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远未结束，而我国跨国公司在风险管理方面存在着各种问题，须提升其风险管理水平以应对此次危机。本文首先对中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进行了分类分析，然后将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两个密切关联的范畴进行了逻辑的统一，并借鉴国内外相关论述对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

一、引言

对全世界而言，跨国公司是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根据目前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的统计，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占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50%，它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60—70%，国际技术贸易的60—70%，对外直接投资的90%;对一个国家而言，跨国公司是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是我国政府提出的“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使我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和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的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已有2000家跨国公司母公司，海外分支机构有万家。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虽然没有继续蔓延加剧，但也远远没有结束，这导致世界经济剧烈的变动，跨国公司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多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已经步入全面风险管理阶段，《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已有40%实施了全面风险管理，有30%实施了部分风险管理。虽然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相比而言，其风险管理仍处于风险管理的策划实施阶段向部分风险管理阶段的过渡过程之中。“企业风险管理现状调查”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包括各类跨国公司的我国企业还处于风险管理建设的初级阶段：有71%的企业只是建立了一定的风险管理流程，但流程缺乏相互的约束机制;有的企业“已建立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体系尚未全面开始运作”;另外还有的企业“没有建立风险管理方法和制度，风险的防范只依赖于员工的责任心和个人行为”。面对此次危机的冲击，世界企业500强类跨国公司尚且力不从心;我国的跨国公司须减少其风险管理过程中不利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此次危机。

二、中国跨国公司的风险分析

分析和识别风险的范围和类别，是跨国公司实施风险管理的基本前提。我国跨国公司从事跨国经营活动，所面临的是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更为复杂的、全球化的不确定性约束。从不同角度出发，按照不同的标准，对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可以采取不同的分类法分析。本文以目前学术界普遍采用的风险分类法并结合Miller风险一体化管理的研究框架来进行分类分析：即按照风险的可控程度，将我国跨国公司面临的风险分为跨国公司自身几乎无法控制的一般环境风险(宏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虽然不能控制但可以施加影响以改变风险影响程度的行业环境风险(中观环境风险);跨国公司自身可以控制的企业变量风险(微观环境风险)。

(一)宏观环境风险(一般环境风险)

宏观环境风险或一般环境风险是指那些影响各行业跨国经营环境的因素，包括一是政治风险，即指政治不稳定性与政治制度的主要因素变化相联系，其中的因素包括政治稳定性、意识形态等内容。二是政府政策风险，指影响商业环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其中包括无法预期的财政和货币改革、政府规章制度的变化以及收入汇出限制等。三是宏观经济风险，指包括经济活动水平、价格水平、汇率和利率水平的不确定性波动;四是社会风险，指当人们面对与他们自身价值观不相符的信仰和价值观时，可能会产生社会危机。社会风险可能是政治风险的前身，当然两种风险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集团——社会和政府。五是自然条件风险，是指影响经济产出的自然现象。如地理位置因素对跨国公司国际化区位因素选择的影响。六是文化风险，学者何曼青认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供应者、竞争者、顾客与跨国公司发生业务往来的方式和偏好，以及与跨国公司进行竞争的战略、策略和技巧，同时还到跨国公司的其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他环境因素如政治、法律、经济等发生作用。

(二)中观环境风险(行业环境风险)

中观环境风险或行业环境风险是指各行业内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投入物市场风险，指围绕着获取充足数量和质量的投入物，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行业不确定性，主要包括技术、原材料品质、数量和价格等。二是产品市场风险，是指对行业产出需求无法预料的变化。这种改变可能因为消费者品味的变化，因替代品的可获取性的变化，因互补品供应的变化，或者因国内外政府政策对进口货物的不可预知性需求变化而变化。三是竞争风险，指由于无法预测产品市场中可获取的产品数量和类型，企业可能遭受来自同行业厂商的竞争压力，主要包括竞争者的价格、经营战略、其选择的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对本国和外国新进入者的威胁。四是技术风险，Miller认为技术创新影响着一个行业的产品或生产过程，同时也对这个行业构成了威胁，因为它可能会使行业内已经建立起的竞争和协作模式产生混乱。学者许晖认为技术风险还应包括由于跨国公司在行业个某些方面的技术领先性，导致专有技术有可能遭到窃取和非法占有的可能性。

(二)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

微观环境风险或企业变量风险是指企业自身可以控制的，影响跨国经营的因素。一是生产风险，指跨国公司生产运营的不确定性，包括劳动力不确定性、公司投入物供应的不确定性以及生产不确定性。二是责任风险，指跨国公司在生产、销售过程中因担负产品质量、环境污染、人身安全等责任而面临的风险。三是研发风险，Miller称研发行为的不确定性结果就是对当公司投资于研发过程中出现的完成项目及项目产出特性的时间框架的不确定。四是信用风险，指企业面临的应收账款回收等涉及资金回收的问题。五是行为风险，指公司管理者或员工的本位主义行为，Miller在研究中认为，公司层面风险中的行为风险与公司内的代理关系有关。六是人力资源风险，或称劳动力不确定性，指员工生产率的变化、训练员工的有效性、员工和工会问题等风险。七是交易风险，指汇率风险对特定的、可识别的外币交易的现金流所产生的影响。八是投资风险，即跨国公司投资于东道国面临的经济状况、政治条件和政府政策的持续不确定性的集中体现。九是财务风险，指在跨国公司各项财务活动中，由于内外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作用，使财务系统运行偏离预期目标而形成的经济损失的机会性或可能性。

三、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根据统计资料显示：有5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各级管理层，有3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自企业员工，只有20%的企业风险来源于企业外部。因此，分析企业风险管理的问题必须从企业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入手。与我国跨国公司的微观环境风险(企业变量风险)不同的是，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应该是微观环境——企业变量的核心因素，这同时也是与《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nter， nal Control Integrated Frame—work，ICIF)框架和《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Integrated Framework，ERM)框架的内部问题都密切关联的核心因素——“内部环境”。

继美国发起机构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COSO于1992年发表《内部控制——整体框架》报告之后，又于2004年9月发表了《企业风险管理——整体框架》。与ICIF相比，由于ERM是ICIF某种程度上的拓展和延伸，这暗示着现代企业管理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有密切的相关性。学术界对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这二者的关系持两类意见：第一种观点认为风险管理包含在内部控制中，理由是ICIF中将风险评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的一个组成要素;第二种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风险管理的一部分，理由是ERM在借鉴ICIF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框架中明确指出风险管理包含内部控制。鉴于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二者的特殊关系，以及我国学者还没有将“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进行逻辑统一并运用于跨国公司这一特殊企业组织。因此，可以将ERM框架与内部控制框架进行逻辑统一，然后再来分析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

从COSO的ERM框架来看，企业风险管理包括内部环境、目标设定、事项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应对、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控等八个相互关联的构成要素。由于“内部环境”影响着企业风险管理战略和目标的制定、风险的识别和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体系以及监控措施的设计与运行，因此根据ERM框架，可以确定“内部环境”就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因素，它是所有其他构成要素的基础;从国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内部控制框架的时间顺序来看，在1988年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发布《会计准则公告第55号》(SASNO，55)公告中，提出了内部控制结构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是控制环境、会计系统、控制程序。该公告首次将控制环境正式纳入内部控制范畴，凸显对环境控制的重要性认识。1992年美国COSO发表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ICIF)在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提出的内部控制系统由五部分组成：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监督。2007年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发布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中提出，内部环境是影响、制约企业内部控制建立与执行的各种内部因素的总称，是实施内部控制的基础。美国的SASNO，55和ICIF都始终把“控制环境”放在首位，说明其居于整个内部控制的核心地位;结合我国的基本规范可以看出，内部控制中强调的“控制环境”主要是指对企业内部环境的控制上，强调的是内部环境问题，这与ERM框架中强调的“内部环境是企业风险管理的核心”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对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内部问题分析就应该从我国跨国公司“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人手。ERM框架、SASNO，55、ICIF和基本规范关于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的提法各有差别但是基本上一脉相承的，概括起来，内部环境的内容要素主要包括企业文化、治理结构、内部监督和管理方法等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的不利因素构成了其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从企业文化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缺乏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

一方面，风险管理理念是风险管理价值观的核心要素，而我国跨国公司管理者和员工的风险管理理念都存在非科学性。COSO报告曾明确指出，企业里的每个人对企业风险管理都有责任。但是，我国多数跨国公司的管理者的风险管理理念落后，导致其行为常常凌驾于风险管理规则之上，甚至有一些管理者还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这些跨国公司的员工工作时只凭领导意识办事，对风险管理的准则和制度也是一种选择性遵守。另一方面，我国跨国公司整体缺乏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近年来我国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意识得到了一定的增强，但仍缺乏将风险管理意识上升为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这集中体现在，我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风险管理价值观的不统一。母公司的管理人员往往认为整个跨国公司的风险管理就是各个子公司各项制度、规章的统一和各方面资料、数据的汇总，忽视了研究子公司的业务营运风险及其与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的相关性;同时，子公司的管理人员也仅仅认为只要遵照母公司的规章制度即可，忽视了应与母公司形成互动式的风险管理。这种不统一的、非互动式的风险管理导致跨国公司整体风险管理能力长期低于应有的水平。这反过来又会加深子公司对母公司风险管理能力的怀疑，从而形成恶性循环。

(二)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的建设及有效运行，有赖于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然而，我国跨国公司虽然形式上也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具有了现代企业的形式，但远未达到内部权力相互制衡的效果，这是导致企业“一把手”的行为凌驾于风险管理制度之上的根本原因。问题最为突出的方面表现在：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董事会作用严重弱化、监事会的权力虚置。

首先，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其大多由国有企业股份化、集团化改造而成，政府在公司形成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股权过于集中，国有股“一股独大”，使股东大会流于形式。这使得我国跨国公司占比重最大的国有跨国公司风险管理设计与实施的依据不明，不能充分代表全部产权人的利益，造成终极所有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8期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其次，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国资委)和董事会的公司法地位很高，但实际上高级管理人员的推荐、任免权，均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代为行使，这使董事会对经理人员的监管作用难以发挥。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在地位上被下置，充其量只有具体经营事项的部分决策价值和应付外部监管的形式价值。这使得公司管理当局长期处于一些政府官员的直接干预之下，董事会不可能对政府的不当干预进行法律上的阻隔。因此，外部行政风险在这种董事会的构架下无法防范，从风险成因上来讲，这种权力缺陷是我国国有跨国公司各类风险事件发生的主要诱因。再次，我国跨国公司监事会的作用被严重弱化。2006年版《公司法》规定：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但《公司法》却只规定了监事会的职权规定，却并没有明确它到底对谁负责，监事会地位尚不明确。在实践中，由于监事对董事会的依附性较强和缺乏监督手段，其主要职责限于事后的检查，基本不具备实时监控的职能，“监事会不监事”的现象比比皆是。 (三)从内部监督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不到位。

风险管理过程必须被施以恰当的监督。通常，企业的专项监督职能由内部审计来完成，内部审计是风险管理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其作用发挥的好坏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效果。而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大多是应国家审计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对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在行政上由企业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在业务上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由于这种审计制度的建立带有明显的外部政府压力的倾向，会导致以下问题：监事会内部审计模式的低效，内部审计局限于财务职能，内审人员缺乏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

首先，我国跨国公司一般采取的是以监事会为中心的内部审计模式，而监事会往往只有监督权和建议权，对董事和经理并没有直接的制裁权，一般要通过股东大会才能执行，从而在客观上削弱了监督效率。有实证研究表明，监事会领导的内部审计模式的公司规模最大，但公司业绩最差。其次，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仅是作为一个财务领域的职能部门，重点集中在检查会计报表等财务数据的真实性上面，很少触及经营管理的其他领域，没有发挥出世界500强公司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风险管理做出整体的分析、评价以及建议。据调查，现阶段我国企业有的被调查单位的内部审计机构在风险管理中不发挥任何作用;再次，世界500强公司实施的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对具体实施人员有着很高的要求，要求他们精通于常规的审计程序的基础上，还应该具备风险管理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当前，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人员大都是财会人员出身，其中少有接受过风险导向型内部审计的专业训练，缺乏相关的知识与经验，因此难以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在风险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四)从管理方法角度来看：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方法较为落后。

据ERM所述，企业风险管理各环节都需要一定的方法来支持。首先，跨国公司是一个多分支的组织系统，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信息常常是不对称的，这可能会产生子公司提供不完全信息、虚假信息和延缓信息的提供等行为，而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直接影响到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和及时性。由于我国多数跨国公司内部在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方面的滞后，导致其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不能形成有效的风险管理信息共享与互换，甚至有的子公司的下属部门即便发现了风险也没有相应的渠道向母公司汇报。其次，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大量运用数理统计模型等先进计量方法进行风险管理相比，由于风险管理信息上的不完全等各种现实原因，我国多数跨国公司还仍是采用定性分析等较为落后的方法进行风险管理。这直接导致我国跨国公司不能准确地预测风险、识别风险和评估风险，进而影响我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四、中国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内部问题的对策

(一)培育风险管理的企业文化环境。

从本质上讲，企业风险管理是培育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具有统一认知和行为的模式。因此，我国跨国公司应将风险管理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贯穿企业文化建设始终，以培养和加强管理层及普通员工科学的、统一的风险管理价值观，并自觉地落实风险管理的各种准则和制度到日常各项工作中;要通过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的培育，将风险管理自然渗透到母公司和子公司以及跨国公司的各个业务单元、各个岗位和各个工作环节，使每个岗位和每个人在开展每项业务时都要考量上、下游风险及其相关性因素，以形成防范风险的互动式风险管理。在营造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环境方面，我国跨国公司可以依靠书面形式的行为准则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可以举办针对全体员工的风险管理培训，还可以在企业内部组织包括普通员工在内的风险管理工作内部评价，形成一个开放的风险管理文化环境，以发现更多的隐患。

(二)改进公司治理结构。

有研究表明，只有建立以科学的现代治理结构为基础的权力产生和运行机制，才可以理顺企业内部的各种权力结构，提升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首先，在股东大会建设方面，要使股东大会真正成为代表全体股东利益的机构就要完善征集股票表决权办法和分类表决制，并通过一定切实可行的措施保障中小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力。其次，在董事会建设方面，一是完善独立董事制度，发挥其在决策中监督，在管理中监督的作用，并使独立董事的收入不与所任职的企业直接相关，防止独立董事作用异化，最终达到防止大股东操纵董事会。二是在董事会内部设立专门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使董事会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的指导与推动作用，来实现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三是针对我国国有跨国公司股东会和董事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上被悬空的问题，在现有组织人事管理体制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国有跨国公司应在治理结构上要利用权力整合与制衡原则，将政府组织人事部门和国资委“设定”为两家不同的“股东”。组织人事部门以人事权力为基础享有“股东会”的部分权利，包括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和董事会高管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兼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的两名董事高管间接任命权(依公司法应通过国资委履行董事任命，因为国资委是法律上的唯一股东)：国资委以资产管理权为基础，经组织人事部门的授权，享有部分人事任免权利，包括任命董事总经理和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这样就可以在董事会层面产生了权力的制衡效果，同时没有回避实际治理过程中的干部管理权问题。最后，在监事会建设方面，必须保证监事会责权利的完整性，应从相关法规和制度上规定监事会履行职责的人员编制、资金来源，确保监事会责权利的落实。同时，强化监事会权力和责任，并通过相关的实施细则或条例、办法对监事会的职责予以细化，明确监事会失察的法律责任，使风险控制真正落到实处。如果能建立起监事会领导下的风险管理制度，通过事前介入、事中参与和事后监督也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风险。

(三)强化内部审计。

鉴于我国跨国公司还处于建立风险管理流程的阶段，其内部监督的主要内容——内部审计并没能在风险管理中真正发挥出作用。因此，现阶段我国跨国公司的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应定位于建议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角色，主要通过管理咨询和建议、管理协调和管理监督途径来参与风险管理。首先，对于内部审计模式，由于监事会的非有效监督，以监事会主导的内部审计有职能缺陷。审计模式可以调整监事会领导内部审计为以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实践证明，董事会领导内部审计，在发现问题及时性、信息传递速度方面的效率较高，对提高风险管理决策科学性和风险管理效率非常重要;其次，对于内部审计职能，由于我国会计标准的变化，现代企业的财务资料操作会越来越规范，企业所有者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如何有效防范风险。这就要求内部审计工作重点必须从传统财务领域的“查错防弊”扩展到企业内部的管理、决策及效益服务等企业经济管理和业务活动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内部审计的职能也应从审查的监督向评价、咨询、建议和协调等方面拓展;最后，对于内审人员的素质，内审部门要努力按照国际内部注册审计师协会审计准则的要求建立内部审计质量控制制度，强化审计的风险管理意识，提高内审人员的业务素质。其途径的选择，包括多专业地选拔内审人员，优化内审人员的知识结构，注重对其综合能力(审计、风险管理等)的培养和考核，加强对内审人员的后续教育和岗位培训，必要时可成立有关业务方面的专家小组，参与内审工作等等。

第四，建设先进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

为了能降低我国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子公司等各级信息的不对称程度，以达到防范风险的目的。首先，从信息流动方向来看，我国跨国公司应确保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相反方向的信息流动均畅通;其次，从信息沟通渠道来看，风险管理信息系统中需要沟通的信息必须以一个有效设计的风险管理组织结构作为沟通渠道来传递这些信息。各级风险管理部门负责收集和传递各个风险信息，整个跨国公司最高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作为沟通渠道中关键性的角色应将这些信息汇总并处理;最后，从风险管理系统的有效性来看，真正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在准确地对风险值做出计算的同时，还能够实现事前与事后相结合，对已经避免的风险进行追踪，对正在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测等。具体来讲，母公司必须在整个跨国公司内部建立一套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一是建立覆盖整个跨国公司经营全过程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通过固定化业务流程等，实现企业运营业务信息向风险信息的自动转换。二是建立涵盖整个跨国公司风险管理各个流程的风险预警分析系统，即采用现代风险管理技术——模型计量等风险管理方法，量化风险指标、收集风险预警重要信息，预测企业发生各种风险的可能性及其大小。

试论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履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生产责任的特点与其企业的全球性息息相关，主要关注制造业集聚的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人权保护以及环境保护等问题。跨国公司生产责任主要通过生产守则来体现，并通过商品生产链来推行这些生产守则，目前得到许多大型跨国公司承认的生产守则主要是SA8000认证。跨国公司生产责任存在容易流于形式和工人参与不够等弊端急需解决。本文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强化各方面的监督力量，制定职工代表参与公司制度建设的制度。 何谓公司的社会责任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起源 “公司社会责任”一词起源于美国，有很多美国公司号称自己十分愿意承担公司社会责任，并确实有不少大公司为次作出了不少贡献。以“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为关键词可以搜索到许多同一抬头的文件。这些都表明了“公司社会责任”在美国商业界和公司法学界使用频率之高。 早在1924年，谢尔顿就把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经营者满足产业内外各种人类需要的责任联系起来，并认为公司社会责任会有许多道德因素在内。这种崭新的哲学思想主张，公司经营战略对社区提供的服务有利于增进社会效益。社会效益作为一项衡量尺度，远远高于公司盈利。伯文在1953年时，曾对公司社会责任定义为：“商人按照社会的目标和价值，向有关政策靠拢，作出相应的决策，采取理想的具体行为的义务。”① 二、公司社会责任的概念 虽然这些见解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定义仁智互见，但通常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董事作为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信托受托人，而积极实施利他主义的行为，以旅行公司在社会中的应有角色。②定义包括两项基本原则：利他主义原则与信托原则。所谓利他主义原则，是指公司在履行起社会角色时，为社会公众解决了某些社会问题，但自己并不直接从中获取经济上的好处。如果说到利他主义原则体现了董事对公司社会大系统中的应有角色，那些信托原则体现了董事对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社会责任感的觉醒。简言之，信托原则指董事所扮演的角色是公司股东、债权人、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受托人。当然，公司各类利害关系人的利益也是分层次的。其中，公司股东、债权人对公司的请求权具有财产内容，也容易被量化；而职工、消费者和广大社会公众对公司的请求权则内容丰富，很难用金钱去衡量。 三、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回顾美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的改变，可以发现“公司社会责任”在不同的时期往往有着不同的涵义。例如，开始仅指公司向社区和当地医院所作的慈善捐款。环保主义思想在本世纪60年代蓬勃兴起以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重心转向改善空气和水的质量问题。本世纪70年代中叶，消费者权益运动一浪高于一浪，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具有历史创新意义的文章《商事公司的社会责任》，该文为此后的公司社会责任讨论奠定了基调。文章指出，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使公司经营者更加灵活地、建设性地、高效率地开展经营活动，还可以避免公司在对社会责任麻木不仁而使得商业道德危机时政府或者社会对公司进行不必要的制裁措施。调动公司的“利己心”，具有“胡萝卜加大棒”的双重效果。一方面，在一个健全、繁荣、运做良好的社会里，公司壮大与赚钱的机会大得多。另一方面，公司如果不愿为建设这样的理想社会而出力，就会遭受一些不利的强制措施，而自本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社会责任则被普遍理解为公司对股东之外的利害关系人的责任。③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一、跨国公司生产责任的特点 同样，跨国公司社产责任的特点与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紧密相关。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跨国公司通过在境外直接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分别建立产品生产基地以及销售网络/劳动力需求大和易造成污染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大多想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而使当地环境污染以及劳工权益受到损害。世界范围的资本流动和全球化的生产使跨国公司能够规避国际劳动法规，并且不受东道国劳动立法的制约。从低成本生产地区间的国际竞争中获得更的利润。许多灵活的雇佣机制被引入劳工市场，减少了对大部分的安全保障。根据一项亚洲出口加工区女工状况的调查，在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地，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工作时间长、工资低、强迫加班、性别歧视、切法职业健康保护、歧视或者禁止工人加入工会等。这些问题被频繁揭发出来后，引起了人们对跨国生产中劳工状况的关注。针对跨国公司转包体系中存在的“血汗”工厂的问题，西方国家的消费者、非政府组织、工会组织、学生组织等发起对跨国公司的批评，这一社会运动经常与国际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抱运动和女权运动扭结在一起，要求跨国公司在全球扩张的市场竞争及谋求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其包括劳工权益保护在内的社会责任。跨国公司迫于压力，为了维护品牌形象和市场竞争的需要，做出了一些努力，如非常著名的“生产守则运动”。 1991年，美国品牌Levi-Strauss在被攻击其产品是在“血汗工厂”生产以后，率先制定生产守则。此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装、运动鞋与玩具制造商与零售商，如Nike，adidas，Reebok，Wal-Disney，Kathy Lee等等，也分别制定了本公司的生产守则。这些生产守则通常以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劳工公约”为蓝本，承诺并承担社会责任、遵守投资所在国的法律、维护劳工权益、改善劳动条件，并要求其承包商与转包商遵循同样的生产行为规范。② 二、跨国公司生产责任的主要内容 生产守则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国际公约中有关社会保障、劳动者待遇、劳工权利、劳动标准等。相关的国际公约有100多个，包括《男女同工同酬公约》、《儿童权利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我国政府与1997年签署、并与2001年3月由全国人大批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是其中最为著名的公约。该公约明确规定工人应享有获得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组织和参加工会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和健康的权利、参与和享受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机会，以及男女平等和同工同酬、禁止雇佣童工等。 经国际劳工组织理事会确认，不论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状况如何，为保护工作中的人权至少应该遵守七项最基本的国际劳工条约，其内容可概括为四类： 1，消除剥削性童工 2，废除强迫劳动 3，就业无歧视 4，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⑤ 强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 一、从跨国公司自身角度谈强化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 2003年12月15日，朱燕翎赶赴离苏黎世不远的全球知名食品企业雀巢公司的总部，递交公开信，反对雀巢在中国销售没有标识的转基因食品，这位执著的中国女人希望该公司对中国和欧洲的消费者一视同仁。 事实上，与雀巢一样曾经陷入“道德困境”的企业并不少见，比如同属转基因获罪的美国孟山都公司，因为农作物“基因污染”问题在印度、墨西哥、欧美等国成为众矢之的；排名《财富》全球500强之首的沃尔玛，也因为非法劳工、种族歧视、低价导致供货商成为“血汗工厂”等而饱受非议。 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员工诉讼之后，沃尔玛已经决定，把劳工权利与订单挂钩，加入沃尔玛的全球产业链，供应商一般要通过SA8000（社会责任标准）进行的社会责任审核。SA8000标准主要源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它是随着20世纪末期的西方企业社会责任运动而发展起来的。1997年，总部设在美国的社会责任国际（SAI）发起并联合欧美跨国公司和美国“经济优先领域鉴定代理委员会”（CEPAA）等国际组织，制定了 SA8000标准。该标准通过对公司劳工保护等达标认证来推进公司劳工人权的保证，并要求公司拒绝进口那些没有达标的供应商产品。而雅芳、迪斯尼、麦当劳、耐克等知名跨国公司也纷纷采用这项新的评估供应方的国际标准。③ 也许，雀巢、沃尔玛们这些跨国公司，以及中国企业也需要引以为戒的是，在追逐私利的商业游戏中，在仰望星空之余，他们不应遗忘心中的“道德律”。 二、从制造业所在地国家角度谈强化社会责任的重要意义 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正是建立在对国内劳工剥夺和牺牲的基础上。有时候，一个产业之所以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仅仅因为这个产业车间空气严重污染，乃至一个工人最多只能在其中工作5年。面对这样的"国际分工"，我们还能自豪地说中国把世界制造业全都抢到手了吗？中国是靠什么手段获得这种竞争力的？说到底，只是中国劳工健康的牺牲和付出。 由此而见，在跨国公司中推行企业责任不仅关乎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关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以及人权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强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主要手段 一、买家主导型的商品链 跨国公司推行公司社会责任主要是通过“买家主导型的商品链”来进行的。商品链是指“一个由劳动和生产过程构成的网络，其最终结果表现为产品”。而“买家主导型的商品链”主要是指由大型零售商和贸易公司占主导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完成生产的商品供应网络。这类商品链在服装、制鞋、玩具以及家庭用品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最为典型。跨国公司通过层层转包建立的全球生产网络，涉及的商品供应链很长也很复杂。像耐克、锐步、阿迪达斯、摩托罗拉、索尼这样的跨国公司处于这个复杂供应链的顶部，它们用定单掌握着处于各国、各地区的生产商和代理商，而整个供应链各个连接点上的生产商则控制着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生产工厂的生产线和工人。⑦所占的市场机会与资源不同，作为买家的大型零售商及贸易公司与作为卖家的厂商在交易中的谈判地位是极不平衡的。大型零售商及贸易公司控制着产品的设计、营销和品牌，从而有权向厂商提出有关产品的价格、质量，甚至工厂安全、健康、环保及劳工政策等，而面对强大的市场竞争，发展中国家的厂商通常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买家和卖家之间不均衡的权力结构，使跨国公司有权力通过对商品供应链的控制，以生产守则的形式从实质上规范卖家（承包商、供应商、转包商）与工人之间的劳资关系，从而使卖家公司成为生产守则实施的义务主体，并使那些与跨国公司没有法律上的雇佣关系但却从事跨国公司品牌生产活动的工人及生活条件符合生产守则的劳工政策标准。 二、目前最普遍的生产守则认证 日前，全球著名的玩具反斗城公司要求与该公司有业务往来的全部5000家供应商（其中大多数在中国），都要通过SA8000认证。据说，这个具体关于工作条件及工人权利等社会责任的认证制度，目前在珠三角地区的供应商中反应相当强烈，尤其是牵涉其中占大多数的民营企业。SA8000标准是全球第一个可用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旨在通过有道德的采购活动改善全球工人的工作条件，最终达到公平而体面工作条件。SA8000标准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及世界人权宣言制定而成的，主要内容包括童工、强迫劳工、安全卫生、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歧视、惩罚性措施、工作时间、工资报酬及管理体系等9个要素。SA8000标准是一个通用的标准，不仅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不仅适用于各类工商企业，也适合于公共机构；另外，SA8000标准还可以代替公司或行业制定睥社会责任守则。⑧ 现在全球信息网络非常发达，中国以出口为主的外向型民营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几天、甚至几小时里就可以成为国际新闻，像玩具反斗城这样的大型跨国零售商，并不希望顾客满意度在一条小消息上就被砸到零点以下。深圳某民营玩具厂的一位老总对记者透露，据他知道去年深圳就有两家民企由于不符合SA8000标准，其中一家被跨国公司要求整顿后继续合作，而另一家则被停了所有订单。老总称，现在，国际零售商采购的验厂活动有两个明显的目的：一是考察供应商合同的实际执行能力，及供应商作为长期贸易伙伴的可能性，这就像许多厂商所描述的“那些采购商一来就是找生产环节的茬”。⑨观地说，这其实是国内民营企业听取国际买家意见的一个绝好机会。二就是评估工厂是否遵守社会责任守则，是否遵守当地劳动及安全法规，是否侵犯工人基本权利。其实，早在1999年，一些经营出口贸易的民营供应商已经发现，跨国买家到工厂参观时，不看设备、不看招待好坏，却往员工食堂、洗手间和宿舍里钻，他们很注重员工身心安全是否被忽视，以及是否环保和产品安全能否有保障。 现有制度的弊端及解决办法思考 一、现有制度所存在的种种弊端 即使如此生产守则仍存在严重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下面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生产守则自身的有效性；工人参与谈判的能力； 首先生产守则运转的有效性必须通过监督机制来监控，目前生产守则的监督模式主要有两种：内部审核和外部监督。内部审核方面，由于商品链的转包体系越来越复杂，由具体的生产工厂，还会延伸出更为复杂的转包生产关系，如接单工厂在生产旺季时通常会把定单外发到其它工厂或者家庭作坊，跨国公司本身已经很难准确掌握其详细的外包商名单，也就很难对其实施有效的监控。而且当工厂方面越来越知道检查的路数后，由跨国公司委任的监察人员走马观花式的所谓检查很难发现真正的问题。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本质，以及跨国公司与生产商之间相互依存的商业伙伴关系很难使其保持超然姿态，履行对生产守则的承诺，而更容易把生产守则作为品牌包装的一部分，更多的表现出公关的伎俩。跨国公司中国供应链频繁揭发出来的劳工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暴露了工厂检查和社会责任审核远没有能够真正改变中国劳工面临的困境。有些劳工团体、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人士质疑跨国公司没有诚意承担责任和解决问题，跨国公司是在作秀。 在外部监督方面，由于多数生产守则的外部监督模式，主要依赖商业公司认证的做法已经使社会责任监督演变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商业手段。当它变成一种职业时，认证的公正性和客观性就很难获得检验。以具有很大市场的“社会责任8000”认证为例，颁发验证资格给认证公司的委员会（CEPAA）的会员，以跨国公司代表为主，工厂的认证工作主要由认证公司的审核员从事，他们大多数都是从事产品质量方面认证工作的，完全没有劳动保障方面的概念和经验；此外，每次审核都会事先通知厂方，给予工厂充分准备的机会。这样就根本不能知道厂内的真实情况和问题等。最重要的是SA8000认证削弱了工人的意见表达和保障，老板只要能够满足审核员的要求，取得SA8000的证书，就可以确保通过了社会责任的行为守则。⑩ 第二，作为生产守则的主要受益群体，工人在生产守则的运作过程中所发挥的谈判能力十分微弱。由于跨国公司的商品生产脸已经转移到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能力的欠缺直接影响工人们对自己权利的表达，工人们很难形成内部的组织力量或通过外部的压力集团，向买家表达其对生产守则的诉求或意见。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的供大于求和国际资本的迁移压力，使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同样无法与其雇主有任何谈判能力。 二、加强跨国公司法律责任的一些手段 目前生产守则的监督主要是内部监督和外部监察两方面，从现实情况来看这样是不够的，由于跨国公司自身动力不足以及外部监察流于形式，极易使生产守则的有效性受到损害，因此必须纳入其他监督力量，公权力的纳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必将有效改变目前跨国资本霸权下政府失灵的状况。公权力的监督，也就是国家机关的监督。依其主体性质的不同，又可分为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和司法机关（含法院和检察院）的监督。要切实加大权力机关对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状况的监督力度，克服权力机关在公司社会责任监督机制中的监督权威虚置现象。权力机关不存在利益偏向，也不会流于商业操作，有效性会有极大提高。另外权力机关有天然的监督职能和监督之后的惩罚力量。对于不符合生产守则要求的企业有强大的约束力。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以我国为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各项法律，规范我国境内的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应纳入法律规范的部分，明确相应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可以利用自身人员等方面的优势必须加强监督检查，加强准入资格的确认。首先跨国公司在进驻中国时就必须签署一定协议，保证遵守中国关于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关规定。另外在转包体系中一些条件不具备的厂家将不能取得生产资格或者被取消生产资格。 （一）健全公司自身监督机制。自身监督又称自律。鉴于自律有伦理意义的道德自律与法律意义上的制度性自律之别，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的自身监督也要体现“两手抓”的精神，既要重视公司的职业道德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又要重视公司内部监督机制的制度设计工作。公司自身的监督，依其监督机关的不同，又可分为： 1，公司投资者整体的监督，如股东大会的监督；2，公司投资者个别的监督，如小股东的代表诉讼；3，公司内部机关的监督，如董事会对公司经理的监督、监事会对董事会和经理的监督；4，公司内部专职人员的监督，如会计人员、质量监督检验人员的监督。 （二）鼓励与保护包括公民个人监督与社会舆论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可分为：1，公民个人（含劳动者、消费者、公司所在地居民等非股东厉害关系人）的监督；2，债权人的监督（含商业银行的监督）；3，社会经济团体的监督，如工会、消费者协会、投资者协会、行业协会、质量监督协会的监督；4，新闻舆论的监督，如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大众传媒的监督。社会监督已经为许多经济立法文件所确认，不少经济法律也规定了公民个人对经济活动特定的监督权。公民个人的监督是对抗公司滥用权力（权利）的有效手段，也是弱者进行自力救济的法律工具，有利于实现强者与弱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同时，由于舆论监督成本地、覆盖面广、社会影响快而深远。因此，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的重心。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与壮大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从公司社会责任监督形式来看，当前亟待加强的包括技术监督、财务监督、政府的审计监督等。 （三）工人的参与和谈判力量。职工参与机关制度可以完善公司经济民主，改善劳资关系，还可以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当股东与职工没有利益冲突时，职工参与机关制度可以鼓励他们紧密团结起来，共同为公司创造最大化的利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切实克服股东及其代理人对职工参加公司机关制度的敌视态度。修改职工监事制度的设计存在的缺陷，对目前董事会与监事会的权力分配格局进行再调整，保障职工参与的效果。维持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之间法律地位的实质性平等。职工代表作为职工利益的代表人应尽可能迅速、充分、真实、全面地想选举自己的职工群体通报自己在公司机关中的工作进展，以及从公司机关中获取的各类信息。职工代表与股东代表平等参与全部公司机关的立法建议。对职工代表予以特殊法律保护。采取职工代表对选民负责的法律措施。 （四）把硬性社会责任规范纳入市场准入机制。在社会责任中有一部分是按照法律必须遵守的，如工作时间，禁止使用童工等。第三世界政府可以把这些规范纳入市场准入机制，跨国公司如要进入该国拓展生产基地，就必须签署相关协议，保证遵守有关规范。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跨国公司利用资本霸权规范所在国法律现象的发生。 （五）建立跨国公司品牌负责制。鉴于跨国公司庞大的承包转包体系，在此过程中生产守则常常形同虚设，因此可以把承包商和转包商违反生产守则的责任加诸拥有该品牌的跨国公司。这样跨国公司可以利用手中的发包权利监督管理其商品生产链中的承包商转包商，这样的监督方式更为有效便利。而跨国公司本身目标比较大并且实力雄厚，更容易被公权力以及消费者所监督，也更有力量承担不遵守生产守则的责任。 注释： ① 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 法律出版社 1999年出版P2 ② 参见社会责任在线网页 ③ 参见刘开明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与中国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出版 ④参见1997年世界投资报告：跨国公司：市场结构与竞争政策 ⑤⑦《经济全球化与跨国公司的生产守则》 法律出版社 2002年出版p9 ⑥ ⑨中国驻纽约总事馆经济商务室网页 ⑧ 慧聪网经贸动态网页 张文 跨国公司的法律问题 --------------------------------------------------------------------------------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吴琼华 内容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的处理方式的发展过程，即从严格有限责任论发展到有限责任补充论（揭开公司面纱理论）再到企业法观点的出现这样一个过程。指出在处理跨国公司母子公司间的法律责任的问题上，采取何种方法是取决于现实的发展需要，而非公司人格方面的必然要求。跨国公司的发展现实表明了企业法观点取代严格有限责任论以及揭开公司面纱理论从而占据主导地位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跨国公司 严格有限责任原则 揭开公司面纱 实体法观点 企业法观点 对跨国公司的称呼很多，例如“多国企业”、“全球企业”、“多国公司”等等，但是对于什么是跨国公司，国际社会众说纷纭，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目前被人们普遍接受的是在联合国跨国公司委员会1983年特别会议上拟订的《跨国公司行动守则》草案中提出的有关定义的案文：“本守则所用跨国公司一词，是指由分设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组成的企业，而不论这些实体的法律形式和活动范围如何；这种企业的业务是通过一个或多个决策中心，根据一定的决策体制经营的，可以具有一贯的政策和共同的战略；企业的各个实体由于所有权或别的因素相联系，其中一个以上的实体能对其他实体的活动施加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可以同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以及分担责任。”① 由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跨国公司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跨国性 组成跨国公司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公司必须设在不同的国家，它的基本模式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总公司与分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指母公司或总公司设在某国，并以该国作为企业集团的基地，而在别的国家设立子公司或自己的分支机构即分公司。跨国公司的跨国性主要是指其以本国为基地而从事跨越国界的经营之特征，而非要求其组成实体必须具有不同的国籍。 （2）公司内部的关联性 跨国公司是由分布在不同国家的若干实体组成的，它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在母子公司模式下，子公司在母公司的管理与控制下进行经营活动。而在总分公司模式下则更体现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因为分公司本身就是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附属机构。 （3）战略的全球性和管理的集中性 跨国公司因为具有跨国经营的特性，所以在其制定战略时，不是仅仅从本国以及子公司、分公司所在的国家出发，而是从整个公司的利益出发，以全世界市场为角逐目标，从全球范围考虑公司的生产、销售、扩张的政策和策略，以追求效益的最大化与长久的高额利润。② 跨国公司内部关系复杂而密切，在一切内部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母子公司间的关系，而恰恰也是这层关系最能体现出跨国公司管理的集中性。 随着全球经济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不断增多，由此产生的法律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其中最重要的是母子公司之间的关系，而责任承担问题又首当其冲是各国公司法需解决的问题。跨国公司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法律责任，一直以来就为国际社会所关注。当代各国公司法均认为，在跨国公司体系中，母公司与子公司是两个相对独立的法人，有其独立的财产，所以对外以其财产独立承担责任，而母公司对子公司仅以其持有的股份（出资额）承担有限责任。可是母公司与子公司无论是在管理与控制关系上还是经济关系上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构成跨国公司有两个决定性因素：一是存在控制，二是企业的一体化结构，其中最根本的是存在控制。由控制关系联系起来的企业必须根据共同的指示，构成某个企业的组成部分。当行使控制是为了达到整个企业的利润最大化时，这些企业就成为一体化的企业。该企业的目标是通过共同的融资计划、资源分配等来达到企业集团的利润最大化，跨国公司中某个公司的利益应当让位于整个集团公司的利益。在需要时，可以牺牲子公司的利益，以保全整个集团的利益。所以在跨国经营中经常会出现母公司对子公司投资不足、母公司利用子公司逃避法律责任等现象。显然，由于母公司受到有限责任的保护，这将会给子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带来严重的损害，有的甚至会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所以笔者认为，关于跨国公司母公

跨国公司避税之转移定价行为分析【摘要】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一直以来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不可罚行为。但事实上该种行为极其复杂，本文试图通过从不不同角度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跨国公司 避税 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是一种性质特殊的经济实体。就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言，传统观点一直认为避税行为的产生于法律的漏洞，且这种因为立法上的漏洞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不可归责于法律相对人。何谓税法上的漏洞?台湾学者黄茂荣对法律漏洞做出分析：法律A对之无完全规范之情形，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而言，有漏洞存在。故跨国公司必须是利用了我国税法现有的不完全规范或矛盾规范或不规范或不妥当规范之时始为避税行为而具有不可归责性。但是，笔者认为，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 一、跨国公司税收行为分类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咨询师宋宁认为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有三种：第一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第二种是利用国家政策的避税，但该种行为虽不为法律所支持，但也不明显违反法律之规定；第三种即为非法的避税，包括了非法的转移定价等行为。北京大学税法专家刘剑文教授将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分为两类：合法的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以及非法的避税行为。前者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或至少由于其本身不具有非法性，因此无可罚的前提基础。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既包括税法所鼓励的税务安排行为也包括税法虽然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其中税法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相当于上文所称的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避税(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就是指这种不应当接受税法苛责的中性行为。但是，正是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这些行为即属于本文所称的非法避税行为从实质上触犯了我国的税法，但却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合法的避税或税务筹划行为。 由此可见，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资本弱化或滥用税收协定等行为认定为中性的避税的观点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跨国公司的涉税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跨国公司合法的税收行为。所谓跨国公司合法税收行为是指跨国公司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即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所做出的行为。应当指出，依照我国的现行税法体制这里的法律包括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所通过的法律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同时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具有效力的法律性文件。跨国公司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所为的涉税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在立法未改变前国家应当予以肯定。 第二种划分即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一种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这种中性行为处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外，既没有得到法律允许但亦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它既不属于合法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故在法律性质上称其为“中性”。详言之该中性行为无论其产生于何种出发点，因其属于企业未能落入现有法律所调整的范围因此不应当做出否定性判断。 跨国公司第三种行为：非法逃避税收法律义务的行为。在实践中这种行为有着极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传统观点否定避税行为的不法性就是将该避税行为的产生一概归究于法律漏洞。事实上问题集中在第二种避税行为与第三种避税行为的界限上，即何种行为是中性避税行为，何种行为又应当被认定为是逃税。诚然，由于法律立法技术的限制及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的确不应当由当事人予以承担。但，何谓避税?是否跨国公司的所有涉税行为都可以为此避税行为所包含，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鉴于此，以跨国公司最常使用的转移定价为例，我们有必要借助税法基本原理及其它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我国税法框架下的跨国公司避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确定其法律性质。 二、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性质——以转移定价为视角 如本文所述，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特殊手段及安排该达到减少在东道国应该交纳的税收，造成该东道国的税收流失的行为。对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性质，我们可以从税法基本原则出发进行必要分析。 实质课税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公理”性效应。它是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之外的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最重要的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约性原则。与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不同的是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经济现象的“实质”，即去伪存真的效果。“如果是通过假装行为隐藏真实行为时，尽管它是假装行为，也要以真实的行为作为课税基础”。如果从法律所规定的表面形式出发，假装行为可能由于其欺性而不落入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之中，但是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假装行为并不因为表面的欺性而丧失其“应税性”。 公平税负原则又称应能税负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穆勒和庇古将相对牺牲的概念引入税法，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也被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最终形成公平税负原则。如果说在流转税和所得税这样不同类型的税收横向比较上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的话，那么在课税对象相同的同一种税目下税负的公平性问题就体现得极为突出。事实上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商品课税体制与国外不同，实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增值税的征收贯穿了商品生产及流通整个环节且存在先征后，即征即退免征等诸多税收优惠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混合经营及兼营行为使得脱逃税大有可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较大，企业的实际税负不均。如果认为诸如资本弱化等行为是一种投资战略上的避税行为，那么跨国公司为逃避纳税义务而人为地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使其背离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故意的逃税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使得其税收义务非法地减小从而相对其他正常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目前众多企业正是借税务筹划的名义进行逃之实。 因此，实践中简单地否决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违法性是不适当。我们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此种行为。 参考文献：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三民书局，1987. [2]北野弘久.陈刚，罗永箴译.税法学原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以升.论法律调整之外的中性行为.法律出版社，1993. [4]西方税法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