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公园立法研究论文

我只能提供一些关于生物多样性这方面的知识，生物多样性与你的健康大约有80%的世界人口主要依赖从植物中获得的各种药材来治病。在亚马孙河流域大约有2000多种动植物被作为药用。然而在中国，能够入药的物种就多达5000多种。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可以依赖自然环境去帮助我们恢复健康。在传统的医学上医生依赖植物和药草治疗疾病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植物也为现代医药提供了有效的成分，比如制作阿斯匹林的成分。不久前，专家们在太平洋紫杉树和马达加斯加长春花中发现了用于治疗癌症的植物成分。 然而，植物和动物的入药价值也并非都是好事。实际上，人类对这些植物、动物的需求量过大，从而导致这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我们反复地从地球的药柜中搜寻药物，却没有想到要保护这个天然的“药柜”。如果人类再继续的破坏下去 ，那未来我们需要抵制新的疾病时制造新药的所需成分就会缺失。人类就会以间接的关系去害死自己的同胞！ 生物多样性与你的生存. 据了解，在偏僻地区生活的居民所需要的蛋白质主要来源于狩猎野生动物。在非洲，野生动物的肉制品在人们食物中占据了所需蛋白质的很高的比例；在尼日利亚占20%，博茨瓦纳占4 0%；扎伊尔占75%；在加纳，大约75%的人口的蛋白质来源为动物，包括各种鱼类、昆虫和蜗牛；在尼日利亚的一些边远地区，猎物为人类提供的蛋白质占其年消耗总量的20%。在马来西亚东部的沙捞越（Sarawak),猎人每年捕获到并吃掉的野猪的价值可折合成市场价的40亿美元。在全世界范围内，每年要捕获1亿吨的鱼类， 主要为野生鱼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被渔民自己吃掉。生物多样性与你呼吸的空气 是人类都应该知道我们必须减少汽车尾气的污染、工厂废气污染、发电厂的空气污染来保证现代生活。但是你们知道生物多样性对于环境的自动清洁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吗？ 树和其他绿色植物吸入二氧化碳——这种主要由汽车尾气和工厂排放而产生的温室气体，然后还给自然纯净的氧气。生物多样性是这个世界的空气净化器。 然而，我们每天持续不断的砍伐树木，把它们切开运往各地，以赚取金钱。在世界上，492种树木物种已经有濒临灭种的危险。在现在，已经消失的树木物种已经不止492这个数了。我们已经砍伐掉曾经装点着地球的大约一半的树木。我们砍伐但不修复，如此一来已经伤害了地球的肺。如今的地球就像一个一天要抽10包烟的瘾君子，一直吸烟。而肺却被我们一块块地被切掉。想一想，地球肺还剩多大一块？你们要知道生命远远要比所获得的利益要重要，如果地球“死”了，纵然你有多少的钱也花不了！ 生物多样性与你喝的水 所有的生命都离不开水，所以，生物多样性也与水资源有关。 因为我们只有有限的水，而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的不同生态系统可以净化我们的水：森林、土壤和细菌、小溪与云彩一起运作——实际上是过滤，才使我们重新喝到水。没有生物多样性，这个世界就会变得贫瘠与中毒——就像火星——然后我们就不能再生存在地球上了。 你已经做好准备好搬到另一个星球上去生活了吗？ 生物多样性、气候和灾难 你意识到近年来我们一直在遭遇奇怪的气候吗？ 科学证据是无法驳斥的：地球的气候正在变化。整个地球上一直发生着奇奇怪怪的事情——珊瑚礁死亡，大型的地震、泥石流，不寻常的大雨，能劈死人的雷电，一些地区的持续干旱。不管是因为是人为原因还是自然因素的原因，世界对这些现象的应付机制依旧是相互紧密联系的。 例如，在地球上的许多地方，人们发现当他们砍伐森林后，它们的乡村和城镇就容易遭遇洪水。当这种洪水来时，就比以往的洪水要更凶猛、更快速。为什么？不是地球的引力让它们变得更快，而是因为树可以用它们的根保持水土分来。而红树林是自然暴雨的良好缓冲区，同时也是富于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系统。当它们被砍伐，这个缓冲区就不复存在了，于是无论人类还是其它的物种都将遭遇自然暴雨的洗礼。 据了解， 在集水区内发育良好的植被具有调节迳流的作用。植物根系深入土壤使土壤对雨水更具有渗透性。有植被地段比裸地的径流较为缓慢和均匀。一般在森林覆盖地区雨季可减弱洪水干季在河流中仍有流水。例如马来西亚森林集水区内，每单位面积迳流在高峰期大约相当于橡胶园油棕园内迳流量的50％。在迳流的低峰期约为种植园的1倍。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用极度悲痛的方式来报复着我们人类。 从现在起让我们一起保护生物的多样性，特别是保护即将濒临灭绝的生物，这对人类以后和科学家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国家公园是指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它既不同于严格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区。设立国家公园，其主要的意义和作用大致可概括为三大方向：景观资源的保存与保护；资源环境的考察与研究；旅游观光业的可持续发展。应答时间：2021-04-26，最新业务变化请以平安银行官网公布为准。 [平安银行我知道]想要知道更多？快来看“平安银行我知道”吧~

生物多样性概述 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含义1992年6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签署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条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解释：所有来源的形形色色生物体，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1994年我国政府制订并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对生物多样性作如下概念：所谓生物多样性就是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植物、动物和微生物及其所构成的综合体。但上述对生物多样性的概念缺乏全面性、准确性和简练性，故本文将生物多样性定义为反映地球上所有生物及其生境和所包含的组成部分的综合体。生物多样性包含三层含义，即遗传多样性、物种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遗传多样性是指某个物种内个体的变异性；物种多样性是指地球上生命有机体的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态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以及生态系统内生境差异、生态过程变化的多样性。三者之中生态系统多样性是基础，而物种多样性是关键，遗传多样性含有的潜在价值最大。 生物多样性的意义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每个层次生物多样性的都有着重要的实用价值和意义。物种的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大量野生和养殖的植物、鱼类及动物产品；遗传多样性则对培育新品种、改良老品种有着重要的作用，如人们可利用一些农作物的原始种群、野生亲远种和地方品种培育高产、优质和抗病的作物。在生态系统中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改善生态系统的调节能力，维持生态平衡。因此生物多样性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满足人类社会对食品、药物、能源、工业原料、旅游、娱乐、科学研究、教育等的直接需求，而且能维持生态系统的功能、调节气候、保持土壤肥力、净化空气和水，从而支持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和其它活动。此外生物多样性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文化多样性. 我国生物多样性现状我国在1987年公布的《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第一期中，公布的濒危种类有121种，受威胁的158种，稀有的110种，共计389种，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的157种、三类的22种。另据中国红皮书的估计显示，超过1/10即500多种脊椎动物物种和15%~20%即400~500种高等植物已经受到威胁。而我国对境内的物种及其数量尚无确切的统计数字，尤其对濒危物种的调查尚不全面。出现的问题是有些国家未列入濒危物种名录的物种面临生存威胁，有的甚至濒临灭绝，而另一些则由于人为的保护、繁育、利用而使种群数量有所增减，因而有必要调整其保护级别或划出、划入保护之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药用动植物，如黄草，急待保护。此外，近年来野生生物贸易已经对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粮食、中医药、服装等对野生生物的需求日益增加，野生动植物的非法交易也急剧增长，对几种濒危动植物物种以及一些没有列入国家保护名单之内的动植物物种数量已经构成威胁。如：藏羚羊。2.生物多样性损失的主要原因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既有自然发生的，也有因自然发生的，但就目前而言，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无疑是生物多样性的损失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则是引起损失的另一主要原因。 自然原因一是物种本身的生物学特性。其一是物种的形成与灭绝是一种自然过程，化石记录表明，多数物种的限定寿命平均为100~1000万年。其二是物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或变异性、适应性比较差，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难以适应，因此而面临灭绝的危险。如大熊猫，其濒危的原因除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以外，与其本身食性狭窄、生殖能力低等身体特征有关。二是环境突变（天灾），如地震、水灾、火灾、暴风雪、干旱等自然灾害。 人为原因由于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对人类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同时又过多的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淡薄，从而导致生境破坏时有发生；对生物资源开发过度，有些甚至是掠夺式的开发；环境污染严重；对外来物种入侵问题重视不够以及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都是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的主要原因。 生境的丧失、片断化、退化栖息地破坏和片段化已成为我国一些兽类数量减少、分布区缩小和濒临灭绝的主要原因。伐木和占地是中国生境被破坏的两大主要原因。天然林的大幅度减少直接威胁到从苔藓、地衣到高等物种的生存。此外伐木也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在过去25年内因森林火灾共损失了860万公顷的森林。以农业和建设为目的的占用森林、湿地和草原则是生境破坏的另一个原因。据估计，中国目前农田的1/3本来是处女林，这一问题在中国热带地区尤为严重。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沿海湿地的一半左右已经发生改变,高原湖泊周围的湿地也损失严重。另外，1950~1980年间中国湖泊面积减少1/10。生境的片断化是指一个面积大而连续的生境被分割成两个或更多小块残片并逐渐缩小的过程。多种人类活动都可能导致生境的片断化。如铁路、公路、水沟、电话网络、农田以及其他可能限制--生物自由活动的分隔物，和自然保护区内修筑公路等人为设施。特别是由于这些人为设施的建立，使得动物的活动受到限制，从而影响其觅食、迁徙和繁殖，而且植物的花粉和种子的散布也会受到影响。因而引起动植物种群数量下降并引起局部灭绝。同时由于生境的片断化，阳光、温度、湿度及风的变化，也会导致一些物种濒危、甚至灭绝。另外生境的片断化有助于外来物种的入侵，进而威胁到原由物种的生存。生境退化则是生境部分的失去原有功能，如由于经济发展、过度放牧等原因，使得草场退化严重，引起草原生物生理机能衰退，从而对其生存构成威胁。草原的退化。 掠夺式的过度开发许多生物资源对人类具有直接的经济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全球商业化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人类对之的需求随之迅速上升，其结果导致对这些资源的过度开发并使生物多样性下降。而当商业市场对某种野生生物资源有较大需求，通常会导致对该种生物的过度开发。典型的实例是人类对海洋鲸类的猎捕活动与鲸类数量的消长之间的关系。我国许多药用植物，如人参、天麻、砂仁、七叶一枝花、黄草、罗汉果等，野生的植株都已经很有限了，如果仍不加限制必然导致灭绝。其中偷猎、滥挖走私野生动物行为对生物的多样性威胁最严重。 环境污染 水体污染水体污染能够对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生命周期的任何发展阶段，产生亚致死或致死作用，影响他们的捕食、寻食和繁殖。其中亚致死的水体污染对水体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更为突出、普遍、久远。在这种环境中的生物繁殖能力下降、生长缓慢或者死于环境胁迫有关的疾病。而水体富营养化能使水体生物多样性显著下降，昆明滇池即是一例。 土壤污染土壤污染通常会使当地植被退化，甚至变成不毛之地，同时土壤动物也会变的稀少甚至绝迹，其生物多样性比未受污染区显著下降。如矿区、尾矿堆积地一、矿区废弃地以及垃圾填埋废弃地都少有树木生长。 空气污染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各种有毒有害物质均能对生物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损失，并对生态系统构成危害。经各种途径进入空气的二氧化硫、氨、臭氧等能直接杀死生物。来自冶炼厂废气中的有毒金属能直接毒害植物。而由于臭氧空洞、酸雨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所引发的温室效应等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害、减少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 ，特别是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酸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外来物种入侵外来物种入侵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很大威胁。其入侵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于农林牧渔业生产，城市公园和绿化、景观美化、观赏等目的的有意引进或改进，如在滇池泛滥的水葫芦、转基因生物；二是随贸易运输旅游等活动传入的物种，即无意引进，如因船舶压仓水、土等带来得新物种；三是靠自身传播能力或借助自然力而传入，即自然入侵，如在西南地区危害深广的紫茎泽兰、飞机草。在全球濒危物种植物名录中，大约有35% ~46%是部分或完全有外来物种入侵引起的。2002年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的食人鱼又名食人鲳在我国掀起轩然大波。其一旦流入某一水域达到一定规模时，可能会大量屠杀其他鱼类，给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带来危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制度原因虽然我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但由于制度特别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使生物多样性遭受了不必要的损失。主要表现在：虽然国家已把环境保护的成效纳入政绩考核之中，但有些地方政府并未把此真正纳入工作计划；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等）对此重视够，缺少相关具体实施细则、行动及专业人员。自然保护区是保护物种及其生境的有效方法，我国已建立数目众多的保护区，但相对与国土总面积而言是不够的，而且部分保护区管理混乱、土地权属不清等也需要完善。在法律制度方面，虽已实施《自然保护区条例》多年，但毕竟在法律效力上位阶较低，调整面窄，处罚力度不够，故需要进行新的立法以保护自然保护区、物种及其生境。而在外来生物入侵问题上，虽有一些法规涉及，如《进出境动物检疫法》但没有专门法规对此做相应调整，法律漏洞较大。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新的城镇、水坝、水库、矿区的开发、建设；旅游活动以及国际合作不充分也会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3.保护对策保护生物样多性不仅需要加快治理环境污染，把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更重要的是在生态系统水平上采取保护措施，传统的做法主要是建立自然保护，通过排除或减少人为干扰来保护生态脆弱区，在一般情况下，确是保护某些物种或生态系统的有效途径。但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加以完善，有必要通过立法的途径解决，主要是对自然保护区进行立法。鉴于外来物种对生物样多性的影响日益严重，而我国却没有专门立法保护措施，故建议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而且随着人口和用地的不断增长，被动的保护已很难真正达到保护的目的，为此提出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同时生物多样性对全人类都有着深远的意义，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积极参与，故特别强调国际合作和加强国民教育。 建立、完善自然保护区和制定《自然保护区立法》自然保护区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双重性质，并且是一定的空间范围的区域。在我国指对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天然集中分布区和具有特殊意义的自然遗迹等保护对象所在地的陆地水域和海域，依法划出一定面积予以特殊保护和管理的区域。据《世界资源》1997年的统计，全世界已建立较大面积的保护区万个多，其无论在保有物种、遗传、生态系统的多样性还是在保护物种生境上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各国也意识到，由于缺法相关法律保护，自然保护区建设、管理混乱，保护区内开发与保护矛盾突出，乱砍、滥挖偷猎行为时有不断，造成一些自然保护区破坏严重。因此，许多国家对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进行了专门立法。如，英国《国家公园和乡土利用法》，日本的《自然公园法〉澳大利亚的国家公园与野生生物保护法》 加拿大的《国家公园法》，韩国的《自然公园法》 等。另外，一些国家制定了自然保护区或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综合性法律，并将自然保护区纳入其中。例如，日本的《自然保全法》、新西兰的《自然保护法》、韩国的《自然环境保护法》等。这些法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取得很大成效。所以无论是按国际通行做法还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都有必要抓紧制定一部《自然保护区法》，对由于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建设、管理、开发和利用而产生和存在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建议在原有法规中法律制度：如审批制度、分级分区制度、管理制度、检查应急制度的基础上，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分类性保护和管理制度、监督管理体制、投入保障制度，借鉴国外相关先进经验，创设新的法律制度，如功能区划制度和社会影响评价制度。 防止外来物种和建立外来物种管理法规体系外来物种入侵不仅对当地生物构成威胁，同时对经济和人体健康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一些国家对此进行了立法。如美国先后颁布或制修订了《野生动物保护法》、《外来物种预防和执行法》、《国家入侵生物法》、《外来有害生物预防和控制法》、《联邦有害杂草法》等；新西兰《生物安全法》等。我国虽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外来物种管理，如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1988）农业 和林业局分别建立了水生和陆生野生动物引进审批制度；《野生植物保护条例》（1996）、《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动物防疫法》和《植物检疫条例》。但是目前尚无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专门法规。《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涉及到 外来入侵物种物种，但未制定专门针对外来物种入侵的行动计划，所以中国急待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确保生态安全和保护本国生物多样性。如设立引种许可证制度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建立外来物种入侵预警机制。另外，对外来物种进行普查和有计划清除，也很有必要。 在保护中持续利用生物资源虽然全世界已建立众多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多形式保护方法方式，但相对于地球生物圈而言，其保护的生物多样性是有限的。因此人们认识到，有效和长期可信的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是持续利用生物资源。指对生物资源的利用应以使生物多样性在所有层次上得以保护、再生和发展。对保护而言，没有合理利用也就没有保护。利用自然保护和发展旅游业就是一例。不但有经济效益，实际上也是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本身就是社会效益的体现，也是自然保护的价值体现。另外建议对生物多样性有影响的重要部门（如农业、林业、渔业、科研机构）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并将其纳入他们的生产计划中，鼓励生物的资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包括根据当地资源的实际情况实施传统的农业和林业措施；推进科研与教育；采取必要的办法使保护区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和进行迁地保护。 国家合作与行动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共识是生物多样性问题不是局部的、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有关组织、世界科学界和各国政府部门认为国际合作是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方面。因此我国政府应积极的参与国际合作加入协定，联合打击跨国非法贸易与捕猎。加强科研协作，但要注意主权与产权问题。我国已加入的公约协定有《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国际捕鲸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热带木材协定》、《关于保护特别水禽的重要湿地公约》等等，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生物多样性，应积极的开展国际合作，并制定相关的实施计划与细则，在必要的情况下制定相关行政法规或法律。 加强环保教育从整体和局部看，国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生态环境及生物多样性的好坏，大量资料表明，凡是受环保教育程度越低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生态环境破坏频率越高、程度越深、问题也越多。而对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这一社会问题来说，除发展外，更多的应加强民众教育，广泛、通俗、持之以恒地开展与环境相关的文化教育、法律宣传，培育本地化的亲生态人口。特别值得重视和提倡的是利用当地文化、习俗、传统、信仰、宗教和习惯中的环保意识和思想，如民族地区的龙山、凤水，进行宣传教育。另建议在中小学中专门开设环境课程或在自然、化学、生物、地理及中进行环保教育，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课外活动。此外，加快对全国生物多样性的清查；根据实际情况变更动植物保护级别；恢复破坏的生态系统；及对一些重点珍稀濒危物种进行人工繁育和扩群工作，也很有必要。总之，一个物种的消亡往往不是单个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是一件综合性的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参与，不仅需要政府，更需要民众；不仅需要单个学科，更需要多学科；不仅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而是全球的共同参与与合作。

从游客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概念的新发展 1、前言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如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覆盖约13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占总数的14%以上。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一直是中国自然文化遗产资源管理中的核心问题。许多管理者,将解决这一矛盾的希望寄托在“游客环境容量”这一“数量”概念上,认为只要算出游客数量,就万事大吉,就可以解决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可否认,环境容量①作为一个概念绝对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但如果仅仅把它作为一个“数据游戏”,则会在实践中带来很多负面效果。由于在资源保护和管理过程中,发现了作为数据的“环境容量”的各种局限,美国国家林业局的科学家们于20世纪80年代在游憩环境容量的基础上发展出LAC理论(LimitsofAcceptableChange),即“可接受的改变极限”。它以一套9个步骤的管理过程来替代单纯的“环境容量计算”,20世纪90年代以后广泛应用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规划和管理之中,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发展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2、环境容量到LAC理论环境容量的概念最早出现于1838年,是由比利时的数学生物学家.弗胡斯特()提出的,随后被应用于人口研究、环境保护、土地利用、移民等领域[1]。与国家公园和保护区相关的游憩环境容量(RecreationCarryingCapacity)的提法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2],当时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呼吁对国家公园的承载力(CarryingCapacity)或饱和点(SaturationPoint)进行研究,1964年,对游憩环境容量的系统研究才真正出现。这一年,美国学者韦格()出版了他的学术专著《具有游憩功能的荒野地的环境容量》。韦格认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一个游憩地区,能够长期维持旅游品质的游憩使用量[3]。1971年里蒙(Lim)和史迪科()提出:游憩环境容量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间内,维持一定水准给旅游者使用,而不破坏环境和影响游客体验的利用强度[1]。1971年,里蒙和麦宁(Manning)建议将环境容量分成如下4种类型进行研究:生物物理容量(BiophysicalCapacity)、社会文化容量(Social culturalCapacity)、心理容量(PsychologicalCapacity)和管理容量(ManagerialCapacity)[4]。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是游憩环境容量研究的高峰年代。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 美国的主要大学几乎都有学者研究环境容量问题。研究者们发现环境容量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很诱人的概念,但如果将环境容量简单地理解成数字问题或数学计算的话,在实践中往往得到失败的结果。因为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字来讲,变量太多,很难得到一个准确的答案。至少有4个原因使得确定环境容量的数据变得很困难:①环境容量体系很复杂,笔者曾将环境容量分为18个子容量[1],每一个子容量都包括很多变量,这几乎不可能计算出一个准确甚至较为准确的环境容量数据;②游客的旅游目的不同,而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会产生不同的环境容量数字[5];③只要有使用,环境就会产生变化,困难在于人们很难确定“多大的变化是太大的变化(HowMuchisTooMuch)”[6];④应用游客人数作为环境容量的唯一指标是有问题的,因为即使是在游客人数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游客行为、小组规模、游客素质、资源状况、时间和空间等因素对资源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区别。打一个比方,为了保护两片同样面积为1000m2 的、同样草种的草地,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第一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躺在草地上读书的人,第二片草地进入的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一小时过后,我们可以看到对草地不同的影响结果。这是不同的行为类别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同理,两片同样为1000m2的草地,一片为耐践踏的野牛草,另一片为娇嫩的百慕大草,同样规定每小时每片草地的环境容量是100人,假定两片草地进去的全是100名扭秧歌的人,他们的行为方式也完全相同,一小时后两片草地的保护状况还是会有很大的不同。这是资源敏感度对环境容量的影响。进一步假设,两片同样为野牛草的1000m2草地,使用者还是各100名扭秧歌的人,第一片草地上的人100人为一个大组,集中在100m2的场地内活动,第二片草地上的100人,分成10个小组,每小组10人进行活动,每组占用100m2的空间活动,一小时后这两片草地受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空间分布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再来假设,还是两片草地,同样为野牛草,使用者还是那些扭秧歌的人,同样规定环境容量为1小时100人,两边草地上的人都是100人一个大组,第一片草地上的人进去了20分钟就出来了,第二片草地上的人整整玩足了1小时,同样的环境容量下,对草地的破坏还是不同。这是时间因素的影响。最后一个假设,所有其他因素全部相同,两片草地分别由不同的管理者管理,第一片草地的管理者认真而严格,只允许穿软底鞋的人进入;第二片草地上的管理者不认真,皮鞋、钉鞋,什么样的鞋都让进去,一小时后两片草地遭破坏的情况还是会有很大不同。这是管理水平对资源状况的影响。由此可见,仅仅将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数据控制,并不能达到有效保护资源的目的。国外的学者们开始反思,研究解决环境容量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利用之间矛盾)的新思路。LAC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史迪科[7]1980年提出了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3个原则:①首要关注点应放在控制环境影响方面,而不是控制游客人数方面;②应该淡化对游客人数的管理,只有在非直接(管理游客)的方法行不通时,再来控制游客人数;③准确的监测指标数据是必须的,这样可以避免规划的偶然性和假定性。史迪科的贡献在于他将人们从“计算”环境容量的泥潭中拉了出来,重新审视环境容量这个概念所要解决的问题。环境容量作为一个概念是一个很伟大的发现,因为它提出了“极限”这一概念,即任何一个环境都存在一个承载力的极限,这一极限并不单是指游客数量的极限,更是指环境受到影响的极限。LAC理论就是在对环境承载力概念的继承和对环境容量模型方法的革命性批判中产生的。“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imitsOfAcceptableChange)”这一用语是由一位名叫佛里赛(Frissell,1963)的学生于1963年在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来的[2]。佛里赛认为,如果允许一个地区开展旅游活动,那么资源状况下降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须接受的。关键是要为可容忍的环境改变设定一个极限,当一个地区的资源状况到达预先设定的极限值时,必须采取措施,以阻止进一步的环境变化。1972年这一概念经佛里赛和史迪科进一步发展,提出不仅应对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状况设定极限,还要为游客的体验水准设定极限,同时建议将它作为解决环境容量问题的一个替选方法。1984年10月史迪科[8]等发表了题为《可接受改变的极限:管理鲍勃马苏荒野地的新思路》的论文,第一次提出了LAC的框架。1985年1月,美国国家林业局出版了题为《荒野地规划中的可接受改变理论》的报告[9],这一报告更为系统地提出了LAC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方法。3、LAC理论的9个步骤（1）确定规划地区的课题与关注点包括①确定规划地区的资源特征与质量;②确定规划中应该解决哪些管理问题;③确定哪些是公众关注的管理问题;④确定规划在区域层次和国家层次扮演的角色。这一步骤的目的是使规划者更深刻地认识规划地区的资源,从而对如何管理好这些资源得出一个总体概念,并将规划重点放到主要的管理课题上。对于鲍勃马苏荒野地来说,这样的课题还包括游憩运动用品商店的位置、人马驿道的管理、濒危物种的管理以及有限体验机会的提供等。(2)界定并描述旅游机会种类每一个规划地区内部的不同区域,都存在着不同的生物物理特征、不同的利用程度、不同的旅游和其他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及不同的游客体验需求。上述各个方面的多样性,要求管理也应该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特征、现状和游客体验需求而有所变化。机会种类用来描述规划范围内的不同区域所要维持的不同的资源状况、社会状况和管理状况。旅游机会的提供必须与规划地区的总体身份相协调,如果一个规划地区是国家公园,则所有的旅游机会必须与国家公园的目标相一致。旅游机会的界定并不能成为破坏国家公园资源的借口。(3)选择有关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的监测指标指标是用来确定每一个机会类别其资源状况或社会状况是否合适,或可接受的量化因素。因为在实践中,不可能测量每一个资源或社会特征的所有指标。LAC理论的创始者们建议选择指标时应该注意以下原则:①指标应该反映某一区域的总体“健康”状况;②指标应该是容易测量的。举例来说,资源状况指标可以是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社会指标可以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指标是LAC框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单一指标不足以描绘某一特定区域的资源和社会状况,应该用一组指标来对相应的地区进行监测。(4)调查现状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现状调查是规划中一项费时的工作,LAC框架中的现状调查,主要是对步骤3所选择出的监测指标的调查。当然也包括其他一些物质规划必要因素的调查,如桥梁、观景点等。调查的数据将被标示在地图上,这样,资源的状况和各指标所处的空间位置就会一目了然。现状调查也能为规划者和管理者制定指标的标准提供依据。(5)确定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资源状况标准和社会状况标准标准是指管理者“可以接受的”每一旅游机会类别的每一项指标的极限值。如果指标为某一宿营地裸露地面的百分数,则40%可能是这一指标的标准;如果指标是每一个旅游团,每天碰到的其他旅行团的数目,则10个旅行团是该指标的数目。符合这一标准,则表示这一地区的资源状况和社会状况(主要是游客体验状况)是可以接受的,是“健康的”。一旦超过标准,则应启动相应的措施,使指标重新回到标准以内。步骤4是确定标准的重要基础,因为标准必须是现实和可实现的,同时应该好于现实状况,这种比较必须通过步骤4来实现。此外标准在恢复某一地区的过程中也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6)根据步骤1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步骤4所确定的现状制定旅游机会类别替选方案一个国家公园或保护区,可以采取不同的空间分布而都不违背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性质。第6个步骤就是规划者和管理者根据步骤1和步骤4所获得的信息,来探索旅游机会类别的不同空间分布。不同的方案满足不同的课题、关注点和价值观。(7)为每一个替选方案制定管理行动计划步骤6所确定替选方案,只是制定最佳方案的第一步。管理者和规划者应该知道从现实状况到理想状况的差距有多大,还需知道必须采取什么样的管理行动才能到达理想状态。从某一种角度来讲,在步骤7中,应该为每一个替选方案进行代价分析。举例来说,某一替选方案,可能会建议设立大规模的植被恢复区,但它的代价是不可承受的资金压力,这种情况下,该方案就不可能成为最佳方案。(8)评价替选方案并选出一个最佳方案经过以上7个步骤后,规划者和管理者就可以坐下来评价各个方案的代价和优势,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评价的结果选出一个最佳方案。评价应该尽可能多地考虑各种因素,其中第1步骤所确定的课题、关注点和第7步骤的行动代价,是必须考虑的因素。评价除了能为管理机构的决策提供依据外,也可以为公众的有效参与创造有利条件。(9)实施行动计划并监测资源与社会状况一旦最佳方案选定,则管理行动计划开始启动,监测计划也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监测主要是对步骤3中确定的指标进行监测,以确定它们是否符合步骤5所确定的标准。如果资源和社会状况没有得到改进,甚至是在恶化的话,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或新的管理行动,以制止这种不良的趋势[5]。4、LAC理论的衍生技术LAC理论的诞生,带来了国家公园与保护区规划和管理方面革命性的变革,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根据LAC理论的基本框架,制定了“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技术方法(VERP—VisitorExperienceandResourceProtection),加拿大国家公园局制定了“游客活动管理规划”方法(VAMP—VisitorActivityManagementPlan)、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协会制定了“游客影响管理”的方法(VIM—VisitorImpactManagement),澳大利亚制定了“旅游管理最佳模型”(TourismOptimizationManagementModel)。这些技术方法和模型在上述国家的规划和管理实践中,尤其是在解决资源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矛盾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5、LAC理论及其相关技术在我国的应用我国传统的规划和管理中只是把环境容量当作一个数字去计算,往往陷入前文所说的数字泥潭和数字游戏之中。针对这一情况,清华大学资源保护和风景旅游研究所从1999年起,在所承担的《泰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0—2020)》、《镜泊湖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1—2020)》、《三江并流梅里雪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2—2020)》和《黄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4—2025)》中,对LAC理论及其衍生技术进行了探索性应用,这些探索包括分区控制规划(Zoning)、目标—战略—行动计划三层次协同规划、资源保护等级光谱以及指标和标准的制定等等,这些探索取得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广泛好评。因为监测指标和标准是LAC理论的核心内容,限于论文的篇幅,本节将重点介绍我们在上述风景名胜区规划中监测指标和标准的相关情况。如果要使风景名胜区的资源保护和游客体验都处于一个较高的水平,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是制定监测指标和标准。针对这一认识,我们分别就资源保护和游客体验两个方面制定了两类指标。可能的资源状况指标包括空气中被选化学成分浓度、空气湿度、道路两侧土壤状况、优势动植物营养水平等,而可能的游客体验目标包括游客拥挤度、游客满意度等。一旦被选定的指标超过了规划中确定的标准,则表示该地区的环境承载力(或者说环境容量)超出了可以接受的水平,必须采取规划中明确的行动计划以使监测指标恢复到标准之内。由于每个风景名胜区的资源特征不同,需要保护的资源和价值也各有不同,因此其指标和标准也有所不同。可以预料,一旦LAC理论在我国得到广泛应用,它将在世界遗产、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的规划和管理中带来革命性变革。

建设国家公园是为了让中国的生态系统和动植物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