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现代汉语研究论文

1 汉语限定成分的语用属性 论文 独立 《中国语文》2010年第3期 2010/05 2 受事和施事的不对称 论文 独立 邵敬敏主编《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四）》，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10 3 “出现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语法化 论文 独立 《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商务印书馆 2009/08 4 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 专著 第一作者 商务印书馆 2009/06 5 《激进构式语法》导读 学术资料 第一作者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01 6 动词及物性的语用变化 论文 第一作者 《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8/06 7 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句式研究 论文 第一作者 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出版 2008/05 8 北京方言浅说 一般文章 第一作者 文史知识 2007/08 9 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 论文 第一作者 修辞学习 2007/03 10 存现句里的专有名词宾语 论文 第一作者 《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三辑，商务印书馆 2006/06 11 关于“索取类双宾语” 论文 第一作者 《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商务印书馆 2006/06 12 语言的交际功能 学术普及读物 第一作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讲座荟萃 2005/05 13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 论文 第一作者 语言科学 2005/11 14 吕叔湘——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学术资料 第一作者 商务印书馆 2004/06 15 篇章中的无定名词主语句及相关句式 论文 合作者 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 Singapore 2004/10 16 深化汉语语法事实的认识 论文 第一作者 商务印书馆《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一）》 2004/05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句法语义学”简介 综述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 2003/01 18 “死”的论元结构及相关句式 论文 第一作者 《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商务印书馆 2002/5 19 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 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 2002/11 20 “是NP”和“是一个NP” 论文 第一作者 世界汉语教学 2002/9 21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综述 第一作者 福建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 2002/09 22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综述 第一作者 福建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 2002/09 23 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 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 2001/11 24 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 论文 合作者 《中国语文》 2000/9 25 汉语连动式的及物性解释 论文 第一作者 《语法研究和探索（九）》（商务印书馆） 2000/3 26 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 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 1999/05 27 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 论文 合作者 《中国语文》 1998/03 28 领属结构的语义构成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语言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2期 1994/ 29 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1994年第5期 1994/ 30 汉语句法的功能透视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汉语学习》1994年第3期 1994/ 31 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1994/ 32 “N的V”结构的构成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1993年第4期 1993/ 33 《中国语文》四十年 学术资料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1992年第6期 1992/ 34 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1991年第？期 1991/ 35 动趋式里宾语位置的制约因素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1991/ 36 “别X”和“别不X” 学术论文 第一作者 《中国语文通讯》1985年第3期 1985 研究领域为现代汉语语法和一般语法理论，侧重功能语法和认知语法。出版专著《汉语功能语法研究》（1996，江西教育出版社，合著）、《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2009，商务印书馆），在国内外期刊发表汉语研究论文五十余篇。主要论著目录2011年汉语的句法结构和语用结构，《汉语学习》第2期，3-12页。现代汉语形容词做谓语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3-12页。2010年时势之必需，学术之大业——设立语言学一级学科的重要意义和学理基础（与刘丹青合作），《语言科学》第1期，14-18页。汉语限定成分的语用属性，《中国语文》第3期，195-207页。《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六十周年》（主编），商务印书馆。语言研究所六十年（执笔），《中国语文》第4期，364-382页。2009年《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商务印书馆出版。《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激进构式语法》导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现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语法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469-481页，商务印书馆。受事和施事的不对称，《汉语语法研究的新拓展》（四）251-2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句式研究，沈阳、冯胜利主编《当代语言学理论和汉语研究》497-507页，商务印书馆。动词及物性的语用变化，《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四辑，144-161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修辞学习》第2期，1-9页。北京方言浅说，《文史知识》第8期，33-37页。追忆林先生，《燕园远去的笛声——林焘先生纪念文集》299-304页，商务印书馆。2006年关于“索取类双宾语”，《语言学论丛》第三十三辑，298-312页，商务印书馆。存现句里的专有名词宾语，《语法研究和探索》第十三辑，214-219页，商务印书馆。现代汉语句法语义研究综述（与史金生合作），《中国语言学年鉴1999-2003》32-47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语言科学》2005年第6期，42-53页。语言的交际功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术讲座荟萃》第二十四辑，122-131页。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刘丹青主编《语言学前沿与汉语研究》23-45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篇章中的无定名词主语句及相关句式（与刘安春合作），Special issue of Journa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omputing, Singapore, pp97-105.深化汉语语法事实的认识，《21世纪的中国语言学》135-142页，商务印书馆。《吕叔湘——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主编），商务印书馆。《吕叔湘》画传2002年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中国语文》第6期，483-494页。现代汉语语法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语言学》（林焘主编），59-65页，福建教育出版社。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同上，79-80页。“死”的论元结构和相关句式，《语法研究和探索（十一）》80-92页，商务印书馆。1994-1997现代汉语研究评述（三，语法方面），《中国语言学年鉴1995－1998》85-91页，语文出版社。“是NP”和“是（一）个NP”（与李珍明合作），《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59-69页。2001年被字句和把字句的对称与不对称，《中国语文》第6期，519-524页。英文版由林忠译，Linguistics in China, No 1.，126-137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出版。2000年无定式把字句在近、现代汉语中的地位问题及其理论意义（与陶红印合作），《中国语文》第5期，433-446页。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十年（执笔），《中国语文》第4期，378-380页。汉语连动式的及物性解释，《语法研究和探索（九）》129-141页，商务印书馆。论“把”字句的句式语义，《语言研究》第1期，28-40页。1999年现代汉语的双及物结构式，《中国语文》第3期，175-184页。1998年名词的指称性质对动词配价的影响，《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第二辑）》151-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吕叔湘先生和青年一代，《中国语文》第4期，291-293页。吕叔湘先生生平，《中国语文》第3期，169-170页。从话语角度论证语气词“的”（与李讷、安珊笛合作），《中国语文》第2期，93-102页。日文版由于康、山田忠司译，《语気词と语気》129-156页，[日本]好文出版。1997年性质形容词的范围和层次，《语法研究和探索（八）》50-61页，商务印书馆。汉语名词怎样表现无指成分，《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建所45周年学术论文集》192-199页，商务印书馆。认识观的语法表现，《国外语言学》第2期，15-19页。疑问句功能琐议，《中国语文》第2期，104-110页。1996年《汉语功能语法研究》（与方梅合著），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否定的强化，《汉语学习》第1期，15-18页。1995年北京口语易位现象的话语分析（与方梅合作），《语法研究和探索（七）》260-279页商务印书馆。语言研究所四十五年，《中国语文》第6期，464-472页。1993年现代汉语研究综述（语法部分），《中国语言学年鉴1994》7-12页，语文出版社。中国汉语研究（与杨平合作），《国际汉学》第一期，341-350页，商务印书馆。北京话指代词三题（与方梅合作），《吕叔湘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149-158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汉语词类归属的理据（译文），《国外语言学》第4期，29-36页。词类活用的功能解释，《中国语文》第5期，339-346页。汉语句法的功能透视，《汉语学习》第3期，15-20页。领属结构的语义构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68-78页。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与方梅合作），《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66-75页。1993年“N的V”结构的构成，《中国语文》第4期，252-259页。1992年《中国语文》四十年，《中国语文》第6期，468-475页。1991年动趋式里宾语位置的制约因素，《汉语学习》第6期，4-8页。关于动趋式带宾语的几种语序，《中国语文》第3期，183-191页。1989年施事宾语句的主要类型，《汉语学习》第1期，13-15页。1985年《现代汉语词典》单音节同音词统计（与刘菊黄、吕克农合作），《文字改革》第2期，55-57页。“别X”和“别不X”，《中国语文通讯》第3期，1-4页。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两千多年以上友好交往的历史，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篇1 浅谈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 摘要：文学翻译有别于一般的专业翻译，要求译者不仅具有较高水准的双语能力，还要对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此外，还需要具备对于所译文学作品及作者文学风格的读解能力、语言表现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自我认知度、身心投入度、生活阅历等等。可见，文学翻译不仅是一项语言活动，也是一项认知活动，更重要的是异文化间的传递。因而，译者算得上是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异文化信息，乃是译者应尽的义务。本文结合田山花袋《棉被》的1987年黄凤英?胡毓的中文译本，浅谈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的传达。 关键词：日本文学 文学翻译 异文化传达 文学翻译对于在阅读用不熟悉的语言而写成的作品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理解某部作品，当然，最好的是能够直接阅读原文，在不能阅读原文的情况下，就只能依靠译本了。今天，越来越多的读者都只选择阅读译本，从而文学翻译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当然，适当的翻译技巧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其中，译者，是读者阅读译本，理解原著的重要媒介，是原著和读者之间的桥梁。而译本是异文化传达的重要途径，将日本文学作品中的日本文化转换为中文传达给中国读者，从而达到异文化传达的目的。 一.《棉被》的中文译本 本文所选取的《棉被》是日本私小说的创始人田山花袋的代表作品之一，主要是讲男主人公时雄厌倦与妻子的生活，对女弟子芳子产生了爱恋之情，并在想象中把其作为自己真的情人。芳子的发香、笑容、眼神充斥着时雄的生活，一次次产生性欲的冲动，但又囿于传统，只好强压自己心头的爱欲。当芳子有了年龄相当的男友时，他因无法占有芳子而居然让她的父亲把其接走以此来拆散芳子与男友。在芳子离开之后，时雄盖上芳子的棉被，埋头闻着芳子棉被上的余香，肆意地哭泣发泄。为避免文章过于冗长而偏离主题，在这里，主要截取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译文作为分析的对象。 1.促进异文化传达的翻译之处 我们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从现存的很多文化表象来看，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多的共同点，但也具有其独特性，因此在语言的体现上也各有不同。 在用语方面，在与日语原文一致的基础上，采用适合汉语习惯的翻译方式，必要时加上一些动词，使得译文更贴近中国读者的阅读模式。比如在翻译“�セルの背�に、麦藁帽、藤蔓の杖をついて、やや前のめりにだらだらと坂を下りていく。”这句话时，翻译为“他身着条纹西装，头戴麦秸草帽，手拿藤蔓手杖……”，像使用“身着”“头戴”“手拿”这样的动词，更形象的描写出了主人翁的穿着打扮。还有在翻译“一行�いては�を留めてそのことを思う。また一行�く、また留める、また�いてはまた留めるという�。”这句话时，译者对同一个动词“留める”采用了不同的译法，分别翻译为“停住”“撂下”，既避免了重复，又使译文更加生动。 在段落方面，对于很长的一段原文，会根据句子间结构，分解为比较符合汉语语言习惯的短句。比如在翻译“神�の女学院の生徒で、生まれは�中の新�町で、渠の著作の崇�者で、名を横山芳子という女から崇�の情を以て充たされた一通の手�を受取ったのはその�であった。”这一段时，会将这个长句拆分为两个句子，把表示时间的“その�”前置，翻译为“就在这时，他收到了一位名叫横山芳子的女子的一封来信，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之后，再翻译对“横山芳子”个人情况的介绍，“这女子是神户女学院的学生，出生于备中新见町，是他的作品的崇拜者”。这样，就可以很明确将所有信息毫无遗漏的传达给读者。与此相对的，是将两个分句合并为一个句子来翻译，比如将“けれど文学者だけに、この男は自ら自分の心理を客�するだけの余裕を有っていた。年若い女の心理は容易に判断し得られるものではない、……”这两句话的意思进行整合，翻译为“他是个文学家，按理应该有能力客观地分析出自己的心理状态来，只是年轻女子的心理不容易判断”，更能让读者充分理解原文的意思。 在文化方面，众多周知，日本人有很多习惯跟中国人不一样，为了方便读者接受和理解，会采用中国式的说法来对原文进行翻译。比如将“�褥から出たばかりの�君を助けて……”中的“�褥から出た”翻译为“做完月子”，这样就很能贴近中国读者的生活，并且不偏离原意，对中日间异文化的传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2.中日异文化传达的偏差之处 由于语言文化间的差异，不可避免地，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对异文化理解上的偏差，从而会出现误译、错译的情况。 在语言方面，首先，有可能在翻译的时候存在对日语单词的误解，比如在日语中“妻子”这一单词意思是妻子和孩子的意思，在译文中只是译为了“妻室”。根据《现代汉语大辞典》中对妻室的解释只有“妻子”的意思，相当于日语中的“妻”的含义，所以在这里存在一个误译的情况。又比如“西洋�の二�の一室”中并不是说一幢两层的西式洋房中的一间，而应该是“一幢西洋式的二层楼房，其中一间……”，在这强调的是在这幢洋房的二楼，并不是洋房本身有几层。其次，就是有些单词直接采用了日文汉字式的翻译，没有译成相对应的汉语，鉴于这些单词并非是汉语中的词汇，所以对于没有学习过日语的读者来说，在理解上可能会产生不解，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比如“……どうか将来��てずに弟子にしてくれという意味が返す返すも�いてあって……”，在日语中“��てる”是就那样放置不管的意思，在这里却将“��てる”直接翻译为“见弃”，根据《�代汉语大辞典》记载，汉语中并没有“见弃”这一单词，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这里的“见”有点类似于“见谅”的见，是表示被动的动作，但是跟原文“��てる”的意思相距甚远，如果翻译为“弃置”应该会更恰当。第三点就是存在有明显的错译之处。比如这个句子“ごその向うに寺の�やら”，译文时翻译成“对面的寺院”，实际上，这句话应该是“对面的寺院门口”。又如“�ろ京都で�れてからで”中将“京都”错译成“东京”。 在句子和段落方面，比如“……(中略)��にものを言ったりする女学生の群の中に入っていては、家庭に�われた少女のように、��に物を�ることがどうして出来よう。”中，对“家庭に�われた少女”的理解，联系前后文来看的话，并不是针对横山芳子一个人来说的，译文中翻译为“象她这样一个在家庭里长大的少女”是不符合原文的，在这里指的是当时这样的一群人。还有“路を行けば、美しい今�の�君を�れての睦まじい散�、友を�えば夫の席に出て流�に会�を�やかす若い�君、ましてその身が骨を折って�いた小�を�もうでもなく、夫の苦���には全く��牛で、……”，从这句话来看是对妻子“细君”的一些抱怨，但是译者翻译为“他外出时常看到有人带上合乎潮流的妻子，亲亲热热地一起散步……”，从译文来看有一种事不关己的感觉，跟原意的表达有一点出入。 对于误译、错译的出现，首先是对日语理解的不充分，其次是对日本文化圈事象的理解存在偏差，如果译者对自身文化圈的事象不能精确把握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二.关于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传达的思考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作为异文化传达媒介的文学翻译的“优势”和“难点”。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对于中国和日本两国之间文化上的理解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1.从翻译技巧看 文学翻译应该是将作者以及其作品的意境，用甚至超出原文的境界表达出来。好的翻译，可以透过译文看到原文的光辉，并且发扬光大。如果不是这样，翻译就会沦为只是传达原文意思的一种工具而已。而且，翻译在目标文化的社会或是文学系统中应该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而这个位置也决定了其翻译策略。 很多人都会认为只有忠于原文才是翻译的价值，翻译作品直接体现了译者的风格，每个译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优秀的译者在翻译作品时，不仅仅是对语言进行直译，还必须要符合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等等，而且这个也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文学翻译必须在此基础上，成为原著和译著的桥梁，向读者传达日本文学和文化，并且介绍本国的文学和文化，以促进文学以及异文化的交流。 严复提倡的“信达雅”可称为翻译的基本准则。当然，也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译文也需要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很好的表达出原著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也要求译者有较高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直接影响译者对作品的翻译，这种语言能力，是指基于两种语言之上的字词、语法以及综合运用能力。 2.从文化传达看 与此同时，译者也必须熟悉日本的文化，特别对文学作品的译者来说，尤为重要。毋庸置疑，文学作品反映的是那个国家的文化，并且受到地域、民族等因素的影响。所以作为文学翻译者，必须理解两种语言下的文化背景和特质，才能很好的理解作品中的人物，抓住人物性格和心理状态的变化。 中日两国文化上差异的多面性给日本文学翻译带来的困难也是多方面的。语言是文化载体，它反映了文化，同时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文化的语言形式是多层次、多方位的。词汇是语言各要素中最基本的要素，因而对词汇的解释也必然体现着文化之间的差异。 由于中日两国历史发展的不同，因而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尽相同。在两种语言之间进行翻译时，常会遇到由于历史文化差异而出现的词不达意的情况。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为历史典故，它是民族文化的瑰宝，具有浓郁的开放气息和鲜明的个性，饱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若要对典故进行恰当的翻译，就必须了解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在日常社会生活和交际活动中形成的习俗文化和地域文化方面，中日两国也不尽相同。对同一种现象或事物有时候会采用不同的言语形式来表达。在打招呼、称谓、道谢等方面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约定俗成的民族文化或固定思维。 语言是文化密不可分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的交流更多地传承着文化交流的功能，语言能力必须与文化能力有机结合，才能达到在日本文学翻译过程中准确无误表达语言和传递文化信息的目的。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也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正是文化信息的跨语言传达，才使人类有了今天的高度文明。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处理好语言中的文化个性是很重要的。因此，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不能仅限于对原文的复述，还必须考虑到消除二者语言文化上的差异，这样才能发挥出日本文学翻译中异文化传达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田山花袋.蒲�.[M].新潮文库(日本).1997 [2]黄凤英・胡毓.棉被.[M].海峡文芸出版社.1987 [3]肖海燕.文学翻译中的文化意象及其翻译.[J].三峡大学学报.2006(7) [4]周福娟.中国文学翻译之管窥.[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 [5]贺立杰.日本文学作品翻译中的理解与表达.[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4(1) 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篇2 浅谈日本文学作品中拟声拟态词的翻译方法 【摘 要】本文以川端康成的短篇小说《伊豆舞女》为研究对象，以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叶渭渠和李德纯的中文译本为例，将文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与译本进行对照分析，考察汉语表达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汉译时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拟声拟态词;翻译;《伊豆舞女》 一、引言 在日语词汇中，拟声拟态词，可以说是与日本人的感情表达方式密切联系，在日常会话和文学作品中广泛使用。其数量和变化形式也很多，成为日语学习者的难点之一。比起日语的拟声拟态词，汉语虽然也大量存在拟声词，但是拟态词却往往被归类为形容词。根据章银泉(1988)，汉语中声音描写词有一千一百多条;而浅野鹤子(1991)表明日语的拟声词有347个，拟态词有1300个。所以很多情况下，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不能完全一一对应的翻译成汉语的拟声拟态词。另外，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特点在于它将语音和语义直接结合，通过声音直接和神态直接诉诸人的感官而唤起某种情感或情形，所以外国人理解起来很困难，加上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不能亲自看到或听到对方的声音和看到对方的神情，只能通过作者的描写去感受，所以翻译起来就增加了难度。本稿通过《伊豆舞女》 这篇短篇小说中两个译本的拟声拟态词的翻译为例，考察日汉表达特点的异同，并进一步探究日语拟声拟态词翻译方法和技巧。 二、先行研究和本稿的研究内容 日语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有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徐一平(2010)提出了“使用相对应的汉语象声词，根据原文造象声词，翻译为叠词，翻译为形容词”等迄今为止出版的以翻译的文献为基础的拟声拟态词的汉语翻译方法。 梁传宝，高宁(2000) 指出，在翻译的时候应该注意汉语象声词语的选择以及注意清，浊音与拟声拟态词的意义变化。 文学作品中的拟声拟态词翻译目前国内主要有以下成果。 赵鲲(2012)指出，直译，创造新的象声词，翻译为名词，形容词，叠词等方法。 罗继英(2011)，通过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形态，意象内涵，语法功能等方面来分析如何汉译象声词。 本稿以日语拟声拟态词的结构形态为基础，把《伊豆舞女》中出现的拟声拟态词进行分类。然后选出《伊豆舞女》的两个不同的汉语译本中关于拟声拟态词的例句，对日语拟声拟态词的具体翻译方法做出考察，并说明在翻译时应该注意的地方。 三、《伊豆舞女》中的拟声拟态词 《伊豆舞女》虽然不是川端康成的诺贝尔获奖作品，但以其一贯的表达方式，也被当做是他重要的哀婉小说之一。其中拟声拟态词的使用也是一大特色，《伊豆舞女》字数大约为17000字左右，而文中的拟声拟态词有46个，有些句子甚至一连出现好几个拟声拟态词。如： 私はほうっと深い息を吐いてから、ことこと笑った。(我的心仿佛是一泓清泉，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 原文连续用了ほうっと和ことこと两个拟声拟态词，来描写主人公当时的心境和样子，译文也相应了运用“猛地深深吐了一口气”“嘴角露出微微的笑意”生动的传达了原文的意境。 通过拟声拟态词的运用，原文把自然现象中风声，雨滴声描绘得生动传神，特别是主人公颇多的内心活动和舞女的一举一动，使人如临其境，感同深受。所以要求译者不能只是用枯燥的语言传达大致意思，需要在翻译拟声拟态词的时候考究相应的汉语拟声拟态词或者是用其他词汇来替代。 李镜儿(2007)汉语中的拟声拟态词按音节结构分为A式，AB式，ABCD式，AA式，ABB式，AABB式，ABAB式，ABCB式和特殊式等12种。陶振孝、徐一平(1998)把日语拟声拟态词分为ABAB式，ABっ式，AっAっ式等13种，而《伊豆舞女》中出现的有8种。 四、《伊豆舞女》中拟声拟态词的汉译 日语的拟声词可以对应汉语的象声词，这是因为日汉拟声词的性质与音节结构很相似;拟态词一般翻译为形容词，副词，动词短语，惯用句等，因为汉语中没有完全对应的拟态词，所以往往一个日语拟态词翻译时需要用说明式的方法，比如在翻译日语「くたくた」的时候，一般就用“累得筋疲力尽，累得要命等”。而文学作品的翻译，不只是要传达作者的基本意思，还要传神，尽可能的重现原著高水平的文学功底。本稿将对《伊豆舞女》中的拟声拟态词译本进行考察，分为以下几种翻译。(在此，笔者将根据拟声拟态词的分类，并结合叶谓渠和李德纯的译本中对原文出现的拟声拟态词的汉译进行考察，本稿把叶谓渠的译本简称“叶译本”，李德纯的译本简称“李译本”。) (一)日语拟声词的汉译表达 日语的拟声词大多可译成汉语的中的象声词，这是由于在性质上象声词与日语的拟音词较为接近，音节结构相似，对于同等事物音声的表达也很类似。因为汉语中的象声词也有拟态的作用，所以日语中的一部分拟态词也可以通过直译来表达。 1.译为象声词 (1)译为汉语的AABB或者ABAB型 ①暗いトンネルに入ると、冷たい�がぽたぽた落ちていた。 叶译本：走进黑��的隧道，冰凉的水滴滴答答地落下来。 李译本：我走进黝黯的隧道，冰凉的水珠嘀嘀答答流了下来。 两个版本都直接音译为相对应的象声词，是原文声音或者样态的的重现，使人感觉真的听到水滴声一样。 ②二人が�し出したのを�て、うしろから女たちがばたばた走り寄って来た。 叶译本：姑娘们看见我们两个人谈开了，便从后面急步赶了上来。 李译本：女人们看见我们两个搭了腔，也从后面吧嗒吧嗒跑过来。 李译本用象声词吧嗒吧嗒来修饰跑的时候的声音，使人仿佛感觉到日本女性穿着木屐走路的样子，仿佛身临其境。 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学方面的论文 2. 浅谈日本文学论文开题报告 3. 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美文 4. 日本文学的历史时期划分 5. 雪国读后感

所谓的和制汉语都是日吹造谣，实际上的和制汉语连他们吹的1%都不到，他们就是无脑把一些近代词汇都强行造谣成和制汉语，他们连一个译本译本都说不出来。早在明朝的时候西方传教士联合明朝人~利玛窦和徐光启李之藻，傅讯际和李之藻等等翻译西方书籍的就有的了。像《坤舆万国全图》《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这种类译本本身就很多，里面老早就翻译了一大堆近代词汇。从1607年到1872都有记载干这些事。后来译本传入日本，日本人才直接拿去用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傅雅兰等译著，并由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于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创制新词涉及面颇广，如数学、动物学、植物学、天文学等学科名称至今仍被沿用，创作了“执照”、“国债”、“银行”、“资本”、“价值”、“物价”、“公司”、“股份”、“工资”、“巡捕”、“空气”、“机器”、“铁路”、“汽车”、“纺织机器”、“煤气”、“自来水”、“自来水公司”、“自来火”等等词语；首次提出了“动产”、“不动产”的概念，称“动产”为“能移动之产业”，“不动产”为“能传授之产业”，并多次采用了“资本”这个词，提出了“资本”的概念：“所谓资本者，不弟钱财已也，凡值钱之物，如舟车、房屋、铁路及宝石之类，皆可谓之资本。”可当时“资本”一词并未被国人采用，严复、梁启超等均采用“母财”，后来才被传到日本的所谓日源汉字“资本”所取代。《微积溯源》中厘定了变数、函数、微分、积分、系数、极大值、极小值等术语。《电学》厘定了电极、电线、电钟、摩擦生电等。这些书籍都传到日本，其中的汉语新词也随之直接被借用到日语中去了。1607年徐光启和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首先厘定了“几何”这个科学名称，并创制了诸如“点”、“线”、“直线”、“平面”、“曲线”、“对角线”、“并行线”（平行线）、“直角”、“钝角”、“三角”、“面积”、“体积”、“相似”、“外似”等等新词汇，引入了西方科学的新概念；1613年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也创制了诸如“平方”、“立方”、“开方”、“乘方”、“通分”、“约分”等等新词。1602年利玛窦为李之藻印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撰写的总论和各部分说明，厘定了“地球”、“南北二极”、“北极圈”、“南极圈”、“五大洲”、“赤道”、“经线”、“纬线”等等一批地理术语，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中出现了“天体”、“赤道”、“子午规”、“地平规”、“天地仪”、“地球仪”等天文地理术语。1627年傅讯际和李之藻合译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名理探》就出现了“明确”、“解释”、“剖析”、“推论”等词，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于1623年译著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二书，已经创制了诸如“原罪”、“采取”、“处置”、“救世主”、“造物主”、“公法”、“文科”、“理科”、“法科”、“法学”、“地球”、“大西洋”、“热带”等词汇在中国人士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的配合下，西方人士马礼逊、丁韪良、傅雅兰等译著了诸如《万国公法》、《佐治刍言》、《微积溯源》、《三角数理》、《电学》、《声学》、《光学》、《以太说》、《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公法总论》、《几何原本》后九章等等西方书籍文献。丁韪良译著，于1864年刊行的《万国公法》，就厘定了遗产、惯行、关涉、管制、限定、权利、交战、固辞、国权、遵守、臣民、专管、宣战、大局、追求、通知、特派、法院、民主、友谊、维持、异邦、会议、管辖、议定、权威、权利、公法、国政、国法、国民、战时、战争、法院、盟约等新词，并传入日本，被日本视为国际公法范本。1843年英国人在上海创建的墨海书馆，中外人士合作译著刊行了《大美联邦志略》（1851年）、《博物新编》（1855年）、《续几何原本》（1857年）、《植物学》（1858年）、《代微积拾级》（1859年）、《代数学》（1859年）、《全体新论》等书籍，厘定了圆锥、曲线、轴线、代数、微分、积分、系数、椭圆、级数、常数、变数、植物学等等一批术语，并传往日本，为日本人所采用。1844年美国人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如《万国药方》、《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1877年在上海成立的益智书会，为当时诸多大学堂编译教科书，如《圆锥曲线》、《金石略辨》、《天文揭要》、《光学揭要》、《西学乐法启蒙》、《中西四大致》、《治心免病法》、《化学卫生论》、《热学图说》、《植物学》、《代数备旨》等。1822年出版的由马礼逊编纂的《华英字典》（共三部分六卷），已经将“使徒”、“铅笔”、“消化”、“交换”、“审判”、“法律”、“水准”、“医学”、“自然的”、“必要”、“新闻”、“风琴”、“演习”、“半径线”、“精神”、“单位”、“行为”等词汇与英语进行了对译。之后，1844年卫三畏编纂的《英华韵府历阶》将“文法”、“新闻纸”（到现在日本的报纸还称为“新闻纸”）、“金刚石”、“内阁”、“领事”、“码”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48年麦都思编纂的《英汉字典》将“直径”、“本质”、“知识”、“机器”、“干事”、“物质”、“平面”、“白金”、“偶然”、“教养”、“交际”、“天主”、“默示”、“同情”、“小说”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69年间出版的由罗存德编纂的《英华字典》将“园艺”、“侵犯”、“蛋白质”、“阳极”、“映像”、“副官”、“银行”、“麦酒”、“公报”、“想象”、“碳酸”、“阴极”、“克服”、“保险”、“白旗”、“自由”、“文学”、“元帅”、“原罪”、“受难”、“原理”、“特权”、“宣传”、“右翼”、“法则”、“记号”、“随员”、“寒带”、“热带”、“吨”、“恋爱”、“读者”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1872年卢公明编纂《华英萃林韵府》将“电报”、“电池”、“光线”、“分子”、“民主之国”、“地质论”、“物理”、“光学”、“理论”、“动力”、“国会”、“会议”、“纳税”、“函数”、“微分学”、“代数曲线”、“沿海”、“罗盘”、“闪电”、“午线”、“抛物线”等等词汇的汉英对译。这些辞典都东传日本，被日本各种英和、和英辞典的编纂所借鉴，为日本学习西方的思想、科技，创造新词汇，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中国人还自己开办翻译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海军衙门、税务总司、京师大学堂编译馆、上海的南洋公学、湖北官书局、北洋官书局等。据统计，仅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从1855年（咸丰三年）到1911年（宣统三年）近60年间，共有468部西方科学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总论及杂著44部，天文气象12部，数学164部，理化98部，博物92部，地理58部；所译之书内容广泛，包括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质地理、天文、航海、博物、医、工艺、造船及水陆兵法等共180种。今天常用的很多科学名词，都是江南制造局及翻译馆最初定下来的。当时日本外务省官员柳原前光曾将江南制造局所译的书籍十数种购回日本，用作教科书和同类学科书籍翻译时的参考。据调查仅19世纪出版的汉译西书就有155种被日本人翻刻利用，通过加注释、加日文翻译解释等程序后，其中的‘汉语’词便也随之直接地借用到日语里去了。”最后《易经》里就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周朝的“共和执政 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汤武革命、周召共和。《史记》白纸黑字写的西周时期就有共和这个词了，有些人胡扯什么革命共和有新的意思，但是正常人都明白所谓新的意思都只是衍生意，把革命和共和的对象扩展了而已，基础意还是和原本的革命共和一样。另外日本最早在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才有“共和”出现。但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这里的“共和”就对应“republic”。这早于日本，应为首先使用。误解可能是因为章太炎使用“共和”一词在19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