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危机论文范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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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经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3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1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 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 世纪末期,区域经济1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 世纪末的20 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 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1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 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1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1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1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1定的,而当1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1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1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1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1步扭曲和放大。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业性的就业冲击同样不可避免。中国金融行业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前沿，所受到的就业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就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了我国外贸行业的萎缩并引发就业需求大幅下降。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经受考验。尽管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存在“防火墙”的保护，但是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可回避。而且，因为次贷危机已经影响到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这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危机急速冲击就业市场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业性的就业冲击同样不可避免。中国金融行业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前沿，所受到的就业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就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了我国外贸行业的萎缩并引发就业需求大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日前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如果这种局面持续发展，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动荡会大大影响我国就业的增长空间。 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其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雇佣调节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滑坡导致消费需求下降，投资需求萎缩，从而引起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企业的首要决策是降低增量就业。 同时，为有效应对外部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也在不断地计算现有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的成本收益关系，这也会降低增量就业。在我国，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降低对新增人员的需求，因此，大学毕业生将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就业群体。 提振就业需求根本在扩大经济需求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根据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与此同时，国家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和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次税率调整涉及3486项商品，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次调整对于我国受外需影响较大的珠三角、浙江等地区的中小企业将是一个巨大帮助，有助于减轻出口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对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积极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是现有国际货币体系弊端集中显现的结果此次金融危机发源于美国，并席卷全球，其速度之快，破坏力之大，出乎多数人的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各国理论界和政府已多有论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源于美国房地产泡沫。解决公众的住房问题是美国政府的重要目标，例如“两房”就是直接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立的。在近年来美国货币政策宽松、房产价格上扬、资产证券化速度加快的情况下，各贷款机构追逐高额回报，利用所谓金融衍生产品的设计，将抵押贷款扩展至偿还能力差、信用状况不佳的人群，成为危机爆发的温床。其二，金融创新的规模和速度与过分相信市场监督作用的监管理念之间出现失衡。金融衍生品泛滥、杠杆过度使用、评级制度缺乏公允和客观的价值准则，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其三，美国的货币政策应负有较大责任。从2001年1月起，美国开始实行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廉价资金，并伴随着减税、补贴等多项措施，直接促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随后的加息周期则刺破了这一泡沫。其四，过度举债消费的模式是酿成此次危机的深层次根源。长期以来，美国个人消费支出是推动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过度举债消费给美国带来了经济繁荣，但这种繁荣不具备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国内储蓄率已经降至极低水平，从1984年的10.08%降到1995年的4.6%，再降到2004年至2007年的1.8%、-0.4%、-1%和-1.7%，其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债务泡沫。2007年美国居民、企业和政府未清偿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高达229.74%，其中居民负债比重为100.30%。因而当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巨额债务便浮出水面，并最终酿成了一场偿付能力的危机。回过头来看，美国以消费和负债为支撑的经济模式由来已久，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愈演愈烈，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持续的。但如果结合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特点，这一现象就不难理解。当今美元本位体制与黄金(203,-1.79,-0.88%)本位体制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国可以通过无节制地印钞进行对外支付，满足国内消费，而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与之相对应，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口推动经济的同时，换取了大量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支撑的美元，随后又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形成了一个以贸易(实物)——金融(资本)为链条的全球大循环。坦率地说，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一系列严重弊端：首先是作为储备货币的美元，其发行不受任何限制，实际上是一种“信用”本位，美国几乎可以无约束地向世界倾销其货币，但其偿还却因为汇率的“浮动”而得不到保障。其次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缺乏平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仍是建立在少数发达国家利益基础上的制度安排。美国在利用货币特权向其他国家征收铸币税的同时，又借助金融创新将风险扩散到全球，使全球为美国的危机买单，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接受。最后是调节机制的局限性。IMF作为世界中央银行，资本不足，权威不够，其投票权和结构设计不合理，使美国具有否决权。而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其投票权不仅大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实际上也握有否决权。这样就使得IMF不可能通过任何不利于美、欧利益的决议。而且也使IMF对美欧几乎不具备监督和约束的能力。综合历史沿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有三个循序渐进的选择题：“金本位还是货币本位？”、“单极还是多极？”、“多极还是多元？”。笔者在上篇文章（2008年12月19日《回归金本位已失去客观条件》）中，初步解答了第一个问题。今天来谈谈剩下的两个问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需要怎样的核心？一个，还是多个？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之中，美元都是货币体系的唯一核心，而次贷危机深刻动摇了美元的货币基础，很多市场人士认为欧元、英镑或是崛起中的新兴市场货币将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唯一核心。实际上，就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而言，欧元或其他币种能否承担唯一核心的职责并不是关键，最重要的是，一个有且仅有一个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适应经济、金融发展变化的需要，单极体系是否具有稳定性？支撑单极体系的是霸权稳定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自由派经济学家查尔斯·金德尔伯格1971年在其名著《萧条中的世界，1929-1939》中首次提出的。金德尔伯格认为，世界经济必须有一个超级霸权大国作为稳定者，为全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产品提供一个市场，保证资本充分流动，并在银行面临危机的紧要关头发挥救助作用，他更提出，不但危机时期需要一个稳定者，在正常时期也同样需要：“历史经验表明，没有一个占主宰地位的自由强国，国际经济合作极难实现或维持，冲突将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次贷危机的爆发，霸权稳定论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已经不合时宜，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将不可能是单极体系。原因有三：其一，世界经济结构在长期发展中日趋多元化，据IMF的数据，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影响力和重要性上的差距日益缩小，在1980至2007年的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经历了“U”字型变化，从1980年的30.9％到1992年16.5％，再到2007年的28％，新兴市场占比先减后增；而从增速看，新兴市场经济体近十年来大幅超越世界平均水平，28年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4.22％，其中前20年平均增长率为3.37％，后8年为6.36％，增速不断加快；而发达经济体其同期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74％，其中前20年为2.82％，后8年为2.52％，增速不断放缓。其二，霸权国能够提供稀缺的国际社会公共商品，引导政策博弈趋向协作，并化解局部金融风险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霸权国尚有余力顾及全球，并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实现整体利益优化。但一旦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于霸权国，那么霸权国将难以担负起维系体系运转的责任，而且此时其个体利益体现在通过霸权来向外分散风险，这与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全局稳定的整体利益存在巨大冲突。金德尔伯格始终强调“霸权国本身必须恪守自由主义的市场观念”，而任何一个市场经济体都不可能避免经济周期的起伏，这就意味着霸权国的经济基础是极不稳定的，其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协调也是偶然的、间歇性的，坚守同一个霸权并不能保证体系运行的长期有效。此外，霸权的阶段性更替则不仅无法回避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动荡，并引致更大的成本。其三，单极体系的稳定作用并非不可替代。改变博弈结构并非只有引入强权这一种方法，通过建立协调机制加强个体间交流与谈判，或者建立一些有实际效力的个体约束机制，博弈均衡也有可能发生优化。此外，在提供国际经济社会的公共商品方面，依靠能力强化的国际性机构比依靠霸权力量更为有效，且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小。在多极体系中加强制约机制建设并增强国际性机构的影响力，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依旧能够实现长期稳定。无论如何，多极将构成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那么，这将是怎样的多极？答案还是非此即彼的两个：简单的多极或是复杂的多极。简单的多极意指无秩序、无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在多种核心货币间随机取舍。复杂的多极则代表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的多极，即各经济体根据地理位置、经济开放程度、经济规模、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域分布、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及其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体程度和相对的通货膨胀率结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货币同盟甚至是成立统一货币区，而每一个特定货币区内的区域统一货币则构成了多极体系中的一极。这种复杂的多极与蒙代尔的“金融稳定三岛”具有较大相似之处。蒙代尔近年来一直提倡美元、欧元和亚元分别承担起区域货币的职责并共同构成多极货币体系。但这种复杂的多极并不仅仅意味着多个统一货币区的并立，实际上，每个货币区就像是货币体系中的一个单位“元”，而这些单位“元”的核心，也就是各个区域货币本身又形成一个更高层次的“元”，这个高层次“元”也有一个核心，即一种类似于多极货币基金的世界性货币，就像是IMF特别提款权的加强优化版本。每个层次的每个“元”内部不仅固定汇率，生产要素顺畅流动，并能够实现宏观政策的协调。理想状态是，各个统一货币区内部政策较为统一，而高层次“元”又能通过国际性机构的制约实现各区域政策的整体协调，多层次的多极货币则能够充分满足各区域和全世界的各种货币需求。从这种意义上看，这种存在多层次内部制约和外部协调机制的复杂的多极可能就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长期发展方向，即“多元”。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单极信用体系向多元化发展，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路径可能有两种风格：激进型或是渐进型。综合历史沿革、次贷现状和未来要素，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发展不可能是激进型，而将是循序渐进的，短期内，美元将继续作为唯一核心货币支撑起单极体系；中期内，欧元等主流货币将日益分担世界货币的责任，国际货币体系将向简单的多极缓慢发展；长期内，伴随着各个货币区建设的长远进步和国际性机构的强化，具有内在约束力和外部协调性的多层次“多元”国际货币体系将逐渐建立起来。金融危机对对外贸易影响一、前3季度外贸继续快速增长2008年前3季度，尽管受到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能源资源价格上涨和国内生产成本大幅升高，中小企业流动资金紧张等不利因素影响，中国对外贸易加快结构调整，仍然实现了持续和快速增长。主要特点是：1．出口增速回落，进口增长加快，外贸顺差减少。前3季度商品进出口总值为19671.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2%。其中出口第1季度出口增长30.3%，第2和第3季度增速回落。前3季度总计出口10740.6亿美元，增长22.3%，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百分点。进口增长自年初开始加速，总计进口8930.7亿美元，增长29.0%，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9.9个百分点。外贸顺差1809.9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6%。2．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较快，能源资源进口量增价涨。前3季度中国第一大类出口商品机电产品出口6170.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4.0%。受经营成本升高和需求疲软的影响，传统大宗商品中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仅增长1.8%，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了21.2个百分点。其他大宗商品出口增长速度均有所回落。进口商品中增长最快的仍然是能源资源类商品。原油进口量比上年同期增长8.8%，金额增长85.5%；铁矿砂进口量增长22.0%，金额增长116.0%；大豆进口量增长32.3%，金额增长137.4%。3．一般贸易保持强劲增长，加工贸易增速继续回落。前3季度中国一般贸易继续强劲增长，进出口总值达到9565.7亿美元，增长35.9%。其中，出口5007.8亿美元，增长26.9%；进口4557.9亿美元，增速高达47.3%，比去年同期加快22.7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增长进一步趋缓，进出口总值8034.0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3.8%。其中，出口增长15.6%；进增长10.7%。4．对美出口增速大幅放缓，对新兴市场出口增长较快。前3季度中国对发达市场出口增长放缓。对欧盟出口2204.7亿美元，增长25.6%，对美国出口1891.3亿美元，增长11.2%，对日本出口858.5亿美元，增长16.0%。与一些新兴经济体双边贸易继续快速增长，例如对印度出口增长了43.1%，对韩国出口增长了28.4%，对巴西出口增长了90.2%。二、全年出口增幅可能低于20％当前金融危机正在向实体经济蔓延。由于个人消费开支和出口增长低于预期，美国第2季度GDP增长率已经由此前的3.3%修正至2.8%。一些研究机构预测第3、4季度美国的个人消费将出现负增长，相应地美国经济将至少步入温和负增长。欧元区和日本第2季度已经陷入负增长。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增长也都开始放慢。第4季度主要发达国家进口量可能萎缩，全球商品贸易也将显著放缓。因为金融危机，部分地区和企业出现支付困难。中国进出口企业已经明显感受到出口新订单减少和支付风险的增大。国际市场主要初级产品的期货价格从7月份开始回落。近期金融市场的混乱和对未来全球经济下滑的担心，进一步挤压了期货价格虚高成分。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初级商品价格目前仍处于历史高位，同时也不排除由于投机因素大幅波动的可能性。中国国内通胀率仍不算低，出口产业将继续受到成本上涨困扰。自汇率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已超过20%，对欧元和日元升值也都在8%以上。近期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与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措施稳定金融市场，汇率大幅波动受到一定抑制有关。这暂时缓解了人民币快速升值给出口企业带来的困难。综合上述因素，预计第4季度中国出口增长将进一步放缓，全年出口增速可能回落至20%以下。三、2009年外贸形势很不乐观第一，世界经济将陷入低迷，不排除危机加深可能尽管各国政府正采取协调行动筑起防波堤，使得这场金融海啸还不至于引起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但是市场信心的恢复、体制和结构问题的解决预计将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乐观地估计，发达国家经济至少要等到2009年下半年，甚至更晚时候才能开始复苏。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还难以确定。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一段较长的低迷时期。目前美国房地产市场还没有显现出整体回暖迹象，次级贷款问题仍有可能恶化，使更多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浮出水面。因此，不排除金融危机加深的可能性。第二，初级产品价格将继续处于高位并剧烈振荡如果初级产品价格能够回落至较低水平，对于减轻广大进口国成本负担，刺激经济回升显然是利好消息。但是，导致近年来能源、资源类商品价格飙升的主要因素——来自新兴市场的庞大需求，以及美国生物能源政策等并没有改变。而能源、资源类商品供给受到开采难度增大、生产国投入不足、以及农业生产耕地面积减少的制约，供给量的增长并非易事。为了维持高价，近日OPEC已酝酿调减全球石油产量。各国为拯救金融市场而注入的大量流动性，对美元等货币币值下跌的担心，将使得更多国际游资把大宗商品期货作为保值避险工具。这些因素都将加剧国际商品市场上的价格波动。第三，多哈回合前景暗淡，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只影响部分市场不同，这次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陷入金融危机，影响到了全球贸易的稳定运行。7月份多哈回合谈判破裂后，虽然许多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希望重启谈判，但是一些根本分歧短期内很难弥合。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多哈回合取得突破的前景看上去更加黯淡。不仅如此，贸易量萎缩和失业率的上升，还将使一些国家和地区转而采取更为保守的贸易政策，全球范围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增大。总体看来，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下滑、进口需求锐减、国际商品市场价格大幅波动、主要货币可能出现的贬值，都将进一步波及中国。预计2009年外贸形势应很不乐观。进口和出口增长都将回落。四、中国应对冲击有一定空间中国对外贸易已经连续七年实现较快增长。近几年政府大幅调整外经贸政策，包括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已经让企业提前适应在趋紧的环境下生存发展。许多地方和企业都积极转变增长方式，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加快技术进步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大力开拓新兴市场，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少数仅靠低价竞争的企业被淘汰，具有一定技术、品牌和客户渠道优势的企业则获得了更大发展。大部分出口商品卖价有所提高。应当说，中国出口产业总体竞争力仍然是比较强的，低成本优势并没有失去。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下滑将催生新一轮国际产业调整。对于中国进出口企业来讲，既面临很大的挑战，但是也可能获得新的发展机遇。2009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能依然充足。国民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是健康的。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调整和优化结构，统筹城乡发展将带来巨大和长期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依托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坚实物质基础，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积极和有效地扩大内需，将支撑并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中国政府近日已经决定提高服装、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机电产品出口退税率，未来在支持优势企业和产品出口方面还有相当可操作空间。各地方、部门将加大对进出口企业信贷支持，加快出口退税进度，鼓励和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拓展新的市场。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充足，将继续积极扩大进口，促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这有利于改善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轻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中国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增长潜力很大，迄今为止外商对中国直接投资热情不减。所以，从中长期看，中国外贸发展前景依然十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