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三国演义

愚意以为三国中能称得上真英雄的领袖人物，唯有曹操曹孟德一人而已。何谓英雄，如吕布徒逞武力，妄加杀戮。不过一勇之夫。如刘备，为求权欲，至国家安危人民疾苦于不顾，不过一枭雄。想那曹操，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所求全为国家统一，人民安泰。自黄巾之乱起，一生为朝廷征南荡北，扫除无数隐忧大患。位极人臣时，九五之坐近在咫尺却从不伸手，真英雄之名,舍他其谁！刘备,不过一面厚心黑的无耻小人.孙权,不过一承父兄余荫的公子哥儿.如何能与曹公相比！若非赤壁之战时运气太差碰上了传染病和东南风.曹操早就统一全国了.那时以中国人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只会有赞誉之美言,那还会有奸雄之骂名.那一句"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正是他一生最佳写照. 曹魏之奠基者，魏国之武帝者，曹操 功劳之最高者，争议之最多者，孟德 曹操，文武具备且双全者，上能治军下能治民者 孟德，文臣武将以鲫数之，战场胜败以乐观之 杀人如盗匪，求贤如文王，打仗如孙吴，其心如野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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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团斗争中“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时代豪杰 汉末军阀混战，大饥荒和瘟疫随之而起，这使汉末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期。残酷的现实与汉帝国宣扬的儒家“王道仁政”形成鲜明对比，人们对儒家的信仰开始动摇。现实使人们在生离死别的痛苦中思考着人的存在及价值，在人生无常的悲伤中爱恋执著人生、期盼重整山河。在寻找个人和民族生存出路中人们发现，“仁义礼”等儒家道德规范已经失灵，惟有人的“才智”才能使个人和民族重获新的生存环境。“汉末魏初是一个十分重视人的实际才能而鄙弃能说而不能行的虚伪的道德空谈的时代，也是在政治上实行‘唯才是举’的时代。表现在思想上，产生了关于所谓‘才性’问题的论辩。”①“才性”论辩的实质是人的才德关系，德才兼备是最理想的，但汉末魏初的道德是虚伪的空谈，因此曹操在建安八年至二十二年间四次求贤令中反复申明的“唯才是举”、重才轻德的思想具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由于“德”与社会普遍的行为道德规范相联系，曹操对“才”的强调，也是对个体的个性才能发展的强调。从哲学角度看，重才轻德突出了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是对人的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曹操的重才轻德成为魏晋思想解放的先声，并在曹魏元老刘邵的《人物志》里被贯彻弘扬。“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一人之身兼有英雄，乃能役英与雄；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人物志》）②。这种“聪明秀出”“胆力过人”的英雄观突出和肯定了个体智慧力量的价值，它与刘邵“智者德之帅”观点和鉴识人物理论，对魏晋的思想、哲学、文学、时尚都起着重要影响。 汉末魏晋的变化——重整山河的愿望、唯才是举的思想、尊重个性价值赞赏人物风神仪容的审美思潮等，被罗贯中忠实地再现于《三国演义》中。小说中大力传播着曹操的“英雄观”：“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也”（《三国演义》二十一回）③，描绘了一群扭转乾坤于乱世、气度超凡的智慧性英雄；在各种战事中重笔描写文臣献策武将竞技，展现了英雄辈出争领风骚的汉末魏晋时代景观。 “比力而争，智者为雄”（《人物志》）。曹操、刘备、孙权因此在“逐鹿中原”中脱颖而出。曹操智胜袁绍后，挥戈南下欲统占全国。孔明孤身过江，促使孙刘结盟抗曹。不料周瑜和孔明刚合作就产生矛盾。周瑜暗忖：“孔明早已料着吴侯之心。其计画又高我一头。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四十四回）。乍一看杀机出自对孔明能“审势”又“知人心”洞察力的嫉妒，若此周瑜会变成一个战场上的奥瑟罗，嫉妒会使他逐渐着魔，最终在一种必然疯狂（唯程度深浅不定）的状态下杀死孔明。但是周瑜不仅有条不紊精心巧妙地部署抗曹，还随机应变地定下“三杀”孔明的计谋：先派孔明乌巢劫粮，借曹操之刀杀之；再限孔明三天造出十万支箭，暗中设障使其贻误军机杀之；最后设下埋伏在孔明借得东风后杀之。可见嫉妒并没在心理性格上操纵支配周瑜；相反，周瑜一直清醒地关注和维护东吴的利益前途：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不如杀之”，始终不失“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英雄气概。 曹操南下所向披靡，刘表迎降刘备惨败。孔明过江要“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吾等于中取利”。“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四十二回）。引火烧人自己脱身，骑墙观望坐收渔利，此计对于刘备走出眼下一无地盘二少人马三被穷追猛打的生存绝境，无疑是最优的最满意的解。至于盟友孙吴呢？按孔明第一设想：“若南军胜，共诛曹操以取荆州之地”，曹操返回北方，孙吴保住江东，刘备则占了荆州，有了统一天下兴复汉室的根据地。换言之，今天借孙吴兵力活下来的刘备，待有了地盘养精蓄锐后，便要干掉曹魏，扫荡东吴。而第二设想：“若北军胜，则我乘势以取江南可也”，仁义的刘备会立刻借敌手曹操的胜利，毫不留情地取代盟友东吴。看来，把东吴视作美味佳肴待时而吃的刘备集团，无论现在将来都是东吴的大患，而谋划者孔明就是“东吴的祸根”（四十九回）。周瑜没有孔明的洞若神明，没能看出孔明的真实心机最终意图，但他刚与孔明接触，就能知己知彼——我虽兵强马壮，人却智高一筹；就能见微知著——孔明“久必为江东之患”，周瑜可谓目光如炬、“聪明秀出”。 当初为助孙策“济大事”，周瑜力荐张昭张纮，赞美“二人皆有经天纬地之才”（第十五回），二人后为东吴重臣张昭尤为第一谋士。孙策遗言：“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周瑜对孙权说：“子布贤达之士，足当大任。瑜不才，恐负倚托之重，愿荐一人以将军。”他力荐鲁肃，盛赞他“胸怀韬略，腹隐机谋”。果然鲁肃识见与孔明略同：“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这两次举荐人才中丝毫不见周瑜的嫉妒，而其慧眼识人虚怀大度让人赞叹。周瑜说：“自古‘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为今之计，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然后江东可定也。”（以上见第二十九回）可见周瑜力荐人才与刘备三顾茅庐一样，各为本集团的“昌”。如今周瑜面对“伏龙、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的卧龙孔明，非要杀之不可，与曹操不惜以徐母为人质从刘备集团硬挖走徐庶，与孔明有意“三气”周瑜并扬言“他便不死，也九分无气”（五十六回）的目的一样：折断对方羽翼，致使“失人者亡”。可见周瑜的“三杀”有作为普通人的嫉妒，更有英雄的明察秋毫防微杜渐；是对“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历史经验的效法；是与曹操、孔明相同的英雄识见：用弱人强我来实现统一天下。作为集团的代表，周瑜及其失败烘托了孔明和刘备的仁政，但在集团斗争中周瑜所显示的“胸怀大志，腹有良谋”、“聪明秀出”、“胆力过人”，展现出他作为汉末魏初英雄豪杰的本色。 二、个体斗智中挑战“智绝”、张扬自我、献身理想的悲剧英雄 在“三杀”、“三气”中，集团间斗争是以个体智斗实现的。作为个体周瑜，充分表现出了“这一个”失败英雄的悲剧精神。 周瑜个人智斗的对手孔明是怎样人物？“夫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智者德之帅也。……以明将仁则无不怀，以明将义则无不胜，以明将理则无不通。然则苟无聪明，无以能遂。”④（《人物志》）智慧决定着仁义的实现。基于时代新观念，作者赋予刘备仁政的实现者孔明以“夺天地造化之法，鬼神不测之术”，塑造他为“智绝”。群雄中周瑜第一个将他视为个人对手，比谋斗智且志在必胜。对于周瑜个人来说，已智胜曹操，若再智杀孔明，自己便可雄踞一代风流之上，周瑜的行为表现了汉末魏晋的时尚。《世说新语·品藻》载：“恒公少与殷候齐名，常有竟心。恒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恒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恒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⑤这种“我”敢争和自视天下第一的狂傲，正是对个体智慧和创造的价值的肯定，是人自我意识觉醒的表现。周瑜要超越“智绝”，这让人想起了神话英雄夸父。夸父发下宏愿，“欲追日景”（《山海经·大荒北经》），与太阳赛跑。周瑜和夸父所追求的都是不可企及的东西，此非狂妄自大，而是在命运、权威面前的傲然不屈自尊自信—— 一种强烈的悲剧精神。“夸父逐日”表现了人类“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伟大气魄；向“智绝”孔明挑战，通过周瑜张扬个性显示了人类超越、完善自我的勇气意志。超越客观的规定，弥补主观的匮乏，在超越和弥补中主体获得新的自由，这就是作为个体的周瑜其形象形而上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孔明辅佐的刘备仁政的不可超越，决定了孔明智慧的不可战胜。悲剧人物精神的伟大在于：“不可与言而与之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西绪弗斯明知历经艰辛推上山顶的巨石还会滚下去，但他还是走回平原一次次重新开始；在永不放弃中显示着他的力量、意志和成功。同样，在“智绝”孔明面前，周瑜无论怎样殚精竭虑都超越不了，但失败的他不罢手，反倒更执著顽强地投入新的较量，直至战死在这一不可逾越的高度面前。人的生死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惟有生死中间的生命属个人拥有。对于周瑜这类悲剧英雄，如何生存比何时死亡更重要，生命的意义在于实现理想，否则生命毫无价值。周瑜正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斗争中，张扬自我，献身理想，以实现生命的价值。而“既生瑜，何生亮”长叹出的是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巨大遗憾！周瑜的悲剧精神震撼人心！ 在弥漫着以智求生智者为雄的汉末魏晋精神的《三国演义》里，“三杀”、“三气”是智者生存的典型事件。在这场胜败早成定局却被不服输的周瑜拖延的持久战中，周瑜自塑了个性鲜明且张扬着汉末魏晋风采的悲剧英雄形象。作为东吴的杰出代表，周瑜显示出了扭转乾坤的智慧型英雄群像所共有的英雄本色；作为个人比谋斗智的败将，周瑜却和孔明一样“出师未捷身先死”，表现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从而获得了与完美无瑕的孔明同等的艺术魅力。完美的孔明放射着理想的光彩，犹如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让万民瞩目；而周瑜以他带有嫉妒心理挑战权威、献身理想的独特生存方式，赢得了人们的爱戴和赞赏。 鲁肃：看过《三国演义》小说、小人书或电视剧的人肯定都会对把鲁肃看扁，谁看得起那个土里土气、笨头笨脑、跟在诸葛亮身边转的土包子呢？yct/ 鲁肃当真是土包子吗？那是说书先生罗贯中说的。只有没有看过正史的人才会把罗贯中的侃大山当真呀！但是有几个人看过正史呢？所以不相信罗贯中侃大山的就是绝对的少数了。当多数人的脑子有问题，试问大家说脑子没有问题的人有问题会很奇怪吗？ 鲁肃当然一点也不老土！《资治通鉴》记载，赤战胜利后，鲁肃从前方回来，孙权亲自去迎接他，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鲁肃表现得并不特别高兴。这么一来，孙权便不高兴地责问他。鲁肃回答道：“假如我北上平定了天下回来，那才值得高兴呀！ ” yct/ 这是土包子的表现吗？当然不是，这绝对是一个很有个性而且有理想的人的表现。假如不是这样，那么鲁肃就是非常狂妄了！反正有个性也好，狂妄也罢，这都说明鲁肃绝对不是一个没有个性，反应迟钝的土包子。 我们只知道公元207年诸葛亮和刘备讲隆中对，分析天下大局，见解高超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比诸葛亮早七年，也就是在公元200年，鲁肃就曾经给孙权做过类似的分析了。yct/ 我们先不妨对比下鲁肃和诸葛亮这两个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规划时，刘备还在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来三分天下。但到刘表死后，鲁肃就立即调整了战略，变成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了。yct/ 第二，诸葛亮设定的目标，是“汉室可兴”，而鲁肃则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立场不同所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刘秀或者刘协的那个“汉”，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但是，鲁肃作为孙权的人，可以公开把话挑明，而且撺掇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不过，这和荀彧给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样，也成为诸葛亮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以后还要讲到。第三，鲁肃的实施方案，是先夺取荆州，占有益州，由三分而两立，也就是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诸葛亮的实施方案，是联合孙权，占领荆、益，等到曹操和孙权两败俱伤时再东进北上，也就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鲁肃的“三分”是现在时，诸葛亮的“三分”是将来时。但都要打荆州的主意，则是一样的。甘宁的建议，就是要迈出的第一步。然而孙权的首席谋臣张昭却表示反对。张昭说，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吴下业业），只能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军一旦出发，灾难恐怕就会来了（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也马上就顶了回去，说国家把阁下当作萧何，怎么能这样畏首畏尾？那么，张昭和甘宁为什么会这样说话？孙权是怎么表态的？事情的结果又如何呢？ 后来孙权和陆逊谈论周瑜、鲁肃和吕蒙的时后，他对鲁肃的评价是这样的：“鲁肃夜谈帝王大略是一快事；赤壁力驳众议，坚决主战是二快事；后劝我借荆州给刘备却是他的一短见。” 鲁肃所谈的帝王大略就是和隆中对一样的言论。其实我相信公元200年左右的读书人应该都有隆中对的概念的，就象上个世纪末，有看书报杂志的人都知道改革开放的概念一样呀！ 《资治通鉴》记载，公元200年，鲁肃跟孙权分析天下大略：“曹操不能除，为今之计只有保守江东以观天下之祸吧。如果北方多事，可除黄祖，进伐刘表，将长江一带占 为已有，这就是王业的基础了。” 从孙权的口中，不但说出了鲁肃畅谈天下大略，而且他还是坚决反对张昭等赤壁之战主和，而坚持劝孙权调周瑜回来抵抗曹操八十万大兵的的关键人物；至于诸葛亮舌战群雄而奠定赤壁之战的基础是没有记载的。 其实孙权所表扬的都不是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鲁肃最了不起的表现恰恰 就是孙权认为是鲁肃的短见的，促成孙权把荆州借给刘备的行动呢！这话怎么说呢？曹操占领了几乎整个长江以北的土地，势力之强大，根本就能一统天下了，所以吴国和蜀国最大的成就就是能够形成三国鼎立，阻止了魏国一统天下的行动。三国鼎立是如何形成的呢？这正是鲁肃最大的贡献呀！ 《资治通鉴》记载，最初，周瑜和甘宁屡劝孙权取蜀地，刘备坚决阻挠，慷慨激昂地说：“刘璋和我同一宗室，你如果真要攻取蜀地，我只好披发入山，以求不失信于天下了。”并派大军 阻挡吴军。 公元215年，刘备却自己西攻刘璋，气得孙权大骂：“这狡猾的东西，竟然奸诈到这种地步！” 等到刘备取得益州，孙权要讨回荆州，刘备还是不还，而说：“等到凉州平定后，我才把荆州全部归还给吴国。” 刘备借荆州，有借没还，而且多次欺孙权，使得吴、蜀两国关系很僵。那么三国鼎立的局面是如何维持的呢？当然就是靠鲁肃了！ 鲁肃不但劝说孙权把荆州借了给刘备，而且处处安抚关羽，开导孙权，努力维持局面的稳定；孙权和吕蒙等肯定没有这个耐心。《资治通鉴》这么记载，公元215年，刘备命关羽镇守江陵，鲁肃和关羽邻界，关羽屡次起疑心，鲁肃却时常以友好的态度安抚他。 要进一步了解鲁肃对维持三国鼎立局面的贡献，就要看鲁肃死后的情况。 公元219年《资治通鉴》的记载是这样的：初，鲁肃尝劝孙权以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及吕蒙代肃屯陆口，以为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密言于权曰：“今令征虏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鲁肃去世两年后吕蒙便白衣渡江，杀了关羽。 从吕蒙和孙权的对话中，可以看到除了目标明确的鲁肃以外，吴国领导层厌恶蜀国君臣反覆无常的恶劣行径。在孙权、吕蒙等人的眼中，从刘备、诸葛亮到关羽，都是傲慢而且狡诈的，做事反反复复，是不可以诚心相待的一群小人。在孙权和吕蒙等忍无可忍的前提下，鲁肃却还是一直坚持安抚关羽，为的是什么呢？当然是贯彻一同对付曹操的明确目标啊！鲁肃一死，随着219年吕蒙杀关羽后，222年陆逊大败刘备，三国鼎立的局面于是瓦解。 鲁肃是个关注大局，拥有宏观智慧的人，他统帅吴国大军七年期间的行为，明显地体现出这个特点。鲁肃没有象诸葛亮那般事必躬亲，鞠躬尽瘁；鲁肃也没有像诸葛亮写出师表那般慷慨言词；鲁肃更没有诸葛亮在临死前要求完成平天下的主观意愿；他只是在长江南岸的陆口朴实地练兵而已，现在岳阳陆口地区还遗留鲁肃点将台遗址。 公元200年，鲁肃定下“保守江东的王业基础”的使命。 公元208年，曹操八十万大军压阵，鲁肃目标明确地力争抵抗到底，让孙权把周瑜调回来主持抗战，保住了江东的王业基础。赤壁之战胜利后，鲁肃让孙权守南京(建邺)；让刘备守湖北荆州；自己则在刘备的正后方湖南岳阳建设军力。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说，鲁肃是非常具体地把使命细分成具体的目标和行动计划了。而且在七年里，他确实是建设了一股强大的兵力，可惜孙权让吕蒙和陆逊用这股兵力来杀关羽和击败刘备，而不是用来等待魏国可能被击败的时机呀！ 《三国演义》所记载的当然都是吕蒙和陆逊的赫赫战绩，而不是鲁肃练兵的功劳。孙子说：“昔之善战者，战胜而无盛名，无勇功。”所指的应该就是鲁肃这样的将军吧？战争的决定性因素不是点子而是实力，所以沉下心来建设军事力量的将军才是真正高水平的将军，这些有宏观智慧的将军放眼的是赢取整个战争的实力，他们所重视的不是微观战役中的点子。这些道理哪里是崇尚点子的人所能理解的呢？”吕蒙：江陵一战，吕蒙立功至巨，孙权任命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赐钱一亿，黄金五百斤。吕蒙推辞再三，不肯接受金钱，孙权不许。封爵还未颁布，吕蒙疾病发作。孙权时在公安，就把吕蒙接来安置在内殿，千方百计诊治护理，并且下令，在国内招募医者，有能治好吕蒙病的人，赏赐千金。 孙权尽心为吕蒙治疗，每当医者给吕蒙针灸，孙权就为之难过。孙权想多看看吕蒙，又怕他太过劳碌，于是命人凿通墙壁暗中观看。如发现吕蒙吃下点东西，孙权就高兴，对手下人有说有笑；如发现吕蒙不进饮食，孙权就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吕蒙病情略有好转，孙权就下达赦令，让群臣都来庆贺。后来，吕蒙病情加重，孙权亲自到床前探视，命道士为他祈祷，想保全他的性命。但吕蒙终于在内殿中去世，死时四十二岁。孙权悲痛万分，缩食减眠以示哀悼。 陆逊： 陆逊，字伯言。论武，在夷陵的那把火已经足够说明他是东吴中期的军事第一人；论文，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孙权有什么书信给刘禅或诸葛亮的，常先给陆逊看看，言语有什么欠妥当的，则由陆逊改之。于公，会稽太守淳于式上表说陆逊扰民，陆逊在孙权面前却推荐他。孙权问陆逊，为什么淳于式批评他，他却反过来要推荐对方呢？陆逊的回答是，如果他因此而毁谤淳于式就是“以乱圣听”，此风不可长，可见他是个公私分明的人。于私，死后家无馀财，感觉是替东吴义务劳动了四十二年。不过好人却未必有好报。 这事还得从孙权立嗣说起。在三国时期，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袁绍、刘表莫不如此，孙权没可能不知道，但偏偏不吸取教训。太子孙登死后立孙和，这本是好事，他却又给鲁王孙霸相同的待遇，这就让有些政治投机者有机可乘。陆逊自然是太子的。陆逊这个人算的上忧国忧民，如：时中书典校吕壹，窃弄权柄，擅作威福，逊与太常潘浚同心忧之，言至流涕。也有话直说，不管是孙权的儿子还是同僚诸葛恪，他觉得不对都是当面指出的。对很多事的看法如征夷州，征公孙渊事后证明也都是正确。在立嗣这种头等大事上自然是更不含糊了。 上表要求孙权确立孙和地位的唯一性，并屡次奏请回京，想亲口说服孙权。不料却引来孙的龙颜大怒，累遣中使责让逊。这招虽然比不上曹操的空盒赤裸裸，但恶劣程度却有过之。终于老臣陆逊，当时无论年龄还是资历都算的上是老了，愤恚致卒。死了就算了吗？没有。子抗，诣都谢恩，也不知道是谢哪门子的恩，却被孙权以杨竺所白逊二十事问抗，当时的陆逊可是尸骨未寒，若非年仅二十的陆抗“无所顾问，事事条答”，说的“权意渐解”，后果会不会像顾谭，张休也不一定，孙权对功臣之后可不是那么心慈手软的。想想孙权曾说的“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看看孙权在陆逊死前死后的所作所为，陆逊也算是个悲剧人物了。不过日后孙权还良心发现，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可谁又知道这究竟是真心忏悔还是在笼络人心。

不要急，其实东吴初期就两大才，周瑜和鲁肃，但是鲁肃的战略眼光远远高于周瑜，周瑜还沉浸在“既生瑜何生亮”的哀叹中，这点格局做东吴大都督岂不是玷污了都督的位置么？鲁肃尽管是主张维系孙刘联盟的，但是其实是东吴仅有实力自保，而荆州是兵家必争之地，其实就是一个箭靶子，与其借荆州，其实是想借一个自己不能保的地方给刘备容身，做顺水人情，后来的都是做戏。但是鲁肃是四大都督里面最具战略眼光，最会全局思考的政治军事战略家。至于吕蒙其实还是吴下阿蒙，没有战略眼光。夺荆州之事是直接破坏了孙刘联盟，直接导致了整个三个军事集团格局的变化，也就是拉开了，南派势力走向破败的序幕。他做都督名不副实。陆逊，虽是儒生，但是在三军事集团格局重新变换的时候，及时扭转了被动局面。但是作为从政者，有不智之举，当时其实他一时名将大族，在军中国中威望甚高，但是这已经对孙氏的统治造成了隐现的威胁，但是他不知道，还极力参与了孙氏家族的嫡庶之争，明显的不智，为孙权铲出隐患找了一个借口

对曹操的评价 （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 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 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 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 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 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 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 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 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 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 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 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 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 （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 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 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 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 《武帝纪》注又引《世语》： 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 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 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 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