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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堂吉诃德》反骑士小说不反骑士精神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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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万提斯先生在《堂吉诃德》自序中申明:“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目的在于“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谭坡尔责备塞万提斯“讽刺用力过猛,不仅消灭了西班牙的骑士小说,连西班牙崇尚武侠的精神都消灭了”。(1)但读罢《堂吉诃德》,我发现,作者反的只是骑士小说,而非骑士精神;崇尚武侠的精神不仅没灭,反倒更激荡起后来人心中的骑士精神。
一、从情节看骑士精神的保留
《堂吉诃德》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它通过堂吉诃德主仆在西班牙大地游侠的经历,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宏大的社会生活画面,真实地反映了16、17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现实。塞万提斯模仿骑士传奇式的写法,用犀利的语言给骑士文学以致命的重击,从此,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新的骑士小说。
“在书房开始妙趣横生的大清点”,这是在董燕生先生译的《堂吉诃德》版本中烧书情节的小标题。“清点”的运用,把骑士小说和骑士精神彻底划清了界线。《阿马迪斯·德·高拉》、《帕尔梅林·德·奥利瓦》、《著名的骑士提兰特·埃尔·布兰科的故事》……神甫和理发师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几本骑士小说,作者借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保留真正的骑士精神——阿马迪斯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封建骑士的理想形象,另外几本书的主人公也是赫赫有名的骑士精神领袖。
在书中堂吉诃德曾言别人不接受他的疯,是因为他疯得还不够彻底。这个疯,指的就是骑士精神,因为执行的不够彻底,所以不被众人接受。拜伦说:“《堂吉诃德》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则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是主持正义的,制伏坏人是他的惟一宗旨。正是那些美德使他发了疯。”他一心要匡正这个社会,大声疾呼“不恢复骑士道的盛世是个大错”,他为了这个崇高的理想而奋斗,善良真诚,锄强扶弱,扶贫济困,处处体现骑士精神,却处处出错以致遭受嘲讽与失败,折射出骑士精神被扭曲的现实和作者对此的愤懑。而堂吉诃德的不曾言败,也是作者对骑士精神的执着。
二、从骑士精神的发展看其对《堂吉诃德》的影响
什么是骑士精神?“骑士阶层的军事功能不再居于主导地位,开始从频繁的征战中解脱出来;好勇尚武也不再是骑士最主要的特征,进入上流社会的骑士开始具有一种与其身份、地位相适应的文质彬彬的风度。”(2)骑士精神形成,包括忠诚、英勇、慷慨、谦逊、荣誉、爱情以及正义感等,在中世纪欧洲思想文化领域中“支配人们思想和心灵的强大伦理观念,人们将其看作是整个社会体系中的王冠”(3),威尔杜兰说,骑士精神“在中世纪及现代欧洲的社会、教育、礼节、文学、艺术及字汇中留着不可磨灭的痕迹。尽管其在文学上的夸张而荒诞,及其事实上与其理想相去甚远,骑士精神仍为人类精神的一项伟大成就,系较其他艺术更灿烂的人生艺术”(4)。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历代读者喜爱骑士小说的原因在于“骑士精神已经被升华为一种观念,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和精神,成为中世纪骑士贵族阶层所应遵循和具有的道德品质,行为规范和生活方式。”(5)《堂吉诃德》也不例外。一种精神传统对人的影响是一生的、根深蒂固的,这也是造成塞万提斯在书中透漏着对骑士精神的推崇的原因之一。
当时骑士小说泛滥成灾,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维护封建统治,建立世界霸权。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人民带来的痛苦与灾难,他憎恨这种扭曲骑士精神、美化骑士制度的文学,因此写就《堂吉诃德》。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堂吉诃德的存在无疑是理想化的',但是塞万提斯却偏偏安排他历尽一切才死去,仅在临终前“醒悟”过来,可见作者对骑士精神的不舍与对这种精神难以回复的无奈。鲁迅先生指出:“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的是他的打法。”忠诚、英勇、慷慨、谦逊、荣誉、爱情以及正义感这些高尚的情操是每个时代、尤其是黑暗混乱的时代所需要的。当看到自己终其一生的努力原来不过是个笑话,堂吉诃德的悲哀就成了一个失却了骑士精神的时代的悲哀。也印证了海勒的话“我要让人们先敞怀大笑,然后再回过头来以恐惧的心理回顾他们所笑的一切。”
三、结语
在西班牙,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即使我们到了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至少还有《堂吉诃德》。”可见,塞万提斯留给后世的,不仅仅是一个笑话。堂吉诃德代表的是一种理想主义,这是大家所认同的,而这种理想主义所指向的,恰恰正是骑士精神。
参考文献
(1)谭坡尔,《论古今学术》(On Ancie nt and Modern Learning),斯宾冈()编,《十七世纪批评论文集》,第三册,页七十一.
(2)陈志坚,《西欧中世纪骑士的起源和演变》,《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4):20–25.
(3)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年)页五十.
(4)沈瑞英,《略论欧洲骑士制度的时代精神》,《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1):120.
(5)刘洊波,《荣誉、理想、慷慨、爱情--昆丁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及其表现》,《四川外语学院学报》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页二十一.
烈香杜鹃7366
首先,我们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脱离现实、耽于幻想、行动盲目的这样一个人。他因读骑士小说入了迷而想入非非,丧失了基本的理性。他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无视已经发生了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抢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和判断:他把穷旅店当作城堡,把妓女当成贵妇,把理发师的铜盆当作魔法师的头盔,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在他眼里,处处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结果呢?虽然他是出于善良的动机,怀着满腔的真诚,但却只能是四处碰壁,受尽嘲弄和伤害,使自己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最令我们为堂吉诃德感到辛酸的是他的爱情梦幻。《堂吉诃德》中写了许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样的爱情故事没有一件是发生在堂吉诃德的身上。他梦幻中的心上人杜尔西内亚,可以说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但我们又看到她无时不在堂吉诃德的左右――他成功时梦到她,失意时想到她,寂寞时想到她,热闹时也想到她。他可以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污辱,但他不能忍受别人对杜尔西内亚美貌的怀疑; 他在冒险途中遇到过无数个美女,但他认为没有人能和他的杜尔西内亚相比。直到最终他被击败,他还在为杜尔西内亚的美丽辩护――为此,他不惜放弃自己的荣誉和生命。堂吉诃德在最后一次返乡途中,念念不忘的不是自己已经被毁掉的名声,而是爱情给他造成的伤害――这种伤害当然只有他想象中的杜尔西内亚给得了他。堂吉诃德没有爱情,有的只是一个爱情梦幻,至多算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但他为此却受尽了磨难,尝尽了屈辱,这又是多么的可笑、可悲、可叹!其次,我们又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清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或许这就是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但他对此是如此的迷恋和执着,如此的不可思议,已完全变成偏执;而且这种偏执不是一般性的,在他心目中它已经是全部了。因偏执而行为变得疯狂,于是大家都把他当疯子,觉得他可笑。但他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和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对于他来说,人生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他说,他之所以珍重自己的生命,无非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活着是为别人,为自己的弟兄,为了铲除邪恶,为了反抗魔术家和巨人等压迫人类的势力。他坚信自己的理想,愿意一片挚情地为这个理想而尽忠。再有,我们可以这样说,堂吉诃德为实现理想而奋不顾身的精神令我们折服,他是一个永不妥协的斗士。堂吉诃德敢于为主持正义、清除罪恶而忘我斗争,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敌人,他都毫不怯懦,永不退缩。他把磨坊的风车当作巨人,毫不犹豫地挺枪拍马冲过去;他把皮酒囊当作巨人的头颅,不顾一切的提矛杀去;他把羊群当作魔法师的军队,纵马大加杀戳。他跟比斯盖人进行恶战,跟杨维斯人进行搏斗; 他为一个被曾经诱她的人无情抛弃的女人,而和抛弃她的人进行决斗; 他甚至敢单枪匹马面对一头凶猛的狮子而毫无畏惧之心。总之,堂吉诃德敢用自己的行动、甚至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即使大多数情况下都以失败而告终,但他这种不屈不挠、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实在是足可令人敬佩的。总结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堂吉诃德是一个性格复杂而矛盾的人物。他身上既有滑稽可笑的特点,又有严肃认真的思考; 既荒谬绝伦,又崇高伟大; 既有喜剧性,又有悲剧性,是一个可笑又可悲、可乐又可敬的具有双重性格组合的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形象的主要意义是什么呢?我们可从两方面来看:(一)、堂吉诃德的形象彻底完成了作者赋予其的打倒骑士文学和骑士制度的使命。13世纪,骑士小说在欧洲颇为流行。到了16世纪后,欧洲大部分国家已经没有它的市场了,可是在西班牙仍然大量兜售,而且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篇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此他憎恨骑士制度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塞万提斯曾一再宣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要“攻击骑士小说”,“要扫除骑士小说在社会上、在群众中的声望和影响”,“把骑士小说那一套扫除干净”。作者正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通过描写堂吉诃德的荒唐行径,以及他屡屡碰壁、事事失败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骑士的长矛、甲胄已经进了历史陈列馆,逆时代车轮而行必将碰得头破血流。作者利用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无情地嘲笑和抨击了腐朽荒唐的骑士制度和流行的骑士小说,指出它对人的毒害,从而给骑士小说以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它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自《堂吉诃德》问世以后,西班牙的骑士小说便销声匿迹了。(二)、堂吉诃德身上寄托了作者人文主义的理想,体现出了其时代意义。《堂吉诃德》这部小说产生在“文艺复兴”这一新旧交替的转折时代里,它表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思想。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通过主人公堂吉诃德的行为、或借了他的口传达出来,也就是说,作者把这些人文主义思想灌注到主人公堂吉诃德身上了。1、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首先表现为反对封建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本上都是人文主义者。他们的代表作品都表现出反封建反教会的主题。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也是这样。反对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实质就是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贵族特权,反对那些倒行逆施、不合时代潮流的行为。塞万提斯通过塑造堂吉诃德这个形象,无情地嘲弄和抨击了这些行径,扫荡了这些毒害人们的思想,加速了骑士小说的消灭。正是堂吉诃德形象的巨大成功,才取得甚至超出作者预想的效果。2、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反对专横残暴,追求自由平等。堂吉诃德同情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痛恨专制残暴,向往自由,把维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理想。他诅咒他的时代是“万恶的时代”,“世风日下,邪恶横行”; 他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认为“自由是天赐的无价之宝”,他放走苦役犯是因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奴隶未免残酷”; 他还认为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 他赞扬巴西琉追求爱情的勇敢和机智。这些都表达了人文主义者的心声。堂吉诃德对自由、对平等、对爱情、对司法制度,甚至对文学艺术都有新的人文主义见解。在他的荒唐行为中潜藏着高贵合理的因素,使人觉得他是一个大智大勇的人。这也正是读者所喜欢他,同情他的重要原因。3、作者的这种人文主义思想还表现为小说所采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世纪,封建阶级和教会别有用心地漠视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他们的作品滥用梦幻、象征等神秘主义手法,歌颂上帝和天堂。由于“人的发现”和“自然的发现”,人文主义作家否定了中世纪不重视活生生的现实而重视虚无的天国的荒谬。他们热爱现实生活,深入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人文主义文学表现了丰富多彩的人间生活,揭示了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塞万提斯认为文学应是“人生的镜鉴”,“只是摹仿自然,自然便是它唯一的范本”。(2)《堂吉诃德》是欧洲近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小说围绕堂吉诃德的三次出游,随着他的行踪所及,以及他的所见、所闻和所思,真实地反映了16至17世纪初西班牙广阔的社会生活,暴露了封建制度下各种丑恶与腐朽,表现了作者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小说出现过店老板、妓女、囚犯、公爵、闺秀、农妇、商贩、仆人、牧师、公差、理发匠和牧童等各式人物。从田野到森林,从农村到城市,从客店到城堡,从陆地到海岛,我们可以饱览西班牙的城乡风光和人民的风俗习惯。作家把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进行对比:一方面是统治者的豪华奢侈,贵族子弟倚仗权势,强占民女; 另一方面是千千万万的农民衣不蔽体,食不裹腹,从而批判了迫害人的封建制度。《堂吉诃德》通过具体,生动的描绘,真实地反映了西班牙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不可救药的政治局面。堂吉诃德游侠冒险的思想基础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他希望出现一个理想的“黄金时代”,但现实社会却是“多灾多难的时世”。所以他立志改变这种丑恶的现实,决心“解救一切苦难,经历一切危险”,于是我们见到了这个充满人文主义理想的堂吉诃德。四、最后,谈谈关于对堂吉诃德形象的不同认识与理解的问题。堂吉诃德的性格是如此的复杂,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读者对他可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堂吉诃德》刚出版时,人们只把它看作一个逗人发笑的滑稽故事,一个小贩叫卖的通俗读物。它最早受到重视是在17世纪的英国,英国小说家菲尔丁强调了堂吉诃德的正面品质,他指出,这个人物虽然可笑,但同时又叫人同情和尊敬;到了18世纪,法国人则把这个西班牙骑士改装成一位有理性、讲道德的法国绅士。到了19世纪,在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堂吉诃德又变成一个悲剧性的角色,既可笑又可悲。(3) 一些文学大师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不尽相同。英国的拜伦慨叹堂吉诃德成了笑柄;法国的夏多布里昂看到的是堂吉诃德的伤感;德国的希雷格尔把堂吉诃德精神称为“悲剧性的荒谬”或“悲剧性的傻气”;而海涅对堂吉诃德精神则“伤心落泪”和“震惊倾倒”。(4)这里让我们来看看近一个世纪以来“堂吉诃德”在中国的一些遭遇。20世纪初,周氏兄弟(鲁迅和周作人)把堂吉诃德带进中国,不久,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有关同仁就指鲁迅为中国的堂吉诃德。于是,引发了关于“中国的堂吉诃德”的争论。堂吉诃德成了左翼作家讨论中国革命之目标与任务的一个切入点。鲁迅曾公开辩诬,并藉西欧、俄罗斯等外国作家的解读,谓哈姆雷特“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堂吉诃德则“毫无烦闷,专凭理想勇往直前去做事”。鲁迅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的“后记”中说,“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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