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学术论文集

《世说新语》概述《世说新语》 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豪门贵族和官僚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还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和法文译本。《世说新语》内容简介《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世说新语》编者简介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文学家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 《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关于《世说新语校笺》《世说新语校笺》全四册。中华书局2007年5月一版2印。装帧、纸张、印刷俱佳。本书是杨勇先生一九六一年至六八年花了八年时间，搜集了二百四十余种有关《世说新语》数据，对《世说新语》所作的系统整理，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1990年9月，杨勇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不断访求当世有关《世说新语》新着一百余种，又穷八年之力，重新为之写定，修订旧作数百处，新增三万余字。此次由中华书局重新刊印，杨勇先生又精益求精地订正了近百处讹误。本书后附有关图表、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为读者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是目前世说新语最详实的本子。《世说新语校笺》再版序《世说新语》者,记录清谈之语言与事迹之书也.夫清谈,原是谈嘲,起自战国初淳於髡,太史公以其滑稽多辩,喜隐语,乃与楚之常以谈笑讽谏者优孟,与秦之善於言笑者优旃合为< 滑稽列传〉,谓足以和悦人主,谈言微中,亦以解纷乱也.至汉武帝时,又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东方朔口谐辞给,能奇言怪语,称为滑稽之雄;枚臯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武帝既招英俊,东方朔与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班固谓汉之得人,於兹为盛,与儒雅公孙弘,文章司马迁,笃行石建等并列,皆有功绩现於世.则滑稽也者,已成为世之显类矣.《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 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 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皆善於言语之人,盖上承秦二世时之优旃也.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 言语一○八))而止,所录材料内容起讫如此,则临川编书之旨趣与体例可知矣.《史记.滑稽列传.索隐》曰:「按:滑,乱也;稽,同也.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清谈一词,始见於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后汉书.郑太传》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章怀注曰:「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其意与滑稽全同.则清谈即是滑稽谈嘲无疑也.《世说》三十六篇,殆皆汉魏以来谈论之大目,大抵依人物之性行而定;若以言语言,则可归为三大类:曰谈嘲,曰人物鉴识,曰学术讨论是也.三者内容不同,意趣迥别,不可一概而言.清谈既为滑稽谈嘲之后裔,故<排调〉,<任诞〉,<简傲〉,<言语〉等篇皆属之.严格言之,学术讨论,人伦鉴识,不得预於清谈之列.盖学术讨论,旨在探讨学术真理,措辞用意,自有所本,繁表之言,象内之意,虽可玄之又玄,但微言之极,又不可偏离本经也.人伦鉴识,亦必「先言而后验,若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矣(（郭太传）语).其不能久传远播者可知.故此二者非是谈嘲也. 广义言之,清谈又是谈日常也.故<德行〉,<政事〉,<方正〉,<雅量〉,<规箴〉,<捷悟〉,<夙慧〉, <豪爽〉等篇,记录前贤嘉言懿语者亦属之.至於<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篇,则陈其险行,以志言语格调之不同已.故滑稽谈嘲乃属清谈之正格,故又有滑稽,诙啁,嘲,谐,能言,才辩,才辞,戏,谈之别称.其人伦鉴识或学术讨论,则为清谈所繁衍之枝与流裔耳.至献帝初平元年「清谈」一词出现后,才统名之为「清谈」或「清言」矣.人伦鉴识,乃辩别人物性行,定其品格高下,以为世鉴.《世说》中<识鉴〉, <赏誉〉,<品藻〉等篇属之,皆为品评人物之结论.<识鉴〉一注引孙盛《杂语》曰:「太祖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达,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许劭与郭太《后汉书》同传,皆以识鉴人物名,并不及於其他事.<郭太传〉云:「善谈论,美音制,性明知人,好奖士类,所拔左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其论曰:「林宗所拔雅俗无所失,将以明性特有主乎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故《后汉书.左（雄）周（举）黄（琬）传》,评论汉兴以来人物,亦有「郭有道奖鉴人伦」之语,拔士奖训之功,世有定论.林宗生顺帝永建三年（一二八）,卒灵帝建宁二年（一六九）,年四十二.史云:「二十行学至成臯屈伯彦精舍,三年毕业,乃游於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名震京师.」其拔士取才或始於此,三十上下,当桓帝永寿间（一五五）也.事在党祸前.又<许劭传〉云:少竣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劭,和阳士者,并显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劭与从兄靖有高名,亦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三国志.许靖传》曰:「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皆以拔士奖评为业者.又《三国.庞统传》曰:「性好人伦,勤於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乃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於知彼辈拔士本意,乃在兴风俗,长道业,而崇迈世教也.若郭太,许劭,许靖,庞统者,其为拔士之代表人物也.而尤以林宗为著,并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见《世说.政事》十七注）.京邑,汝南,襄阳之外,颍川乡论亦盛.《后汉书.陈寔传》曰:「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中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 於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言.」此皆乡论邑议之所由来;所谓清议,即取资於此.后二百年桓彜亦有人伦鉴识之称,「拔才取士,时人方之许郭.」（《晋书桓彜传》）.林宗在历史上所担当之任务为此.陈寅恪曰:「世之所谓清谈,实始自郭林宗,而完成於阮嗣宗也.(见<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谓《世说》除记载玄学外,尚及人物之评论;而人物评论,则来自后汉之察举;而地方清议与乡论因是而兴.乡论之著者,莫先於许郭.因谓林宗为清谈之始祖.至於魏晋,清谈内容多与实际政o人们就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治有关,其主题为名教与自然之争,故至阮籍才统一调和为「将无同」说也.是谓清谈实始自郭林宗,而完成於阮嗣宗也.汤用彤亦曰: 「魏之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盖谈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变之必然趋势.」（见<读人物志>）皆属似是而非之言.今以清谈发展之事实言,则清谈并不出於清议,而清议适出於清谈也.（别详拙文< 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见拙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此[或为北]正文书局二○○三年一月版.）《世说.文学》篇,以记学术讨论为主,有一○七条,号谈理者十六见,佛十二见,《老.庄》十二见,赋七,文论六,《诗经》及〈才性四本〉各四,《易》三,《春秋》及《公孙龙》各二,其馀一见者有《墨子》,《惠施》等,而以第五条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第六条何晏为吏部尚书,第八条王辅嗣弱冠见裴徽,第九条傅嘏善言虚胜为最多人讨论之目.此即世人所艳称之「正始之音」也.辩理谈玄之风,实盛於此,而萌芽於章句之烦琐.汉初治经,有训诂,有传,而无章句;学者常兼通，求大义,玩经0人们就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文,自蓄德而已.宣帝以后,今文博士遂有章句之学.自有章句,乃有分经专治之家法,家有数说,章句多者一经或至百馀万言,五经大师众至千馀人.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故通人厌烦,羞学章句,於是「才学」生焉.「才学」一词为章句之对立词,亦由章句之弊而起,始见於光武初即位之建武二年（公元二六）.《后汉书.宋弘传》曰:「（光武）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及杨雄,刘向父子.」光武本为一太学生,深知章句利弊,即位之初,戎马未暇,辄问弘通博之士,殆以章句之士不能应大难,必待通博之士有以安邦定国乎独问於此,不无深意.又《后汉书.王充传》曰:「友人同郡谢夷吾荐充才学,肃宗特召公车徵,病不行.」王充生光武建武三年（公元二七）,卒和帝永元三年（九一）,年六十五.公车徵,当在王晚年,肃宗元和前后（八四——八六）,充年六十左右.王充著《论衡》,当更在此之前.於知才学之意识,在西汉末年早已有之.其时道家思想已擡头,名教与自然之争,亦由是开始.《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谢承书》曰:「夷吾荐充曰:『充之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能过也.』」夷吾所谓「天才」,即天资,本能,谓才也;宋弘所谓「才学洽闻」,乃天才加后学加洽闻（经验）也.故自和安以下,史称「才学」者,为天才,后学,洽闻之复义偏名词也,亦即通博之意.桓谭,王充天才拔俗既如孟轲,孙卿等,其成学过程又何如《后汉书.桓谭传》曰:「博学多通,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则桓谭乃古学之士,不为章句,博学而通者,与今文博士章句之学抱一经以为禄利之途者然不同.又《后汉书.王充传》曰:「充少孤,乡裏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为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 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释物类异同,正时俗嫌疑.」则王充成学经过与桓谭近是,而其学问造诣,似又过於桓谭者.《论衡》一书直斥章句之士为守文,为俗儒,既为有识者所叹倒,以为谈助之资;而〈问孔〉,〈刺孟〉之作,更为儒者闻之而丧胆.惊世骇俗,前所未有.若王充者,可谓思想界之陈胜,吴广也.自此以下,天下学风为之骤变,章句之学既为世人所疏远,儒者之风亦渐见衰落.至质帝本初,太学本为培养章句之圣地,如今已成为才学发展之乐土矣.《后汉书.儒林传》曰:「本初元年（一四六）,梁太后诏曰: 『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於乡射月一餐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浮华,当指才学.当此之时,外戚,宦官与朝士之斗争日趋炽烈,社会动荡极度不安,才士目击百姓生灵涂炭在即,於是纷纷投入实际之政o人们就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治斗争中,与朝士相结合, 互为褒重,竟成部党.〈党锢传〉曰:「逮於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於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分.」此即士子部党之实.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放.」（〈党锢传〉语）.士子经党祸打击之后,人人自危,无不钳口与言世事;有不得已欲为之言者,只有用谐隐或放言方式言之矣.此魏晋时谐隐之言之所以盛,名理,玄理之言之所由兴起也.清谈之美果,「天人合一」之说,「将无同」之局,终於出现.太和初,荀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善名理;而粲尚玄远.正始五年,王弼与裴徽,何晏,锺会等谈玄理.《魏志.锺会传》注引何劭为＾弼传〉曰:「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於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此时王弼对本体之定义「道无」之说已为士人所承认,所接受,故裴徽,何晏等不复问「无」何以为道之本体,而只问圣人何以无言.王弼之答,以为圣人体无;无既无矣,自不能以言有,即不能以言尽意,以象举物也;老子是有者也,则可藉有恒言无所不足,以通圣人之体无.然而圣人之体又何以能通无何劭为〈弼传〉又曰:「弼与锺会善,会议论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至精,锺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於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此王弼与何晏等言圣人因为「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之证.今既知圣人之体（德）冲和以通无,则圣人亦可以通天矣;天人之德既合而为一,则名教与自然之争於是得息.造成「将无同」之局者,王弼一人之功也.故何晏曰:「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诚是也.直至西晋,阮瞻举灼然,见司徒王戎,戎问「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者,此阮瞻转述王弼之言,服膺其说是也;非瞻所造,更非嗣宗统一调和之也.前人於此多混淆,而王弼之伟大处正是此.（另详拙作〈略论玄学之成因〉一文,见《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总上所言,本序之意有三:阐明清谈之起源与性质,一也;否定清谈出於清议,而清议适出於清谈,二也;言「才学」之出现,终成为六朝社会之动力,文化之核心,而造成「天人合一」之说,「将无同」之局者,皆由清谈使之然也.此三者,盖近人所不曾谈;故东方先生曰:「谈何容易」,是也.又本书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出版不久,旋为台北数出版社所翻印,销售量之大,令人惊喜.然而书之缺漏错误处亦不少.一九九○年中大退休后,亟思补正,於是优游典籍,从容俯仰於书者凡八年,修订九百馀处,新增三万言,并附以汪藻《世说人名谱》等,都为两册,上册本文,下册附录;二○○○年五月由台北正文书局重新出版,视初出面目一新矣.今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在国内外发行,再为审读一过,又改正八十馀处,比前作又胜一筹矣.公元2005年中秋,杨勇序於香港九龙之锦绣园.

20世纪以来的《洛阳伽蓝记》研究，在其作者身世、文本笺注、文体特征、史学价值、人文地理及文学成就等方面均获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与南北朝的其他专书研究相比，其研究状况相对滞后，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20世纪；《洛阳伽蓝记》研究；回顾；展望 《洛阳伽蓝记》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以记载佛寺为纲、具有文化与文学价值的历史地理名著，是与《水经注》、《颜氏家训》相齐名的北朝三部杰作之一，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它既有优美之文笔，更有丰富的内涵、珍稀的史料，在历史、文学、地理、佛教、交通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是北朝文献中极其珍贵的精品。本文试图对20世纪以来《洛阳伽蓝记》（以下简称《伽蓝记》）研究作一回顾，并展望《伽蓝记》的研究前景。 一、《伽蓝记》研究综述 近百年的《伽蓝记》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以前的近50年为第一阶段，此阶段的研究重在校勘、注释与考证，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一定基础；第二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此时期出现了几个重要的《伽蓝记》整理和校注的本子，但国内由于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伽蓝记》研究显得沉寂、低迷，一些观点也较为偏颇；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由于学术思想得到解放，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取得的成绩较为显著。 自《伽蓝记》问世流传1000余年来，在学术史上一直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偶有涉猎者，只是著录、序跋、题识，略记其概，缺乏一个整理的善本。直至近代，《伽蓝记》方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因此《伽蓝记》研究第一阶段的近50年，学者多在校勘版本、训解文字、考案史实和注释笺疏等方面用力，这些对《伽蓝记》的研究可谓具有筚路蓝缕之功。20世纪上半叶，较早对《伽蓝记》进行校勘和整理的，是1915年唐晏所撰的《洛阳伽蓝记钩沉》。1930年张宗祥综合诸家版本，作《洛阳伽蓝记合校》。1937年，周延年撰《洛阳伽蓝记注》，这是对《伽蓝记》全面加以诠解的第一个注释本。其后屠敬山撰写《伽蓝记》注及校勘记各五卷，惜稿本于赴蒙古途中被盗贼劫去。由于受到西方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撰写有系统的《伽蓝记》专题论文。如1939年陈寅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本第2分册发表的《读＜洛阳伽蓝记＞书后》，1943年孙次舟在《金陵女大集刊》第一辑发表的《洛阳伽蓝记子注释例》，1944年郑骞为纪念周作人60岁诞辰撰写的《洛阳伽蓝记丛考》等。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伽蓝记》在整理和校注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是两种已有广泛影响的《伽蓝记》校注本。在研究论文方面，黄公渚在《文史哲》1956年11期刊出了《＜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该文分七个部分论述了《洛阳伽蓝记》及其作者的思想，是一篇较有深度而又全面的论文。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用了20 000多字，从五个方面介绍和评论杨街之及其所著《洛阳伽蓝记》，是继黄公渚之后《伽蓝记》研究的一部力作。1960年1月31日，罗根泽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洛阳伽蓝记）试论》，论述了北魏建佛寺的意义以及杨街之写作《洛阳伽蓝记》的目的。由于受左倾思想的限制，此时期对《伽蓝记》的评价不高，如社科院编文学史认为“书中也常常表现出杨街之的一些落后思想”，“写佛像流泪等迷信故事也很多”。 “新时期”以来的20多年里，《伽蓝记》研究逐渐得到人们的关注，各种专题论文纷纷涌现，研究视角呈现出多样化，研究内容也逐渐丰富起来。在这些论文中，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讨尤为引人注目：（1）《伽蓝记》的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问题；（2）杨街之的思想与《伽蓝记》的创作主旨；（3）《伽蓝记》版本、笺注及文体问题；（4）《伽蓝记》的史学和文化史价值；（5）《伽蓝记》的建筑和园林艺术研究；（6）《伽蓝记》的文学成就；（7）《伽蓝记》的中古语言学价值。在这些众多的论文中，罗晃潮《＜洛阳伽蓝记＞版本考述》（《文献》1986年第1辑）对《伽蓝记》流传的不同版本系统作了清晰的梳理；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从史学的角度探讨了《伽蓝记》的特点和价值；曹虹《＜洛阳伽蓝记＞新探》（《文学遗产》1995年4期），从新的视角作了探索，指出：“作者面对的这一片佛教建筑，既是一种宗教景观；又是一种更为广泛的人文景观。”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文化渊源进行了深入研究；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2001年3期）对《伽蓝记》及其作者生平思想等六个问题作了精审考证和论述；等等。这些论文均能自出机杼，别立新意，把《伽蓝记》研究引向深入。 台港地区及国外日本、欧美等国家的《伽蓝记》研究也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绩。在港台地区，有几种《伽蓝记》整理版本很值得注意，如徐高阮精校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十二，1960），田素兰的《洛阳伽蓝记校注》（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集刊，1972），香港中文大学杨勇的《洛阳伽蓝记校笺》（台北：正文书局，1982）。此外，徐高阮的《＜洛阳伽蓝记＞补注体例辨》（史语所集刊22本，1950）、王伊同的《诠释（洛阳伽蓝记）志余》（《清华学报》1983年12月第15卷）、詹秀惠的《＜洛阳伽蓝记＞的作者与成书年代》（《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院刊》第1期，1983年6月）、林文月的《（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台大中文学报》第l期，1985年11月）等论文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研究成果与祖国大陆的成果相映成辉，构成20世纪《伽蓝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外，《伽蓝记》至少有三种版本：日本学者入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平凡社，1974），英国W。J。F。Jenner译注的Memories 0f Loyang：Yang Hsii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493—534）（Oxford：ClarendonPress，1981）、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译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1984），显示出国际汉学界对此书亦颇为重视。 二、《伽蓝记》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伽蓝记》作者姓氏、籍贯和生平的研究 杨街之虽因著《伽蓝记》而名传后世，但正史中无传，人们只能靠历代书目著录和《广弘明集》中极简略的小传等零散的记载来研究其姓氏、籍贯和生平等问题。从隋唐以来的各种著作所记看，街之的姓有“杨”、“阳”、“羊”三种写法。究竟衙之为何姓？历来就有争论。但争论者一般弃置“羊”姓不论，多主“杨”姓或“阳”姓。主“杨”姓一派者自《四库提要》始，认为：“刘知几《史通》作羊街之，晁公武《读书志》亦同，然《隋志》亦作杨，与今本合，疑《史通》误也。”其后清人李文田、今人余嘉锡、范祥雍、刘跃进、詹秀惠等倾向“杨”姓说。主“阳”姓一派者最早出自周延年《杨街之事实考》：“详考《北史》及《魏书》杨氏达者无北平籍，……则北平之阳氏以文章传家，已可概见。街之若果为阳姓，其为休之之弟及族昆弟，必无疑矣。”郑骞、黄公渚、周祖谟、王仲辇、范子烨等力主“阳”姓。街之的籍贯，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六《辨惑篇》说是“北平人”。但《魏书·地形志》载，北魏时有两个“北平郡”：一属平州，一属定州。主“杨”姓说者，大多认为街之属定州之北平；主“阳”姓说者，则多认为应属于平州之北平。街之的生平，周祖谟《杨衙之事实考》和范祥雍《杨街之传略》记述最为翔实，一般认为，衙之曾任过奉朝请、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和秘书监四个官职。而曹道衡据北魏史实考证，街之任秘书监一职很不可信。 （二）《伽蓝记》创作主旨与文体的讨论 《伽蓝记》的创作主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寄托怀念故国的情思，二是街之对待佛教的态度。第一个主旨从《伽蓝记》序中可以明显看出，毫无疑义。而人们对《伽蓝记》的佛教态度，则争议颇大。一种意见认为街之著《伽蓝记》的宗旨是为了排佛。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认为：“杨街之的《洛阳伽蓝记》，为公认的反佛的激烈文献。”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均赞同侯说。当代学者范子烨则提出街之当为天师教道徒，他撰写《伽蓝记》“同时为了给自己尊奉的道教鸣不平”。另一种意见认为《伽蓝记》并没有反佛的宗旨。如罗根泽《＜洛阳伽蓝记＞试论》认为“忠于拓拔王朝和对佛教的尊信”是《伽蓝记》的一个重要内容。曹道衡《关于杨街之和（洛阳伽蓝记）的几个问题》持相似观点，认为《伽蓝记》“并不反佛，而是反对王公贵族的奢靡”。 《伽蓝记》的文体是20世纪以来《伽蓝记》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唐代刘知几《史通·补注篇》称此书的文体是“定彼榛梏，列为子注”，即杨街之著书时曾自为子注。大概到了宋朝，正文与子注混在一起，不复分别。四库馆臣不察，竞称“不知何时佚脱”。清代校勘学家顾广圻《洛阳伽蓝记跋》指出：“此书原用大小字分别书之。今一概连写，是混注入正文也。”此后许多学者致力于恢复《伽蓝记》原貌的工作。如吴若准《集证》，划分段落，区分正文与子注。然所定正文太简，注文过繁，恐距杨书原貌甚远。后唐晏作《钩沉》，在吴氏的基础上重新把正文与子注作了划分。吴氏《集证》本、唐晏《钩沉》本之后，周祖谟《校释》本、徐高阮《重刊》本，均致力于阐明杨书体例，再次详分子注，以期能尽量再现原书面目。（历史论文 ）杨勇《校笺》本综括前贤，后出转精，确定六条划分原则，正文子注区分更加科学合理。但也有学者主张在未找到更古的《伽蓝记》本子时不宜强行分别，如张宗祥《合校》书后跋纵论《伽蓝记》正文与子注不易区分的理由，其说颇允。范祥雍《校注》信从张说，不作正文子注的区分。关于《伽蓝记》文体的渊源，陈寅恪先生在《支愍度学说考》和《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二文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发覆，认为此种新文体源于六朝时期的“合本子注”体佛学著作；同时，它也是当时学林流行的“合本子注”体著作的具体表现。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北方论丛））1996年5期）和《（洛阳伽蓝记＞的文体特征与中古佛学》（《文学遗产》1998年6期），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文体的形成及其文化渊源作了更为深入的研究。 （三）《伽蓝记》史学价值的探讨 20世纪以来史学界对《伽蓝记》的史学价值作了较多的讨论。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街之的历史精神》（《思与言》，1983年3月第20卷第6期）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史学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1）因地叙事，以地系史；（2）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3）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4）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台大中文学报》，2002年11月第18期），指出杨街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魏晋南北朝佛教史论文选集》，《中原文物》特刊，1985年）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为我们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法音》1998年12期）从《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常新《＜洛阳伽蓝记）的社会文化史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8期）从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角度，认为《伽蓝记》记述的北魏定都洛阳期间的政治、人物、风俗、掌故传闻及北魏和西域文化交流等，可以说是一部反映该时期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伽蓝记》卷五作为南北朝时期中外交通与文化交流的珍贵文献，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和重视，如丁谦《宋云求经记地理考证》（载《浙江图书馆地学丛书》第二集，1915年）、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六册《宋云、惠生》（中华书局，1979）、法国沙畹（E。Chvannes）《宋云行纪笺注》（载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六编》，中华书局，1956）等均是这方面的突出成果。 （四）《伽蓝记》的城建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价值研究 《伽蓝记》以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史语所集刊》20本上册，1948）以怀履光的测量图为前提，利用《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郭规划》（《庆祝李济先生七十岁论文集》，台北：清华学报社，1965年）根据《伽蓝记》的记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置，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4期）参照《伽蓝记》记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历史研究》1999年6期）结合《魏书》和《伽蓝记》记载，对学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第2辑）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此时的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1939年初次发表，《中国的佛教美术》，1968）、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952年初次发表，收入《东洋学研究》历史地理篇，1970）、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5）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1968）等均是以《伽蓝记》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 （五）《伽蓝记》的文学成就研究 《伽蓝记》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裱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认为，杨街之以冷笔写空间，故条理井然，是《伽蓝记》极具研究价值处；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是杨街之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稀世珍贵的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整体组织上的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文史哲》1999年4期）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伽蓝记》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屏东教育大学学报》2006年9月第25期）对《伽蓝记》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20世纪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工作，《伽蓝记》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研究领域不断开阔，研究视野和思路不断拓宽。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目前的《伽蓝记》研究只有零散的单篇论文出现在学术期刊上，有些论文还停留在概述和知识性介绍的水平，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研究。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部传世名著，《伽蓝记》的研究状况与其本身的文学地位也是不相称的。它的研究程度远不能与南北朝时期《文心雕龙》、《诗品》、《世说新语》等专书研究相比，甚至与《水经注》相比，它的研究也显得冷落得多。展望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它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课题上的研究价值和研究空间仍需大力开拓和进一步深化。随着人们对《伽蓝记》的深入认识，21世纪的《伽蓝记》研究定会大放异彩，向世人展现其应有的魅力。

《世说新语》一书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捷悟、夙慧、豪爽、容止、自新、企羡、伤逝、栖逸、贤媛、术解、巧艺、宠礼、任诞、简傲、排调、轻诋、假谲、黜免、俭啬、汰侈、忿狷、谗险、尤悔、纰漏、惑溺、仇隙三十六篇

《世说新语》 是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1年）的一部记述后汉至南朝刘宋王朝人物的遗闻轶事的杂史。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403—444年)撰写，梁刘峻(字孝标)注。汉代刘向曾著《世说》，早已亡佚。该书原名《世说》，后人为与刘向书相别，又名《世说新书》，大约宋代以后才改称今名。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等三十六门，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隋书·经籍志》将它列入小说。<<宋书·刘道规传>>称刘义庆“性简素”,“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该书所记个别事实虽然不尽确切，但反映了门阀世族的思想风貌，保存了社会、政治、思想、文学、语言等方面史料，价值很高。 刘义庆门下聚集了不少文人学士.他们根据前人类似著述如裴启的《语林》等，编成该书。刘义庆只是倡导和主持了编纂工作，但全书体例风格大体一致，没有出于众手或抄自群书的痕迹，这应当归功于他主编之力。有的日本学者推断该书出于刘义庆门客、谢灵运好友何长瑜之手。 刘孝标原是南朝青州人。宋泰始五年(469)北魏攻下青州，他随例被迫迁到平城，在那里出家，后又还俗。齐永明四年(486)还江南，曾参加翻译佛经。该书的注是刘孝标回江南以后所作。他采用裴松之注《三国志》的办法，进行补缺和纠谬的工作。孝标征引繁富，引用的书籍达四百余种。后人注释该书的，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徐震谔《世说新语校笺》、杨勇《世说新语校笺》。日本德川时代的学者著有几种《世说新语》注。还有马瑞志的英文译本、目加田诚等的多种日文译本和法文译本。《世说新语》内容简介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 德行第一 言语第二 政事第三 文学第四 方正第五 雅量第六 识鉴第七 赏誉第八 品藻第九 规箴第十 捷悟第十一 夙惠第十二 豪爽第十三 容止第十四 自新第十五 企羡第十六 伤逝第十七 栖逸第十八 贤媛第十九 术解第二十 巧艺第二十一 宠礼第二十二 任诞第二十三 简傲第二十四 排调第二十五 轻诋第二十六 假谲第二十七 黜免第二十八 俭啬第二十九 汰侈第三十 忿狷第三十一 谗险第三十二 尤悔第三十三 纰漏第三十四 惑溺第三十五 仇隙第三十六 《世说新语》主要记述士人的生活和思想，及统治阶级的情况，反映了魏晋时期文人的思想言行，和上层社会的生活面貌，记载颇为丰富真实，这样的描写有助读者了解当时士人所处的时代状况及政治社会环境，更让我们明确的看到了所谓「魏晋清谈」的风貌。 此外，《世说新语》善用对照、比喻、夸张、与描绘的文学技巧，不仅使它保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言名句，更为全书增添了无限光彩。 如今，《世说新语》除了文学欣赏的价值外，人物事迹，文学典故、等也多为后世作者所取材，引用，对后来笔记影响尤其大。 《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质朴的散文，有时几如口语，而意味隽永，在晋宋人文章中也颇具特色，因此历来为人们所喜读，其中有不少故事，成了诗词中常用的典故。 《世说新语》编者简介 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文学家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 《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著有《徐州先贤传赞》九卷及《典叙》、志怪小说《幽明录》等。刘义庆以前的志人(轶事)小说有晋裴启的《语林》、郭澄之的《郭子》等，均已散佚。《世说新语》虽被保存了下来，但近代学者根据唐写本残卷考证，亦经后人删改，与原貌已有很大出入。 关于《世说新语校笺》 《世说新语校笺》全四册。中华书局2007年5月一版2印。装帧、纸张、印刷俱佳。本书是杨勇先生一九六一年至六八年花了八年时间，搜集了二百四十余种有关《世说新语》数据，对《世说新语》所作的系统整理，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1990年9月，杨勇先生自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不断访求当世有关《世说新语》新着一百余种，又穷八年之力，重新为之写定，修订旧作数百处，新增三万余字。此次由中华书局重新刊印，杨勇先生又精益求精地订正了近百处讹误。本书后附有关图表、汪藻《世说新语人名谱校笺》、《世说新语人名异称表》、《世说新语人名索引》等，为读者使用提供了极大方便。也是目前世说新语最详实的本子。《世说新语校笺》再版序 《世说新语》者,记录清谈之语言与事迹之书也.夫清谈,原是谈嘲,起自战国初淳於髡,太史公以其滑稽多辩,喜隐语,乃与楚之常以谈笑讽谏者优孟,与秦之善於言笑者优旃合为< 滑稽列传〉,谓足以和悦人主,谈言微中,亦以解纷乱也.至汉武帝时,又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穷;东方朔口谐辞给,能奇言怪语,称为滑稽之雄;枚臯谈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得媟黩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武帝既招英俊,东方朔与枚臯,郭舍人俱在左右,诙啁而已.班固谓汉之得人,於兹为盛,与儒雅公孙弘,文章司马迁,笃行石建等并列,皆有功绩现於世.则滑稽也者,已成为世之显类矣.《世说》所录人物,以秦末陈婴母（贤媛一）入之篇, 次以武帝时之郭舍人(原作东方朔,误.<规箴一>),次以元帝时之京房< 规箴二>,王昭君（贤媛二）,次以成帝时之班婕妤（贤媛三）,皆善於言语之人,盖上承秦二世时之优旃也.下至宋初谢灵运(原作傅亮,误.< 言语一○八))而止,所录材料内容起讫如此,则临川编书之旨趣与体例可知矣.《史记.滑稽列传.索隐》曰:「按:滑,乱也;稽,同也.言辩捷之人,言非若是,说是若非,言能乱异同也.」清谈一词,始见於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一九○）.《后汉书.郑太传》曰:「孔公绪（）清谈高论,嘘枯吹生.」章怀注曰:「枯者嘘之使生,生者吹之使枯,言谈论有所抑扬也.」其意与滑稽全同.则清谈即是滑稽谈嘲无疑也.《世说》三十六篇,殆皆汉魏以来谈论之大目,大抵依人物之性行而定;若以言语言,则可归为三大类:曰谈嘲,曰人物鉴识,曰学术讨论是也.三者内容不同,意趣迥别,不可一概而言.清谈既为滑稽谈嘲之后裔,故<排调〉,<任诞〉,<简傲〉,<言语〉等篇皆属之.严格言之,学术讨论,人伦鉴识,不得预於清谈之列.盖学术讨论,旨在探讨学术真理,措辞用意,自有所本,繁表之言,象内之意,虽可玄之又玄,但微言之极,又不可偏离本经也.人伦鉴识,亦必「先言而后验,若多华辞不经,又类卜相之书」矣(（郭太传）语).其不能久传远播者可知.故此二者非是谈嘲也. 广义言之,清谈又是谈日常也.故<德行〉,<政事〉,<方正〉,<雅量〉,<规箴〉,<捷悟〉,<夙慧〉, <豪爽〉等篇,记录前贤嘉言懿语者亦属之.至於<尤悔〉,<纰漏〉,<惑溺〉,<仇隙〉等篇,则陈其险行,以志言语格调之不同已.故滑稽谈嘲乃属清谈之正格,故又有滑稽,诙啁,嘲,谐,能言,才辩,才辞,戏,谈之别称.其人伦鉴识或学术讨论,则为清谈所繁衍之枝与流裔耳.至献帝初平元年「清谈」一词出现后,才统名之为「清谈」或「清言」矣.人伦鉴识,乃辩别人物性行,定其品格高下,以为世鉴.《世说》中<识鉴〉, <赏誉〉,<品藻〉等篇属之,皆为品评人物之结论.<识鉴〉一注引孙盛《杂语》曰:「太祖问许子将『我何如人』子将不答.固问,子将答曰:『治世之能达,乱世之奸雄.』太祖大笑.」许劭与郭太《后汉书》同传,皆以识鉴人物名,并不及於其他事.<郭太传〉云:「善谈论,美音制,性明知人,好奖士类,所拔左原等六十人,并以成名.」其论曰:「林宗所拔雅俗无所失,将以明性特有主乎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故《后汉书.左（雄）周（举）黄（琬）传》,评论汉兴以来人物,亦有「郭有道奖鉴人伦」之语,拔士奖训之功,世有定论.林宗生顺帝永建三年（一二八）,卒灵帝建宁二年（一六九）,年四十二.史云:「二十行学至成臯屈伯彦精舍,三年毕业,乃游於洛阳,始见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於是名震京师.」其拔士取才或始於此,三十上下,当桓帝永寿间（一五五）也.事在党祸前.又<许劭传〉云:少竣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劭,和阳士者,并显於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劭与从兄靖有高名,亦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称平舆之渊有二龙焉.」《三国志.许靖传》曰:「少与从弟劭俱知名,并有人伦臧否之称;靖虽年逾七十,爱乐人物,诱纳后进,清谈不倦.」皆以拔士奖评为业者.又《三国.庞统传》曰:「性好人伦,勤於长养.每所称述,多过其才.时人怪而问之,统答曰:『当今天下大乱,雅道陵迟,善人少而恶人多.乃欲兴风俗,长道业,不美其谈,而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犹得其半,而可以崇迈世教,使有志者自励,不亦可乎』」於知彼辈拔士本意,乃在兴风俗,长道业,而崇迈世教也.若郭太,许劭,许靖,庞统者,其为拔士之代表人物也.而尤以林宗为著,并自著书一卷,论取士之本（见《世说.政事》十七注）.京邑,汝南,襄阳之外,颍川乡论亦盛.《后汉书.陈寔传》曰:「时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伦教署为文学掾.寔知非其人,怀檄请见,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中常侍不可违.寔乞从外署,不足以尘明德.』伦从之, 於是乡论怪其非举.寔终无言.」此皆乡论邑议之所由来;所谓清议,即取资於此.后二百年桓彜亦有人伦鉴识之称,「拔才取士,时人方之许郭.」（《晋书桓彜传》）.林宗在历史上所担当之任务为此.陈寅恪曰:「世之所谓清谈,实始自郭林宗,而完成於阮嗣宗也.(见<陶渊明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谓《世说》除记载玄学外,尚及人物之评论;而人物评论,则来自后汉之察举;而地方清议与乡论因是而兴.乡论之著者,莫先於许郭.因谓林宗为清谈之始祖.至於魏晋,清谈内容多与实际政o人们就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治有关,其主题为名教与自然之争,故至阮籍才统一调和为「将无同」说也.是谓清谈实始自郭林宗,而完成於阮嗣宗也.汤用彤亦曰: 「魏之清谈,上接汉代之清议,其性质相差不远.其后乃演变而为玄学之清谈.盖谈既久,由具体人事以至抽象玄理,乃学问演变之必然趋势.」（见<读人物志>）皆属似是而非之言.今以清谈发展之事实言,则清谈并不出於清议,而清议适出於清谈也.（别详拙文< 论清谈之起源,原义,语言特色及其影响>.见拙著《世说新语校笺论文集》,台此[或为北]正文书局二○○三年一月版.）《世说.文学》篇,以记学术讨论为主,有一○七条,号谈理者十六见,佛十二见,《老.庄》十二见,赋七,文论六,《诗经》及〈才性四本〉各四,《易》三,《春秋》及《公孙龙》各二,其馀一见者有《墨子》,《惠施》等,而以第五条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第六条何晏为吏部尚书,第八条王辅嗣弱冠见裴徽,第九条傅嘏善言虚胜为最多人讨论之目.此即世人所艳称之「正始之音」也.辩理谈玄之风,实盛於此,而萌芽於章句之烦琐.汉初治经,有训诂,有传,而无章句;学者常兼通，求大义,玩经0人们就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文,自蓄德而已.宣帝以后,今文博士遂有章句之学.自有章句,乃有分经专治之家法,家有数说,章句多者一经或至百馀万言,五经大师众至千馀人.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故通人厌烦,羞学章句,於是「才学」生焉.「才学」一词为章句之对立词,亦由章句之弊而起,始见於光武初即位之建武二年（公元二六）.《后汉书.宋弘传》曰:「（光武）帝尝问弘通博之士,弘乃荐沛国桓谭才学洽闻,几及杨雄,刘向父子.」光武本为一太学生,深知章句利弊,即位之初,戎马未暇,辄问弘通博之士,殆以章句之士不能应大难,必待通博之士有以安邦定国乎独问於此,不无深意.又《后汉书.王充传》曰:「友人同郡谢夷吾荐充才学,肃宗特召公车徵,病不行.」王充生光武建武三年（公元二七）,卒和帝永元三年（九一）,年六十五.公车徵,当在王晚年,肃宗元和前后（八四——八六）,充年六十左右.王充著《论衡》,当更在此之前.於知才学之意识,在西汉末年早已有之.其时道家思想已擡头,名教与自然之争,亦由是开始.《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谢承书》曰:「夷吾荐充曰:『充之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杨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能过也.』」夷吾所谓「天才」,即天资,本能,谓才也;宋弘所谓「才学洽闻」,乃天才加后学加洽闻（经验）也.故自和安以下,史称「才学」者,为天才,后学,洽闻之复义偏名词也,亦即通博之意.桓谭,王充天才拔俗既如孟轲,孙卿等,其成学过程又何如《后汉书.桓谭传》曰:「博学多通,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数从刘歆,杨雄辨析疑异,而熹非毁俗儒，由是多见排抵.」则桓谭乃古学之士,不为章句,博学而通者,与今文博士章句之学抱一经以为禄利之途者然不同.又《后汉书.王充传》曰:「充少孤,乡裏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为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 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馀万言.释物类异同,正时俗嫌疑.」则王充成学经过与桓谭近是,而其学问造诣,似又过於桓谭者.《论衡》一书直斥章句之士为守文,为俗儒,既为有识者所叹倒,以为谈助之资;而〈问孔〉,〈刺孟〉之作,更为儒者闻之而丧胆.惊世骇俗,前所未有.若王充者,可谓思想界之陈胜,吴广也.自此以下,天下学风为之骤变,章句之学既为世人所疏远,儒者之风亦渐见衰落.至质帝本初,太学本为培养章句之圣地,如今已成为才学发展之乐土矣.《后汉书.儒林传》曰:「本初元年（一四六）,梁太后诏曰: 『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每岁辄於乡射月一餐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浮华,当指才学.当此之时,外戚,宦官与朝士之斗争日趋炽烈,社会动荡极度不安,才士目击百姓生灵涂炭在即,於是纷纷投入实际之政o人们就用“八拜之交”来表示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谒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八拜：原指古代世交子`弟谒见长辈的礼节治斗争中,与朝士相结合, 互为褒重,竟成部党.〈党锢传〉曰:「逮於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於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之分.」此即士子部党之实.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国,逮捕党人;党人既诛,其高名善士,多坐流放.」（〈党锢传〉语）.士子经党祸打击之后,人人自危,无不钳口与言世事;有不得已欲为之言者,只有用谐隐或放言方式言之矣.此魏晋时谐隐之言之所以盛,名理,玄理之言之所由兴起也.清谈之美果,「天人合一」之说,「将无同」之局,终於出现.太和初,荀粲到京邑与傅嘏谈,善名理;而粲尚玄远.正始五年,王弼与裴徽,何晏,锺会等谈玄理.《魏志.锺会传》注引何劭为＾弼传〉曰:「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寻亦为傅嘏所知.於时何晏为吏部尚书,甚奇弼,叹之曰:『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此时王弼对本体之定义「道无」之说已为士人所承认,所接受,故裴徽,何晏等不复问「无」何以为道之本体,而只问圣人何以无言.王弼之答,以为圣人体无;无既无矣,自不能以言有,即不能以言尽意,以象举物也;老子是有者也,则可藉有恒言无所不足,以通圣人之体无.然而圣人之体又何以能通无何劭为〈弼传〉又曰:「弼与锺会善,会议论以校练为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为圣人无喜怒哀乐,其论至精,锺会等述之.弼与不同.以为圣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於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此王弼与何晏等言圣人因为「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之证.今既知圣人之体（德）冲和以通无,则圣人亦可以通天矣;天人之德既合而为一,则名教与自然之争於是得息.造成「将无同」之局者,王弼一人之功也.故何晏曰:「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诚是也.直至西晋,阮瞻举灼然,见司徒王戎,戎问「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者,此阮瞻转述王弼之言,服膺其说是也;非瞻所造,更非嗣宗统一调和之也.前人於此多混淆,而王弼之伟大处正是此.（另详拙作〈略论玄学之成因〉一文,见《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总上所言,本序之意有三:阐明清谈之起源与性质,一也;否定清谈出於清议,而清议适出於清谈,二也;言「才学」之出现,终成为六朝社会之动力,文化之核心,而造成「天人合一」之说,「将无同」之局者,皆由清谈使之然也.此三者,盖近人所不曾谈;故东方先生曰:「谈何容易」,是也.又本书一九六九年九月由香港大众书局出版,出版不久,旋为台北数出版社所翻印,销售量之大,令人惊喜.然而书之缺漏错误处亦不少.一九九○年中大退休后,亟思补正,於是优游典籍,从容俯仰於书者凡八年,修订九百馀处,新增三万言,并附以汪藻《世说人名谱》等,都为两册,上册本文,下册附录;二○○○年五月由台北正文书局重新出版,视初出面目一新矣.今由北京中华书局再版,在国内外发行,再为审读一过,又改正八十馀处,比前作又胜一筹矣. 公元2005年中秋,杨勇序於香港九龙之锦绣园.

世说新语》是我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依内容可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类，每类收有若干则故事，全书共一千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从此可见笔记小说「随手而记」的诉求及特性。 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尽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系杂采众书而成。如《规箴》、《贤媛》等篇所载个别西汉人物的故事，采自《史记》和《汉书》。其他部分也多采自前人的记载。一些晋宋间人物的故事，如《言语篇》记谢灵运和孔淳之的对话等，则因这些人物与刘义庆同时而稍早，可能采自当时的传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