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nia慧慧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1]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莱辛.拉奥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3]钱钟书.七缀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美]刘若愚,杜国清译.中国文学理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5]朱光潜.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6][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著,刘象愚等译.文学理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Joyce@静艳
“这里的一切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这一段是汪曾祺在《大淖记事》中的一段话,笔者认为可以用来形容汪曾祺小说的整体风格。汪老笔下的世界总有着摆脱世俗桎梏,接近世外桃源的气息,这气息令人沉醉其中,令人情不自禁向往着那样的世界。;01 那里的和尚“六根未净”? 在我们寻常人的观念里,和尚一直作为严肃的形象与佛教的庄严神圣挂钩,但在《受戒》中,却与世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斩不断的情缘,挥之不去的印记。在那个江南水乡里,和尚是与常人无异的,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这不是真的皈依佛门,而是一种营生。不能够简单凭举止行为就将和尚们归为好人或坏人,而这正是汪老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一个信息: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有血有肉,会说会笑,也有着“六根未净”的欲望,食肉,娶媳妇,皆与常人无异。 先来看看文本最初提到的五位和尚:老和尚、仁山、仁海、仁渡,还有主角“明海”小和尚。老和尚似乎更恪守禁律一些,也更加古板,很贴合他60多岁的年龄设定,但他也会在过年时候开荤。下一辈的三个和尚中,“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其实文中点明明海是因为家中田地只够三个哥哥耕种,所以明海是跟着舅舅来吃“和尚”这碗饭的。舅舅俨然是“当家人”的做派,在寺庙中干的净是财务的活计,如文本中形容的: 可以看得出,世俗化的和尚在江南的水乡其实已经成了一份谋生的职业,家中地不够了就要拖关系带出去当和尚。毕竟,在文本的开头就已经交代了“当和尚也要通过关系,也有帮。”当和尚也与三教九流并列为一份混饭吃的饭碗。 文本中提到仁海时,直接来了一句“他是有老婆的”,这一句淡淡的,却有不小力量让人震惊,当和尚怎么能有老婆呢?还真有,并且还有得如此自然,如此理直气壮。这简单的一句似在告诉读者,这样的事情并非罕见,而是司空见惯的。更荒谬的是,明海小和尚还大大方方的喊仁海媳妇作“师娘”,若不是彻彻底底将和尚当成了谋生的饭碗,又怎会如此自然地将这些世俗中的字眼叫的这么顺口呢? 再说仁渡,那放到现在就是个花美男,年龄不大,20出头,有一众女粉丝且多是年龄较小的。三师父仁渡不光打牌时候总能赢钱,而且还“经忏俱通”,会放花焰口,这就相当于在和尚界是一个职业素养颇高,专业技术很好的和尚。更奇特的是,他还能唱歌,而且歌词大胆开放的他也会唱,放花焰口时“仁渡一个人可以唱一夜不重头”,长相姣好,年龄不大,又会唱歌,难怪“他有相好的,而且不止一个。” 读到这里不必惊慌,作者并非有意将“邪门歪道”“六根未净”传递给读者,有时若想要读懂一篇文章,还需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他本人持有的文学立场。师从沈从文的汪曾祺走的是“京派”的路子,这一派和“左联”不同,京派作家很少关注“大背景,也不愿过度开掘“乱世”主题的深度,他们一直密切关注着乡村生活和乡村中的劳动力以及平民的日常生活。就像沈从文说的,想要“建一个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京派作家和张爱玲为代表的海派、刘呐鸥、穆事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等,都与“左联”这个主流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们的政治意识比较淡薄,所以在汪曾祺的文章中,我们很少看到大时代,就算是看到了也很隐晦。在汪老的笔下写的更多的是民间,更多的是平民百姓的生活图景,是一副市井百态的风俗画。 于是便不难理解为何和尚成为了一份职业,而消解掉了它本身带有的严肃和信仰感。与劁猪(就是阉割猪的睾丸或卵巢,是一种去势手术)的,织席子的,箍桶的,弹棉花的,画匠并列起来。在汪老的笔下,没有宗教的桎梏,亦无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对于人心的荼毒,在那里一切人皆是普通人,皆是尘世行走的众生。汪老对于异于传统观念中的“异己”持有包容和“允许存在”的态度,他不会对于吃肉娶亲的和尚“喊打喊杀”,亦不会对于存在肉欲的普罗大众嗤之以鼻。在他的眼里,这些不过都是真实的生活,生活的真实,也是他最最关心的人性的体现。所以,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无时无刻不在感受着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气息。02 庵赵庄与世外桃源 故事发生在一个叫做“庵赵庄”的地方,这地方有一座庵叫“菩提庵”,可是大家叫讹了,叫成荸荠庵。颇有一种“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的感觉。文本交代了荸荠庵的地理位置和周遭环境。 又交代了庵里和尚的生活: 读到这里,不免觉得,这哪是苦修的和尚,这分明就是世外仙人才过得的悠闲日子,吃喝不愁,环境优美,事少钱多,何其美哉!也许只有在作者笔下才会出现这等景象,让人眼前一亮,这简直就是刘长卿笔下的“苍苍竹林寺,杳杳钟声晚。 荷笠带斜阳,青山独归远。”透过文字,仿佛感受到了山寺周围甜凉的空气,甘洌的泉水,仿佛听到了偶尔几声的鸦雀,扑腾掠过树梢后刮下几片叶子。如此这般,即使是个寺庙,也不觉得过分严肃,反而像是来自世外的蓬莱。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本中对于小英子家的形容: 文本中对于小英子父母赵大爷和赵大妈的形容更给人一种健康的美感:夫妻二人“精神得出奇”,身体也都健壮的很,一个是肯下苦力气的“摇钱树”,一个是勤快操持家务的“聚宝盆”。 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吗?世外桃源,自给自足,男耕女织,与世无争。没有那许许多多的污浊杂乱,只有日夜流淌的清澈的河水,甜凉的空气,嫩绿的菜芽儿……其实文本中这两处环境描写恰如其分地配合了作者想要叙述的那种人性之美,用世外桃源一般的环境和朴拙民风共同构筑了孕育温情和人情的温床。03 小和尚与少女的纯情无知 这是文本最重要的部分:男女主角小和尚明海和少女英子。二者在七八岁时相识,可谓是青梅竹马,纯情天真,他们会一起牵牛“打汪”,一起看水车,晚上他们一起看场。“他们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这样的日子在现代都市是寻觅不到的,是城里人靠着想象与回忆才能感知到的惬意和自在。 等到明海和英子渐渐长大,也就有了少男少女的朦胧的情愫。 而英子“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种干净纯粹的感觉就是少年时情窦初开的那种感觉,也让笔者不禁想起自己少年时,对于喜欢也不甚了解,只知道对有好感的人是会想尽办法制造接近的机会的。现在想来,那个年龄的感情真的是稚嫩又纯粹。 那么这萌生的情愫的男女主角应当是何种性格才不会显得违和呢?我们来看看汪老是怎样处理作品中英子和明海的形象的? 首先,明海要去受戒,小英子用船将明海送到善因寺,然后自己兜兜转转,把这“全县第一大庙”里外看了个新鲜,临走时“她又到庙里看了看,和尚正在吃粥。好大一个‘膳堂’,坐得下八百个和尚……真稀奇,那么多的和尚吃粥,竟然不出一点声音!他看见明子也坐在里面,想跟他打个招呼又不好打。想了想,管他禁止不禁止喧哗,就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她看见明子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就不管很多人都朝自己看,大摇大摆地走了”。 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英子的性格正有着与她那个年龄相当的女娃娃的“闯劲儿”和天真劲儿,她先是犹豫了一下要不要当着众人叫明海,但随后少女的胆大又使得英子无视了“禁止喧哗”。此时的明海其实也多了份童年时不曾有的顾虑,注意明海的动作是“目不斜视地微微点了点头”,身处于寺庙中的明海还是明白“不得逾矩”的。这也侧面说明象征着世俗礼法和规矩的善因寺,同荸荠庵不同,是束缚人性的地方。 再来看明海受戒结束英子接他时的一段对话。 此处的英子并无扭捏,羞涩,而是直接凑上前去问明海要不要娶她。少女的懵懂让她显得很莽撞,但不得不说莽撞中带着可爱,如果英子说这句话时显得太老成,不够冒失,那反而还显不出英子的纯净天真的心灵,而变成了一种暧昧和扭捏作态。但是值得注意,英子也是先做了铺垫,才最终鼓起勇气直接表白的,她很聪明地先说“你不要做方丈”,“也不要做沙弥尾”,她知道这二者是不能够正大光明娶妻的。 此时的明海也全然没了在善因寺大殿里的谨小慎微,而是一抽冷子大喊了一声“要”。少男少女对于爱、喜欢,老婆、嫁人的理解有时看起来就是这么的幼稚,却又这么的简单纯粹。文本中的这一段是发生在无人的芦花荡里。此处远离所谓的“俗世”,相当于一个短暂的世外桃源,在这里可以自然地解放天性,可以任性地表白心里话,表达自己内心最纯粹天真的冲动,这种安排也只有汪曾祺这样的大手笔才能表现得不着痕迹又恰到最好处。 文本中的明海与英子从小相识,又一起长大,渐生情愫,这种纯粹的乡村中的男孩女孩是汪老笔下乃至京派作家笔下常见的形象,他们的出现无疑代表着人性的纯粹与美好,无须遮掩的直露和纯粹,大概是文本外难以找到却令人一直渴求的东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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