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人名的研究论文

《论语》者《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甚施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而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英文：Confucius。兄弟排行第二,故也有人称为孔二,春秋后期鲁国人，汉族。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夏历八月二十七日）生于鲁国陬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市东南的鲁源村）；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十一日）逝世，享年73岁，葬于曲阜城北泗水南岸即今日孔林所在地北宋政治家赵普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编辑本段]《论语》《杂谈》（一）“论语”命名的意义和来由《论语》是这样一部书，它记载着孔子的言语行事，也记载着孔子的著名学生的言语行事。班超的《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辨命论注》引《傅子》也说：“昔仲尼既没，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得到两点概念：（1）“论语”的“

孔子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一百零五次之多，虽然涉及的对象包括了礼义忠恕勇孝恭敬等广泛的领域，但是强调“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又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以“仁”为其学说的根本之道，是比较没有争议的。问题在于，什麽是“仁”呢？一．至道无形对于“仁”，孔子在回答弟子的提问时给出过若干不同的答案。对颜渊说“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说“仁者其言也韧。”对樊迟说“爱人”，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对鲁哀公的提问，则说：“仁者人也。”学者多以训诂和语义的角度去推敲。例如，以“二人”解释仁为亲亲之义。《说文解字》解做：“仁，亲也，从人从二。”但是现在有的从出土古字中读到“上人”（人字边在上，二字在下面），乃谓仁指上等人之间的爱。以此类推，莫衷一是。这就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揣测的空间（或曰做学问的空间）。也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孔子对“仁”的概念含糊不清。 通常认为，“仁者爱人”是对“仁”最贴切的表述。可是后来孟子接着讲到“亲亲”和“爱民”的爱有差等，成为理学定论。以至后世又引申到公德私德、亲情法制等等的争论，甚有人得出结论来说孔子要对社会腐败负责云云。 其实上述种种，都只是从文字上面去求证“仁”的含义。包括从训诂、考古、中西文化制度比较的角度来研究，也都是从文字上去考证和推断。儒家文献浩如烟海，我们有没有可能直接上承孔子本人的“仁”的境界？这是本文想要提出来探讨的。 大有深意的是，我们在《论语》里面看到孔子在对 “仁”的范畴做过上述的反复表述以后，又对弟子们说：“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 又对子贡说“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是什麽意思？而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感叹夫子之道难以穷尽，“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又是为什麽呢？ 这是很微妙的。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一书传儒道心印，其中说：“君子之道费而隐。”“不见而章（彰），不动而变，无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大道的运行，变化无方。天地之道由一而生二、二生三、以至于无穷数的现象世界，所以至道始于无形。“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小到一茶一饭的琐事，大到宇宙天地间的道理，无一不是道的表现形式。 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比如我们见到波浪，就知道是水。可是如果认定只有波浪才是水，就会失于偏见。因为通过固体的冰、气体的蒸汽，都可以表现出水的不同形式。我们寻找“仁”的含义，也是同样的。前面孔子对于“仁”的表述，每一个答案都在特定的环境下表达了“仁”的意思；但是如果执著起来，每一个答案又都不完全。因为至道无形，如同四时行百物生，在孔子的言行上随时随地显现着仁之大道；这个实质无形无相而又显现万象的至道，是不能以特定的言语或某一个具体的物质形态完全充分地来定义和表述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孔子之仁是一个用心体悟、从而把握全体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考据文理逻辑的问题。离开了这个基点，“仁者爱人”就成了无源之水。可见，寻求“‘仁’是什麽”这个经院式（或哲学式）的答案，一开始就错了。二．体用相济如此说来，孔子之仁不是无法被了解了吗？很多人可能有过和我同样的体会：研究《论语》多年，读来都是说的别人家事。去年三月里我重读《论语》，至“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便觉得有大愿心充满胸臆，不可抑止。此中意味，恰如古人云“十字街头遇阿爷”，忍不住伸臂攥拳，手舞足蹈。从此读来每一句都是说的自家事。 明代大儒王阳明指出：“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外求始得。”（《传习录上》）什麽是“实见”？不是从眼耳鼻舌身感知，而是由心灵智慧开启，无所不见而又实无所见。不执著在一事一物上，才能见到真理的全体。什麽是“不假外求”？不假文辞，也不由口说，而是向心内寻求悟入，一朝打破桶底，才得真解。 （1）孔子本人很少直接谈到仁的悟境，《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朱子注：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但是我们仍可以从孔子自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简洁的表述中窥见一二。 我体会，“从心所欲”者，澄心静虑，恬淡如如，则不为物欲所牵。“不逾矩”者，是超越了自我，彻见人我善恶、乃至天地万物在其本源上无二无别。这种无分别心的大智慧，便是仁心的显露。这境界，依孟子说是“尽心知性”，也就是阳明说 “致良知”。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玄。其实圣人与俗人本来没有差别，我们不见大道真理，是因为有私心障碍，虽见也不能明白。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后世效仿圣人的美德，可仅仅停留在形式上，那就还没有进门。虽然清心寡欲，心里还有一个我在。直到损而又损，连我也没有了。忽然诸念销落，万籁俱寂，一点孤明，觉而不昧。好像云破月出，就见到（不是用眼睛看）这个浑然自在、无二无别的真心。不来不去，如如不动。此时，天理不需存而自在，人欲不待灭而已无；当下心安，能够从容面对一切环境而心定不动。这才见到圣人所说“爱人”的本旨。 回过头来看孔子所说的：“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就可以理解，心为仁心，则心之所念必是仁念，人之所为必是仁行。 “君子坦荡荡。”“（心）安则为之。”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无论是孝亲或是爱民， 圣人的爱人之心都是一样没有分别的、无私的。如果用一个譬喻，这个心就好像是镜面，寂寂不动。这时镜子那个能够映像的本性，无形无色，摸不到也看不见。而当外面的物体一起生灭作用，或者春花秋月，或者雨雪交加，或者莺飞燕舞，一切色彩形象就都原原本本地在镜中反映出来了。孔子说：“吾有知乎哉？无知也。”达到无知的境界，然后可以了知万物。像镜子那样，平淡而又平淡，这就是圣人之心、大道之体。同理如《论语》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意思是利己也利人（有人说道德的本质是自私）呢？还是先人后己呢？ 按普通的看法，就会想到先人后己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心里还有人我的分别，还有一个“我”在，凡事还需要想一想我怎麽办，就还是有私心，就不纯净。好象镜子上有了灰尘，不能完全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在这立己立人、达己达人之际，圣人的爱人之心也是没有人我分别的、无私的。“仁”的境界“纯亦不已”，深不见底而又出之以平淡，才可以说“与天地参”。 （2）我们常常说体和用的关系。太阳自然放光，不需要先去想“我要放光”。当这仁心流露于思想行为，就是所谓诚意。“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中庸》）这里“我欲仁”，一个仁念才起，而“斯仁至矣”就是同时付诸仁行。合于情、顺乎理。这个中和之性，是自然从心里流露，丝毫勉强不得。我们平常说“让我想一想”，就已经不是了；如果再拿什麽道德原则出来，更是差得远了。所以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唯圣者能之。” 阳明谓“真性不息”。《中庸》里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孔子的典范说明，唯有把握仁心之质，才有可能行率性之真。此所以圣人的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谓之和。未发而中，是说无私之心本来合乎真理，这就是“中”（发音如“重”，射箭中靶的中），不过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给我们看罢了。这是真理尚未显现出来。发而能和，是说圣人的行事和感情自然流出，其效果都能合乎情理、促成社会的完美和谐。这是真理的显现证明。 “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 （《传习录上》）这里阳明说一念发动处就是行，其实连未发动处也是行。体与用、知与行、动机与效果、因与果，人与天，都在一言一行之间而得到统一。 （3）人们争论：孔子的主张哪些还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却不了解孔子的大道之体原本不来不去，无古无今。大道之用才是相对的、具体的。说一句大白话，我们今日所学，是“人”还是“事”？是继承孔子“一以贯之”的智慧，还是局限于模仿孔子的具体做法或说法？孔子处于礼崩乐坏的时代，为了挽社会秩序失调和伦理道德的失落，提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的伦理道德规范。这些本是适应社会需要，而不是后儒所传“博而寡要，劳而少功”那样一成不变的教条。* 所以孔子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也就是孟子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孔子在从政、治史、教育、伦理道德方面的行事原则和主张，实则来源于仁心的价值判断。“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直道而行，就是依“仁”而行，不勉而中。虽然今天的时代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也有终究不变的：具有真诚无私的仁人之心，才谈得到运用各种专业知识、各项社会制度和系统，达到中和的社会效果。“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家事、国事、学术、政治，概莫能外。这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继承的，也是在今天仍然合乎国情的孔子理论还能得以实行的基础。 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里孔子的确是有分别的、有善恶的、有喜怒哀乐的。这也是大道的显现。比如“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这样立场鲜明，似乎和我们前面说的无分别的仁心诚意有矛盾。譬如我们读唐诗“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我们看到月亮有阴晴圆缺，那是不是同一个月亮？其实月亮自己并没有阴晴圆缺，是我们看的人心中造作而生种种分别。今天人们出于各自的立场对孔子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读，一点都不奇怪。 正因为孔子的境界不为后人所及，后来的儒者便只能摹仿他的一些具体的言行规范，以为千古不易之理。** 到了现代，人们更只能揣摩猜测，乃至出现了“儒家”是否成立这样的问题来。实在地说，这样的儒学研究，是不解其理而求其运用。好比循声猜物，只是外在功夫、文字的功夫而已。又如泉水，源头不通，要求其一泻千里也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