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罗中立的艺术毕业论文

罗中立创作《父亲》，这个父亲不仅是罗中立的父亲，而且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父亲》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都有革新的意义，定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于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划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划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的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现在、未来，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时，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父亲》一画也反映了他构思中矛盾，他想要歌颂，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却又对农民身上附着的封建意识感到可悲，所以画面上的农民脸上又笼罩着一丝愁云，所以说《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伦理学价值。《父亲》更象一座纪念碑，屹立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艺术是一种性灵,一种情绪,一个感觉,一段声音,它来自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一种强烈的直觉反应而没有刻意的附会。读过罗中立“我的《父亲》的成因”后,可以深刻体会到人性的善良是罗中立《父亲》人道主义的主要内涵。“因为,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那么多的理念,也不是从某种推理出发的。说到底是我长期对农民强烈感受的结果,我想的就是要给农民说句老实话,因此,我的激情很高,能够在三十七八度的夏天,只穿一件裤衩在五楼顶阁里把它画出来。我用最大的努力来表现我熟悉的一切农民的全部特质与细节,这是我作画全过程中的唯一念头。技巧我没有想到,我只是想尽量的细,愈细愈好……老实的农民总是吃亏,这我知道,我要为他们喊叫!这就是我构思这幅画的最初冲动。” 然而在1979年,当这幅作品摆在人们面前时,成群结队的中国人都司空见惯地用他们熟练掌握的技艺,将政治内容或意识形态附会到一幅作品之上。20年后当罗中立再一次回顾当初不禁感叹:“当时《父亲》的社会性胜过艺术性,如果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地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是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罗中立的话启示我们反思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深层审美观,20年的风雨岁月过后,人们记住的是一个标志,但是当我们实实在在地走到这幅画作前,我们感动的却是创作者对农民的深沉感情,震撼于画作中“老农”所代表的那段历史的刻骨,而非那种所谓的社会性。我们的心情是复杂的,是应该感谢那个社会符号,还是应该反思《父亲》的全新价值。在中国的的现实社会中,罗中立《父亲》的艺术语言到底应该如何解析? 可以说艺术语言从来不失它的形象性。这一点推移到最原始的时代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原始民族最早创作抒情歌谣,利用手势和动作最直接地表达内心质朴的情感。他们为一次饱餐吟唱,为一次部落舞会宣泄,为一次狩猎成功欢呼。我们或者不会称之为艺术,因为他有情无理由,有声无意,有节奏却没有词语的逻辑。但是恰恰就是在这一次次“没有意义”的吟唱和欢呼喊叫中,诞生了抒情诗的萌芽,成为所有高级艺术形式的根源。我们不由感叹,原来那些最简单最直接的手势和吟唱才是最贴近人内心的,才是最真切的艺术本性。而现代社会的艺术家们,也许已经忘记了艺术语言初衷,我们已经开始成为概念的奴隶,成为社会体系和历史文化的附属品。我们也许已经失去了感受、体验的直观能力。 这让我不由想起最为成功的现实主义画家米勒,他最著名的《拾穗者》中拾捡麦穗的妇女,粗布衣裙和沉重的旧鞋,一望无垠的麦田和烈日炎炎的天空。每一处细节都听从于他内心最本真的感受。而在19世纪的法国,正如十年浩劫中的中国,所谓的评论家和欣赏者总是用尽办法利用革命的话语方式刻意挖掘艺术作品中的思想内容,霸道地把革命的意图附会到这件伟大的作品之中,扭曲了一代人的审美天性。他们的精神开始麻木和庸俗化,巨大的思想洪流就像一场可怕的疫情,侵蚀人的内心,让人在狂轰乱炸和惶恐不安中,只能变得枯燥无味、矫揉造作。 在庸俗的社会学体系中成长起来的评论工作者,想要评论任何时代的作品是比较容易的,他们只须看看作品中的主人翁是不是社会意识形态下的主体,然后去寻找当时的评论家们对某类或某幅作品的评论,就可以找到作品那藏而不露的中心思想了。而当我们回归到《拾穗者》中,发现创作者本身的艺术灵感与所谓的“社会性”关联甚微,这一点我们从米勒的人生经历中就可以获得答案。米勒的创作皆离不开真实,他毕生的精力都放到描绘朴素的田园,表现质朴农民身上的真善美。他真实隐藏的不仅仅是他对现实生活的直观和感受,而是他所亲身经历的艰辛和苦难的现实。米勒一生的大部分岁月,都在忍受着贫穷与饥恶的煎熬,他从不抱怨任何人,也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更多的牺牲和努力,面对生活的苦难艰辛,他往往更乐观于生活中的美,这就是他作品的艺术语言精髓所在。 米勒用最朴素直观的表达方式描绘一幅幅真实的场景,来再现他眼中劳动人民的美,可以说这与罗中立的《父亲》有异曲同工之妙。当你站在巨大的油画《父亲》面前,能够真实感受到老农“那牛羊般的慈善日光的注视,听到他沉重的喘息,青筋的暴跳,血液的奔流,嗅出他特有的烟叶味和汗腥味,感到他的皮肤的抖动,看到从细小的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以及干裂焦灼的嘴唇,仅剩下的一颗牙齿”……这些都是罗中立所看到的农民的美,他与米勒一样,在那个创作灵感迸发的时刻,只想为农民说一点什么,而不关乎他人的评价。这样才使他们的作品更贴近人民的内心,也就回归到了最初的艺术本性。如果不带有任何色彩重新审视《父亲》,我们都会肃然起敬,有谁不会为父亲的敦厚、善良、艰辛所感动?那明明就是我们的父亲,那个从故乡走来,带着一身疲惫和辛酸的慈祥老人。当他握住你的手,却是大爱无言。

80年代初，罗中立以一幅《父亲》震惊中国画坛，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地打动了无数中国人的心。

油画《父亲》带给观者的感动：

作品整体画面具有一种悲剧性的震撼力，激起了观者内心的共鸣，使之看到佝偻着身体在田野里劳作的自己的父亲，不用更多的语言便让观者有一种想哭的悲伤。

画面中，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沟壑般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透露这凄楚。迷茫又带有恳切的目光， 像是缅怀过去，又像是在期待未来。干裂的嘴唇似乎已被风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多少酸甜苦辣，犹如耕犁一般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粘合的粗瓷碗在喝水，淋漓的汗水从脸上细小的毛孔里渗出稀疏的胡须，虽然没有斑斓夺目的华丽色彩，也没有激越荡漾的宏大场景，但作者却将这一位饱经风霜的父亲刻画的严谨朴实，发人深省。

油画《父亲》的艺术特色：

古铜色的脸，车辙似的皱纹；犁耙似的手。。。作者以鲜明的艺术语言带给观者震撼心灵的力量，不用更多的语言便能随时嗅到浓重的乡土味道。罗丹说：“像在艺术领域的其他部门一样，诚挚是唯一的法则”。诚挚的作者创造了诚挚的父亲，赋予作品强大的生命力，不禁让人感叹艺术价值可以如此之高，如此之深刻。当我们凝视作品时，它的意义已不仅局限作品本身，而延伸至人类灵魂的象征。

《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相写实主义手法刻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画家笔下浓厚的色彩和西方现代艺术中超写实的手法巧妙的结合，采用了特写构图，精微而细腻的笔触，淋漓的汗水从脸上的毛孔中渗出。塑造了一副感情真挚、淳朴憨厚的父亲画面。背景运用土地原色呈现出的金黄，既加强了画面的空间感，又体现了《父亲》外在质朴美和内在的高尚之美。颂歌般的画面色彩十分庄重，生动感人，体现了对生活中的劳动者的憧憬和赞誉。

油画《父亲》诞生的时代背景：

1975 除夕之夜，重庆的某个角落，站着一个中年农民，他死死地盯着粪池，依靠在厕所墙壁上，嘴里叼着一支旱烟，身体已经冻得僵硬，四处的高低起落的灯光和人们的欢乐映射在他麻木呆滞的脸上，他经不起雪水的潮湿冰冷，冻得缩成一团，但是心中却还有所期盼，他期盼粪池快满，多赚几个工分，变成粮食和家人共享的其乐融融。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农民触动了从此路过的罗中立，他看到的不但是中年农民的痛苦和无助，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处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农民的孤独，十年浩劫后的中国农民还在默默无言承受着生活的辛酸苦痛。罗中立想替他们说点什么，于是便有了感动一代人的《父亲》。

在画家的笔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更是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不屈的脊梁。他并不是罗中立一个人的父亲，更是那一代人的父亲，是整个中华民族精神上的父亲。

罗中立 《父亲》 的成功，不仅是作品形象的成功，更是画家高超艺术手法的成功，带给人们巨大的心灵震撼。今天，当我们再次面对曾经打动过无数人的《父亲》时，一种咄咄逼人的沧桑感会油然而生。那张被疲劳所摧残脸，将是我们永远无法忘却的记忆，那是你我精神上共同的父亲，也是中华民族沧桑历史的见证。父亲点燃我们心中沉寂已久的热情。

罗中立，1948年出生，重庆市璧山县人，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艺术家，教育家，四川美术学院原院长 。

1984年晋升为副教授，同年赴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研修，1986年3月返校。1993年晋升为教授。现任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全国人大代表，享受国家政府津贴的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油画协会副主席，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主席、重庆市文联主席。1997年被评为文化部百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1998年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