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研究屈原传多少篇论文

胸怀大志，忧国忧民，忠君爱国。 诗人的形象光辉灿烂，有着气魄雄伟，血肉丰满，感情充沛的性格。他的理想高远，决心引导祖国走向富强的道路，但是昏庸的君王，贪婪的党人，使他思想上产生了矛盾和斗争，曾经犹豫动摇过，可是他不忍坐视“民生之多艰”更不愿“竞周容以为度，于是他又振作精神，为”美政“而奋起斗争。他是一位有着远大政治理想，热爱祖国，同情人民，有着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的伟大诗人 崇尚真理，追求美好的人生理想是人格美的基础，也是人格美的最高体现。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他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为了楚国的强盛，诗人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诗人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遭到楚国一伙奸佞的阻挠，连楚怀王也疏远了他。但是，诗人的决心从未动摇。诗人反复表示：“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是其崇高人格的体现，是其人格美的核心。信念是人格的支柱，只有确立了坚定不移的信念的人，才具有审美价值。美国思想家埃里希·费罗姆在《爱的艺术》中指出：“信念与其说是一种特殊的信仰，毋宁说是一种分布于整个人格中的性格特征。”屈原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政治家的头脑决定了他要为崇高的政治理想奋斗不息；放弃理想和信念也就等于放弃了人格。屈原一旦认定了崇高的政治理想，就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充分表现了他高尚的人格美。 2?通过对邪恶势力的斗争表现出屈原的人格美。 当时楚国黑暗腐败，贤者遭斥，奸臣横行，这就给屈原的政治道路罩上了灰色。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贤妒能，楚王是非不分，这就断绝了屈原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道路。后来，楚怀王的继承人顷襄王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更偏远的地区。屈原处在奸党的围攻之中，八面受敌，势单力薄，处境十分艰难。但他并没有低头屈服，而是用诗歌向奸党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在《离骚》中这样勾画他们：“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面对众恶，诗人勇敢地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他列举历史上的昏君，并指出其可悲的下场：“(浇)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他总结了一条历史教训：“固乱流其鲜终兮”，以此警告统治者。诗人还热情地歌颂了历史上的明君，“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苛得用此下土”。一抑一扬，表明了诗人的鲜明态度，展示了与奸党斗争的决心。 罗马诗人尤维纳利斯说：“愤怒出诗人”。中国孔子主张“诗可以怨”。富有顽强斗争精神的屈原则响亮提出“发愤以抒情”(《惜诵》)。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中对屈原的文学观进行了阐释。他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文学观，直接来自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重压，是“至于不得已而后发愤以抒其情”(朱熹《楚辞集注》)。屈原曾身兼内政外交重任，励精图治，渴望改革，渴望国富民强。但是，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嫉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诗人上指苍天，下瞰大地，纵横驰骋。咏香草鲜花以颂君子，斥恶草臭叶以责小人。他还把矛头直指楚王。卖国贼、专权者、嫉妒者、诽谤者，统统成了他笔下鞭挞的对象。 人格美，一方面表现在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上，另一方面表现在对邪恶势力的斗争上。勇敢地与恶势力斗争，就是对人格的捍卫；反之，也就谈不到人格美。屈原以杰出的作品向黑暗势力展开斗争，而且是如此英勇顽强，其人格美如日月，光明天下。 3?通过对基于内在美的仪表美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屈原非常注重仪表修饰，他在《离骚》中写道：“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诗人对仪表美的追求是从幼年就开始的。他在《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应该指出的是，屈原是把仪表美与内在美结合在一起的。他说：“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屈原从人格的角度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内美”的美学观念，表现了他的美学思想。这样，华美的仪表与质正的心灵构成了屈原最完美的人格。屈原在《思美人》中进一步阐释了这种内美与外美的统一。“情与质信可保兮，羌居蔽而闻章”。他在《橘颂》中把两种美的结合高度概括为四个字“精色内白”。 屈原把奸党小人的审美观与自己的审美观作了对比。奸党小人也追求仪表美，他们“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锃美之能当?苏粪壤以充帏兮，谓申椒其不芳”。可见，奸党小人是以丑为美的。屈原的审美标准与奸党的审美标准是方枘圆凿。审美观的不同，体现了人格的不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屈原的高尚与奸党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尽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伟大人格光照千秋，万代景仰；奸党小人一时横行天下，却永遭后人唾弃。这就是人民的审判。 还应指出，屈原的内在美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和丰富的社会内容。它包含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勤奋好学，刚直不阿等美好的品质。这种内在美是诗人不断探索、追求的结果。他“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明了他对内在美的培养。屈原认为，内在美是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如果仅有外在美而无内在美，只能是“羌无实而容长”。他在评价宓妃时说：“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 人格美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内在美与外在美的统一。一个具有内在美的人，往往也追求仪表美。有诸内必形诸外，内在美要通过仪表美表现出来；有诸外必显诸内，仪表美是内在美的体现和反映。屈原的仪表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仪表美，它是一种象征，一种标志。屈原的仪表美表现出他对至善至美的追求。在那个浓黑的社会里，高雅的服饰，烘托着他那高洁的气质和杰出的风貌，宛如一朵圣洁的莲花，出淤泥而不染，又好像一棵挺拔刚劲的松柏，遭风雨而不挠。屈原就是美的化身，就是人类最完美的心灵与外在美的统一体。从美学的意义上讲，屈原的仪表美是人类审美心理某种共性的显现，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4?从诗中表现出的清高思想看屈原的人格美。 清高本属内在美的范畴，但考虑到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涉及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专列一节加以论述。 “清高”一词，本义是清洁高尚，不慕荣利。此词最早出自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说：“凡百君子，莫不慕其(屈原)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闵其志焉”。后来杜甫在《咏怀古迹》(五)中说：“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可见，“清高”最早是用来评价屈原人格的，后专用来赞扬那些志趣高尚的伟人，是一个褒义词。 屈原的清高思想在《离骚》中表现得很突出。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在其他作品中也有所体现，如《渔父》：“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屈原的清高思想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对崇高的精神境界的执着追求；二、对荣华富贵的蔑视；三、对世俗观念的鄙弃。 屈原清高思想的产生有其社会基础。屈原生活的社会是一个泯灭个性的社会，谁要想在仕途上站稳脚跟，必须放弃高尚的人格。诗人的悲剧就在于他想在坚持高尚人格的同时获得政治上的成功，他宁死也不愿意把自己从高尚降为卑污，结果只能是“抱香而死”。因此，黑暗的社会现实是产生清高思想的土壤。屈原的“独醒”、“独清”反衬出周围环境的险恶污浊。屈原的清高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代的知识分子。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都是对这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清高成为封建社会中反抗邪恶的武器，维护人格的盾牌，虽然它会导致消极。 要说明的是，屈原的清高与庄子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清代钱澄之把屈、庄相提并论，说“庄屈无二道”(《庄屈合诂·唐序》)，实是一大误解。屈原的清高思想是建立在坚持正义、爱国爱民的基础之上的，既包含着浓厚的忧患意识，又包含着与恶势力进行抗争的精神，其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他说：“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然遭受坎坷历尽蹭蹬，却对人生表现出极大的热爱。庄子则主张生不如死、逃避矛盾，追求天马行空无拘无束的生活，其人生态度是消极遁世的。二者相比，不是泾渭分明了吗?至于后世一些人，借清高之名，或独善以明哲保身，或隐逸以沽名钓誉，或啸吟以孤芳自赏，像孔稚珪在《北山移文》中所讽刺的那种“虽假容于江皋，乃缨情于好爵”的假清高之士，只能令人作呕，其人格与屈原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5?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司马迁赞屈原道：“其志洁，故其称物芳。”《离骚》在写作上常常以香草美人代表美好的政治制度和高尚的人品。在诗人眼里，各种香草显得那么可爱，诗人爱香草几乎到了成癖的程度。“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把它们佩戴在身上。王逸说：“行清洁者佩芳。”张德纯说：“兰芳秋而弥烈，君子佩之，所以像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属。”(均见游国恩《〈离骚〉纂义》)这充分说明了香草的喻义以及它与人格美的关系。 当时的楚国，君昏臣奸，政治黑暗。屈原遭嫉受压，只能通过香草来表达自己美好的追求。诗人种植了大片的香草。“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其目的是“冀枝叶之峻茂兮，愿竢时乎吾将刈”。刘献廷在《离骚经讲录》中说：“当屈子立志之日，岂为独善一身，只完一己之事而已哉?直欲使香泽遍薰天下，与天下之人共处于芝兰之室也。”屈原欲使多数人都具有高尚的人格，充分表现了诗人的群体意识。“高尚正直则是促进和巩固个人和集体幸福的。”(《歌德谈话录》)可悲的是，这些经过诗人心血培植的香草，经不住淫风恶雨的侵袭而竞相变节变质。“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但是，诗人并不随波逐流，而是立志不变。“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 《离骚》中多处提到美女。前人大多认为美女代指明君贤臣。王逸说：“女以喻臣。”李陈玉认为：“言求女者，求贤君之譬也。”(均见《〈离骚〉纂义》)我认为美女就是指具有高尚品格、具有内外美统一的女子。屈原想寻求一个与自己一样既有美好之心灵又有动人之仪表的女子，来陪伴自己，安慰自己。然而找来找去，总不能如愿。 诗人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不仅表现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审美追求。屈原的人格美并非抽象的，而是具体渗透并表现在诗人的各种生活方式上。通过对香草美人的追求，诗人的人格立体化了。屈原的人格之所以是美的，首先是其心灵的伟大，然后我们才倍觉其美，他的追求、爱好无不打上美的烙印。 6?屈原的死表现出诗人的人格美。 《史记·屈原列传》载：“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在《离骚》中，也能找出许多诗句说明他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如：“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楚国，摆在屈原面前有三条路：一是同流合污；二是远走他国；三是以死报国。第一条路屈原是绝对不走的。第二条路是可行的。司马迁说：“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他反复考虑过，别人也劝他走这条路。但是，强烈的爱国之情终于使他选择了第三条路。《离骚》字里行间就流露出以死报国的决心。屈原的死，主要是因为“美政”不能得以实现，楚国毫无希望。秦兵入侵，都城失陷，则加快了屈原的自戕。 自汉代至今，对屈原之死评价不一。贬之者有之：班固指责屈原“忿怼不容，沉江而死”“非明智之器”(《离骚序》)。刘勰认为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是“狷狭之志也”(《文心雕龙·辨骚》)。清代的唐甄说：“为屈子计，当怀王入秦时，以死争之不得，则从王行，如蔺相如以颈血溅秦王。事若不济，死得所矣。不然，弃其家室，从渔父于沧浪，孰得而非之?乃呜咽悲泣，自捐其躯，吾嫌其近于妇人也。”(见《屈原研究论文集》，长江文艺出版社)但褒之者更多。苏轼说：“(屈原)生既不能力争而强谏，死犹能冀其感发而改行。苟宗国之颠覆兮，吾亦独何爱于久生?”他又说：“自子之逝今千载兮，世愈狭而难存。贤者畏讥而改度兮，随俗变化，斫方以为圆。黾勉于乱世而不能去兮，又或为之臣佐。变丹青于玉莹兮，彼乃谓子为非智。惟高节之不可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与。违国去俗，死而不顾兮，岂不足以免于后世!”(《屈原庙赋》)洪兴祖说：“余尝折衷而论之曰，或问古人有言，‘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屈原虽死，何益于怀、襄？’曰，忠臣之用心，自尽其爱君之诚耳。死生毁誉，所不顾也。故比干以谏见戮，屈原以放自沉。”他进一步指出：“楚无人焉?原去国则国从而亡。故虽身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楚辞补注》) 贬之者主要是认为屈原“发愤以抒情”不符合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行为不守“中庸之道”；而褒之者实际上也未能切中肯綮。到了现代，人们的评价才逐渐深入、公允。闻一多先生说：“如果对于当时那在暴风雨前窒息得奄奄待毙的楚国人民，屈原的《离骚》唤醒了他们的反抗情绪；那么，屈原的死，更把那反抗情绪提高到爆炸的边沿。”郭沫若同志说：“屈原的自杀，事实上是殉国难。很显然，他是把自己造成一个典型悲剧时代中的典型悲剧人物。”还有的同志说，屈原的死，是“他不忍见自己的祖国被秦所灭，不忍见自己家乡的父老遭亡国之难。”(均见《屈原研究论文集》) 从屈原的人格上进行分析，他的死是其人格美的具体显现。屈原之死，首先是悲壮的爱国之举，其次是对高尚的气节、神圣的人格的捍卫!同时又是对黑暗政治最强烈的控诉、最有力的抨击!表面看来他是自杀，实际是奸党小人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 我们必须看到，屈原身为贵族，有着阶级的局限性。他可悲之处在于把强烈的治国安邦之心系附在楚王身上。他既不能得志于上层统治者，也不能接触百姓，便产生了“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思想，最后，沉江而死。但我们不能去责怪屈原没去做什么，而是应肯定他做了什么。他始终保持了高尚的人格，并以死来捍卫，足以说明他的伟大。 附带谈谈屈原的人格意识。统览屈原全部作品，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屈原不断地、反复地强调人应该具备美好的品格，应该有所追求。这表现出诗人具有“人本位”的进步思想。诗人衡量人价值大小的标尺，是人格的伟大与否。这是相当强烈的人格意识，这种意识实际上是人性觉醒的表现，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某些相通之处。《橘颂》是屈原人格意识最鲜明的体现。“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屈原借树以言志，用自己的人格谱写了一曲人类美好品质的赞歌。人格意识在人类发展史上弥足宝贵，历史证明了屈原的不朽。

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数的帝王将相、文人墨客，都曾经留下过他们或深或浅的足迹，都曾回响着他们或铿锵或低沉的声音，是他们让厚重的历史精彩，让后世景仰。毛泽东同志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民族长河中的珍贵品。读屈原的作品，理解屈原作品的精神内核，在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彰显得更加光芒四射。  一、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传统，养育了屈原这样一位跨越时空、彰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世代典范。 屈原(约前340-前277)，战国末期楚国人。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诗人。名平，字原。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丹阳(今湖北秭归)人。屈原出身贵族，加上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才能超群，受到了楚怀王的信任和擢升，受命担任左徒要职，“人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

屈原，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即使在他投江之后的两千多年里，仍然受到人们的敬仰和怀念，他所创造的楚辞体经久不衰，永垂史册。但是对于他投江而死却存在着不同看法，有人认为屈原之死重于泰山；有人则认为屈原之死轻如鸿毛。其实这恰恰反映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该怎样正确理解和认识人的价值。在我认为，屈原之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爱国。屈原面对楚国上下昏庸，郢都破灭，没有卖国求荣，而是凭着一颗“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忠肝义胆，与楚国共存亡。他将国家兴衰置于自己得失之上，这种精神永远激励着爱国志士，鞭挞着卖国之人，有如此深远之影响，有如此深远之意义，怎能说死得“轻如鸿毛”呢?郭沫若同志说过：“屈原的死是为民殉国难，是一种为国捐躯精神的再现，他是为正义而死，为真理而死，死得其所。” 屈原之死，死于一种热忱，死于一种抗争。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后一站，将生命与信念的光辉和伟大展现给世人；他用生命守住他的灵魂：他用他的死告诉世人，追求信念与自由是永恒的主题；他给芸芸众生以震撼；他在“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的郁闷空气中注入了一股热浪。这种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民主革命宣传家，思想家陈天华或许受了屈原之死的感染吧!他的《猛回头》、《警世钟》成为刺向清政府的两刃利剑，而他为了抗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的迫害，愤然投海而死。老舍也倍受屈原的感染吧!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堪忍受邪恶势力的迫害，愤然投湖自杀，这是对文革动乱的抗争，是对‘文革”的控诉，他们和屈原—样，以自己的生命警醒人们要奋发，要觉醒。他们把生命的意义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正是死的价值所在。 屈原之死给时空注释新的含义。这一道闪光的利剑划破了千年长空，给生与死赋予新的内容。他的精神流淌在每一个中华赤子的热血里，融入炎黄子孙的灵魂中。死已不是一种结束，而是一个伟大的起点。文天祥虽死犹生，丹心照汉青；史可法，身殉孤城，忠心可鉴；更有于谦，千锤万凿，清白人间。选择死亡，并不是平淡的沉沦，更不是无能的表现。屈原之死是一种力量，一种发奋的力量，它如长夜中划空而过的流星，闪出一生最璀璨的光辉。我说，屈原之死，价值永恒，价值无限。虽然人生的意义在于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人生中也有为了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在某种条件下，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续生命的音响和光彩。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峰，绝妙的音乐、多是悲壮的旋律。而高尚的情操，却在壮烈的牺牲中。人生留迹于大地之间，本应该有惊人之举。卓尔不群的泰山睥睨群峰，汪洋恣肆的长江啸傲百川，佰剑于长城的秦皇汉武，在史册中群视千秋。 生命的长短无关紧要，紧要的是生命的意义。屈原不随俗而毅然沉江，以身殉国，生命之光与日月争辉，长与短，因之失去意义。古往今来，多少生命在历史的星河中默默产生，又默默消亡，而又有几颗能够像屈原这样2000多年后的今天仍熠熠闪烁。他的死，有力地维护了他那不随波逐流，不苟且偷生的人格尊严；他的死，充分显示了他的忠贞爱国，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他的死真正体现了他那昭真理而不惜牺牲生命的人生价值。鲁迅曾经说过，人的生命是可贵的，但真理更可贵。屈原虽死，而真理传于四方，这样的死，死得其所。生与死，是一对矛盾。孟子说过：“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也如裴多斐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也就是说，为了真理，自由，正义，牺牲自己的生命是值得的。但同时，我们要珍惜生命。罗曼•曼兰说过：“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界上最大的错过。” 屈原投江是一曲壮烈的悲歌，一捶击破昏暗的响鼓，一声震撼历史长河的惊雷，屈原是矗立于人类心中的永远丰碑。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屈原是个诗人，从他开始，中国才有了以文学著名于世的作家。他创立了“楚辞”这种文体（也就是创立了“词赋”这一文体），被誉为“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屈原的作品，根据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定和王逸的注本，有25篇，即《离骚》1篇，《天问》1篇，《九歌》11篇，《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各1篇。据《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语，还有《招魂》1篇。有些学者认为《大招》也是屈原作品；但也有人怀疑《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章非出自屈原手笔。据郭沫若先生考证，屈原作品，共流传下来23篇。其中《九歌》11篇，《九章》9篇，《离骚》、《天问》、《招魂》各一篇。 大体说来，《离骚》《天问》《九歌》可以作为屈原作品三种类型的代表。《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其内容与风格可与《离骚》列为一组，大都是有事可据，有义可陈，重在表现作者内心的情愫。《离骚》是屈原以自己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至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鲜明的个性光辉，是屈原全部创作的重点。《天问》是屈原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创作的诗篇，着重表现作者的学术造诣及其历史观和自然观。《九歌》是楚国祀神乐曲，经屈原加工、润色而成，在人物感情的抒发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然而是代人或代神表述，并非作者自我抒情，它更多地显示了南楚文学传统的痕迹。《离骚》一组，《九歌》一组，构成了屈原作品的基本风格。 屈原作品和神话有密切关系。许多虚幻的内容就是承袭神话发展而来的。屈原又是关注现实的诗人，作品里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矛盾，尤以揭露楚国的黑暗政治最为深刻。 屈原作品的风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民性强悍，思想活泼，不为礼法所拘。所以，抒写男女情思、志士爱国是如此直切，而使用的材料，又是如此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写狂怪之士，写远古历史传说，写与天神鬼怪游观，一切神都具有民间普通的人性，神也不过是超出常人的人而已。它们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了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从体制上看，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 400多字。在表现手法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也有三字、十字句的，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句中句尾多用“兮”字，以及“之”“于”“乎”“夫”“而”等虚字，用来协调音节，造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总之，他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巨大的创造性。 屈原作品，在楚人建立汉王朝定都关中后，便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楚辞”的不断传习、发展，北方的文学逐渐楚化。新兴的五、七言诗都和楚骚有关。汉代的赋作家无不受“楚辞”影响，汉以后“绍骚”之作，历代都有，作者往往用屈原的诗句抒发自己胸中的块垒，甚至用屈原的遭遇自喻，这是屈原文学的直接发展。此外，以屈原生平事迹为题材的诗、歌、词、曲、戏剧、琴辞、大曲、话本等，绘画艺术中如屈原像、《九歌图》、《天问图》等，也难以数计。所以鲁迅称屈原作品“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汉文学史纲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