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梦文化研究论文

毛宗岗点评《三国演义》中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论文范文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小说评点之中。继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之后，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深入总结。他在评点过程中对叙事行为的认识与把握，体现了叙事意识的自觉与成熟，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毛宗岗 评点 叙事

将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学放在中国文论发展史的宏观历程来考察，如果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文理论阐发可以称作第一次“文学的自觉”的话，那么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就是中国文论史上第二次“文学的自觉”。明清之际的小说评点家们，一方面试图阐发小说文体的文本意识，将小说从史传文学中剥离与独立出来，这类似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笔之辩”：另一方面，他们研究分析小说叙事的文本特性与叙事技巧，如关注叙事结构的美学观念、发掘叙事章法的各种文理安排、赏析叙事文学的文法修辞等。毛宗岗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横空出世，和同时期的金圣叹、张竹坡并称为明清小说评点的“三驾马车”。

一、记事与叙事的区分

中国古代真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叙述开始的。这样，在中国文化史上就形成了一种以历史为准则、以史实为根据的“历史化”思维。使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在史实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和发展。所以古代文人作小说，其目的往往是要“补正史之阙”，在价值判断上则是以“征实”为准则。在写法上就采用现成的实录式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这种“历史化”思维不仅束缚了小说创作的'题材，而且从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文学创作的想象力，制约了文学创作过程中“虚构”的重要作用。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发达的史传文学理所当然地创造和积累了大量的叙事技巧与经验，它们弥补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前缺乏史诗与传奇的缺憾，为后来的文学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积累和方法总结。毛宗岗正是在充分吸收史传文学创作技巧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在对“叙事”的概念理解上取得了突破，并且付诸到评改《三国演义》的具体实践中。例如在《读三国志法》中有如下文字：

《三国》叙事之佳，直与《史记》相仿，而其叙事之难则有倍难于《史记》者。《史记》各国分书，各人分载，于是有本纪、世家、列传之别。今《三国》则不然，殆合本纪、世家、列传而总成一篇。分则文短而易工，合则文长而难好也。

显然，毛宗岗是在艺术处理上来确定《三国演义》在众多史书中的地位的，而这和传统史官的叙事目标有着截然的分别和不同。毛宗岗将《三国演义》与《史记》等史书相比较的最突出之处，正是着眼于艺术结构的完整性与整体性。这本身就说明了作为小说叙事文本的形式要素之一的结构原则——整体性是小说家在叙事方式上最先考虑的。即考虑如何将内容进行整体布局与穿插设计。亦可理解为考虑“怎么说”而不是“说什么”。这样的一种比较实际上说明毛宗岗的旨趣已经不在于完成记录任务上，而是关注作者在记录过程中的艺术匠心，即作者在叙述事情过程中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创作。因此，毛宗岗才可以抛开“史实”的束缚，将虚构等艺术手法成功运用到《三国演义》中去。

虽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宣称《三国演义》“真实可考”、“叙一定之事”，并以此作为《三国演义》优胜于《西游记》和《水浒传》的凭证和论据。然而，他在自觉的美学追求中，已经将虚构、重组等元素大量使用于《三国演义》的评改中，以此突出小说的整体魅力和艺术价值，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三国演义》的“改”上。正是毛宗岗赋予“叙事”全新的概念和创作理念，才会刻意追求小说文本的精致与巧妙，才会改得好、改得妙，其评点部分才拥有了传世的契机与价值。

综上，正是因为毛宗岗在关注“史笔”的同时又注入了“匠心”，才强烈显现出了作者在加工和润色文本时的主观能动性，才为小说叙事脱离史学、融入文学提供了机遇和指导，让叙事区别记事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美学追求和艺术目标。

二、对叙事行为的关注

故事具有超叙述性，叙事作品也便是对故事的讲述，因讲述方式的不同，原有的故事底本在进入叙述文本时自然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叙事观念的不同便决定了这种变形方式与选择事件的角度的不同。毛宗岗关注更多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这其实正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具体表现，或者说是关注叙述行为的一种细致化体现。例如，毛宗岗经常用“叙法变换(幻)”来表达他对叙事行为的一种敏感与关注。

我们看到，叙事者处于强势位置，人物处于被动位置。叙事者通过调遣人物的行动来实现叙事的目的：刘备欲破黄巾军，具有形式上的困难，而这种形式上的困难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审美的快感。毛氏认为，《三国》一书情节发展奇特曲折、变幻莫测且矛盾冲突峰回路转，如第四十回评写到：

文章之妙。妙在猜不着…若观前事便知其有后事，则必非妙事，观前文便知有后文，则必非妙文。

其实毛宗岗在这里强调的“叙法变幻”的效果，和西方文学批评中“陌生化”的概念有着某种相关与吻合。毛宗岗在评点中强调罗贯中在人物设置方面使情节曲折化，而这种曲折的情节给读者带来惊奇感，从而达到了特殊的审美效果和阅读快感。当然，毛宗岗对“叙法变换”还有其它方面更深刻的认识，涉及到叙事视角问题，在此暂不论述。

毛宗岗不仅以“叙法变换”来表达对叙事行为的关注，还通过叙事顺序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说明。以补叙为例，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特意将补叙的作用详加阐释：

凡叙事之法，此篇所阙者补之于彼篇，上卷所多者匀之于下卷。不但使前文不拖沓，而亦使后文不寂寞；不但使前事无遗漏，而又使后事增渲染，此史家妙品也。

毛本第十八回南阳之战，张绣引兵二番追赶曹军，正是得胜之时，忽然杀出一队人马阻拦。叙事者并未当即揭开这队人马底细。仍照常推进叙事。毛宗岗注意到这一叙事策略，他批到“此处且不说是何军。留在后文补出。叙法变幻。”后文交代完张绣，又返回来交代曹操，才说明其来历。毛氏夹批曰：“补叙前文所未及，好。”南阳之战实际上已经结束，但它在本文叙述中的时间跨度却并未收束。只有补此一段，为所有的谜面找到谜底，才能算是截止和完整。毛宗岗连连称赞曰“好”，便是肯定补叙手法给艺术效果所带来的审美变化。

再例如，毛宗岗强调叙事时需详略得当、重点突出，在文本内容层面上显现出明确而强烈的叙事目标追求。毛宗岗对叙事目标的理解是以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他对《三国演义》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之法颇加留意，并且总结出“以宾衬主”之法。此外，他在评点过程中还提出了不少术语，这显然是对叙述重点和作者意图进行的区分与总结，体现了他对叙述目标的关注与探究。

综上，正是由于毛宗岗将小说从史学中分离出来，把叙事作为一种艺术创作而不是照实抄录，他才有意识地关注“叙事”与“记事”的区别，才更加自觉地留意和关注叙事行为。总之，在《三国演义》评点中，毛宗岗将叙事批评作为一项重要内容，显示出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成熟与成就。

三国演义之所以成为一个宏大的文化现象，要归公于这样一些人：一是三国历史的缔造者们。他们包括三国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文学艺术家和科学家，正是由于他们的伟大创举，才缔造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独特的一种历史形式。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些人，才形成了三国这样一个军事斗争最为波澜壮阔，政治斗争最为云诡波谲的时代，也才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引人入胜的一个时代；二是三国历史的记录者。主要包括陈寿、习凿齿、鱼豢等魏晋时期的史学家们。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用他们的如椽巨笔记录了这段历史，形象地展现在了后人的面前，使我们对三国历史有了更为形象了直观的认识；三是宋元之际的民间艺人们。他们对三国历史了如指掌，并对有关三国的民间传说非常熟悉，于是他们把这些东西揉合在一起，成为他们说书的基本素材，并进而形成了他们讲说三国的基本内容。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三国的历史知识得以大规模传播，并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传播三国史的高峰；四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毋庸置疑，他是对三国文化形成过程中贡献最大的人。正是因为他写出了中国最好一部历史演义小说，才使三国历史普及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使三国历史成了最为中国人所熟悉的部分。五是明清以来直到现在的说书艺人、表演艺人等艺术家。他们说三国演义，演三国戏，使三国历史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使三国历史真正成了一段妇孺皆知的历史，也才最终形成了三国文化。三国文化的传播途径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在士人学子们中传播。也就是三国历史的传播停留在高层之上，停留在学者层次上。第二步是在《三国演义》问世以后，三国文化的传播开始向下层群众沿伸，并逐步普及到最基层的民众；第三步是向海外传播。主要传播方向是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受中华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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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国演义》的传播方式传播媒介、传播主体、受众层次等的不同都会影响传播方式的选择，所以，一部小说能够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决不仅仅只使用一种传播方式。笔者经过梳理，认为《三国演义》的传播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传抄《三国演义》自明初问世到嘉靖元年（1522）刊印前这100多年的时间里，其传播方式主要为传抄。庸愚子在弘治七年（1494）所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由此可以看出这部长篇巨著在最初的一个多世纪里一直只以抄本传播，且传播主体和传播对象均为“士君子”，普通平民大众是难得一见的。况且，完成这样一部宏篇巨著的抄录，必定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就决定了其传抄周期长的特点。所以，即使是“争相誊录”，接触过文本的人也非常有限。可见当时《三国演义》的传播范围相当狭窄，传播效果自然也不能与刊印成书相比，既没有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也没有为讲史演义的创作起到较大的刺激作用。然而《三国演义》本身所具有的艺术魅力却使得人们能去“争相誊录”，使其抄本得以存在与流传，保证了《三国演义》在近二百年后的刊印传世。第二，刊售 嘉靖元年（1522），皇宫内的司礼监首次刊出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则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其后不久，武定侯郭勋也刊印了《三国演义》。封建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率先刊印并称赞《三国演义》，实际上等于为其在民间刊印与出售开了绿灯。同时这部作品所受到的广泛欢迎又保证了它的销路。于是，不再有顾虑的民间书坊主便不甘落后地跟着纷纷翻刻，一时之间，“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1]。”随着各种刊本的出现，《三国演义》开始广泛地流向社会并引起了轰动，被誉为“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2]。”这些所梓的《三国演义》的刊本中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版本繁多，且名目和内容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名目上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新刻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新刻按鉴全相批评三国志传》等；内容上或增损人物情节，或增加批注评点。这些改变使各版本显示出自己的特点而有别于其它版本。其二，多有插图。明万历间余象斗刊本、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等都是上图下文，而明末清初的刊本，如明建阳吴观明刊本、清两衡堂刊本都有多达一百二十页的插图。其三，多有名士作的序。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所载的二十八种刊本中有序的有十六种，占到总数的一半以上。为之作序的李贽、李渔等人均为当时的名人巨擘。其四，出现广告登载。个别书坊主在作品刊印出售时，封面或扉页上印有书坊主介绍该书特点的“识语”。仁寿堂主周曰校首开先例，在刊印《三国演义》时自拟广告：“是书也刻已数种，悉皆伪舛。辄购求古体，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音注，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缺略有增补，节目有全像[3]。”此则广告在批评了以往数种刊本多为“伪舛”的基础上，重点突出了自家刊本的精善和能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读者需要的特色。以上这些刊印特点表明小说在进入商业领域后，就具备了精神产品和商品的双重品格，它的传播必然要与商品经济法则的各个因素相联系。书坊主为了牟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想方设法提升自家刊书的销售量，这就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当大量的刊印使市场趋于饱和时，一些知识水平较高的书坊主为了得到更多的实惠开始自己编创小说，如建阳书坊主熊大木在嘉靖、隆庆朝就撰写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等四部通俗小说。可以说《三国演义》的刊售拉开了通俗小说在普通百姓中广泛传播的序幕，而刊售这种传播方式又在商品经济的法则下刺激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致使在明代出现了比较特殊的由书坊主介入通俗小说编创的“熊大木现象[4]”。第三，评点 评点就是对书的内容发表意见，并在作品的精彩之处加上圈点，说明这些地方语意深刻，应当深思。评点虽然用语不多，但经常能讲出文章所包含的妙处，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三国志通俗演义》最早的刊本没有评点，但在诗文尚评点的风气下，书坊主也开始注意到评点在传播中的促进作用，主动模仿这种做法。熊大木首先以评点本的形式刊行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之后，评点小说渐成风气。《三国演义》也在这种风气下，产生了许多评点本，如钟伯敬评点的明刊本和李渔评点的清遗香堂刊本等。其中最多的是李卓吾的评点本。这些评点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系统，但已初步具备了眉批、夹批、回评、总评等多种形式，对文本的人物形象、思想内容等也有或多或少的见地。在奇文共赏的传播目的下，评点中也加入大量主观的判断乃至思想情感。这些评点与小说文本共同进入传播领域，使小说在传播中的价值得以提升。特别是李卓吾的评点，在艺术分析上有一些非常独到的见解，对通俗演义应有的艺术夸张、想象、虚构，以及由此而塑造的艺术形象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清代毛纶、毛宗岗父子的优秀评点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毛氏的评点精微细致，见解独到，除了有对作品的分析，还能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思想，使读者阅读时似有明师指点，益友切磋。基于这些优点，毛批本《三国演义》在清康熙年间刊出后，马上受到了大众的喜爱，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正如蒋著超在《古今小说评林》中所言：“一切旧本乃不复行”。可见评点这种方式对《三国演义》的传播起了巨大的作用。第四，续书以《三国演义》续书为名的有三部作品，不过，产生于清代的《后三国志演义》和《后三国石珠演义》在故事情节的接续和原著人物活动的延续上均与原著脱节，严格地讲，不能属于《三国演义》的续书，所以《三国演义》真正的续书就只有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问世的《三国志后传》。它的内容接续百回本《三国演义》的结尾，编撰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的后代扶助刘曜恢复蜀汉正统的故事。从艺术价值与思想内容价值上讲，这部续书与原著自然不能相提并论，然而从《三国演义》的传播方面去考察，它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三国演义》在文学和史学上的巨大成就，广大读者对它的喜爱极深，即使是在小说结束后，一些读者还是觉得意犹未尽，正如吴趼人在《两晋演义序》中所言：“历史小说之最动人者为《三国演义》，读至终篇，鲜有不怅然以不知晋以后事为憾者。”《新刻续编三国志引》也说：“诸忠良之后杳灭无闻，诚为千载之遗恨。”读者对作品信息的反馈刺激了续书的创作，而续书的出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原著内容上的遗憾。读者在对续书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既会增加对历史的认识，又会对续书的价值与得失进行思索。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解读中，读者不但接受了传播主体即续书作者的思想意识、情感体验及对历史的认识，同时，续书的思想内容在以形象化的方式传达给读者时，又必然使读者加深了读者对原著的认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原著的传播。虽然传播的目的是“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5]”，但书中也包含了作者的爱憎情感和价值取向，这些价值观必然要影响读者的世界观与历史观。这样，原著的影响力使续书得以传播，而续书的传播又进一步促进了原著传播范围的扩大。第五，编演 《三国演义》除了文本的传播外，还通过改编戏剧并演出的方式进行传播。《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在明清时大量地被改编成剧本演出，如杂剧传奇《赤壁记》、《锦囊记》、《西川图》等；皮黄剧《三顾茅庐》、《襄阳宴》、《单刀赴会》、《借东风》等。剧目改编的内容，多出自三国演义中的一回或几回的故事，“剧中情节与演义大致相同，科白亦十有六七本诸演义原句[6]”，如《白马坡》即出自第二十五回《救白马曹操解重围》。也有一些与原著不符的情节或干脆依据其它材料生发出的故事，如剧本《借赵云》中张飞不服及战败韦典事，在本传及《三国演义》中都不曾出现。但无论怎样，这些被改编的戏剧以其生动形象的传播特点在演出后，从宫廷到民间都受到了极大的欢迎。“皮黄剧”中三国戏最多，又最常演出。清道光中叶“三庆班”曾有全部《三国志》演出。自“刘备跃马过檀溪”到“取南郡”共三十六本，皆按照戏曲舞台的要求，进行了精心的结构，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不但结构完整，且人物形象鲜明，成为当时最著名的“轴子戏”。这些剧目的编演，使观众在通过视觉、听觉等感官系统进行接受时有如身临其境，故事的松缓急弛，人物的音容笑貌尽在眼下演绎生发，不能不触及人们的心怀，使之动容。觚庵在《觚庵漫笔》中谈及《三国演义》一书普及于社会的原因时，认为这种“袍笏登场，粉墨杂演，描写忠奸”的富于魅力的传播方式“得力于梨园子弟”，“足使当场数百人同时感触而增记忆。”除了以上几种主要的传播方式之外，《三国演义》还通过说书的方式进行传播，富于实践经验的艺人使《三国演义》中的英雄人物形象更加丰富生动。此外，《三国演义》还被翻译成外文，在其他国家传播。其中日文的翻译本最多。早在清康熙二十八年以日文刊行的《通俗三国志》，几经翻刻传抄，至今仍在流行。总之，《三国演义》的广泛流传与其能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不同的传播方式产生的传播效果也不同，或在不同范围或在不同的时间担载着传播的任务。二、影响《三国演义》传播的因素《三国演义》的传播状况与整个明清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时代的各因素制约了其传播方式的选择与运用，直接影响了传播的效果。笔者认为，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及其对通俗小说的态度明初期为了巩固新建立的王朝与防止思想方面的越轨，统治者通过行政命令、舆论约束等手段极力推行儒学，强制人们遵循“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7]”等文学理念。与此同时又以严酷的手段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高压控制。永乐九年（1411），朝廷颁布了严厉的命令：“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典、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8]。”《三国演义》虽然有着较强的封建正统观念，但是作品中又对东汉末年以及曹魏末年那几个昏庸、无能，下场又如此屈辱的皇帝进行了辛辣的嘲讽与调侃，这正是朝廷所严禁的“亵渎帝王”的内容。文化思想界这样的环境与气氛，正是《三国演义》问世后在很长的时期内无法大范围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群众对于文化的需求与嘉靖、隆庆期间战乱的破坏，使统治阶级对思想领域的控制力有所减弱。另外，封建统治者本身也有对娱乐的需求，于是《三国演义》就在此种情况下被官方的印刷机构刊印行世了。清代的统治阶级想借用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故事巩固满蒙关系，把《三国演义》翻译成满文，与《通鉴》、《孟子》等一起定为“官书”，作为教育满族贵族的教材。与此同时，统治者为了宣扬封建的“忠”、“义”思想，编造出种种关羽“显圣”救驾的故事，把关羽打扮成清王朝的忠臣，不断加封。统治者的提倡使《三国演义》在清代风行一时，连一些文人在写诗文时也搀入一些虚构的三国故事，如进士崔念陵就在他的一首五言诗中责备关羽不该在华容道放走曹操而留下后患。二、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商贾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明代成化年间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贾势力急剧膨胀，极大地冲击着人们的传统观念、思维习惯乃至生活方式。从徽州等地区“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次着[9]”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商贾的社会地位提升了许多，可与缙绅乡宦列坐抗礼。商人不用再为生计整天奔波忙碌，精神上的需求与经济上的富足使得他们有兴趣并有钱去购买通俗小说，成为强大的购买群体。同时，随着城市经济的日益繁荣，市民的力量也在迅速壮大，他们的娱乐要求使通俗小说的销路得到保证，成为了促进其传播的积极因素。在商品流通领域，商人们在利润的驱使下，不辞辛劳地穿梭于都市乡村，商品的流通形成了全国性的销售网络。巨大的流通、销售网络意味着一部小说在出版后，能迅速出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售书点，流传于广大市民之间。据嘉靖年间福建的《建阳县志》所载，当时该县的崇化里就出现了“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的景象。书市的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清初。以上因素都为《三国演义》的刊印出版及之后的发行出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印刷术的进步与印刷业的兴盛《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长篇通俗小说，篇幅宏大，不可能像其他样式的文学作品一样通过酬唱、题壁、传抄等方式大范围的辗转相传，而只能在刊印出版后才能在大众读者中广泛传播，所以对印刷业的依赖性特别强烈。在《三国演义》问世到嘉靖以前的时间段中，排版印刷技术所能达到的水平还未能使书坊主能通过《三国演义》的刊售而达到赢利的目的。七十万字的宏篇巨著刊印起来不但要花费很长的时间，而且成本价格高昂。虽然民间书坊规模有限也是原因之一，但不能不说印刷技术的不完善是其无法刊印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到嘉靖万历朝，印刷术有了较大的进步。据明人陆深《金台纪闻》载：“近日毗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论谬尤易。”金属活字的应用使排版与印刷都方便了很多。并且印书的速度也有很大提升，能“每得秘书，不数日而印本出矣[10]”。印刷技术的进步直接促进了印刷业的繁荣。叶德辉在他的《书林清话》卷七中记载了一则轶事，从中可窥见当时印刷业普及的盛况：“王遵岩、唐荆川两先生尝相谓云：‘数十年读书人，能中一榜，必有一部刻稿；屠沽小儿，身衣饱暖，殁时必有一篇墓志。此等书板幸不久即灭，假使尽存，则虽以大地为架子，亦贮不下矣。’又闻遵岩谓荆川曰：‘近时之稿板，以祖龙手段施之，则南山柴碳必贱。’”表达的虽然是两位老先生的不满，但滥刊书稿的现象，也从侧面反映了印刷业的普及与兴旺。印刷业在规模与技术上的逐步发展使《三国演义》在嘉靖年间首次刊印后，便一发而不可收，翻刻、仿刻纷然杂出。另外，明清之际出现的饾版印刷和拱花技术对《三国演义》的传播也不容忽视。这种集绘画、雕版和印刷于一体的新型技术，使图画更为形象、逼真，为版本中大量精致插图的出现提供了技术支持。周曰校所刊的《三国志演义》中，插图中的人物不但动作复杂，甚至表情也能显露出来。诉诸于形象思维的插图无疑会起到吸引读者的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其有效传播的一种催化剂。以上三方面是影响《三国演义》在明清传播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又与其它因素交叉影响、相互制约。它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合力作用，在《三国演义》的传播中共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曹操 曹操(cáo cāo)（公元155~公元220），即魏武帝，汉族 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和诗人。在政治方面，曹操消灭了北方的众多割据势力，恢复了中国北方的统一，并实行一系列政策恢复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文化方面，在曹操父子的推动下形成了以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文学，史称建安风骨，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史书评论】 史书评论曹操：“明略最优”，“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光明磊落，字字真挚。曹操感性地说：“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事实的确如此。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里面，因为文学上的需要，而表现出明显的贬曹笔法。然而《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魏蜀吴三国君主之中最高者，陈寿评价曹操为“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曹操唯才是用，军事上战术战略灵活多变。他对东汉末年中国北方的统一，经济生产的恢复和社会秩序的维系有着重大贡献。在内政方面，曹操创立屯田制，命令不用打仗的士兵下田耕作，减轻了东汉末年战时的粮食问题。 【众人评说】 孙权评价曹操：“其惟杀伐小为过差，离间人骨肉以为酷耳，御将自古少有。” 裴松之评价曹操：“历观古今书籍所载，贪残虐烈无道之臣，于操为甚。”——《三国志(注)》 唐太宗说曹操：“临危制变，料敌设奇，一将之智有余，万乘之才不足。” 唐玄宗常自比“阿瞒”。 元稹评价曹操：“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行》 刘知几评价曹操：“罪百田常，祸于王莽。”——《史通·探赜》 司马光评价曹操：“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资治通鉴》 洪迈评价曹操：“曹操为汉鬼蜮，君子所不道。”——《容斋随笔》 王夫之评价曹操：“曹操父见杀而兴兵报之，是也；阬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徧屠城邑，则惨毒不仁，恶滔天矣。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读通鉴论》 古人评价曹操：“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辩亡论》 顾炎武评价曹操：“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跅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 陈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摉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王沈：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书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魏书》 "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 这就是曹操最能突出自己野心的一面，他可以错，但是他的部下不能错，有句歇后语就就曹操杀吕伯奢——将错就错。为得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此为孟得之雄才大略之体现，他不急于求成，知道韬光养晦，不挣一时之得，深谋远虑，可是智者千滤必有一失，他的多疑之心无意是他吃败仗之原因。 他的野心亦能体现在他的生性残忍，为报父仇，攻城屠杀百姓数万，无辜的残骸把汜水都堵的水泄不通。 可是他的雄才大略依然为我们至尽传诵。 曹操是中国百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千百年来对曹操的评价褒贬不一，誉之者为为命世英雄、毁之者称其为逆贼奸臣。曹操有统一北方的历史功绩，这是无法泯灭的历史事实。在北方统一的战争中，曹操发挥了杰出的才干，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说曹操是军事家，这点我很同意。有的学者认为曹操是个诗人，我也赞同。因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样的诗句不是一般文人所能达到的文学意境。 有的人认为曹操是政治家，我认为有些评价偏高：首先，曹操有屠杀百姓的暴行，公元193年，曹操借替父亲曹嵩报仇，曾经血洗徐州和从雍、凉逃难来的手无寸铁的百姓，战争是残忍，而百姓是无辜的。他们不应该成为军阀之间征战的牺牲品。屠杀的黎民达到几十万之多，‘泗水流之不畅’（《后汉书·陶谦传》）足见当时杀人场面之惨烈。太残忍了，这件事暴露了曹操内心深处的凶残。也是曹操一生最大的污点。曹操也有镇压农民起义军的罪行，曹操的双手沾满了黄巾军的鲜血。其次，曹操个人作风也有很大问题，曹操这个人非常的好色，虽然‘圣人’有云：‘食、色，性也’的高妙论调，但曹操为了女人确实到了疯狂的地步。征战张秀时霸占其婶母，打吕布时强占其部将秦宜禄的夫人。虽然不是很坏，可在道德问题上，是应该予以谴责的。最后，曹操为了自己的权力‘挟天子令诸侯’而屠杀了许多文臣武将。孔融、杨修、崔炎等对曹操有极大贡献的手下也尽死其手。验证了封建统治者能为我所用留之 不用则杀之的恶劣作风。可笑的是中国文坛所谓的巨子郭沫若先生竟然写《替曹操翻案》这样毫无价值的文章，文章没有正视曹操屠杀百姓的一些列罪行而单方面鼓吹曹操实行的屯田，曹操的屯田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剥削制度，不足后人效仿。我们国人所崇拜的鲁迅认为曹操‘至少是个英雄’曹操到底英雄在何处？却并未明言。任何极端的评价曹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更加辨证公正的评价和认识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