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子夜论文参考文献

作为最能体现茅盾创作特色的代表作，《子夜》是一部深刻而广泛地反映30年代初期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写于1931年10月至1932年12月，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子夜》的问世，充分显示出左翼文学的实绩，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已经走向成熟。他继承了鲁迅所奠定的现实主义传统，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里程。正如冯雪峰所说：《子夜》“一方面是普罗革命文学里的一部重要著作，另一方面就是‘五四’后的前进的、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之产物与发展”。瞿秋白则肯定道：“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一九三三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 （一）主要线索 《子夜》大规模地描写了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社会现象，以上海的工业、金融界为中心，在1930年5月至7月的历史背景下，呈现出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和时代风貌。在作品中，民族工业家、买办资本家、地主、革命者、工人群众、政客、交际花和挂着诗人、教授、律师等招牌的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成复杂的人际关系，构成错综纷纭的社会画面；而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以赵伯韬为代表的买办资本家的斗争则构成了作品的主要线索，由此展开金融公债市场、工厂和都市的工人运动和以双桥镇为中心的农民运动的历史描摹。可以说，清晰的时代风云的展现，纷然复杂的矛盾冲突的揭示，深广的社会生活的概括和细致的习俗风情的刻画，使《子夜》具有了宏阔的体制和史诗性的风范。 《子夜》有五条重要线索贯穿始终： 第一、以买办资本家赵伯韬、金融资本家杜竹斋、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等人为代表的公债交易所中“多头”和“空头”的投机活动； 第二、在世界经济危机、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以及军阀混战等影响下的民族工业的兴办、挣扎和最后的彻底破产； 第三、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反抗资本家残酷剥削的怠工、罢工斗争； 第四、如火如荼的农村革命运动，使吴老太爷仓皇出逃、曾沧海暴死街头、吴荪甫“双桥王国”美梦彻底破灭； 第五、依附于资产阶级的“新儒林外史”人物的空虚庸俗的日常生活和寻求刺激的变态心理以及苦闷抑郁的精神状态等。 通过这五条重要线索，《子夜》试图概括中国30年代社会生活的完整面貌，即囊括城乡、工商、军政、劳资、新儒林人物及大家庭主仆关系等各个社会层面的生活图景。《子夜》所概括的社会生活现象纷繁万状。事件如波，此伏彼起；场面如链，交叉出现；人物如星，忽闪忽逝。但整个人物事态的展开又井然有序、纷而不乱。 《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适合用来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这种庞大结构所展示的组织人物与事件的办法之多，叙事角度的变化之繁，足以证明茅盾丰富的创作经验与对素材的驾驭能力。 这样宏大的创作规模极具挑战性，要想使作品完美几乎不可能。王富仁对《子夜》的艺术提出质疑，认为茅盾把大量的人物和情节仅仅依靠外部的联系网罗进小说，而并没有有效地纳入小说内部的矛盾斗争中，这使《子夜》结构的和谐性受到损害，小说在整体上的推进速度变得笨重迟缓；其次，非主线上的人物和情节无法与主线上的人物与情节构成彼此推动的连环关系，小说的各条线索成了时断时续的不相连的孤立线段，这使小说变得沉闷、沉滞。《子夜》之所以缺少紧紧抓住读者的思想艺术力量，结构笨重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人物形象 在《子夜》创作中，人物始终是茅盾注意的中心，他注重在时代、社会、家庭以及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塑造人物形象。 1、吴荪甫 最能体现茅盾的艺术追求，并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是《子夜》中吴荪甫形象的塑造。 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作者把他置于多方面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刻画的。这主要是吴荪甫与官僚资本家赵伯韬的关系，与工人的关系，与中小资本家朱吟秋等的关系。围绕这三方面主要社会关系，又展开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吴荪甫与作为没落地主阶级象征的吴老太爷的关系，与其亲属的关系，与其精干下属屠维岳的关系，与同伙王和甫的关系，与双桥镇农民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如同一面面镜子，从各个侧面照出了吴荪甫多方面的复杂性格。 茅盾笔下的吴荪甫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似强实弱，外强中干。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吴荪甫性格中强与弱两个放牧不断进行搏斗，其发展趋势是前者不断让位于后者。吴荪甫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在精神上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茅盾称他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他确实应该是时代英雄传奇理所当然的主角。然而茅盾通过小说告诉我们：他生不逢时，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而且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入侵中国的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他有着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他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这突出表现在他的家庭生活及与部下以至工人的关系中的封建专断性质，以及他依靠剥削农民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使他在包括妻子在内的周围人的关系中经常处于孤立地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在与背后有着帝国主义撑腰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投影在他的心灵和性格上，就形成了他本质上软弱的一面，在表面的果决善断背后是他的狐疑惶惑，在充满自信的背后是悲观绝望，在遇事胸有成竹的背后是张皇失措，最后导致了精神上的崩溃。 吴荪甫性格的复杂性，主要集中在他包含的深刻社会内容，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吴荪甫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正是《子夜》的主旨。 吴荪甫这个人物引起读者的感情也是复杂的，他的自私、贪婪、专断与残酷，以及他内心深处的平庸面，都会引起读者的反感，然而，他那强悍的生命力量却是我们柔弱的民族性格中所缺乏的，我们的民族可以说自20世纪以来就在不断呼唤吴荪甫这样的铁腕人物出现，以他的雄才大略、经营之才与大刀阔斧的魄力打破沉滞不前的局面，实现中国工业的现代化。因此，吴荪甫落入中国现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网中，困兽般挣扎，终不免失败的结局，能够引起读者的同情。 茅盾对于吴荪甫复杂性格的刻画，对于以往文学中单一化的性格描写无疑是一个新的突破，但对这个人物性格复杂性的过于明确化与理性化的把握与表现，却仍然未能摆脱把无限丰富的人物或生活加以简单化的历史局限。这表明，茅盾对人物塑造“立体化”的努力以及成就，只是现代小说人物刻画艺术所能历史地达到的一个阶段，但其积极意义及影响仍不可低估。 2、赵伯韬 赵伯韬的形象相对于吴荪甫要单薄一些。如果说，吴荪甫的性格是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体现的，那么赵伯韬的性格则是在不同的情境展现出来的。赵伯韬是一个老奸巨猾的金融界流氓式的人物，他靠着“得天独厚”的地位以及同“军政界有联络”而兴风作浪。他可以用“国内公债维持会”的名义左右公债市场，也可以买通军阀并依托南京的政治势力为自己服务。因此，他在同吴荪甫的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在塑造买办掮客赵伯韬的形象时，作者通过其言行，选择场面性的描写，揭示了他荒淫无耻、骄横跋扈的性格。 由于作者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理性分析非常精细，所以，在塑造个阶层的代表人物时，均能抓住其主要的社会特征。比如吴老太爷、李玉亭、屠维岳等等，性格鲜明突出。 （三）艺术特征 《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主要特点是： 1、整概括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宏伟构思。 茅盾总是明确地、自觉地写历史，完整地描摹社会生活的全景。这就使他的艺术创作表现出构思恢宏阔大，具有深重的历史感的鲜明特征。茅盾创作《子夜》时，明确地提出要“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要以农村与都市的对比，反映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正是出于对社会面貌整体把握的需要，他把吴荪甫设计成纱厂老板，因为这一角色地位便于“联系农村与都市”。虽然《子夜》完稿时最终偏重于都市描写，并明显使人感到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第四章游离于主要情节，却始终不愿割舍，这当然是出于再现社会“整个面貌”的总体考虑的结果。《子夜》不仅顾及到社会空间上的全景展现，而且更注重社会结构的全景式表层模拟。他把每一个人都作为他所属的阶级的“标本”来塑造，写出他们所具有的社会角色特性。像吴荪甫、赵伯韬、杜竹斋等不同类型的资本家，像吴老太爷、曾沧海、冯云卿等不同特点的地主，像李玉亭、范博文、杜新箨等不同模式的知识分子，既是“单个人”、“这一个”，又都是带有特指意义的社会角色，代表着不同的阶层、群类。他们个人的命运，事实上反映了某一社会群类的基本状况。茅盾在笔下铺开如此众多的社会角色或人物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就实现了对当时整个社会结构的直接性的表层模拟。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景式描写时，茅盾注意在具体的情节安排上虚实结合、远近结合，因为这才能显示出作品的色彩与波澜，也才符合生活的实际。作品以城市为近景、以农村为远景的布局，以光怪陆离的城市为主要的生活舞台，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谈论或政治形势的变化，起伏不断地引出农村这一条线索。这种手法可以笔墨经济地反映极大的生活面，在兼顾广度的同时，又聚焦于深度的挖掘。在围绕吴荪甫这个中心人物引出各种经济斗争和阶级斗争（即表现吴荪甫的“三大火线”）时，茅盾也注意采用不同的方法安排各条情节线索，形成虚实结合、疏密相间的布局。如吴荪甫与赵伯韬斗法的这一条线是先虚后实，与工人斗争的一条线是一实到底，与农民矛盾斗争一条线则是以虚为主。三条线浓淡相间地起伏前进，又互相映照和互相补充。这种对总体布局的强有力的把握，无疑得益于茅盾创作时写提纲的习惯。茅盾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一文中，谈到他“一两万字一章的小说，常写一两千字的大纲”。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与那些提笔直书一泻千里的作家又很大的不同。他具有谨严的“社会科学家的气质”。 2、“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塑造。 茅盾在人物塑造中，重点关注的不是人物的性格、命运、精神状态、癖好等，而主要是他们所体现的时代特色，是时代、阶级和政治思想斗争在人物身上所铭刻的烙印，是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性。他笔下的人物，既不是某种个人欲望的代表和某种命运的象征，也不是某种性格和精神状态的体现者，更不是某种品质和“人性” 的化身，而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强烈的时代色彩，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是茅盾创造人物的根本原则。通过茅盾创造的人物，我们不但看到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倾向性，而且认识了他们所属的时代。这是茅盾创造任务的最显著的特色，是茅盾作品中人物的最重要的艺术特色。 《子夜》之所以一发表就引起轰动、成为1933年出版史上的重要事件，关键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中国文学史上从未塑造过的民族资本家的人物典型，并以他为中心照亮了30年代整个上海的社会生活，照亮了在这里活动的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人的思想、性格、心理和命运，以及他们与历史纠葛的方方面面。吴荪甫是在中国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第一代企业家的代表，是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形象中出现得最早、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一个。吴荪甫既是时代的、阶级的和一定思想倾向的代表，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他是不朽的艺术典型，而不是时代精神、某种阶级属性和某种思想倾向的简单的、贫乏的、肤浅的图解品。在他身上，既有着强烈的、厚重的时代气息和历史深度，体现了历史潮流的骚动与趋势，也以自身鲜明的个性构成一个独立而完整的艺术世界。 3、艺术真实 《子夜》的艺术真实主要体现在细节的真实上。 茅盾强调的真实，是指作品要合乎生活逻辑，作家善于捕捉现实和传达现实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作家积累生活经验特别重要与必要。茅盾虽有自己的理性追求，但这种追求是尽量与自身情感和生活实际贴合在一起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摆脱“左倾”的影响，较少表现出当时流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偏执。 在坚持生活真实这一点上，茅盾有较高的自觉性。在分析批评“革命文学”的概念化风气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看了蒋光慈的作品，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活实感’，而是想象。”这“生活实感”正是茅盾最为关切的一点，在他看来，充实的生活，比正确的观念和纯熟的技术更重要，“与其写那种‘既不能表现无产阶级的意识，也不能让无产阶级看得懂’”的标语口号式作品，还不如拣自己最熟悉的来写。 《子夜》原来的计划是通过农村与城市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即写一部“白色的都市与赤色的农村的交响曲”，但后来因为生活积累的不足，茅盾断然地对这个大规模地描写30年代初中国革命完整面貌的宏伟构思作了重大修改，对作品的规模作了几次大幅度的缩小，比如，把红军的活动基本上隐入幕后，压缩关于工厂生活的描写，弱化了关于农村革命斗争的线索。很明显，茅盾作这些压缩的主要依据就是他的生活体验，他对这些部分不熟悉，“连第二手材料也没有”，又“不愿凭空杜撰”，所以只有“弃之不写”了。这体现了他对自己情感体验的尊重。 茅盾在创作中充分注意了生活的复杂性，尤其注意了人及其关系的复杂性。在《子夜》的构思和素材搜集过程中，茅盾几乎每天都在“东西奔走”。他除了亲访现代都市各种身份的人物外，还实地考察了现代工业如丝厂和火柴厂，还亲自考察现代交易市场如工商证券交易所；甚至连吴荪甫坐什么样的牌号的汽车这种小细节也反复调查研究过：原先想让吴荪甫坐福特牌小汽车，因为上海当时“流行福特”，后来经研究又改坐雪铁龙，因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更高级的轿车”。通过实地调查，茅盾对产业界、金融界的情况了然于胸，这使他能于无形中消解自己的政治意识和理论思维，因而《子夜》能以生动的形象真实、细致地再现生活，在同一类作品中得以独领风骚。 《子夜》是以精确把握现实的原则进行创作的，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革命运动都被容纳到作品中来。如笼罩全篇的中原大战、时隐时现的红军革命战争进程，以及诸如公债市场的厮拼等具体场景的描绘等，都准确地显出历史的眉目，从而将艺术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有机地统一起来，充实了作品的史诗性内涵。这样，就使得《子夜》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再现中，深刻揭示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当时，正值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进行得激烈的时候，茅盾以他关于历史和艺术的真知灼见，参与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思考，并且通过《子夜》的创作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子夜》展示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悲剧。按照茅盾最初的构想，作品原名为《夕阳》，正式出版时，才更名为《子夜》。作为象征性的书名，“子夜”既是自然界最黑暗的时刻，也是黎明前的社会黑暗，“子夜”包容着旧中国的黑暗情境，同时也概括了通过黑暗走向黎明的信念。茅盾试图把现实与未来，将死与方生，都融汇于这部小说。 三、以《子夜》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 茅盾的作品呈现出鲜明独特的品格，尤其是以《子夜》为起点》“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这个系统工程中的大部分作品，形成了相当稳定的创作模式：即从典型环境来解释并塑造典型人物，依靠理性分析来开拓形象思维的深广度，在戏剧性较强的情节中表现人物性格及其成长史的写法。 在茅盾的引领下，在40年代，相当一批作家开始认同和尝试这种创作模式，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社会现实，正面描写社会的主要矛盾；他们十分注意社会经济的衰败及其对社会变革、社会观念的影响；他们所写的一切都试图揭示中国社会的特点和性质；为此，他们着眼于社会全貌，表现整体社会，追求反映生活的广阔性、复杂性；他们的作品严肃、冷静、客观，是文学家和社会学家相结合的精神产品，既有扎实的艺术功力，又有明显的社会分析的色彩。所以，人们称之为社会剖析小说。30年代后，由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种形态的现实主义小说传统逐渐上升为主流，并在五六十年代达到了最高峰。 社会剖析派的作品，涉及的生活内容广阔而繁多，强烈的社会意识支配着作家的创作情绪，使他们经常越出自己特定的生活经验，投向自己所不熟悉的题材，依赖于理性进行逻辑演绎。但是，文学毕竟是塑造形象和抒发情感的艺术，不能只靠理性驾驭，将审美价值等同于实用功利，这就容易导致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出现某种程度的失落创作主体性的缺陷，我们不能责之过严，作违背历史具体环境特点的苛求。就作品从宏观角度对于历史方向的把握能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气魄来说，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无疑是独树一帜的，而且影响也比其他流派大得多。 我们所需要注意的是，在《子夜》的创作中，茅盾在处理文艺质量与社会功利关系上存在哪些失误？其创作是否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的生活积累和艺术才力？理性的自觉固然给茅盾的创作带来许多优势，但情感过于抑制，是否使作品缺乏感人的力量？正如王晓明所说，“《子夜》的成功并不能证明那种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它那些失败的部分倒可以证明，缺乏审美感受的直接支持，题材上的大胆开拓往往会造成怎样触目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