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修身论文2000

找一些和 爱莲说 有关的资料参考 搜一些治理贪官的事实当论据 表明自己的看法和立场 差不多了

近期读了大学版的《廉洁修身》，我不禁感触良多：为什么这么多人抵不住金钱的诱惑？为什么他们在青年时代是那样地抵制贪污腐败的现象，但当他们成为主角时，却是那样义无反顾地深陷下去？为什么…让我们来探究一下。 我国宋代司马迁写过“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英国阿克顿说过：“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众所周知，南宋时贪脏受贿、卖官鬻爵的贾似道，明朝时阿谀奉承、卑鄙虚伪的严嵩，清代巧取豪夺聚敛巨财的和珅，这些贪官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臭名昭著的一笔。 可见腐败并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才突出的，也不是在我国才突出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日千里，取得了重大进展，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腐败现象在社会各个领域在不断蔓延。是什么原因呢？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也受到了权力腐败、职务腐败、学术腐败等腐败现象的冲击，举个我们或多或少都有感受的例子吧：某大学在每个暑期都有组织学生去企业实习，去丰富一下阅历，让他们有锻贪污腐败炼自身的机会。而且每次去的人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但有一次校领导把筛选人这个权力下放到一个学生干部手中。这个学生干部不顾先前 “谁有能力就谁去”的选人原则，而是按照选手与自己关系的亲密程度选人。虽然表面上我们是有参与到其中，但是背后又搞暗箱操作，因为最后的人选都不是公认的可以去参加的选手，从而使得很多人都愤愤不平。这种现象我们并不少见，虽然我们在心里感到愤愤不平，但都会觉得社会就是很不公平的，也就不会长时间放在心上了。 从以上可见，加强大学生的廉洁修身也有一定的艰巨性。首先，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不断地冲击大学生，给大学生造成心理矛盾；其次，由于腐败由来已久，它已经成为人们很平常的一种认识，而认为腐败是不可避免的，腐败的“合理性”会导致大学生对腐败现象的免疫力下降；另外，廉洁修身的认知矛盾可能会弱化大学生防腐败的坚定性；同时，家庭背景也会影响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教育。 如同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的我们——大学生，拥有光明的前途，充满美好的希望，如何担当起未来的期待？我们应该正视这种贪污腐败的现象从本身做起，从小做起。想想正在山区支教的人我们会更有动力的。2004年感动中国十大杰出人物——徐本禹，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1999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作为一个特困生，他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2003年他考取了华中农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但他却放弃了深造的机会，毅然来到条件艰苦的贵州省大方县大水乡大石小学支教，他用他的行为告诉我们，生命也可以这样的有意义。如果说眼泪是一种财富，那徐本禹就是一个富有的人，他让许多人泪流满面。他从繁华的城市，走进大山深处。他用大学生稚嫩的肩膀，扛住了贫穷和孤独，扛住了本来不属于他的责任。也许，一个人的力量还不能让孩子的眼睛铺满阳光，但爱被期待着，徐本禹点亮了火把，刺痛了我们的眼睛。 作为当代的大学生，我们具有廉洁修身的可塑性。青年的人格尚处于为定型阶段，是处于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阶段，它使大学生获的独立指导和调控自己行为的可能性。另外，廉洁修身是人生美的的一部分，它在任何人身上都不可能孤立存在，总需要人生的其他美德加以烘托和支持，需要丰富的道德储备作为基础。在大学生身上，虽然有某些道德上的不足，但更多的是道德上的优势，如大学生对国家的责任感（近期大学生对奥运的支持，整个宿舍挂满五星红旗，就可以看出这点）、对同类的同情，对父母的义务等，这些美德伟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提供了伦理资本，使大学生的廉洁修身的可塑性大大加强。再者，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为大学生的廉洁修身提供了外在压力。因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不仅需要硬实力，还需要软实力，社会对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突出。最后，社会理想人格也为大学生廉洁修身提供了榜样示范，因为现阶段大学生推崇的是知识、文化、修养和财富兼备的理想人格。 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廉洁修身非常重要，我们要培养公仆意识，不为私心移节；要提升忧患意识，不为懈怠误事；要增强参与意识，不为应付学习。

某位狱中的高官的一句话“油水越多的地方，往往越容易摔倒。且一旦摔倒之后，很难再翻身。”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颇为震惊。其实现实中每个人都有种种弱点，正如陈毅元帅曾经说的那样：“岂不爱权位，权位高高耸山岳。岂不爱粉黛，爱河饮尽犹饥渴。岂不爱推戴，颂歌盈耳神仙乐。”他不否认“权力、地位、美女、赞颂都有诱惑力，但他的结论是“若无人民岂能活”、“来自人民莫作恶”。像陈毅元帅一样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党的这一生命底线的认识，这种抵挡诱惑、廉洁修身的品质是渗透在他们的灵魂中的。作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作为振兴中华、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新一代，我们大学生的廉洁修身就有了一种神圣的使命感。我们应该像老一辈革命先烈那样抵住“权力、地位、美女、赞颂”的诱惑，“日三省吾身”，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铭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忧劳兴国，逸豫亡身”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千古名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我们要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来“修身”，并进而通过“修身”来“齐家、治国、平天下”。 修身就要求我们要潜心道德修养，恪守道德规范，将“修身”作为立身处世之根本。而廉洁正是这修身养性的重要一环，个人的行为廉与不廉，取决于道德素养的高低。有道德的人往往廉洁，不廉洁的人必不道德。我们作为国家未来高素质人才的后备力量，不能辜负多年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培养和教育。在大学中，我们既要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知识和扎实的本领，又要加强我们的道德修养，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同命运、与人民同呼吸共奋斗。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人生价值观，坚决摒弃个人主义人生价值观、享乐主义人生价值观、权力意志论的人生价值观；我们要不断提高道德自律意识，增强防腐拒变的良好心理品质，逐步形成廉洁自律、爱岗敬业的职业观念，为马上步入社会，投身于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浪潮中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因此，牢固树立敬廉崇洁的思想作风和行为习惯，是我们大学生报效国家、完善自我的必然要求。一方面，由于当前社会上的物质主义、实利主义的冲击，社会上的道德底线正在日益降低，社会上种种不良风气也正在日益侵蚀着大学生的肌体。另外，近年来党内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的案件被查处，一些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被曝光，再加上大量西方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的冲击，社会上一些庸俗处世哲学的影响，也造成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上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廉洁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甚至道德人格分裂等问题。目前大学校园里的请客繁、花红酒绿烂、当选学生干部搞“贿选”、收受同学礼品后给予“关照”、考试作弊、论文作假等现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玷污了大学这块人生路上的最后一块净土。试想：如果在大学校园里就产生了这种不和谐、不健康的意识，那么当他们步入社会接触到实实在在的公共权力和利益时，后果又将怎样？另一方面，由于社会转型带来的就业压力、生存压力、贫富差距的压力、父母望子成龙的压力困扰着大学生，很多大学生刚步入社会，就想有所作为。但又恰恰由于急功心切，他们往往被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迅速同化，对一些丑恶腐败现象缺乏抵抗力和免疫力，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有时甚至还会不知不觉地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以上种种现象就恰恰说明了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廉洁教育还不到位。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应该成为道德的灯塔。我们要敢于同贪污受贿、权钱交易、纸醉金迷等一切丑恶腐败现象做斗争。并引以为戒，敬洁崇廉，树立正确的德财观，自我教育、自我约束、自我修养，全面提高我们大学生的道德修养，为今后走上工作岗位，过好权力关、美色关、亲情关打下坚实的道的德基础。医务工作者更是如此。医务工作者只有集技术与爱心于一身，才能更好地拯救生命，才能无愧于白衣战士的光荣称号。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是摆在我们医学生的重大课题。当我们穿上白大褂的时候，心里就应该装着公平和公正，应该始终重视廉洁修身，在平凡中见精神，从博学中知廉耻。作为新时代的医务工作者，我们要带头抵制„回扣‟„红包‟„大处方‟„滥检查‟等行业不正之风。 大学生不仅应该是高级的“知识人”、高级的“技能人”，更应该是比普通人水准更高的“道德人”，走一条益己、益民、益国的“廉洁人生路”。

中华优秀传统与廉政文化中华民族在自己的发展历程中，形成的传统美德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之中。今天，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当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历久弥新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青少年身上，寄托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i] 建设廉政，要有制度上的保证，同时也要有文化上保证，讲廉政必须讲廉政文化。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弥足珍贵的思想宝库，可以为中国廉政文化提供充分的思想资源支持。本文要讨论的是如何吸取中国传统精华推动中国廉政文化的建设，并认为中国优秀传统中有关“立志”、“畏”、“知耻”的论述，对当下廉政文化建设具有直接的关系。一、志在“立志”树立廉政之风，应该提倡“立志”，志即“意志”。我们不主张唯意志论，也不主张精神决定主义，然而人的行动总被意志决定。意志不会凭空产生，意志一旦树立，就会变成行动的方向与动力。意志有高远、平庸之分。有高远的意志，就有明确的生活目标，远离腐败与堕落的陷阱。意志，也是一种“关心”将什么放在心中，耿耿以怀，成为意志高洁低庸的分界。毛泽东说：“我回忆起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谈起要买肉的事，他在我面前把我的仆人叫来，同仆人讨论了半天买肉的事，才叫他去买了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就不再和这位青年见面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ii] 在毛泽东看来，关心“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这样的人，意志高远，可与共大事，仅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将其放在生活追求的第一位置，这样的人连做朋友的资格都没有。不能说，毛泽东没有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自小读孔夫子的书，崇拜过曾国藩。他相信过一种理论，即“意志本源论”，意志与精神之间是对立同一的关系，一方面物质决定精神，一方面精神一旦决定，又反过来推动事物的发展变化，影响着生活、工作与行动，成为力量之泉。离开意志，人成为软骨动物，失去方向与动力。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这是孔子对他学生曾参说的一番话。一个读书人，应该将遵行发扬道义作为志向与目标，如果不是这样，总以穿不上时髦光鲜的衣服，吃不到山珍海味而觉得羞耻，这个人就不值得与他讨论问题，大概作朋友的资格也都没有。将孔子的话与毛泽东的回忆联系思考，是不是可以说：毛泽东在立志这个问题上确实受过孔子的影响呢？《郭沫若传记》有以下一段记载：一九四六年“皖南事变”中被非法逮捕的叶挺出狱，前后关押达五年零两个月。当天晚上，沫若去红岩村看望叶挺，两人热烈拥抱，淌着热泪纵声欢笑。叶挺第一句话就说：“沫若，记得，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叶挺最喜欢的两句话，当他初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郭沫若与他同住在汉口太和街，曾应他的索求，把这两句话写成一幅中堂。“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句话正出自孔子的《论语》。立志，需要“明志”。儒家之志乃“内圣外王”。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自己的主体宗教，然而儒家思想却有类似宗教的意义。内圣，就是加强自我修养、树立理想境界、磨砺坚强意志；外王，即是服务社会，管理国家、平治社会。[iii]中国传统文化有“修齐治平” 的说法，即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国家公务员，不是圣人，总当洁身自好，服务国家。“法乎其上，得乎其中”，志向立得高远，受腐败诱惑的力度才有可能加强。即便没有“圣人”之志，起码的君子之道还要遵循。“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今天的情况是，不是等到“穷”了以后才独善其身，而是在“达”的时候既不“兼善天下”，也不“独善其身”。有道说：“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白头失守，半生之清苦俱非”，一生即便有诸多不是，晚年改错，总归可取；有人到了老年失去应有的操守，半世辛劳付之东流。[iv]传统告诉我们，保护晚节，是基本的立志，节志晚全，是“底线”的要求。怎样才能做到立志呢？中国古代格言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所谓淡泊，就是清简素朴，少一点私欲。这样，谋私的心不再像火焰一样燃烧，浪花一样翻滚，酒醉一样躁热，而像镜子被擦拭干净，像池水被沉淀透明，这时候高远纯洁的志向也就自然浮现，主宰原本飘荡无主的心。方志敏在《清贫》一文中写道：“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今天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干事业更需要耐得住清贫。方志敏的一生是对中国优秀传统的最好注脚。历史告诉我们，无欲则刚，胡长清、成克杰作为典型的腐败分子为的是贪得无厌，骄奢淫侈。他们以权力为工具，追求享乐、谋取私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至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与胡长清“情如手足”的“大款”周雪华在交代他们的犯罪“心路”时说：“我是一个钓者，把有副省长之尊的胡长清钓住了。但有时又想，我也是一条贪吃的鱼，这不正是因为他的权力，钓走了我的金钱吗？”[v][4]这段话值得我们反复吟味深思。王阳明是将孔子思想作发扬光大的中国明代思想家，留给后人一本重要著作《传习录》。王阳明一生主张“良知、致良知、知行合一”。他说，人都有良知，这种良知与生俱来，愈是到了后来，被私欲蒙蔽，人心也就一天天坏下去。他主张在生活中，对后天所染的心灵垃圾作不断的清除，通过知行合一的工夫至于“致良知”的境界——良知的恢复与重光。“至良知”是崇高的心境，高远的志向，同时也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立志的思想里程。王阳明说：立志就要“收放心”。一个人总要清心寡欲，持志不动，这是人心向上的最好状态。然而很多时候，人心是浮荡与浮躁的，受声色犬马的诱惑，东追西逐，不知所至。人心不再是美好的“良知”，而变成发狂的“牲口”，放逐于名疆利场。所以，王阳明说：鸡鸭放出去了还要收回来，更何况是自己的心！王阳明的思想对今天还是有用，因为我们的一部分官员的良知真的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就像放出去的鸡鸭牛羊，收回来难，也不想收回来。《论语·学而》载：“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说一个人要养成“吾曰三省吾身”的习惯，日日反思行为，检点作风，及时发现不足与错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总之，在立志这个问题上要讨论的问题很多。什么是志？怎样立志？要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是一个可贵的资源宝库。这个宝库不用，那就是“资源浪费”了。二、畏的哲学行廉政，拒腐败，心中应该有个“畏”字。下面我们来说“畏”的哲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反复提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受到的教育是“天不怕，地不怕”、“无所畏惧”、“人有多胆地有多少产”。总的说来是无畏。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真可以“无所畏惧”吗？也不是。从宗教学的意义上说，世界上有三个宗教区，这就是基督教区、佛教区与伊斯兰教区。立一个宗教，就是立一个可以值得畏惧的东西，叫你去怕，用这个来维系社会与人心的秩序。因此，西方人怕上帝，怕死了以后入地狱。信佛教的人就怕如来佛，怕一个生死报应。伊斯兰教不像其他两个教有偶像崇拜，庙宇中不设偶像，就是告诉你安拉无处不在，有个看不到的眼睛，看不到的手在主宰你的命运，让你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怕字。共产党人不信神，革命时代讲“无法无天”，说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这是当时历史条件所规定的。然而，马上得天下，马下治天下，当我们的党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的时候，就要在心中立个怕字，有个“天”字，这个天不是神，不是佛，不是安拉，是“民”！陈毅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这首诗有以下的句子：“手莫伸，汝言惧捉手不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汝言惧捉手不伸，人民咫尺手自缩。”其实这里就说到了一个怕字，一个畏字。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不敢伸手，怕的是“党与人民在监督”，怕的是“万目睽睽难逃脱”。邓小平在《共产党员要接受监督》一文中说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做事要有所畏，有所怕，不能无所顾忌。小平的话是很有深刻的含义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这就是共产党一方面要不怕，一方面要有一个怕字放在心头。说不怕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改革的时代，许多事情我们是头一回遇到，这就需要无所畏惧的精神，大胆实践，勇往直前。说一个怕字，是自我修养而言，凡是遇到个人利益得失的时候，就要三思而行、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时刻记住，一失足将酿成千古之恨。根本的区别还是为公还是为私。为一个公字，要敢字在前，为一个私字要慎字当头。有了这样的自觉，就可以建立起来廉洁的党风，就使我们的干部走在河边不湿鞋。孔子曰：“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矩，在今天来说，就是党纪国法，就是规范我们行动的规矩。有了这个规矩，对其有敬畏之心，时刻想到“不越矩”，得到的将是更大的精神自由。[vi]畏是一个哲学，这哲学是中国传统提示我们的。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在此三畏之中，孔子强调的是畏天命。他在很多地方说到天命。他说：“五十知天命”（《论语》：《为政》）。他将命与“天”联系起来，而强调天的可畏可敬：“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论语》：《宪问》）、“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于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是“天”是宇宙人间的绝对主宰，是人间伦理的终极根据。天将给予一切，也可以收取一切。天可以认可一切，也可否定一切。如果在人间之上还有一个客观意志的存在，那么这个绝对意志就是“天”，具体说来是“天意”，是“天命”，是不为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上苍意志。“畏天命”，等于宗教信仰，中国古代没有宗教的形态，而有宗教哲学。“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越说越使人不懂，就是哲学。”这虽是笑话，也蛮有道理，由此可见哲学之难懂。中国的乡下人往往是大哲学家，很懂得哲学，因为他相信命。至于命又是什么？他不知道，反正事好事坏，都认为是命，这就是哲学，他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天命也是这样，这“畏天命”三个字，包括了一切宗教信仰，信上帝、主宰、佛。这些都是“畏天命”。一个人有所怕才有所成，一个人到了无所怕，不会成功的。上面这些话是台湾一个学者叫南怀瑾说的。有的说得不对，有的说得还有道理。其实我们不妨将天命理解为“规律”，自然的规律，社会的规律；理解为民意，人民的呼声、人民的意志、舆论与心愿；可以理解为全球化的世界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趋势，即所谓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人民最重要。天命是人民的意愿与“命令”。一个人在做腐败的事情的时候就要有所畏惧，因为他已经在违背规律，违背人心，违背潮流。个人是这样，政党也是这样，没有一怕字在心里放着，就会出大问题。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这个放，就是放任，就是无所顾忌。当一个人拿着人民给的权利，肆无忌惮地去做营私的买卖，必然召来人民的怨恨。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波浪覆虚舟。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一时来看，贪污腐败可以得到满足贪鄙的心理，然而等着他的是火光烧屋、波涛覆舟，引来灭顶之灾。古代有君权神授的说法，实际上现在是“政权民授”。我们手里有了权，这权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民如水，执政者驾着一条船，心里哪一天，没有了人民的“天”，水随时都有“覆舟”的可能，这怕不怕呢？想通了这些，我们的干部就保得住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抗得住各种诱惑，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vii]孔子又说到“畏大人”，这个大人并不是一定指官做得大。对父母、长辈、有道德学问的人有所怕，因为他们的人生中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去吸取与参考。第三“畏圣人之言”，这是叫我们去读书，因为许多总结历史经验的好书都是“圣人”，也就是历史上的有知识有道德的人写的，从书本上学习，并抱着敬畏之心，按照所说的去实践。有了这个三畏，孔子告诉我们还要有“三戒”。孔子说过：“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这就是说：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应该有三件事情时刻警惕和戒备：年轻人身心尚未完全成熟，不能贪图女色；壮年体魄强壮，精力旺盛，不能一味地去争胜夺强；老年疲惫衰弱，不可以贪得无厌。问题就出在到了老年的时候往往特别的贪财。这就是说愈是到了晚年，快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这时候就要特别做到如履薄冰，将一个畏字，一个戒字放在心上。许多贪官落马，走上不归之路，就是心中少一个畏字。至少是这个畏字没有对他产生最大的威慑力量。以下是关于成克杰走向死路的一个心理记录：“在成克杰的大力支持下，有一块地最终以低价改批给银兴公司。不久后的一天，当周坤将一提包钱递到成克杰手里时，打开拉链后成克杰着实吓了一跳。他本能地把钱推了回去”，“那一晚，满屋都是钞票的墨香，成克杰和李平头枕着钱，脚踏着钱，身子压着钱，通晚睡在钱床上真可谓过足了‘钱瘾’，而钱带来的不都是快乐，据李平后来交待：‘那晚一上床就有种恐惧感’”。然而无论是成克杰的“吓一跳”与他的情妇的“有种恐惧感”，都没有让他们在的道路上站住脚。对他们来说只是出现片刻的犹豫金钱的诱惑力还是把他们带到了死亡的深渊。[viii]从一个畏字引出一个戒字还引出“慎独”的概念。《礼记·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道义如同人们的性命是不可有一刻离开的。假如这“道义”是可以离开的，那也就不成其为道义了。所以君子找到自己信仰的真理，会将它如生命一样珍视，每时每刻把它作为生活的指南，行动的准则，时时生怕违背了它，怀着戒慎与恐惧心情。这里又要知道“不睹”与“不闻”是什么意思。这是说道义、真理作为一个意识思想有的时候看不到与听不到，处在“隐”与“微”的状态。然而就是这样，君子对道义与真理要格外留意，不可以有丝毫的麻痹。用今天的话来说，人常处在两种状态之下。一种状态是有人监督与提醒，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不应该做。这个时候保持头脑清醒容易做到。然而也有这样的时候，你是一人独处，离开了受监督与提醒的环境，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道义与真理不彰不显，处于“隐微”的状态，那就全靠你自己了，这就是慎独。[ix][8]三、知耻与道德建设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过："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时，我讲过，杀了他们就是救了二百个，二千个，二万个啊。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谁要是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重温毛泽东的这句话，使我们明确廉政文化建设与知耻文化的建立有很大的关系。美国有学者出了一本论述日本文化的书，书名叫《菊花与刀》。书中她定义西方文化是罪的文化，而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西方人那里对罪有特别的敏感性，基督教文化教育他们，人天生有罪的，这就是原罪。此后的人生中又添加了新的罪。罪的积累将把人带入地狱。然而在日本文化中，对耻的畏惧却远远超过对罪的恐惧。耻辱作为一种精神紧张，严厉地约束着日本人一生的思考与行动。笔者在日本留学生活时也注意到，当一个日本人犯下罪行，他承重难当的不是罪恶引起的内责，而是罪行带来的耻辱。可以看到，一个政府官吏发生重大错失，耻辱会让他走上自杀道路。警视厅将一个贪污犯押上刑车，都要在他的头上蒙上黑套，并一定将他的领带卸去，原因也是为防止他自杀免辱。死是令人可怕的，而羞耻可足以让人去死，可见耻给人带来的压力有多重，所产生的精神威慑力有多大。这又使启发，规范一个社会秩序的有两个东西，其一是刑法，其二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规范。耻是文化，不是刑律，但已经成为精神意义上的刑律。其与法律刑制一起担当着社会秩序的管理工作。其所起到的社会约束作用，有时甚至超过刑律与法制。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前者是物质法制，后者是精神法制。前者是表层法制，后者是深层法制。耻的文化与东方传统中的伦理理念，就是这样的精神法制与深层法制。前面举的多是日本的例子，其实关于耻的文化，是从中国传播到日本的。关于耻的文化中国古代典籍中比比皆是。《论语》说：“行己有耻”。孔子这里说的是作为一个人都要有自尊、自爱之心，不要做出令自己感到羞耻的事情。丧失了耻辱心，一个人就到了药石难救的地步。他还说：“知耻近乎勇”，是说知道什么是耻辱，这样的精神自觉会给人带来勇气。胜己者，胜人。人最大的勇气是战胜自己的勇气，而这样的勇气孔子说是“知耻”的结果。人生道路上有许多陷阱，人们的性格上有许多弱点。中国佛教说：人身上都缠着三条毒蛇，这就是好女色——痴、想权位——嗔、爱金钱——贪。许多人被这三条毒蛇缠死的。怎样才能从三条毒蛇的缠绕中解救出来呢？没有其他方法，就是需要自己解救自己的勇气，而这勇气是从“知耻”的道理中来的。孟子说，“人不可以无耻”，又说：“羞耻之心，义之端也”。欧阳修也讲过，“廉耻，是立（做）人之大节”。这也就是说，自我修养，应该从知耻开始，一旦有了羞耻之心，社会上的道德建设也就开了一个头。做人有小节大节之分，知道什么的羞耻是做人的“大节”，万不可轻视。康有为则讲过，“人之有所不为，皆赖有耻心”，“风俗之美，在养民知耻”。这也是说纠正上的风俗，要从之耻做起，让社会上每一个人都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一个羞耻之心，社会就会有希望，许多新事物、新风尚的推行就会变得容易得多。现在贪官犯赃，怕的是刑法，就是不怕羞耻两字。法网恢恢总有漏洞，道德自省无处不在。只是依靠刑法而不教育干部明德知耻，就不可能从思想根子上铲除腐败。“教人，使人必先知耻；无耻，则无所不为。既知耻，又须养护其知耻之心，督责之使有所畏，荣耀之使有所慕。督责荣耀，皆非所以为教也。”这又告诉我们，必须在社会上培养知耻明德的风气，重在教育与“督责”。要让民众，首先是干部懂到什么是可耻，什么是光荣。要像做启蒙工作一样地去做知耻的教育工作。耻字从耳，“耻”字的原义是对可恶不伦之事的舆论鞭打与精神谴责，是骂声不绝的斥责。社会舆论正在谴责腐败，力度还要加大，要让腐败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一切与此有悖的思想论点都要扫除干净，诸如“市场经济必然产生腐败”、“腐败搞活经济”等谬论都会使腐败分子对自己的作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让这样的歪理盛行其道，根治腐败将只能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以上我们重点讲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个重要的思想，即“立志”、“畏”与“知耻”。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优秀部分仅此而已，其如大海，选择以上几点开展讨论，仅是瀚海拾贝。也不是说中国文化传统对廉政文化建设起支持作用的只有以上诸思想，只是作者认为这三个思想与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比较直接的关系，以此举一反三，直至对中国优秀传统取得深切体认。近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将其作为封建余孽，批判有余，承传不够。我们要做的是披金淘沙，更新再造，使其中优秀成分复兴光大，成为社会主义文明大厦的有益资材。假如我们对传统文化有了这样的新认识，假如我们真觉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果真对廉政文化建设有所助益，那么相信中国廉政文化乃至中国新世纪新文化建设将开拓出一个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