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哟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题目

《青蒿素的化学研究》。屠呦呦教授是中国著名的药学家和中药学家，曾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的研究成果被广泛收录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屠呦呦教授发表的期刊论文最早的一篇是1965年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的《青蒿素的化学研究》。这篇论文是屠呦呦教授在研究青蒿素的化学结构和药理作用方面的重要成果，为后来的青蒿素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科学研究需要学术自信和文化自信。屠呦呦从事青蒿素研究的年代，尽管今人看来“封闭、保守”，但充满了激情和必胜的信念。屠呦呦及其团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土法上马，经过191次实验终于取得成功，可谓百折不挠。“两弹一星”和人工合成胰岛素均不例外，都源自信念的力量。不仅如此，那个年代的科研人员有为国家、为科学献身的精神（如邓稼先等），即便拿自己身体做实验也在所不惜。这对当下某些人而言简直不可思议。 屠呦呦及其团队的成功还得益于文化自信。青蒿素研究源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的记载，正是基于对传统古典医药典籍的崇信，他们锲而不舍，终成正果。 反观，中国当下的科技教育界，最缺乏不是科研条件而是学术与文化的自信。近现代中国遭受外国列强蹂躏，被简单地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愚昧”。这种文化自卑感至今仍未消除，如中医药“伪科学”论仍不绝于耳。因此，唯欧美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使亦步亦趋地追随变得似乎天经地义。如果他国研究超音速4倍的发动机，中国步其后尘而不是创制新的航空器，那终将受制于人。如果留洋经历和SCI论文变相地成为某些科研机构和高校人才任用和绩效评价的尺度，那中国科技人员就有沦为欧美学府奴仆的危险，国家科技与文化安全都令人堪忧。如果传统的中国哲学、历史、文学、文字学、民俗学、中医（药）学科研人员，也被迫为稻粱谋而留洋，那文化消解与瓦解则势所难免。 二、要建立有利于各类人才成长和创新的机制和体制。首个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者既无院士头衔，又无博士称号，更无留洋经历，这给中国人才任用和评价体制带来了尴尬。笔者虽不赞同网上有关废除中国院士制度的偏激论，但制度本身的“弱踵”因素值得考量。由于现代人缺乏公心，即便有蔡元培式的伯乐，也不敢贸然不拘一格用人。为了规避任人唯亲，诞生了中国化一刀切式的系列管理办法。如上世纪90年代要进科研院所和高校，须硕士学位；随着博士雨后春笋般“孵出”，如今要进重点科研院所和高校，须博士名号外加留洋经历。50年后是否须有月球游历经历不得而知。貌似公平的管理制度，却让以权谋私者有机可乘。假冒伪劣的院士成果也屡见不鲜。于是众多的屠呦呦被拒之于门外。如何让“低学历”的华罗庚和钱穆们、“非专业”的郭沫若们脱颖而出、大显身手，又不让方鸿渐们投机钻营，是未来中国科研体制、人事制度改革乃至政体改革面临的难题。 三、科研要有点非功利心、需要默默耕耘的精神。屠呦呦及其团队是自1969年听从上级安排，开始试验研究的。虽然1971年下半年已取得显著疗效，但1974年才得到完全认可。第一篇中文论文1977年才发表，而且还是以“青蒿素协助组”的名义；英文论文更是到1982年才刊发。他们科研不是冲着大笔科研经费和奖励，而是受一种使命驱使的。今年三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都已耄耋之年，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获大奖。屠呦呦的启示告诫人们：科研要有点非功利心、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功利性愈强，愈经不起挫折。反观当下的中国科技教育界的研究，急功近利似乎已成常态，为了早获名利不惜杀鸡取卵。 四、媚外是国之大忌。屠呦呦获此殊荣当然可喜可贺，但决不能以诺贝尔奖项作为科研成果最高、甚至是唯一的评价尺度，须知袁隆平、王选等中国科技精英对人类的贡献，远非诺贝尔奖项所能涵盖；也不可以一荣俱荣之心侵染科学的神圣。笔者获悉屠呦呦家乡的旧居，被以1.5亿元（人民币）天价标出；前些年莫言获奖后，其故居周边的草木都被拔光“沾仙”。这些暴露的是潜在的文化自卑和媚外习气。具有悠久历史、灿烂文明和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的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文化自觉自信不竭的动力和源泉；简单地媚外崇洋为国之大忌。 五、科研成果的大小并不取决于投入的多少。科研成果与投入往往不成正比。据说中国研制“嫦娥一号”的开支，仅相当于一公里地铁的费用。屠呦呦们从事青蒿素的研究条件十分简陋，他们土法上马，购置三口大缸做实验用具。现在一些科研人员动辄要求与“国际接轨”与老外攀比。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中国每年的科技投入是相当可观的，但高水准的、具有首创性的成果却不多。大量的资金因疏于监管而浪费，设备被闲置。要改进和完善相关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