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木兮123
多少人一辈子也碰不到那个懂自己的人，而任正非，庆幸在最开始的时候就遇到了自己的知音，无数次救华为于危难之际。
这个人就是孙亚芳。
很多人都知道，任正非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出生于贵州一个偏僻的山区，家里除了支持他努力学习之外，根本给不了物资上的支持，而他也在44岁的中年阶段，经受了200万，被辞退，妻子和自己离婚，三重打击。
几乎要压垮了任正非，好在农村里出来的苦孩子，耐性和毅力都是够的，任正非想要搏一搏，就和朋友凑了几万块钱准备自己单干。
是生是死就在此一搏了。
于是，最开始的华为就这样诞生了。
初始资金只有几万块，员工也是少得可怜，幸亏任正非懂技术有经验，理论知识也扎实，愣是这样迈出了第一步。
但是这样还不够，公司缺乏技术型人才，太缺了，可能就是极度想要有什么，上天就会听到，然后带给你什么吧。
任正非去北京出差的时候，偶然间认识了孙亚芳，那时候孙亚芳已经在一家研究所当工程师了，经过攀谈，竟然发现两个人同为贵州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更何况孙亚芳还是任正非急需的技术型人才呢。
任正非凭借着三寸不烂之舌，还真把孙亚芳忽悠地放弃了当时稳定的工作，来到了华为，孙亚芳对此更觉得是知音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感。
总而言之，1992年，孙亚芳来到了华为。
而来到华为的第一天，孙亚芳就救了华为一命，把华为无意间埋下的一颗雷，给连根拔除了，不然可能我们都看不到今天华为了。
那个年代，下线的销售公司采取的都是公司先给货，他们卖出去之后再给钱的方式，这样很容易导致企业经常收不回来一部分钱，就算收回来也要等很久，一个企业最怕的就是资金链断链，而当时的华为就处于这个边缘。
那时候的华为也因为这种支付方式，已经几个月没有钱给员工发工资了，人心涣散，本来就是小公司，更显出了摇摇欲坠的样子。
孙亚芳进入华为的第一件事，就是用自己的名义，给华为贷了一笔50万的款项，当时对于款项的使用，孙亚芳也显示出了她截然不同的想法。
任正非觉得应该用在研究上，想着加快研究就有东西卖出去，卖出去就有钱周转了。但是孙亚芳不同意，她表示，现在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员工们的动力明显不足，就算他想着和你共存亡，但是为了养家糊口，很多人都只能无奈辞职，你现在就是最缺人，尤其是技术人员的阶段，你不让他们留下来，谁能给你去研发？
任正非想了想，觉得孙亚芳说得有道理，于是这笔钱用来补发了员工的工钱，稳定了军心。
员工们一下子拿到了钱，也知道公司现在还在困难的阶段，但是拿到钱还是想着立刻给员工发工资，也都牟足了劲想帮公司度过这个难关，于是上下一心，还真迅速研发出来了新产品，华为也拔出了自己的第一颗雷。
的职位一步步高升，也是因为她真的全心全意为华为付出，真正华为背后的女人，在任正非因病手术，需要长时间疗养的时候，也是孙亚芳陪伴着任正非，也是她搭建起了一个精英营销部，帮助华为从农村占据一席之地，再能再有后续的至今走到现在。
她有着女性的温柔，在任正非遭遇病痛的时候，帮他排忧解难，甚至是照顾他。更有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雷霆手段，华为上上下下的员工都敬她，怕她，也崇拜她。
而这样一个人，却带着华为数千人辞职，这是要搞对立吗？
1996年的时候，华为已经走了十个年头，在通信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陪着华为的老员工，身价也都翻了几倍，员工兜里也都装满了钱，问题也就来了。
当人到达一个高度的时候，会有满足感，控制不好就会产生惰性，任正非和孙亚芳就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该怎么办？
为什么会产生惰性？这是根源问题。
很多老员工觉得，已经走过了最开始的创业阶段，接下来不用这么辛苦了，躺着就把钱赚了，就等分红吧，可是他们躺着了也等于是占了一个位置，新员工晋升无望，老员工变成了老油条。
找到了问题所在，怎么去解决又是一个难题。
孙亚芳再次显现出了自己的雷霆手段和出人意料的思维方式，她决定带人离职，重新竞聘上岗。
不是产生惰性了吗？那就带着你们从头开始，人力部对市场部所有人重新评估，能力不行地撤下去，能力足够的直接升职。
一时间掀起了风暴。
孙亚芳带头递交了辞呈，其他高层和基层没有办法，只能全部递交了辞呈，经由公司重新做出评估。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也是具有创新性的决定，最后的结果就是，30%的管理人员被替换了下去，部分高层打回了基层，而基层有能力的人，也升职了上来。
新员工开始有动力了，老员工不敢懈怠了，孙亚芳走了一步险棋，但是她成功了，还带领着焕然一新的华为迈向了更高的台阶。
如果说任正非是华为明面上的“国王”，那孙亚芳就是背后的“女皇”，俩人虽然不是伴侣，却是职场上的最强搭档。
而孙亚芳也在2018年的时候卸任华为董事长，告诉所有华为的员工，你有能力，你就会做到这个位置，我们都是轮换来的，下一个说不定就是你。
孙亚芳对于华为的影响是深深刻在文化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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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自己
曾经被华为称赞不已的“床垫文化”，可以说是“加班文化”的一个典型。在任正非的《华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一文中有这样一断话：当我们走上这条路，没有退路可走时，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我们的高层领导为此牺牲了健康。后来的人也仍不断在消磨自己的生命，目的是为了达到业界最佳。沙特阿拉伯商务大臣来参观时，发现我们办公室柜子上都是床垫，然后把他的所有随员都带进去听我们解释这床垫是干什么用的，他认为一个国家要富裕起来就要有奋斗精神。奋斗需一代一代地坚持不懈。在这段话中，处处流露着一种中国式的骄傲：为了企业，为了国家，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可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留下的后遗症：集体的利益总是要高于个人的利益。可是，集体的利益代表的不恰恰就是每个人的利益吗？遗憾的是，当我们过渡强调集体的利益时，个人的利益实际上已经被架空了。在胡新宇因过度劳累而不幸早逝的事件被曝光后，各方对于华为，对于床垫文化的责难不绝于耳。在某些人眼中，华为似乎成为了盘剥员工的“现代地主”。难道创造了中国通信产业神话的华为真的如此不堪吗？任正非在公司内刊《华为人》发表了《天道酬勤》一文，首次正面回应了外界的责难——“我们还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否则就会走向消亡”——床垫文化不能丢！在任正非看来，信息产业正逐步转变为低毛利率、规模化的传统产业。电信设备厂商已进行和将进行的兼并、整合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挑战。华为相对还很弱小，面临更艰难的困境。要生存和发展，只能用在别人看来很“傻”的办法，就是艰苦奋斗。而床垫文化正是这种艰苦奋斗精神的典型，又怎么能丢弃呢？站在公司的角度考虑，任正非的这种辩解也许是正确的。可我们能够看出，这是一种“扯大旗做虎皮”的辩解方式，把企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员工的个人利益都要为了企业的发展而做出牺牲。根据这种辩解，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些低技术、低利润的加工企业，更有理由发展“加班文化”。因为他们的利润更低，他们的处境更岌岌可危，为了企业能够继续存在下去，他们压低工人的工资，延长工人的工时，从企业的高度来看自然是正确的。这显然歪曲了我们工作的本意。人之所以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享受生活。假如每天都在为工作而忙得焦头烂额，为了工作而工作，那工作也就失去了意义。不可否认，有些人天生就是工作狂，为了达到心中的一个人生高度，他们可以放弃所有的生活，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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