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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见黄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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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 文化 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山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

摘要:红山文化玉器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代表,在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完善。红山的先民们在制作玉器方面已能成熟掌握切割、琢磨、圆雕、 浮雕 、透雕等基本 方法 ,同时还能成熟运用双面雕、钻孔、掏膛、镂空、线刻、抛光及装饰技巧。根据玉器结构及其表面所保留的加工痕迹考察。红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运用了旋转性工具――砣具。这一通过砣片旋转研磨进行加工制作的工艺,即使在今天仍被普遍运用,是制作玉器的一个重要工具。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砣机

红山文化玉器古玉属于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或透闪石,硬度较大,在当时没有如现在一样的高硬度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加工如此坚硬的石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加工玉器的主要手段是碾玉,即将金刚石放在旋转的砣上,利用摩擦力使其成型,然后琢磨,尔后才可成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玉器的制作过程中,碾磨和琢磨是不可缺少的制作过程。所谓碾磨又叫“光亮”、“抛光”,是用紫胶、木、葫芦、牛皮及铜制的链子,磨玉器的粗糙部位,使其平整。并通过应用氧化烙等一些化学粉剂原料作介质,使玉器显露出光洁、温润和晶莹的质地。琢磨也是加工玉器的重要手段。因为玉石特别坚硬,必须用铁制圆盘――砣为工具,以水和金刚砂为介质,经过铡、冲、压、勾等工艺一点一点地琢磨而成。制玉工艺品最早是源自石工艺之中的,并且承袭了磨制石器工艺,是随着玉、石的分化逐步演化而来的,但是应晚于玉石的分化,如果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期人们选择石料开始的话,那么制玉工艺与炻器工艺分化就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炻器开始。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工艺主要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磨制工艺,是把炻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炻器的制作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进步。”①磨制石器工艺过程:

(1)切割。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切断。

(2)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水磨,磨光滑。

(3)钻孔。用石钻、骨锥、木杆或竹管加沙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可见,磨制石器工艺是通过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已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被早期制玉工艺沿袭下来,在这一时期玉石分化也已经完成。制玉与制石工艺虽已开始分化,但并未完全脱离,这很可能是由于石玉匠还同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的缘故。红山文化有大量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

玉器制作步骤主要包括:

(1)切割成材。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作玉器的过程中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使器物大致具备要加工的形状,经过切割后形成玉材,形状已基本规则整齐。

(2)打磨加工。红山文化先民们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一般不直接利用切割成材的玉料,而是将玉料进行近一步加工,使边缘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把平面加工出弧度。

(3)钻孔。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管钻孔技术,并且在钻孔后还要对孔边缘锋利的楞进行打磨和处理,使钻的孔既规整又达到圆润光滑的效果。

(4)施加文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有文饰,对玉器施加文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刻线和研磨。刻线一般用来表现动物的头部和鸟的羽翼。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玉器表面磨出一种很浅的瓦沟状文饰。这种纹饰主要用于对较薄片状的玉器如勾云形玉佩、玉璧饰等进行装饰。由于瓦沟状纹具有深线起伏随形体而变化及瓦沟的深线、宽度匀称的特点,并且它能随着光线照射度的变化和器物的摆动时隐时现,所以更宜表现玉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在制作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既抛光工艺。如前所述,磨制玉器大多都会运用抛光工艺,使玉器表面比炻器细腻整洁。制玉工艺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是由于制玉工具砣机的出现,这一新式工具的诞生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红山玉器的制作工具主要是砣机。砣机即磨玉机,明代人称之为“琢玉机”,清朝时被称作是“水凳”。在玉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琢玉的工具砣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制玉工具中最重要的得力工具,这一工具将制玉工艺推向琢磨玉器的崭新阶段,它标志着制玉工艺彻底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中以砣成形的有勾云形器、扉楞、孔、刃状边、勾形饰。如玉龙,高26厘米,断面直径至厘米,板材30×28×2,其底面积840平方厘米,厚2厘米。②“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这些只有用陀机才能做到。砣机是在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这是我国玉器史上长期争论并且很难统一的一个问题。

如国内赵汝珍认为砣矶发明于原始社会:“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制玉亦见精良,改用陀磨而不全用手工艺矣。”③夏商周时期出现青铜砣机,是一种跪式结构,高约30至50厘米,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拖玉琢磨,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机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制造出铁制砣机,并出现了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由几人共同操作完成磨玉工作。铁制砣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人操作的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出现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碾子”。唐宋时期人们以“碾”训“砣”,借用碾子旋转来象征砣机琢玉,这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④这是对明代玉机的记载。

到清代,砣机被称为“水凳”。李澄渊1891年(光绪17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玉作图说》是较完善的关于砣机的图像资料。⑤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经现场调查作了写生,每图都辅以文字说明,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一一注明。从中可见清代玉工如何操作水凳。这种碾机是经历代玉匠改进而得的,是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被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高凳或水凳)。现代的砣机有两种:一种为电动砣机,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所以又称为沙砣,转速10~5000转每分钟;⑥另一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转速达3000至20000转每分钟。⑦现代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效率更高。故此,砣机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玉器更生动精美,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制作工艺。

(1)玉龙。龙被称作是中国人的图腾,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玉龙最早发现于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蒙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这块玉龙是用一整块碧绿色铀岩玉圆雕而成,兼有乳白色玫瑰纹,细部采用圆雕、线圆雕手法表现,锻断面成扁圆形。其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嘴紧闭,鼻端平齐,上沿起锐利的棱线,一对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前眼角圆而起楞,眼尾细长上挑,额及颚底皆刻有细密的棱形网状纹,颈脊起长鬃,长约20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呈扁平薄片状弯曲上卷披向后背,两侧磨出不明显的线凹槽,龙尾向内弯曲,末端圆尖,背部一对圆孔。

(2)兽面纹玉佩和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用较薄的长方形片状玉制作,有镂空出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等,下部有3-7个獠牙,尖锐犀利,兽眼狰狞,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砣具。勾云玉佩用对磨镂空的方法,塑造出弯卷的沟角,镂空部位两侧形成宽缓斜坡,镂空以外的部位沿着轮廓的走向打磨出宽缓的线凹槽,这些斜坡和凹槽能折射不同角度的光,并呈层次感、立体感,造型优美流畅。

(3)马蹄形玉箍。其形似马蹄,因器内中空呈箍状而得名。这类玉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其雕琢十分费工夫,原始先民在雕琢这种器物是采用了线锯搜空(即以钻杆在器物边缘钻一小孔,穿入绳线,加入适当的水和研磨料往复穿梭进行切割的方法)、掏膛取芯的方法使之出现弧线形琢磨痕迹。在古代尚未出现金属丝线时,即能依靠竹木纤维或兽皮藤条制成一件玉雕,着实需要费一番心血。

(4)玉璧。绝大多数为长圆形,玉璧边缘处呈刃状,截面近似于菱形,上侧中央常钻有两个小孔作穿系用。红山玉璧还有双联璧和三联璧,做法是在一个上小下大的长圆状玉片上分别琢磨出两个或三个由小到大的圆孔,然后才在外缘上依中孔的位置两侧各切磨出一个人字形,打磨成刃状。

(5)玉鸟。多为扁体,常做成双翅挺展的�形,最长不超过4厘米,头上仰,方尾,有爪的作攀附形状,腹部靠头处有一小孔,腹部中间厚两侧薄,背平,用纹勾勒出鸟的羽毛。

(6)玉龟。先切割出形状,周边进行圆雕,用阳线简略几笔刻画出龟的头部、龟爪和龟尾,然后打磨光滑,有的在尾部穿孔。玉龟略呈方形,一般5厘米左右,匍匐状,背部稍微向上凸起。

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与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比较来看。良渚文化聚落在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属于海洋性文化。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浙江杭县的良渚镇附近的六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出土了一批泥制黑衣陶器,还搜集到一批石器,并调查了1930年发现的随葬玉制棕璧的墓葬。他对这些资料作了及时地整理,写了《良渚》一书,保存了这些考古资料。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的命名原则,将该遗址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前后,杭嘉湖地区多次出土良渚古玉。1903年天宁寺湾出土大型玉璧;1930年,在苏嘉公路桥北端出土一批玉器;1937年双桥发现90多件玉器。⑧考古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为周汉之间。自1973年发掘吴县草鞋山首次确定良渚文化琮璧的时代后,⑨相继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1977年)⑩等大型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琮璧玉器和装饰玉器。红山、良渚文化大件玉器均出自墓葬,玉器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墓葬的规模,与器件数与规模成正比,但红山与良渚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红山文化的琢玉技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制玉 经验 。红山文化琢玉的最大特点在于玉匠对玉材的熟炼运用,能较好地把握器物的造型特点,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玉器制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神似”。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刻画,线条都为线凹槽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红山古玉的穿孔、抛光、琢刻都十分简练得体。

与红山玉器相比,良渚古玉则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它缺少红山玉器那种精细灵气,它以线刻技术闻名。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水平的是兽面纹的刻画。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离,每一节上下间距几乎相等,误差极小。琮的兽面图基本相同,兽面不在侧面中间,而是在旋角上,两个半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使兽面的鼻、口更具形象。兽面的纹饰刻划最细的仅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只可在放大镜下才能清晰辨别,琢玉水平十分精湛。

另外,对于制作工艺中的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红山文化以砣具镂空为主,称为“砣具镂空”,如勾云形玉佩就是用砣具双面对磨而成。镂空末端呈尖线状,镂空处上宽下窄,边缘似薄刃是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独自砣具镂空特征。良渚文化则以呈钻配合软性线具楼空为特色,称“线具镂空”。

从玉的制作工艺可以辨别玉器的真伪。红山文化玉器已有上百件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它对填补和丰富我国上古玉文化的内容起了推动作用,也导致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再提出和文明起源的再讨论。11 文物界对玉的性质及玉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 释:

①徐惟诚.中国 百科 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②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③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308.

⑤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⑥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 雕刻 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⑦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⑧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J].说文月刊,1939,(3).

⑨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1988,(1):8-12.

⑩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试谈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摘 要: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类型划分方法也有多种,按照玉器形制及使用功能,红山文化玉器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 动物类 和宗教典礼类4种类型,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红山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图的大玉龙被鉴定为红山文化遗物,红山文化玉器讨论和研究开始兴盛,自70年代至今阜新胡头沟、朝阳牛河梁等多地的玉器被源源不断的发掘,古老的红山文化玉器震惊了海内外人士,学界对其研究也深入到了各个层面,本文将对其类型作主要探讨。

一、装饰类

和原始先民制造的青铜器、石器一样,红山文化玉器也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可以佩戴在人们的手、耳、颈等部位。

玉环――玉环是壁的一种,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用来佩戴在手腕和手臂上,充当手镯、臂镯,小的可以佩戴在手上、耳朵上或者作为串饰佩戴在衣服上。在牛河梁发现的玉器均佩戴在手腕上;

玉珠――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珠类型已经非常丰富,在形状上有圆珠、半球、扇圆形以及扁圆薄片形,可以串起来充当衣服上的饰物或佩戴在颈部。巴林右旗那斯台发掘的玉珠有60余件,其他如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也有大量玉珠发现;

玉�――形状多为扁平圆形或环形,上面有一个缺口。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玉�多放在墓主的耳边,因而推测是重要的耳饰。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有两件玉�,形状为圆环形,有一缺口,在墓主耳部。

二、工具类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工具类的玉器和某些石制或陶制的生产工具非常类似,因而工具类玉器应是仿照实际的工具进行雕琢而成的。

玉斧――玉斧和普通的石斧类型相似,都为梯形弧刃,做工非常精致但没有刃口,因而应为非实用玉器。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玉斧为长方形,和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外形非常接近;

玉棒――这种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非常常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柱状,一端呈圆弧凸起,且有两匝凸棱,另外一端为漫圆尖,还有一类是长柱形,一端是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则为圆尖状。胡头沟遗址发掘了4件玉棒属于第二种类型,牛河梁遗址发掘的一件玉棒则属于第一种。根据这类玉棒的形状,可以推测是模仿石椎、石磨棒而制造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方则提出是萨满巫师使用的鼓槌;

玉勾形器――这类玉器出土的不多,那斯台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颜色为青色,呈扁平体,两面均磨刃,锋部为弯钩,末端有孔,其中内援间还有一个凹形槽,应作为复合器使用。

三、动物类

这类玉器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所占比例也较多,在动物造型上有猪、鸟、鱼、龟等多种。

玉猪龙――这是红山文化中非常典范的代表,在多处遗址中都曾发掘。各地的玉猪龙形态差别不大,均为身体蜷曲,头部和猪类似,竖耳圆眼,口微张,口眼间有横向沟纹皱褶,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玉器富予了和人类生活相关的猪的体态特征,因而“猪龙变化说”拥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这种玉器可分为两种:一种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近,头部比较大,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头部有一圆形小孔。牛河梁、敖汉下洼、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等地都有这种玉器。还有一种,首尾明显分开,双目为梭状,没有双耳,在颈后有弯勾状长鬣。这种玉龙比较少,当前仅在三星他拉发掘出一件,精雕细琢,通体抛光,体态造型都非常完美,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好的龙形象;

双猪首环形器――这种玉器当前也仅在知城子山发掘1件,整体为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器身中部有3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且两个猪首的神态相近,耳朵较大,额头隆起,眼睛呈菱形,底面平直中部有4个漏斗状小孔;

兽面形器――该玉器也仅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1件,在墓主人腹部正中,因而有学者如郭大顺推测为腰带饰。颜色为淡绿色,器体扁平,耳部较大,为圆尖状,竖起,眼睛及鼻孔用圆孔刻出,鼻、嘴均用阴线表示,嘴唇紧闭,嘴角下咧,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

玉鸟――这种玉器发掘出的较多,除正式发掘品外,还有采集品和传世品。体态多样,造型不一,在胡头沟、那斯台、阜新县福兴地均有出土;

玉�――即民间所说的猫头鹰,�形象也较为常见。主要有两类:一类翅膀略微展开,爪攀附,背面有2或3个横穿孔,在斯台遗址中可以看到。还有一类翅膀展开幅度较大,圆弧形,没有爪,背面有一孔,胡头沟遗址中能够看到这类;

玉龟――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的类型,说明龟对当时人们来说一种重要的存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一件,龟壳状,雕琢精湛,尤其是龟的龟纹雕刻非常细致逼真,也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玉龟;

玉鱼――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多有河流经过,而古代人们渔猎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证,也是重要的装饰品造型的素材。玉鱼为扁锥形,颈部刻有阴刻线纹,左侧有浅槽,双目对穿呈孔;

玉蚕――蚕也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生物,在缺乏自然知识的理解下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像蚕一样转而再生,同时用来祈求丰衣足食。那斯台遗址共发掘了4件玉蚕,造型相近、制作较为粗略,体态也较为原始,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最早的蚕形象。

四、宗教典礼类

古代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产生了各种巫术崇拜和宗教典礼,这种玉器造型和其他类型相比较为独特。

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其中玉璧的形状外缘为圆或方圆,内缘都是圆形,边缘处均磨薄,一侧边缘中部有1―4个圆孔,也有少数无钻孔。这类玉器见于胡头沟、牛河梁遗址;双联玉上小下大,上端有半圆、圆弧、尖圆等3种形状,下端则为圆或方圆,中部有两个钻孔,边缘均磨薄,上下体连接处有凹痕。这种玉器出土较少,在牛河梁遗址发掘了3件;三联玉璧有两种,一种在造型上和双联玉璧相近,只不过体中部的圆孔自上而下逐渐变大,体侧有凹痕,在胡头沟发掘出1件。还有一种为长条状,一侧平直,一侧为三联弧形,中部有3个圆孔。在内蒙古的那斯台遗址发掘出1件; 玉箍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范代表,数量较多,大都为扁圆筒状,腹壁斜直,部分玉箍形器的平口边缘有两个圆孔。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出土,置于墓主头骨下面或胸部;

勾云形器――勾云形器形体扁薄,造型上和卷云或变体动物较为相似。勾云形器和其他玉器相比形态较为多样,包括5种,一种为长方形,中部圆形镂空,两侧勾角略直,器体两面非常光平。在牛河梁遗址中发掘的就属此类;第二种也为长方形,中部同样镂空但为勾云状,外围有浅凹槽纹,两侧勾角弯曲较为明显。城子山、那斯台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第三种大略为方形,中部和二类相同,上下两端各有一对勾角,上端边缘处尖状小凸,下端中部有尖齿状小凸,器体两侧各有一个较长的勾角,下端向外弯曲,为圆尖形。巴林右旗巴彦他拉苏木发掘的玉器当属此类;第四种为椭圆形,中部有3个三角形排列的圆孔,上侧及两侧均外弧,下侧中部外有尖齿状小凸。在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最后一种为圆角长方形,上下侧呈长边平直状,左右侧略弧,中部和四类一样有3个三角形排列圆形小孔,左右两侧中部有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内收,正、反两面均有浅凹槽纹路。这种玉器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出土1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4种类型外,红山文化玉器中还有 人物类 玉器,但是此类玉器目前所发掘数量较少,学界对于其特征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疑惑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玉器造型各异、大小不一,主要分为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饰两种,那斯台遗址出土了两件石雕人像,4件人面形石饰。巴林右旗出土了1件玉人面饰。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为动物造型和宗教典礼类两种造型,其他类型地位并不突出。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参考文献:

〔1〕索秀芬,李少兵.红山文化研究[J].考古学报,2011,(03).

〔2〕王小磊.红山文化典型玉器浅析[J].大众文艺,2011,(21).

〔3〕吕昕娱.试析红山文化玉礼器[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2).

〔4〕崔岩勤.红山文化玉器教学资源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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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参考: 中国玉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中国的五千年华夏文明史贯穿了玉文化,它也是华夏文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玉器中,良渚玉器及后来的战国玉器以其不可思议的精湛技艺给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遗产,同时也为研究中华文明历史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佐证。在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史中,当推战国、汉、清三个历史时代为鼎盛期,其工艺水准为一个时代的颠峰,究其原因首先是玉器及玉文化融于了当时的政治、文化、礼教及生活之中,从当朝的统治者到黎民百姓,对玉器有着一种崇拜,将玉器所具有的玉德融于社会的道德之中;其二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文化发达。在中国悠久的玉文化历史中,对现代玉文化影响力最大的当属清代,它不但是中国玉文化的一个辉煌时期,而且是为后人留下大量艺术珍品的时期。这一时期宫廷玉作及皇家贵族完整的玉文化理念也对后人有着极深刻的影响。但清朝玉文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从顺治建立政权到康熙时代止(1644—1722),此阶段为清朝刚刚建立政权时期,根基未稳,而经济也处于恢复期,加之崇尚节俭,所以像玉器这样的奢侈品基本上在宫廷玉作中是没有的,据故宫博物院藏品统计,万余件玉器藏品中,未发现顺治到康熙年号的作品。雍正经乾隆至嘉庆(1723—1820)为清中期,经康熙这位中国历史上了不起的君主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乾隆酷爱中国文化,所以中国玉文化也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特别是乾隆24年之后至嘉庆初年,在约40年的时间里,出现中国琢玉史上新的高潮时期,遗存了众多丰富多彩的珍贵玉器,展现出琢玉史上的辉煌成就。道光至宣统(1821—1911)年,属清朝晚期,社会动荡不安,经济衰退国力不振,列强入侵,玉文化日渐衰落,而玉雕技艺也日渐西落。 清代的玉文化鼎盛时期在乾隆盛世的后期。著名玉器专家杨伯达以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为界将乾隆盛世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期宫廷玉器发展缓慢,主要琢治了一些仿古玉和时作玉,乾隆二十五年后,玉器制作进入了一个繁荣昌盛时期,这一时期,回部每年两次向朝廷进贡玉料四千斤,玉料增多,促进了宫廷的玉业发展,同时城市经济繁荣,富有的商人、庶民都在购买各式玉器,扩大了玉器的供应量,但同时也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促使乾隆提出了一整套治玉理念:端正俗样、崇尚师古,提倡画意、推广痕玉。所谓"俗样"即玉肆在玉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不顾玉质玉性,制作了大量的样式庸俗、做工粗糙的大路货,同时"华嚣"之风盛行,一些纹饰浅浮轻巧,有失庄重大度的玉器涌现,被乾隆称之为"玉厄"。 "崇尚师古"是乾隆为了扭转"俗样"的局面,同时也为表明其慕古意识而提出的,并且大批制作了仿古彝玉器,以推动玉文化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此思想指导下,乾隆后期大量仿商周到秦汉青铜器的玉器,客观上带动了玉文化的发展。同时他还提倡"良材不雕"、"古尚简约"的艺术准则。"提倡画意"也是提升玉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玉不但是一种珍稀物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载体,其表现内容及手法与图画相似,故乾隆提倡画意,在制玉石山水时,将中国山水画精髓融入其中,写实写意相结合,如同画家追求笔墨情趣一般,如"关山行旅"、"大禹治水"都是以绘画为蓝本,雕制而成,并且充满了诗情画意,此种思想的推广,极大地带动了玉文化的提升,为后来玉雕山水制作产生了巨大影响。"推广痕玉",痕玉即痕都斯坦玉的简称,即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的作品,痕玉有着鲜明的阿拉伯风格,其造型、图案都充满着异国情调;在做工上"莹薄如纸,纹饰细如毛发,器表圆混光滑,抚处不留手。"由于乾隆对痕玉的赞美及喜爱,仿痕玉的风潮波及扬州、江宁、北京等地,一时间仿制痕玉之风盛起,民间玉肆称痕都斯坦玉器为"蕃作",称"仿痕玉"为"仿蕃作",流传至今不衰,所以说"蕃作"的纹饰的工艺特征的十八世纪以来的玉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时代 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对外交往密切,长安成为国际性都市。这时的手工业极其兴隆,手工艺品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但此期玉器出土甚少,现在知道的不过玉杯、佩饰、带扣、带板、玉簪、衮册等很少几种。唐代玉器和器形与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风格不同,大量出现花鸟、人物饰纹,器物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有实用价值的杯碗增多,并出现新型饰件和表示官阶高下的玉带饰物等。南北宋、辽、西夏、金及元代 此时的玉器,是在唐代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以来,用于实用和装饰的玉器占据重要地位,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与祭器典章文物相对而言,被称为“玩物”,这些玉器的碾琢水平也很高。由于南北割据和受不同民族文化的影响,在玉器上反映出民族和地方特色。两宋玉器,以龙凤呈祥图案为多,因受工笔画影响,所以非常重视神态。宋代不仅工商繁荣,贸易发达,而且道教盛行,理学泛滥,这也对玉雕产生影响,以神龟、仙鹤、龙凤等为题材的玉雕就是当时这些社会思潮的反映。西夏、辽、金、元玉器则以花、鸟、虎、鹿和鱼水纹饰为主,而且以佩饰和嵌件较多。实用品有杯、洗、带板等;以鸟、鱼、兽等为题材的工艺品增多,对玉器的碾琢融入了本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乡土感情。明代 明代的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城市手工业、商业繁荣,玉器制造也相当发达。这时玉雕的趋向是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明代程朱理学泛滥,道教以及民俗信仰深入民间。人们要求社会安定,祈求神灵保佑,以获得今世的荣华富贵。这种社会要求反映在工艺领域就是吉祥图案大为盛行。明代玉器的吉祥图案有八仙、三星等神仙,寿、喜等文字,桃、灵芝、梅、竹、兰、鹿、鹤、鸳鸯等动植物,以及龙、凤、螭虎、角端等瑞兽异禽。吉祥图案有时成为主题图案,有时做装饰点缀,表现出吉祥图案的普遍性与深入性。 明代因喝茶饮酒之风弥漫,致玉制壶杯出现,并与日俱增,此种玉雕最富于时代感。同时,继宋之后,明代艺术仿古之风逐渐形成,影响到玉器生产上仿古玉昌盛。仿古玉滥觞于宋,盛行于明清,主要以青铜器和古玉器为祖型加以改造琢成。 明代书法绘画艺术进一步影响了工艺美术的发展和提高。此时,玉器工艺也或多或少受到文人画的某些影响,碾琢写意山水和诗句、款识。这种反映文人趣味的玉器,前代是不见的。玉器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关系也日臻密切,文人在书斋作画、书写,往往也使用玉制文具或以玉做陈设装饰。 明代统治者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沿袭旧制在冠服制度上用玉来标志等级贵贱。与前代不同的是:系在官袍上的带板用玉数量增加,皇帝、公、侯、驸马和一品文武官员的革带均以玉板做装饰标志。 明代玉雕具有时代风格,刀法粗犷有力,出现“三层透雕法”,镂雕十分精细。北京、苏州、扬州是当时的三大玉琢中心。宋应星《天工开物》认为:“良工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苏州的玉琢工艺在当时被推为全国之首,对明代玉器工艺的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明代中期以后,玉琢技艺发展更快,出现了不少琢玉大师,以陆子冈最为有名,由他琢制的玉器,称为“子冈玉”。但明代玉琢在碾磨细研这最后一道工序上,存在“求形不求工”的现象。 今天,在玉器商店里,人们会选购一件玉器佩挂在身上,他们有的是出于装饰的喜好,有的是为了寓意吉祥,还有一些人,他们佩戴玉器的目的却是基于一种驱灾辟邪的心理暗示。 在玉文化的传统中,驱灾避邪的理念非常奇特,而它的渊源,则是来自于汉代先人一种独特的玉器风尚。 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是,古老中国的玉器文明不仅从未间断过,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玉文化的内涵却愈显丰富和厚重。 李博生认为,玉作为我们民族来讲,被视为大地的舍利,佛教的一座庙得到一个佛指舍利,庙就有了核了,这个庙就站住了,就开始受香火了,因为它有那个舍利,玉,应该视同为大地的舍利,那是石头里面的精品,那是大地的骨架的精品。 这种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学者试图做出解释,但最终也无法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这种文化现象似乎也只能定格成一个无从考究的历史悬案了。 追溯并思索这段历史,学者们认为,当一个民族在历史的演进中,从发祥到融合并走向文明的时候,对于文明的传承从来就不会间断过,一种伴随历史走来的古老传统必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形成一种文化的积淀,它们会悄然而又深刻的融入到一个民族的历史血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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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鉴赏以具有美的属性的艺术作品为对象,并伴随着复杂的情感运动,人们对艺术作品进行的非 反思 性的审美接受活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艺术鉴赏方面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书法艺术鉴赏对于临摹创作的启示

〔摘要〕任何一种艺术作品的产生,都只是艺术活动的最初阶段,在艺术作品完成后获得读者的接受与认可,才使艺术作品价值与潜能真正发挥。从各种艺术的表现形式来看,书法艺术鉴赏具有一定的特殊意义。无论是从创作还是从价值属性来看,都具有 其它 艺术作品所不能具备的艺术性能。在临摹创作的过程中,书法鉴赏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与启示。本文就书法艺术鉴赏对临摹创作的启示进行分析。

〔关键词〕书法艺术鉴赏临摹创作启示

针对书法艺术鉴赏,不同的人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古今往昔对此都有大量文字对此进行阐述,部分文字在阐述书法艺术鉴赏的过程中赋予其一层神秘信息,传递出一种不可言说的意思。但是书法艺术鉴赏是否存在一定的标准,每个学者在依据自己实践的基础上产生不同的观点。从客观上而言,书法艺术鉴赏的标准存在于客观形式中,无需进行大量的笔墨进行主观判断。但是无论如何,书法艺术鉴赏存在的价值是不可否认的。

一、书法艺术鉴赏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书法鉴赏属于进行感性与理性复杂心理活动的过程,同时也表示个体欣赏对象价值活动过程,属于主题的知觉、理解、想象、情感等诸多功能的综合。论述书法艺术的鉴赏功能,其通常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文本与书艺相互照应。

书法作品的内容是文本,书法艺术则指的是艺术形式,也就是书体。不同于文学、戏剧以及绘画等艺术形式,书法艺术就是将抽象的线条造型艺术,促使其与文本内容交相呼应,各领风骚,又浑然天成,这种形式就是心理学层面上的知觉的内在统一。书法艺术的本质其实就是将汉字点画的书写与字体结构反映客观事物形体与动态的一种意象美。读者在欣赏的过程中,美感就是价值的判断。这样一种意向是人们从感觉上把握作品形式获得感觉,同时也是读者对文字所承载的内容体悟,这两相互联系又具有区别,从本质上来说,美感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因此,书法鉴赏其实就是文本内容与文字载体相互交映的一种美感体验。书法艺术不仅符合一般意义上形式与内容的辩证关系,同时又具有特殊性。通常情况下,书法鉴赏的形式就是内容的载体,形式服务内容,其表现的主题就是内容。同时书法艺术将书法内容作为载体,其艺术表现的主题是作品形式的抽象意向,是一种内隐性较强的主观情感过程。但由于书法以汉字为媒介或载体,汉字又是思想表达的工具,当书法作品映入受众眼帘,受众在感觉汉字“形”的刺激时,是与知觉汉字的“意”的过程相随相伴的,故书法艺术鉴赏必然是文本与书艺的相提并重,互濡尽染。

2.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相互统一。

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相互统一就是感性价值与理性价值活动过程的具体表现,使读者审美价值实现过程的具体化。从本质上而言,读者鉴赏书法艺术关键在于能够将作者的美感掌握好,就书法艺术外在形式与内在情感相互统一。也就是在此过程中虚实结合、形式美与依存美相互统一。其中虚实结合的“虚”就是把握书法意义与灵魂,通过受众知觉体悟,相较于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书法艺术相比是虚的。而形神交融就是鉴赏作品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作品的形式与内容展示的情感体验与审美理解的美感形成过程。艺术的特殊性则主要体现在作品形式兼具情感体验与审美理解功能,内容是作品形式与功能进一步提升。而形式美与依存美统一通常就是一个研究对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并且从中感受的美不尽相同,在书法艺术鉴赏的过程中既可以是单纯的形式线条、构图,也可以是对作品内容的欣赏,但是通常情况下,在研究的过程中更加看重涉及内容的欣赏。在此过程中启示就是对书法艺术书体、文本内容等的审美理解。

3.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一定价值层面上判断,可以将书法鉴赏活动认为是一个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辨证统一。合目的性就是审美知觉属于一种知觉性快乐的对知觉纯形式的美的知觉,具有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这就表明了书法的艺术表现形式符合人们内心快乐审美知觉,并且还可以通过人们主动追求就可以体验的审美知觉与价值追求。合规律性通常都将美的想象归为是自有的、主观的,符合美的规律性特点,也就是人们在欣赏的过程中普遍认同的具有美的普通特征秩序,也就是说书法艺术的鉴赏既是受众追求快乐的目标体现,也是受众追求审美想像自由的规律所在,即书法艺术鉴赏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二、书法艺术鉴赏对临摹创作的启示

通过前文的分析就可以了解到,书法艺术鉴赏具有其内在的应用价值。从某种层面上可以说书法艺术鉴赏对临摹创作具有一定的启示性作用。

首先,传情达意。一部书法作品的组成,通常包含了文字与笔墨,通过综合两部分进行传情达意。在此部分不可忽视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中国汉字,汉字表现出方块字,并且体现出图式;另一个则是毛笔,毛笔具有软的特性。在书法作品完成的过程中,正是这个特性,促使书法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方块文字的发明,起源于象形文字,由于那时候社会现象都比较简单,象形字通过抽象的文字符号,可以将人与人交流的现象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现象表达出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简单的汉字象形并不能将丰富的社会生活表达出来。针对此种情况,威力适应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的需要,汉字的构字 方法 逐渐发生改变。但是汉字构字方法发生了改变,汉字也在不断地创新与丰富,其中的象形精神仍然存在。毛笔的特性是软,毛笔软就可以创造出多种不同的形式,为表达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可能。

书法区别于其它的写字,写字是实用,属于语言工具,文字的记载;但是书法是供人欣赏的,通过笔墨形式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人从自然生活中获得的美感。笔墨传情是书法区别于简单写字的重要特征。在判断书法作品水平高低的时候,不仅需要从点画、章法、笔法、墨法等技术程度来评价,还需要从笔墨形式传情达意方面进行判断,同时还需要通过这方面来衡量书法作品品格的高低,写字追求规范,容易辨析的功能。书法艺术就是要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与创作者自身的性情表达出来,通过书法作品的点线面和字法、墨法、章法等组成笔墨形式,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情感抒发出来。

同时在书法家的生活中,人的感官可以超越适当的界限,将自然的万千气象反映到大脑中,进而形成原始映像,通过心灵感悟以及艺术化的抽象、转化、提炼、取舍,最终以笔墨的形式表达出来,将自然生活中获得的美感转化为书法艺术的高境界。在学习经典书法的时候,不仅要掌握笔墨的技法,还需要学习和借鉴古人如何通过笔墨形式表达丰富情感与意境。 其次,有趣的形式对比。有趣就是促使人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书法的特征通常都会应用一个词来形容,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明人尚态,清人尚势。在现如今的社会,采用一个词来形容,难以下一定论。当然评价当代书法应当由后人通过当前的书法实践提炼。但是如果非要从某个角度来进行判断,则可以认为是趣。

尚趣讲究形式对比。书法形式的表现围绕时间与空间来展示。其实尚趣反映了当今人们审美诉求。在不同的时代在书法演变的不同阶段,人们的生存状态以及内心深处的审美诉求共同决定。书法艺术发展至今,字体发展已经完备,各种 书法字体 的技法已经表现得非常丰富。在此过程中,当代书法家的书体技法要想获得发展,就需要在已经具备的字体与书体基础上求变革新。但是字体技法的丰富,为尚趣书法形成提供了条件与基础。在此过程中,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促使人们在自我发展的过程中拥有更多的资料,促使研究成果传递的快捷方便。相较于过去,尚趣的形成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条件。现如今的书法作家在利用已经具备的书法资源进行整合,并将其应用于书法创作中,写出新意、有味道,进而可以吸引更多的书法作品,满足人们身心愉悦的要求。不同的时代书法形成都具有不同的特色,并不是由某一书法家单独所能决定的,书法特色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形式。一个时代在发展中具有一个时代显著的特征,并且每个时代的书法风气并不是只有一种,各种书法风气并行不悖,就好比当今书法崇尚趣味,但不排除尚韵、尚意、尚法、尚势欲尚态。

不仅仅是书法尚趣,其它的艺术形式也同样反映尚趣。在音乐、戏剧、电影与美术领域中,都存在尚趣的审美风尚。现如今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审美取向方面具有多元化,但是尚趣的审美取向显得更加接地气。在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的过程中,人们需要借助艺术形式来放松自己的身心。

总而言之,书法艺术鉴赏相互独立,但又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在借助书法作品鉴赏的过程中不能无限扩大某一影响,还需要兼顾其它的标准,促使人们在分享艺术表现形式的过程中能够体现出艺术价值。

参考文献:

[1]张小鹭.我国高等 教育 美术学科面临的挑战与对策[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2,7(11):89

[2]张小鹭.浅议近百年来日本美术 文化 对中国民族绘画(包括台湾胶彩画)的影响[J]. 国画 家,2013,5(13):70

[3]梁骥.康熙对古代书家的学习及其宗王喜董的书法观[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11(05):20

[4]王淑霞.农家小院翰墨书香―――山西临汾书法名家柴瑞祥[J].中国集体经济,2012,6(10):78

[5]张婧.民间美术元素在平面设计中的体现[J].大舞台,2014,6(17):23

浅析艺术鉴赏提升高职生的人文素养

摘要:用一颗慧心、两只慧眼、积极地发现对象本身的美,全面的认识对象,了解其特质和秉性,用智慧和双手努力的表现对象的美,使其升华,从而把对象天然特制的合理性与人的艺术创作合理的完美的结合,实现艺术创作的天人合一。

关键词:艺术鉴赏;人文素养

我国的教育由于过分的专业细分和对于培养有用之才的急于求成,导致学生虽然具有一定的知识,技术,但往往知识面较窄,缺乏较深厚的综合素养,尤其是人文素养,这个问题在理科院校尤为突出。科学、艺术、人文是人的三大精神支柱。科学强调规律,艺术注重情感;科学讲的是理性,艺术更富于情感;人文则既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又有深厚的情感魅力。人类社会不能没有科学,也不能没有艺术,更不能没有人文。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人的素养概括为科学素养、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他们是相辅相成的。

那么如何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呢?我将以艺术的角度从对美的认识、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设计创意三个方面来和大家共同探讨,通过对美的理解和鉴赏来实现人文素养的提升。

一、对美的认识

艺术鉴赏需要知道什么是美,借用美学大师宗白华先生的一首小诗来阐述对美的理解:

“啊,诗从何处寻?

在细雨下,点碎落花声;

在微风里,飘来流水音;

在蓝空天末,摇摇欲坠的孤星!”

通过描写春雨蒙蒙、潺潺的流水与拂面的微风,深邃的夜空那闪闪的星光,来体会美的意境,美不远,美就是我们生活的一点一滴。

我们 总结 了美的规律,把它称为形式美法则――对称与平衡,重复与群化,节奏与韵律,对比、变化和调和、统一等,如果我们把这些规律理解了,我们就能够掌握美,创造美。

1、对称与平衡:

我们幼时看到母亲的脸,就是对称平衡的,就是最美的。蝴蝶,以及大多数的动物都是对称的;宫殿、庙宇建筑采用对称设计,显得庄严,显示“皇权”和“神权”的威严,象征着稳定。

2、重复与群化:

检阅的方对人数相等,服装一致、动作整齐,产生一种壮美;双胞胎,双重肯定!引人注目!建筑上的窗格等等。

3、节奏与韵律:

诗歌格律有五言、七言等,还具有音韵,给人以美感;音乐的曲调,科学证明对动物和植物的生长有益,生理上会助发育,心理上能陶冶性格;表现在造型上,也同样起到良好的作用;光谱中的色环;缠丝玛瑙等。

4、对比、变化和调和、统一:

二者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切作品都要处理好调和与对比,也就是统一与变化的关系。设计中的对比主要从空间、疏密、大小、方向、曲直、明暗、寒暖的构成要素去处理。中国画论提出“输可跑马,密不通风”;大海上的帆船远近、大小的变化,统一在一条海平线上;

以上是从形式美的角度来认生活中的美。我们要是掌握了形式美的法则也就掌握了美的规律。

二、中华民族文化的渊源

中华民族文化中,艺术的鉴赏离不开对玉的美的欣赏,中华文化离不开儒家体系,"君子比德于玉",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文字中,由200多个字与玉有关,这些字多为美好、崇高之意。如:玺、国、珏。又如:玉人:美丽的女孩子;玉树临风: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婷婷玉立:美丽漂亮的人;

儒家之外,道家、佛教文化等领域,玉文化也都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包括在民间,人们对美好生活有最淳朴的向往,也赋予了玉的一些精神层面的特质。比如玉雕中的传统图案无论福禄寿喜、招财进宝、龙凤呈祥、八仙过海,还是太极、八卦、四神、万字、回字、如意、岁寒三友、莲年有鱼、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揭示,具有深层的精神象征,传递着亲切的愉快的寓意。传统图形的造型意义,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的类型:

(1)、生理安全型

特点:以具象的形式出现,采取借喻、谐音、暗示的方法,获得心理的愉快。

如:“福禄寿喜”蝙蝠、鹿、仙鹤、(灵芝、仙桃、松树),喜鹊为象征;

“招财进宝”财神赵公明,招财童子;

“麒麟送子”麒为雄,麟为雌,麒麟演化为送子的瑞兽,富贵人家的孩子有麒麟子之称;

(2)、文化寓意型

特点:在具象和抽象之间,直接用文字表现,还有抽象图形等。

文字表现有万字、回字、寿字;d”字为古代一种符咒,用做护身符或宗教标志,常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d”字在梵文中意为“吉祥之所集”,佛教认为它是释迦牟尼胸部所现的瑞相,有吉祥、万福和万寿之意,唐代武则天长寿二年(693年)采用汉字,读作“万”。

抽象图形如太极、八卦、云纹、雷纹等;

具象的如龙凤、牡丹、如意、琴棋书画、渔樵耕读、喜相逢、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

(3)、精神向往型

特点:以诗意化的物品作为表现内心的追求,获得精神的向往。

“岁寒三友”松竹梅;

“四君子”梅兰竹菊;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以上三种往往交织在一起,获得视觉意识、社会心理、民族习惯的多重含义。

三、设计创意

艺术鉴赏在 雕刻 艺术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玛瑙雕刻。玛瑙是宝石中,纹理色彩变化最为丰富的品种,就材料对象而言,玛瑙的优势和特点是纹理色彩的变化产生的画面感,人工做不到。

一件好的雕刻艺术作品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判断:

1、材质:搭配和谐的多色玛瑙是制作俏色玉雕的极好玉料。所谓“俏色”。是指作品颜色利用的巧,“俏”的意境达到极至,则称为“绝”。一件精绝的“俏色”雕刻品的价值。远远不是其材料价值所能确定的。

2、雕刻工艺:依料取题,因材施艺,是俏色玉雕的最大特点。琢玉高手往往能“取势造型,依形布局” ,“依色取巧,随形变化”,对材料进行巧妙的雕琢。

3、艺术创作:艺术家的责任是用一颗慧心、两只慧眼、积极地发现对象本身的美,全面的认识对象,了解其特质和秉性,用智慧和双手努力的表现对象的美,使其升华,从而把对象天然特制的合理性与人的艺术创作合理的完美的结合,实现艺术创作的天人合一。这同时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最高最求。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对于美的认识、通过对于中国 传统文化 的理解、对于艺术作品的设计创意的认识,更好地理解了艺术作品,通过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提升了我们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提高了,他的人生哲学必将越来越深刻,人生理想越来越高尚,这样的人生才是幸福的人生。

参考文献:

[1]吕少卿. 论艺术鉴赏与艺术阐释.南京艺术学院学报[J] 2014, (5)

[2]海因里希?沃尔夫林,潘耀昌.艺术风格学――美术史的基本概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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