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eetdream8
中国国际收支政策
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
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
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
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
入世变化:
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
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
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扩展资料
国际收支调节政策:
1、外汇缓冲政策,是指一国运用官方储备的变动或临时向外筹措资金来解决外汇的超额需求和供给。
2、汇率政策,指通过调整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
3、财政政策,指政府通过其支出税收等手段来影响国际收支状况的政策效应。
4、货币政策,指货币当局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和调整利率水平来达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变动的政策效应。
5、直接管制,政府在不愿或不能利用汇率、财政、货币等方面的政策来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所采取的强制性管理手段。它包括货币管制、财政管制和贸易管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际收支调节的具体政策
独爱陌可可
提出三个方面的主题,就是人民币在近年来发生了多少变化。二是中国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了哪些变化。三是关于人民币汇率影响中国国际收支的关系。 最后是我的一点看法。用几张图说明一下,这几张图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第一张图关于人民币美元和汇率,从 2005 年 1 月到 2007 年 10 月,人民币处在升值过程当中。人民币升值是对美元升值。因为要问人民币的汇率升值,需要考虑到人民币对美元,和其他非美元的货币关系,这张图反映了欧元和日元的关系。欧元对人民币,到 2006 年 1 月之前,人民币对欧元是升值,从 2006 年 1 月以后,人民币对欧元是贬值,人民币对欧元在我们所观察的区域是升值,对日元是略有升值的。这只是两个非美元的货币,比如说货币区域,美元、欧元、英镑,这四种货币,从 2005 年 1 月到 2006 年初,人民币对四种货币综合的是升值的,但是从 2006 年初一直到现在,人民币汇率基本上是不变的。这样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 2005 年实行汇率体制改革以来,到现在我们看,人民币和主要货币的关系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关系那样,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一个看法。我们更关心的是利率对国际收支的调节作用。这个时候,我们心目中的汇率概念和前面所说的人民币与这几种货币的综合汇率概念又不一样的地方,为什么在理论上我们分析汇率对国际收支影响的时候,实际上所关心的不是名义汇率,我们关心的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是有关的贸易体和名义汇率中,按照有关经济体的物价指数来进行调整的汇率指数。它的变动是会影响到进口商、出口商它的产品相对竞争力。在市场上相对竞争力,相对价格竞争力是主要的决定因素。 2005 年初到 2006 年名义人民币汇率是升值的,是略有升值,实际有效汇率按照这个,在整个过程中,基本上保持了是上升的趋势,但是人民币升值了很多,按照实际概念升值了很多,按照它的计划,大概从 2005 年初到最近 2007 年 10 月份,大概上升了 15% 到 18% 。实际有效率的指数它的基期是 2000 年,那个时候指数水平是 100% ,也就是说在 2007 年 10 月份,所看见的指数还是 100 ,换句话说,比较 2007 年 10 月份、 9 月份人民币实际有效指数和 2002 年相比是 。人民币有效汇率是上升的,但是要展开,把它包括进去 2000 年那个时候,就没有变化。针对这个图所说的比如说整个 21 世纪初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水平是没有发生变化。另外还有,我们在解读这张图,这张图包含的信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 BIS 实际有效汇率是基于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而进行调整的,根据我们所理解的汇率和贸易国际收支的关系,实际有效汇率应该是更加准确的或者更加直接相关的,应该按照生产品价格。这个工作还没有能够把它完成,但是根据现在所观察到的中国近年来生产者的价格,就是出厂价格指数大大低于消费者物价指数。这张图按照我们所理解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的上升,高估了。人民币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在近几年并不大。这张图显示的是经常帐户顺差,从 2001 年到 2007 年上半年,几乎是直线上升,这个比重在 2006 年已经高达 , 2007 年上半年的数据是 12% ,可以说 2007 年比 2006 年进度到 12% 。这是全世界进一步要加强为人民比汇率问题关注的重要事实的依据。在经常帐户和货物贸易两者当中,经常帐户顺差主要由货物贸易顺差造成的,如果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从 2003 年开始,我们经常帐户顺差超过了货物贸易顺差,这种情况不完全是正常的,因为按照过去所观察的顺差,我们在服务贸易,在收益项目当中都存在逆差的,但是我们投资收益项目变成了顺差,不是太正常,因为对外投资大大小于外国对我们的投资。在货物贸易当中可以观察到一点,看上去是不正常的情况。这三条代表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合其他贸易,一般贸易余额 2004 年以前曾经是负数,在 06 年、 07 年一直是正数,而且是不断增长的,这跟前面观察到实际有效汇率是有所升值,跟它的汇率关系不温和的,从这点上,我们可以去猜测,并得出结论,可以去推测,去猜测,今天所观察到的中国贸易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值得我们去认识。我们所理解的汇率和观察到的汇率指数和贸易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在最近几年当中出现了以前所没有看到的和以前认识不相融合的地方。我的几点结论,概括出一人民币汇率水平 2005 年 7 月以来汇率的变动幅度不大。二,汇率因素对贸易平衡的快速调节影响作用由于新的经济结构因素出现出现了减弱。三,如果我们认为前面这个看法成立的话,我们可以说人民币汇率现在至少可以由较大名义波动性而不至于严重影响国际收支平衡。换句话说,我们不需要担心中国的国际收支会因为这个因素而出现快速大幅度的变动。第四,我们可以推测很多专家已经做了这样的推测,现在关于贸易收支以及经常帐户收支国际收支当中,统计数据表明,很可能包含超过直观检查所看到的资本流动因素。这至少提示我们,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形势实际上是资本流动更加灵活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需要掌握新的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能力。参考页面
gangyaya037
近年来,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很高。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一直保持不变。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始终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外贸持续顺差,外资流入规模不断增加。无论是从购买力平价、还是从经济实力的对比出发,人民币的币值都应该上升。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坚持了多年的强势美元政策开始松动,美元汇率开始走低。由于人民币一直是盯住美元的,在美元汇率走低的情况下,人民币相对于其它货币事实上是贬值的。这两种情况的对比,使得国际上有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了。这就为那些要求人民币升值的人提供了直接的论据。 同时,在中国国内,资本账户的开放问题也一直是理论界和政府决策层关注的热点。国内有很多学者认为,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会影响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率。根据“蒙代尔三角”,在允许外资流入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与灵活的货币政策是无法同时兼得的。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面前,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可能意味着中国政府驾御全球经济的手段和能力受到限制。结合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就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政府理应做出的合理选择。事实真的如此吗?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乃至资本账户的开放,自然也不例外。从相对固定的盯住汇率制度到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中间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过去10多年中,世界范围内此起彼伏的金融或货币危机,通常都是与过快的汇率制度改革联系在一起的。东亚、南美、俄罗斯,都曾遭遇这样的问题。这为我们提供了直观的经验。所以,渐进的改革和开放可能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这是一个很直观的判断。但是,对于汇率制度改革这样的重大理论性和政策性问题,仅有一些初步的、直观的判断,是远远不够的。直观的经验和感觉无法支撑理论观点和政策选择。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我们既要从理论上探讨当前中国汇率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分析其合理的发展方向;又要结合中国经济当前的发展状况,分析不同汇率制度的可行性及其未来的走向。 汇率制度的改革牵涉方方面面的因素,原因在于汇率形成和调整过程的复杂性。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各国不再规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国际货币领域进入一个“无本位”、“无秩序”的时代。自此,货币在国际上就变成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其价值没有任何明确的实物商品作为支撑。无论是购买力还是国家经济实力,都不能为评判各国货币的相对价值提供一个稳定的、可量化的标准。离开这一基础,可能出现的是两种情况: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汇率受制于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战略,是依靠政府力量来设定和维持的;在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日益被供求力量的对比所主导。就浮动汇率制度来说,我们知道,能够对市场供求产生作用的因素,不只是投资、生产、GDP或经济增长率这些可以观察的经济力量,甚至还有各种无形的心理因素。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市场上的供求状况,进而影响汇率的形成和变动,使得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波动无常。 在诸多复杂的影响因素中,预期问题不仅是理论研究上的一个热点,也是市场实践中人们始终关注的一个问题。“羊群效应”、“汇率超调”以及“市场心理”或“市场情绪”等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有关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行情的研究报告中。这都是和预期因素相关的。预期影响汇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所谓的“比索问题”(Peso problem)。在80年代,很多人在研究墨西哥的资本市场收益率时,发现墨西哥的平均资产收益率持续高于美国的同类资产,他们把原因归结为人们对墨西哥比索在未来贬值的预期。因为在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比索的币值被高估了,基于这样的判断,人们预期比索在未来的某一天必定要贬值。贬值意味着所持有的比索资产在未来只能换回更少的外国货币。所以,他们在当时只愿意支付较小价格来购买比索资产,故而比索资产的平均收益率较高。这一现象被一些学者称为“比索问题”。后来,“比索问题”被进一步发展为所谓的“灾害性事件预期”(Catastrophe Expectation)。就是说,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人们总会预测未来的某一天可能会出现某种不利的意外事件。当这种意外事件能够带来极大的损失时,人们在当前就会要求有某种保险手段。或者直接向保险公司投保,如战争险、意外伤残险等;或者要求在现在的交易行为中直接得到补偿,如上面所说的压低现在的资产价格。对货币贬值的预期被推广为对所有可能发生的灾害性事件的预期。在开放、自由的环境中,灾害性事件预期的影响会进一步扩散和自我强化。在上面所说的比索问题中,币值高估使人们预期货币在未来会贬值,导致资产收益率提高;这会引起更多的外资流入,进而推动比索的汇率进一步上升;人们更加相信比索在未来某一天一定会贬值,而且贬值幅度将更大;这就要求比索资产提供更高的收益率。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样的循环会将汇率推到一个不可维持的高水平上,资本市场无法提供外资所要求的高收益率,进而出现外资大规模撤出的现象,货币急剧贬值。在这个过程中,贬值的预期得到了自我实现。 在理论上,预期的影响或者“比索问题”,已经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经济现象。这也是过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时遇到的一个现实困境。对于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本币汇率在改革以前通常是高估的。实行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使得“比索问题”既具备了产生的条件,也具备了扩散和自我强化、自我实现的条件。具体到中国的汇率制度改革,上述的理论逻辑能否同样适用呢?中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都呈现顺差,这也是国际上很多人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理由。从这一点出发,人民币似乎应该升值,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似乎并不会遇到上述的那个困境。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是一个尚处于改革和发展之中的国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整体经济依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这种结构性调整任务加大了中国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目前,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抵消了这种不确定性的影响,使得后者没有引发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人民币汇率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被释放,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收支状况必定要重新调整。在此以后,市场上的预期就会发生变化,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使得人民币汇率的未来走势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引发人们的贬值预期。发展到这一步,人民币将遭遇“比索问题”,中国实行浮动汇率制也同样要面临那个现实困境。 上面的理论逻辑支持了浮动汇率制度不适合中国的观点。反过来说,当前中国合理的选择仍然是联系汇率制度。接下来就必须说明在当前现实的条件下,中国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以及整个资本账户的开放应该作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安排。 首先,联系汇率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仅其盯住对象可以调整,而且,还可以在其中逐步引入更多的市场因素。过去,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使得美国成为中国最主要的资金和贸易往来对象。基于这样的情况,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以美元为盯住对象。随着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位置的变化,中国与亚洲、欧洲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越来越多。这就要求人民币的汇率应该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日元、欧元等国际上主要的货币。其中各种货币的相对比例应该随着对外贸易和外资结构的变化而做相应的调整。而且,在设定人民币与一篮子货币之间的汇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市场上资金的相对供求状况。在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下,市场上的资金供求状况不能成为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调整的决定因素。因为中国经济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仍然会处于一个结构调整期中,反映在国际收支上,同样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的任务。虽然在浮动汇率制下,汇率机制的自发作用也能够调整国际收支,但是它对于国际收支的结构性调整往往是无效的。所以,在人民币汇率的形成和调整过程中,必须更多地体现政府对经济进行结构性调整的自觉性。 其次,必须协调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之间的关系。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和开放资本市场是中国开放资本账户的两个重要环节。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所以必须考虑它们之间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浮动汇率制度不是中国的合理选择。只有在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实行浮动汇率制才能避免“比索问题”带来的困境。所以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资本市场的开放应该先于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需要大量的外资,这对资本市场的开放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另一方面,在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前,国际收支的顺差可以抑制对人民币贬值的预期,维持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这有助于把外资所要求的收益率水平控制在我国资本市场能够提供的程度之内。这对于吸引外资、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促进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基本的步骤就是:在当前,继续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利用资本市场的开放吸引外资,通过外资的流入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完善,逐步增加人民币汇率中的市场因素,直至建立市场化的浮动汇率制度。 以上从理论和中国经济的现实条件出发,探讨了中国继续维持一种联系汇率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同时对这种汇率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安排以及与资本市场开放的配合问题进行了探讨。联系其他国家的情况,特别是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发达国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上面的观点。对于那些实行浮动汇率制的发达国家来说,所实行的都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它们主动管理或影响汇率的力度往往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经济增长势头较好时,对汇率实施的主动管理或影响较小;在经济低迷时,特别是在经济面临结构性调整任务时,对汇率进行管理的力度就会较大。折射到中国的情况,也可以支持前文的观点。参考资料:作者: 雷达〔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国际经济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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