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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文化史上,孔子是绝对的精神领袖。说《论语》是中国文化的圣经、孔子是中国文化的圣人,那一点儿也不算夸张。虽然自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强势冲击,但时移世易,孔子的许多思想包括他的和谐思想,仍然被人们所推崇和弘扬;孔子的《论语》,仍被中外人士普遍视为中国文化“最古最有价值之宝典”。 任何一种思想,倘能经受住历史长河的淘洗而历久弥新,都应有其内在的魅力、恒久的价值。孔子的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重现其活力、重放其光辉,就是如此。那么,孔子和谐思想的特色在哪里呢?愚以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崇尚人类自身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落实到礼治秩序上;二是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并把这种和谐提升到“天人合一”的高度;三是崇尚“中庸之道”,并把“和”提升为儒学体系的认识论范畴,为中国文化树立了“致中和”的精神。 人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开创的儒学,把重点放在探讨为人处世等问题上,对自然科学不很重视。且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准确,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孔子对人的问题确实非常关心,即使是关心物,也以人为出发点。实际上,这正是孔子思想的闪光点,也是孔子思想的显著特色。孔子的和谐思想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它以“仁”为基本内核、以“礼”为外在实现形式、以“和”为精神风韵,倾注着对人类自身存在与发展等问题的无比关心,饱含着对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无限情怀。 孔子在论“和”的精神、“和”的价值时,继承了前贤“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相成相济”的思想,但又有新的发挥和升华。孔子讲“和”,是先讲个人心性之“和”,然后再往外推,由己及人,从小到大,渐次推到人际之“和”、家国之“和”、人类之“和”、天人之“和”。孔子讲个人之和,非常注重致和的手段,就是修身养性,要求人们“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在身修性养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与“小人”有别的“君子”,进入“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的境界,做到“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中讲的孝悌忠信,实际上都是在讲实现“人和”的条件。《大学》甚至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由此可见,孔子讲“和”,把作为社会细胞的个人的心性之“和”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是对此前的“和同论”新的发展。这一新的论述,既符合当时中国是一个低水平的农业社会的实际,又切合当时中国人重血缘宗法的文化传统,因而从根源上为“和”的实现、为社会的和谐稳定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路径。孔子还由“人和”讲到“政和”,主张“举直错诸枉”、“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特别是对舜“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政治艺术非常推崇。《左传》昭公二十年有一句话最能表达孔子的“政和”理念:“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孔子在讲人类之“和”时,并不是讲一团和气,掩盖矛盾,而是讲原则、讲礼制的。在孔子及孔门弟子看来,“和”是人生的追求、人类的目标,但“和”的实现,要“以礼节之”。也就是说,制礼,守礼,是“致中和”的条件,只有“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否则,和稀泥,作乡愿,不讲原则,放弃斗争,那就成了小人之“和”,是不道德的。孔子认为,这种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小人之“和”的实质是“同”而不是“和”,有道君子对这种形“和”实“同”的现象应坚决反对。他明确地说:“乡愿,德之贼也。”另一方面,孔子认为,制礼、守礼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和”的状态,达到“和”的境界。所以,他说:“礼之用,和为贵。”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和谐思想中,“礼”与“和”是相辅相成、相互为用的。 孔子讲“和”,最突出的贡献在于他把人类社会与人类生活所依托的宇宙结合起来、贯穿起来,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待,追求一种“天人合一”的高尚境界。孔子自称不语怪力乱神,因而对于代表自然界的“天”,他的态度非常鲜明,也非常严肃,没有一点儿神秘主义的气息。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认为,孕育四时和万物的“天”虽然高大得很,人类不可违逆,违逆就是失“和”;但它的规律可以认识,可以利用,人类可以效法“天”,也只能效法“天”。在孔子看来,尧就是法天的典范,“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因为“天”大,“天”的规律不可违逆,所以在“天”的面前显得非常渺小的人类就应该怀着敬畏之心,即“畏天命”。孔子认为,人类如果不能敬畏自然,甚至破坏自然规律,就会得罪自然,最终受到自然的惩罚,到这时候,即使后悔也是没有用的,“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人类与“天”相处的唯一出路,就是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去探索与认识自然的规律,掌握自然的规律,利用自然的规律为人类自身谋福祉。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孔子的这一思想是很有见地的,也是符合实际的。正因为天大地大,所以孔子对自然一方面是敬畏,另一方面又如赤子一般,对大自然非常热爱、非常依恋,把人与自然界视为一个整体。在2500多年前,孔子就关心生命,提倡保护动物,反对人类竭泽而渔式地向自然界索取。孔子本人在钓鱼时就只用一个鱼钩的钓竿,而不用大鱼网;打猎时,只射飞鸟,不射在巢中歇宿之鸟。这样,与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的动物就可以繁衍生息,不致绝灭;人类与自然界的平衡就可以永久保持,不致破坏。孔子这种“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的行为和主张,是今天环保主义者的一个绝好样板。正因为孔子把人类和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所以他还主张人类要向自然学习,充分地认识自然,从中了解自然界的生命意义,正确处理好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 出于对天人和谐的追求,出于对自然资源的爱护,孔子反对奢侈浪费,倡行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说:“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生活豪奢,就可能违和;日子节俭,又显得寒酸。但孔子宁肯寒酸,也不羡慕那违和的豪奢。他甚至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孔子讲“和”,还有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子思在《中庸》中追述的中庸之道。它由孔子发其端,而由子思总其成,后来成为一种深深影响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认识论。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后来,子思“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对孔子的中庸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其最经典的语句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从而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生成为“中庸之道”,生成为一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中庸之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孔子的理由是:“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在孔子看来,行中庸之道,形易实难,非智、仁、勇俱全不可及,而人的弱点恰在于欲障难除,血气易偏,因而“处中道”、“致中和”、“行中庸”就值得时时念之,日日行之,终身求之。 由此观之,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和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求,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一种政治智慧,一种人文关怀,一种道德诉求,一种理想境界。今天,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进程中,孔子的和谐思想确实值得我们挖掘、借鉴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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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议论文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学者梁燕城访谈:太初有道、道(Logos)是信息的意思。造物主的话成为万有的根据,也成为万有的规律。当代的量子力学就非常奇妙地发现,万有事实上是根据很多信息的秩序组成。这主要是由戴维·玻姆(DavidBohm)著名的量子力学大师提出的学说:万有有一个看不见的秩序叫“ImplicateOrder”,里面都是非常复杂的信息系统,造成我们看见的秩序,叫作“ExplicateOrder”。中文“道”这个字也有信息、语言的意思。老子那个时候非常奇妙地体会到,宇宙背后是有真理的信息存在。《庄子》里面提到:“夫道,有情有信”。从前后文里还可以看到,庄子心中的神是有位格的。中国祖先本来就相信无形的上帝,老子、庄子事实上是继承这个传统而来。这正是《圣经》里的内容,上帝是个灵、而且恨恶世人伪造、崇拜偶像。说明中国古人已相信《圣经》、得着《圣经》并照着去行了。在牛津的博德莱安图书馆里有一份手稿,作者名叫马斯——乌迪。他在这份手稿中宣称所谓胡夫的金字塔是埃及王苏里特叫人建造的,而这个苏里特是在大洪水前统治埃及的。根据其它文献记载,这位目光深远的苏里特王命令他的僧侣们,写下他们的全部常识,藏在金字塔里,给洪水后的人们留下必要的知识。创世记前11章,关于人类早期共同史的记述,在中国古经中几乎都可以找到印证:《圣经》说:上帝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周易》也神秘地说:七日来复,天行也。《圣经》说:伊甸园里有四条河,流出珍珠玛瑙。《淮南子》上说:天下有四水,凡此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药,以润万物;《圣经》说:伊甸园中有生命树和智慧树。《山海经》上说:当初有不死树和圣树,圣树又叫睿木,“食之令人圣智也”;《圣经》说:人类始祖贪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被上帝赶出伊甸园,并有基路伯和火焰之剑,阻断了人神通路。《尚书》和《国语》上说:人犯了罪,上帝命令重黎堵绝天路,上下不相来往;《圣经》说:太初有道,道就是上帝,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是人的光。《老子》说:天地之母,万物之根,众妙之源,从无中生有,乃天地之始;《庄子》说: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一位伟大的学者在美国神学院读书时,发现《老子》与天书《圣经》有奇妙相通之处;无神论者把道归于自然神,其实老子的道不乏人格特征,有信实、有恩德、有慈爱、有赏罚、能赦罪、能教化。知其荣、守其辱、知其白、守其黑、成为世人认识大道的中介。更神奇的是,惜字如金的老子竟然着重笔墨描述一位道的化身圣人:并说他承袭上天大道的光明和永恒,来普救世人;是自有永有者,造化养育者,超越者,启示者,生命者,公义者,拯救者。这七点就是造物主上帝的属性。圣人秉持大道本像,普天下的人都前往归向他,领受平安。他外表粗卑、内怀宝贝,能将众人从过犯中领回来。最后,老子竟然暗示这位圣人要受辱受难,却作主作王,直到永远,是谁?查考世上所有的经典、教门的主子都对不上号,唯独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非常酷似。这2500年前的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书中“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呢? 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神圣的、跨越时空的谜团。老子说:道是万物之主、是善人的宝贝、罪人的中保。美好的言辞固然可以博取尊荣、美好的行为固然使人得到敬重,然而人的不善怎能被剔除干净呢? 所以,就是立为天子,身为太师、太傅、太保,财宝无数、荣华加身,还不如坐进这大道里呢!古时候为什么如此重视道呢? 不就是因为在道里面,寻求就能得着,有罪可得赦免吗? 所以道是天下最宝贵的啊!老子的笔墨中展示给人间的不正是天书《圣经》中上帝的天国、耶稣的救赎吗? 《尚书》、《诗经》都记载着:中国人来自上帝。早在老子古经中便记载旧约天书预言中的“耶稣”。而且两千多年来,举凡太平盛世,竟无一不是遵循了老子之学说。顺天道治国的皇帝,囊括了仅有的几百年辉煌时代;文景之治、光武中兴、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等等。孔子倾注毕生心力宣扬《圣经》中敬天爱人的忠恕之道,当代多个皇帝均尊纯了老子“天道”的统治方式,那么老子的神学知识是那里来的呢?就目前世界不管任何一种教门的国家,他们的统治方式都在努力提高到上帝的道上来,这又是为什么?古人老子、孔子、孟子对“道”的认识,已如此入神境界,实令人难以置信。其代表着中国的古人,代表着中国的文化。他的“道”影响着整个中国尽至世界的每个人的行为和思想。这个从旧约《圣经》中才有的“道”的传统神州文化一直到1911年,天坛里没有偶像,祈年殿里一个偶像都没有,里面只有一个牌子,叫“皇天上帝”。因为圣灵的同在能引领人尊崇和敬仰高智慧的造物主,看到自身的微妙。可惜的是:孔子、老子虽极力推行“神州”的“摩西五经”、“神天律例”的“道”,但是2500多年后“神州”上帝的“道”就渐渐退色,已失去“神州”本相。道家典籍《道德经》中的上篇第十八篇,老子叹息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延至今日,被无神论的佛教所抡占,完全失去了孔老的本意,没了“道”的影子。至此远离宇宙高等智能生命圣灵,进入堕落天使,现今的空中掌权者──龙的“传人”。一个十分敬重上天,指引人类敬畏天地的孔子也变成泥塑木雕、庙宇里的偶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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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 关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最起码有三个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一是孔子有没有思想体系?二是如何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体系的构成是怎样的?三是用那些材料来证明或“复原”这个思想体系?首先应该说明,我们现在常说的“思想体系”或“学说体系”是受西方哲学的影响,认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其思想必然是成体系的,研究他的思想,重要的就是完整、深刻地理解他的思想体系。然而事实上对哲学家、思想家本人来说,他不一定都是有意识地、自觉地进行体系建构的,在很大程度上说,他有什么样的思想体系是后来研究者进行“复原”或“重构”的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哲学家、思想家的研究来说,尤其存在这样的情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所以,我们还是按照学术界的研究习惯,我们仍然可以认定孔子各个方面的思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在这个前提下,来相对地理解他的思想观点。 近代以来,从学术思想角度来讨论孔子思想体系的构成,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很大的分歧,形成多种说法:如以仁为中心说,以礼为中心说,以中庸为中心说,以仁义为中心说,以仁义礼的统一为核心说等等。特别流行的是仁核心说和礼核心说。两说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绝对对立。仁核心说排斥礼,礼核心排斥仁。我认为,这种“中心说”、“核心说”从大的方面讲都是习惯了孔子以后二千年大一统政治体制及其相应的大一统意识形态影响的结果,也是当代社会既定思维模式定向制约的结果,是迫切需要摆脱的;从小的方面讲,人们往往容易抓住一个概念、范畴当作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核心,而忽视它的整体性,自然互相矛盾。 另外,西方学者由于对孔子思想体系的把握不够,对孔子思想评价多有误解,最典型的就是黑格尔。黑格尔眼中的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算不得一个哲学家,“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甚至认为,“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①黑格尔“不能从中获得特别的东西”的孔子思想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东亚文化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黑格尔对孔子的认识不但只是凭少许不严谨的译本,而且只看到了那零散的道德教训,而没有触及孔子思想的整体结构,不能从整体的角度深化对细节的把握。另外,黑格尔以西方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模式构筑了唯一的“世界精神”的哲学发展史,对中国历史和文明发展的道路却缺乏同情的理解,也许潜意识中还有日尔曼人所惯有的那种偏见和傲慢。 今天,对孔子思想体系要深入、全面地把握,集中探讨其核心是完全必要的,但又是很不够的。笔者无意消解中心,也不想另立中心,只是想实实在在地对孔子整个思想进行深入其内的细心研习以后,再出乎其外,不带任何思想偏见和既定的思维模式来理解孔子的思想体系构成,并尽力展示其原状,以实事求是地把握孔子的思想和学说。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作为一个西周乃至上古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他以平治天下为已任,构筑一个思辨的哲学体系对他来说是奢侈的,他是着眼于当时的时势,思考社会的整合有序、个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的途径。这样,如果要说他有什么思想体系的话,那也是他在不自觉的、开放的思维方式中构建了具有历史文化功能的与历史现实水乳交融的独特的“思想体系”。孔子思想体系里不一定非得有唯一的逻辑起点与思想核心,而且最重要的并不是理论推演的逻辑性与思辩性,而是它的世间性、实用性,可以包容个人与社会,承担传统与变革,结合理想、信仰与此间生活等等。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从不同方面了解和“复原”这个思想体系。 2、孔子思想学说的集大成性质 要探讨孔子思想学说的体系,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认识,孔子的思想学说有集大成的性质。孔子展之所以成为两千多年以来中国乃至人类屈指可数的大思想家、学问家,最基本的就是他的思想学说是“集”了中国上古以来文化的“大成”。上古文化在西周是一个集大成,但在这是制度意义上的集大成,到了孔子可以说是思想学术意义上的集大成。关于这方面古来人们都有认识,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孟子·万章下》)赵岐注:“孔子集先圣之大道,以成己之圣德者也,故能金声而玉振之。振,扬也。故如金声之有杀,振扬玉音,终始如一也。”朱注:“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金,钟属;声,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如振河海而不洩之振。始,始之也。终,终之也。条理,犹言脉络,指众音而言也。智者,知之所及;圣者,德之所就也。盖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若独奏一音,则其一音自为始终,而为一小成。犹三子之所知偏于一,而其所就亦偏于一也。八音之中,金石为重,故特为众音之纲纪。又金始震而玉终诎然也,故并奏八音,则于其未作,而先击镈钟以宣其声;俟其既阕,而后击特磬以收其韵。宣以始之,收以终之。二者之间,脉络通贯,无所不备,则合众小成而为一大成,犹孔子之知无不尽而德无不全也。”戴震亦释此句云:“圣智至孔子而极其盛,不过举条理以言之而已矣。”(《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条)《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人欲比较伯夷、伊尹与孔子,孟子直截了当地答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 《朱子语类》卷第五十八还载:当有问朱熹何谓“集大成”。朱熹回答说:“孔子无所不该,无所不备,非特兼三子之所长而已。但与三子比并说时,亦皆兼其所长。” 张载对孟子的话有深刻的理解,“孟子所谓始终条理,集大成于圣智者与!”(《正蒙·大易篇》) 《释氏稽古略》说明孔子的集大成是集古代圣王遗教的大成:“圣人生于鲁,集大成于古帝王之教也,甚矣!” 王夫之尝谓,“孔子之术,合三代之粹而阐其藏者也”(见《读通鉴论》卷三) 刘师培说:“周室既衰,史失其职,官守之学术,一变而为师儒之学术。集大成者厥唯孔子。”① 王国维论孔子的集大成云:“孔子者,‘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其圆满之智如海。又多才多艺,至其感化力之伟大,人格之完全,古今东西,未见其比。”② 综上所述,古今以来人们对孔子思想学术上集大成的认识主要有这么几个含义:一是集伯夷、伊尹、柳下惠这样的三圣之事为一大成之事;二是孔子既圣且智,孟子通过所谓金声玉振,始终条理来比喻和说明;三是集三代及其以上圣王德业的大成;四是集古代思想学术的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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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学说的精华,比较集中地见诸于《论语》一书,共二十篇,一万一千余字。《论语》就是孔子的语录,也有一些是对孔子弟子言行的记录,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孔子言行的追记。此书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它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都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血液,沉淀在我们的生命中,铸成了我们民族的个性。《论语》一书集中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仁。“仁”是一切理论的中心,所有的关于“仁”、“乐”的规范,都不过是手段,是为实现“仁”这一道德的最后完美服务的。《论语》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早在秦汉时期就传入了朝鲜和日本,日本〈大宝令〉还指定它为日本学生的必修课。1594年,传教士利玛窦将它译为拉丁文后,它又被转译为意、法、德、英、俄等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广泛传播。孔子其思想以“仁”核心,以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提倡“忠恕”之道,又以为推行“仁政”应以“礼”为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对于殷周以来的鬼神宗教迷信,采取存疑态度,以为“未知生,焉知事鬼”,“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又注重“学”与“思”的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温故而知新”等观点。首创私人讲学风气,主张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调“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政治上提出“正名”主张,以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应实副其“名”,并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观点。自西汉以后,孔子学说成为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文化正统,影响极深。说到治理国家,孔子重视民生疾苦,呼唤仁政,希望统治者以仁义之心待民,他说“苛政猛于虎”,他还强调无论什么法令法规,统治者都要首先以身作则,“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在人际交往中,孔子强调的是忠和恕。 “忠”就是以忠实诚信的态度对人,以恪尽职守的态度待事;“恕”就是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在为人处世上,孔子提倡自爱和爱人。孔子对天命持谨慎态度,他更相信人自己的力量。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一切要看个人后天的努力。当然,〈论语〉中也有一些思想是与历史潮流相背离的,如他政治上的复古倾向,他对等级、秩序的过分强调,他的内敛的人格价值取向等,这一切都不可否认的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需要我们用现代意识对之加以修正。但瑕不掩瑜,在人类文明刚刚露出曙光的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具有如此深刻的生命智慧,是足以让我们这些后人为之骄傲的。孔子思想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又一成果。附:“知”──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不仅如此,孔子通过他长期的教育实践,从中总结了不少合于人们认识规律的经验,但孔子的这方面的思想,还不是认识论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对教育方法、求知方法的概括和总结。首先,孔子比较强调人们的知识来源于学习。虽然他也讲到“生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它表明孔子还受着传统思想的束缚。但是我们从他的具体教育活动上看,他并不十分重视这点。他所说的“性相近,习相远”才是他自己的主张,显然这和“生知”的观点是不一致的。孔子从来就没有认为他自己是“上智”的,而且也没有说过哪一个人是“上智”的,他甚至认为尧舜也会有错误。关于他自己,他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他非常好学,他自己给自己的评论是:“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他赞美好学的学生颜回说:“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子贡问:“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孔子回答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非常注重学习,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学习,人的道德品德也是通过学习才能得到,所以他所说的“生知”差不多成了一句空话了,在实际上并没有重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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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孔子(前551 - 前 479) 中国伟大的哲学家孔子是中华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他的哲学思想提倡「仁义」,「礼乐」,「德治教化」,以及「均以民为体」。儒学思想渗入中国人的生活,文化领域中,同时与影响了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一大部分人近两千年。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出身于没落的宋国贵族家庭,刻苦好学。曾从事「儒」(贵族丧事赞礼者)的职业,中年时开办私学。一度出任鲁国的中都宰,司空,司寇等职,四年后因遭小人暗算,弃职,后率弟子周游列国,经十三年,晚年归鲁,继续讲学,整理古籍。《论语》20篇,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言行的纪录。 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创始人,但这是不正确的。孔子及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避免任何形式的形而上学。他对人生的关系深刻了解,他的学说并不是他所创立的,严格来说,他只是及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现世哲学家。 孔子把「仁」和「义」视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他规范着高尚者的行为。「仁」在有些时候可以解释为「爱」,但我们最好将他理解为对人类的关心。「礼」是道德,礼节,规矩,传统等观点的总和。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当时的统治者没有采纳孔子的学说,然而在他死后,儒家成为显学。但是在秦始皇统治时期,儒家学说遭到贬抑。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他采用法家的建议,下令「焚书坑儒」。以为这样就可以整齐学术,统一思想。然而,秦始皇的努力并不成功,在秦朝灭亡前夕,儒生们又开始宣讲儒家学说。西汉时期的汉武帝时代,儒家学说取得了独尊的地位。 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中国科举制度,始于汉朝。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学生们对孔子礼教的理解程度。由于科举制度是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所以由汉朝开始,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孔子的四书五经中打转。知识分子穷一生精力从事研究他的学说,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子。大大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 中国的历史就是孔子思想的影响史。《四书五经》成了学校的教科书,每一个学生都必须熟记。古代哲人的教条,深深地植跟于人民的心中。由于这种儒学的熏陶,中国逐发展出一种和谐的社会生活,追求智识崇尚智慧的狂热,以及稳健的文化。中国虽经常遭受侵略,旦其文化不但能屹立不绕,而且还能同化异族。但是,儒学并不是万能灵药。他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一剂有效的灵药,能使他们的王朝尽量避免混乱和衰落的来临。但是,对于在求变求新的国际竞争压迫下,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个阻碍,那些维系个人和社会秩序的礼教,几乎使人无法动弹,而造成一套用不改变的模式。孔子的教条。彻底的限制了人类自然而充沛的冲劲。孔子的那些礼教实在太完美了,以致显得过分的严肃。在孔子的教条下,简直没有豪放和冒险,爱情和友谊也过分的受到桎梏。他使妇女一味服从,贬低了自己。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这一著名口号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五四”那批代表人物都是全盘否定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更有一种观点,认为“五四”以来在文化领域就开始了一种过激主义的“左”的倾向,似乎解放以后严重泛滥的“左”倾思潮,以至“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这使我有些不解。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外历史上多次启蒙运动采取尊古、复古的形式有所不同,是以鲜明的反传统形式出现的。因为从旧的思想、道德、文化中,不仅很难找到改革的基点或旗号,而且日益显示严重的障碍。而选定“孔家店”这个突破口,无疑有利于冲破旧的以封建政治、伦理秩序为核心的文化格局。然而,另一方面,那些代表人物并不是“全盘反传统”的,从胡适的著述中可以看到,他对孔子和朱熹都怀有敬意。又如当时对旧文化作激烈批判的另一位人物钱玄同,他曾一度主张废除汉字,但他在坚决反对学术、文化领域的专制主义时,又十分向往中国古人所幻想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宽阔而自由的世界。对于孔子本人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他们主要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利用儒家经典来箝制人的思想与个性。所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是要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个性解放。“五四”运动并没有造成什么“文化断裂”或“思想危机”,而是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至于解放后一度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最后导致“十年动乱”的发生,恰恰表现为文化专制主义,是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相背离的,而且另有国际国内的社会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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