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研究论文

中国国际收支政策

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

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

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

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

入世变化：

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

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

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扩展资料

国际收支调节政策：

1、外汇缓冲政策，是指一国运用官方储备的变动或临时向外筹措资金来解决外汇的超额需求和供给。

2、汇率政策，指通过调整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

3、财政政策，指政府通过其支出税收等手段来影响国际收支状况的政策效应。

4、货币政策，指货币当局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和调整利率水平来达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变动的政策效应。

5、直接管制，政府在不愿或不能利用汇率、财政、货币等方面的政策来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所采取的强制性管理手段。它包括货币管制、财政管制和贸易管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际收支调节的具体政策

入世：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催化剂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讳地将不受限制的、动荡的资本流动视作引发和延长危机的主要因素（克鲁格曼1998，斯蒂格利获1998）。亚洲危机及其后的学术争论显然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不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设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目标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国政府从此不愿公开谈及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许多分析家由此认为中国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似乎遥遥无期。笔者却认为：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比目前广泛预期的提早很多。这一目标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发挥的强有力的催化作用。入世对资本项目的影响与入也相关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关注的同时，入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更为重要的是，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将被取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入世所要求的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年均贸易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尽管资本帐户并未开放，依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资本外逃却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贸易瞒报（特别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不遵守结售汇制度，逃避官方对对外借款的批准和监督（如广国投的破产案例），走私、猖撅的税及贪污等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来关于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的努力显然未能减少错误与遗漏的数额。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笔者认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将促使政府决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确地放宽甚至取消资本项目管制。他们将认识至办此全面的资本管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大量扭曲和无效的资源分配。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资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寿险业务和财险业务，同时现有的地域限制将在入世五年内逐步取消。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同样，外国证券公司也将获准同国内的机构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经营国内人民币证券的发行、销售和交易。这些旨在部分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措施，将对资本项目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向居民如中资企业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致使现有的管制过时或失效。除了这些开放措施，入世还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商品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h）最为人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知识产权中与贸易有关部分的协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禁止成员国对与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服务有关的资本交易施加限制。尽管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区域的范围，如经合组织或欧盟），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取消部分资本管制。服务贸易总协定因而敦促像中国这样的新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最后，中国对入世所做的一揽子承诺也要求开放曾～度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这些新开放的行业将包括电信科贸和国内零售及批发。外国投资对其它行业的参与将进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农业，也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在开放程度方面已经优于很多国家，入世之后将更加开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资预测可达到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将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跨国公司为对冲风险要求进行的利率与货币互换，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经验对管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入世之后，将采取重大措施放开商品及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贸易。届时，维持资本管制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此外，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与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管制引起扭曲，诱发资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统的腐败，同时限制了有效的定价及资本配置。因此，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尽早自由化将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保证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为迎接入世，中国已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步伐，其中民营化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选择了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石油及中国联通等等。但是，将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以成功地实现民营化目标。民营化带来的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与减员增效，由此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支离破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压力。为了对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会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方面进行了改革。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金完全有保证的民营养老体系，辅之以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此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低的养老金。为了向养老金制度转换提供资金，中国将寻求民营化收入与发行长期公债相结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环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此吸纳新的民营化，并允许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业已部分民营化）公司的股权。中国的股票市场尽管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中国股市令人惊异的发展得益于个人高储蓄率及公众对持有高风险证券的“好胃口”。不过，中国股市主要为零售投资者驱动，因而流动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动性大。国内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等待发行的股票可能带来市场巨跌甚至崩盘的威胁，并引发政府所担心的社会不安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向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随着国内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通过“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计划进入国内市场。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计划有望在今后的18－24个月内引入，这将成为迈向更为自由的资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将首次允许外国资金——尽管是受控制的——进入国内人民币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无疑将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营化和养老金改革。此外，放松资本管制也将帮助中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其刚刚起步、经历了飞跃发展并具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地，放松资本流动也有助于作为中国政府另一个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正如在中国沿海省市经济起飞所显示的那样，外国投资将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追赶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成功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国入世将最终削弱其资本管制，同时中国认识到资本自由化将大大有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问题，即中国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可能的风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分析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好迎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准备。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夸大了封闭的资本项目保护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远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有效，这有大量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为证。中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恶性传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此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政策有效治理了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时抑制了经济过热及房地产的投机泡沫。1994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及财政整顿恢复了宏观稳定并扭转了外部失衡，经常项目稳步改善，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性因素，而非资本管制，使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亚洲危机中应对恶劣的外部冲击，并避免了人民币贬值（胡祖六，1998a，1998b）。中国顺利过渡到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同样的宏观条件。坚实的基础及良好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的益处，同时避免自由而多变的资本流动的潜在不稳定效果，至关重要。脆弱的国际收支状况通常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碍。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目前与中期展望均显稳健。尽管经常项目的盈余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前景，意味着中国在中期内不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适度的外债规模及充实的外汇储备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保障。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实力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放开资本项目的第二个条件是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改革。中国已经迅速关闭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如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和一大批面临困境的“小国投”。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大银行的坏账。中国政府还为处理大量有问题的农村信用社制定处置预案。此外，中国政府还表明了国有银行民营化的意向，目的是强化其资本基础并改善其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也努力完善其审慎监管的能力。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里放开国内利率。入世之后银行部门的逐渐开放将引入竞争和国际经验，促进国内银行系统的重组。尽管要使银行部门恢复健康耗时而费力，但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段时间（如3－5年）内持续努力改革国内的金融部门将强化其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成熟度。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中国已经开始从目前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国际经验表明，僵化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下是不可持续的。灵活的汇率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大大减少在开放资本帐户条件下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利于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结论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不过，资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续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自由化也不意味着各种类型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实现，而可能是先放开流入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次是逐步开放外商对国内人民币证券投资，再次是本国具备条件的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然后是本国对外借款举债，最后延伸到国内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尽管中国争取入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使资本自由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对中国尽早放开资本项目而言，入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领导层对待资本流动更加慎重。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密切关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的顺序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就不成熟。同时，还应强调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和汇兑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转换，以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及变化不定的资本流动。入世之后将实施的大规模的贸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预期的资本自由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推进其经济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中国采取一个更为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2017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论文篇二 《浅谈国内外经济协调与企业决策》 摘要：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从时代背景看，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从国际背景看，存在中国经济内外平衡问题，中国经济2006年增长，2007年增长可能达到左右。 关键词：经济协调 企业决策 工业化 城市化 外汇储备 汇率 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转折时期，正处在与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时期，这就使得我国企业家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得不既考虑国内经济环境，也要考虑国际经济变化，还要观察国内外经济的相互影响。这里，本文就我国经济所处的大阶段、国内外经济的协调、我国经济增长近期预期及挑战等，做一简要的分析。 一、企业决策的时代背景：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经济发展包括经济增长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科技及政治结构变化。我们根据国内外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和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选择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作为核心指标，同时对比美国经济发展历程，得出我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判断，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双中期’区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五大特征，概括出我国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路。 1、中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单纯用工业化阶段或城市化阶段都难以完整地概括，必须同时考虑工业化与城市化。 首先，我们根据对中美经济史的对比分析，得出中国接近于美国工业化中期阶段的结论。我国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对应于美国1950-1960年的水平，即美国工业化后期阶段，就业比重对应于美国1900年的水平，即其工业化初期阶段;而我国第三产业就业相当于美国1900年，即工业化初期的水平，三产产值占GDP比重相当于美国1870年以前的水平，还达不到工业化初期水平。只能近似地说，中国现阶段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 在现有的国内外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中，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他分析比较了1950-1970年期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勾画出了经济增长过程中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转变的“标准型式”，按他的分析 方法 ，我国2004年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但我国2003年第二产业就业比重为，处在工业化前期。对比钱纳里多国模型的工业化阶段分期理论，我国经济处于“工业化中期区间”的结论是可以成立的。 其次，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诺瑟姆(Ray )在 总结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 经验 基础上提出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即城市化率模型，我国2003年、2004年城镇化率分别为、，得出中国经济发展同时处于城市化中期的结论。 2、“‘双中期’区间”最新时点(2003)关键特征归纳及国际比较 国民收入水平、产业发展结构、城市化程度、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实力是我们分析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双中期’区间”的中国经济的五个关键特征，并相应得到收入指数、产业发展指数、城市化指数、消费指数和科研发展指数等五个特征指数。在进一步对“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DP”和“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DP”、“农业占GDP比重”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二、三产业就业量占总就业量的比重”、“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和“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研发经费占GDP的比例”和“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和技术人员比例”等具体指标进行测算后，我们发现：中国的收入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12%，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中国产业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7%，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消费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50%，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下等水平(指数为);中国科技投入和产出的综合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值的34%，处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中上等水平(指数为)。 3、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双重性规律 在进行阶段划分和阶段特征的分析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有一种双重性现象在反复出现： 首先是收入增长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5%，居第6名;而经过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占世界总量的14%，居第2名。从人均来看，中国按汇率法折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34名;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均GNI居世界第119名。综合比较，中国收入现象呈现双重性：按总量收入居第4位，居世界前列;按人均收入居第126位，仍然落后。 其次是产业发展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商品和服务出口额均居世界第4位;非农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来看，中国农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75位;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37个国家中居第125位。综合比较，中国产业发展呈现双重性：中国产业总量水平居世界的第5位，名列前茅;但农业比重偏高与服务业比重偏低，因而，产业比率指标居第100位，还是很落后的。 再次是城市化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城市人口总量为世界的17%，居世界第1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世界发展指标2005》统计的151个国家中居第107位;中国第二、三产业就业量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2个国家中居最后一位。综合比较，中国城市人口呈现双重性：中国城市人口总量居第1位，城市人口比率指标居第70位。 第四是消费水平的双重性。2003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为世界的3%，居世界第7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倒数第2位;中国人均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1个国家中居第36位。综合比较，中国消费水平呈现双重性：中国消费总量水平居第7位，人均消费支出比率在统计的37个国家中居第36位。 最后是科技实力的双重性。2002年，中国研发经费总量居世界第6位;2004年，R&D研究和技术人员总量居世界第2位。从比率指标来看，中国研发经费占GDP的比 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36个国家中居第13位;中国每百万人中从事R&D研究人员比例在《国际统计年鉴2005》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第26位。综合比较，中国科技实力呈现双重性：中国科技实力总量水平居第4位，比率指标在统计的42个国家中居20位，属中等水平。 综上，我们看到，2003年中国经济按国民收入、城市人口、产业发展、消费以及科技实力五个方面总量指标在世界上的排序分别为第4、第5、第1、第7和第4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达到新的高度，位居世界第4名，高于仅按GDP总量指标的排位，表明中国确实成为了举足轻重的大国。但若按人均量或相对量排序，这五大指标分别排在第20、第36、第70、第100、第126位，五个方面的综合排序为第70位，还是比较落后的。 二、企业决策的国际背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平衡问题 以下归纳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不平衡问题的表现，对实现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综合平衡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1、现实意义：三大背景新动向下求解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重大的现实背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经济大国化：2005年中国国际贸易总额达到14,221亿美元，保持了世界第三贸易大国的地位，中国已成为全球资源性产品价格和数量的最大影响国之一，中国的石油依赖度达到40%以上;中国的国内经济政策已影响到世界，欧美亚对中国和平崛起议论纷纷。其次，世界经济全球化：技术革命快速化、各国经济紧密化、经济制度一体化、资本交易的循环化、跨国公司国际化，把全球的贸易、金融、投资等经济要素日益融合，全世界经济融为一体。最后，国际经济多极化：所谓多极化就是站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批新兴的国家的上台，一批老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且国际间区域间合作也强化了，一方面是全球化，一方面是区域化;贸易摩擦与金融波动强化;战争、瘟疫等非经济矛盾增多。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是当今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 在上述三个大背景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平衡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求解内外平衡有助于协调中外经济，尤其是中美经济关系。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变动往往是通过经济参数或变量之间的传导作用而发生的，其中最主要的纽带当属汇率，以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为关键。中美经济关系是中国国内外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中国对美政府债券持有产生的影响非常大。2004年，向美国经常账户提供赤字融资的并不是美国央行，最高的31%这一部分源于中国，其次是日本，为24%。据统计，2004年有三千亿美元官方资本投资到美国，最大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投资，因此，仅仅从贸易赤字看中美关系实际上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经常提供的资金。实际上，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长，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美国投资的扩大。考虑资金的国与国联系，是判断贸易的国与国联系的重要方面。这意味着，美中贸易的不称。 2、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内外不平衡的表现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确实存在不平衡问题，其内外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一是从国际收支平衡角度看，我国国际收支不太平衡，表现为顺差年年继续增加，2006年更如此：2006年6月份实现了145亿贸易顺差，同比增长是49%，增长幅度相当大;上半年实际利用外资284亿美元。二是外汇储备快速增加，截至2006年7月底，我国外汇储备已达9,545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一。三是资本流动性过剩，由于我们外汇外资的结售汇制度的收购特点，造成了人民币基础货币投放非常大，造成相当程度的流动性过剩。2005年末，我国银行体系存差资金已达万亿元，为2000年的倍。2000-2004年，金融机构在央行的超额准备金由4,050亿元增至12,650亿元，年均增长率高达。四是由于银行的存差非常大，会促使银行放贷，刺激和支持投资快速增长。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从外部到内部，从外汇到基础货币，最后影响储蓄和投资关系，内外经济不平衡表现比较突出。 在国内，经济不太平衡的表现之一就是国内投资和消费的不太平衡。我国投资增长过快，上半年增长，同期加快个百分点，比一季度增长个百分点;全社会投资第一季度为，二季度为，上半年城镇投资，增长过快;14个省份投资增长超过35%，60多个行业中有30多个行业(制造业)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98,850个。相比之下，我国消费率比较低，消费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小。据统计，在6月末，我们城乡储蓄是万亿，比年初又多了1万多亿。高储蓄的一个原因就是预期不乐观，投资 渠道 不畅等，这也就导致消费增长不足。 3、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选择 实现国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现实政策，有税率、汇率、利率、就业政策，以及行政性干预政策等，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外汇储备规模问题。现在内外协调政策选择中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如何看待外汇储备规模的问题，二是如何看待汇率水平问题。 1)外汇储备规模 从外汇储备规模变化上，可以部分反映出国内外经济之间的影响，反映出国内宏观经济变动的影响，反映出汇率政策变动的影响。外汇储备增加的渠道主要有：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顺差，企业多结汇、少购汇，外债的增加，个人转移和收益的增加，证券投资的收益，国内机构在海外的金融资产投资的收益，外汇变化形成的收益等。在外汇储备规模上，近几年有很热烈的争论。对我国外汇储备规模有多种意见，多数人认为主要考虑的因素是：①储备至少3个月进口的外汇所需，2001、2002、2003年，我国进口总额分别为2,436亿美元、2,592亿美元和4,128亿美元，最少需要年持有外汇储备美元600-1,000亿美元左右;②还外债每年在120-150亿美元之间;③海外投资用汇估计在100亿美元;④外商投资企业年汇出利润估计也在100亿美元左右。因此，年度1,2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是需要的。以上可以说是在正常条件下的外汇储备规模。但是，在非正常条件下，外汇储备规模就还要有新的因素考虑。比如，外汇储备在国际资本冲击下，在国际金融动荡中，似乎多一点更能抵御外部的金融冲击，更能增强国人的信心，更有能力干预和稳定外汇市场，更能帮助别国度过金融危机。此时，我国外汇储备成了手中一张王牌，成了支持香港对付国际金融炒家的一支利器，成了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砝 码。换言之，按常规经济理论讨论外汇储备规模已不很重要了。多一点外汇储备有什么不好呢?多花一点经济代价，带来一种事关全局经济利益和安全的保证，似乎是更重要的，更有价值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上了500亿美元后，有人认为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过大，1996年过了1,000亿美元，这种意见就更多了。但是，到了1997年8月泰国金融危机后，这种意见似乎越来越少，尽管这时我国外汇储备已接近1,400亿美元。2005年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超过7,000亿，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压力也越来越大。 而当前，我国对外汇储备规模是不是偏大了呢?下面从三个方面做出判断。首先，比较外汇储备与GDP占比：我国外汇储备占全世界外汇储备的25%，我国GDP占世界的5%，我国的外汇储备占比和我们GDP的占比相比较是偏大的。其次，我国持有外汇储备各种机会成本之和高于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储备特别高会抑制对外汇政策尤其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最后，我们外汇储备已大大高于外债规模，通常要求这一比例为40%.50%，而现在我们外债规模大概有2,800亿。总之，“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要不要继续当，对我们内外平衡是好处还是坏处，这个是很值得研究的。之所以把外汇储备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是因为它毕竟反映了综合的量，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储备上，当然最后体现在国际收支上。 2)人民币汇率制度 现有人民币汇率制度已形成的基本框架包括：(1)银行结售汇制度;(2)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管理;(3)央行外汇公开市场操作，如人民币做市商制度、外汇一级交易商等;(4)银行间市场汇率浮动区间管理，如银行间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等。 有三种方法计算汇率水平，并对汇率水平的合理性做个初步判断。第一种方法是购买力平价。所谓购买力平价，即以工业化国家产出的相对价格来衡量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用这种方法无疑会推出发展中国家货币的现有汇率基本上都是低估的结论，它相当于只是简单地确定，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若干年后货币会趋于升值。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采用大汉堡包指数进行测算，根据这种方法测算，人民币对美元约被低估了56%。 第二种方法是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基本的国际收支余额是衡量发展中国家汇率水平的最普遍方法。第一步：根据现有的汇率水平并调整周期性因素以后，估计经常项目的今后走向;第二步：估计“基本的”资本流动，基本的资本项目余额主要指FDI和其他中长期的净资本流动，剔除短期借贷、证券组合投资、直接的资本外逃以及官方储备变化。高盛公司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研究结论认为，中国的基本国际收支余额无疑是顺差，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但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程度并不严重，大约是目前汇率的10%-15%，不足以对中国的贸易伙伴国造成太大的冲击。第三种方法是实际有效汇率和均衡汇率的估算。这种方法要求建立人民币均衡汇率决定的理论模型，确定变量和选取数据。均衡汇率的实际决定因素可以分为供给、需求、外部环境和商业政策四类。主要有实际有效汇率、巴拉萨一萨缪尔森效应、国内投资比率、国外直接投资、国际需求水平、贸易条件、开放程度等变量。实际有效汇率指标是衡量一段时期内货币汇率水平的基本工具。实际有效汇率揭示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的趋势。人民币均衡汇率在中长期内面临升值趋势。从1994年到2001年，人民币均衡汇率累计升值，平均每年升值。目前实际有效汇率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如果以内外部均衡较为理想的2001年下半年为基础，2002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低估。这个道理对现在仍然是适用的。总之，从以上三种测算，可以看出人民币低估是肯定的。 在转轨期间，由于经济体制中市场机制基础差，宏观间接调控手段难以真正奏效。只有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汇率机制才能越来越发挥作用。因此，汇率形成机制要市场化，而且其重要性高于汇率水平。汇率形成机制运行得好，汇率水平才有它的合理性。台大的(孙震)校长在2006年国共论坛上发表讲演时，专门谈到台湾经济自由化有一个经验，就是它的外汇完全自由化太慢了，使得90年代台湾经济受到了很大影响。实践反复证明：汇率形成机制是第一位的，汇率水平高低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要在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方面继续前进，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三、企业决策的近期背景：经济增长趋势的近期预测 我院2006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预测结果基于以下两种季度计量模型，一种是完全基于时间序列的ARIMA模型法(自回归移动协整模型);另一种是基于GDP与宏观经济政策变量相关分析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模型)。预测结果如下： 1、ARIMA模型预测2006年经济增长趋势 根据模型预测的要求，选取1998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三季度数据，依据数据特性，使用ARIMA(3,1,1)(1,1,1)模型。 预测结果表明，今年我国第四季度预计经济增长率为，和今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持平;全年GDP增长将达，比2005年的水平高出个百分点。 运用ARIMA模型(样本数据为1998年第1季度-2006年第3季度)对2006年第四季度和全年其他各主要指标进行预测，预测结果请见下表： 同时，我们运用VAR模型预测的结果是，2006年四季度比前三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有较大的回落，回落达个百分点;比2006年三季度有小幅回落，达个百分点;全年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高出2005年个百分点。 2、2007年国民经济增长呈现高位向下微调特征 2007年我国经济增长仍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但增长速度会有所下调，我们预测2007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左右。上述预期与相关机构的预期也存在一致性。以下是8个权威机构最近对2007年经济增长的预测。 从上表可以了解到，2007年各机构对我国经济增长仍保持较高的预期上，各机构平均预期值为，低于2007年1个百分点左右，中国经济在市场和政府的调节下继续放 缓，但仍然是比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将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 这一结论，与中国企业调查系统今年调查结果相同，即大多数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良好，但也认为，未来经济增长可能趋缓。 四、企业决策的新机遇分析：关于我国民营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 中国连续15年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全球500强中已有480多家来华投资，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全球投资战略的重要区域。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快速发展，根据中华全国工商联不久前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 报告 (2005-2006)》数据显示，截至2005年底，内资民营经济在GDP中所占比重为50%，而在2000年仅为，加上外商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十五”期末两者相加的比重已经占到了65%;内资民营投资总量5年问增长了近三成，2005年达到了亿元了。 本文将跨国公司与民营企业合作暂归纳了8种模式： 1、通过跨国公司并购民营企业而形成的完全一体化合作。如西子集团公司先是通过与大型跨国公司的购销合作进一步发展为一体化合作。要说明的是，如果一体化后，民营企业仍然拥有独立性和产权，这种合作也即为中外合资或中外合作的公司。前者以股论权，后者以契约分利。 2、中外双方合作形成跨国公司或多国公司。如2003年3月，中国・夏梦服饰有限公司与享誉全球的世界精品男装著名领袖企业意大利杰尼亚集团(ErmenegildoZegna)合资成 立夏 梦・意杰服饰有限公司，各占50%股份，夏梦将全部资产准入合资企业，迄今，该公司生产的“夏梦”服饰，被誉为中国十大男装著名品牌之一。如1999年4月，华立集团与以色列尼斯科工业电表公司合作经营浙江华立尼斯科电器有限公司签约;如温州柳成集团和世界化工龙头瑞士汽巴精化有限公司日前签订合资协议，投资1,300多万美元，双方各持50%股份，成立浙江瑞成珠光颜料有限公司。 3、通过跨国公司下属公司与中方民营企业母公司出资而形成的在垂直分工下的兄弟式平等合作。如2001年1月，浙江阳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荷兰飞利浦公司(全世界最大的节能灯具生产商和光源制造商)签订合资协议，合办“浙江阳光照明有限公司”，进行强强合作，共同致力于节能照明产品的开发与生产。 4、通过跨国公司资金支持而改制成其子公司而形成的母子型有隶属关系的合作。2006年8月，国内炊具行业占据龙头地位的民营企业――苏泊尔集团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会议以的高票通过了《关于苏泊尔与法国SEB进行战略合作》的议案，这意味着法国SEB收购苏泊尔，通过资金支持而控股苏泊尔集团将很快进入实施阶段。 5、跨国公司与中国民营企业通过贴牌生产甚至技术入股(如专利、商标、专有技术等无形财产入股)等方式形成的知识产权合作。类似事例有很多，中国的出口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加工贸易，其中绝大部分是我国内资民营企业为跨功公司贴牌生产，然后再内销或出口，这种现象在苏南、浙江和广东三省尤为普遍。 6、中方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原材料供应商，或是接受跨国公司订单进行生产，或是做跨国公司的客户的购销合作。如1997年8月，浙江万向集团正式获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生产订单，成为第一家进入美国一流主机配套市场的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可口可乐公司98%以上的原料在中国采购，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可口可乐公司产品的包装物料就是由我国国内的民营企业供应，经过其对国内供应商的长期培植和考察，迄今，可口可乐公司从生产线、原材料到包装物料、运输工具和销售设备都能从国内供应而且质量也能达到国际水平。 7、承接跨国公司代理业务甚至作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的委托式合作等。美国的必能信和德国的STAPLA，是全世界最大的两家超声波焊接设备生产商，它们在中国都选择民营企业作为其代理商，向国内甚至亚洲区的其他客户销售其产品。 8、中外双方在某一项目上进行的短期合作。如2000年，温州庄吉集团聘请国际著名设计大师、正装休闲化的缔造者、意大利纺织服装工业委员会委员毛里齐奥・巴达萨里先生担任“JUDGER庄吉”首席设计师;同时聘请意大利著名工艺师尼克罗・伯格拉里先生为技术顾问，并率先在意大利米兰设立了“庄吉服装设计工作室”，他们每年为庄吉集团提供400多个服装设计款式。又比如2003年8月，西子集团与德国相关方面签订了合作开发太阳能项目 协议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