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经济学小论文3000字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1979）提出的，并由和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农业大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都以农业为生，农业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离开农业，他们的生产生活就会陷入困境，这是我国传统社会最大的国情。在传统社会中，土地问题又是农业中的最大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则是农业发展变化中的核心所在，也是农业、农村、农民经济生活中的关键所在。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传统社会经历了一次经济体制变革时期，由西周时期的领主制经济体制向地主制经济体制过渡，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与变动，到秦汉时期，地主制经济体制得到确立。废井田“民得买卖”，开创了经济运行的新纪元。地主制经济体制是以地主经济为核心，包括国有经济、自耕农经济、佃农经济、手工业经济、商业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小农经济(包括自耕农经济和佃农经济)是地主制经济的基础。当地主经济无限扩张时，地主制经济体制下的多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平衡关系就会被打破，自耕农经济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衰败下去，广大自耕农便沦落为佃农，或地主的依附农，或雇佣工人。佃农经济因受自耕农破产挤压，原来的佃农中有相当部分受到排挤，而沦落为流民，主佃之间的依附关系，随着小农经济破坏而得到强化，整个农民阶层社会地位在下降。与此同时，手工业者也因小农经济破产，产品找不到出路而倒闭。这时地主制经济体制就会发生倒退，甚至是逆转。不甘心破产、没落的小农和手工业者就会为争取曾经有过的经济利益进行抗争，一场以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声势浩大的农民战争爆发了。在农民战争洗涤下，地主制经济体制又回到正常轨道上，各种经济成分之间的利益暂时得到平衡，劳动生产者的积极性又会得到巨大的发挥，社会经济又会在新一轮经济关系中得到恢复和发展，并走向繁荣昌盛。 经过一场巨大的农民战争洗礼，新王朝建立以后，为了安定社会秩序，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鼓励垦荒，并给垦荒者以土地所有权，在规定时间内免于升科纳粮、免除徭役负担，没有耕牛、籽种者给予资助，大力兴修水利，或资助农户凿井溉田，鼓励农民发展家庭副业，在受灾年份可以免除部分田赋，或给予赈济，或对地主兼并土地行为进行抑制，等等。这时，小农经济在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得到恢复和发展。整个社会经济在小农经济发展拉动下，也由衰败走向恢复，并走向繁荣和昌盛。这一切都受到地主制经济影响和约束。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土地可以买卖，并不固定在某个人手中。由于土地所有制不同，所以中国社会经济运行与西欧领主制经济体制运行有巨大不同，西欧在领主制经济体制约束下，庄园内部实行分工制，生产各种各样产品以满足庄园内部生产生产需求，与市场联系不密切；中国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由于各个经济单位规模小，产品又单一，对市场有强烈依赖性，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在地主制经济体制制约下，每家每户都是一个独立经济单位，由于他们经营土地面积规模都不大，南方地区，耕地多的农户，所占有的土地不过数十亩，占地少的家庭，所耕种的土地不过三五亩，少的甚至几分地而己。北方自耕农虽然耕地面积大些，多者上百亩，少者十几亩或几亩，但单位面积产量比南方要低。从家庭人口结构看，不论南方或北方，家庭成员也不多，一般为四五口之家，数世同堂大家庭虽有，但为数不多。地主占地有的很大，多者以万计，但绝大部分土地是划分为小块，出租给农民，以收取地租为生。土地收获物以粮食为主，很单一，无法完全满足生产生活需求，各个经济单位之间必须进行交换，才能实现自身经济再生产。这成千成万经济单位存在，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情况下，为市场经济发展堤供了极为广阔的空间。 不过，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取决于当时社会的购买力。我国传统社会以农业经济为主体，市场经济繁荣与萧条，取决于当时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活跃，农民生活富裕程度来衡量。有人认为个别地区市场发展是靠当地官僚集中、消费水平高来拉动。但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看，这仅仅是很特殊的事例，不能把它扩大化。手工业工人、商人、官僚数量也不大，据研究，到明清时期，城镇人口还占不到百分之十，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过十分之一而己。尽管这些人与市场关系很密切，对市场经济依赖性很强，消费也较高，但必竟人少，对整个社会经济来说，购买力还是有限，对市场经济整体而言，起不到拉动作用。所以农村经济发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至为关键所在。舍此，而去寻找其他什么原因，都是拾芝麻丢西瓜，抓小而不抓大。 中国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体，是农民赖以生存最基本条件。明清两代农业经济发展与衰落，农村经济繁荣与衰败，农民需要增加与缩减的发展变化历史过程，生动地描绘了“三农”与市场之间水与鱼关系。水丰则鱼多，水枯则鱼亡。农民口袋钱多，市场则购销两旺。当地主制经济体制正常轨道运行时，自耕农经济大量存在，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农业得到发展，商品量增加，农民钱袋子也随生产发展而逐渐饱满起来，农民钱多了，市场出现购消两旺，商人发财。到王朝后期，市场逐渐走向萎缩，商号倒闭，其原因是政府重农政策不能坚持到底，在地主经济迅速上升情况下，重农政策转化为弃农政策，把农民当作羔羊任意宰割，自耕农承受不了苛重赋役剥削，而抛弃土地，佃农经受不了地主沉重地租掠夺，而离开土地，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这时农民钱袋子又变得空敞，市场失去拉动力，而变得疲软。商品卖不出去，市场就不景气。这时就会出现商家破产，商人失业，手工业倒闭，社会经济萧条。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从前，有很多人谈论中国商业不发达时，总喜欢把问题简单地归结为王朝“重农抑商”政策的结果，这可能是一种误解。除汉武帝采用告缗钱办法，抑制商人发展以外，其后历代王朝都没有对商人采取过打击或剥夺政策。虽然在政治上有限制商人参加科举规定，但并不影响商人当官，历代买官商人所在有之。况且，汉武帝时所采取的告缗钱政策，主要还是针对逃税不法商贾，是针对人，并不是针对要不要商业制度，守法商贾准予照常营业，同时小商小贩并没有受到打击，盐铁买卖也照常进行。当时政府行为并不是取缔市场，禁止买卖，这一点还是很明确的。不能因为惩治不法商人，而笼统地把它夸大为“抑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