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史春秋论文范文资料

如何写好历史论文写作的过程，我们练习写作，须先拟定计划。了解范围内的史料及其有关的问题。其方法有二：一、先知材料而后引起写作的兴趣，例如唐人李延寿参修晋、宋、齐、梁、陈、周、隋诸书，熟悉南北朝时期的史料，而后决定作《南史》。二、先有意作书，而后从事于搜集史料。例如徐梦莘欲作《三朝北盟会编》，而后搜集徽钦、高三朝与金人和战的史料。自古以来的著作家，皆无不出此二法。我们写作论文，固然也是这样，更必须先有理论基础，并能运用。且在写作动手之前，必须了解社会上对于这书的编写，是否需要，前人写作有何缺点，计划写作的史书。将有何补充或贡献等问题。否则徒耗精力和时间，所谓劳而无功。若作为锻炼，则无不可。著书或撰论文，或练习写作，必掌握材料，并先有一概念，作为写作的起始。概念的来源，或从实际斗争出发，或由于读书引起某种疑问，而欲作进一步的研究，或有心得，改正前人的错误，或比较某一事件各种不同的记载，而求得真相，或受师友的启发，而深入研究。我们有了概念，才能草定内容的大略及编制的形式。著作价值的高下，固决定于它的内容，而编制是否适当，也有一定影响。所谓编制，属于著作的外形，如章节的分配及组织的适宜等皆是。编制的重要，可从《汉书》见到，班固所作《汉书》，文笔变化不及司马迁《史记》。但《汉书》编制整齐，过于《史记》，是世人的公论。故著作如能编制合宜，读者常感觉便利，古人或不注意。今人必须重视，我们初从事于写作，更当这样。关于初学写作，我们应注意的，共有五项：一、选定题目；二、拟定大纲；三、搜集材料；四、抄写笔记；五、写作论文。这是历史写作的主要程序。至于史料的考证，及史料与史观的统一，还未提及，仅单纯的就写作而言。程序似很简单，但应用并非易事，兹作说明于下；一、选定题目。写作成绩的高下，常与选题有密切的关系。题目的范围，既不可太宽，也不可太狭。它的材料太多，将不易处理，太少将不够应用。所以选题之先，须先了解情况，例如预计材料的有无及工作的难易，更当了解前人已做成那些工作，有何成绩和缺点，是否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若有疑问或不够了解，宜商于师友。这样的慎重考虑，才能选定合宜的题目，进行研究。二、拟定大纲。定题后草拟大纲，将为主观的想象，可能后来全不适用。最好对于范围内的材料，有相当的熟悉，并了解前人的工作，才拟定大纲。大纲既不可太详，也不可太略，只能作为努力搜集材料的临时计划。我们阅读的材料增加，了解事迹的情节较为深入具体，对于前人工作的估价将有不同，对于自己的工作重点，也将不同，当有修改大纲的必要。故可利用大纲而不可拘守。初学者，草拟大纲，宜请师友阅看，由其提出意见，供自己参考，修正。三、搜集材料。材料有相当的分散，例如关于太平天国的记载，江苏各大城市都有一些收藏，不能满足于一二图书馆。材料丰富的图书馆，对于搜集材料最有帮助，但不可抹杀其他图书馆。书籍的检查，常依靠目录。一般情况，目录只有书名、著者、卷册、出版单位、年代及版本等，而书中内容，读者并不知道，南京图书馆库中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分之七以上，都是没有什么声名的人的著作。而这些人的著作，却保存了更多真确的和重要的材料。详细目录和专题目录常有助于读者解决问题，还有稿本书籍及未经宣布的文件等，如有机会利用，当不可失去，我们不可以目录知识为满足。四、抄写笔记。阅读史料，其中所记情节，常为读者所不知，为避免读后遗忘，或便于重查，皆有抄写笔记的必要。笔记或由读者用自己的文字，撮要记录下来，或抄录记载内的重要文字，专供读者个人的参考，形式和内容，当由他自行决定。一般的说，摘录资料，宜于采用卡片，亦有用纸本者，为建立长期工作基础，每条资料宜自成独立单位，既不冗长，也不断章取义，并注明原书的页数，将来编立标题，即可归纳门类，便于查用。张穆作《癸已存稿·序》称俞正燮为学说：“理初足迹半天下，得书即读，读即有所疏记，每一事为一题，巨册数十，鳞比行笑中，积岁月，证据周遍，断以己意，一文遂立”。理初为俞正燮字，平日积累材料，需要时便写文章，当不困难。五、写作论文。历史工作者搜集各种材料后，进行选择合宜的材料，用论点加以联贯，并将其安排在适当的地位，成为有组织的整体，然后写成论文或书籍。著作的长短，将决定于题目的大小及材料的多少，这是从形式而论。其实著作可分为二种：一、低级著作，抄袭前人所述，成为拼凑而成的写作，价值不高。二、高级著作，发前人所未发，或为前人所不知，利用一切能得的材料，有新的观点或看法，并非好奇立，实欲根据真实可贵的材料，改正前人的错误，求出史迹过程的真相。我们初学立固当立大志，但不必期求在短期内写成一鸣惊人的著作，惟当实事求是的练习写作，积久自必能有所成。我们更当说明历史著作，不是堆积许多事实而成，事实之外，还有史观及史迹前后相互的关系，即所谓内在联系。史学家为不同的阶级服务，有不同的史观。我们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用马列主义的理论，解释史迹，并能贯穿于著作整体之内，成为全篇的论点，无论引用的事实多少，皆以证明论点为主。另一方面，作者应当注意因果的联系，在自然界中，一切现象都处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人类社会各种事物的发展，也不能离开彼此的关系和相互制约，世上没有单独事物的存在。我们叙述历史事迹，无论引用多少事实，皆以表现联系为主。如能处处注意全文的论点及前后的联系，便成为有组织的著作。要之，著作为一整体，以有关的事实组织而成，绝不是堆积事实。我们搜集材料，必先辩别何项事实能为整体的部分及何项不能为整体的部分，适搜集事实足用之后，必须研究如何运用各部分，成为前后有联系、有组织的整体。应注意的事项：历史著作必须说明材料的来源，古人多未做到。章学诚于《文史通义·史注篇》称：“人心日漓，风气日变，阙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见闻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敷衍成书，古今皆所不免。章学诚有浓厚的复古思想，厚古薄今，但著作既须慎重，也当说明材料出处，却是重要的建议。司马光《资治通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皆附著考异，表示材料来源及去取的标准，为作史者的正轨，乾嘉学派对于引用书籍，注明编卷。我们现当注明页数，及出版地点、年月。费林论及此事，并分为二类，兹介绍如下；甲：附注。指列在每页下者，可分三项：一、引用书籍的篇页；二、引用史料的原文；三、讨论的证据。乙：附表。指附在篇末或书末者，共有三项：一、参考书目；二、关系文件；三、重要的评论。费林根据西方近代著作习惯而有这建议。马士所著《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既有附注，也有附录，占有相当多的篇幅，是书籍中的一例，论文往往有附注而少附录，每一类未必尽有三项，当视需要而定，更有将附注列在论文篇末的，形式有种种的不同，但说明材料出处，实有必要。书中若有表图，对于读者将更方便。表的种类很多，作者把许多事实或数字列入表中，读者阅读费时少而收获大，印象深刻，而又具体，过于文字形容。图有图象及地图等。文字记载，对于文化物品形状，多不能详，若有图象，便有帮助。地图为读史不可缺少的工具，应当插入。又如古人著作，把目录列在书末，《史记》、《汉书》都是例证。后人始将目录放在书首，便于读者检查书的内容。前人不知道的，还有索引，近代西方著作，书首必有目录，书末必有索引，且有详细目录及详细索引，前者谓目录每项下又分细目，后者指索引每项下，又分细注之类，尤便于检查。最近我国刊印的书籍，也有末附索引的。如何写历史论文历史论文的写作和其他论文的写作有相同的地方，也有特定的一些要求，今天和你讨论的就是历史论文写作的有关问题。一、历史论文的写法及要求最重要的是确定主题，根据主题列出写作提纲，根据历史论文的指导思想和总体思路，使用所掌握材料，有计划的依次成文。文章以提纲为构架却不为提纲所割裂，它应是史事完整、气势贯联，浑然一体的一个整体。写好历史论文要注意以下问题：(1)力求寓理论于叙述之中，做到史观与史料的有机联系与内在统一。要既防止空洞理论而缺少史实，流于社会学公式，又要防止堆砌史料，无理论分析。更要力避史论、史料两张皮，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引出规律性、找出事物的内部联系。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2)历史逻辑与语言逻辑的统一，历史论文的语言应服务于、服从于历史的真实性。要在保证史实正确、准确的前提下，讲求语法修辞。历史发展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的历史规律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用历史论文或著作表达出来，这就是历史逻辑；体现这个历史逻辑的实践，是通过运用词、句、文章的语言文字手段来完成的。但，“史实真、道理正”占第一位，“文章好”居第二位，要重视 历史论文的语言、文辞方面的质量，但不能因词害义，本末倒置。在内容真实丰富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语言文笔的风采。这样，才能成功地达到言以声其心之所得。(3)文章要通畅、质朴、简洁，在史学文章里，为了能“真实、凝练、生动”地表达人、事，也可以适当地“文白兼用”或所谓“半文半白”。事实上，一点儿“文言”词与词组没有是不可能的。(4)准确地使用引文，历史论文中出现“引文”是必然的，它使立论可靠，有利于提高文章质量，反映作者知识，认识的深度、广度。但也存在着一个引什么、怎么引的问题。首先，经典作家的教导和革命领导人的重要言论可以引用。再次，现行的法定的历史教科书内容可以引用。因为它是依据最可靠的资料，参考最新研究成果，采用最为公认的论点，使用最规范简洁的文字写成的。对一些非历史作品，指历史小说，X X 演义、X X史话之类，它们以历史为素材，为原料，可能有文艺价值及教育意义，但非历史，我们不能随便引用。(5)历史论文的层次与条理，在一般历史论文中，要注意段落划分，引文形式，注释种类这三点。四、五千字以上的较长历史论文，依史事种类或历史情节的发展，可分为几个大段，加上小标题，使全文结构严整，每题内涵明确。历史论文引文的使用应力求简短、贴切、有份量；恰当地嵌合在整个行文之中，但切忌截头去尾，断章取义。二、历史论文的范文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27.69，及格率只有1.5%。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31.8%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及和教育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