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派论文参考文献

明清易代之际的云间派是一个地域性、家族性特点十分突出的文学流派，诗学词学呈现家族承传之宗风，如绵绵瓜瓞。云间派坚守复古之堡垒, 诗学以汉魏盛唐为圭臬，词学则胎息花间词名家、南唐李后主和北宋婉约词名家。然而云间派在实学精神的召唤下，又能以大力挣脱复古之枷锁，师心重情，刺讥现实。本书既注重对流派的整体把握，又突出个案研究。字里行间既有抽象的理论思辨，又时时透现着感性的体悟。云间派是以同乡关系为基础，近似的文学主张和审美趣味为纽带而形成的流派。云间即今上海市松江县的古称，清代的松江府辖华亭、娄县二邑。云间派的代表人物陈子龙、李雯、宋征舆，都是华亭人，他们曾合写诗集《云间三子合稿》，因而被称为“云间三子”，云间诗派的称谓也由此而来。以云间三子为核心的词人群体，则又被称为“云间词派”，云间词派在崇帧年间的倡和作品为《幽兰草》，收陈子龙、李雯、宋征舆词各一卷，顺治四年的倡和作品为《倡和诗馀》，收陈子龙、宋征璧、宋征舆、宋存标、宋思玉、钱榖六人作品各一卷。早期云间词人除“云间三子”以外，还包括宋征璧、宋存标、宋思玉、钱芳标、夏完淳、蒋平阶等人。入清之后，随着陈子龙、夏完淳的殉国以及李雯的去世，云间词派和云间诗派总体上呈衰落趋势，唯有董俞和钱芳标可算云间派后劲。云间词派是千年词史上第一个词派，影响波及明末清初五十多年，著名词学家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云：“昔大樽（陈子龙）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云间词派与康熙年间的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和嘉庆之后的常州词派一起，构成明清词坛最有影响的四大词派。除此四大词派，尚有清初的柳州词派、广陵词派、西泠词派等较小词派以及清末民国初的强村词派（临桂词派），其中西泠词派是云间词派旁支，而强村词派成员多是常州词派后劲，与常州词派有很大关联。 著名词学家严迪昌认为一个词派成立的标志在于：有核心人物，有立派纲领。严迪昌和其他词学家一样，认为云间派核心人物是陈子龙，同时认为云间词派立派纲领是陈子龙《幽兰草词序》：“词者，乐府之衰变，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本制，厥有盛衰。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穠纤晚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於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於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其最著者，为青田、新都、娄江，然诚意音体俱合，实无惊心动魄之处。用修以学问为巧辩，如明眸玉屑，纤眉积黛，只为累耳。元美取径似酌苏、柳间，然如凤凰桥下语，未免时堕吴歌。此非才之不逮也。巨手鸿笔，既不经意，荒才荡色，时窃滥觞。且南北九宫既盛,而绮袖红牙不复按度。其用既少，作者自希，宜其鲜工也。吾友李子、宋子，当今文章之雄也。又以妙有才情，性通宫徵，时屈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予以暇日每怀见猎之心，偶有属和。宋子汇而梓之，曰《幽兰草》。今观李子之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璟、煜，娣姒清照。宋子之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要而论之，本朝所未有也。独以予之椎鲁，鼎厕其间，此何异荐敦洽于瑶室，奏瓦缶于帝廷哉。昔人形秽之忧，增其跼蹐耳。二子岂以幽兰之寡和，而求助于巴人乎。”严迪昌先生认为这篇序言不仅是一篇重要的词学论文，而且是词学史上很可珍贵的一篇词学文献。这篇序言总结了文学体裁的流变和词的变迁，总结明朝词不如宋朝词的原因，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更重要的是，这篇词论将南唐、北宋词作为填词之正宗，确立了云间词派填词风格，对云间派乃至整个明末清初词坛形成了重大影响。 显而易见，甲申国变的确是造成云间派词风转变的关键因素。那么，在此前提下，能否得出“云间三子词风的转变造成了清词的中兴”这一结论呢？还需要进一步讨论。陈子龙作《幽兰草·序》，可以看作云间词派的理论纲领。其中写道：自金陵二主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浅鄙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词，兹无论焉。明兴以来，才人辈出，文宗两汉，诗俪开元，独斯小道，有惭宋辙。可见陈子龙推崇的是李煜、周邦彦等婉约一派，重视词的抒情功能，追求纯情自然的意趣，并且要求抒情婉转含蓄，因此他批评南宋词“亢率”“浅鄙”。他肯定“境由情生”，却忽略了根本：情从何而来？既忽视了社会现实对词人的影响。如果李煜没有亡国之君的经历，就不可能写出感人至深的词章；李清照南渡以后的词又何尝不是“境由情生”？而陈子龙认同的仅仅是晚唐北宋的婉约词风，宋征璧也说“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弊”（《倡和诗余序》），这就显出云间词学观念的局限性。陈子龙主张以比兴寄托的手法抒发情志，《三子诗余序》说：“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说明他并未跳出传统题材之外，但针对明词纤弱淫靡的弊端，强调寄托“风骚之旨”，体现其文学主张的复古倾向，在词的创作上他追求的是“直接唐人”从而“无惭宋辙”。同时，他也没有摆脱视词为小道末技的观念，《幽兰草·序》就说三子作词是“趣其班、张宏博之姿，枚、苏大雅之致，作为小词，以当博弈。”《三子诗余序》也说：“是则诗余者……虽曰小道，工之实难。”总之，陈子龙主张回归雅正婉约的词统，而意识深处仍然视词为艳科小道。然而，与那些经世致用的文章和那些壮怀激烈的诗歌相比，词确实是小道。问题在于陈子龙等人因为这个事实而在填词方面没有投入更多精力，使得词作偏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清代词人大多不善于写文作诗，因此致力于填词者多，使得清代词总数量上多于明代，但是在质量上却并不比陈子龙等人高明，直到清末，著名词学家、词人谭献仍然认为“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第一”，湘真，就是陈子龙的代称。因此我们必须对云间词派复古以及“视词为小道”这两个事实予以客观分析，而不应作出一面倒和想当然的结论。清词号称中兴，但是本质上也是在复古，清词中有些人抬高词的地位，但是他们的词却仍被谭献认为是低于陈子龙。可见，是否重视词的地位以及是否复古都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填词的水平。当然，在一种回归前代的复古宗旨的指引下，新兴的词风也必然受到一些负面影响，其创作实践必然受到前人的一些限制。由于早期云间派追求的是晚唐北宋词的格调，忽视自身所处的时代现实，从而禁锢了思维也限制了自身的创作。如同李煜、李清照一样，云间三子也亲身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迁，然而他们却没能运用词的形式将自己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陈子龙的诗不乏揭露社会现实之作，而他前期的词却很少涉及同样的内容。但是陈子龙后期词的内容有了较大变化，虽然天不假年，但是却已经凭借《湘真阁存稿》中的29首精美的词将云间词风推向一个新的境界。可惜历史没有为云间派留下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夏完淳英年早逝，与老师同于顺治四年（1647）殉难；李雯在这一年送父亲灵柩回乡，返京后病死；宋征舆则恰好在这年中了清廷的进士，冠冕堂皇地入仕。世事变迁，生死殊途，曾经盛极一时的云间派随着三子的离散而逐渐趋于沉寂，但是云间词派之影响却一直影响了之后三四十年，例如清初著名词人彭孙遹就说：“近人诗馀，云间独盛”，康熙初期，王士禛等人都是云间词派的忠实拥护者和追随者，云间派独尊南唐、花间、北宋且广泛影响清初词坛的局面直到后来的朱彝尊和陈维崧宗立派，分别以南宋格律派和豪放派为宗旨，才逐渐。有人认为后期云间派的发展，更加显示出云间派是不可能造就清词中兴的。陈子龙的中门生蒋平阶、沈亿年、周积贤等人合著词集《支机集》。沈亿年在《凡例》中说：“词虽小道，亦风人余事。吾党持论，颇极谨严。五代犹有唐风，入宋便开元曲。故专意小令，冀复古音，屏去宋调，庶防流失。”其观点既出于云间，又比早期云间派推尊晚唐北宋更加偏狭，甚至于“专意小令”“屏去宋调”，独取五代，这就使得词境更加逼仄，云间一派最终衰落。但是必须注意的是，说云间词派引发清词中兴，只是说该词派在清词中兴中的先锋作用，而不是说这个词派影响了整个清代的词。云间词派的领头作用是无法否认的，云间词派影响清初词坛三四十年，也足以说明云间词派在清词中兴中关键的领头作用，此后，朱彝尊为盟主的浙西词派推崇姜夔、张炎等人的清空骚雅一派，陈维崧为盟主的阳羡词派推崇苏轼、辛弃疾等人的豪放派，云间派推崇南唐北宋婉约词派的影响自然大大削弱。惟独以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等人为核心的京华词派仍然推崇南唐北宋风格，虽然不能算是被云间词派影响，但是在美学取向上却仍然是认同云间词派，这一点也可以从纳兰性德和顾贞观选辑的《今词初集》中看出，这部词集选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的词二十九首，位居书中所有词人之冠，推崇云间词派之意甚为明显，而选朱彝尊和陈维崧二人词都未超过二十首，可以看得出纳兰性德等人对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并不认可。因此，说云间词派引发清词中兴，是有很大依据，而不是出于选家和评家的一面之辞。 云间词派是词史上第一个词派，是在元明二代的词衰微近四百年之后出现的第一个接续南唐北宋词传统的词派。由于云间词派重要成员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征璧、夏完淳等人都是在明末清初活动，他们在词方面的创作直接影响了清代词。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宋征璧等人持续倡和填词，培养了一大批江南词人，使得清词中兴具备了人才方面的基本要求。因此后代均将陈子龙等人视为清词中兴的开风气者。著名词学家龙榆生说：“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由于陈子龙高尚的品格和精深的文学造诣，江浙才士都对他非常景仰，当他与李雯及宋征舆、宋征璧兄弟开创云间一派以后，松江府各县群起响应，门生遍及江南，形成“近人诗余，云间独盛”（彭孙遹《金粟词话》）的词坛景观。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云：“昔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毛先舒《白榆集·小传》云：“十子皆出卧子先生之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从吴伟业、王士稹到“西泠十子”，可见云间影响之巨。其余韵缭绕，数十年不绝，同郡后生张渊懿、田茂遇合编《清平初选》，成为云间派的归结之集。云间派倡导雅正、回归晚唐北宋词的传统，对于纠正明词纤弱卑靡之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当时影响甚大，不可忽视。有人认为：“词体复兴的过程就是词的抒情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过程，在重新强调词的抒情功能方面，云间派无疑有开创之功，但是，由于主观认识和客观时世的局限，云间派未能完成复兴清词的重任。因此，只能说云间派奏响了词体复兴的序曲。此后，阳羡、浙西诸派先后崛起，陈维崧、朱彝尊、王士禛、纳兰性德等名家辈出，流派分呈、蔚为大观的中兴景象才最终得以出现。”此话看似正确，但是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前人说云间派开清词三百年中兴之盛，也只是强调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从未认为云间派可以影响清词三百年，持此论着首先就误读了“开三百年中兴之盛”的具体含义。其次，王士禛填词成就明显不如云间词派盟主陈子龙，陈维崧、朱彝尊虽然建立起各自的词派，但是陈维崧的词派影响只持续不到三十年，朱彝尊词派虽然影响了一百多年词坛，但是此派除朱彝尊、厉鹗之外，并无出色词人，末流词人更是落下“琐细饾饤”之恶名，受到后起之常州词派以及清末民初之王国维的严厉批评。所谓的流派纷呈背后，却只是身为盟主的几个词人的孤单身影。至于纳兰性德，本身不属于任何词派，所推崇的填词风格更是直接与云间词派契合，个人成就与陈子龙本身难分上下。因此，我们可以说云间词派的意义仅在于开启清词中兴之门，却无法认定此后出现的“流派纷呈”比明末清初的云间词派更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