更加有力和有效的救济方式，以维护人格权在商业利用中所产生的经济利益。
蒋馨瑗SHELLEY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性手术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那么变性之后他/她们的医疗，婚姻等等再法律上又如何处理呢？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关于变性手术的可行性及相关法律论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对于易性癖患者来说，能够变换性别追求所期待的生活是一种幸福，但同时它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章程需进一步规范，法律也不能固守传统观念而不求改革，至少应在法律解释上做出相关调整。变性手术发展之际也要求在法律上必须对变性行为加以调整和规范，二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律必须面对现实，及时对社会运动做出合理反映，而有了相应的法律规范才能够更加科学的解决如变性手术之类的新问题，使人们依法行使身体权和健康权。
关键词：
变性手术 易性癖 医疗规范 法律争议
随着我国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变性手术”这个以前我们从未接触过的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的报道中，伴之而来的“变性人”也由纯粹概念或者设想中的东西成为了现实生活中不可忽视的角色。它作为一个特殊群体走进了人们的视野，日益为人所熟知。当然作为独立个体的自然人对其行为有可选择性，这就为实行变性手术提供了可能性，但是与此同时与手术相关的某些问题如法律伦理问题应给与关注，国家应尽快填补法律空白，建立健全相应的规章制度。
一、变性手术具有可行性的思想基础和法律依据
在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首先注意到人对其行为的可选择性即肯定人具有意志自由。受法国启蒙思想影响的《人权宣言》中也明确规定人类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在法律中，宪法赋予每一个人自由，这种自由表现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一定行为或者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任何一种行为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自由，就应该为法律所允许，这是对自由的最好诠释。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自身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越来越高，传统的对于性别的认知的扭曲而带来的压抑、苦恼、无奈和痛苦已经到了最大限度。进步带来的全新自由理念彻底击碎了固守的传统价值观念的层层阻隔。
变性的可行性可以通过自然人的身体权进行阐释。在人身权方面，性别只具有身份意义尚未赋予人格意义，但从民事法理上来说，性别对于自然人来说，不仅在身份领域发生效能在人格领域有其法律效能。性别对于自然人的这一人格法律意义在法律确认之前属于自然权利，在法律确认之后则属入法律权利即性别权。一旦上升为一项法律权利，性别权即与生命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等权利共同构成自然人的具体人格权。这一法律环境下，人有变更性别的权力，正如变更姓名一样，社会上出现的变性手术从自然权利的角度来说是人性是自然权利的表现，只要没有明确的禁止性法律规定即视为当事人有权行使这一权利。从法律权利的角度来说，是人行使法律权利的表现。从人格诸利益的法理阶位来看，身体、健康属于物质性人格要素，姓名、性别、肖像属于精神性人格要素，自然人以合理处置物质性人格要素为代价换取精神性人格要素的取得和维持是人对精神型人格利益的自然需求，法律应予以尊重。
二、易性癖与变性手术的发展现状
著名的精神学，性学和内分泌专家Harry Benjamin博士关于性和性别有一段精辟论述：“我想提醒大家一个基本事实：性和性别之间的差别。性是你所看到的，性别是你所感觉到的。这两者之间的协调对人类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的性指的是解剖学上的性；性别则是心理上的性别或者性别自认，即一个人对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自我认识。对大多数人而言，二者协调一致的。但是极少数人情况却相反。一个生物学上的男性或女性个体，尽管他或她清楚的知道自己的生物性别但却在心理上感觉到自己是异性，并渴望改变自己的生物学性别。1949年有位专家首先把这种现象称之为“易性癖”，这样的个体称为“易性癖者”。韩国以“变成夏娃的亚当”著称的河利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性染色体为XY，分明是男性。但他说从未把自己当成男人，高中二年级时就决定要做变性手术。
那么变性手术又是什么呢？其英文名称是Gender—change Surgery，简称GCS，是以男女性征器官的切除再造为主要内容，辅之以一定的其他治疗方法的整形外科手术。变性手术实施的主要病例是易性癖，其主要目的是让易性癖患者通过器官的改变，实现抛弃原来的解剖学性别变成异性的梦想。1969年Green和Money首次论证了外科手术治疗易性癖的科学性和必要性，并出版了《易性癖与性别再赋予外科》一书。1931年出现了国际上首例变性手术，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国公开报道的第一例变性手术是八十年代后期在上海长征医院由第二军医大学何清廉教授进行的。而近几年来，要求做变性手术的人明显增多，有消息称我国已经大概有一千例变性手术。
三、进行变性手术应具备的条件及行业规制
我国在变性手术立法方面应参照国外立法并结合本国的具体国情，制定具体的变性手术申请及实施条件：
第一，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机构必须经过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许可，未取得许可的医疗机构禁止对人实施变性手术。对于国家指定手术机构，应当采取严格审核和特许制度，国家卫生部门应当根据医院的人才技术设备专家在全国选定数家医院作为开展变性手术的定点医院。
第二，明确断定易性癖的标准。判断是否是易性癖患者的主要依据是临床表现。我国确定这一标准可以参照美国精神病协会1980年出版的第三版《精神疾患诊断和统计手册》的诊断标准。
第三，特定亲属必须有表示同意的书面表示，在手术进行之前签字确认，至亲亲属无反对意见。
第四，出具相关证明，比如精神病院证明以排除精神病，公安部门证明或取得公安部门认可。
第五，实施变性手术的当事人应当向医疗机构提出出面申请，实施变性手术的医疗单位在依照法律和医疗操作规程审查后做出批准或不批准的决定。
最后，实施变性手术的有关医疗单位及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对申请变性手术的当事人登记备案建立专门的医疗档案以备查证。
四、变性手术所引起的相关法律问题
目前我国对于变性手术的规范变性人的权益方面的立法处于缺失状态，立法部门等对此持沉默态度。中国的变性手术穿行于法律的空白当中或者说处于边缘状态。
（一）变性手术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等其他罪名抑或是否构成犯罪，在刑法学界引起了激烈讨论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韩友谊认为实施变性手术医生涉嫌犯罪，韩友谊称：身体健康权和生命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得随意侵害，但公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处分自己的身体健康权，比如可以允许别人打自己一拳，这不算违法。不过这种处分并不是无限的.，虽然我国刑法并未直接规定，但从司法实践和立法精神中可以推出，造成重伤和死亡的结果时，被害人的许可并不能免除对方的刑事责任。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则认为变性手术属于医疗行为，医生并无伤害故意。“医生做变性手术时不构成犯罪的”，他说：“医生做变性手术可以理解为医疗行为，同时构成犯罪必须同时满足主客观四个要件。医生在做变性手术时，想的是怎样减少患者的病痛，至少是心理上的病痛，让她们活得更好更幸福。而没有伤害他们的犯罪故意，所以缺乏犯罪主观方面，而不能被认定为犯罪。”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则采取比较折中的说法。他认为是否构成犯罪要看变性的目的，不能一刀切。如果变性手术的患者是因为有疾病即是心里有疾病其他方法有不能治愈只能采取变性方式才能解除这种痛苦，此时变性手术才具有积极的治疗意义，属于医疗行为。但如果变性手术的当事人是由于疾病以外的其他原因而要求做变性手术，此时变性手术就没有任何治疗意义，不属于医疗行为。
针对上述三方观点，我比较赞同中国政法大学阮齐林教授。主观方面的内容是是否构成犯罪的关键要件，如果说实施变性手术是为了逃避侦缉等非法目的，则应认定其属于犯罪行为，同时应该区分医生知情与否，如果医生明知变性手术的当事人是出于其非法目的而给与帮助，则医生应按共同犯罪定罪处罚，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果医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了该行为而不是出于伤害的故意，则不构成犯罪。同时变性者自身的态度也应考虑在是否构成犯罪的范围之内。如果变性人是被强迫或者胁迫实行了变性手术，并且术后根本无法适应社会生活或根本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相关负责人及医疗机构就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及相应的民事赔偿。
（二）变性手术实行后变性人的户籍变更问题
我国在变性人方面的立法处于空白状态，变性人变更户口性别在2008年前也没有出台相应规定，很多变性者术后似乎处于真空无性别状态。
河南省是明确变性后可变更户口的第一个省份，为了破解变性人面临的困境，江西省公安厅也专门发文，对实施变性手术后变更户口的手续进行明确：实施变性手术的公民申请变更户口登记性别项目时应当提供国内三级医院出具的性别鉴定证明和公证部门出具的公证书或司法鉴定部门出具的证明，经地（市）级公安机关主管部门核准后由公安派出所班里性别变更手续，性别项目变更后，重新编制公民身份证号码。其中已领取居民身份证的，公安机关将予以缴销，并为其重新办理居民身份证。这一批文意味着江西省成为继河南省后第二个明确变形后可变更户口的省份。山东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也得到了上述类似批复，其他省份也陆续开展户口易性工作。
但是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为某些非法行为的开展提供了机会，户籍管理方面的规模立法急需进行，以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户籍易性规范调整。
（三）变性手术所引起的婚姻家庭问题
针对我国目前所面对的变性人婚姻问题民政部日前对此做出明确答复，变性人的结婚登记合法有效，解除婚姻关系参照协议离婚处理。民政部有关负责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指出：尽管变性手术已逐渐被人们了解和认可，但有关婚姻等方面的法规还没有对这一特定人群做出具体规定。因此这个答复适用于解决所有类似情况。这位负责人同时强调，变性人同我国其他公民一样有权按照婚姻法与异性自由登记结婚，这在法律上没有任何障碍设置。然而变性人虽有结婚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变性人要求结婚时首先应向对方履行告知义务使对方知道自己是变性人，好让对方做出是否与其结婚的选择，对方在告知的情况下仍然同意与变性人结婚，就认为放弃了他自己与变性人的生育权。
在现今立法存在盲点的状况下，苛求完备的立法制度是不切实际的，通过国家卫生部的行政规章更加迅捷的、有针对性的、合目的性的对变性手术的法律问题进行规范和引导，这是一个紧迫的任务，但只能是权宜之计，更为完善的立法急需建立。用陈焕然博士的话说，“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明和科学的进步，我们相信总有一天人类会更清楚的认识易性癖的本质，从而有可能从根本上战胜这个疾病，使易性癖患者从此不再忍受心灵煎熬的痛苦折磨，也能有机会想健康人一样享受美丽、享受爱情、享受幸福的人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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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颖颖emma
商法论文选题
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商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商法具有调整行为的营利性特征，又具有商主体严格法定等原则。以下是商法论文选题，欢迎参考。
1.公司人格制度研究
2.论累积投票制度对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作用
3.董事竞业禁止义务研究
4.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
5.独立董事制度研究
6.试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
7.试论公司资本比较研究
8.试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9.股份有限公司监督制度比较研究
10.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研究
11.试论少数股东权的法律保护
12.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义务研究
13.股东现物出资制度比较研究
14.试论公司法中表决权排除制度
15.试论公司法基本原则
16.试论公司法的价值
17.公司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研究
18.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19.论公司法对股东出资方式问题的修改与完善
20.试论一人公司
21.试论公司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22.完善我国公司法股东表决权制度研究
23.股东会罢免董事的法律问题研究
24.试论公司法的理念及变迁
25.公司法的功能之比较研究
26.董事勤勉义务比较研究
27.试论董事利益保护机制
28.试论公司法对公司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29.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比较研究
30.试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31.监事会职能比较研究
32.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比较研究
33.公司登记制度比较研究
34.公司法定代表人制度比较研究
35.股东资格问题研究
36.公司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37.试论公司债
38.试论公司的发起人
39.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回购法律制度比较研究
40.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比较研究
41.试论公司法中表决权排除制度
42.公司资本制度比较研究
43.试论公司法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
44.我国公司法监事制度的修改与完善
45.董事交易制度比较研究
46.试论现代公司的产权结构
47.关联公司法律问题研究
48.公司治理的司法保障
49.公司治理之国际比较研究
50.论公司的社会责任
51.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思考
52.股东大会初探
53.完善我国公司资本立法的建议
54.论公司董事的诚信义务
55.虚假出资法律责任探析
56.企业集团中子公司的利益保护
57.中国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
58.商事主体制度研究
59.非法人组织法律地位研究
60.论商法的特征及基本原则
1. 故意以悖于善良风俗手段加害他人之损害赔偿责任
2. 从案例分析的角度谈意思表示不一致时的法律效力
3. 干扰婚姻关系之“第三者”侵权责任
4. 母亲的探望权
5. 自管公房使用权私自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
6. 买卖不破租赁
7. 《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
8. 试论民法重大误解制度
9. 恶意占有人的费用请求权
10. 冒名顶替之侵权责任
11. 业主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研究
12. 不当得利请求权与其他请求权的竞合
13. 间接代理——以《合同法》第402条.403条为中心
14. 论国家政策在民法中的法律漏洞填补功能
15. 我国不动产统一登记立法研究
16. 非婚同居房产纠纷
17. 小区停车位及车库归属法律问题研究
18. 夫妻忠诚协议效力探究
19. 城镇居民购买小产权房纠纷问题及其解决办法
20. 合同解除后的损害赔偿问题
21. 债权人代位权行使的效果归属
22. 论我国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和顺序
23. 新法的困惑与制度下的阐释——区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3条与《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案型
24.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损害赔偿责任
25. 论遗产债权人利益保护──从放弃继承的角度入手
26. 意思表示之欺诈与侵权责任
27. 《精神卫生法》中 “被精神病”的法律探析
28. 出租人的通知义务——以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为背景
29. 侵犯信用权的损害赔偿责任
30. 法国亲权及监护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31. 论法人名誉权与商誉权之关系——以最高院(2012)民三终字第3号裁定书为视角
32. 冒名顶替行为的定性及侵权责任
33. 商品房认购书的法律属性
34. 第三人胁迫与第三人欺诈
35. 预约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
36. 从人格权保护角度界定言论自由的尺度
37. 自费留学中介服务研究——以中介委托合同为中心
38. 可撤销婚姻的具体情形
39. 高空抛物致害责任的再认识
40. 侵犯肖像权的类型化研究
41. 我国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问题分析
42. 个人信息的人格权保护
43.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确立特殊动产买卖合同中交付优先于登记的合理性分析
44. 表见代理中的本人过错
45. 继承放弃能否为撤销制度之标的
46. 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三条之思考
47. 对情势变更原则中的“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认定
48. 婚外同居财产赠与的效力
49. 夫妻房屋买卖纠纷中的家事代理权
50. 第三人代物清偿合同的性质及效力
1.论我国商法典单独制定欠缺的条件
2.论我国商法体系的构建
3.商法的独立性与商事审判的独立化分析
4.浅析我国网络交易的商法规制
5.中国民商立法及其模式选择探讨
6.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完善路径探析
7.《日本商法典》的修订
8.合作社商人化的共生结构
9.浅议商法的社会责任理念及其规则体现
10.商事行为制度浅析
11.商法在市场经济中的重要性
12.商法中加重责任理念的司法应用及立法构想研究
13.我国商事登记制度问题研究
14.商法形成过程对今天我国建立商事制度的启示
15.商法学研究必须重视国际化与中国经验
16.民法典之外制定商法通则应为科学选择
17.电子可转移记录相关法律问题研究
18.独立学院经济管理类专业国际商法课程教学
19.商事仲裁与商法思维
20.商行为立法问题研究
21.商法思维法律适用性微观辨析
22.商事审判组织的专业化及其模式
23.论商法理念的时代动因
24.论商行为在相对商事法律关系中的不对等性
25.商事留置权及其扩张适用研究
26.商法的双向运动与现代商法的生成逻辑
27.日本法上的提单效力问题研究
28.组织机构数字证书在全流程网上商事登记的应用
29.案例教学在商法教学中出现的问题与解决对策
30.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31.对当代民商法调整对象的探讨
32.商事行纪制度比较研究
33.我国商事失信惩戒法律制度的构建
34.商事登记效力问题研究
35.基于商法理念下营业转让的法律规制
36.从全球经济危机反思现代商法的制度价值
37.外观主义思维模式与商事裁判方法
38.浅析我国商主体的划分--试论个体工商户制度
39.商法解释理论的基点与法则分析
40.商法理念及其在商事立法与司法中的适用情况探讨
41.论商事裁判的代理成本分析进路
42.工商登记改革后商事司法权的定位及价值功能
43.我国商事登记的功能回归与制度完善
44.商事代理制度的比较法研究--基于两大法系理论和立法的分析
45.论我国商事登记审查模式
46.浅析现代民商法树立系统调整观念的必要性
47.民商法与健全个人信用体系的现实融合
48.商主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49.依法治国语境下的商法建设
50.有关商事审判中的商法理念与审判思路探讨
51.我国商事登记法律制度改革对税收征管制度的影响与完善
52.我国商事法律制度的体系构建
53.商事仲裁裁决法律适用方法研究
54.论商事代理商制度与完善构想
55.由“囚徒困境”引发的对商法互惠互利原则的思考
56.论中国商事立法法典化--以商人习惯法为视角
57.商法理念及其在商事立法和司法中的适用
58.商法总论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探讨
59.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商事登记制度的几点思考
60.民法总则法律行为无效制度的商法思考
61.权利外观理论视角下的现代商法价值
62.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商事登记统一立法研究
63.论我国商法的发展和民商合一体例下商法的独立性
64.论信息失衡的商事法律回应
65.我国商法立法模式探讨
66.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商主体--生态人法律模式建构
67.浅析民商法信用体系的构建
68.社会经济发展中民商法的变化与发展
69.民商法价值取向与构建和谐社会
70.越南商事登记的法律效力
71.论商事权利研究范式
72.刍议民商法之发展演进
73.试论如何协调商法的公法性色彩和私法自治理念
74.民商法的目的价值探析
75.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公法属性之证立
76.浅谈商事登记的对抗效力
77.论商法的商人自治理念
78.契约权利下古代商事法律思想分析
79.商事登记制度的属性反思及制度重构
80.商事代理概念重构：法经济分析的视角
81.论商法教学中商务能力的培养
82.商法语境下公平交易的经济学分析
83.论商主体资格之取得要件及其表现形式
84.论儒家文化对我国商法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85.浅析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立法现状及其完善
86.论营业转让行为的认定
87.新时期商法的基本原则探讨
88.我国商法引入经营者概念的理论构造
89.民商法中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和完善路径探析
90.电子商务的发展与民商法的创新
91.我国商法发展现状与趋势分析
92.城市流动商贩的商法规制探讨
93.浅析确定商法基本原则的标准
94.论我国商事法律制度构建现状及完善
95.从功能与效力的关系角度论商业登记效力的分类
96.现代商法对商行为的法律控制
97.财经类院校商法课程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研究
98.论我国商事登记制度的完善
99.完善我国商事登记制度刍议
100.国际商法复合开放式教学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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