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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拉米苏丫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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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o小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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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与文化论文

摘要 :文章通过对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指出临水宫既包含了中国传统道教文化特点,同时又融合了闽东乡土文化的基因,进而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祠庙建筑形态,对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 :闽东;古田临水宫;建筑艺术;道教文化;乡土文化

近年来建筑学界对于“乡土建筑”的关注越来越多,祠庙建筑作为最能体现“乡土建筑”特质的一种建筑形态,自然是研究的重点。《左传》曰:“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在祭祀礼仪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社会,祠庙的重要性可见一斑。祠庙是汉民族祭祀祖先或先贤,以及供奉神灵的场所,通常采用庙堂式建筑形式。散见于广阔富饶的中国大地上的祠庙建筑,因地域的区别,在建筑艺术与文化上各具特色。本文仅以福建闽东古田县临水宫为例,对其建筑艺术形态进行深入分析,探究道教文化和乡土文化对临水宫建筑艺术形态的影响,进而为闽东乡土建筑艺术与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福建闽东区主要涵盖福州、宁德两大地区。古田县为传统“福州十邑”之一,1970年被划归宁德地区。古田临水宫就坐落在古田县大桥镇中村,是祭祀道教女神陈靖姑的庙宇,也是海内外临水文化的发祥地。它始建于唐贞元八年(792年),距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现存建筑风貌主要为清光绪元年(1875年)修建。全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总占地超过8000㎡,仅主宫就有4000㎡。临水宫坐北朝南,依山而建,参差错落,与群山叠嶂相互辉映,极其磅礴大气,雄伟壮观。临水宫建筑为土木结构,重檐歇山顶,宫内处处雕梁画栋,精美至极。古田临水宫作为闽东祠庙建筑艺术的典范,2013年入选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古田 临水宫的建筑艺术形态

从艺术形态上看,建筑是由结构、造型、立面、空间、色彩以及装饰等要素组成的集合体,它受到所处的自然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审美观念等条件影响,通常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功能性特征。

(一)建筑形态

1.建筑结构与构架福建闽东地区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域,潮湿多雨,常年受到台风等灾害的影响,同时它又处在我国东南地震带上,因此房屋的结构与构架显得至关重要。古田临水宫主要为土木结构,整体建筑由木构架支撑,砖土砌筑外墙围合。建筑构架设计采用闽东民居常用的“穿斗式”和“抬梁式”相结合的形式,稳定性强,柱间用梁、枋相连接,再辅以雕刻精美的斗拱、撑拱、雀替等构件固定,既有装饰效果又起到加固构架的作用,能有效地预防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

2.屋顶构造和形式古田临水宫为重檐歇山顶,屋顶相互穿插,高低相叠,交织错落地结合在一起,起伏跌宕,像一座建在山腰的庞大宫殿,十分壮观。庙宇的屋顶体量巨大、造型独特,屋顶的飞檐呈现出极度夸张的弧形,两端翼角高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使原本宽大下压的屋顶产生一种向上的动势,巧妙地化解了大屋顶带来的压抑感,让人在视觉空间心理上产生轻松愉悦的感受。屋顶正脊和檐角到处都是龙、凤、狮子、虎豹、大象、仙鹤等祥禽瑞兽泥塑,形象生动,姿态万千(图1)。屋面整体采用小青瓦覆盖,平缓舒展,整齐划一,随着屋顶的高低起伏,阴阳向背,产生不同形状、明暗、色彩的变化,在统一中形成了微妙的空间构成关系。

3.立面及造型要素古田临水宫的山门采用中国传统的牌坊式门楼造型(图2),气宇轩昂,意义深刻。墙脊为五山跌落式,下方用华丽的装饰边框修饰,装饰有精美道教题材的彩画和泥塑。庙门为青石门框,方正大气。左右两侧刻有一副“庙貌壮千秋鼎新有像,母仪昭百代坤厚无疆”青石雕刻对联,表达了古田人们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歌颂。庙门正上方为“敕赐临水宫”直匾,两侧为天官赐福雕刻,显示了庙宇的身份和地位。庙门两边的红墙上分别刻有一块双龙抢珠、虎豹临泉的精美浮雕,造型准确,形象逼真。临水宫山墙样式丰富,有平行跌落式、弓形、云形、鞍形等,形态各异的墙脊通过高低不同的穿插搭配,丰富了建筑的立面曲线,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不同的造型给人或轻盈活泼、或严肃庄重、或玲珑小巧、或气宇轩昂的视觉感。这种建筑立面特征是典型的传统闽东民居的风格样式,体现出浓郁的乡土建筑文化气息和人们审美情趣。

4.建筑空间与布局从空间布局与设计上看,古田临水宫分为前后左右4殿,前殿为主殿,内设有古戏台、钟鼓楼、拜亭和大殿等建筑,后为梳妆楼和三清殿,左右侧分别为婆奶殿和太保殿(图3)。不同空间功能分区明确,既是一个整体,又是独立的空间,动静分明。各殿建筑造型各异,营造出一个神圣庄严的建筑群。临水宫遵循道教宫观祠庙乾南坤北,坎离对称,尊者居中的原则而布局,坐北朝南,以纵面深、横面窄的态势将主体建筑和附体建筑有机的串联在一起,体现了以中轴线为基准,组合有序的建筑空间。古田临水宫采用“巧于因借,就地成形”的思路,巧妙地利用客观的自然环境进行设计建造,体现了道教“天人合一”的宇宙观。特别是从建筑群整体空间角度看,其组合方式随着山势的变化,高低错落,层次分明,再加上单体平面组合自由灵活,空间形式变化巧妙多样。

5.色彩构成及表现古田临水宫的建筑和装饰色彩构成及表现以红色和青灰色为主。红色作为墙体基色,象征着高贵、吉祥、喜庆;落地构件均为青灰色的花岗岩石和青石,屋面也都是青色板瓦,代表了庄严、稳重、刚毅的寓意。红色在青灰色的衬托下艳而不燥,青灰色在红色对比中沉而不闷,两者和谐统一。宫内木构件有的部分使用红色大漆髹饰,有的部分采用素髹工艺保留木头本色,还有的采用彩绘手法,彩绘色彩上多使用暗而庄重的深绿、钴蓝、孔雀蓝等颜色,避免过于富丽堂皇,追求道教自然朴素的意境,同时突出宗教建筑的神秘和庄严的气氛。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艺术

传统建筑装饰是建筑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表达的装饰艺术内容和风格对于建筑形式和人文精神的表现有着巨大的影响。古田临水宫装饰上充分展现了闽东地域的文化艺术形态,采用闽东地区传统的雕刻、彩绘、泥塑、髹漆等多种工艺的手法,因地取材,因材施艺,灵活运用,技艺精湛,重点突出人文精神的传递。

1.装饰题材与文化内涵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装饰以歌颂陈靖姑信仰,体现道教思想文化为核心,通过庙宇的雕刻、壁画、泥塑等建筑装饰,形成了一种神秘、庄严的宗教氛围,也反映了古田人民的道德标准、价值观念、宗教信仰和愿望追求。宫内的装饰题材主要以道家仙人、道经故事、各种神兽、仙境、法宝等为主,带有浓郁的道家神化色彩和强烈的宗教震撼力,从视觉心理上引导人们对仙界产生向往之情,进而强化了他们向道的信念;也有代表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历史典故,如“千里走单骑”“赵子龙单骑救主”等,皆在宣扬“忠、义、气、节”等伦理美德,具有“成教化、助人伦”的积极作用;还有部分是动物、植物、民间器物等图案、符号装饰,利用谐音,通过假借,表达了世人美好的愿望,体现了古田淳朴的民风民俗。

2.工艺技法与传承古田的装饰工艺世代相传,图案设计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例如当地的祠庙顶棚装饰通常设计有藻井,象征广阔的天宇,其建造和装饰及其复杂。古田临水宫共有5口藻井,以古戏台覆莲藻井最为典型(图4)。藻井层次结构采用重复着直升——里拽出跳斜升的循环变化,隔层上升缩进的建造工艺,所有构件全部采用榫卯连接,层层叠叠,井然有序,繁而不乱,充满了节奏感。每一层都有内容丰富、寓意吉祥的精美的雕刻和彩绘作品,从下到上依次为云水纹图案侧板、装饰小斗拱、垂花额枋、花卉、神兽主题8格雕花板,顶心象征太阳,正中央是一朵覆莲雕刻,代表着圣洁光明,古田民间还传说其有“避火”的.作用,带有强烈的民俗文化色彩,是集力学、美学、工艺为一体的艺术精品。

二、古田临水宫的建筑文化

建筑是文化的具象形式,反映着一个社会、民族的物质文化水平、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各种文化因素对建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古田临水宫建筑所包含的文化因子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其建筑形态的成因。

(一)道教文化

古田临水宫是典型的道教庙宇建筑,它的基本形制、建筑特征、装饰艺术以及审美风貌都是由道教文化自身的特质所决定的,通过建筑的形态具象化地传达着道教哲学思想、审美特征以及价值观念,从而体现出宗教庄严神秘的文化气息。临水宫地处偏远的山区,背山面水,山林清幽,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符合“山环水抱必有气”的道教哲学,承载了道教远离尘俗、得道成仙的信仰追求。宫中随处可见的道家题材建筑装饰,共同营造出一个自然清净、超凡脱俗、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同时,临水宫作为一种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道教文化载体,它又不能完全脱离世俗生活。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谋求自我发展的“现实需要”,更好得吸引和教化信众,在建筑和装饰的表现形式上将道教文化、民俗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即强调传统道德观,又迎合百姓心理愿望,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显示出道教文化“入世”的一面。

(二)乡土文化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以血缘与地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形成了地域性的民间习俗、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等乡土文化,同时构筑了以乡土文化为背景的建筑空间。乡土建筑既是一个物质实体,也是一种文化载体,深深地融入了当地资源、文脉和生活,是乡风、乡俗、乡情的物化与凝固。古田县地处闽东山区,受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的制约,使之形成了独特的乡土文化。无论四时节气、逢年过节,还是姑娘出嫁、成人礼仪、孩子出生等都要进行祭祀活动,千百年来这种朴素的民间习俗代代相传。尤其是陈靖姑信仰,承载着农耕社会中的许多生产习俗活动,形成了闽东地区一种影响广泛、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化信仰。临水宫植根于这样土壤中,逐步形成了建筑、装饰等有形文化与神话、祭祀、民俗等无形文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百姓的思想意识和行为,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三)礼制文化

《论语为政》中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是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内容和具体体现。作为弘扬礼制精神的祠庙建筑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制度和道德人伦秩序所建造的,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至唐起,历朝历代对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敕封多达数十次至多,陈靖姑也从民间神灵成为钦定神明、护国之神,其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清道光、咸丰两代皇帝敕封陈靖姑为“陈太后”“顺天圣母”之后,临水宫成为帝王的宫庙,在建筑礼制等级上达到空前的高度。为了突出高贵的地位,临水宫建筑形态参照中国唐代皇家宫殿建筑的风格、格局进行建造,高大威严、雍容华贵,并且大量采用龙的造型图案装饰,体现了皇家宫庙至高无上的气势。临水宫除供奉陈靖姑外,还供奉着林九娘、李三娘、杨太保等各路神仙,神仙等级和地位也是参照传统宗法等级制度进行划定,神祀所安排位置的非常讲究,对建筑整体布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结语

古田临水宫是闽东祠庙建筑文化的标志,是多种建筑与装饰艺术风格的综合性创造,是中国道教文化与地域性乡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随着社会与文化的发展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一种祠庙建筑形态。古田临水宫的建筑艺术与文化离不开闽东地域这块土壤,它是闽东乡土建筑历史的见证,凝聚了闽东乡土文化的精华,是当地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对临水宫进行研究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现在它已然成为了一种历史遗迹,一种文化遗产,我们要时刻抱着“尊重历史、留住历史、研究历史”的态度去珍惜对待它。

参考文献:

[1]戴志坚.闽台民居建筑的渊源与形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28.

[2]楼庆西.中国传统建筑文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9.

[3]耿纪朋,郑小红.道教建筑——宫观祠庙的文化内涵考略[J].中华民居,2014(7):153.

[4]陈晶.古田县临水宫建筑群的设计思想与空间格局[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3(2):81-84.

[5]罗明,柳肃.湖南省文庙建筑装饰艺术探析[J].装饰,2012(4):137.

[6]李梦雷,李晓峰.社会学视域中的乡土建筑研究[J].华中建筑,2003(4):50.

[7]郭武.“‘出世’与‘入世’:道教的社会角色略论”[J].宗教学研究,2014(4):17.

[8]杨新磊,高贺胜.试论乡土建筑作为文化寻根的重要途径[J].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59-60.

[9]冷先平.黄陂大余湾传统民居建筑及其装饰图形的文化资本属性探析[J].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3):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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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yying850

史发展中,这种思想促进了建筑与自然的相互协调与融合,从而使中国建筑有一种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宛若天成的气质,建设者们主要从善择基址,因地制宜,整治环境,心理补偿

203 评论

吥唥靜尐姐

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谈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八十年代初,《中国古代建筑史》八易其稿,方付梓。

这部以编年史为特点、注重中国古代建筑各种特点及其同中国社会发展关系的专著,可成为抗鼎之作。

自此,开始了中国建筑史学沉寂多年后的又一次研究勃兴。

一方面,前辈的专著不断问世,如梁思成《营造法式注释》(上)、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童 《江南园林志》、刘致平《中国古代建筑史》一起,构成扎实、严谨、客观、史论结合的治学风貌。

另一方面,在八十年代,面大量广的关于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的讨论不断涌现,开放的社会带来新学新知对传统建筑史学的挑战,并突出表征在跨学科研究的兴起对传统建筑史学的冲击和影响,甚而出现以论带史的研究状况。

然而,学术的演进除了有时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外,其自身发展也存在内在逻辑。

了解中国建筑史学发展的途径、认识研究对象和方法的规律,便成为客观的也是现实提出的历史课题。

90年代以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 从中心移向边缘

如果说,自梁思成和刘敦桢先生等于本世纪20年代开创中国建筑历史学科始至80年代,研究对象主要以中原为中心进行发散,以汉民族建筑活动为主题的话,那么,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在公众视野中逐渐从中心移向边缘。

郭湖生先生在“我们为什么要研究东方建筑” 一文中,高屋建瓴地指出,汉族的文化特征和建筑的地方性用单一祖源是说明不了的,线型发展的思想、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眼界,不足以完整地认识世界,也不足以正确认识中国建筑的自身。

在郭先生的计划中,将中国以外和中国毗邻或接壤的地区,纳入到东方建筑研究的范畴。

他的几位博士生研究成果,或论“西域文明与华夏建筑的变迁”、“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探析”,或谈“中日古代建筑大木技术的源流与变迁”,均深入到先民的境外迁来、跨境而居和非中心的文化传播问题。

从中心移向边缘也突出表现在乡土建筑研究上。

80年代出版了一系列以地方为划分的民居书籍,如《浙江民居》、《吉林民居》、《云南民居》等,但民居形态构成既受到不同地区之材料及构筑、不同民族之生活习俗和观念、不同地域之地理及生态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同时一种类型通常又跨越几省,同一省份又含若干类型,是为研究难点,香港龙炳熙先生《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一书,将民居划分为八类外型,涉及边缘问题,尤其强调少数民族与汉族民居最基本的区别就在于他们受礼制的规限较少,其标准方法可谓卓见。

陆元鼎先生近几年连续成功地召开了“中国传统民居与文化”学术会议,或选址在西南边陲、西部边疆,或定点在广州进行海峡两岸和国际间的交流,实际上对边缘区域民居研究的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也可从《中国民居学术会议论文集》中边缘地区民居研究所占比重之大略见一斑。

陈志华先生则倡导“请读乡土建筑这本书”,认为建筑环境表现出来的耕和读、利和义十分生动,往往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

他和他的同事研究并已出版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一书,对环境封闭、独立而有品格的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的规划、百姓喜闻乐见的崇祀建筑、文教建筑、商业建筑等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此较过去常见的对住宅本身和祠堂的关注,无疑拓宽了视野。

这种变化正如陈先生所说:没有民众的历史是残缺不全的 。

这也可视为以帝王将相建筑活动为中心的研究向民众历史和乡野建筑研究的移向。

2. 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

对中国古代各种类型建筑的研究,80年代十分活跃。

探讨型制、手法、空间、技术及观念等,基本上属于对历史上单个或群体的认识和研究,是一种不近不远的中观把握。

而要达到对建筑史上若干问题的深入理解乃至规律性的认识,则需既见树木,又见森林。

这也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要求和视角。

潘谷西先生在90年代主持《中国建筑史研究·元明卷》时,就力主林木互见。

如元代的宫殿和城市建设,就触及 *** 的地位和蒙人的习俗等,它既包含制度化的层面,又涉及细微如器皿这样的生活内容,对“酒海”的考证和认识,不仅关系对饮具的理解,更影响至对建筑型制、制度和文化诸问题的认识。

再如张清常先生的《胡同及其他》,就是一本独具慧眼的从北京街巷名称入手去研究文化问题的好书。

书中部分内容是专门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的,张先生是语言学家,富于趣味,但相当篇幅涉及官府、市井、交通等,且涉及少数民族政权问题,其开创之功对中国建筑史研究亦不无裨益。

首届全国地名考证研讨会上,将地名考证与相关学科联系,从而展示见树见林的城市意义,是一重要特色。

葛剑雄先生关于中国史上移民与地名关系的探讨,对揭示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规律及理解聚落的形成,都具有启示作用。

关于古建筑保护理论,如何从物质层面跃进到文化层面,如何从技术手段、科学管理深入到进行系统的保护问题,在80年代,研究还相当不完善。

朱光亚先生在近年做了许多工作,“开发建筑遗产密集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建筑遗产评估”和“一个古老村落的包含和发展研究”,均从个案入手,却上升到宏观的历史遗产保护和发展模式选择问题。

早在8 0年代,龙庆忠先生的若干研究生在城市和建筑的防灾技术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到90年代已形成景象,其中龙先生由具体的防洪、防涝、防潮、防风、防蛀、抗震、减灾等工作的开展而关注人聚环境的思考,是十分有远见的,也是典型的知微见著、见木见林的研究。

3. 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

以今人思维、生活、观念理解历史,总是一种旁观的态度。

然而要理解中国古代建筑出现的真相是什么,就不能不贴近古代的人和当时人的心态。

如想关心明朝的城市那么就需关心明朝人的日常生活及他们想象的世界是什么,类似的方法论就是法国的年鉴学派,也就是把心态史与社会史的方法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朱建飞(Jian Fei Zhu)的“天朝战场:中国明清北京和紫禁城”(A Celestial Battlefield: The Forbidden City and Beijing in Late Imperial China),就是以大臣和太监、皇后、妃子、宫女对皇帝理性要求和感情需要的争夺为契入,及以北京生活的人和故宫生活的人的关系为出发点,从四个层面来探讨外朝和内宫、宫殿和城市的布局与空间关系的,进而分析封建帝国灭亡的原因,其视角之独特,别开生面。

关于近代建筑史研究,赖德霖先生的博士论文较《中国近代建筑总揽》更进一步,其突出的标志就是重视中国近代建筑出现的民族心态和文化心理及建筑师自身所起的作用。

在中国近代建筑历史进程中,还有较多的国际行为,传教士、商人、建筑师等参与其中,一批外国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成果,如德国华纳的《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 ―建筑文化移植》一书,美国郭杰伟的《亨利·K·墨菲:一个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和《两个美国营造技术输出商对中国的意义》论文等,均进一步注意到个体的人与中国近代城市和建筑发展的关系。

在园林方面,探讨空间、手法、意境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也是80年代园林的主要研究内容。

90年代初,中文系毕业的王毅先生,出了一本《园林与中国文化》,是致力于“道”、“器”结合的力作,其中探讨在“壶天”和“芥子”中叠山理水,构建完善、精美生活环境的关系方面,角度是独特的,契入到士大夫阶层的人格、心理和思维方式。

1 993年5月在南昌“建筑与文学”研讨会上,听曹汛先生谈起他在研究园林时,常迷入文学情境进行文史方面的考证,会上发言时短未能尽意,有幸的是后来读到曹先生的两篇文章,“陆游《钗头凤》的错解和绍兴沈园的错定”和“故苏城外寒山寺,一 个建筑与文学的大错结”,更是将建筑史上的疑点,通过对诗人的生平、诗作以及相关背景的考证解答出来。

曹先生不仅考出史料的虚假,进而揭示作伪的动机,对这些难言之隐的研究,就可能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这种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精专和广博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另开一派研究风气。

应该看到,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的这三大特点,是中国建筑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既是转变,也是延伸。

在这近三百年史学学术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无证不信”这一朴学传统,一直占据主要地位,充分体现这一思潮的考证学,曾成为清学的中坚。

本世纪初,梁、刘二先生开创的建筑历史学科基本上延续这一传统研究方法,《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所展现的力求忠实、博证和归纳、比较风格,似乎和在此找到源头,给后人留下至深印象,其对建筑史学术真相所作的努力,也给后人进一步从事深入研究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因此成就了永不磨灭的价值。

80年代,对于中国建筑史研究,除史论结合外,还有以论带史、论由史出等提法。

“重写”也是一个热门而沉重的话题。

最早大概重写的是文学史,然后是哲学史、文化史、建筑史等。

不过,“重写”两字的背后常常是一种重估价值的情感表达或一种变换体系的理论思考。

就中国建筑史而言,“重写”,除了人们希望将新的资料补充进去外,更是因为人们对过去以背景控制的历史的叙述脉络、对立统一的原则、、进化的线索加上经济史观的认识不满,丰富的建筑现象往往变成了图解,当然有人希望重写。

可是如果缺乏真正有突破性的成果和实物、文献发现,难免进行起来举步维艰,落入排列组合的俗套。

对于90年代中国建筑史研究特点,我理解是更注重历史建筑及其发展,而非建筑历史的论述。

从中心移向边缘、从中观转向林木互见、从旁观走进心态和人,实质上是要发展更多更实在的人类建筑活动内容。

中国古代本来是一个扑朔迷离的时代,建筑又属于“形下”范畴,因此,在古代一些史家那里,关于建筑只剩下不成片断的二三策,而在一些想象丰富的文人那里又会孱入神话虚言。

在研究中,这就有个“有意”的史料和“无意”的史料运用问题。

“有意”的史料,指成文的历史叙述、成定论的内容、有案可稽的制度等,如帝王将相的建筑活动,史官是他的代言人,但有时出于政治或其他原因,经过精心粉饰后,使后人往往截取片断而难辩建筑本身形成的真伪。

如坛庙和陵墓,过去多年一直被划分为礼制建筑,实际上若从“型”的角度去认识,它自始至终和原始宗教唇齿相依,而隶属礼制建筑,只是在殷末周初文化大嬗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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