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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太宗皇太极曾向喀尔喀汗王宣称:“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朕今日正与相等也。”120 年后的乾隆中期,他的子孙们已经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这时,皇太极的后继者乾隆是否会就此止步,在乾隆心目中,这“无远弗届”有没有最后的界限呢?乾隆二十二年(1757)春夏间,投诚复叛的准噶尔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在清军追击下遁往哈萨克,清军遂深入哈萨克逐捕,哈萨克兵迎战不敌,哈萨克汗阿布赉及其弟阿布勒比斯遣使至军营,“问安请罪”,右部哈萨克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随具托忒字《表文》并进马四匹,遣使亨集噶尔等七人入觐”。事闻,乾隆大喜过望,认为准噶尔全局奏功在望,就此宣谕国中曰:“哈萨克即大宛也,自古不通中国。昔汉武帝穷极兵力,仅得其马以归,史册所载,便为宣威绝域。今乃率其全部倾心内属,此皆上苍之福佑,列祖之鸿庥,以成我大清中外一统之盛,非人力所能与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对收纳逋逃、对抗入境清军而战败的哈萨克,借国家全盛兵威,一举将其纳入中国版图,易如探囊取物,更何况阿布赉汗“情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永为大皇帝臣仆”;但乾隆认为,哈萨克与内属的喀尔喀与厄鲁特背景不同,无须也不应纳入中国版图,而宜以外藩属国相待。他的思路在上述明发谕旨中表述得十分清晰:哈萨克越在万里之外,荒远寥廓,今未尝遣使招徕,乃称臣奉书,贡献马匹,自出所愿,所谓归斯受之,不过羁縻服属,如安南、琉球、暹罗诸国,俾通天朝声教而已,并非欲郡县其地,张官置吏,亦非如喀尔喀之分旗编设佐领。即准噶尔初归时,不过欲分为四卫拉特,令自为理,哈萨克自非准噶尔近接西陲之比也。(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乾隆对哈萨克的政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前后一贯的。两年前,当西北两路出师准噶尔,就已确定政策的大致方向:“大功告成后,若哈萨克人等投诚前来,将伊大头目酌量赴京入觐,赏给官爵,其所属之人,仍于原游牧安插,不必迁移;倘竟不归诚,亦不必用兵攻取。”(注:《清高宗实录》卷四八三,乾隆二十年二月癸酉。) 简言之,归顺固当受之,否则,亦悉听其便。当清军深入哈萨克并取得对哈萨克军决定性胜利之后,情况比预计的顺利得多,但乾隆没有滋长吞并哈萨克对外征服扩张的念头,仍循着原有的政策思路,比照“安南、琉球、暹罗诸国”,将哈萨克作“藩属国”对待,“不过羁縻服属”“俾通天朝声教而已”。随后,循照右部哈萨克“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五五,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丙辰。) 之例,陆续归附清朝的左部哈萨克、东西布鲁特、巴达克山、爱乌罕等也成为清朝的“外藩属国”(注:《清高宗实录》卷七二二,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戊申。)。乾隆二十八年(1763),乾隆赐书爱乌罕爱哈默特沙汗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视”(注:《清高宗实录》卷六七八,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这里“中”即大一统中国,“外”则是包括藩属国在内的一切外国,也就是作为“天下共主”的清朝皇帝心目中“天下”的第二重空间,此前雍正对西藏边外的巴尔布三汗称“朕为天下主,一视同仁”(注:《清世宗实录》卷一二二,雍正十年八月庚午。) 与此后嘉庆针对英吉利使臣不行中国之礼说“中国为天下共主”(注:《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二十,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乙卯。),都是同一概念。第二重空间的国家中,大部分系中国周边国家,也有部分海外之国,清朝皇帝经常将那里来中国的人称为“远人”(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如果说,第一重空间随着大一统逐步推进而陆续由“天下”转化为中国的一部分,那末,清朝皇帝把第二重空间视为外国的观念则是始终如一的。这里涉及到清朝皇帝心目中中国边界的最终界限,故下面稍加展开分析。康熙中成书的《会典》在“朝贡通例”下对当时“中国”四周形势作了这样表述:“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千古,东西朔南,称藩服者,不可胜数”。按“藩服”既包括理藩院所统“岁时必有至阙下”贡献的“率先归附”“悉隶版图”的漠南蒙古四十九旗和“岁时奉职贡”的“蒙古部落”(喇嘛、喀尔喀和厄鲁特)以及兵部所统“各番土司”,也包括“礼部·主客清吏司”所统的朝贡“外国”——朝鲜国、琉球国、荷兰国、安南国、暹罗国、西洋国,以及土鲁番等国。(注:参见康熙《大清会典》卷七十二《礼部·主客清吏司》;卷七十四《礼部·给赐》;卷八十五,《兵部五》;卷一四二《理藩院一》;卷一四四《理藩院三·柔远清吏司》相关记载。) 看起来“藩服”一词似乎宽泛而模糊,其实,细加审视,层次还是分明的:最里层是已隶版图“犹视一体”的四十九旗,往外一层是称“国”称“部”“各守其地”的喇嘛、厄鲁特、喀尔喀,最外层是朝贡的“外国”(当然“外国”的内涵并不十分清晰)。与“外国”区别的喀尔喀、厄鲁特等,同四十九旗虽与清廷有远近之分,但同属“蒙古部落”,且“专设理藩院以统之”,而朝鲜国等“外国”事务则由“礼部”管辖,这足以证明清朝皇帝并未将尚未纳入版图的喀尔喀、厄鲁特等以“外国”视之。质言之,清初皇帝心目中中国与外国的界限是判然分明的。乾隆中喀尔喀、青海蒙古、西藏、厄鲁特、回部已陆续纳入国家版图,并取得与漠南蒙古等同、有如内地郡县的地位,中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随着版图的确定和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有效管辖而最后确定下来。乾隆《会典》关于外国的表述,在“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条下记“朝鲜、琉球、苏禄、安南、暹罗、西洋、缅甸、南掌”为“四夷朝贡之国”。乾隆中同为“外藩属国”的“西北番夷”(注:乾隆《大清会典》卷五十六,《礼部·主客清吏司·朝贡》。) “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以其地缘关系附在奉旨增修的《理藩院·徕远清吏司》诸回城之后,文字的表述颇费斟酌,说嘉峪关以外诸回城“棋布星罗,同属内地”,说哈萨克、布鲁特等部则“列我藩服”(注:乾隆《大清会典》卷八十。)。“藩服”概念的内涵随着中国一词外延的扩大而逐步缩小,最后只留下了周边或海外“朝贡之国”;“中外”的使用,也由大中国框架下“华夷”,即“中国”与“四夷”对称,转化为大一统中国与外国的对称;“四夷”的称谓还保留下来,专门戴在了所有外国的头上;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清朝皇帝把屏卫中国安全的“藩篱”已经推进到了中外边界之外,视毗邻的周边国家为“藩属”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对中外边界如何认定的问题。最早是与“从古未通中国”(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而由于迅速向东方扩张开始进入中国领土的俄罗斯划定中俄东段边界。乾隆中,随着平准大业的完成,“自古不通中国”的哈萨克等原与准噶尔毗邻的中亚各国陆续成为中国藩属国,这些国家与中国边界划分的原则是什么?请看乾隆的有关谕旨。乾隆二十二年(1757)诫谕哈萨克阿布赉汗:“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厄鲁特等或间有率游牧窜入尔境者,尔缚献首恶,收其属人,尚属可行。”(注: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四三,乾隆二十二年七月丙午;《平定准噶尔方略》正编卷四十一。) 乾隆二十五年(1760)秋,又敕谕阿布赉汗,“戒其约束部众,勿侵入乌梁海,即如当年与准噶尔接壤时既有旧地向为准噶尔所取者,亦不得越境游牧”(注:《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六。)。乾隆二十三年(1758)初冬, 布鲁特入觐使臣恳请将特穆尔图诺尔赏给布鲁特,乾隆谕以“此地虽尔等旧游牧,久被准噶尔所侵,岂可仍视为尔土?但尔等既为臣仆,此地颇属宽闲,或附近游牧之处,酌量赏给,以裨生计,尚属可行。”(注:《清高宗实录》卷五七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丁巳。) 从中可以看出,乾隆确认并认真践行自守的中国疆界不是无限的,昔日准噶尔与毗邻中亚国家的边界,即为中国边界的最后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要求对方国家约束部众,不得侵入中国领土。乾隆关于中国边界的立场是坚定的有原则的,也是合情合理的。为什么准噶尔故地所至就是中国疆域的最后界限呢?因为清朝皇帝从来不把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所建立的“国家”视为外国,准噶尔等周边少数民族也从来没有自外于“中华”。中国古代儒家“华夷之辩”的命题确有歧视“四夷”的糟粕,但正如唐人李大亮所言“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古代有识之士从来都认为“四夷”和“中国”是同根共生、连为一体的一棵大树。乾隆确认中国边界的原则,从渊源上说,既传承和发扬了其列祖列宗的家法,又具有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内向性的古老传统,事实上也与自古以来中国就是多民族国家的历史相符合。清朝皇帝推进的国家大一统事业不过是重整故国河山,把理应属于中国的土地和人民纳入中国的版图;一旦大一统实现,一旦大军在特殊情况下越界推进到外国境内并完成既定目标后,则立即主动撤军回到自我约束的中国疆界之内,而专注于国家疆域内的巩固与各民族的凝聚。当中国强盛的岁月,康熙谆谆告诫他的后世子孙:“外藩朝贡,虽属盛事,恐传至后世,未必不因此反生事端。总之中国安宁,则外衅不作。故当以培养元气为根本要务耳。”(注:《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六十,康熙三十二年十月丁酉。) 这段话说得何其好也!不仅足以廓清指责清朝对外侵略扩张种种说法的谬误,对后世之人也可谓明鉴高悬,警钟长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清开国时期,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实际已揭开了关于“华夷之辩”和“夷狄”统治中国合法性思想交锋的序幕。迨明桂王被俘杀于昆明,特别是三藩之乱的平定,清朝凭借武力已确立了在汉族居住的中国内地的统治,但如何在思想理论上战胜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的“华夷之辩”命题,确立“夷狄”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则成为清朝皇帝面临的严峻挑战。在胜利地推进国家大一统伟业的同时,雍正和乾隆不失时机地对儒家思想体系的“华夷之辩”命题和正统论进行了意义深远的论战。康熙亲政以后,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对不与新朝合作的“胜国遗民”采取了优容有加的怀柔政策,紧张的满汉民族矛盾得以舒缓。不料雍正六年(1728)竟发生了曾静策动岳钟琪反清案。这个突发案件证明,武力征服只能激化汉人的同仇敌忾,而怀柔政策也无法消弭根深蒂固的汉民族的敌对情绪。雍正不循帝王治术的常规,毅然决定利用曾静反清案与“华夷之辩”命题展开一次公开的正面交锋。雍正的基本论点和论证逻辑是这样展开的:满洲是夷狄无可讳言也不必讳言,但“夷”不过是地域(雍正用“方域”一词)的概念,孟子所讲“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 即可为佐证,如此则“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非中外之分别”(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吕留良、曾静之辈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道理何在?(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也无须一般地反对“华夷之辩”,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由此证明华夷之分在于是否“向化”(注: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即是否认同并接受“中外一家”的共同的文化传统。(注:应该说这也不违华夏与夷狄的分野不在民族而以文化定位的先儒的本义,即以孟子而言,他以为东夷的舜和西夷的文王虽有先后远近之不同,然在中国推行之道则符合若节,是为先圣后圣(《孟子·离娄》),反之,杨朱与墨翟虽是华夏人种,但“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 雍正进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注:《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三十,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今逆贼(吕留良)等于天下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注:《清世宗实录》卷八十六,雍正七年九月癸未。) 雍正愤慨激昂,必欲将“华夷之辩”彻底颠覆不可,不得已也。“内中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中歧视周边少数民族的一面为历代儒者所发挥,对中国古代的民族观和国家观影响深刻。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注:《二十四史·旧唐书》卷六十二,列传第十二,《李大亮传》。) 主张对不脱豺狼本性的夷狄,要驭之以权诈。以夷狄未“向化”,不懂儒家伦理而加以蔑视和践踏,这是古代浸透着大汉族主义优越感的汉族士人士大夫对周边四夷的具有代表性的看法。明清易代,在明遗民看来,是“夷狄窃夺天位”,其严重性岂止一姓王朝的更迭,而是“中原陆沉”,“日月无光”,纲常名教荡然无存,整个社会沉沦于漫漫长夜。反抗清朝民族征服与民族压迫的正义性与“华夷之辩”的偏执与荒谬纠结在一起,于是吕留良借宣传“华夷之别”高于“君臣之义”,暗中鼓动汉人起来推翻清朝统治。雍正为维护满族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势不能不挺身而起,挟专制统治的政治优势,向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展开论战。但雍正的论辩并未走向另一极端,通过辩论,他真诚地向汉族臣民表示了对“尧舜以来”文化传统的认同,有助于化解与汉族臣民的文化隔阂。雍正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高标“天下一统,华夷一家”堂堂正正之大旗以对抗挟儒家思想优势的“华夷之辩”命题,志在颠覆大汉族主义自我优越的民族观,争取夷狄与汉人平等的地位。雍正一生好辩且雄辩,而大概这一番辩论最令人击赏。乾隆也辩华夷,但无非“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因地而名,与江南河北,山左关右何异?孟子云,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此无可讳,亦不必讳”(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 之类乃父用熟之逻辑和语汇,只有针对汉人“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注:1367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将北伐,“檄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之人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明太祖实录》卷二十六,吴元年十月丙寅。) 的偏见所讲的“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非南北中外所得而私”(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二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词气犀利尖锐,最见论战的锋芒。就大中国观念的理论框架的构建而言,乾隆的贡献不在辩华夷,而在辩正统。从乾隆三十三年(1768)开始,乾隆开始关注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的问题,至乾隆五十年代,辨析正统的谕旨连篇累牍,核心在于清朝是否得中华统绪之正,实质则是夷狄是否有资格为中国之主。古代史家最讲书法,而正统之归属,则首先必须分辨明白。中国历史上王朝鼎革、正统改易,屡见诸史,而由夷狄完成这一进程则惟元与清两朝。清朝统治者族属满洲,究竟能否承继明之正统?传统史家以“尊王黜霸”“所以立万世之纲常”的春秋大一统之义为依归,形成如下正统史观:周、秦、汉统绪相承,三国不以魏吴之强,夺汉统之正,东晋以后,宋齐梁陈虽江左偏安,而承晋之正统,至隋统一中国,至唐之末季,藩镇扰乱,宋以前仍以正统属之梁唐晋汉周,宋则承五代之正统。朱熹《通鉴纲目》关于正统偏安即作如是观。麻烦发生在五代两宋之际,其时辽、金、元相继兴起于北边,梁唐晋汉周及南宋之主或称臣称儿称侄称孙,中华正统究竟谁属?元明之际的杨维桢著《宋辽金正统辨》,大旨以元承宋统而排斥辽金。四库馆臣揣摸皇上意指,删去陶宗仪《辍耕录》所载杨维桢《正统辨》,在他们看来,女真为满洲先世,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于理更顺。乾隆大不以为然,认为杨维桢“其论颇正”,理由是“辽金皆自起北方,本无所承统,非若宋元之相承递及,为中华之主也”。辽金元虽同样起自北方,虽同为“夷狄”一系,但辽金未能“奄有中原”,而元“为中华之主”。乾隆认为“主中华者为正统”,故以杨维桢为是。关于宋以后正统所属,乾隆的结论是“宋南渡后,偏处临安。其时辽金元相继起于北边,奄有河北,宋虽称侄于金,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至元世祖平宋,始有宋统当绝、我统当续之语”。明朝承元正统,清朝较之元朝则统绪更正。乾隆驳回四库馆臣的意见,强调对“中华”地位的尊重,他自诩为“执中之论”。(注: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百二,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己亥;卷一千三十四,乾隆四十二年六月丙午;卷一千四十二,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己亥;卷一千一百四十二,乾隆四十六年十月甲申;卷一千一百四十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乙酉;卷一千一百六十八,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子;卷一千二百二十五,乾隆五十年二月辛丑。)正统本来是与偏安一词相对立而出现的,中国历史上只有多个国家并立时,才格外讲究正统之辨。在清朝统治中国已逾百年,特别是大一统政治理想的实现,清朝的正统地位本无可置疑,乾隆为什么主动把这件事郑重地提出来加以讨论呢?表面上看是反驳四库馆臣以清承辽金元正统之说,实际上他要阐发的是“主中华者为正统”的观点。“中华”一词,清前中期诸皇帝一般都作为与“中国”同义词来使用,而细加揣摩,不用“中国”用“中华”,似乎更强调中原汉族国家的意味。乾隆比较元朝和清朝的正统地位时就说:“元虽一统,而主中华者才八十年,其时汉人之为臣仆者,心意终未浃洽。我国家承天庥命,建极垂统,至于今,百四十年矣,汉人之为臣仆者,自其高曾逮将五世,性情无所不通,语言无所不晓。”(注:《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五四,乾隆四十七年四月辛巳。) 上文提到乾隆不同意辽、金为正统的理由也是未“奄有中原”(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十,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乙卯。)。 如果说乾隆对古代史观的正统论有所矫正有所发展的话,应该是他继承雍正“天下一统,华夷一家”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一个皇朝是否正统的新标准,这个新标准的核心在于不问其开国皇帝是否身为夷狄,只要“奄有中原”而主中华者即为正统。乾隆完成了融通传统史家正统理论体系的构建,从而确立清朝在中国历朝正统序列中的合法地位。清朝皇帝的中国观,是在对大汉族主义“华夷之辩”的民族观的理论批判中明晰起来并最终确立的。雍正的辨华夷,乾隆继之辨正统,主观上在于争身为夷狄的清朝皇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而在客观上,强调“中外一家”的逻辑延伸必然是昔日被视为近于禽兽的夷狄的少数民族具有与汉族完全平等的地位,必然是把生存繁衍在中国版图之下语言、文化、宗教、习俗不同的各民族各部落视为一个大家庭,必然是把中国看成既包括中原内地,又包括广阔的边疆地区的“中外一家”的大中国。这种理论勇气,中国历史上大概只有不分“中华”“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注:《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唐纪》十四,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五月庚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 的唐太宗可以与之前后相望,引为同调;而饶有趣味的是,雍正是纯正的夷狄,唐太宗的血管里也流淌着夷狄(鲜卑)的血液。从唐太宗到雍正皇帝,从反对“贵中华,贱夷狄”到“中外一家”,中国和中华民族逐渐整合成型的历史轨迹清晰可辨。“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持续百余年之久的康雍乾三位皇帝执政时期,取得了军事上政治上完成国家大一统和思想上批判儒家“华夷之辩”民族偏见这两条战线的决定性胜利,清朝皇帝成为事实上“中外一家”的大一统中国之主。尽管说当时清朝皇帝很少用“中国”以表达其新的内涵,而更多地仍沿用“大清”“天朝”之类居高临下的词汇,但随着西洋国家对大一统中国版图下凝聚为一体的各民族的威胁日益紧迫,清朝皇帝及其治下各族臣民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得到迅速强化,昔日内地汉族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区别与对立的“华夷之辩”被中国各民族与西方国家的区别与对立的新“华夷之辩”所替换,清朝文献中,中国与外国,特别是西洋各国对称日益频密。作为中国历史内在逻辑与外力影响交互作用的结果,最后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当清朝即将覆亡之时,竟由满族统治者提出“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大中华民国”这一逻辑严谨、内涵明确的“大中华”、“大中国”的概念。康熙五十五年(1716)十月,康熙决策禁止中国商船前往南洋贸易,该谕旨结尾处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注:《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七十,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当国人刚开始感受到盛世气象时,康熙就向他治下的臣民敲响了的警钟:西洋国家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主要对手。西洋,清初以来一般指大西洋欧洲国家。康熙对西洋有相当了解,他说,中国与西洋地方,俱在赤道北四十度内。自西洋至中国,有海路和陆路可通。海洋行船,南行八十度,至大狼山,始复北行入广东界,通常要走六个月;陆路遥远,因隔俄罗斯诸国,行走不便,故皆从水路而行。(注:《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甲寅。) 当时令康熙感到的西洋威胁主要是来自占据南洋噶喇巴(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荷兰殖民势力,皇帝忧虑沿海汉人可能在西洋人的庇护下建立海外抗清基地,于是从国家战略安全考虑,断然决策,禁止南洋贸易。时间过了不到80年,康熙关于中国前途的预言便显露出了最初的模糊轮廓。乾隆五十八年(1793)西洋最强大国家英吉利首次遣使访华,英国使臣马戛尔尼态度的傲慢与倔强,英王礼物反映出来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给予乾隆强烈的震撼。当年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从避暑山庄返回京城,立即前往圆明园参观马戛尔尼使团的“贡品”。据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记载,乾隆帝对装有110 门大炮“皇家号”军舰模型颇感兴趣,“他详细问到当时在场帮助安装的使节团人员关于军舰上许多零件的问题,以及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一般问题。”(注: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406页。此军舰模型系英王赠送乾隆帝的礼品之一,据斯当东介绍,“礼品中加配一付全套装备的英国最大的军舰模型。有110门重炮装备的巨大军舰上的各个微细部分俱在模型上表现无遗”(第250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隔一日,乾隆帝即密令军机大臣传谕两广总督长麟等:“英吉利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且闻其向在海洋有劫掠西洋各国商船之事,是以附近西洋一带夷人畏其恣横”(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戊子。)。九月一日,再次密令军机大臣传谕沿海各督抚等:“该国夷人虽能谙悉海道,善于驾驭,然便于水而不便于陆,且海船在大洋亦不能进内洋也,果口岸防守严密,主客异势,亦断不能施其伎俩!”(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六,乾隆五十八年九月辛卯。) 面对称霸海上的英国军舰,乾隆深知中国的制海权已沦于英人之手。如何应对咄咄逼人前来叩关的“红毛夷”?乾隆采取的对策是,全面断然拒绝英国的一切要求。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英国使臣似有传教之意,乾隆以“华夷之辩甚严”拒绝西洋人“妄行传教”(注:《清高宗实录》卷一四三五,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这可能是清朝皇帝第一次以民族意义上的“中华”与中国各民族的潜在敌人——外夷相对称。乾隆昧于世界大势,一厢情愿地以“华夷之辩”反制西方国家,固然不足称道,但这中间隐含着面临日益迫近的西洋威胁,中华民族的自我认同已呼之欲出了。西方列强侵略即将到来,中国各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各民族对隶属其下的统一国家的认同,无疑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英鸦片战争前夕,鸿胪寺卿黄爵滋奏称:“近年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奇。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盖自鸦片烟土流入中国,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九,道光十八年闰四月辛巳。),道光随即特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查办,并命传谕林则徐:“想卿等必能体朕之心,为中国祛此一大患也。”(注:《清宣宗实录》卷三百十六,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丙辰。) 面对“外夷”,满汉君臣共同站在“中国”立场,风雨同舟,忧患与共。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即将开始发生空前巨变的前夜,禁烟运动所体现的中国人民共同利益和民族精神,极具象征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小雅·常棣》。),这一“华夷”对立的全新格局不仅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而且为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的历史进程又注入了新的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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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柠果茶

人不后悔,紧绷的神经之弦何以缓解?生活本就不易,不可能万事都称心如意,遂人所愿。也不是人人都有先见之明,都有做好每件事情的把握。既然如此,那么人生磕磕绊绊,遇到挫折、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那些追求十全十美,不想留有遗憾的人,做任何事都会过于小心翼翼,神经也时刻紧绷着。这样往往适得其反,把事情办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允许自己后悔,那么他的心理压力就得不到释放,反而更容易出错。后悔也是有好处的,它可以缓解压力与人们过度紧绷的神经之弦。

女子体操运动员桑兰,她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从不允许自己失败和后悔。跳马本是她的强项,可在一次比赛前,她为了发挥出自己的水平,一遍又一遍地试跳,结果最后一跳时,因神经高度紧张,头先着地,造成腹部以下高位截瘫。假如她当时不这样过分严格苛求自己,允许自己失败,或许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事过多年,她才坦言:“不想让自己失败和后悔,有时是非常可怕的,我要是少试跳一次就好了。”这也是她给后人总结出的经验教训。

人不后悔,何以在失败中吸取经验和教训?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败后不吸取经验教训。失败后的后悔,实际上是一种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

有个海员,因工作需要,他经常晚归。年迈的父亲常等他至深夜,每天都会问:“饿不饿,要不要来碗面?”其实父亲是想和儿子聊聊天,但海员并不懂得珍惜,总生硬地拒绝。一天,他接到父亲病故的噩耗,可他却要15天后才能返航,他内心十分愧疚、后悔,因为他从没和父亲好好聊过天,也不曾抽时间多陪陪父亲。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人生的哀痛。幸运的是,他还有母亲,有过一次后悔的反思,他放弃了航海员这份高薪的工作,回到了母亲身边。他终于明白,一定不能把对父亲的遗憾再留给母亲了,他要好好地侍奉母亲。

俗话说,幸福使人长久单纯,不幸却使人迅速成长。失败之后的后悔虽然让人不愉快,但恰恰是这种情绪,才使人明白如何才能让后悔的事不再发生。

掀起“林旋风”的林书豪,也曾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甚至险些与NBA擦肩而过。每次比赛后,他总是后悔自己没能发挥出水平,但他却能在后悔中总结经验。终于,在一次主力受伤,自己临时替补上场时,他抓住了这个宝贵机会,超常发挥了自己的水平,最终一战成名。

因此,后悔不是全无作用的,它就像一帖中药,虽苦涩,虽不能立即见效,但它温婉、浸润,最终能把病医好。后悔这贴良方,能让人们在不断地反省中进步。

然而,在危险降临之际,面对正义与邪恶的较量,那些怯弱的“好孩子”、“优秀生”都躲了起来,而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却能挺身而出,勇敢地挡在前头,展现他们果敢的魅力。他们勇于打破成规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

世事不应一味地循规蹈矩,若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就有可能使事情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一个小孩在玩耍中不小心掉进了水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被水淹没了。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都哭了,只有司马光急中生智,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向水缸使劲砸去,水缸破了,缸里的水流了出来,小孩得救了。司马光打破了“入缸救人”这一思维定式,选择了“破缸救人”,这就是善于打破成规之举。

由上可见,打破成规需要智慧,更需要勇气,因为没有勇气就没有打破成规的行动。试想,如果汤姆·索亚和哈克贝利·费恩没有勇气,怎能战胜大坏蛋乔呢?如果司马光没有打破思维定式的智慧和勇气,怎能顺利地救出掉进水缸的小孩呢?因此,打破成规并不是一无所获的,有时它会让我们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呢。

如果人人都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那世界将是一个没有科学发展与时代进步的世界。古往今来,人类的进步就是人们打破成规的结果。

古人认为地球是方的,天空是一个固定的圆形屋顶。公元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提出了以地球为宇宙中心的“地心说”。由于“地心说”符合神权统治的思想,因此得到当时教会的支持,在中世纪一直居于统治地位。虽然有人对“地心说”抱有怀疑,却没有人敢于探究。后来哥白尼以付出生命为代价,****了“地心说”,创立了新的宇宙观——“日心说”。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说,“日心说”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正是因为有了许多像哥白尼这样勇于打破常规、勇于探索的科学家们,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创新往往要付出代价,还要有超乎寻常的勇气。是呀,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怎么会有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重大发现?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怎么会有乔布斯引领时代潮流的苹果创意?没有打破成规的勇气,怎么会有21世纪中华民族的崛起和腾飞?

我们在学习生活中同样需要这种敢于打破成规的勇气。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寻找更简便的解题方式;我们要勇于质疑,勤于探索,才会真正掌握知识;我们只有敢想、敢做、敢尝试,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从而突破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精彩人生。

******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亲爱的同学们,让我们鼓起勇气,打破成规,创造精彩,向着学海扬帆竞发,向着生活的山峰攀登,向着民族的腾飞而努力吧!

是的,猛士之所以所向披靡,是因为他记住了女神的话:“上前一步,剑就变长!”因为持着短剑,他比敌人更灵活,在敌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他就能一个箭步,刺穿敌人的心脏。

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自己。因为个子矮,视力又很差,所以我就向班主任申请坐到教室的前排,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够完美的地方。面对自身的缺陷,我们不应自卑沉沦,而应拥有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尽力坐在生活的前排。

篮球巨星姚明退役之后,他的缺陷才被世人所了解:他六岁的时候右耳就已失聪,左耳的听力也低于常人水平。我顿时明白了为什么“小巨人”在与人交谈时,总会贴近对方的原因。据说,当年姚明的篮球前途一度因为右耳失聪而停滞,如果换作别人,极有可能因为听力的缺陷而退缩不前,但姚明恰恰相反。他并没有拒他人于自我世界之外,而是积极地与他人交流;良好的人际关系,让他迅速地在关系复杂的NBA团队里站稳了脚跟。由此可见,人的长处并非完全取决于他的天生资质,有时甚至相反——取决于他的缺陷。姚明正是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才努力地去改变它,凭着“坐在生活的前排”的心态,超越自我,走向成功。其实,恰是因为有了“坐在生活的前排”的信念,我们才能拥有积极向上、超越自我的品格。

另一个故事同样发人深省:20xx年6月,当时还是5岁的英国小男孩海内斯举办了自己的画展,展出的40幅作品吸引了上万人参观。海内斯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被诊断出患有先天性脑瘫、心脏永久感染等疾病,另外,他的肺动脉狭窄,被医生认定为“绝对不会活过1岁”。海内斯虽然年幼,但他一直坚强地与病魔抗争。在祖母的悉心指导下,他借助绘画本领与家人交流,并让绘画成为他继续治疗的重要手段之一。在画展的几天里,海内斯处于亢奋状态,他每天都要去现场听人们对他作品的评价,为以后创作更好的作品汲取营养。面对一个5岁残疾孩子美丽的画作及其他那颗比正常人的更坚强的心脏,我们能说的只有一句话:“好样的,坐在生活前排的海内斯!”

以姚明、海内斯为榜样,坐在教室前排的我也正努力地坐在生活的前排。虽然我拥有的是“短剑”,但我坚信:“上前一步,剑就变长!”

有高远的目标固然好,将其牢记于心,我们就能时刻鞭策自己不断前进。然而,不能一味地追求高目标,万一达不到制定的高目标,我们的自信心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所以,我们应根据自身的能力来制定目标。

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个人想得到一匹又快又好的马,但他只有一匹劣马。这匹劣马与他理想中的马差太远了,他叹息着,把马放走了。他心想:一定要找到自己中意的马,绝不能降低标准!可是,他最终没能找到自己中意的马。有人牵走了他放掉的劣马,那人骑着劣马,找到了一匹日行千里的快马。如果第一个人肯降低标准,骑着那匹劣马去寻找自己中意的快马,那么,他或许还能实现心中的愿望。

同样地,在学习上,很多同学都想取得好成绩,并为自己定下“考第一名”的目标。但考第一名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第一名只有一个。有些同学奋发向上,努力拼搏,最终如愿地考了第一名;而有的同学因智力或学习能力的限制,没能考取第一名。以考第一名为目标但没实现的同学往往会沮丧,甚至丧失了积极进取的动力。显然,他们没有看到自己的进步,也没有意识到超越自我便是达到了近期的目标。所以,我们应该适当降低目标,制定切合自身实际的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实现。

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她小时候十分瘦弱,每次跑步都是最后一名,为此她特别害怕上体育课。但她的妈妈安慰她说:“没关系的,孩子,你记住,下一次你的目标就是只追你的前一名同学。”小女孩记住了妈妈的话。再跑步时,小女孩就奋力追赶跑在她前面最近的那一位同学。结果她从倒数第一名,到倒数第二、第三、第四……就这样,她的跑步成绩越来越好,最终达到了中上水平。小女孩的妈妈把“只追前一名”的理念引申到小女孩的学习中,并告诉她:“如果每次考试都超过一位同学的话,那你就非常了不起了!”

在妈妈“只追前一名”理念的引导下,这个女孩于2001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并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成为当年哈佛教育学院录取的一位中国应届本科毕业生。这个优秀的女孩就是朱成。

“只追前一名”,就像我们常说的“够一够,摘桃子”道理一样。目标太过高远,无法实现,容易让人失去动力。好高骛远,会使人力不从心,甚至半途而废。明确而又可行的目标,真实而又适度的期望,才能让人脚踏实地、胸有成竹地朝前走。

生活中,我们更应学会降低目标。每个人都梦想过上舒适、惬意、安定的生活。但十全十美的事物并不存在,想要追寻世外桃源那样安逸的生活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因此,我们应适当地降低目标,追求切合实际的生活。

人生如登山,只要往上走,即使只是一小步,也会有新高度。目标也是如此,完成了一个小目标,也就向大目标迈进了一步。适当降低目标更容易让人感受到成功的喜悦,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让目标在缩小中跳一支酣畅淋漓的舞蹈吧!

《读者》上有一则故事:一秀才入京参加科举考试,路上他和同伴在一间破庙里歇息。吃饭时,秀才发现一只蚂蚁趴在干粮上。同伴说:“捏死它,竟敢偷吃。”秀才却用手指轻轻地把小蚂蚁放回地上,说:“去吧,小生命。”考完试后回客栈的途中,秀才忽然记起考试时一时疏忽,将“玉石”写成了“王石”,于是大叹“今年无望矣”,可发榜时,秀才却荣居榜首。原来,那只被秀才救过的小蚂蚁为了报答他,伏在考卷的“王”字上,使“王”字变成了“玉”字。

一只小小的蚂蚁尚能心存感恩,更何况是我们这些有理想、有道德的青少年呢?霍金先生虽然靠轮椅来走动,但他仍能够微笑地面对生活,为什么?因为霍金先生认为,他的手指还能活动,他的大脑还能思考,他还有爱他的亲人与朋友们,他还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些足以让他勇敢地去面对生活。由此可见,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是多么重要。

感激生育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了你生命;感激养育你的人,因为他们让你健康地成长;感激教育你的人,因为他们教给你知识;感激帮助你的人,因为他们帮你渡过难关;感激关怀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温暖;感激鼓励你的人,因为他们给你力量;感激伤害、藐视、欺过你的人,因为他们磨炼了你的意志,唤醒了你的自尊,增长了你的智慧……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这些事例,都能唤醒我们那颗沉睡已久的感恩之心。感谢翠绿的小草吧,它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坚韧让我们学会了什么叫“坚强”;感谢奔腾的流水吧,它那“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决绝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奋进”;感谢漫天飞舞的落叶吧,“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默默付出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奉献”。让我们感谢森林,感谢四季,感谢地球,感谢社会,感谢那些帮助过我们的或熟悉或陌生的人们吧!

亲爱的朋友们,请不要吝啬自己的感恩之情,当你得到亲人或朋友的关爱时,你至少要由衷地说一声“谢谢”,报以诚挚的微笑。也许就是那声简单的“谢谢”,那个浅浅的微笑,才让我们的青春多一份幸福!

暑假的我并没有像初中生一样的有解脱的心情,我反而是在担心高二分科后自己的学习,我开始看一些高考作文,看着他们高考后的心情,有落榜的失望,有考上理想学校的喜悦。看着他们我想到两年后的自己。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别人都在跑,我有什么理由停下来,我想付出了,总会有收获,只要坚持梦想,便会成功在望。

张悦然说过:“人生应当用前半生的时间去得到一些东西。”我想虽然现在是暑假,但是对于高中生的我们是一种考验,没有老师的严格要求,有的只是自己对自己的约束。梦想,有时候也许就像流星一样短暂易逝,但我们也要让他有璀璨的过程。在学校里,老师们经常给我们讲:“要做一个追梦人。”如果当初爱迪生因为挫折而放弃了灯泡的发明,人类的文明会进步吗?挫折会来,也会过去,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气馁的,我们90后并不只有叛逆,我们还有的是不服输的脾气。

我每天还是坚持早起,我喜欢有规律的生活,对待事物,没有原来的浮华,人生充满了大起大落,我们这个年龄是好奇心和探索心的,凡事都要拼一次,无论是输还是赢。我们也会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但是我们都会从容面对。这个时候了,我们怎么还能在等待,我们的等,只是在浪费我们的美好青春,我们还年轻,有时候轻视了明天,等到我们不惑之年的时候,我们的青春在也经不起虚掷和挥霍。

这个社会充满了各种诱惑,我们这个年龄有时候会被蒙,想这么做又想那么做,最后一事无成,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拼劲,还要有毅力和智慧,耐心的去做好一件事,很简单的道理,也许很多人清楚,但很少有人那么做。人都有野心,但让你的野心有个支撑,你若想成就你的野心,总会找到方法。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不是你在原地的等待就会成功,守株待兔,故事终究是故事,而不是现实。当你面对失败的时候,想想,过去的终究会过去,当初的期待实现与否,都被时间带走了。我们学生的期待就只是成绩,一次的失利不代表对你实力的否定,所以,不要停止你的期待,也许在以后你成功的时候,你会感谢那时没有放弃的你。

所以,90后的我们有野心,也有一颗愿意努力的心,等待就是浪费青春,加快你的步伐,经受住失望的气氛,相信梦想,让青春不留遗憾。

在这个钢筋水泥铸成的巢中,在这个灯红酒绿渲染的社会中,我们都置之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渺小的如同一粒沙粒,小小的风就可以任意的驱使我们,为了我们可以好好的凭借自己的意志做自己喜欢的是,我们唯有把自己变成大沙砾,才能不随风飘摇,而变成大沙砾的办法就是学会表现自己,让自己的好展现在世人面前,让他们知道其实自己是有能力的人,因为只有在人们的喜欢中我们的沙砾才会越滚越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0岁残疾了双腿的史铁生,用自己的笔表现了自己的价值,写出了我与地坛,并一直用自己的实际激励着像他一样的人们,如果当初他不选择表现自己,用笔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可想而知他的生活会如何的不堪,也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喜欢他的读者们,以及被他的精神所折服的学者们。学会变现自己,,真的很重要,不是吗?其实在这个社会中,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表现着自己,如果没有自己的表现谁会认识我们,谁会了解我们,我们又怎么会有朋友,因为我们表现了自己,所以人们看到了我们真实的一面,了解到原来他是和我有一样爱好的人啊,或和自己有同样的性格,所以选择和自己做了朋友。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变得多姿多彩。学不会表现自己的人,内心将是孤独的,因为他的心从没有打开过,从没有给过别人认识自己的机会,这样的人生是可悲的不是吗?

要知道世界万物都在表现自己。没有表现,何来认识,何来称赞,何来荣誉,就像那些被授予荣誉勋章的军人们,就像那些让人无法理解的天才们,就像那些让人看了不禁赞叹一句“好美啊”的牡丹们,没有表现自己的勇气,相信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其实,生活就是表现自己,只有把自己表现的淋漓尽致,生活才会开出绚烂,芳香的花。希望你的生活是精彩的。

我们有着似水年华,有了它,便有了一分洒脱和风流;有了它,便有了一份灿烂和辉煌。我们自知和幸福,可又中是抓不住它,我们沮丧,我们将他淡忘。在这里,我将踏上一叶雨舟。在这里,到时空中追寻它——幸福。

千山落叶,纵目远眺,碧天寥廓,镇江如练。在这仙境般人的地方,我似乎看到了幸福的足迹。孩子们在路地山嬉戏,晚风拂过,远处升起炊烟,是这幅画更完美。幸福,原来你也在这里,我上了岸,享受这自然的默契。然而,这并不是幸福的所在,战火很快将如画的村庄点燃,马蹄声淹没了歌声,硝烟使天空变得冷漠。幸福,又走掉了,这里的祥和进在倾刻间化为乌有。

独立在雨舟上,繁星在空中闪烁。在这里,我困惑:难道人们从没把幸福留住过?难道幸福是飞来飞去的蝶?风吹过,带来大漠的驼铃声,玄奘杂历经艰难后,取得佛经的一刹那,幸福不正在他身边欢呼吗?雨落下,带来易水的凄凉,荆柯的笑声中,生命已升华,在孤注一掷之际,多少百姓在燕国等待他们的幸福?夜色凉如水,雨舟划入一个我从没度过的空间。我看到了过去,多少个夕阳西下的黄昏,我咀嚼着最后一缕阳光?多少迷人的夜晚,我梦中闪烁着无数颗星?

我终于找到了幸福。幸福是鸟儿飞过柳梢时向母亲的回眸;幸福是禾苗久旱后逢甘露的欣喜的颤动;幸福是比较,更是比较后的满足;幸福是汗滴,更是鸶去汗滴后的惬意。有了幸福,大漠中也有江上明月,有了幸福,城市中也能感受到山间清风。

晨雾中,我带着一舟神秘的光归来。这里有字典里没有的葱芜,在天空中没有的阴晴,有风霜中没有的心痛。我追寻到了幸福,幸福也追寻到了它的归宿。

勤,就是要珍惜时间,勤于学习,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勤于实践。古今凡有建树者,无不成功于勤。

勤出成果。马克思写《资本论》,辛勤劳动40年,阅读了数量惊人的书籍,其中作过笔记的就有1500种以上。司马迁著《史记》,从20岁起就开始周游,足迹遍及黄河、长江流域,汇集了大量的社会素材和历史素材,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歌德花了58年时间,搜集了大量材料,写出了对世界文学界和思想界产生很大影响的诗剧《浮士德》。我国当代数学家陈景润,在攀登数学高峰的道路上,翻阅了国内外的上千本有关资料,通宵达旦地看书学习,取得了震惊世界的成就。上海一个女青年坚持自学,十年如一日,终于考上了高能物理研究生。可见,任何一项成就的取得都是与勤分不开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勤出智慧。传说古希腊有一个叫德摩斯梯尼的演说家,因小时口吃,登台演讲时,声音含混,发音不准,常常被雄辩的对手所压倒。可是他气不馁,心不灰,为克服这个弱点,战胜雄辩的对手,便每天口含石子,面对大海朗诵,不管春夏秋冬,坚持五十年如一日,连爬山、跑步也坚持练习演说,终于成为全希腊一个最有名气的演说家。宋代学者朱熹讲过一个故事:福州有一个叫陈正之的人,反应相当迟钝,读书每次只能读50个字,一篇小文章也要读一二百遍才能熟。但他不懒不怠,勤学苦练,别人读一遍,他就读三遍四遍,天长日久,知识与日俱增,后来读书很多,成了博学之士。这表明,即使天资比较差,反应比较迟钝,只要勤,同样也是可以变拙为巧的。

实践证明,一个人知识的多寡,关键在于勤的程度如何。懒惰者,永远不会在事业上有所建树,永远不会使自己聪明。唯有勤奋者,才能在无限的知识海洋里猎取到真智实才,开拓知识领域,使自己聪明。高尔基说:“天才出于勤奋。”只要勤,就一定能在艰苦的劳动中赢得事业上的巨大成就。我想每一个渴望得到真知的人,是一定能够体会到“勤”的深刻含义的。

诚信之风,累积人生的道德底线。

美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小时候不小心砍倒了父亲心爱的樱桃树,但他并没有担心被责罚而欺瞒父亲,而是坦诚地向父亲承认错误。可见,诚信之风早已吹入幼时的华盛顿心中,让他为成为总统而拥有优良的道德,并在他的总统生涯中深得民心。

诚信之风,弥合人与人之间的缝隙。

曾看过这样一句话:“诚实是力量的一种象征,它显示着一个人的高度自重和内心的安全感于尊严感,”这句话可见其诚信的重要性,然而,在人际交往中,诚信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人无信而不立。”失去了诚信便不能再这个社会上立足。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一向很讲信用,是一位诚信的人。人们都说:“的黄金千斤,不如德季布一诺。”因此,正因诚信,季布才有好的人际关系,之后得到了朋友的帮助才幸免于难。由此可见,诚信在生活中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为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诚信之风,取得美满的仕途。

通往顺畅的事业之路,必不可少的便是这诚信。北宋词人晏殊即是如此。在他十四岁时,有人把他作为神童举荐给皇帝,皇帝召见他后,让他和一千多名进士一同考试。由于考题是晏殊曾做过的,他把实情告诉给皇上,并要求皇上重新出题。皇帝与大臣共同商议了一道难度更大的题目,让晏殊当堂作文,结果,他又获皇上的好评。皇上便赐予晏殊“同进士出身”,拥有了一份好的事业。

或许晏殊本可以隐瞒这一真相,就算别人知道了他无大碍,他便可以十分顺利地当官。但由于他的诚信,不顾忌这些风险,坦率地说出一切。这也让皇帝更加器重他,让世人由衷地敬佩。

诚信是一朵兰花,高洁地盛开在人们的心田;诚信是一杯香茗,氤氲了人们的心田;诚信是一首歌曲,唱响在世界的上空。

然而,我却认为诚信是风,它无处不在,只在于你自己,能否好好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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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喵是kuma酱

一代大帝,雍正王朝摘要:上承康熙,下接乾隆,作为一代伟帝,雍正是那么引人注目,而千秋功过,在雍正身上又显得如此诡秘,他是如何获得王位?又有哪些功过?又是如何死去?就让我们一同简单的探讨雍正的一生。 一:简介 雍正,名爱新觉罗�6�1胤禛,清圣祖玄烨(即康熙)第四子,号雍正,死后葬于清西陵之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对于雍正,历史界向来褒贬不一,有人说是一世伟才,也有人说是暴帝昏君,而雍正在位究竟做过哪些事? 二:雍正之功 雍正在位对康熙晚年的积弊进行改革整顿,一扫颓风,使吏治澄清、统治稳定、国库充盈、人民负担减轻,而其主要的功绩在以下方面。一:摊丁入亩。是一项重要的赋税改革,中国自古就有人丁税,成年男子,不论贫富,均须缴纳人头税。雍正实行改革,将人丁税摊入地亩,按地亩之多少,定纳税之数目。地多者多纳,地少者少纳,无地者不纳。是谓"摊丁入地",一举取消了人头税。这项措施有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地主,是我国财政赋税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二:耗羡归公。我国古代以银、铜为货币,征税时,银两在兑换、熔铸、保存、运解中有一定损耗,故征税时有一定附加费。此项附加费称"耗羡"或"火耗",一向由地方州县征收,作为地方办公及官吏们的额外收入。耗羡无法定征收额,州县随心所欲,从重征收,有的抽正税一两、耗羡达五六钱,人民负担甚重。雍正实行"耗羡归公",将此项附加费变为法定税款、固定税额,由督抚统一管理,所得税款,除办公费用外,作为"养廉银",大幅度提高官吏们的俸入。这样,既减轻了人民负担,又保证了廉政的推行。故雍正说:"自行此法以来,吏治稍得澄清,闾阎咸免扰累。" 三:改土归流。我国西南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实行土司制度,其职务为世袭,仅名义上接受清朝的册封。土司们生杀予夺、骄恣专擅。这种制度妨碍了国家的统一和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雍正即位后,废除了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各地的许多土司,改成和全国一致的州县制度。"改土归流"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许多土司武装反抗,雍正坚决派兵平定。在平叛战争中虽然也累及无辜,给少数民族造成伤害,但从长远来说,"改土归流"是进步的措施,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和特权,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利。四:创立军机处。它是古代君主集权到达顶峰的标志,而且其功过还有待商议。军机处的在雍正用兵西北平叛葛尔丹所建,清雍正通过军机处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皇帝手中,而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军机处为皇帝出主意、写文件,理政务,"军国大计,罔不总揽"。其特点是处理政事迅速而机密。军机大臣直接与各地、各部打交道,了解地方情形,传达皇帝意旨。而它的出现使皇帝独裁,错误增多,而且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 三:雍正之过 若是论过,雍正造孽也不少。一:苛政残酷镇压。雍正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二:重农抑商。雍正遵奉重农业、轻工商的信条。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三:外交错误。虽然雍正英明果断堪比康熙,但他的世界眼光却和乾隆一样,逊色不少。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四:雍正继位 而雍正的继位问题,是史学家乐此不疲的研究对象。学术界历来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受康熙遗诏继位,是合法继承;一种认为康熙并未传位与他,雍正是矫诏夺位。由于雍正即位,篡改了历史,销毁了档案,现在已找不到他矫诏夺位的确凿证据。斧声烛影,已是千古的疑案,但从各种迹象推断,他的继位确实存在很多疑点。一:康熙死前是谁侍立,尚成疑问。康熙晚年,太子废立,诸子争位,闹得乌烟瘴气,储位虚悬,人心不定。史说隆科多为惟一顾命之大臣,而其他谕旨中却说,康熙死时隆科多不在御前,又说康熙传诏时皇十七子胤礼在寝宫外侍候。而其他史料证明,胤礼时在皇宫内值班,并不在畅春园寝宫外,如此等等。因此,是否存在这一临终传位的现场,实属疑问。二:王储是谁,亦是迷离。当时因准噶尔入侵西藏,康熙命皇十四子胤禵(读ti第二声)为抚远大将军,统兵援藏,给以大权,用正黄旗�,称大将军王,礼仪隆重,规格极高,康熙当是意有所钟。康熙称赞胤禵的才能"大将军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很多人心目中也以胤禵为接班人,如皇九子胤禟说胤禵"聪明绝世","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十四爷现今出兵,皇上看的也很重,将来这皇太子一定是他"。可是,康熙在畅春园猝然去世,雍正与时任步军统领,掌管京师兵权的隆科多勾结密谋,夺取了帝位,而胤禵远在青海,鞭长莫及,故而帝梦成空。 五:雍正之死 而雍正又是如何死亡的?历史上也无确凿证据证明。关于雍正之死,清宫档案中雍正朝的《起居注》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八月十八那天他与大臣们商量处理少数民族事务,八月二十他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第二天仍然正常办公,说明这时他的身体仍然很好。但到了八月二十二,他却突然得病,当天晚上,已经奄奄一息的雍正便宣布传位给儿子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就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对雍正皇帝的突然死亡,清朝官方只有如此简单的记载,也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关于雍正死因的种种说法便产生了。民间传说又三种版本。一: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而且此金头在今清朝博物馆中。二:《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有个恋人叫竺香玉,是林黛玉的化身。竺香玉后被雍正霸占,成为皇后。曹雪芹想念恋人,就混入宫中,与竺香玉合谋,用丹药将雍正毒死。三:还有的野史传闻,说宫女与太监串通一气,用绳子把雍正勒死了。可毕竟是传说,不免奇怪。“官方”给出的结论是——崇尚丹药。丹是道教的一种修炼方法,为的是长生不老。丹药,也就是仙丹,是道士们用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做原料,用炉鼎烧炼而成。相传,吃了这种丹药就可以长生不老。雍正没当皇帝的时候,就对丹药产生了兴趣。他曾写过一首《烧丹》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从中可以看出,雍正早年就对炼丹有了相当的研究和兴趣。雍正当上皇帝后,极力推崇金丹派南宗祖师张伯端,把他封为“紫阳真人”,雍正特别赞赏张伯端发明了金丹要领。至少从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开始,雍正就经常吃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从他对田文镜奏折的批语中,可以知道他感觉服后有效,还把丹药作为礼品赏赐给鄂尔泰、田文镜等大臣。事实上,炼丹所用的铅、汞、硫、砷等矿物质都具有毒性,对大脑和五脏侵害相当大。雍正死前的12天,《活计档》中曾记录:“总管太监陈久卿、首领太监王守贵一同传话:圆明园要用牛舌头黑铅二百斤。”黑铅是有毒金属,过量服食可使人致死。100公斤黑铅运入圆明园,之后不久雍正在这个园子内突然死去,史学家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而是直接证明了雍正之死,完全有可能是丹药中毒造成的。于是这一代伟帝,最后仅以58岁享年,突然抛弃了金銮殿,永远躺在了泰陵的地宫里。 六:结语 历史本就错综复杂,而染上政治的历史就更加扑朔迷离,究竟事实如何,功过孰定,也须时间的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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