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悲惨世界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悲惨世界》的作者维克多·雨果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一位重要作家，他一生勤奋创作，留下了二十二部诗集，十二部戏剧，二十部小说和散文，若干文论等珍贵作品。他的作品在法国和全世界都具有很大影响。长篇小说《悲惨世界》是雨果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部小说中，雨果刻划了从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直到反对七月王朝的人民起义这一阶段的历史面貌，绘制了一幅规模庞大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图画。书中描述了在逃犯冉·阿让和流落街头的妇女芳汀，还有她的女儿珂赛特三位中心人物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善良纯朴的劳动人民注定要陷入受压迫、受歧视、受凌辱境地的必然命运，愤怒地谴责和控诉了造成这一切不合理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在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人物就是贯穿本书始终的冉·阿让。年轻勤劳的冉·阿让找不到工作在难忍的饥饿驱使下，打碎了商店的一块玻璃，拿了一块面包而前后被判了十九年徒刑。出狱后，为了报复，在晚上想打死好心收留他的善良的神父。但老人待人真诚，酣然睡在一个苦役犯旁边的卓绝胸怀，深深地震撼了冉·阿让，使他握着铁钎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于是他偷走了银器逃出了神父家。当冉·阿让被抓住时，神父并没有指证他，反而又把两支银烛台给了冉·阿让，并对他说：“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您允诺过我，您拿了这些银子是为了做一个诚实的人用的。”正是这句话和神父的所做所为唤醒了冉·阿让的良心。他决定遵守自己的诺言，做一个诚实、正直、仁慈博爱的人。后来他改名换姓，在一个城市里搞了一项工业的工艺改革，发了财，做了市长，在那里济穷救苦，大做好事。当他得知芳汀的悲惨遭遇时，决定帮助她，接回她的女儿珂赛特。但芳汀未看到她的女儿就死去了。而冉·阿让也为了救出冤枉的人，在法庭上自首自己是真正的苦役犯冉·阿让。于是又被抓走做苦役。但为了履行对芳汀的诺言，在苦役中，他奋不顾身地从战船上空抢救了帆工，然后机智地逃走。到外地把芳汀的女儿珂赛特从刻薄奸诈的夫妇那里带走，并隐居在了修道院。八年了，冉·阿让和珂赛特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冉·阿让为了让珂赛特得到幸福，设法成全了珂赛特和马吕斯的婚姻，并向马吕斯表白了自己曾是苦役犯。不料遭到马吕斯的鄙视，拒绝他再和珂赛特见面。当马吕斯得知冉·阿让就是自己到处寻找的救命恩人，即是受人尊敬的马德兰先生，他这才悔恨交加，立即带着珂赛特去看望老人。但是冉·阿让由于情感上受到打击，这时已处于弥留之际。老人向他们作了临终的嘱咐，便惨然离开了人生。在书中，我被冉·阿让那颗狂热追求正义的良心所感动。正是这颗良心多少地把他箍紧而压服！他悲惨的一生中有多少次伤病，多少次重新站起来。这良心光芒四射，在安静地向他说：“现在平安无事了！”唉！这是多么凄惨的平安！雨果的这本书从人道主义思想出发，同情劳动人民的命运。读过这本书，我被书中那种仁慈博爱道德正义的力量所感动。虽然在书中当时那种黑暗残暴的社会里，这种力量实在是微小。但在现在，在我们这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精神却得到了发扬。就在今年这百年不遇的洪水来临之时，我们十二亿华夏儿女报着一份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保卫祖国，保卫长江。保卫人民，读了这本书，看了报纸电视上一件件感人事迹，我也决定把自己积赞的几百元零用钱全部捐给了灾区，表达我的一片爱心。

巴黎圣母院》最集中最典型地反映了雨果的浪漫主义文艺观。其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表现在： 1．离奇的情节 这部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富有戏剧性，充满了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巧合，夸张和怪诞。如："奇迹王朝"对诗人奇特的审判；加西莫多的劫法场，抵御千军万马的进攻；母女重逢；加西莫多的尸骨一被分开就化为灰尘等。 这些曲折多变，但在本质上又是真实的情节，大大加强了小说的戏剧性，从而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2．非凡的人物 小说的人物是浪漫主义的典型人物：爱斯梅哈尔达的美貌和人格力量是非凡的：加西莫多的非凡则表现在他可怕的外貌，奇特的举动，巨人般的体力，以及对爱斯梅哈尔达高尚而充满自我牺牲的爱情及表达方式；克罗德的禁欲和纵欲的矛盾等。这些人物的特点，表现了雨果独具的浪漫主义特征，即追求夸张，想象而不求细节的真实，不求酷似现实。 3．强烈的对比 作为一种美学理想，对比原则是雨果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征，贯穿着小说的始终。 首先是巴黎城市和圣母院和谐美丽的自然环境与人民阴暗不幸的生活构成鲜明对比，这样更突出暴露了封建暴政的黑暗。 其次是草菅人命，任意诬陷的封建王朝与尊重人权，公正廉明的"奇迹王朝"的对比； 最主要的是人物形象的对比： 正面与反面人物的对比--爱斯梅哈尔达和加西莫多是善良，真诚和美好的人性的代表，克罗德、法比则是自私、冷酷和丑恶的人性的代表、善与恶十分鲜明地分别体现在这两组人物身上，产生强烈的对照。 还有正面与正面，反面与反面人物之间的对比以及人物自身对比，如加西莫多外貌与心灵的对比等。对比原则的运用 使得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显得更奇特，主题更鲜明，突出。 此外，作者以浓烈的色彩描绘了中世纪特征鲜明而绚丽的城市图景，给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绚烂和奇特声响的世界。 这些描写都极强地增加了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还有：用自己的眼睛看《巴黎圣母院》 在拜读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前，我已经读过他的《悲惨世界》。《悲惨世界》的卓绝，作者在细节描写上的传神，布局谋篇上的巧妙，以及历史评述上的宏大气魄，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像《高老头》、《双城记》、《红楼梦》、《雪国》等等很多作品一样，我读完《悲惨世界》之后好几个月，一直无法从书里的那个世界走出来。 怀着对雨果的无限崇敬之情，怀着与对《悲惨世界》同样的拜服和向往，我接着读他的《巴黎圣母院》。然而，正如一个偶然在月光下、薄雾里、轻纱后、传说中隐约见过的娉婷的影子，经过你用想象雕琢出她轮廓的柔媚，用美梦浸染出她容颜的光辉，用信仰赋予她灵魂的圣洁，使她变得完美无暇的时候，你忽然看到她，而且第一眼就看到了她的瑕疵——尽管那个瑕疵是如此之小——一样，我读《巴黎圣母院》时候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读到最后我不得不向自己承认，女主人公爱斯美拉达的人格、气质，她的整个人物形象是那么单薄、干瘪的、前后矛盾，这倒不是因为她致死不渝的爱着一个虚有其表的男人和对一个心灵高尚但面目丑恶的人一直害怕和厌恶，而是因为作者对她的前后描写有着惊人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使人疑窦重生，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从小生活在乞丐群里，和无数凶恶成性的流氓、无赖、流浪汉、亡命之徒相依为伴的女孩、尽管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天性单纯善良，但常年累月四处漂泊，靠卖艺糊口，再单薄的身体也能磨练出韧性，再脆弱的性格里也渗入了坚强。小说的前面，她在危急当中救出彼埃尔·格兰古瓦，在刑台上喂丑陋的卡西莫多喝水，这些都是符合她的身世和性格的。她受不了酷刑屈认了杀人之罪也是正常的。但在此之后，在她躲进圣母院，在她天缘巧合找到母亲的那些一长串故事里，直到最后，她却只是一味的害怕，仅仅剩下一副手足无措、可怜巴巴、迷迷糊糊的样子。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个形象的不成功，更加说明了美丽和善良是用动词塑造的，而不是形容词。 副主教克洛德，在我读过的所有评论当中，他都被批判成一个穷凶极恶、罪恶滔天的恶棍，一个精神极度扭曲、人格极度分裂的变态狂。然而在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却无法对他产生如此强烈的憎恶感，无法恨他，无法承认他是无耻的、邪恶的、魔鬼的化身。确实，他手段残忍，但不能说他心肠歹毒；他行为乖张，因为他承受着莫大的压力。我们不能因为，仅仅是因为评论家的众口铄金就剥夺掉他爱爱斯美拉达的权利。更不能因为他爱得太深刻、太执拗、太自私、太疯狂就给他定罪。《百年孤独》里有的是这种扭曲的爱情。在《罪与罚》里，斯维德里盖洛夫“把手枪抵住自己右边的太阳穴”的时候，我不相信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诅咒他，判决他，给他行刑。既然巴尔扎克能赋予一个江洋大盗英雄好汉般的血性和激情，为什么他们就不能表现“恶人”的尊严？诚如巴氏所言：犯罪的动机是一片悲壮的热情，令人觉得法无可恕，情实可悯。在爱斯美拉达第一次被押上刑场的时候，作者用大量的笔墨来描写克洛德的悲痛欲绝，难道不正是要说明他也同样在受刑？在一系列人物的悲剧当中，克洛德的悲剧是最深切的、着墨最多的。不论是爱斯美拉达的还是卡西莫多的都要逊色得多。同他们相比，他不应该获得更少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