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债务审计问题研究论文

参考文献：[1]李广子.刘力债务融资成本与民营信贷歧视[J].金融研究,2009,12:25.[2]蒋琰.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J].管理世界, 2009,11:15.[3]肖宇,罗滢.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路径[J].宏观经济研究,2009,02:18.[4]刘星,彭程.负债融资与企业投资决策:破产风险视角的互动关系研究[J]. 管理工程学报,2009,01:15.

银河证券研究院战略研究员 聂无逸 （本文首发于《中国金融》2019年第18期）

目前，宏观经济减速和金融降杠杆政策对地方融资形成严峻挑战。一个明显的市场信号是2018年以来城投非标债屡现违约险情。20多年来，地方融资平台背负了金融系统庞大的债务（主要是银行贷款和城投债）。目前全国地方融资平台总数超过1万家。如果城投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并出现本息偿还危机，如果推动城投债务重组不能解决地方建设资金的匹配问题，也不能解决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就不能做到城投公司和项目的风险隔离，那么财政金融秩序和资本市场的正常运行都会因为信用危机而遭受严重损害。加强对地方隐性债务的控制，进而明确地方融资平台的管理模式，是当前风险防范工作的重点。

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规模

地方融资平台的总体债务形势比较严峻。首先，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不仅规模大，而且信息披露不充分，后者也放大了外界的焦虑情绪。地方融资平台从政策界定到归口管理都模糊交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公开统一的规模数据。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43号文）出台以后，财政部曾组织实施全国范围的地方债务甄别，之后相关部委又进行过几次地方债务的统计，但都有特定的口径和用途。从构成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主要分为三类：银行贷款、城投债、非标融资。下文以公开披露的城投债为考察对象。按照wind公开数据统计，从2008年7月22日到2019年4月15日，全国31个省级地区（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合计发行城投债13820支，发债主体合计2252家，累计金额达到万亿元，累计余额达到万亿元，存量城投债的票面利率区间为％～％。

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总规模目前没有直接数据。从公开信息可知，2013年1月，原银监会披露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余额为万亿元，占银行业贷款余额的％。笔者查阅到的最近一次公开信息是2013年上半年原银监会工作会议上披露，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高达万亿元。2013年，原银监会发布《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提出“总量控制、分类管理、区别对待、逐步化解”的总体原则，并于2013年4月开始实施。2014年出台新修订的预算法，国务院发布影响深远的43号文，明确提出平台的政府融资功能必须脱钩的要求，地方融资平台的功能定位和政策环境就此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原银监会不再对外发布融资平台的贷款余额。如按照“总量控制”的原则进行匡算，wind数据库显示，2019年4月15日银行业贷款余额为万亿元，如按照2013年平台余额％的比例推算（鉴于近年来地方经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势头、银行贷款对稳定地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以及地方融资平台的信用水平等多方面的情况，可以推定银行的贷审政策应与城投转轨力度保持一致，正反方向的作用基本可以对冲），则地方融资平台的银行贷款余额推算为万亿元。

非标融资是地方融资平台政策约束最少、使用最为灵活、风险成本也最高的融资工具。非标融资的形式多样，包括委托贷款、信用贷款、信托计划、资管计划、私募基金以及其他融资形式的多重嵌套。目前没有权威的城投非标数据，有的市场机构根据发行城投债且主动披露非标融资的960多家平台的审计报告，得出2017年底样本平台的非标融资额为万亿元，这个数字覆盖不够全面，漏掉了明股实债和故意回避披露的债务，以及没有发行债务的8000多家中小平台的非标融资，这些未统计平台的非标规模一般不大，如果再考虑到2018年资管新规的政策压制，万亿元之外加上遗漏的部分，地方融资平台非标融资总额应该不会超过3万亿元。据业界判断，非标融资占平台融资的总比例一般不超过10％，3万亿元非标规模应基本在此区间内。

综上，笔者可以推算出目前地方融资平台的总体规模应该约为万亿元（）左右，但是还有其他扣减项，比如，国发43号文提出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的政府债务”，其中存量的政府债务应该覆盖经甄别确认的部分城投债务。其中2015年置换了3批合计万亿元，其中第一批1万亿元的置换范围是截至2013年6月30日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存量债务中、2015年到期需要偿还的部分。据报道，2015～2018年，各地政府共发行了万元地方政府置换债。对应笔者的统计口径，债务置换对2013年6月底万亿元的贷款余额会有一定对冲，假定对冲额度为50％，即万亿元。据此平台的债务总规模在万亿（万亿万亿）元，从谨慎性角度考虑，笔者粗略推定地方融资平台的规模估计在26万亿～30万亿元。随着融资平台管理的不断规范和各项改革的持续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存量规模会得到进一步控制，信息披露相信也会更加科学、及时和透明。

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路径思考

地方经济建设是硬任务，只要地方政府的资金需求得不到认真的解决，政府债务仍然会通过隐性担保、代建工程等形式腾挪到地方融资平台。这在客观上要加强 财经 秩序的严肃性，加强相关体制改革，避免地方经济发展突破债务容忍度，影响 社会 经济的稳定。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再次实施债务甄别和置换。但是最直接的办法未必就是最合适的办法，解决问题的次序和具体策略将决定政策实施的效果。笔者认为，把绝大多数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都置换为地方政府债务，单纯从债务负担角度来简单测算，并非不可承受。依据前文，推定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总规模为28万亿元〔28=（26+30）/2〕，平均到期时间假设为5年，如果在2018～2022年按5年分批置换，则每年增加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在此前提下，2018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加到万亿（万亿+万亿）元，2018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率会提高到％，即将触及国际通行的100％～120％的警戒标准；如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债务余额万亿元，则2018年我国政府债务率将会提高到％，依然低于欧洲60％的警戒线。从增量来看，年增加万亿元债务负担的增长幅度，基本相当于2018年GDP的％，与GDP增长幅度基本相当，按此增长规模推算，存量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纳入地方政府债务，从整个国家的债务负担率来说，五年之内大抵可以承担，假如展期到10年，当期债务负担会进一步降低。另外，地方融资平台债务主要投向地方重要的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这将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将有效提高地方的债务偿还能力。但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债务压力会较为沉重。考虑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负债水平差别，如果中央给予适当补助，应不会对地方的经济正常运转产生明显拖累，但是如何确保公平与效率的问题，以及防止操作过程中的道德风险，将考验决策者的大智慧。在以上假设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如果再对地方融资平台实施严格的规范、清理和转型，应该可以彻底解决城投债务存量问题。这也从侧面说明，中央近年来对地方融资平台采取坚决但又比较耐心的堵疏结合的方法，是有预见性和充分底气的。但是地方经济建设的财力补充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如果只是做债务置换，即使不会出现旧债挤压新债发行规模的问题，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消失后出现的资金缺口如何弥补也将是一大考验。除了地方融资平台债务，地方政府自身还有部分隐性负债，汇集起来尽管还在总体债务承受能力范围内，但也接近债务警戒线，因此中央政府对地方债务风险应保持高度警惕。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可以考虑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财政体制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经济关系，解决地方事权与财权不对称的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只有中央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到位，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化解。如果要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就必须以事权和财权统一为重要切入点。以理清中央和地方事权财权为前提，要么地方事权做减法，要么地方财权做加法，或者两者并行。

化解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到改革地方的投融资体制。对于地方的准公益性质的、具有收费项目特征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社会 服务项目，终究是要有独立的市场主体来负责建设或长期运营。对于具有实际市场经营能力、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城投企业来说，依然具有继续存在的 社会 空间和经济价值。建议地方政府联合国有、民营的基础设施产业公司，对有经营基础和管理能力的城投公司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增加注册资本金，增强其债务承担能力，使其真正成为地方准公益性投资的主导力量。不仅要建立地方投资体系，还要建立地方融资体系。比如，可以充分借鉴国家开发银行的功能设计，建设有管理的高效地方金融机构，专门负责本地区的政策性融资服务，服务范围包括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跨地区的建设工程配套、准非公益性地方项目的建设等。今后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时，地方政府可以快速通过地方开发银行获得融资，不仅能够保证融资的规模和效率，还可以充分保障中央和地方对各地投资规模、结构和质量的准确把握，有效控制经济风险的传递和蔓延。

加强重大风险事件的防范和预警，及时发现和化解系统性风险隐患，这是解决当前经济领域深层次矛盾的重要切入点。对于如何认识和解决地方融资平台问题，尽管经济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和争议，但正是由于中央采取了坚决、理性而又比较耐心的引导政策，地方融资平台并没有成为拖累中国经济的问题资产，相反在推动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总体上来看，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目前处在存量相对可控的范围内，只要后续的规范管理和处置措施果断得当，做到坚决控制债务增量、积极化解债务存量，进而全面推进财税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转型后的地方融资平台在未来的经济建设中依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银河证券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