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历史的关系研究价值论文

徐悲鸿拓展了中国画的表现领域、表现方法,将一种新的审美品格引入国画,他的这些创新在以后的国画实践中持久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完全不是他所抨击的“文人画”式的影响,后者是死法,而前者是活法,他给予人的更多是启迪,是面向生活的开放的体系,和“学我者生,似我者死”的白石老人的思想殊途同归。深切地领会徐悲鸿对于20世纪中国画发展的影响,可以发现徐悲鸿对于中国画的惠泽,还不仅仅是绘画层面。而这种深刻的内在性,是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大师时必须予以关注的。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徐悲鸿纵横画坛的时代正是“五四”新文化兴起和对中国命运产生莫大影响的时代,也是时运多舛、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说他是“五四”文化的继承者,是时代的产儿,是确切的。那正是中国由愚昧时代向近代文明时代发展过渡的时刻,是中国人民自强图存、奋起御敌、实现崛起的时代。当其时,文化启蒙是压倒一切的使命,由于民族危亡的形势日趋严峻,“五四”所开创的启蒙主义任务也更加迫切。在文艺界文学方面有鲁迅、巴金等对新文化、新人的呼唤,艺术上则有徐悲鸿等对新的民族精神的塑造。徐悲鸿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中渗透着浓厚的启蒙主义气息,可以说启蒙主义是他艺术的内在骨骼。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首先,他的中国画革新的真谛是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他对素描和准确观察表现对象的强调,对艺术上“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的要求,都体现了一种严格的理性精神。比如,他评论浅绛法的运用,“此作晨雾,颇有效果,因为用同等深浅(极淡)能区别光量,但于花卉,便不适宜,尤其幅幅是浅绛,便显得单调,石溪、石涛最犯此病,此所谓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确为的评。又如他评论金碧山水,“此必在高处且山上全披葱郁之植物,日光斜照,方得此石青石绿之美丽色彩,用赤金钩出,更有意义。因如太阳正射,则山势失其起伏;如反射,则成一片灰色。若用浓墨钩出山势,则嫌太重;倘用淡墨,则又显得软弱。只有用赤金勾出,恰到好处,犹显导光彩,我想大小李将军,当年皆活动于陕西长安一带,可能在秦岭,或在山西五台山习见此处景色”,那些根本没见到过这番景致的人,却强为金碧山水,是“将就用之,实胡闹也”。这种追根溯源的理性精神,难道不是中国画所需要的?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其次,启蒙主义的人文主义气息洋溢在他的创作之中。人文主义的本质在于以人为中心,高扬人性之美,对人内在的高尚品格、道德、德性、理性、智慧乃至人本身的形体之美给予虔诚的认同与歌颂,这就是徐悲鸿认为中国艺术应对人体、人的生活给予特别关注的原因,也是他在“致广大,尽精微”前加上“尊德性,崇文学”要求的本意。看他的《愚公移山》《巴人汲水》,给人强烈印象的便是人体的美,人性的美,劳动的美,生生不息、坚韧不拔的品格美。岂止人物画,他的其他题材的画作,尤其是马,其身上又何尝没有那种豪迈昂扬、刚健有为、积极进取、遇挫弥坚的人的影子?与此相应,一切有违人文、人道的东西便被否定,这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实在难能可贵。这种富有近代气息的人文主义内涵,是传统国画所缺乏的。如果说为中国画注入人文主义质素不是徐悲鸿一人的功绩的话,起码他是极其重要的一员。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再次,艺术参与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纵观西方启蒙艺术史,启蒙时代的艺术家多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例如徐悲鸿所极服膺的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其《自由引导人民》产生的效果何逊于革命的千军万马;俄罗斯的启蒙画家列宾,其《伊凡雷帝杀子》又具有何等的社会批判效果,以至于列夫·托尔斯泰在看过后惊呼:“你真棒,列宾,真棒。这里有种朝气蓬勃的强有力的、勇敢的和击中目标的东西。””这话用以评论徐悲鸿也十分确切,他的几乎所有的国画都是对时代有感而发的,他的马是“潇潇思战斗”,雄鸡是期盼“一唱天下白”,《国殇》是对那种“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民族危亡关头英雄主义的赞美……他对此有明确的意识,说:“艺术家即是革命家,救国不论用什么方式。欧洲哪一个复兴的国家,不是先从文艺复兴着手呢?”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艺术家之职责,在志于道而已。艺术之道,实足以利天下。艺术之于天下,亦犹药之一种。”。徐悲鸿曾对蒋兆和教诲:“时代在变化,艺术应随时代发展。”另一方面,他又是认为艺术并非被动,也可以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国画之干预现实的新风,也自徐悲鸿始。在一段颠倒黑白的日子里,徐悲鸿的这种艺术介入现实的观念,被用来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但这是现实主义艺术的末流,不值一晒,没有内在的人文主义气质,启蒙艺术只能沦为蒙昧艺术。望采纳，谢谢！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里，一定时代的艺术发展，必然和一定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相关联，并且这种关联往往会呈现出异常复杂的状态。黑格尔是第一个提出“艺术终结”论的人，在这个理论体系中，黑格尔辩证的艺术与一般时代的矛盾关系从而导出艺术最终不能满足“时代精神”的需要而走向终结。对于这个理论，本人采取悬置的态度，不予置否。此文的目的不在于争辩“艺术是否终结”，而在于研究黑格尔论艺术与一般世界的关系，辨析艺术与时代的内在联系。一、一般世界情况黑格尔认为，艺术形象的决定因素首先是“普遍的世界情况”，即一个时代的总的情况。他说“理想的主体性格，作为有生命的主体，既然应完成和实现它本身已有的东西，本身就必具有动作及一般运动和活动的定性，要达到这一点，它就需要一种周围世界作为它达到实现的一般基础。”首先，所谓“理想的主体性格”指的是艺术形象，这种艺术形象并不是指某一特定人物性格，而是指一个时代的性格，这个时代的性格与艺术表现和艺术形式的性格统一，如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对应的是独立自主的个体主义，对应的艺术形式是神话和史诗;中世纪对应的是冒险主义的骑士精神，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骑士文学;而现代对应的是散文气味的市民文化，对应的艺术形式是音乐与绘画。

试论艺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论文

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向来关系复杂，本文从历史层面分析两次艺术史“遭受”的“理论入侵”，最终提出问题：艺术史研究的主旨是艺术还是历史?应怎样协调其间的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

从历史发展来看，艺术史及其理论一直关系混乱且始终有争议。从近期这一层面的发展趋势而言，艺术史及其理论二者彼此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这就造成了颇令人挠头的问题：二者的关系应如何定位——或者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艺术理论以何种形式贡献艺术史?

一、高等教育中“艺术史论汇通”

艺术史作为学科建制，其独立于19世纪前期，成熟于同一世纪后期。至今，高等教育体制内的艺术史已经成为颇为成熟、稳定、基本的历史学科。西方的很多高校都有“艺术史系”，其和其他学科互动关系很明显，专业性艺术院校则稍逊于综合性大学。而这一情况在中国则正好相反，艺术史至今从未“立户”，而艺术学理论却反之，即艺术史被定位为艺术学理论的分支。

在国外，很多艺术史学科都在对艺术理论加以“召唤”，即使是电影、媒体、设计之类专门性、实践性学科也不例外——如美国帕森斯设计学院便有提供多元训练、广泛课程的“艺术与设计史论学院”，以培养未来设计界、艺术界人才。就这一理念不难看出，若缺乏应有的理论介入和训练而仅有知识是不可能达到上述“境界”的。

而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中艺术学的“正名”，艺术史论之间的“融通”趋势也显得更明显。从中国这一领域的现状而言，不仅艺术内部有艺术理论研究者，其他领域的学者中同样不乏其人。就学科建制层面来说，设立“艺术学理论”这一学科提供了坚实基础给艺术学研究的发展。从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层面来说，一方面艺术理论上升至“艺术学科核心”，可以提供理论思维训练给各种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其教学和研究又能对艺术能力、创作实践起到提升作用。尤其是融合两方面修养的做法，给艺术创新提供了丰厚资源和坚实基础。

二、艺术史的两次理论“入侵”

19世纪后期堪称艺术史“关键期”，该领域人才辈出，其一个突出的共性特征就在于讲究哲学基础和理论建构——也就是其中人物既是史家，又是理论家——这也就是艺术理论首次“入侵”。其主要特征包括：第一和美学的关联被极力撇清，转而汲取养料给艺术理论。第二，将艺术理论边界开放，将之定位为考察艺术品风格而不是解析审美经验、抽象分析之类活动。第三，艺术理论成为了很多基础性概念的来源，故而其成为了艺术史的基础知识系统或支撑学科。在其中，可以看出艺术科学中艺术理论所占据的核心地位。

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艺术史热点问题转向了方法论方面，在这一领域的考量已经显得更具文化政治意义、更加多元化，即成为了“跨学科领域”，其领地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理论和棋代表人物。在此过程中，艺术史及其理论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使得艺术史已经不再是“知识生产”、“学术研究”之类活动，而是更像意识形态、政治力量之间文化领导权的争夺战场，或者说成为了话语表意实践、争取文化表征权利的领域。甚至连研究主题和方法也和传统边界完全不同，对艺术史的地形图加以彻底重绘。

三、艺术研究中的史论张力

尽管艺术史遭到两次“理论入侵”并受到了颇为深刻的影响，然而，艺术史论关系依旧错综复杂。首先，两次“入侵”可见艺术史依赖于艺术理论，其次，“入侵”同样也成为了艺术史内部抵制和反对的状况。具体而言，作为艺术史，其发展依旧有着两种并存的矛盾：其一在于艺术史作为“物的科学”或经验学科，经常会和其他各种理论出现冲突;其二是艺术理论及其形成的不同艺术史范式之间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冲突。

或者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概念来对两次艺术史当中的“理论入侵”造成的各种形式艺术史内在冲突加以描述。而其间的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艺术史范式以“政治实用主义”转向“审美理性主义”这一改变过程。后者的范式主要所体现得是艺术史在风格和形式等方面的一系列考察的视角，对艺术历史演变所存在的'内在逻辑加以关注，而这样的“现代性建构”活动，往往是与文化理论、文学理论美学的现代性有着完全一致的取向，故而其可以被称作“审美理性主义”。而在政治实用主义方面，所体现的则是“对抗话语”这一理论特性，可以称得上是文化建构艺术史中“含有”的某一“后现代性”的活动，其具备的突出特征，则再也不将艺术的历史作为一种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之类加以发展的独立系统，而将之作为更为广阔的文化史、社会史、文明史之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之中，有着很强的话语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等层面的政治分析。就其中后一种观点而言，其“现代性”体系中设想出的一系列“自主性”、“纯粹性”实际上都是虚空的幻想，故而只有在文化政治层面解析艺术史研究方可获得正确答案。故而在如此背景下，艺术的风格和形式已经被艺术史家所淡忘，转而开始解读其中的文化政治意义，艺术的历史分析活动中越来越多地夹杂了文化领导权、平等、压迫、属下、阶级、种族、社会、性别、身份之类概念。艺术史也从艺术品及其风格的“品鉴场所”变为 “文化战斗”的“战场”，即将知识的生产逐步转变为“资本争夺”。

四、结语

“政治实用主义”取代了“审美理性主义”，艺术史的研究范式中越来越体现出理论的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转型。这样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艺术史这一层面所表现出的研究对象和与之配套的方法。

然而，“政治实用主义”和“审美理性主义”之间的紧张实际上并未出现任何形式的缓解。而近期“回归艺术”的艺术史研究倾向，和“审美回归”文学和美学理论的一致，造成了艺术史研究重新定位这一难题。这也就使得俄国“形式主义”理论体系的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先生在近一个世纪前的说法，即文学研究中关乎社会历史或心理者均非文学研究范畴。这个说法对研究者有了这一提醒：艺术史与期间一系列理论之间存在的关系至今还没有真正明确化，审美理性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能否兼容和整合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尽管艺术史的方法论日益多元化，趣味和价值日趋多元化，但相对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潜在危险不可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