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学研究的论文怎么写好

关于死刑存废的犯罪学思考论文前言死刑（Death Penalty）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又称生命刑。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Great Punishment）。死刑是凭借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的手段来惩罚犯罪并防卫社会的刑法手段。正因为死刑的严厉性和巨大的威慑作用，历史上各国统治者无不重视死刑的使用，把死刑作为对付危害其统治最严重的犯罪的重要手段。那时候，死刑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类在适用死刑的过程中，对其认识也不断深化。在死刑被人类适用几千年之后，人们开始对它的作用和存在提出质疑。1764年，意大利伟大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主张，死刑－－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简单的刑罚方法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运动风起云涌，许多国家在法律中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 。我国国内要求减少死刑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很多学者提出了许多值得深思的观点。对于死刑存废这个问题，几百年的争论虽然没有使这一问题形成定论，但争论使存废两派的支持者发挥得淋漓尽致，使我们有机会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冷静地看待这个问题：死刑到底应不应该废除？死刑的作用和局限性谁更大些？死刑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它们的依据又是什么？本文拟从犯罪学的角度分析上述问题，同时对我国的刑事立法中的死刑问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一、死刑的产生、发展及现状（一）死刑的产生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关于死刑的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揭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往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起初，复仇是无规则的、无限制的，因此造成家族、部族间无休止的残杀。为了避免此种结果，无限制复仇进化为同态复仇，即只允许被害人的家人向仇人复仇，并且报复的程度也须与侵害的程度相适应。后来的“杀人偿命”、“杀人者死”都是由此而来。此种说法最为流行，赞成者也最多。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 、“起源于原始社会的‘食人'习惯”、“来自于原始社会的'禁忌’” 等多种说法。但是追根溯源，死刑产生的根源，终究还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结果：从经济根源上看，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增多，出现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保护便成为必需，死刑的威慑力决定用其保护私人财产的有效性；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看，社会上出现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并出现了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需要死刑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统治地位，死刑就这样产生了。（二）死刑的发展死刑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上，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当一个国家社会安定、阶级矛盾缓和的时候，法律中规定的死刑相对较少，实际执行的死刑的数量也少，执行死刑的方法也会比较人道。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我国唐代贞观之治的时候，国家一片太平盛世，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只有几十人。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激化，法律中规定的死刑就会相对较多，执行死刑的方式会很残忍，甚至出现法外施刑的情况。死刑正是在无数次的起伏震荡中向前发展的，虽然有时会剧烈地反复，但是发展的总趋势是很明显的：从世界范围内看，各国死刑的数量不断减少，实际执行的数量大幅下降，执行死刑的方式也更加文明、人道。（三）死刑的现状目前世界各国对待死刑的政策不尽相同，也不可截然两分。死刑政策的多样性直接表现于各国死刑状况并不是单纯地废除死刑或保留死刑。事实上，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规定死刑。自1865年罗马尼亚率先废除死刑以来（1939年又恢复），明文规定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根据有关统计资料，目前世界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有近四十个。第二，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目前相对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十八个 。�第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例如：中非共和国自1870年以来一直未适用过死刑；爱尔兰自1954年以来未曾执行过死刑。目前，世界上实质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三十个 。第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的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有这种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呈明显的“限制渐强”的趋势。在世界人权运动和废除死刑理论的推动下，世界废除死刑和限制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从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世界死刑的总趋势已由广泛限制死刑向全面废除死刑发展。写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谈谈我国死刑的现状。1997年《刑法》修订后，死刑罪名有68个，与修订前的刑法和单行刑事法律中的74个死刑罪名相比，减少了6个死刑罪名，《刑法》分则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渎职罪以外，每一章都规定有死刑罪名 。《刑法》修订后，对死刑的适用条件作了一些限制。总体说来，我国的死刑制度属于上述第四种情况，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 ，在适应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二、世界范围内死刑存废观点综述死刑被人们不假思索地使用了几千年，但最终还是被启蒙主义者提出了质疑。启蒙主义者先要使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建筑在“理性”的基础上，即公正的基础上。这必然涉及死刑问题。自1764年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系统地论证了死刑的残酷性、非正义性和不必要性后，死刑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怀疑，死刑存废之争更是从未停止过。（一）废除死刑论的主要理由废除死刑论者主要提出了如下几点论点：1.人道主义者认为，天赋人权，人的生命只能自然结束不可以剥夺。处以死刑与杀人同样残忍，必须禁止。2.相对社会契约论者认为，订立契约的人们各自交出微小的权利（不包括人的生命权）组成了国家最高权利。由于人们的生命没有交给国家，因而国家无权剥夺其社会成员的生命。3.终身奴役刑在预防犯罪方面优于死刑。况且死刑对诸如激情杀人、政治犯罪、欲杀人后自杀者等无法形成其内心恐惧。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够的预防刑罚教育的威慑力。4.死刑错用，无法挽回。5.教育刑论者认为，刑罚教育的目的在于阻止有罪者再度危害社会并制止他人实施同样的行为，从而改造罪犯防卫社会。适用死刑与刑罚教育目的相悖。6.各国宪法中均规定保护人的生命权利、却又在子法中规定可以剥夺人的生命，违背宪法精神，应予废止。7.死刑能对公众产生恶的导向作用，助长其残酷心理，从而引发新的犯罪。死刑由来已久，犯罪未见减少便是证明。8.死刑无轻重差别，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9.对罪犯适用死刑既不利于解决犯罪造成的损害赔偿，也无助于解决被害人及罪犯家属的生活困难。（二）保留死刑论的主要观点保留死刑论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死刑存在的合理性：1.“杀人者偿命”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承袭的法律观念，至今仍为广大民众所认同，因此保留死刑符合公民的法律观念。2.“趋利避害”是人们衡量利弊得失时的本能反映和选择，因此，死刑对可能犯罪之人具有巨大的威慑作用。3.“绝对社会契约论者”认为，犯罪行为是犯罪者对其所参与订立的社会契约的公然违反，犯重罪而受到死刑处罚是其对社会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因而死刑是符合社会契约本意的。4.由于社会状况复杂，难免在一定时期出现穷凶极恶的犯罪，而死刑是对付特定恶性犯罪的必要手段。5.由于终身监禁或终身奴役刑存在浪费资财和罪犯脱逃再度危害社会两个弊端，因此不能以此代替死刑。6.在国民性情躁动的国家，尤其是文化落后尚未开化的国家，死刑对遏制犯罪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7.现代司法制度日臻完备，误用死刑可以避免。8.死刑条文大多同时规定选择性法定刑，法律尚有减轻处罚的规定，因而死刑适用是有伸缩性的。9.刑罚的教育作用只对那些虽犯有罪行却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义、有必要，对敢于面对死刑以身试法的凶恶之徒适用死刑，不违背刑罚的教育功能。10.“罪刑均衡”原理要求对罪犯所施刑罚必须足以平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仇恨，如果没有死刑，可能导致“私人司法”的出现。（三）我国学术界关于死刑存废的主要观点以上仅是死刑存废激烈争论的主要论点，双方都有自己有力的论点，但从总体上看，很难说哪一方在这场争论中略胜一筹。但从世界各国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看，似乎支持死刑废除论的国家更多一些。然而，这一潮流在我国似乎没有什么表现，我国在学术界对死刑的态度大致分为几派：一派主张顺应世界潮流，完全废除死刑，持这种观点的人是少数；另一派主张至少要维持现在的有死刑的罪名的数量，并可以考虑适应增加死刑的数量，持这种观点的人也是少数；第三种观点主张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减少刑法中规定的死刑的数量，限制死刑适用的范围，严格死刑的执行程序，这种观点在我国学术界处于主流地位。死刑到底是废是存？存与废的意义又是如何？这是下一部分要探讨的问题。三、死刑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一）死刑性质的再探讨死刑的起源在本文前一部分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现在，我们对死刑进行一下横向的比较研究，就会对死刑的性质有一个更加清楚的认识。以我国为例（外国也大致如此），刑罚最初是由身体刑和生命刑组成的，我国奴隶社会的“五刑”－－“墨、劓、蔒、宫、大辟”，其中前四个是身体刑，即肉刑，“大辟”属于生命刑。如果我们再研究一下当时死刑五花八门的执行方法，就会发现多数死刑的执行是在追求被执行人身体上的痛苦，造成同时附带达到让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主要目的还是让被执行人在身体上感到痛苦，被执行人死亡的结果就是次要的了。总之，我认为死刑还是一种身体刑，只是比其他狭义的身体刑多了一个死亡的结果。（二）死刑的局限性正如上文所分析，死刑的本质实为一种肉刑。因此，它和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是相悖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身体刑使用得越来越少，而且逐渐被财产刑、资格刑和自由刑所取代，死刑的执行方式也越来越文明。这一切渐渐掩盖了死刑属于身体刑的本质。这是大多数身体刑被人类废弃而死刑却得以保留的原因。然而，死刑毕竟是身体刑。仔细想来，无论死刑的执行方法如何文明化，死刑也是极端残酷的。这种残酷的刑罚，不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更不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越来越发达；相反，死刑的作为人类未开化时期继承下来的遗迹，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逐渐走向没落的 。死刑应该说是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但如果死刑被大量适用，会造成严重程度不同，甚至相差很大的犯罪都适用死刑，这必然造成罪与刑的不相适应。在人类历史上，曾经用不同的执行方法区分死刑中的轻重，这种做法早已被人道主义所否定，不可能再为使用，否则就是人类社会的倒退。至此，死刑有违罪刑相当原则已无法翻案了。有不少人认为，死刑是人民大众的意志，若民众认为是需判死刑的严重犯罪，那么，该犯罪一定性质恶劣、民愤极大、应判死刑，对这种犯罪判死刑就是符合民意。但人民大众的意愿往往带有很大的情绪性，容易受人误导，而且经常只关心个人的利益。人们多有被盗的经历，多数人就认为一个被抓到的惯窃犯应被判处死刑；如果被抓到的人不是一个惯窃犯，而是一个走私犯，人们因从走私犯的手中买到便宜的走私物品而获益，即使这个走私犯罪分子走私的数额再大，罪行再严重，人们也不会认为他应被判处死刑。举这个例子，我并不是指严重的走私犯罪应被判处死刑，也不是说严重的走私犯罪不应被判处死刑，只是为了说明，对某种严重犯罪是否应处死刑，民意是靠不住的。民意往往受到情绪和利益因素的影响。对死刑这个事关人命的问题，必须进行理性的思考。（三）死刑的存在价值死刑从其诞生以来，一直持续适用了几千年，虽然现在废除死刑和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保留死刑的国家适用死刑的数量也越来越少。但是死刑并没有迅速死亡，死刑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几十个国家还保留了死刑（2001年5月16日，美国将在对俄克拉荷马爆炸案的凶手蒂莫西·麦克维以注射毒液方式执行死刑，这是63年来美国联邦政府首次恢复对死刑犯执行死刑），有些国家（如菲律宾）在废除了死刑之后又恢复了死刑；有许多没有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如香港），人民要求对严重犯罪适用死刑的呼声还很高。死刑在现代文明社会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首先，死刑表明了国家和社会对某种犯罪的态度，当某人犯罪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国家和社会就会认为这个人已为整个社会所不容必须剥夺他（她）的生命，其他社会成员才能得到安宁。这种设想是完全合理的，愿望也是善良的，要求也是完全正当的。对最严重的犯罪适用死刑，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的责任。其次，死刑的威慑作用是其他刑罚方法不可比的。试想哪一种刑罚能比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更可惧。自古以来，人们把死刑列为诸刑种中最重的一种，是经过充分思考和反复讨论的。当时讨论的过程现在不得而知，但可以说，人们的价值选择是正确的。死刑对很多人来说是极为可怕的，每当想到犯罪后可能的结果是死亡，一个罪犯的行为总会有所顾忌。总有人引用某国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后严重犯罪并无明显增加来质疑死刑对犯罪的威慑力。这样的例子（有无考虑其他社会因素姑且不论），也只能证明死刑的威慑力是有限的，即便没有死刑，严重犯罪也是存在的。但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死刑的威慑力是相当巨大的。死刑的存在，使人们形成了诸如“杀人者死”的观念，以致死刑废除后，这种观念还能世代相传，这更加证明了死刑的作用。再次，死刑对被害人的抚慰作用是其他刑罚不可比拟的。严重犯罪的被害人，大多已经死亡。他们的家属如果看到杀死自己亲属的罪犯还活着，在监狱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说不定哪一天就能假释出狱，自然会感到心理不平衡。如此下去，必然导致民众对政府打击犯罪的努力失去信心，这必然导致“私刑”的泛滥，使一些本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犯罪人也被杀死。从这个层面讲，保留死刑，对大多数犯罪人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他们将可能得到公正的司法机关的审判，而不被愤怒的民众草率处死。四、保留死刑、兴利除弊（一）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死刑与犯罪的关系，最形象的比喻是抗菌素与细菌的关系。正如抗菌素可以杀死细菌，死刑可以剥夺某些犯罪人的生命，使他们失去犯罪能力，同时对其他犯罪人和社会上的不稳定分子产生震慑作用；又如细菌对抗菌素可能产生抗药性，死刑用多了，死刑的威慑力就会减弱，人们（尤其是犯罪人）会对死刑产生一种“麻木不仁”的态度。用更加科学的语言解释，需要引用一些心理学的知识：人们对外界的刺激必然产生反应。人们对刺激的反应会随着刺激的持续而不断减弱；一旦刺激停止，经过一段时间，再进行刺激，又会产生较强的反应。因此，适用死刑，并不是适用得越多越好，必须寻找适当的量和度，才能发挥出死刑的最佳效果。（二）发挥死刑效能的改革方向如上所述，死刑的存在在当今社会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为了发挥死刑的作用，克服其缺点，兴其利，除其弊，必须进行变革，以下仅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一些设想：第一，减少死刑的数量“减少死刑的数量”一语本身是有歧义的：是减少包含死刑的罪名的数量，还是减少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这里以上两种解释均要包括：既要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的数量，又要减少实际适用死刑的数量。而且，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有死刑的条文的数量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数量的减少。首先是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减少死刑总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减少，就应减少没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大部分经济犯罪不涉及暴力，不宜适用死刑 ，还有一些非暴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既不涉及暴力，又无直接被害人，完全可以不适用死刑。另外，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应作重大改革，应把很多犯罪中的杀人情节都按故意杀人来处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刑法中“死刑”二字的出现次数，更加明确了我国刑法中死刑适用的犯罪的种类。还有，对于一些司法实践中实际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取消死刑，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其次，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在这方面，其实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政策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国在适用死刑的政策上，一直都在“坚持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是一贯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的力度不同，但可以说，一直是发挥作用的。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明显错误的激情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往往都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可喜进展，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并得到提倡。第二，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有五种，由轻到重依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也只有20年，罪犯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释放；无期徒刑名义上是终身监禁，但罪犯服刑满10年就可能假释；接下来的死刑，有一个缓期二年执行，如果被死缓，一般都会减为无期徒刑，有的还会减为有期徒刑。这就造成死刑立即执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罚都望尘莫及的情况。从死刑到死缓以至下面的无期徒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真空，给准确量刑造成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得不适用死刑。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限制提高为25年或30年，对无期徒刑必须服刑满25年或30年才得假释，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能减为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死刑立即执行保持不变。这样以来，对严重犯罪量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严重犯罪的量刑也有了梯次，不必动辄就用死刑立即执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得到更多的表现。第三，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政治犯和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从而使死刑的适用对象受到严格限制。对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多说。对于政治犯是否适用死刑，我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时又实施、参加、组织、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杀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应单独立定罪，可以适用死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适用死刑，这也是国际通行作法。对于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我认为完全可以规定入我国刑法。对年迈者的特别照顾，我国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对年迈者不可刑讯。现在将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不适用死刑规定入《刑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实践中遇到已满70岁的人被指控犯罪的人就很少，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的法制又没有什么冲击。因此，规定此条应尽快列入日程。第四，完善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是我国死刑政策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本应在本文中加以研究。但由于所涉及的多为刑事诉讼法的内容，这里不做过多分析。五、创造条件，废除死刑上文已反复强调，死刑是残忍的，是和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不和谐的，死刑总是要消亡的。死刑的消亡不能不靠人，因为死刑是规定在法律中的，而法律又完全是人来制定的。但人们在废除死刑的问题上不能过于积极，如果一厢情愿，为了各种崇高的目的废除死刑，而不顾社会的实际情况，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无奈地恢复死刑，这方面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菲律宾在废除死刑十几年后又恢复了死刑。到底何时才能废除死刑，我们还是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寻找一些可能正确的答案：（一）社会整体形势稳定社会整体形势稳定，是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的。社会矛盾缓和，犯罪率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要废除死刑，必须具备这个条件。否则，人民会无法忍受大量犯罪的发生而政府却显得很无能。人对很多事情是有一定的忍耐力的，对犯罪也是一样。倘若犯罪发生率低，又距离自己较远，人们是不会非要要求政府对罪犯适用死刑的。这时，只要把犯罪的人关起来，不继续危害社会就足够了。（二）社会控制严密首先，不同国家，社会对人控制程度是不相同的。如果一个国家的社会控制严密，处处设防，犯罪几乎成为不可能，那还用死刑来干什么呢？人们即使想犯罪，也很难犯到要判死刑的严重程度，死刑自然就没有必要了。其次，对一个社会的各个成员来说，相同的刑罚对于每个人的作用是不同的。对于一个有名望的人如果因为犯罪被监禁几日，他的社会信誉全部完了，这比要了他的命还可怕；而对一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也许死刑对他也是无所谓的。人的素质提高了，一个人能清楚地认识自己行为的法律意义，他的行为就能被无形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了这些看不见的控制力量，无疑是刑罚的负担又减轻了，更少有要适用死刑的情形了。（三）刑罚的威慑力足够强一提到刑罚的威慑力，人们会立即想到刑罚的严厉性。诚然，刑罚越严厉，其威慑力就越大，这一点是不容质疑的。但是，如果只认为刑罚的威慑力来自刑罚的严厉性，则是片面的。笔者认为，刑罚的威慑力至少是由严厉性、及时性、必然性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犯罪到受到刑罚处罚的时间越短，刑罚的威慑力就越大。“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犯罪引起刑罚的必然性，也直接关系到刑罚的威慑力。“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然性，”试想如果所有罪犯能在犯罪后不久被抓获，并审判定罪，进而入狱服刑（这当然是难以实现的理想状态），有犯罪倾向的人看到的只是犯罪必然且立即带来的不利结果，对犯罪就望而怯步了，刑罚就没有必要那么严厉，死刑的必须程度就相应降低了。当然，这对犯罪的侦查、审判的要求就大大提高了，犯罪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破获且破案率要大大提高，才能实现在刑罚的严厉性下降、最终废除死刑的情况下，刑罚的威慑力不受影响。小结死刑虽然在打击犯罪、预防犯罪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它却有着其他刑罚所不具有的特殊作用。因此，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应坚持继续保留死刑，同时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死刑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在社会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一步一步废除死刑。如何写论文写下自己的想法是完善它的好方法。你可能发现自己的想法在纸上会变成一团糟。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当你越来越熟悉它的时候，就会很快了。如果你把它当作一种艺术，你就会在写作的过程中体会到无穷的乐趣。你也会遇到和其他作者一样的滞碍。这有很多原因，而且不一定能顺利解决。追求完美是一个原因。记住：写作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你发现所写的不是你开始想写的，写下粗稿，以后再修补。写粗稿可以理出自己的思想、渐渐进入状态。如果写不出全部内容，就写纲要，在容易写具体的内容时再补充。如果写不出来，就把想到的东西全部写出来，即使你觉得是垃圾。当你写出足够的内容，再编辑它们，转化成有意义的东西。另一个原因是想把所有的东西都有序的写出来(in order)。你可能要从正文写起，最后在你知道你写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再写简介。写作是很痛苦的事情，有时候一天只能写上一页。追求完美也可能导致对已经完美的文章无休止的修改润饰。这不过是浪费时间罢了。把写作当作和人说话就行了。写信也是练习的好方法。大多的文章也会因为风格很想给朋友的信件而易读(can be improved)。写日记也是很好的锻炼。这两种方法还有其他的好处。无休止的修改格式而不是内容也是常犯的错误。要避免这种情况。LaTex（附：CTex）是一个很好的工具，但是它自己有很多自定义的宏定义

， Ulrich： Die Todesstrafe – ein unmenschlicher Atavismus. In： Klug， Ulrich ， Rechtsphilosophie， Menschenrechte， Strafrecht. Aufs??tze und Vortr??ge aus den Jahren 1981 bis 1993. 1. Aufl.，1994. .全理其：《法学研究》1999年第18卷第5期，第81页。20.一种不受目的构想所约束的正义诫命要求的纯粹的道义责任。21.尽管在制度上不可能，但是假如让作出死刑判决的刑事法官来执行罪犯的死刑，不知道会对刑事法官对死刑的选择有何种影响？刑事法官会不会成为血腥恐怖的法官？， Lehrbuch des Strafrechts. Allgemeiner Teil， . 1996， .第一次变化是从死刑－肉体刑/无期向有期徒刑的转移[结束于19世纪末]，与寻找人的尊严有关；第二次变化是从自由刑向控制－罚金刑的转移[结束于20世纪中叶]， 与制裁的经济性有关。24. 关于反对死刑的理性理由，也可参考 Bockelmann， Paul： Die rationalen Gründe gegen die Todesstrafe. In ： Maurach， R. （Hrsg.）。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1. Aufl.， 1962. Bockelmann 的著名论断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的理性理由是死刑的存在没有理性的理由。S. 139. 对死刑基本问题的回答也可参考 R. Maurach， E. Schmidt， W. Preiser， . Jescheck， A. Portmann， E. Kretschmer， A. Huth， E. Müller-Meiningen jr.， A. Süsterhenn， P. Bockelmann， W. Künneth， K. L??with （Zw??lf Antworten） 十二个回答者的一本书： Die Frage der Todesstrafe. .， ， Gesetzliches Unrecht und übergesetzliches Recht， in： SJZ， 1946， . Albrecht， .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from a European Perspective. In： EU-China Human Rights Dialogue.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EU-China Legal Expert Seminar held in Beijing on 19 and 20 October 1998.公民个人对这种威胁程度的知悉权只能通过公布真实的死刑判处和执行统计数据信息予以保障；任何民主国家都不得把该信息列为司法秘密。如果死刑判处和执行的统计数据不予公布或公布不实，有权公布的机关就会违反《刑事诉讼法》上死刑判处和执行应当公布（不仅仅是个案公布，关键是统计公布）的刑事诉讼法义务。， Teil，.，2003，§ 3 Rn . 如果的刑法规范违反的刑法规范，在刑法学理上看来，前者应当是无效的，就得通过立法予以解决；但是在立法解决以前，针对已经确定的案件事实，法官如果在寻找要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规范的有效性（该规范是“罪行极其严重”的规范）而恣意适用之，就会出现适用法律错误或失当的问题，从而动摇判决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另外， “罪行极其严重‘’ 存在严重的不明确性， 它是指所有的犯罪类型中最严重程度的类型呢？ 还是指每一犯罪类型中具体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呢？ 或者是最严重的类型中的最严重的具体犯罪行为？（schwerste Verbrechen oder Tatschwere？）29.通过对资深刑事辩护律师的访谈分析， Albrecht， Hans-J??rg教授认为当前死刑案件辩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第一，律师将辩护过多集中于犯罪客观方面，主观因素重视程度不足，而实践中客观方面有时难以辩护；第二，法官判决缺乏一些规范性指导，说理不够，自由裁量权有时过大；第三，最好的辩护须建立在被告人与律师彼此的信任，这在中国有待加强；第四，律师辩护活动不应过多集中在审判阶段，其他阶段均应有律师参与；第五，律师获得的关于被告人的信息和资料十分有限；第六，律师辩护有时很难影响法院定罪量刑；第七，律师应运用各种辩护策略，如怀孕、不到18周岁等法定减轻情节等；第八，律师应采取积极和消极的辩护技巧和方法。这八个问题是Albrecht教授在指导 “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 的实证研究项目的最近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30. Weigend，Thomas： Unverzichtbares im Strafverfahrensrecht， ZStW 113 [2001]， .只要认为侦查程序澄清事实之后，有必要进行法庭审理，原则上应该坚持：仅仅是法庭审理所得对于判决才是重要的；而且只有所有的诉讼参与人同意，才能允许侦查程序的结果在法院的判决（Entscheidungsfindung）中直接予以采纳。直接把侦查程序的结果作为判决的基础是很危险的。31. 《刑事诉讼法》早就规定了死刑复核权在最高人民法院，到目前为止，只能是尽快结束这种复核现实的违法状态。32. 要制定具体明确而统一公开的核准与不核准的标准，使得辩护律师有机会和根据进行充分有效的辩护。当然，学术界主张废除死刑的专家学者只能为该指导标准提供不核准的苛刻标准，如果提供核准的标准或者充当核准程序的法官，势必会违背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学术信念，从而危及自己的学术信誉。33. 历史上有过赦免的先例，宪法上也有国家元首的赦免权规定，但是在实体和程序法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摘要]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本文试结合心理学、社会学的有关知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 原因分析 心理学分析 社会学分析 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2001年“四五”普法启动时,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以了解社会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关注情况。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列出的10个法律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从这项调查看，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1]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和特点（一）从犯罪主体来说，未成年人犯罪日益向低龄化方向发展。由于发育年龄提前和频繁接受不良文化影响等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初始年龄比20世纪70年代提前了2至3岁。近年来，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杀人、强奸、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行为日益增多。[2] （二）从犯罪手段来说未成年人罪犯作案的手段呈现凶残化和智能化。所谓凶残化是指未成年人在作案时，不计后果、残无人道，在犯罪过程中，对被害人没有丝毫同情怜悯之心，有的残害被害人肢体，有的为消灭证据而灭口。所谓智能化，一是指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工具越来越先进。例如在通讯工具上使用手机、对讲机等，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车甚至小轿车。二是实施高科技犯罪未成年人越来越多的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进行犯罪，例如网络犯罪等。三是未成年人反侦察能力不断增强，实施犯罪之前精心部署，作案后伪造现场，毁灭、转移证据。（三）从犯罪类型来说，暴力犯罪、财产犯罪和性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并且暴力犯罪日益突出，不断向着严重化达到方向发展。根据公安部相关统计数字，1997年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类型比例如下：抢劫占；抢夺占23%；盗窃占；强奸占。[3]（四）从犯罪的组织形式来说，团伙犯罪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中已有70%是团伙犯罪。[4]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够的体力、智力、胆量和经验，单独作案往往难以成功，结成团伙可以互相壮胆，减少作案阻力，使犯罪易于得逞。当前，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团伙拥有严密的组织系统、作案纪律和防侦破措施，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的雏形。这种团伙如果被不法人员掌握和控制或随着团伙骨干成员年龄的增长，将会演化为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的专业化犯罪集团，对社会危害性具有倍乘效应。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分析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下面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的分析。（一）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心理学分析一切犯罪行为都是在一定的心理支配下进行的。未成年人虽然心理尚未成熟，但他们的犯罪行为也是受心理支配的。为什么未成年人犯罪具有显著区别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这是与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在这一特定年龄阶段下所固有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分不开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未成年时期的年龄特点所形成的矛盾也是贯穿未成年人成长的全过程的，虽然这些矛盾与未成年人犯罪行为的产生并无必然的联系，但是如果这些矛盾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很可能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动因。1.未成年人身心矛盾（1）精力过剩与调节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生理机能迅速发育，使他们的活动量增大，日常学习生活之余仍有大量过剩的精力和体力，但是由于他们心理水平的提高相对缓慢，缺乏足够的调节和控制过剩精力的能力。因此，过剩的精力常常用之不当，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下，往往将过剩的精力用于抢劫、强奸等暴力性的犯罪活动中。（2）兴奋性高和控制力低的矛盾由于未成年人腺体的发育，内分泌非常旺盛，大脑常常处于兴奋的状态，导致他们的情绪兴奋性高容易冲动，但是由于他们的大脑皮质尚未成熟，自我控制能力欠缺，容易出现冲动性和情景性犯罪。（3）性机能发育成熟和道德观念缺乏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性机能逐渐发育成熟，从而产生强烈的性意识，有接触异性的需求，有了性的欲望和冲动。然而，他们又缺乏组建家庭和负担家庭的法律道德责任和经济能力，从而产生了生物性和社会性的矛盾。如果，这一时期的未成年人不能正确处理好这对矛盾，那么就不可能正确对待两性关系，就有可能放纵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不加约束控制，从而强化这对矛盾，导致性方面的违法犯罪。例如，有的未成年人在色情、淫秽制品的刺激下，为了发泄生理冲动，不惜实施强奸、轮奸等性犯罪；或者为了嫖娼而不惜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2.未成年人个性心理结构内部的矛盾（1）孤独感和强烈的交往需要的矛盾现在，未成年人的生理成熟年龄普遍提前, 生理上的突飞猛进，尤其是性器官的发育成熟，使他们的性意识、性冲动，性体验等接踵而至，这给他们带来了种种困惑或疑虑，产生各种神秘不安的复杂心理。与此同时，他们的心理成熟却明显滞后。他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来为因生理成熟产生的种种困惑解难释疑，无法合理地为自己减轻心理的重负。随着他们年龄的增长，成人感逐渐增强，对于内心的困惑和疑虑不愿轻易向他们吐露，于是表现出明显的心理闭锁。未成年人处于这种自我封闭之中在心理上与成年人产生隔阂，不愿相互交流思想、感情，因而产生孤独感。但是这种孤独感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的，他们渴望被人理解，希望与人交往，希望在人际交往中有一定的地位，希望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拨萃，以维护自尊。因而人际交往的需要较为强烈，这种在心理上既感到孤独，又渴望交往的矛盾，可能使青少年陷于苦恼的境地。他们不愿与父母老师沟通，却希望与同龄伙伴拉帮结伙，有的甚至离家出走，出外寻找“友谊”。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少，认知狭窄、片面，分不清是非美丑，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中，容易被人引诱，上当，稀里糊涂地就加入犯罪团伙，不知不觉地就走上犯罪道路。（2）好奇心强和辨别是非能力低的矛盾未成年人对一切感到新奇，对自己不了解的现象，不理解的问题都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由于他们社会经验不足，认识能力尚未发展成熟，对许多社会现象和科学的准则还没有自己定型的见解和观点，容易受暗示而模仿，自觉不自觉地受一些不良因素地影响，看问题时以偏概全、固执己见，自己认为正确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知识就不加考虑的片面接受，以致受到不良的社会风气和一些宣扬暴力、色情的不良亚文化的影响而走上犯罪道路。（3）独立性和依赖性的矛盾随着成人感的产生和增强，未成年人对自己估计过高强烈要求独立自主，想从心理上改变过去依赖成年人和受人监护的状态，即取得与成年人相同的地位，离开父母的管束，完全独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且社会生活经验欠缺，不能适应错综复杂的社会，因此未成年人在生活上还要依赖于父母，在社会上还要依赖成年人。这种在心理上想独立，而实际生活中又不得不依赖父母的矛盾可能激发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冲突，加大代沟的裂痕。在现实社会中，有的因对父母的严格管束十分不满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和报复心理，进而实施家庭暴力，甚至出现了弑亲现象。（4）强烈的情绪冲动和理智控制较弱的矛盾未成年时期，情绪的兴奋性高，情绪的波动性大，具有极大的冲动性，既表现为热情活泼，又易急躁，激动，好感情用事。有时，当个人需要受到限制而不能得到满足时，就会产生挫折感，进而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这时理智的控制能力却显得无能为力，为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计后果采取简单粗暴的方法向有关当事人或无辜群众实施攻击行为，进行报复。（5）自我意识的矛盾自我意识是指个体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心理特点和正在发生进行的全部心理活动的认识，以及自己与外界事物相互联系的认识。未成年人由于独立性意向的发展，开始将对外界及外界事物与自己的关系的关注转变为对自己心理活动的关注。这样自己既是观察者，同时又是被自己观察的被观察者，自我意识被分成两个处于不同地位的部分：前者为理想的自我；后者为现实的自我。一般来说，现实的自我总是落后于理想的自我这样一来，二者的不一致便产生了自我意识的矛盾.未成年人自我意识的矛盾通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过高的自我评价，另一种则是过低的自我评价。过高或过低的自我评价往往导致个体自我意识确立过程中的过分自负或过分自卑这两大心理缺陷。①过低的自我评价。处于这种意识状态的未成年人，在把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进行比较时，对理想的自我期望较高，又无法达到，对现实的自我不满意，又无法改进。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个特征就是自我排斥。由于在成长过程中，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距离过大所导致的自我矛盾冲突，他们往往会产生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我的心理倾向。这类未成年人往往降低人的社会需求水平，对自我过分怀疑，压抑自我的积极性，并可能引发严重的挫折感和内心冲突。他们的心理体验常伴随较多的自卑感、盲目性、自信心丧失和情绪消沉、意志薄弱、孤僻、抑郁等现象，尤其是面对新的环境、挫折和重大生活事件时，常常会产生过激行为，酿成悲剧。近几年来发生的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中相当一部分就是由此类心理问题所导致的。 ②过高的自我评价。这是一种与过低的自我评价相对立的自我意识状态。在这种自我概念的支配下，个体往往扩大现实的自我，形成错误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自我，并认为理想的自我可以轻易实现。这种类型的未成年人往往盲目乐观，以我为中心、自以为是，不易被周围环境和他人所接受与认可，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和不满。因此极易遭受失败和内心冲突，产生严重的挫折感，导致苦闷、自卑、自我放弃。有时会引发过激行为和反社会行为。 （二）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社会学分析未成年时期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人生阶段。因此，未成年人的身心特征本身并不是决定犯罪发生的必然原因。但是，由于这一特定年龄阶段身心发展的不成熟性、不稳定性，使得他们极易在社会化过程中接受错误、消极的影响，进而产生形成犯罪心理、实施犯罪行为的可能性。未成年人的犯罪心理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不完全社会化或者错误社会化的过程，这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未成年人的社会化主要是在家庭、学校等直接生活的微观社会环境中实现的。1.家庭的不良影响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是未成年人一生中经历的第一个场所，是他们社会化过程的起点。在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家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良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原发性的影响。（1）家庭结构有缺陷家庭的残缺，是未成年人犯罪的“催化剂”。夫妻关系是家庭存在的基础，当夫妻双方感情破裂，或者因为离婚、死亡、服刑以及其他原因失去了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时，致使家庭结构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在这种家庭中，尤其是失去丈夫的家庭，家庭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教育子女的责任就落到了妻子一方，再加上家务劳动的压力、时间、精力等的限制，疏于管理和教育，极易导致未成年人放任自流，误入歧途。另外，由于家庭结构不完整，导致家庭成员间的情感交流失衡，人际关系冷漠，未成年人很容易形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和反叛心理。他们在家里得不到爱和精神生活的满足，往往会向外寻求精神支持和寄托。这样，由于他们心理尚未成熟，社会经验不足，在不良环境的影响和坏人的教唆、引诱下，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2）家庭教养方式不当 家庭的教养方式直接关系到教育的成败。一些家长没有遵循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征和成长规律，造成教养方式不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很直接的、很重要的原因。据广东省少管所反映，在该所服刑的少年犯中有80%和家庭教养方式不当有关。[5]家庭教养方式不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娇宠、溺爱现在的家庭独生子女率在逐年升高，就是因为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家长往往对子女采取的是一种百依百顺、即使子女犯了错误也对其包庇的态度，使孩子从小养成了自私任性、好逸恶劳、骄横霸道、自我中心的不良性格和行为习惯。这种未成年人进入社会后，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和需要不能在正常的范围内得到满足时，很可能不顾社会道德、法律规范，从而发生违法犯罪行为。②简单粗暴与溺爱正相反，有些家长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些家长发现孩子犯了错误后，无视子女正常的自尊和独立的人格，对他们动辄打骂。一方面，家长的举动给子女提供了学习模仿的榜样，很容易使他们形成残忍、粗暴、好斗的性格，形成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的观念。另一方面，引发、强化了子女的逆反心理，造成子女和父母感情破裂，形成情绪对立、互不信任的局面。他们在心理上视父母为敌，离家出走，流落到社会去找小兄弟取得“同情”、“温暖”，有的在别有用心的教唆犯的引诱、威胁下，堕落成罪犯。③放任自流父母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对子女的一切行为举止采取不加干涉的态度，放任自流。在这种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极易形成冷酷的、自傲、自狂、目空一切、自以为事、玩世不恭的不良性格。他们在父母的放任下过早的走向社会，由于缺乏父母的指导和监督，并且自身认知水平不高，缺乏正确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在社会上各种不良因素的诱导和影响下，很容易形成犯罪心理，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④期望过高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长对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爱，同时也对子女的学习成绩提出更高的要求，而子女尽最大的努力也难以达到，这时孩子就产生极大的心理压力，甚至焦虑不安，产生了逃避和逆反心理。当这些压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时，在逃避和逆反心理的支配下很可能会离家出走，以至误入歧途；有的甚至做出弑亲等过激行为。⑤缺乏情感沟通有的父母整天忙于工作或生意或只注重对子女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忽视了与子女的主动沟通，再加上未成年人心理上闭锁性，造成子女和父母缺少情感沟通，子女心理上的迷惘和疑惑得不到父母的及时指点，内心的欲望和需求得不到满足，现实的心理无以宣泄，心理上得不到慰藉，久而久之，心理问题积重难返，进而形成抑郁、敏感多疑、易怒、冷漠、孤僻、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等心理障碍和人格缺陷，由于他们自我控制能力不足，在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下，很容易实施暴力犯罪。（3）父母行为不良家庭中的社会化很多都是在无形中进行的，父母的言谈举止、态度等对未成年人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未成年人好奇心强，可塑性大，善于模仿，但其分辨是非、控制自己意志的能力较弱。所以父母有赌博、酗酒、盗窃、卖淫、嫖娼等不良行为，都会给子女以暗示的影响，并使他们模仿大人的不良行为行事，在其心灵中孕育下违法犯罪的种子。（4）家庭气氛不和睦“家庭气氛可以成为未成年人违法和犯罪的直接原因，和睦、不和睦或冲突的家庭气氛，与违法行为率关系甚大。不和睦的家庭比和睦的家庭，其子女违法行为者明显增多。”[6]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夫妻之间经常充斥着吵骂、指责、揭短、厮打，弥漫着一种冲突或不和谐的气氛，会给子女带来极大的挫折感和不安全感，长此下去会造成性格内向、孤僻自卑等人格障碍。有些子女为逃避这种不和睦的家庭气氛，极易离家出走，流落街头，一旦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5）家庭过于贫困由于父母的工作压力较大或者父母双方都下岗，家庭条件过于贫困，容易使孩子在同龄人中产生自卑感，很容易形成孤僻、内向的性格和敌视社会的心理，为了满足自己从家庭中无法得到的物质欲望，往往铤而走险。家庭居住的环境和周边条件不良，周边人员的职业道德素质、治安管理、文明程度等都是影响孩子成长的因素，孩子容易受周围不良青年的影响，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2.学校教育的缺失学校也是未成年人社会化的重要场所。良好的学校教育，可以对家庭教育的不良影响起到弥补和矫正的作用，帮助未成年人抵制和消除不良社会因素的影响。但是，学校教育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的缺陷和失误，不利于未成年人的社会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1）忽视思想品德教育由于在教育观念上片面强调智育的重要性，学校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对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和培养，即使有这方面的教育也往往是方法简单、陈旧或是流于形式，而且内容空洞、脱离实际，对学生缺乏吸引力，再加上在教师队伍中，确实有一些素质差，职业道德低下的人。一种是课堂上可以讲些大道理、道貌岸然，一离开课堂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这样就更加削弱了教育的权威性，甚至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这样就很容易使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排斥主流文化，而对不良亚文化产生认同，进而在不良亚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形成不良亚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经过相互感染和认同，最后堕落为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再一类是在一些学校中，成绩好的是好学生，成绩差的就是坏学生，并以此为依据，人为的把学生分成重点班和非重点班，使得学生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挫伤，失去了进取心和自信心，造成了一些学生的厌学、辍学，流失到社会上形成不良群体，无所事事，在坏人的教唆下，很容易堕落为犯罪团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另外，未成年人在心理发育和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缺乏应有的道德引导和培养，很不利于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对社会上的各种消极因素的“免疫力”极低，在外界诱因的作用下，极易产生犯罪心理，走上违法犯罪道路。（2）法制教育效果不佳目前，学校法制教育落后，效果不佳，造成学生法制观念淡薄也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法制教育课老师基本上是非法律专业毕业生，而且多数由政治老师兼任，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解释法律知识准确程度不高的问题，上课也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让学生死记硬背。另外，法制教育也只是停留在法律知识的传授上，不能使学生形成与法律规范的要求相适应的价值观，不能使法律规范的要求内化为学生自己的需要和行为，不能使学生用法律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形成守法的行为习惯，没有收到预防犯罪的效果，反而让一部分学生由于了解法律规定而钻法律的空子，心怀侥幸，而走上犯罪道路。（3）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滞后目前，学校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仍是空白。而未成年人的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学校期间度过的，未成年人进入青春期后在生理上和心理上开始对性有所感知，性意识处于从萌芽到日渐明确和成熟的阶段，他们对性的理解具有模糊性，但是由于获得正确性知识和性教育的渠道不畅通，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指导，使得他们在性知识上表现为愚昧无知，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们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了色情网站及淫秽音像制品等。由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成熟不同步，以及道德法制观念的淡薄，在外界的刺激下，加上他们自我控制能力不强，往往会出现越轨行为。未成年时期面临着心理矛盾冲突的急剧发展和紧张繁重的学习负担及家长望子成龙所造成的巨大压力，这使得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产生了各种心理困惑、心理失衡甚至心理疾病。但是，由于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忽视心理健康教育 ，没有开设专门的心理课程，只是将心理教育的内容纳入思想品德教育中，这使得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解答和引导而更加严重。当他们不能承受时，很可能走向极端，通过暴力等方式宣泄出来，造成暴力、强奸等犯罪。3.同龄群体不良交往的影响马克思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7] 同龄人的相互交往在未成年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少数未成年人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并恶性发展，是与其未成年同龄群体的不良交往息息相关的。团伙犯罪一直在未成年人犯罪中占有很高的比例。不良交往往往是未成年人走上团伙犯罪道路的起点。一些被家庭和学校排斥和抛弃的不良少年，在不良亚文化的吸引和感召下，由于相同的感受聚集起来，通过不健康的娱乐、游荡、交谈等方式形成不良交往的亚文化群体。法国犯罪学家塔尔德（Gabriel Tarade）在其专著《模仿规律》（Laws of Imitation）中指出：“模仿的程度，和人与人的距离成正比。关系密切的人，越彼此模仿，即发生模仿的可能性和模仿的强度越大。”[8]他们通过密切的接触、相互观察和模仿，使得原有的错误的社会意识、不良的个性品质和行为习惯得到强化。美国“犯罪学之父”萨瑟兰（Sutherlabd）认为：“犯罪是在交往过程中，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习得的。对犯罪行为学习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亲密的群体中。这种群体的主要成员是犯罪人所熟悉的伙伴、朋友等。犯罪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犯罪的技术；二是犯罪动机、驱动力、合理化和态度等特定方向。”[9]这样，他们经过犯罪的学习，初步具备了实施犯罪的条件，通过违法尝试，加速下滑，沦落为犯罪团伙。未成年人犯罪团伙，以其独特的行为方式，如暴力、抢劫等与社会对抗，社会危害性极大。4.文化市场的失控由于文化市场的失控，不良文化泛滥已经成为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各种充斥着暴力、色情淫秽内容的音像制品及网络游戏等等未成年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腐蚀作用。美国学者班杜拉（Bandura）认为：“电影、电视常常生动地描绘暴力的画面，并且剧中的暴力被说成一种可以接受的行为，它甚至反映了一种英雄气概，那些娴于暴力的英雄从未因此而受到法律或社会的制裁。由此，人们将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暴力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用于处理日常事务或人际关系。”[10]未成年人处于求知和学习的人生阶段，其主要的行为方式和行为的习得方式就是模仿。这样，媒体上大量的暴力渲染成为他们模仿的对象。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一部分未成年人在性格上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并且残忍、好斗。遇事，头脑简单，很容易把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导致暴力犯罪。另外，一部分影视、纪实作品为吸引观众，对黑社会性质、恶势力团伙犯罪信息进行大量报道，对犯罪动机、作案过程进行过分详细的描述。这给一些善于模仿的有劣迹的未成年人提供了模仿、学习的条件，他们不仅学会了作案手段，还学会了反侦察，反审讯的伎俩，成为了犯罪的“高手”、“专家”。未成年人性器官开始发育、性机能逐步成熟，生理结构的明显变化引发了心理上的变化，好奇心增强，对自身的生理变化有着强烈的神秘感和好奇心 ，特别是对于与生理变化有关的信息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媒体中的色情内容，正切合了未成年人的这些特征，满足了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一些未成年人，由于自我控制能力差，抵挡不住诱惑，抑制不住生理和心理躁动，便产生尝试的念头，很可能诱发强奸等性犯罪的发生。另外，沉溺于上网也是诱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原因。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海淀检察院近期对海淀看守所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调查发现：73名有上网经历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中，39人承认自己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因上网引起或与上网有关，占。[11] 网络中通过互发电子邮件或聊天、在线游戏等手段进行交往，可以向对方隐瞒真实身份、年龄甚至性别等特征。由于网络本身的这种隐蔽性，上网便成了很多处于心理闭锁期的未成年人缓解内心紧张、释放内心积郁的理想选择。网络游戏、网络聊天过程中，虚拟的人物可以不受法律和道德的规范，未成年人的心理随意性被无限放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往往难以协调，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及时、正确的纠正和引导，就有可能导致未成年人为了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择手段地侵犯他人的利益。有些未成年人长期痴迷于网络，由于他们没有经济来源，为了支付高昂的上网费用，很可能实施抢劫、盗窃等财产性犯罪。注释：[1]：中央政法委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领导小组，《预防闲散未成年人犯罪研究报告》（R），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第6页。[2]：王秉中主编，《罪犯教育学》（M），群众出版社，北京，2003年出版，第218页。[3]：王大伟， 《中小学生被害人研究——带犯罪发展论》（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北京，2004年版，第128页。[4]：同[1]，第5页。[5]：[6]：（日）森武夫，《犯罪心理学》（M），知识出版社，北京，1982年出版，第85页。[7]：《马克思恩格思全集》，第3卷，第515页。[8]：周国平，《犯罪学新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厦门，2004年出版，第110页。[9]：杨焕宁，《犯罪发生机理研究》（M），法律出版社，北京，2001年出版，第63 页。[10]：张小虎，《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探析》（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2002年出版，第105页。[11]：

（3）对死刑问题的民意测验的研究，不能为死刑的存废提供理性的标准。民意选择的前提是对要票决问题的可靠而真实的知识的掌握是充分的，信息充分而对称，并且公民个人表达自己的选择有充分的自主性。根据经验，目前的实证检测结论波动性（不确定性）很大。这一方面是由于民意选择的前提很难满足，另一方面是媒体和“专家”对公共舆论巨大的塑造力。比如，严重的谋杀和恐怖袭击犯罪发生后，支持死刑的数量就上升；出现了无辜者已被处决后才发现了真凶的司法错误，废除死刑的又成为大多数。（4）支持者通常认为，尤其对于谋杀行为的“报应”和行为人对其行为的“赎罪”，死刑是必要的。行为人的死对于他的犯罪的“赎罪”是必要的，这样的论断是不理性的。心理学分析表明，作为刑罚目的称谓的“赎罪”概念和报应思想一样，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报复要求，是一种日益严峻的、在下意识中确定的、与人的原始的恐惧相关的返祖现象[18] .更为重要的是，“赎罪”概念不能为有精确的法律审查可能性的量刑提供一个明确的界限和尺度。刑罚要求通过制裁达到社会和罪犯的和解，处决和解的一方是最终排除了和解，违背和谐社会的构想。“报应”思想和“赎罪”概念下的死刑不符合刑罚的本质和意义，它不仅不能实现刑罚的目的和任务，而且本身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危险。（5）枉杀无辜的司法错误的不可挽回性，对于死刑的存在是致命性的。这个方面，自由刑和罚金刑明显有别于死刑，如果判决或执行错误，可以通过金钱上的损害赔偿和补偿，至少可以部分平复冤屈。刑罚合法性的首要前提是其对于维护法秩序的必要性，在刑罚体系中已经存在的终身自由刑（尽管终身监禁刑也有它自身的问题）完全可以更好的对死刑进行功能替代，既然存在替代必要和可能，死刑制度在刑事政策上就是因不必要而多余的（从现实上看来，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总体上至少不差于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6）只要判决不是由神而是由人作出的，错误就从来不可避免。即使在诉讼上禁止把死刑判决建立在间接证据的基础之上，也仍然不可避免错杀无辜的悲哀。因为由人操纵的严密的逻辑调查和包摄归责使得任何证据方法最终都是间接的证明工具。同时，法治国的刑事诉讼程序的前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它只能在不同诉讼基本原则的相互制约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因而禁止不惜一切代价的探求真实原则，对于真实的发现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能没有的制度障碍。坦白同样只是一个间接证据。如果把坦白或者刑讯下的口供轻率地直接用于死刑的判决上，那么这等判决的执行很可能就是不可挽回的司法谋杀。尽管不时出现这些即使平反昭雪也与事无补（因为事的当事一方已经不存在了）的司法错误，支持死刑的人，仍然奉行非人性的准则：宁可错杀，不可漏网。（7）死刑的存在，在国内司法和国际司法合作上会出现违反正常的司法和诉讼逻辑的现象。比如，有些国家的财产犯罪以数额量定死刑，这样就出现了犯罪行为人和无辜者分担数额而免于死刑的冒名顶替刑罚犯罪（如果有亲属关系可免于刑罚）；在国际司法合作中，由于有些国家有死刑，有些国家没有死刑，有死刑并有管辖权的国家与没有死刑但犯罪嫌疑人在其境内的国家，就产生了犯罪嫌疑人是否可以引渡的问题。因为根据《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法（IRG）》第8条，犯罪人不得被引渡给对其有死刑威胁的国家，但要求引渡的国家保证（或承诺）在此等情况下不科处死刑或者至少不执行死刑的除外。在一般的刑事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总是想证明自己所犯的罪行性质较轻，辩护人也多作无罪或者罪轻的辩护。但在无死刑国家的犯罪嫌疑人的引渡中，犯罪嫌疑人为了免于死刑而竭力主张自己犯有可判死刑的重罪，而作为追诉方的有死刑国家为了实现管辖权却提供证明说明其不过犯有应判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的罪。这与一般的刑事案件的辩护正好相反[19] .（8）死刑可能成为国家和社会转嫁责任的经济方法。死刑犯的处决完全可能用于通过个体承担全责[20] 的“替罪羊”而舒缓和消解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弊端所造成的压力。这实质上会导致掩盖和回避了问题、推诿和转嫁了责任、削弱并动摇了对其他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动力和基础。把死刑奉为解决所有突出问题的万灵药在刑法上的表现是，死刑规定在短时期内任意而急剧的膨胀以及死刑的大量判处和执行。（9）刑事法官剥夺他人的生命权利的裁量权力本身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一方面，通过法官刑罚的裁量给犯罪行为人的浴火重生创造机会是量刑的再社会化原则的要求，死刑裁量权有违对于刑事法官在人道、理性和现实的刑事政策[21] 上的目的定位；另一方面，如果把科处死刑的先决条件限于：排除科处时的任意并不得适用死刑于适用它就过分严厉的情况，都会存在危及法官的裁量权合法性的危险。因为为防止任意而排除自由裁量（比如绝对刑），会出现不像立法者认为的那么严重的情况同样会遭遇死刑；赋予法官自由裁量（相对刑），就会存在差别对待的适用危险[22] .基于死刑这种刑种的特殊性， 如果这果真成为死刑科处的先决条件，那其实是在本质上否定了法官的死刑裁量权。（10）人道、人权和人的尊严的价值不容许死刑在世界所有的法律制度中有容身之地。应该高度重视的是，在非法治国的国度里，死刑因其不可挽回的效应而作为权力斗争的有力武器，极有可能用来清除政治上或者宗教信仰上的异己或异端。另外，存在没有生存价值的生命的非人性偏见，与1966年《联合国人权公约》序言表达的“承认人类社会所有成员深植于内的尊严”的观点、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和第2款表达的观点是格格不入的。这主要是因为从近代以来制裁模式和刑制重心的两次重大变化[23] 来看，死刑的问题和人们对人的尊严的深入省思与理解有重要的关联。不是不可放弃的死刑[24]不是刑罚，但是它确实存在于实在法中。当实在法和公理支持的正义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时，“拉德布鲁赫公式 （Radbruch‘sche Formel）”[25] 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实在法作为“不正确的法（unrichtiges Recht）”必须让步。也就是说，《刑法典》必须修改，死刑必须废除。三、怎样执行“死刑之死”？反对国家对个人的死刑威胁[26] ，尤其在那些刑法学的犯罪论上把所有公民假定为“犯罪主体”的国家，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具有向标功能的死刑问题将始终伴随着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从对死刑的质疑、讨论、辩论、批判到废除，是个人在国家那里讨回尊严的过程。在存在死刑一时难以废除的情况下，限制并逐步废除死刑，是比较现实的刑事政策。首先，在实体法上，根据法治国的合比例性原则，要保持刑法的“最后手段性”，也就是说，在其他特别是诸如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为相应法益提供相应保护时，才可动用刑法这件“重武器”[27] ；而死刑在《刑法典》的体系上处于刑罚目录的顶端，是刑罚上的“最后手段（ultima ratio）”。这样，死刑就成为“最后手段的最后手段”，它是一件不可轻易和首先使用的“战略核武器”。也就是说，在立法上，让《刑法典》的限制死刑规范对死罪死刑的立法产生切实的规范效力，在《刑法典》中，要把死刑仅仅限制在最严重的犯罪上；在司法上，如果法官在适用的规范时，不能证明所选择的规范是符合限制规范的，就不得适用该所选规范定罪量刑[28] ；避免司法外因素的干预，强调法官独立，尤其是个体独立，由审判庭而不是审判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判处死刑，并且尽量不判处死刑。积极进行死刑一般预防效应的实证研究，为公共舆论的形成提供充分的经验科学知识；利用媒体，调动民众，积极对枉杀无辜的司法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使民众充分认识到“司法杀人罪”的危害和危险，以减轻法官对死罪做出非死刑判决时，可能出现的舆论压力。当然也可以通过诉讼技术规则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首先是进一步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权利，加强死刑案件刑事辩护律师的专业辩护水平[29] ；其次要提高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和证明程度：所施加的制裁威胁越是严重，对于法院的判决所要求的事实基础的确实性就越高，对被告人的辩护权的保障也必须更加突出和有效[30] ；在死刑复核程序上，尽快权力集中[31]，明确复核标准[32] ，统一规则，严格规定复核期限，巡回地方进行直接的非书面复核；在机构设置上，在最高法设立复核庭，严格控制编制和经费，不可增编和追加经费；通过复核程序控制死刑判处和执行。再次，是要扩大适用死缓的执行制度。最后，是要建立赦免制度[33] ，以行政权来救济司法权，使得司法错误和司法的严厉性多一个改正和宽容的途径，以体现宽和人道的刑事政策。这样，难判，不判，不核准，改判，缓刑，或者个别赦免，过渡到多年不执行死刑，逐渐在司法实务中，即在事实上废除死刑，最终达到在宪法上明确规定保障人的尊严，废除并永久不得恢复死刑。并在立法技术上保障该宪法条款很难修改或不得修改。这样，“死刑之死”就此执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