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魏碑论文开题报告

艺术与生活的论文篇3 舞蹈改革中的艺术与生活 舞蹈是精神文化范畴的艺术概念下的一个艺术门类,因而,舞蹈从宏观上存在的根本意义和价值,包括它的表现目的和要求,必然在于显现人类生存的样式和自我完善的方式。但是,由于舞蹈天然的借助于身体表现和表达着人类的情感,它也必然会趋向于消费、休闲的一种代称,而沦丧了自己本应拥有的高尚本质,消解了舞蹈对社会、对人生的关注。舞蹈借助于身体的特性,让许多人在论述艺术的时候,总是对舞蹈避而不谈以求高洁。 一舞蹈对于艺术本真的回归 舞蹈史上最长久最轰轰烈烈的变革当数 现代舞 ,但是,有许多人对于现代舞是嗤之以鼻的。而我却十分同意现代舞的最高宗旨便是标新立异和严肃探索。现代舞蹈是对于传统的极度反叛和背离,但是我认为它回归了人体的本质。毕竟,类似于舞蹈、绘画、音乐等等艺术作为一种形式,一种符号,它们主要是在生命过程中产生的,但由于它们的独特性,它们并不具有生命的永不停歇的节奏、升与沉、永恒的新生、不断分化和重生统一。这些形式是富有模仿性的生命的安身之所,因为,归根结底生命没有任何余地可留。框架一旦获得了自己固定的同一性、逻辑性和合法性,这个新的严密组织就不可避免地使它们同创造它们并使之获得独立的精神动力保持一定的距离。 其实,只有艺术上不断变革才能保持艺术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的活力。当然,人是社会性的存在,过于个人化是会遭到批判的,但是人们也总是逃不掉要追求自由的冲动和命运,这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担忧的文化危机产生的原因。毕竟生命只能通过形式来表现自己和实现它的自由;然而形式又必然妨碍着生命的发展并阻止它的自由。也正因此艺术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人有了不断的追求。在我个人看来,借助于身体作为媒介的舞蹈,在追求身体获得自由、获得话语权力的同时,切记它的发展是以能够产生交流为基础的,否则它的生命力将是短暂的。 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发展自己的价值系统。现代舞在工业化、都市化、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发展、变革。这个时代是个多元化的时代,因而现代舞的阵线、表现内容和价值选择是相当广阔的。最为典型的有早期的关于马克思的“异化的人”的观点的认同,现代舞中的许多身体向上、扭曲、抗争的动作都是对于现实带给人们的异化和变形的表现。接着是对于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观点的认同。再有就是对于尼采的“毁灭偶像”的观点的认同和对萨特的对于自由选择自己希望成为的存在的观点的认同,以至于人们在欣赏现代舞时没有太多的规律可循。 随着现代舞越来越向哲学领域靠拢,也越来越具有强烈的个人意识,看似是对舞蹈本质的一种疏离,实则我认为是舞蹈艺术越来越回归本真的趋向。舞蹈的价值追求趋向于个人化正是对于舞蹈产生的追溯。舞蹈是在“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中产生的。它就是比较个人化的反映,以至于现代的许多舞蹈艺术家们的舞蹈并不会刻意苛求他人能理解,他们舞蹈的目的只在于能够宣泄出自己的内心情感,从而引发一些人的思索。因而也有人说现代的艺术主要有两种较为主要的倾向,即“英雄”情结和“自恋”倾向。 二舞蹈对于生活的认同与融合 现在的舞蹈一如其他艺术一样,不再像芭蕾时期的舞蹈那样站在一个不可亲近的位置让人望而却步,而是越发的切近于生活、切近于普通的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艺术的趋近生活,以至于现代的艺术成为了一种行为和参与的艺术,于是艺术作品也就不再是一种静观的对象,而像是一种公众的游戏,像是人们的一种行为。从舞蹈到音乐甚至我们的文学艺术都趋向于这一特征,人们从对艺术的静观走向了对艺术的琢磨和体验。 可以说,在这样的转变中,审美距离似乎渐渐显得不明确了。当然,艺术的接近生活来源艺术家对于人们生活的切近,他们不再像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而就像一个存在于世界的平常人。他们有着与平常人一样的困惑和对困惑的无所适从。于是就将这些一如平常人的感受和体会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希求的是理解、体悟、共鸣和更深层的思索。于是,艺术创作也不再显露一种神秘感,而是置身于生活中。 因而,现代的艺术也呈现出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和内容。近年来在健身房和舞台上逐渐热闹起来并被誉为“是唯一让人带着笑容进行训练的运动”的“ 街舞 ”,最早就是来自于美国黑人在街头的即兴舞蹈动作,因其轻松随意、自由个性和反叛精神而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同时,现代的舞蹈及各门艺术由于创作元素和表现手法的变革,他们越来越与商业拉近关系,带上了极强的商业操作性质,遵循着市场交换的逻辑而发展。前面提到的杨丽萍的《云南映象》就是商业化的成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艺术就是生活的同格,我坚信艺术必然是高于生活的。只是在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人们在金钱的追求中并不会完全丧失自身欣赏美、崇尚美的心灵。另一方面,艺术自然地贴近于生活,也并不是说艺术接近于终结。 高高在上的艺术,呈现的结果只是一种虚幻的追求,一般人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得到这种艺术的陶冶。艺术切近于生活说明了艺术的自觉回归,只有更多的人接受才会不断地发展并演化,产生更多的选择,提高鉴赏能力。 艺术与生活的论文篇4 试谈书法艺术与生活辨思 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在中国可以说是人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此进行了重点论述。就书法艺术而言，如何理解“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辩证的认识书法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对书法学习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源于生活”――书法艺术在生活中产生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 卢卡契在《审美特性》中指出：“人们的日常态度是每个人活动的起点，也是每个人活动的终点。这就是说，如果把日常生活看作是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一切意识形态活动都是对客观生活的反映，同样，日常生活也是书法艺术的母体。 其一，书法是书写的艺术，书法艺术的载体是汉字，而汉字则是依据生活创造的。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记事的方式是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由于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的不足，人们用线条和笔划勾画出所要表达的对象，于是产生了绘画的的方法帮助记忆，表达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字逐渐从图画中分离出来，成为了文字符号，诞生了最早的文字――象形字，在汉字的演变中又产生了会意字和形声字。 其二，书法艺术中书体的变化，也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有据可查最早的文字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也就是甲骨文，约产生于殷商后期。由于青铜器的产生，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人们把汉字刻在青铜器上，形成了金文，亦称为钟鼎文，西周后期，逐渐演变成为大篆。 秦朝统一六国后，由于大篆字体繁复，书写不方便，影响了在生活中的使用，丞相李斯对大篆去繁就简，形成了小篆。而隶书的产生，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文化背景原因，然而重要的应该是秦汉时期人们所使用的书写材料和当时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对文字形态、书写方式的影响，以及竹简的大量使用则是隶书产生的直接原因。随后，在隶书的基础上又形成了楷书。行书在两晋时的盛行，则是玄学在士人中影响的结果。狂草是唐人直抒胸臆的产物。宋体更是活体印刷术产生后形成的书体。书体的变化深深地印刻着中国社会变迁的烙印。 其三，书法批评中，对书法美的评价往往用现实生活的事物比拟。中国 传统文化 讲求“道法自然”，讲求“天人合一”，书法也把这些作为追求的目标。表现在书法批评理论上，则常常用自然界和生活中的事物品评书法。如虞世南《笔髓论?释真》中说：“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若微风摇于碧海。”再如对褚遂良书法，刘熙载《艺概?书概》说：“褚其如鹤游鸿戏乎?”形象地表述了书法的曲线美。又如怀素所说“其痛快处如惊蛇入草”， 草书 的抒情美直跃其上。以上种种，无不说明中国书法与自然、生活的紧密联系。 二.“高于生活”――对美的追求使书法从书写上升为艺术 鲁迅曾指出：“尝闻艺术由来，在于致用。”艺术与其他 社会实践 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艺术的审美特性，即艺术作品所具有的美学品质和审美价值，使人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愉悦享受。中国书法亦是如此。虽然我们无法揣测先贤们的书写心理，但我们可以想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先贤亦不例外，他们在书写中将自己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使书法不再仅仅是一种实用工具，而是以情动人，以美感人。正是在对美的追求中，书法从书写中升华成为了艺术，同时书法艺术也最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审美。 书法之美，在于形式美。草书和行书或敏捷、或轻盈、或矫健，楷书、隶书在安定稳重里流露出飞动流美，篆书分行布白齐整圆润、用笔流畅飞扬，它们显示着各自独特的造型美。书法作品中，字型笔画自由多样，线条或曲或直回环运动，笔法墨法相兼相润，传达出各种姿态和气势，产生了一种变化无穷的艺术效果。书法家人格的蕴藉和社会环境，更使点画笔墨形成一种风格即用笔之力、运笔之势，从而反映出生命的运动美。唐代书法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资，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涯，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这段话形象地表述了通过用笔、运笔，产生的不同书法造型，表现出的不同的书法美的形式。 书法之美，在于气韵美。气韵是中国书法艺术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气韵是否生动是评价一副作品好坏的重要标准。南齐书法家王僧虔认为：“书之妙道，神彩为上”。张怀??《书断》也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气韵并不缥缈，它依附于墨法、笔法、章法等技法中。线条、笔画作为笔法的基本构成，是笔墨的有形堆砌和形态不同的字体特点，给人的视觉以形式美的体验。比如隶书的蚕头燕尾以及起伏的横画，通过弧和圆给人优雅、拙厚、神气内敛之感。卫夫人在书论《笔阵图》说：“横，如千里阵云，隐隐然其实有形;点，如高峰坠石，磕磕然石如崩也;撇，陆断犀牛，弯钩，百钧弩发;竖，万岁枯藤;横弯钩，崩浪雷奔;横折钩，劲弩筋节“。 书法创造中，线条的变化与空间的构造，表现出书法家宽泛的情感境界，书法家将个人生命情调和内在气质带入笔墨，使之成为人格与精神的生动写照。“喜怒哀乐，各有分数。喜则气和而字舒，怒则气粗而字险，哀则气郁而字敛，乐则气平而字丽。情有轻重，则字之敛舒险丽亦有深浅，变化无穷”。这种情感化的笔墨线条，与鉴赏者之间产生的情感效应，唤起彼此的审美体验，使之得到审美的享受以及美的陶冶、。宋人韩拙在《论用笔墨格法气韵之病》中曾说：“凡用笔先求气韵，次求体要，然后精思。若形势未备，便用巧密精思，必失其气韵也”。 书法之美，在于意境美。意境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是东方艺术精神的内在意蕴。在有形的线条中荡漾着味外之旨，通过点线的组合变化，使作品超越形式，上升到无限的境界之中，这便是书法的意境。岳飞在出征途中，夜宿武侯祠，读《出师表》，有感于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联系自身实际，“挥涕走笔”，以“稍舒胸中抑郁”，字里行间激荡着英雄豪气，充满着忠贞义烈的真挚情感，铸就了撼人心魄的艺术境界，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书法艺术“无色而具绘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便是源于意境的构创。 蔡邕《笔论》中说：“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刘熙载《艺概?书概》中说：“写字者，写志也。”意境深远的书法作品，必定体现出书法家特定的审美理想。“中国古代的书家要想使‘字’也表现生命，成为反映生命的艺术，就须用他所具有的方法和工具在字里表现出一个生命体的骨、筋、肉、血的感觉来”。 唐人颜真卿在精神上追求“肃然巍然”之境，体现在他的书法上端庄宽舒、刚健雄强，令人感觉正气凛然、酣畅淋漓。清人郑板桥天性自然，其书真率活泼，运笔出之自然，有形的字迹飞动中创造了一种美的神韵，使书法艺术超越有限形质而进入无限境界。“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偃亚中间，绰有余裕”。这种创意之美，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审美意向，也是书法艺术的灵魂。 三.“应用社会“――在生活中学习书法，用书法艺术教化生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宋代诗人杨万里“闭门觅句非诗法，只是征行自有诗”，陆游“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恭行”等诗句，也说明艺术要从自然生活中获取力量和灵感。 书法艺术更是如此。唐人张旭偶然看见江岛地平沙润，不由得兴致大发，用锥尖在沙面上面写起字来，发现笔划沉稳净润，由此大悟，创造了“锥画沙”的笔法;唐人颜真卿看到 雨水 从屋檐流下，墙壁染上了斑斑渗痕，因而领悟到行笔应为“屋漏痕”的转折自如;晋人王羲之看到白鹅游荡而悟得了意境，唐人怀素观赏夏季云的变幻，悟得了云的变化和气势，北宋人黄庭坚见长年荡浆而变化结体。所以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闭门学书只能成为书匠，只有不断从生活中获得滋养，获得感悟，才能真正领悟美的内涵。 书法艺术毕竟是对日常生活中的美的升华，存精去芜，它的美是高于生活的，以艺术的美引导生活，则艺术的教化作用昭然若揭。一幅隶书“宁静致远，淡泊明心”，可供欣赏，更是对人处世待物的警醒;一幅行草“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铁钩银划般的笔迹赋予奋进中的人们多少豪迈;一幅 魏碑书法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可谓忠厚之人的座右铭;鲁迅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刚柔相济，铿锵有力，人们在欣赏它的同时，也得到了精神的感染，陶冶了思想情操，提高了思想境界，深化了审美感受。凡此种种，枚不胜举。当前多元文化的交汇与碰撞，令人眼花缭乱， 理想与现实的分离， 导致相当一部分人出现了非理性的“信仰危机”。以书法艺术引导人们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应如明代杜琼所言“启人之高致，发人之浩气”，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 四.结语 思想的多元化，对书法艺术领域也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书法艺术的认识和发展也呈现出多种声音和不同的理念。重温并辨思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论断，当此之际，亦有其必要意义，有助于书法艺术的健康发展。 猜你喜欢： 1. 艺术与生活方面的论文 2. 艺术与生活的论文 3. 艺术方面的论文优秀范文 4. 《生活的艺术》读书心得 5. 艺术源于生活文章

贯穿于有清三百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名家辈出，风格多样。清隶为清代碑学的兴起，从根本上击溃帖学垄断的僵局，起到了重中之重的历史作用。典册告诉人们，有清一代擅长隶书的名家达500人之多。清代早期的隶书名家有：郭允伯(?-1652)、万授一(1659- 1741)、王嵩樵(1592-1652)、王烟客(1592-1680)、王虚舟(1668-1743)、傅青主(1607-1684)、郑谷口(1622-1693)、朱竹坨(1629-1709)、垢道人(1605-1691)、林吉人(1660-?)、周亮工(1612-1672)；清代中期的隶书名家有：邓石如(1743- 1805)、伊墨卿(1754-1817)、曲江外史(1687-1763)、南阜山人(1683-1748)、汪近人(1686-1762)、高西唐(1688-1753)、郑克柔(1693-1765)、杨石(上宀下戊)(1696-?)、罗两峰(1733-1799)、龙泓山人(1695-1765)、黄小松(1744-1802)、奚冈 (1746-1803)、陈曼生(1768-1822)、巴隽堂(1744-1793)、桂馥(1736-1805)、翁方纲(1733-1818)、阮芸台(1764-1849)、钱立群(1759-1844)、张文鱼(1738-1814)；清代晚期的隶书名家有：吴熙载(1799-1870)、何绍基(1799-1873)、莫(吕阝)亭(1811-1871)、杨濠叟(1812-1881)、胡不恐(1817-1862)、杨见山(1819-1896)、俞荫甫(1821-1907)、胡荄甫(1825-1872)、赵之谦(1829-1884)、吴大澄(1835-1902)、徐袖海 (1826-1890)、翁叔平(1830-1904)、杨惺吾(1839-1914)，等等。造成清代隶书鼎盛、名家辈出的原因是什么呢？从社会状况来看，清代政冶极不清明。清初读书人为避“文字狱”，把自己的精力移入金石考据领域。当然，由于金石彝器出土日多，也为金石考据的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清代学人治学态度严谨，崇尚“一事不知，儒者之耻”的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清代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尤重汉隶的研究，如万授一的《分隶偶存》、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有清一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隶的艺术表现力。从对姐妹艺术的吸取方面来看，将篆刻的若干长处有机地移到隶书的实践中，从而使书法具有“金石味”，以丰富隶书的表现力，这一点邓石如做得很典型。正如魏锡曾所著《绩语堂论印汇录》中指出的：“若完白书从印入，印从书出。”隶书大家邓石如擅篆刻；同样，隶书大家金吉金亦擅篆刻，伊墨卿、陈曼生、何绍基、吴苦铁等清代隶书大家，皆擅篆刻。可以不夸张地说，篆刻拓展了清隶的艺术魅力。从宽泛吸收其他书体优点来看，清隶的营养成分是有分量的。清代隶书家远绍汉隶，对汉碑碑额及碑阴的研习颇见功力。书法赖以存“形”的核心点是抽象，具有表现为时间序列和线性构架的本体规律，有不可逆性和不可约简性。汉隶碑额或碑阴亦具这些属性。这些碑额或碑阴给清代隶书家的启迪是明显的。除了这些碑额或碑阴以外，清代隶书家对魏晋南北朝碑如《范式》、《李仲璇》等也认真临写，当然对诏版、砖文、镜铭也注意取法。正是这样，使清隶打破了传统隶书与其他书体的界限，体现出清代隶书家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发展理念。清初隶书成就最高的郑谷口，以草法入隶，其隶书被包慎伯列为“逸品上”；博诵经史、蕴蓄闳深的大学人、大词人朱彝尊以欧法入隶，“笔意秀劲，韵致超逸”（《桐荫论画》句）。此外，金吉金以吴碑入隶，伊墨卿以鲁公楷法人隶……都使隶书呈现出各自的审美取向。这种以正、草、篆籀入隶，动、静相整合的隶书面貌，可渭空前，充分展示了清隶“放意自得”和“心手达情”的时代特色，从而使清隶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两个层面的张力都得到了显著加强．构成了隶书发展史上一座令人瞩目的高峰。从清隶书家所用的工具观之，亦有长于前辈书家之处。中国文房四宝史告诉我们：宋代以前，总的来说用硬毫笔者占大多数；明代开始，用软毫的才逐渐多起来；具体地说，明以后至清代，羊毫被广泛使用。《频罗庵书画跋》云：“笔要软，软而遒；笔头要长，长则灵。”长锋羊毫有如下特点：一、便于储墨并且储墨量大；二、八面出锋的旋转余地大，适于隶书特色之笔——“燕尾”笔法的运作。读邓石如隶书，可以强烈地感受到长锋羊毫的这些特点。从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角度看，清隶具有抒发性灵、解放思想、师汉隶但不为汉隶所束缚的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特色，用石涛的话说，就是勇于“借古以开今”。如张文鱼的飞白体隶书，赵之谦的魏碑体隶书，均具有独特的个人风格，充分表现了他们良好的修养、上乘的品格、阔大的襟抱和精湛的功力，真是：“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刘熙载《艺概·书概》句）从墨色上看，清隶的一大特色是墨色活。活从何来？活从善于用水来。何绍基、赵之谦、吴苦铁等皆为用墨高手，其涨而不烂、润枯相间的施水带墨法，使墨色在隶书中充分地表现了艺术魅力。书法形象的智性把握是“法”，而书法形象的情感酿造，却是“意”。清代隶书高手在“水”这个材料上用尽了心思，充分发掘了墨色的艺术表现力，故清隶在用“水”上给来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理论思考点和实践操作点。清代碑学的先导是清隶的强劲发展。清初帖学垄断，书风单一。由于历史性的文化积习的压力，使书法在以法致道的漫漫长途中艰难地跋涉着。最为明显的是，帖的巧美导致了“馆阁体”对清初书法的侵蚀，从而形成了颓弱的格调低下的局面。清初和这—局面分庭抗礼的关键书体，就是隶书。清隶不仅为碑学在清代的发展开了头，而且清隶始终伴随着有清三百年书法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着。张扬个性的清代隶书众所周知，清代是一个政治上昏聩、腐朽、没落的王朝，而书法尤其隶书却在这个时代得到复兴。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如前所述，隶书自东汉桓、灵之后，形势急转直下，至宋、元、明三代已少有人问津，“篆籀八分，几于绝迹”[8]。而被尊为帖学鼻祖的“二王”书风，由于得到梁武帝、唐太宗等的极力推崇，长期笼罩书坛。以“二王”为衣钵而失之于“俗”[9]的元人赵孟頫书及失之于“软”[10]的明人董其昌书，本不足为重，却深得明清皇帝的赏识，以致出现了从明季到清初赵、董书风交相辉映，天下附影的局面。加之科举而馆阁体兴，千人一面，一字万同。可以说在“二王”帖学范围内讨生活的清人书法至此已是衰朽至极。物极必反。书法艺术这种自身的矛盾运动，客观上为隶书的复兴积聚了巨大动能，犹如一座巨大的活火山，一触即发。一方面，康、雍、乾时期，清政府为了强化皇权，防止颠覆，加紧了对汉人中学人思想的钳制，以致文网密布。为了逃避残酷的现实，人们不得不转事他行。其中，不少人则致力于古籍的勘理和金石的考证。于是，作为记载着汉代文献史料的碑刻，受到人们的空前青睐。同时，汉碑书法艺术的美学价值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与重视。许多人考证之余便埋头于汉隶书风的探究，学界由此大兴“汉学”和“尊碑卑帖”之风。显然，是至今想来还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激活了“隶书”这座沉睡了1400多年之久的火山。此外，清初几位先知先觉、具有强烈个性的大家对清隶复兴亦功不可没。首先是傅山。傅山以草、行书名重于世，作风仍属帖学一路。但他从言行上已很透彻地表明了自己尊碑的思想理念。他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在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宽窄，左右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11]尤其是他的四宁四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12]的美学思想，更是道出了与妩媚婉秀，充溢着阴柔之美的帖学风范格格不入的艺术主张。他身体力行，行草之外，兼习分隶。尽管尚不成熟，但作品拙朴真率的情趣，一扫晋唐以来八分恶习，在当时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因此，傅山可说是清代碑学崛起、隶书中兴的先行者。其次是被誉为“清初三隶”的王时敏、郑簠、朱彝尊。郑、朱二人殚精竭虑，提倡碑学，毕生浸润于金石的研究与考证，且注重实践，创造出了个性鲜明、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八分书体。王时敏于画学虽为复古守旧派代表，但所作八分直追秦汉，带有古气。线条也不象唐隶那样浮滑单薄，用墨上更没有明人那样“黑”、“死”，很讲究苍涩浑润的变化。就这些而言，他的作品较之唐隶还是富有新意的。“清初三隶”的成就，基本代表了清初书坛分隶的水准，为后来的复兴奠定了基础，打开了通路。最后是作为朱明后裔的高僧石涛。石涛以其巨大的绘画成就与创新精神倍受人们钦慕。在书法上，他也是提倡个性解放，尊碑卑帖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作八分，“散朴有致，不格绳墨”[13]，气格非凡，为随后的书家冲破晋唐以来隶书樊篱提供了又一崭新的“旗标”。清代隶书复兴的元气得力于清代的金石学、考据学、文字学等朴学文化的滋养，一些汉学家朴学家以其深厚的学术修养，提笔书隶，具有学者风范。兹后兴起的碑学思潮，推波助澜，开拓了书法家们的审美视野，形成了新的隶书审美观。金石碑版简牍不断有新的出土，即使人们眼界大开，又为新的隶书审美观起到了支撑作用。近现代印刷技术普及，传世碑帖珍拓和出土书刻得到较广的传布，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学习、研究和晶赏。凡此种种社会文化因素，都对隶书的复兴有着或大或小的促进作用。一、清朝前期的隶书清初隶书首推郑篮，其次有朱彝尊、石涛等。郑篮(1622—1694年)，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南京)人，终生未仕，以行医为业。隶书初法明人宋珏，后“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他一生专工隶书，一扫魏晋以来的刻极之气，浑厚圆转，沉着飞动，名重一时，被朱彝尊推为“古今第一”。朱彝尊的隶书，以秀逸著称，并和郑篮一起研讨隶书，互相激发。钱泳《履园丛话》：“国初有郑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著名画家石涛的隶书，初受郑篮的影响，后用行书参入隶体，给古朴拙质的隶书注入了鲜活的笔法。“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汪士慎、金农、高翔、郑板桥等，无不有一手独特的隶书本领。尤以金农的隶书创新性最强，形成了世人称之为“漆书”的艺术形象。与“扬州八怪”有密切往来的西冷篆刻家丁敬、黄易、陈鸿寿等人，在隶书创作上也各有特色，丁、黄两人以工力见长，陈则气势磅礴。这些画家、篆刻家的艺术思维活跃，对隶书的审美创造别具一种眼光，这也是清隶艺术特色有别于汉隶的一大原因。清隶的确立，代表性书家是邓石如和伊秉绶。邓石如(1743—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后改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他对篆书有创造性的发展，对隶书也下过功夫，遍临汉碑达50余种，并对篆、隶笔法互相参用。伊秉绶(1754—1815年)，字组似，号墨卿，福建汀州人，以平直之笔写隶，不在蚕头雁尾上作矫饰，体势宽博，笔力拙质，有大气势，康有为推其为集分书之大成者。当时与伊秉绶齐名的桂馥，也擅长隶书，但风格有异。二、清朝后期的隶书清朝后期的隶书，是在碑学思潮中发展的。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碑学，从南北朝碑版到汉碑的艺术渊源和风格流派，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复兴的清隶给予了高度评价，从而在理论上进一步推进了清隶的发展。何绍基初宗颜真卿，继究北碑，以楷行书体上独创一家，晚年遍临汉隶，每临一碑多至若干通，采用苏东坡提倡的“八面受敌”读书法，每临一遍，专注一端，或取神韵，或取势度，或取用笔，或取行布，致使临书无一通与原碑全似，积而久之，融汇笔端，名曰临碑，实是创作，并影响到他的其他书体创作，卓然成大家。他的汉碑临作曾刊印过。《中国历代法书墨迹大观》十五册刊其隶书屏，浑朴圆转，举重若轻。 赵之谦聪明过人，多才多艺，书画篆刻皆有造诣，篆隶草行莫不精能，用笔流宕，变化多姿。吴熙载是包世臣的入室弟子，精通金石考证，篆刻师法邓石如，擅长篆隶，所临汉碑，振笔有雄风。杨守敬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曾出使日本，对日本书道的发展有过不小的影响，他的隶书苍劲跃动，带有金石味，从书风渊源上看，有近师杨岘的痕迹。杨岘隶书尚带秀逸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