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民性研究论文

核心提示：本期《世纪大讲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尚会鹏教授作客。尚教授为我们详细分析了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并且从人际关系方面对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民族心理的变化做了解读点评。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可以说日本这些年来一直是多灾多难，经历了经济衰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政局又动荡多变。现在又发生了9级的特级大地震，日本的社会结构、民族心理、人际状态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巨大的转变，那么如何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民族精神，如何从人际状态来观察日本的社会结构与民族心理的变化，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尚会鹏先生，大家欢迎。主持人：尚教授您好。欢迎做客《世纪大讲堂》，下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一个介绍尚先生的短片。尚会鹏：日本人控制内心感情非常出色尚会鹏，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日本、印度社会文化研究、大规模文明社会比较研究和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著有《中国人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较研究》、《中日文化冲突与理解的事例研究》、《心理文化学：许烺光学说的研究与应用》等。主持人：尚先生，这次日本的9级特大地震，让我们又一次把焦点集中到了日本这片领土上头，包括我们通过大量的电视画面看到的，日本国民表现得非常冷静、平静，震撼着我们很多的国人，大家就觉得日本的这种国民性是怎么养成的？嘉宾：你说的这种情况跟日本地理环境有关系，日本是经常发生地震的，我后面将讲到，经常是晃动，所以有了地震一般是不会慌乱的。另外还跟日本的国民性格有关系。就是一个中国记者去采访一个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失去了家园，从老人脸上看不到悲痛，而看到是有一些微笑，这个记者就感到不理解，说老先生你失去了亲人，为何你还微笑呢，这个老人就说生活还得过下去。那么这使我想到日本人的性格和心理被西方人也不理解，中国人也不理解的地方，被西方人所谓是日本式的微笑，叫JapaneseSmile。那么实际上你跟日本人接触你会知道，日本人的控制内心的感情是做得非常的出色，他们在别人面前是很会控制自己内心的真实感情，那么他对记者的微笑实际上是对记者、说话人的一种尊重，这也是跟其他的我们看到的，和中国人、西方人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是日本国民性的一种表现。主持人：我们说一个大的天灾发生，像这样的大地震发生的时候，它本身造成的灾害可能有时候倒不是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它的次生灾害可能要高过它。比如说这次海啸的灾害肯定就是高过大地震，然后现在的核泄漏可能产生的危害，也许还要高过海啸，但是更可怕的次生灾害就是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这个是最可怕的次生灾害。但是这种次生灾害好像在日本民族，这个民族身上好像几乎你可以肯定地说它不会发生。嘉宾：这个实际上也是世界人都看到的，也是日本人性格的一些特点，那么我讲日本它的国民性，它的一些特点就跟这个有关系。主持人：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尚教授进入他今天的主题演讲，他今天要演讲的主题就是《从人际关系看日本国民性》，大家欢迎。尚会鹏：日本人在自我认同上仍有危机感嘉宾：对中国人来说日本人一直是一个谜，日本和中国是近邻，在文化上相似，历史上日本一直学习中国，日本跟中国同属于东方国家，他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想法跟我们是那么的不一样，这种情况呢我有一句话，我叫它是“居相近，心相远”，中国跟日本住得很近，但是相互了解得不多，所以说关于日本的话题总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对西方世界来说，日本也是一个谜。近代，日本是唯一的一个进入西方发达国家行列的非西方社会，这正像鹿群里面突然跑来了一个猴子，众鹿甚是诧异：来者是谁？感到不可思议。那么所以说日本人是谁这个题目，一直在西方世界能够是一个引起人们好奇心的题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跟日本打仗，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美国人非常不理解，他们就召集了一大批的学者来研究日本人。包括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咱们都知道写《菊花与刀》的那个学者，我们看到的有名的《菊花与刀》这本书，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委托学者做的有关于日本人研究的一个报告，是在这个基础上后来出版的这本书。对日本人自己来说，日本人也一直是一个谜，日本人也一直在求解“我是谁”的问题。从文化上看，日本人缺乏一个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的儒教，以及印度的印度教这样的一种主体的意识形态。古代日本吸收中国的思想，近代又吸收了西方的思想，它在文化上具有“杂交”的特点，那么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以后，虽然进入了西方的发达国家行列，但在自我认同上，它仍然有一种危机感，这就像一只猴子跳到了鹿群里边，鹿们会诧异，猴子自己也会诧异：我是谁？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所以说在日本就有这么一门专门的学问，研究日本人是谁，这门学问叫“日本人论”，所以在日本一有一些大的事件发生，就会出现一些关

『关天茶舍』暧昧？清晰？——日本人的性格两极 作者：wssxasd 提交日期：2005-9-8 8:52:00 访问：258 回复：2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暧昧的日本人》的作者。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处境与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差一点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我考察过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着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暴露了认识上的巨大盲点。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曰“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曰“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曰庸俗社会学，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种做法固然很必要，真的这么认为，就很危险，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与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那么，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下面一段话很要紧——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为我们认识日本的提供了重要门径。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从地理风土中看，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在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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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的特点是成团成簇才好看，单独一朵不怎么好看。这也是日本人喜欢樱花的原因之一。日本人的团队精神是世界闻名的，就像樱花一样，凝聚在一起，成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