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崛起论文参考文献

日本崛起 日本自1890年，走上帝国主义道路，依靠对外扩张，不断壮大国力，几乎实现了大国崛起，但又因为国家战略目标过大以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错误，超出了国家经济所能承受的程度，最终走向了失败，使明治维新以来80年的努力毁于一旦。1945年9月3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政府，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接着，美国大军在日本登陆。日本民族的崛起历程又回到了起点。吉田战略——战后国家复兴的战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日本国民财富的42％毁于战火。1946年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消费水平分别为战前的62％和57％，工农业生产亦遭到极大的破坏，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扶摇直上，几百万名失业工人流落街头，人民生活日益恶化。不仅如此，战败的日本被美军占领，完全失去了民族独立。战后初期日本民族崛起面临的任务是恢复经济，恢复民族独立，建设全新的民主国家政体。在这种形势下，吉田战略应运而生。吉田茂是对战后日本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的政治家。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日本实现了由战前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向战后资产阶级和平民主义政治的过渡。吉田茂参与主持作出了决定战后日本命运的两项政治决策，一是制定新宪法，二是缔结《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前者摒弃了战前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放弃了军备和战争，建立了新的国内政治，使日本走上了资产阶级和平民主国家的道路。后者决定了日本同美国结盟，确定了日本在战后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并从法律上结束了被占领状态，恢复了日本独立国家的地位。在吉田茂主持下所形成的日本国家发展战略基本上符合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保证了日本比较顺利地医治战争创伤，迅速发展为世界经济强国。吉田战略是在围绕媾和与再军备问题的各种政策争论中逐步形成的，基本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牺牲国家主权为代价，依靠美国保卫本国的安全和重建经济；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保持协调一致的立场，对抗苏联阵营；在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军备负担，建立必要的国内正常秩序，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经济，恢复和扩大对外经济联系，把日本重新建设成为现代化的、与其他发达国家并驾齐驱的世界经济强国。按照吉田战略的安排，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允许美国在日本国内驻扎军队，甚至拥有镇压日本内乱的权力。这就使日本在获得独立后，又重新陷入被半占领状态。因而，这一条约遭到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对，甚至保守党内的大多数人也指责吉田茂搞集体防御，在军事上过分依赖美国，必然会造成在政治、经济各个方面对美国的依赖性，影响日本的独立国家地位。对此，吉田茂承认：“拥有强大武力的美国同已被剥夺军备的日本是不可能平等的。”他认为，经济发展是其他一切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的独立要靠强大的武力来保护，而强大的武力又必须以经济的繁荣为后盾。战后日本经济千疮百孔，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日本经济自立，乃是全民族的首要任务，为了把经济搞上去，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甚至包括暂时置国家独立地位于不顾。这就是吉田茂的“商人的国际政治观”。他认为，将本国的防卫委托于他人，自己则利用节省下来的资金，专心发展经济，这种做法对于现实的日本来说是最好的选择。由此带来的日美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只是暂时的，这种关系“自然会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加强而发生变化”。导致产生吉田战略的种种矛盾和制约在战后几十年中始终存在，因此，战后日本各届政府均在吉田战略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政策。虽然各个时期有不同的提法，但都没有超出吉田战略的基本范围。1957年制定的《国防基本方针》、1976年制定的《防御计划大纲》以及20世纪70年代末制定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均可以看作是吉田战略的延续。“国际国家”——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战后日本采用吉田战略，远离国际事务，将国家安全问题委托给美国处理，保持较小军备，专心于经济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基本实现在经济上赶超欧美的国家发展目标。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的经济实力有了新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10％以上，对外贸易总额跃居世界第三位，成为超过苏联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日本已从追赶者变成被追赶的对象。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和在国际社会中发言权的不断扩大，日本人战后长期压抑着的大国意识开始复苏。原有的吉田战略已不能满足现实的要求。日本社会发展进入了“没有航海图的航海”阶段。日本面临着新的转折。寻找和确定新的国家发展目标，制定新的国家发展战略，便成了日本政治的重要课题。战后的日本作为“特殊国家”最大限度地充当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受益者。战后日本以“贸易立国”为国是，把做“经济大国”和跻身于欧美“商人俱乐部”视为唯一的国家发展目标。为此，它竭力避免在政治上、尤其是在经济上卷入国际纠纷与冲突，较少考虑在国际上的名誉、地位以及自主性等。但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过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后，日本统治集团意识到继续作为“特殊国家”已越来越困难。另外，随着日本经济实力不断增长，日本人已不甘心屈居“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地位，要求由“特殊国家”转变为“正常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经济实力相称的作用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国际国家论”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在日本的政治论坛上。20世纪80年代，日本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美国霸权”问题的大讨论。这场讨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议论的是“美国霸权”的发展问题，但实际上与日本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这一基本命题密切相关，对日本走向“国际国家”作了理论上的论证。这场讨论得出的结论是，“美国霸权秩序”已产生动摇；“美国霸权秩序”之后将迎来“共同管理秩序”；在“美国霸权”走向衰落、多国“共同管理”势所难免的国际秩序的转折期，日本必须成为创造国际新秩序的强有力的一员。20世纪80年代初中曾根执政以后，提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政治纲领，强调“日本正处于战后史的重大转折点”，主张“不设禁区，以新的想法、观点去如实地重新认识历史的带基本性质的制度和格局”。在中曾根执政的5年中，日本已经明确地将“国际国家”作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新的战略目标，充当“国际国家”已经成为它的一种自觉行动。“国际国家”的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摆脱战后时代的“特殊国家”地位，做政治大国，成为与美苏平起平坐的世界一极。中曾根主要致力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调整体制。即调整日本战后发展所仰赖的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使其适应国际化时代的需要。二是修正路线。即通过在外交、防务等方面的“积极参与”与“分担责任”，修正战后保守政权坚持的“重经济轻军事”的政治路线，构筑与日本经济实力相适应的国家战略。三是改变思潮。即通过冲破“政治禁忌”，给“屈辱”的战败国历史打上休止符，开创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堂堂正正”的时代。中曾根政权为了凝聚民族意志，推行做“政治大国”的国家战略，在日本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一部分右翼势力也趁机鼓噪。他们企图通过肯定战前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来克服“战败国后遗症”；以宣传“皇国史观”、“大和民族优越论”等狭隘民族主义来抬高日本的国际地位；以向“政治禁区”挑战，来否定和平主义思想。日本右翼势力遭到日本国内进步势力的抵制，同时引起了日本周边国家的警惕。对于这一情况，中曾根执政后期已有所反省。他表示“要坚持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融合的中庸国家主义”，并提出日本要在“安全航行区”前进。中曾根的后任也一再宣称日本绝不做“军事大国”，以图打消国际舆论特别是亚洲国家对日本军国主义重新崛起的疑虑。“借船出海”——全球性大国的战略选择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骤然结束，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达到高潮，日美经济磨擦愈演愈烈，日本人的大国意识进一步增强。冷战后日本究竟向何处去，成为摆在日本人面前的新课题。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日本对在新的国际战略形势下的战略选择进行了新的思考。在日本人确定自己的战略选择过程中，三个因素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冷战后美国经济并没有衰落，而是通过信息产业革命，牢牢占据着科学技术的制高点，其世界霸权地位在一个较长时间内不可撼动；二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经济陷入零增长，其大国雄心一度受挫；三是日本重新称霸亚洲的野心遭到中、韩等亚洲国家的强烈质疑。经过长期思考，日本人终于认识到，任何想摆脱美国的束缚、单独在亚洲做大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日本只能借助日美同盟这个平台来实现做政治大国的理想。冷战后，日本社会中普遍对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右翼人士石原慎太郎说，在人类文明进入一个新纪元之际，“日本是一个处于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最强有力地位的国家。日本可以谋划为建立世界新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日本今天有能力走自己的路。日本有能力制定一项全球战略，而且应该这样做”。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步入政界，逐渐掌握了政府的核心部门。这些人对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具有强烈的意识，主张树立大国形象，彰显自身的国家利益和独立自主，力图为日本在国际上“谋求一个更加辉煌的角色”。部分有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人则认为日本像现在这样充当从属角色，是对日本民族自尊的公开侮辱，主张扩充军备，发展日本独自的遏制力量，借此来提升国家的地位。另一方面，日美之间的经济摩擦也达到顶峰。美国人的反日情绪高涨。尽管日本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独立发挥大国作用，但持现实主义观点的政治家大都清楚地认识到，以日本的经济实力还远远不能与美国对抗，日本任何想在亚洲独自称霸的企图都会遭到亚洲主要国家的抵制。况且日本国内政治领域尚有许多问题未解决。日本还不具备制定一个脱离日美同盟的、独立在世界上发挥作用的大国战略的条件。美国也有一些人士认识到美日同盟的重要。负责制定亚洲政策的约瑟夫•奈也认为，不能把美日关系当成冷战的遗物加以摒弃，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使得日本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而是提高了，因此必须营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关系，以适应21世纪的发展变化。1995年2月，美国发表了《东亚安全战略报告》，3月，又发表了《关于日美安全保障关系的报告》。报告指出，“没有比美日同盟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它是美国维持太平洋安全和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目标的基础。日美安全保障的目的之一就是支持日本在全球范围和地区范围内负担起更大的责任。1996年4月，日美两国在东京发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对日美关系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承认“日本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日本将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美国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与此同时，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先日本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保卫日本的“单向型”防卫体制，转变为日美“双向”防卫合作的体制。日美防卫合作的范围由以往的“本土防御型”转变为“干预地区冲突型”，从日美双边军事安排演变为日美联合对第三国和地区进行干预。从此，日本开始与美国联手充当“世界警察”的角色。日本100多年来的大国梦想似乎就以这种形式实现了。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日本那样锲而不舍地追求大国地位，也没有哪个大国像日本崛起走得如此曲折。它的第一次崛起靠的是武力扩张，终因实力不济，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崛起采取的是和平方式，靠的是超级大国的庇护。日本的先天不足使它总是在怀疑其他大国的诚意。日本在追求大国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摆脱不掉与其他大国对抗的角色。综观日本两次崛起的过程，至少有两点经验教训值得关注。第一，不要追求自身利益的绝对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30年是日本国家发展的黄金时期，除了以武力对亚洲大陆的侵略扩张外，保持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协调”，也是其成功的重要因素。但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顽固地坚守自己的既得利益毫不退让，并以武力拓展自身利益，结果适得其反。第二，必须搞好对民族主义的掌控。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充分利用民族主义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但后来民族主义向极端化发展，裹挟着日本社会走向了战争。当今的日本社会与二战前颇为相似，政治家们正企图借助新民族主义以争取民众对大国战略的支持。这股新民族主义思潮会不会推动日本重走二战前的老路呢?世人正拭目以待。

日本国是个国土面积较小的岛国，国内资源贫乏，能源和矿产资源等主要依赖国外进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经济又受到严重破坏，1950年其工业产值仅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4％。但是经过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其国民生产总值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于1952年和1955年就已分别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之后经济发展很快，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在五十年代达22.8％，六十年代达11.1％，七十年代为5.3％，这些都显著高于同时期美国与西欧各国的发展速度。其中1955～1973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到六十年代末，日本就已成为除美国和苏联之外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79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达9，739亿美元，已接近苏联10，855亿美元的水平，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大大高于苏联，为苏联的2.1倍。 1980年底，日本黄金外汇储备为苏联的4.9倍。日本工业在世界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从四十年代的1.2％上升到八十年代初的10％。与此同时，日本外贸的出口值也增长很快，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联邦德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 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受制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又在具体的、特定的国内外条件下出现的。从国际环境看，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时期，世界市场上的石油，工业原料和农产品产量激增，供应充足，且价格低廉，这为资源贫乏的日本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原料条件；同时，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和其它一些发展中国家为发展民族工业也迫切要求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各种机器设备，使日本的工业产品有了广阔的世界市场；日本利用其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无暇东顾之机，其经济势力首先占领东南亚市场，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扩大其世界市场。国际有利环境也表现在美国的扶植上。战后初期，美国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援助”和“贷款”成了日本发展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又由于美国侵略朝鲜和印度支那战争的需要，对日本的军事订货骤增，这对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滋养”，通过发战争财，为日本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国际有利环境还在于战后适逢世界性第三次科技革命，日本工业设备虽在战时受到破坏或已十分陈旧，但战后则积极引进欧美先进技术，迅速更新设备，从而可以更快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日本经济能够顺利发展主要还是取决于国内条件。首先，日本原有经济基础较强，战前其经济发展速度就高于其它资本主义国家。其次，日本一贯重视人材开发，重视教育，充分发挥本国拥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素质高的人材资源优势，以及工资较欧美国家为低的优势，使其产品质量高、成本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能力。第三，日本发挥其地理环境和地理位置优势，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重大动力。尤其利用岛国位置和太平洋沿岸的优良港湾，填海造陆，新建大型工业基地，挖筑深水港，广建专业码头，使大型油轮、矿料专用船等能长驱直入，为以低运费从国外大量运入所需的原材料、燃料，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提供了方便条件，这对日本这个加工贸易型国家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一般认为，日本人民生活勤俭，储蓄率极高，为国家经济发展积累了资金，也促进了本国的经济发展。第五，战后日本军费开支少（仅占其财政支出的不到1％），有利于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发展经济。此外，战后初期，日本在政治、经济上进行了一些改革，政治局势比较稳定，历届政府对科学管理经济的重视，各项开发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公共设施的修建等等，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是资源贫脊的国家，又是二战战败国。但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很快，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经济恢复期（1945—1955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告投降。战争毁灭了日本42 ％的国民财富，失去了殖民地。当时经济一片混乱，物价飞涨，大量失业，通货膨胀。借助占领军的巨大影响力，日本政府提出了“增加生产以平息通货膨胀，稳定国民生活”的政策，进行了经济和社会的民主化改革。1949年基本稳定了通货膨胀，1959年经济开始恢复，1953年接近战前水平。二是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国民生产总值（GNP ）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1966 年追超英国，1967年追超法国，1968年追超西德，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成为亚洲新巨人，引起全球经济界的注目，被称为“世界经济奇迹”。三是中速增长期（1974—1991年）。受两次石油危机的打击，日本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经济被迫加快产业结构的重组和调整，重化工结构转向知识密集型产品结构。这期间GNP年均增长4.3％，比高速增长期下降一半。四是20世纪末的经济危机期。进入1992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出现经济危机，1992—1998年实际GNP 年均增长率仅为1％，其中1997、1998两年出现负增长， 但目前仍是世界经济大国。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腾飞，原因是多方面的。国际条件自然不容忽视。就日本国内因素而言，日本AOTS组织把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几个重要原因归结为“政府、产业界、劳动界的协调关系，广义的技术革新，劳动力的质与量，企业家精神，储蓄和经济政策”六个方面。东京大学教授桥本寿郎在《战后日本经济》一书中这样分析日本企业的经营目标：（附图表一说明）附：（图表一）最受重视的经营目标（单位：％）1972年 1975年 1980年 1985年新产品开发 24.6 20.4 38.7 57.4现有主要产品市场占有率的扩大 45.4 34.1 33.8 12.7与地域社会的协调 0.6 0.2 0.0 0.0出口、海外机构的增强 1.5 3.2 1.3 2.2合理化、省力化 15.8 27.6 16.9 13.2人员削减 0.6 4.4 0.4 1.5职工福利的提高 0.0 0.2 0.0 0.0经营多角化 5.5 1.1 3.7 11.8消费者服务的强化 0.4 0.6 0.2 0.0产品线的缩短 0.0 0.2 0.0 0.2自身资本充实 5.5 8.0 5.0 1.0这次，我参加中组部组织的赴日本市场经济研修班，通过听讲座、政府机构和企业实地研修以及民间交流，对日本经济主体强烈的技术创新追求有了进一步的感受；对江总书记提出的“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以我国建设技术创新体系，推进全社会的科技进步有了进一步的思索。一、日本经济主体技术创新特点分析日本的经济主体，主要是指政府、企业和家庭三个方面。经济主体技术创新，即广义的技术革新。是指日本经济主体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市场经济竞争和经济国际化竞争的要求，推进技术进步。其特点有：1、长期性。战后日本经济从复苏到振兴， 其经济主体的经济行为长期地、稳定地致力于推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贯穿各时期的全过程，可谓契而不舍，常抓不懈。据日本总务厅统计局《科学技术研究调查报告》数据显示，研究和开发经费（R&D）1975年是3兆日元，1989年达到11.8兆日元，每年平稳增长。1991年到1994年又上了一个台阶，达到13.1～13.9兆日元。1995～1996年又上升到14.4～14.9兆日元。1975年到1996年的21年间，日本的研究和开发经费（R&D）增加了四倍，平均每年增长19％。其占GDP的比重，1975年是1.95％，1996年达到2.96％，21年间提高了1.01个百分点。日本AOTS组织是这样分析日本的技术战略的：“日本的技术战略基本上带有积极的革新意向，可以说经常注意吸收革新的外国技术。尤其是与欧美差距较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间，通过合资、技术转让、技术合作等方式，十分注意技术上的追赶”。2、前瞻性。日本经济主体把科技发展摆在优先和突出的位置， 其经济发展战略从最早提出的教育立国到贸易立国到现在的科技立国，经历了“三部曲”的演变。科学技术厅归属总理府直管。从1975年以来的数据分析，日本研究和开发经费的增长高于当年GDP 增长是一条刚性原则。与西方发达家相比R&D经费在1975年与德国、英国、 法国大体相近，都是2～3兆日元，但从1979年开始，与德、英、法三国明显地拉开了差距。1995年，日本R&D经费是英国的3.2倍，是德国的1.76倍，是法国的5.9倍。与美国的差距也在缩小。1975年美国高于日本 7.6 兆日元，1995年仅多2.8兆日元。 我们在朝日茨场工场实地研修注意到这些大企业、大集团不仅致力于品质的改良、服务体系的创新，而且依靠科技进步去创造100％无公害化工厂，设法顺应21 世纪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3、渐进性。战后日本技术创新是个渐进的过程。期间， 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并有不同的技术创新内容和不同的配套政策，强力施行。战后日本经济恢复元气之初，就开始致力于发展当时被称为世界先进技术的重工业（钢铁、化学、机械工业），且大量引进和开发适用新技术，追求规模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以价格和质量管理为竞争手段的产品国际化。当时，日本还制定了企业合理化、产业振兴和新兴产业政策。机械产业中，中小企业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生产设备老化，日本为了机械工业的振兴，制定了机械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并相应地制定了扶持政策。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重化工业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产业的技术进步围绕“产业结构知识集约化”来加以推进。板坂元先生在《日本之窗》一书中提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与原材料加工业相比，日本更重视发展高度加工型工业，实现了向大量应用电子技术的商品的生产转换。于是集成电路取代了曾是日本支柱的钢铁，备受瞩目”，“通过引进自动化装置及电子化提高生产力”，“增强了高级装配产业（汽车、电子）的国际竞争力”。这期间“由于技术革新的影响，从七十年代起，作为一种广范围技术的电气化、生命工程、新原材料得以快速发展”。1992年，随着泡沫经济的破裂，出现经济危机后，日本进一步缓和规划，采取较灵活、自由的政策，加大政府和金融的扶持力度，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进环保型、节能型、高新技术型产业的发展。这种渐进型技术进步的推进，顺应了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推动力。4、实效性。 日本技术创新的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在注重基础研究的同时，更注重实用新型技术的开发应用和推广。科技与经济必须紧密结合，否则，经济就没有活力。采用高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产业化。经济的发展为科技的进步创造了舞台，而科技的进步则进一步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一组数据会使我们理解什么是日本的“拿来主义”：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的费用比上，日本基础研究费用比例占14.1％，美国是15.2％，法国是21％，而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日本是最高的，占85.9％，美国是84.8％，德国是78.9％，法国是79％。可见，日本不把重点放在基础研究上，而在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大得其利。从知识结构的人员布局中，也可以看出，日本对技术进步的重视。在日本，我们见到汽车卫星定位导航系统已开始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和使用，经进一步了解，原来这项技术是美国军队系统开发出来的，而在日本已经民用化，开始了商业化使用。AOTS组织以并行工程学方法来概括日本技术开发的实效特征：“日本企业的技术力量不仅在生产中，在研究开发阶段也很有特色。研究开发的方法也体现了日本式经营的独到之处。例如日本企业认为由小组进行的研究开发汇集了集体性的创造，比仅仅依靠个人的开发更有成效。企业内的研究机构与现场接触密切，特别容易安排产品的研究和生产准备同步进行”。5、整体性。日本的技术创新整体推进，上下联动，合力兴科。 政府倡导科技立国，在经费上支持，在政策上扶持，在规划上优先。我们见习的崎玉县川口市传统产业是铸造件和花卉二大产业。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川口市政府争取国家批准，设立了产业集中活性化地区，建立川口市产业振兴公社。还设立扶持政策，比如，设立个别融资、中小企业设备资金5亿日元， 中小企业技术高度化设备资金15亿日元，新产品开发振兴资金3000万日元。神户市传统的产业主要是食品、钢铁、一般机械、输送机械、电力机械、橡胶工业六大产业。1995年孤神大地震后，围绕产业振兴计划，市政府集中设立了三个团地。一是西神工业区，主要由西神工业城和神户尖端科技城两部分构成。西神工业城汇集以尖端的电子机械工业为中心的正在茁壮成长的新型产业，规划面积275公顷，政府事业费用680亿日元；神户尖端科技城把集聚尖端技术产业为中心的研究开发型产业作为目标，规划面积94万公顷，事业费用 450亿日元。二是复兴产业区，正在兴建流通系统、工业系统、研究开发系统的新型产业区，规划面积245公顷。 三是海岛人工岛和元甲人工岛，主要是城市综合功能。我们在研修过程中，强烈地感受到各地政府执着地致力于推进创新、创造，促进高新技术发展，目标明确，力度也很大。作为经济主体的企业，确实也担当了技术创新的主体，对日本经济发展贡献很大。日本1996年R&D经费总额中，产业部门占了74.5％，政府机构占了20％，大学占了5％，民营研究机构占了0. 5％，可见产业部门特别是大公司、大企业在技术创新中起了主导作用。众所周知，日本的汽车工业起步要比欧美晚几十年，但到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超过了美国，居世界第一位。1990年日本汽车产量占全世界28％，为对付石油危机和消除汽车对环境的排放污染，日本不断研制开发出有竞争力的排气污染小、油耗低、自动化程度高的新型汽车。如：丰田公司研究开发已走向全球化，在美国、欧洲、本国设立了一流设施、一流人才的技术开发中心和设计中心。丰田公司国内主要设事务所27个，专门研究开发机构4个。27个高效事务所从业人员4.96万人，专业用于R&D的人员是4380人，占8.8％。丰田公司在昭和56年设立丰田工业大学， 培养技术人才。这家公司真正做到了“人无我有、人有我新”。我们经常要求企业开发新产品要试制一代、储备一代、生产一代，形象的说法是“嘴里吃一个，手里拿一个，脑里想一个”，而在丰田公司确实是在这样行动的。二、对我国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几点思考中国是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国家。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为我们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江总书记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在科教兴国战略的总体指导下，我国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日趋成熟和完善。借鉴日本技术创新的成功经验，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思考如下：1、要增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紧迫感。 同世界先进发达国家相比，现在我们总体上劳动生产率还不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并不先进，国民的文化和教育也有待提高。落后是要挨打的，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发展经济必须大力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增强把科教兴国战略转化为全民行动的紧迫感。必须在全社会弘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优秀传统。每个人创造力的发挥是我们民族振兴、繁荣、富强的希望所在。2、要把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 日本非常重视科技立法，平成7年11月15日日本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共五章“18 条”，从法律上对地方政府明确了技术进步的职责要求，对推进研究开发、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科技重要内容从法律上予以保障。但我国仅有单项科技立法，比如《技术合同法》、《环境保护法》等等。我国有必要制定整体推进技术创新体系建设的法律，从制度上保证技术创新事业能长期、稳定推进。3、加大全社会的科技投入。首先，政府要加大对科技的投入， 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技术创新基金。我国R&D的经费与日本的差距很大，R&D占GDP的比重只有0.3％，而日本占到3％。虽然各地政府方方面面的建设任务都很重，但我以为政府要把R&D经费安排刚性化， 要像搞“两弹一星”和863计划那样，宁愿少搞一点建设，少出一点“政绩”， 也要保证技术创新的经费安排。其次，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我国技术创新的主力。国家要从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扶持和推进企业技术进步；企业增加科技投入也是市场经济竞争的必然要求。政府对企业的技术开发资金要加强监督，该提的要提足，要逐步推行企业技术开发资金的使用高于本企业的经济增长。第三，要动用全社会力量加大科技投入。投入不仅仅是资金的投入，还有其他形态的物质投入和脑力资源投入。要在机制上搞活，让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的巨大技术、人材资源释放出来。民营企业有资金，但往往找不到有市场有效益的项目，而科研单位、高校往往是有项目却没有足够的或者是商品化生产的投入资金。二者结合，扬长避短，走股份和联合开发的道路可以加速成果转化，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有各种技术问题，但本企业技术力量又有限，因此企业要与高校、科研单位联姻联合攻关，把他们的脑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4、加大技术创新的政策体系建设。市场经济决不是一盘散沙， 需要加强宏观产业政策的指导。日本在这方面有成功的范例。我国产业政策在体现扶优限劣上有待完善和强化。另外，由于财政体制和地方保护主义倾向，高科技产业也要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建设。如：我国VCD 生产一哄而上，已成为高科技产业重复建设的典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也需要适度的计划调节，放任自流是不恰当的。当前我国大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和大量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金融部门的扶持也有待于在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当今世界经济国际化日趋明显，借鉴日本“拿来主义”的做法，加强对外技术交流和合作，并从政策上研究如何吸引出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力量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无疑是必要的。日本著名的欧姆株式会社副社长增田英树先生在讲演《欧姆龙公司的经营理念》时说：“机器能做的事就让机器去做，人类应该从事更富有创造性的活动”。我把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与更多的人共勉。【参考文献】:（1）日本科学技术厅科技政策汇编《科学技术要览》1998年版（2）桥本寿朗《日本经济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3）板坂元《日本之窗》新订版 3A出版社（4）AOTS讲义《日本经济》（5）桥本寿朗《战后日本经济》讲义（6）中山真一《日本的产业政策》讲义（7）增岛俊之《日本的行政改革》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8）中兼和津次《中国经济发展展望》讲义（9）川口市政府《日本地域商业振兴》讲义（10）增田英树《欧姆龙的企业经营理论》讲座（11）朝日啤酒公司茨城工场《企业活动与地域共生》讲义（12）田中一昭《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与缓和规划》讲义（13）奥村洋彦《日本的金融、市场经济与金融危机》讲义（14）神户市政府《物流高度化基础设施》讲义（15）吴家政、吴照云主编《增强企业活力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管理出版社（16）下川浩一《日本的企业发展史》

二战之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在历经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日本人民素质极大提升，日本产品以其精益求精的品质横扫欧美大陆，日本也成功迈过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世界上顶尖的高科技发达国家。在自然资源极度匮乏，战后基础设施毁灭性受损的情况下，日本是如何实现经济史上的令人瞠目结舌的蜕变？我认为最主要原因可以归结到三方面：第一，坚持自主创新科教兴国战略；第二，企业界卓越的经营管理；第三，日本文化下配套的人力资源管理。 科教兴国——饱经实践检验的崛起之道的重复 科教兴国是日本整个民族历来的传统，从唐朝时向中国派送遣唐使留学生积极学习东方智慧及先进技术，到19世纪后期实行的明治维新积极向西方吸取理性指引下的自然科学，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这个民族静下心沉住气虚心好学的精神，以及好学表面背后勃勃的争胜野心，这是岛国文化环境下，日本的开放兼容并包，轻思辩重实用的文化心理的表现，可以说日本民族将“学习”二字最大化的转化为了国家实力。因此日本二战后，重视科教的战略并不是日本第一次这样做，而是对他历经时间检验的崛起之路的创新型重复。 首先对于科技创新来说，它是从研究开发机构向企业转移的复杂过程，其中主要存在技术、市场、创新收益分配及制度环境的不确定性，它们是影响技术创新时滞的根本原因。制定技术创新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或者消除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缩短技术创新时滞，加快技术创新成果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进程。日本政府倾向于采用直接干预的方法来促进创新，比较偏好的政策手段主要是:政府对民间研究开发采取扶植和支持，政府直接参与协调研发，建立专利法律对创新进行保障。 日本的科技创新主要分为三个时期。 1946年至1970年代，大致是日本战后科技的起步和壮大阶段。日本在此期间从实际出发，实施“技术吸收“战略。技术引进和技术革新为高速增长创造了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基础。1953~1971年期间，日本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8.8%，其中靠“知识的增长及其他”因素而实现的为1.97%，包括表示技术进步的变量在内，这个因素在这个时期对日本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3%。战后初期，为恢复经济，日本把重点放在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上面，而且政府直接干预外汇和引进设备用的外资，集中投资于与国家经济发展直接相关重化工业等基础部门。日本约有一半的设备不到5年就更新一次，通过引进先进设备，迅速提高生产能力逐步扩大需求，改变经济结构，并提高国际竞争能力。正是通过引进设备，同时引进技术，日本确立了一条技术吸收战略，即遵循着“引进—模仿—吸收—改造—创新”之路实现自强。 1980年代以来是战后日本科技发展的第二次大转变。日本提出“技术立国”的方针，加强了对基础性、独创性技术的研发;由重化工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并加强“产学官”合作研发模式；因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出现的公害问题日益尖锐，开始重视发展对付公害的科技。1980年，通产省正式提出“科技立国”战略，标志着日本将要告别模仿与改良的时代，转向自己创造科技以带动经济的时代。 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科技战略转为“科技创造立国”，并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90年代起，日本经济表现低迷，日本政府认识到科技的原始创造很重要，日本已经完成了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战略目标，几乎已没有可模仿、引进的对象。冷战结束后，在全球竞争日趋激烈的形势下，日本不再那么容易地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而且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形势下，日本面临着美国和新兴国家双重压力。为了适应新形势，改变“重应用技术，轻基础科学”的模式，日本强化了中央政府对科技工作的管理。并且日本为了突出强调“鼓励创新，发展科学”的重要性，日本也着力营造了良好的培养创新性和开拓人才的制度环境。 总体来看我们发现日本的重视科技发展的政策是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步调整的，从最初的实用主义出发，积极学习重视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借鉴；中期推进政府、企业与大学的合作，注重对先进技术的改进优化升级；90年代后期，科技发展到金字塔顶端学习空间有限，政策扶持将技术性科学向基础性科学倾斜，寻找引导经济增长新的科技点。 科教兴国，教育和科技是分不开的。技术设备需要有人才操纵，技术设备需要有人才发明创造，新兴科技的研究需要理论研究做基础，因此科技与教育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从历史上看重视教育早经成为日本国民本身具有的特点。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教育事业就较为发达。后来明治政府建立后，领导者更深深感到，想使国家强盛必须“文明开化，求知识于世界”通过教育去引进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开发国民的人力资源。因此1886年日本开始实行小学4年义务教育，在1907年又实行了6年义务教育，到191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达到99%以上。因此二战之前日本的基础教育非常完善，二战之后日本损失了大量的机器设备，但是日本国民的素质是并没有丢掉的，所以二战后对于教育的大力支持更是对其长久以来的崛起之道的坚持。日本的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举，均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首先从义务教育以及各种教育事业来看。1945年经济“起飞”前夕，初中普及率达到80%，到1973年，初中普及率达到100%。日本的教育风气格外的严格，每天授课时间长，每周上课5天半，一学年只放一个多月的暑假，新年假和4月份的开学前的假。学校纪律严明，学生勤恳专心学习，这些也正是日本人重视教育好学的表现。同时日本办学条件相当不错，各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尤其对于学前教育日本也极为重视，为了提高父母的教育水平，日本会通过广播讲座等举办“母亲班”、“双亲班”，以增强父母对教育子女意义的认识和提高教育艺术，让父母成为合格的婴幼儿教育者。甚至在1950年之后，日本开始举办短期大学，开设大量家政方面的课程，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关于子女的教育艺术。除了家庭教育，日本的学前教育机构也有巨大的发展，比如幼儿园和保育所的数量质量的迅速发展。 如果说义务教育是日本人才培养的基础，那么高等教育对于来说就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前沿。日本高等教育有别于他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时刻注意社会的需求，造就新人才。为了培养出经济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日本政府努力调动企业界的积极性，同时和他们携起手来，共同支持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最初，政府尽量采纳经济界提出的意见和要求，进行学制和课程设置的改革，后来干脆把经济界人士直接吸收进“中央教育审议会”，让他们直接提出对高等教育的要求。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大量增招理工科学每年大幅度增招理科学生，理工科毕业生占大学毕业生总数比例从1957年的26%，到1960年至1970年稳定到41.9%；第二，扩充理工科专业。日本大学的工学部从1955年的73个增至1970年的134个；第三，学校和企业的紧密合作。日本经济界向高等院校提供经费资助，为学校增添设施设备，为搞好教学和科研创造必要的条件。同时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大学教师到企业讲授有关经营管理以及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企业派人到学校学习进修，企业聘请大学教师担任本单位某一部门的工作人员。还加强了企业与科研方面的合作。可以说日本通过教育培养人才与企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相结合，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大量新鲜血液。 卓越管理——助日本企业披荆斩棘的武士刀 站在现在的角度回顾过去，我们发现日本在他的崛起过程中，在管理经营领域很多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这些方面仍然值得我们去学习。 设计力就是竞争力。当时的日本企业已经看到未来的市场竞争的重点将越来将集中在产品设计、质量和服务三个方面。而以产品设计最为突出。西方很多企业家都深深体验到设计是产品竞争力的关键所在。而日本企业家正因为精于此道而取得了全球竞争的优势。在技术进步背景下，人们的需求日新月异，往往一个产品还没推出多长时间新一代的产品马上就出来了，产品的寿命大大降低，因此就需要大量的设计人员。所以当时日本施行了一种人员派遣制。从产品到生产流水线的设计，一批设计团队干完后迅速撤出去负责下一个项目，并未给企业造成太大负担。这种现象在当时日本的汽车行业和家电行业非常常见。 重视新技术的物化，决定产品设计的核心是技术。运用先进技术武装企业，才能使得产品功能多样、款式新颖、质量优越从而获得高附加值。日本权成菊地诚傅士说过日本企业注重彻底的应用技术，彻底的产品开发，也就是重视新技术的物化。他说当美国把尖端技术最先应用于宇航工业、军事工业时日本却毫不犹豫地把尖端技术应用于日常民用产品。通过观察事实，确实如此。把新技术迅速转化为赢利商品这是日本企业的一大长处。比如当年的超导研究，当各国在热衷于超导材料的研究时，日本率先研究成功了“全超导发电机”，并着手研制不用螺旋桨而利用电磁流体力高速推进的“超导电磁推进船”。同时，面对顾客多样性与人性化的需求，日本企业在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和制造装配上尽量争取标准化、模块化和成组设计的思想实行柔性制造、柔性装配，追求生产同样的产品质量比竞争对手好，种类比竞争对手多。比如日本的手表行业，近年来不断推出各种款式新颖的多功能手表常常令消费者耳目一新。这大多都得力于应用尖端技术。精工的工厂拥有大量计算机和150个机器人，能生产3000种不同型号的手表。从一种型号的生产转到另一种型号的生产只需15秒钟，目前它每天能生产3种新型手表。日本的“灵活制造系统”（即FMS也称柔性制造系统。通常由计算机、数控机床、机器人、料盘更换器和自动化仓库组成、能适应多品种、小批量生产）能生产93种产品。一家典型的拥有这种系统的美国公司每年只能生产一种新产品，而日本公司却能生产22种。由此不难理解日本产品在那个时期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何以总是高于美国产品一筹。 重视开发人的潜力。日本企业家当时在面临未来市场的反复无常、新技术层出不穷和竞争的极大压力等严峻现实。在迫使人们对传统的劳动力观和劳动力功能进行再认识对劳动力的要求将从强调体力转向注意大脑的背景下，日本在企业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公司提升一个人时，重点放在预期今后会作出的贡献上，而不是放到以往的成绩上。这种注重未来而不是注重过去的评级制度，使人无法躺在过去的功劳上“吃老本”而是鼓励人兢兢业业地工作。日本企业不但重视给职工提供高收入满足员工对较舒适的物质生活的需求，也注重员工渴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自我实现的追求。比如稻盛和夫曾讲京陶公司能取得显赫的成功依靠的就是“人心”。他非常注重和职工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认为最重要的是相信职工，在此基础上相信自己。他说“要是企业成长起来，并富于活力，就要想法设法使人变得有活力。只要这一点解决了，即使物、钱缺乏，企业也会具有活力，也会发展。” 培养时代需要的领导人。企业的成功，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素质。当世界走向未来的转折时期，对企业领导人提出的要求更高。日本企业家提出了不同于西方全才的想法认为能使全体人员都产生向心力的管理人员，才是最优秀的。日本造船公司总经理藤井义弘认为公司的各部门都有专家，把每个人的特长发挥出来，使之与提高经营成绩联系起来才是总经理的任务。他说只要能把本公司的人所具有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大家团结在一起共同努力，公司就能发展起来。为贯彻上述思想，日本企业提供了组织和制度上的保证：一、集思广益，在职工中广泛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二、发动职工参加管理，最普遍的形势是QC小组（质量管理小组）。三、实行现场优先主义，即优秀的技术人员全部投入生产第一线。现场人员在企业中起重大作用，具有长期现场工作经历的人才更可能被提升到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四、设置智囊团。不仅研究政策，更研究本企业的市场战略，开发新产品以及如何提高本企业的信誉等。 胜利属于最有信息处理能力的人。进入21世纪，我们发现信息作为一种社会的核心早已成为我们的共识，在大数据云计算的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对信息的发掘，使得人类对于信息有了全新的运用。而在那个时代，日本企业早已经成为了信息处理方面的佼佼者。当时在日本，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企业家视信息为公司赖以兴旺发达的源泉。尤其是那些大财团，不仅在国内收集信息，还向海外伸出了触角，他们的商业信息网络遍布世界各地。在当时日本企业对信息的重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企业信息部门的工作人员多于生产、销售部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常对其他部门产生重要的影响。二、智慧决定企业竞争的胜负，而智慧借助于不断获得的信息的积累。面临局势的变动，决策者在做重大事件的决策时能否顺利取决于企业平时积累的信息是否足够有效。三、不但在外部收集信息，还注意收集企业内部的信息。诸如员工对产品的看法评价议论等，以及他们对社会现象的反应。四、更加注重经常利用搜集信息来解决问题，进行预测、自我启发。五、企业间的信息网络进一步加强了。厂家与商店联机，获得更多一手资料。总之，日本企业当时除了对传统的人财物重视之外，也将信息提升到了同等地位。 善于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在信息化时代，消费市场向多样化、个性化和高级化发展，微小的变化往往会决定事业的成败。因此，企业必须具备极强的应变能力，才能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变化。日本企业家过去总是嘲笑美国企业一味追求革新产业和新兴产业，见异思迁，头脑过“活”；而说自己是死心眼，只是扎扎实实地向生产的更深更广层次开掘，不为外界环境左右，即所谓以不变应万变。但实际上日本企业是很善于适应环境的。曾几何时当他们切身感受到新世纪的严峻挑战时，审时度势立刻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例如新日铁过去声称除铁以外什么都不搞，而后来却搞起碳素纤维、精密陶瓷、硅片等与钢铁没有多大关联的产品生产。雅马哈是世界最大的钢琴制造商，现在同时又是世界第二大电动车制造厂家。日本企业这种高技术的多元化经营趋势，显示了他们所具有的巨大应变能力。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日本式的经营管理中有三大方面帮助其产品在国际市场披荆斩棘。第一大方面是对于技术的极致化运用，日本企业能将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盈利产品，利用柔性制造系统将产品的设计推向极致。第二大方面在于对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视，日本重视对员工潜力的开发，满足员工的精神需求，运用质量管理小组提升员工对管理的参与度，将团队精神发挥到极致。第三方面，日本企业前瞻性的对信息的重视。收集信息的触角既向外伸向全球也向内伸向员工，对信息的精确把控也为其及时应对环境变化提供了基础。 日本文化——表现在日式人力管理制度中的民族精神 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有很多，概括起来有四方面。“和”的思想是灵魂，日本的企业不论规模大小都有最高目标和阶段性目标，从社长到员工为实现目标齐心协力。同时在日本企业内部员工比较注重工作联系的纽带，企业讲究提高集体工作效率和集体激励，鼓励员工在完成自己工作定额的同时，主动帮助同事，形成互助合作的氛围，这种’和“是团队之合。“忠”的思想是根本。日本企业的员工一进入企业就受到“以企为家”的教育感召，大都追求对企业的终身奉献。员工对企业的忠诚与互助精神使得日本企业实现自主管理、弹性管理成为可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和企业效益。日本企业家不仅把企业看作一种获得利润的经济实体，还把企业当作满足员工广泛需求的场所，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帮助员工进行自我价值的实现。“勤”的思想是保证。勤奋是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日本企业无论是领导者还是员工都有一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他们对于时间观念极强，认为一个小时只有四十分钟，这种时间观念铸成了日本企业的高效率。同时日本人的勤奋还表现在对产品的精益求精上。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将美国的产品竞争的一塌糊涂。“人本”思想是精髓，正是以人本思想为中心，以“和”为代表的团队精神，以“忠”为代表的敬业精神，以“勤”为代表的进取精神等企业精神使得日本企业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开发和发挥人的潜力。也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引领下，日本企业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三大人力管理制度，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和企业工会制度。 终身雇佣制。终身雇佣制是指职一旦被企业录用可以被持续雇佣直到退休，不会因为企业经营周期的波动而遭到解雇。终身雇佣制只适用于从高中、大学等应届毕业中招收的正式员，临时、合同、记时及外单位派来的外来的员工等均不属于“正式”职工，也就不能享受终身雇佣待遇。终身雇佣关系是企业与员之间形成的一种默契，并是以契约的形式确定下来的，因此终身雇佣制是一种惯例。对于那些坚持这一制度的企业来说，将会赢得好的名声，也就能在每年的春季毕业招聘中吸收到高素质的人才。相反，对于曾经解雇正式职的企业，优秀的人才不会到这样的企业就职。终身雇佣制形成于二战后，在日本处于经济高速增期得到普及。年功序列工资制。年功序列工资制是指正式职工每隔一定时间提高一次工资，职位也每隔一定时间晋升一次的惯例。由于这种制度并不是以员工的工作业绩和工作能力为依据的，相同工龄的职工工资收入相差很小。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工资、奖金、职位同步提高后，职工之间通过晋升竞争逐渐拉开工资、奖金和职位。如果职工中途退出企业；在新的企业年功要从头算起，从而加大了职工途退出企业的成本。年功序列制是实现终身雇佣的必要保证，二者互为补充。企业内部工会。由于日本企业采用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工资制，职工一生的利益都与所在企业连在一起，各个企业之间的情况差别很大。因此工会都以企业为单位组成，而不像美国那样跨企业组建行业工会。这一特点使得日本企业的工会会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更多考虑的是企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更多采取合作和让步策略，以免谈判破裂给职工造成大的损失。另外，日本企业的工会会员和工会干部都必须是本企业的正式职工，因此部分工会干部由于考虑日后晋升的原因而难免替资方说话，这样日本的劳资纠纷一般都在企业内部解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工资制、企业内部会是构成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三大支柱。与此相适应，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形成了录用制度、内部晋升、企业培训、岗位轮换、退职金等一系列制度安排，构成了完整的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日本的这一套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形成于二战后，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首先有利于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职工在职业的安定感及企业对职工个人意愿或感情的尊重使得职工产生对“企业大家庭”的依附和忠诚心理，主动维护企业利益，为企业献计献策，员工也积极参与管理。同时也防止熟练员工的流失，增加了企业人力资本蓄积，降低了劳动力的替代成本。其次，有利于采取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企业职工队伍的稳定使得企业乐于对员工的培训进行投资。日本企业及重视职工录用使得学历也重视生产实际过程中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和劳动技能，给员工提供到研究生院甚至国外留学的机会，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为企业采用现代化科学管理制度和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第三，有利于调和劳资关系。雇主对职工生活等的关心以及职工收入的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成败兴衰紧密联系，是劳资双方结成命运共同体。按企业组织工会把劳资纠纷局限于企业内解决，双方已与托和谅解，有利于企业稳定发展。虽然在新的竞争格局形势下，这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产生了诸多的问题，比如制度僵化企业间人才流动困难，为了维稳僵尸企业大而不倒，员工的福利重造成了企业利润微薄等。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制度是日本经济腾飞过程的成果和助推器，在那个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重大作用。 综上所述，我认为日本的崛起的核心要素是企业的力量。企业自身在对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管理技术学习的过程中，在大规模生产流水线作业的基础上，利用柔性制造与团队作业对流程再造，解放了身体负担及重复性运动后，找到了真正的朋友真正的团队精神。而科教兴国带来的的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为企业提供了扎实的资本和人才基础，日本文化下诞生出来的日式人力资源管理为日本企业的迅猛发展提供了润滑剂。这两方面加之日本企业自身之上，犹如猛虎添翼，方成就了日本经济在那段时期的惊人腾飞。 参考资料： 1.黄景旭.从日本企业看未来的企业经营管理 2.李绍猛.日本二战后的创新崛起.决策与信息.2015年第8期 3.刘乃成.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与启示.企业文化.2003第12期 4.王凤玲.日本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变革趋势.人力资源管理2003年第3期 5.张婷.二战后日本经济崛起原因探析.价值工程 6.李翠翠.日本企业文化特点及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经济研究导刊2008年第18期 7.唐向红.日本文化与日本经济发展关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8.李克.日本经营神话的复苏? .中央编译出版社 9.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止的制度性根源.商务印书馆

善于向先进的国家学习.要向前看才是.

我来个简洁一点的。 日本最开始是30多个小破国家，随着唐代的交往和明代许多中国士人逃难到那里，日本学习了大量中国的先进文化，采用中国的官吏制度和科考制度，逐渐发展了起来，但还是很弱。只是有一些倭寇会来侵扰东南沿海。主要还是中国沿海官吏的贪污腐化助长了他们。 后来清代时日本也是闭关锁国。英国美国的侵略打开了日本大门。但是刚开战不久，一战爆发，西方列强们没空搭理他了。日本借此机会明治维新，拼命学习西方，发展军事，实力大大增强。这时候中国还做美梦呢。 等到后来列强们歇过气儿来了，日本已经强大了不少，并且倒向他们，所以他们就认准了地大物博的中国。等中国清醒过来也想维新，走资本主义道路时，已经没机会了。这是一种历史的无奈。 二战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挫伤，但是战后美国为了利用他牵制亚洲，又大力扶持，并且大量定购军火。加上日本本身重视科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勤奋，经济迅速恢复，成为当时三足鼎立者之一。 现在日本虽然居于二位，但实力不可小视。这与他们本身的强烈危机感又很大关系。因为岛上除了水资源比较丰富和鱼比较多剩下就没啥了。不强没有未来。 中国人缺的就是危机感，凝聚力和勤奋的精神。但我感觉日本并不可爱。日本其实没有自己的东西，东方的都是学中国，西方的就是学英国。但是他学的都是好的，所以强。中国是把自己的优点扔了不少不说，还学来了许多恶习。封建的中国太强大了，所以后遗症也比别人多的多。 所以日本虽然强，但只是可怕，永远不会可敬。只有有自己文化积淀的国家才是令人尊敬的。所以中国有强大的资本。要靠大家来一起努力了！（以上是根据本人的有限知识总结的，如果有不对之处望行家指教）

日本是个值得让人思考的民族．．．首先，你应该谈一谈日本的历史（最好能从古至今的谈）；其次，再联系中国，比较两个国家的发展，比如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维新变法联系一下，然后再联系两次世界大战与日本的关系，从里面你需要说一下日本的军国主义，当然，还要说一下，日本在两次大战后，在自己的废墟上重建家园的那份毅力，我觉得日本人的那种民族凝聚力是我们中国人最应该学习的．最后，就是谈谈启示之类的，比如你可以说，从中国当年被日本欺凌的历史看，我们应该明白，弱国无外交，我们要怎样怎样的提高综合国力之类的话．希望这些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