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敌小猪猪侠
东西方思维的差异概括来说,东西方思维差异体现在如下8点:1. 关注和感知的模式:东方人关注环境而西方人关注物体,东方人比西方人更喜欢研究事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典型的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家分别让京都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学生观看了八张彩色的生机勃勃的水下虚光照,其画面上都有一条鱼或多条鱼处于“焦点”位置,比画面上其他的东西体积要大、颜色更鲜明、运动得更快。每个画面中还有运动较为缓慢的动物,有植物、岩石、水泡等等。这个画面持续了大约 20 秒。然后又放映了一遍。在第二次放映完之后,参与者们要回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有同样多的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提到了处于焦点位置的鱼。但是 60%以上的日本人都提到了背景成分,包括水,岩石、水泡以及无生命的动植物。另外,日本的参与者的第一句话往往指的是环境(“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池塘”)。而美国参与者的第一句话有三倍的可能是指处于焦点位置的鱼(“那儿有一条大鱼,可能是鲑鱼,向左边游去了。”)因此的结论是:东方人比西方人相对来说更关注背景。也就是说,西方人相对来说看不到一定背景中物体的变化,也看不到物体间关系的变化,而相应的我们也可以说西方人比东方人能够更快地捕捉到前景中物体的变换。从另一面来说,中国人不愿意做手术是由于中国人对和谐与各种关系的看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健康有赖于身体各种力量的平衡以及身体各部位的关系。而中国人倾向于研究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可以体现在过去请看风水这样的习惯上。2. 关于世界构成的基本假设:东方人看到的是物质,而西方人看到的是物体。看一块儿木头,中国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单一物质组成的无隙的整体或者是几种物质水乳交融而构成的整体,希腊哲学家看到的是由微粒组成的物体。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人,世界本质的背景图式是物质的整体,而不是互不关联的物体的集合;而在希腊哲学中的背景图式里物体是孤立的。对于世界构成的不同理解,贯穿了下述的许多表现。3. 对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西方人比东方人更相信对环境的控制能力。20世纪心理学家提出证据说经济和社会因素会影响感知习惯。赫尔曼·威特金提出「场依存」,指对一个物体的感知受到其所出现的背景或环境的影响程度。举例来说,人们从复杂背景中发现指定的简单图形时间越长,场依存程度越深。有的人在工作中很少与他人相互密切协作,比如狩猎、采集,与这些人们相比,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们对场有更强的依赖性。传统的农民比生活在工业社会里的人们有着更强的场依存性。中国作为东南亚文化的母体文化发源地,同样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农业中心之一,受到农业的影响较西方更深,在下一部分我会详细说明农业究竟是如何左右国家进程的。对于环境的控制能力的认知,同样体现在了“对于生活的掌控感”上。社会心理学家艾伦·兰格把“控制的幻想”定义为对个人成功的期望超出客观可能性所能提供的保证。如果生活是简单的,你只要机灵小心就会获得成功,那么生活就是可控制的。如果生活是复杂的,要接受命运变幻的裁判,那么生活就不太容易掌握。研究证明亚洲人不像西方人那样有充分的信心来把握自己,亚洲人不是努力来控制形势而是极力地要适应形势。对于亚洲人来说,世界是一个复杂的地方,是由连续不断的物质构成的,从整体理解世界比片面地看世界要好理解得多,亚洲人更喜欢集体控制而不是个人控制。对于西方人来说,世界是一个相对简单的地方,是由孤立的物体构成的,理解这些东西不用考虑它们的背景,西方人高度倾向于个人控制。4. 对静止和变化的看法:西方人看到的是静止而东方人看到的是变化。虽然公元前6世纪赫拉克利特就提出“一个人永远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表明世界是变化的,但是到了公元前 5 世纪,巴门尼德用几个很简单的步骤“证明”变化是不可能的,认为世界是静止的这一观点隆重登场,受到西方主流的认同。而中国人的人生观是由三种哲学:道家、儒家以及后来的佛教融合塑造的。每一种哲学都强调和谐,大部分都反对抽象的思辨,比如道家的阴阳、《道德经》的福兮祸之所伏、或者著名的塞翁失马的典故,这个故事表现了东方人的人生态度,世界是不断变化的,且充满了矛盾。要理解事件的一种状态就要从该事件存在的对立面来把握,现在真实存在的可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
金语佳诚
浅谈中西方语言、思维与文化差异的现代思考论文
摘要: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习惯为切入点, 进一步印证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有关语言决定思维并影响思维的基本结论。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 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 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 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 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关键词:语言; 思维; 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应是透过众多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象, 挖掘出这些差异的本质, 如是, 才有益于更准确地研究和把握好中西比较这一内涵丰富、纷繁复杂的课题。由此,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之源, 换言之, 有关中西文化比较所有问题的研究, 都可能归结到两种语言及每一语言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这一维度上。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决定论”由萨皮尔提出, 指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与行为, 而且与思维模式互相影响, 并由此得出“语言决定论”的结论, 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模式, 语言的用法或结构会反映出人类的习惯或模式。“语言相对论”是萨皮尔的学生沃尔夫提出的, 认为语言不仅影响思维, 也同时影响认知。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一直以来, 学界对该假说的评价众多, 批评之声尤甚。角度不同、研究对象迥异, 自然难有定论。不妨以汉语、英语两种语言的差异对其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例, 来探讨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理论解释力。
1. 汉、英语言形式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 文字起源的差异。汉字源于象形文字通过其字形可引发意义上的联想。因此, 汉语有助于使用者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英语属于拼音文字, 字形和意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了清晰地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 词与词之间需要形成特定的语法逻辑关系。因此, 对某一概念的认识必须遵循由定义到推理的思考过程, 这就促进了英语使用者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2) 语言结构的差异。英语隶属印欧语系, 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英语结构紧凑, 汉语结构松散。英语中频繁使用关联词, 句子是由各种连接词衔接而成;汉语中则很少使用关联词, 句意的通顺依靠意义的连贯, 依靠体会和领悟字面之外的深意。由此可见, 英语语言结构呈现的是分析思维, 亦即逻辑思维;而汉语结构呈现的则更多是关联思维而非分析思维。
2. 汉、英语言习惯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 复合句语序的差异。英语注重形合, 即侧重形式, 注重结构严谨, 因此, 英语复合句的语序表现为以谓语动词为轴心, 运用各种形式的关联词, 把句子的其他成分嵌扣在主句的主谓结构前后, 呈现出由中心词向外扩展的空间图式;而汉语则体现为意合, 其复合句的语序多遵循时间顺序或事物发展过程, 体现为句子形式和表达内容的一致性。英、汉复合句语序的不同, 反映出的是英语的分析与逻辑思维和汉语的直觉思维之间的差异。
(2) 叙事顺序的不同。汉语叙述和说明事物的习惯是由大到小、由一般到特殊、由整体到局部, 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发散型思维;英语叙事和说明事物时习惯于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 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分析性思维。
(3) 语态使用的差别。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同等重要, 句子主语的选择也不局限于人称主语;相反, 汉语中的句子通常以人称作主语, 以使用主动语态为主, 大量的被动句都习惯以主动形式表达。英语、汉语语言表达在语态使用习惯上的不同, 体现在思维上就是英语重逻辑、重客观思维, 而汉语则重主观思维。
(4) 语篇展开方式的差异。英语篇章的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型, 英语段落通常以主题句开头, 直截了当点明段落的主题, 接续的各句都围绕该主题展开, 属于典型的演绎与归纳型段落, 而汉语的篇章发展呈螺旋型, 篇章的主题绝大多数不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点明, 而是从各种角度间接阐述出来, 习惯于先分后总, 先因后果。英、汉语言语篇展开方式的不同, 表明英语思维是线性思维, 而汉语思维则是螺旋式思维。
3. 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基于前文对英、汉两种语言之间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差别的比较与分析, 不难发现汉语的象形文字和英语的拼音文字从本源上决定了分别以汉语和英语为本族语的中国人与英、美等西方人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的必然性。象形文字所可能引发的形象思维、关联思维、发散思维、主观思维或直觉思维、螺旋式思维等, 都在汉语及其使用者方面得到体现;而拼音文字所可能带来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分析性思维、线性思维等, 也都在英语及其使用者方面得以印证。由此看出, 至少就汉语、英语而言, 萨皮尔论述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不无道理。此外, 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及语言习惯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 也在上文的比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 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
二、中西方语言与思维之比较
中国哲学方式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西方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 因而它重视规则的缜密, 力求避免认识主题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 重视认识的客观性和同一性。
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美国语言学家C·克拉姆契曾经指出:“语言表达着、承载着, 也象征着文化现实, 两者不可分。”美国人类学家E·萨皮尔强调,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即文化的载体是语言, 语言反映着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 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等。这些内容反映在语言中, 又通过语言予以表达与传播。不同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反映出的不仅是各自语言所代表的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因素, 更是其观察世界、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
2. 中西文化差异更多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文化差异的各类具象表现, 大多可归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 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 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即“以经验为基础, 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 沟通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 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 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 不可分析, 只可感觉。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 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 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
基于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的理论, 比照两位学者总结的中西文化思维差异与前文探讨的英、汉语言不同引发的各自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具体差异, 可以推论, “固定的思维模式”或“不同思维方式”主要源于语言的不同, 也就是说, 中西文化的差异更多地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三、结论
不同语言使用者因语言不同而存在思维模式的差别, 思维模式的差别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沃尔夫认为:“我们关注的个体思维过程只能通过对该个体所说的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来确定。”所以, 中西文化比较应从语言比较入手, 语言差异应该是中西比较的始点也是归结点。吕叔湘先生曾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 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领会。”因此, 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 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 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 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 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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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偏向形象思维,西方偏向抽象思维中国偏重于形象思维。中国的孩子从启蒙阶段开始,就会接触到大量运用形象类比手法的古诗词、中国寓言和成语故事等。在小学阶段,形象思维的培养和训练更多,如形声字、描写类作文的学习等。抽象思维在中国低年级教学中占比则相对较少。欧美等西方国家则偏重于抽象思维。在古希腊时期,逻辑学就十分发达,后来的三段论等推理的理念,也成为西方人思维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体现在对事物的定义上,和较宏观的、描述性的形象思维不同,抽象思维更多聚焦于微观、概括或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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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主要差异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存在着诸多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在这些文化体系中,只有中国文化数千年来在一个相对不变的宇宙观、政治制度、伦理信条、人生理想中毫不间断地延续下来;只有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产生了民主制度, 并以大起大落、重心不断转移的旋律突飞猛进,成为人类前进的火车头。那么这样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或许可以从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来探 究一番,因为在思维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论的循环,使得二者能够相互生成。正是中西方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导引出中西方文化发展的不同轨迹,从而使中西 方人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形成了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特征。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中西方人眼中的世界是不同的,均按照各自的文化精神、宇宙观来思考和理解这个 世界。(一)感性直觉思维与理性逻辑思维中国传统思维重视感性直觉思维,西方传统思维重视理性逻辑思维。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的头脑羞于抽象的词藻,喜欢妇女的语言。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综合的、具体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直觉去揭开自然界之谜”,这些话虽然极端,但不乏几分道理。中国自古以来逻辑学不发达,不 善于理性的分析和逻辑思维,抽象水平很低。我们把两千多年前的墨家几何学和欧几里德几何学来进行比较,墨家几何形成“端”、“尺”、“区”、“中”、 “平”等概念,而欧氏几何则形成“点”、“线”、“面”、“长”、“宽”、“高”等概念,显然“点”比“端”、“线”比“尺”、“面”比“区”,要抽象得 多,已经是一个抽象概念。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经验概括和抽象概念的区别,端、尺、区仍停留在直观性和形象性的层次上。今天许多人写文章仍喜欢用比较形象的 词语表达深奥抽象的理论。如写作理论把直截了当的开头称为“单刀直入”,把巧妙地指出文章的主题叫“画龙点睛”,把轻描淡写称为“蜻蜒点水”。中国的形容 词、成语特别多,几乎每个词都有一个意象,而抽象名词又特别少,这样使得优美、富有意境的汉语诗歌、散文翻译成西方语言时往往失去了原来的韵味;而西方的科学论文翻译成中文,又很难找到相近的词语表达,以致近现代一些翻译家不得不大量创造一些新的词汇适应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 中国传统思维重内省顿悟、重类比推理,先直觉到某一真理,然后再用多种具体比较和形象寓意阐述。如论证“阴”和“阳”普遍存在,举出天地、日月、男女、君 臣、气血等作以说明。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出许多天才的联想,但却缺乏严密性和科学性。西方重实验验证、重归纳和演绎。爱因斯坦把西方科学思维归结为形式 逻辑和实验。形式逻辑使概念确定,实验使概念具有数学定量化的公式,并有一最终对正确和错误进行评判的标准。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我国古代有世界最早、最丰富的哈雷慧星的观察记载,但计算出哈雷慧星的周期、轨迹的反而是哈雷和牛顿。(二)整体性思维与解析性思维“以整体性为特征的‘元气论’和以个体性为特征的‘原子论’分别对中西思维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前者横向铺开,注重事物的相互关系和整体把握;后者纵 向深入,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中国人的整体观念根源于对自然界的朴素认识,按照自然界的本来面目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观察。人与自然,个体与社 会不可分割,互相影响,互相对应,把一切都放在关系网中从整体上综合考察其有机联系。这种思维方式善于从客观的具象出发,通过类比联想对客体进行抽象,寻 求其普遍性。这种多方向的类比联想包括从个体到个体,从个体到一般,从一般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体的思考,因此具有鲜明的综合整体特征。虽然这种整体观念比 较容易把握事物发展的全貌,可是难以揭示现象背后的深刻原因,从而只能得出停留在现象上的结论。
*指尖的淚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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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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