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丽芙小熊
在公元845年的时候，唐朝一改以往崇奉佛教的政策，爆发了史上规模最大的毁佛运动。 在李德裕以及道士赵归真、刘玄清的建议下，唐武宗李炎开始实行灭佛政策，拆除庙宇，逼迫僧人还俗，收回被占据的良田。
会昌年间唐武宗李炎灭佛的原因有很多种说法，最核心的有两点： 一是“经济矛盾” ，佛教大兴土木的建设寺庙佛像，对国家财政收入是很大的影响。 二是“宗教斗争” ，当时宰相是信奉道教的李德裕。
在《旧唐书》中有一段记载，说唐武宗 “志学神仙” ，拜道士赵归真为师傅。因此两人在交流的时候，赵归真就经常打压释教，说它不是中国本土的教派，蠢耗生灵等等，向唐武宗建议说应当将之尽早除去，唐武宗也深以为然。
赵归真也是以“蠢耗生灵”进行攻击 ，如此看来，宗教之间的斗争并不能算是唐武宗灭佛的真正原因，只不过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原因，是国家和佛教之间，在经济上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
有一部叫《天地争霸美猴王》的电视剧，其中在观音菩萨考验金池长老时， 金池沉迷于事物表象，不肯答应观音菩萨用活莲花交换黄金观音像的请求，而这恰恰就是唐朝那个时候大多拜佛之人的心理。
在很多文献中都记录了当时两者间的矛盾，《唐大诏令集》里的《拆寺制》中，就列举了许多佛教的罪状。里面说佛教在土木之上浪费了许多人力，夺取百姓的财富用于装饰寺庙，等待农民把饭送到自己的口中等等。
寺院僧人越多，两者矛盾越深，《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中，说古时候三个人靠一个农民种粮生存，到唐朝多了战争和佛教后，一个农民要养活五个人，尤其是佛教给人民的困扰最大，唐武宗愤慨的说道： “穷吾天下，佛也。”
根据史籍中的记载，这一次灭佛运动共拆除寺庙四千六百多所，民间私自建造的寺院四万多所，还俗的僧人有二十六万之多，收回的良田更是有数千万顷，收奴婢十五万人为两税户。
类似的记载在各家史书中均有记载，不过在数量上有着些许差异，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土地数目。《旧唐书》中说数千万顷，而这次事件的发起人李德裕在作表庆祝的时候，说只收回来良田数千顷，这中间仅仅相差一个字就成了天壤之别。
不过两者所报的这两个土地数目，都有些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顷就是一百亩， 如果按李德裕所说的数千顷，也就是数十万亩，如果这二十六万是全部的僧人数量，那每人最多也就分个四亩地不到 ，这还没有算那十五万的寺院奴婢。
但是按照唐朝均田令中的说法，当时每个人最少都应该分个几十亩地，壮年男子更是能分上百亩，这其中还特别规定了僧人、道士每人应当分三十亩地。不过有的地方人少地多富裕，有的地方是人多地少不够分。
但不管怎么看，如果这些僧人每个人只能分到其他人的十分之一，乃至几十分之一，李德裕数千顷的说法就有点站不住跟脚了 。令人怀疑这中间是不是少个万字，不过唐朝当时有没有数千万顷的耕地都是个大问题。
在开元盛世的天宝年间，一年的土地税收大约是一千两百万石，如果按照每顷土地收两石的税法，也就六百一十万顷土地。如果加上那些免税、空闲的耕地，按照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算，大概也就在八百万顷之间，离这数千万顷还是差得太远。
当到了唐武宗的时候，这时唐朝处于中晚期，正是在走下坡路的时候，疆域版图也一度缩水 ，如果僧人占据了数千万、数百万的耕地，那其他几千万人都靠什么活着。 最有可能的就是数十万顷 ， “千” 和 “十” 两个字的样子也最为接近，而且古代有不少人都在这两个字上出过差错。
自唐武宗李炎会昌灭佛之后，佛教便就此陷入了长久的衰落期。 在经过宋元明清四个朝代的革新和融合后，其教义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近代和隋唐时期相比可以说是完全不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这是亘古未变的真理，其中利害完全取决于人的决定。
在礼佛的信徒中，求福免灾者居多，但也有信徒礼佛是为了净化心灵。有的人加入佛教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强制还俗的二十六万僧人中有很多都是懒汉，抱着不想种地养活自己的想法就加入了佛教，只有少数是真正为了研究佛理拜入空门。
这些不纯正的佛教徒掌控了佛教后，更是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贪欲，严重影响了 社会 的经济发展，这才是唐武宗李炎会昌灭佛的真正原因。 所以唐以后的历朝历代吸取教训，一直对这些宗教势力进行严格的限制，同时保持自己的非宗教色彩。
参考文献：
《唐武宗灭佛原因新探》于辅仁
《唐武宗禁佛之经济成效探讨》张箭
《浅析唐武宗毁佛的经济动因》
-作者-
百川， 愿作一介撰史人，笔尽中华五千年。
李小姐梦游记
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 *** 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 *** 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 *** 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 *** 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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