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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时候,我买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只看了三页就实在读不下去了。无意间读到的《刀锋》却让我见识了毛姆洞悉世事、人情练达的睿智,渊博的知识和炉火纯青的文字驾驭能力。 写《刀锋》的时候,毛姆已年近七十,功成名就,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尽情创作。他说“我才不管其他人觉得这本书是好是坏。我终于可以一吐为快。”这部让毛姆“一吐为快”的小说,令我手不释卷,读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 单纯说《刀锋》的故事,其实难免俗套,拉里和伊莎贝尔青梅竹马、彼此相爱,已有婚约,因人生追求不同,和平分手。十年之后再重逢,伊莎贝尔已经嫁为人妻,并生了两个女儿,她对拉里旧情复燃,拉里却毫不知情。一次偶然,他们遇到了儿时好友苏菲,这是个被命运摧毁的女人,她深爱的丈夫和孩子死于意外,她丧失了活的勇气,染上毒瘾又酗酒成性,拉里决定和苏菲结婚。伊莎贝尔妒火中烧,设计诱惑,使苏菲逃回她早已崩溃的世界,最后惨死刀下。拉里离开了巴黎,回到美国,却从此再无消息…… 《刀锋》带给我最大触动的是拉里的自我追寻之路。 毫无疑问,相比随波逐流、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拉里是个另类。参加战争时,他还只是个懵懂少年,当他独自驾驶飞机在浩瀚无垠的高空飞行,“觉得自己和无限合为一体”,可是战友之死让他惊觉生命之无奈与不可超越,促使他思考生命的意义:“我想确定究竟有没有上帝,想弄清楚为什么有邪恶的存在,也想知道我的灵魂是不是不死,还是身体的死亡就是终点。” 拉里的追寻之路,就从这个疑问开始。起初,他并不知道自己将找到什么样的答案,甚至不知道能不能找到答案,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不愿投身到所谓“美国梦”,不愿为物质财富辛苦奔忙。他过着极简的物质生活,一心追求精神世界的平静、富足,渴望能从先哲那里得到答案,为了更好地理解原著,他还学习拉丁文、希腊文这些“不实用”的知识。他这种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行为,无法得到未婚妻伊莎贝尔的理解,两人解除了婚约。 之后的十年间,他离开巴黎,做矿工,干农活。在波恩停留时,遇到了恩夏姆神父,又试图从宗教得到答案。他在修道院里住了三个月,虽然平静而愉快,但仍无法让自己相信上帝。再后来,他当了水手,这艘环游世界的船,带他去过中国,又辗转到了印度。在象神大师的静修院住了两年,得以开悟。他回到巴黎。重逢已嫁人生子的伊莎贝尔和被命运摧毁的儿时好友苏菲,想要挽救苏菲,又失去了她。这时,他决定回美回去生活。怎么生活?“平淡处世,凡事随和,慈悲为怀,戒除私心,节制性欲。”因为“幸福必须通过精神取得。”然后,他散尽家财,两手空空,消失在人海。 因为我对欧洲的历史、哲学、宗教几乎一无所知,书中第六章,拉里对寻求之路的讲述显得冗长枯燥。正如毛姆自己所说:这一章可以跳过不读,并不会影响故事的完整,但也恰恰是这一章才是他写这本书的缘由。 “印度圣人并非过着无用的生活,他们是黑暗里的盏盏明灯,代表着一种理想,可以启迪其他人。普通人可能到不了这种境界,但是懂得予以尊重,这就足以影响下半辈子。如果一个人变得纯洁完善,风骨就会名闻遐迩,追求真理的人自然会接近。如果我照自己的意思生活,也可能影响别人,就算只是投石入池的涟漪,也会引发另一道涟漪,再引发第三道涟漪。说不定有些人觉得我过得幸福又平静,到头来又把所学传给其他人。” 做一个纯洁完善的人——这就是拉里的理想。 当然可以料想,他将会面临怎样的误解、排斥、孤立和诬蔑,他将笑着面对。 再放到历史和时代背景去看,《刀锋》讲述的是在全球动荡的时期,一个优秀青年意志坚定地寻找真理、自我救赎的过程,因而显得尤为珍贵。“人生的意义,存在的价值”这样的问题将和人类同在。寻求答案,对当下的我们,仍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这个车轮滚滚、日新月异的大变革时代,身为小人物的我们,应该要追求什么?是顺应潮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经济大潮中,还是致力于追求精神世界的充实、宁静?我不知道,是否有无数个拉里正在苦苦求索? 书中最后关于“成功”的反讽描述,又一次深化这个主题。到底什么才是成功?故事里的每个人都得偿所愿,谁的成功更值得钦佩?见仁见智吧! 除了拉里的自白,毛姆还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和拉里形成鲜明的对比,以突显其可贵的品质: 拉里与依莎贝尔对比。拉里真诚、纯洁、崇尚精神生活;依沙贝尔虚伪、自私、贪图物质享受。在对待苏菲的态度上,拉里满腔热忱,要拯救苏菲;依莎贝尔冷酷无情,把苏菲推向死亡。毛姆逼问伊莎贝尔那段场景,把她对拉里强烈的占有欲、对苏菲恶毒的嫉妒心以及内心深处的冷漠、自私,写得淋漓尽致; 拉里与艾略特对比。拉里蔑视名利,厌恶社会活动,执着地追求真理;艾略特竭力巴结权贵,醉心社交活动,一心钻进上流社会。艾略特生前高朋满座,临死时却孤苦无依,只有毛姆出于同情为他偷宴会邀请函,可悲的是,他临死依然深信,在天堂他仍是上流社会的精英; 拉里与苏菲对比。拉里因好友的牺牲踏上探求真理的艰难道路;索菲却因丈夫和孩子的死而走上自我毁灭的绝路。拉里意志坚强,苏菲性格脆弱。拉里找到了活着的最高理想,索菲则在堕落中死于非命; 拉里和格雷对比。格雷按着父辈的规划成就事业,拉里却一直坚持自我的想法;格雷失去财富后一蹶不振,拉里则散尽家财,轻装上阵;格雷在十年后发福、谢顶,完全成了凡夫俗子,拉里却眼神清亮、英俊潇洒,仿佛青春永驻…… 总之,对拉里这个人物的赞叹,毛姆果然是毫不掩示地“一吐为快”。 此外,关于毛姆文字的精彩,实在不胜枚举。在阅读这本书时,无数次为其生动的描写、精湛的语言所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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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什么野心,也从不追名逐利;他最不耐烦成为什么名人志士,所以,他最有可能过上自己想过的生活。”毛姆从不为这个社会所认可的成功写作,他钟爱柔弱对抗整个现存价值体系的所谓失败者,这些人是这世上的吉光片羽。社会价值体系对幸福有明确的指向:金钱,珠宝,容貌,体格,上流社会的交际,名字前的头衔,一枚家徽。毛姆想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些东西是否是有益处的,他讨论当一个人拒绝接受这些,拒绝为此作出努力时,他是否依然能够感到身心的极大愉悦。 阅读时总是想起每天清晨等候的公交站牌,学校旁边早餐摊位上捏着纸币的拥挤人群,想起这个世界上平庸和不平庸的人,贪图平庸和贪图不平庸的人。 相比1919年《月亮与六便士》中那种刻意追寻着家庭生活,物质文明与天性之间有无存在的缝隙,毛姆暮年时期的《刀锋》更自然,毫无用力的痕迹,却每一笔都描的那样地道和丰润,也不经意之间深刻了起来。 尽管是风格相近的作品,比对时依然可以观得一个作家暗自发力的生长痕迹。毛姆在写作风格上偏向于19世纪的英国作家,讽刺而冷眼旁观,带着一种不苟言笑的老派与传统,对现实主义文学不屑一顾。而与此同时,20世纪对于英国来说着实动荡,经历了纷繁复杂的内外部变化。内部,固守传统与改革创新持续对立,经济萧条、阶级矛盾和地区分野时常引发社会和政府内部的冲突;在外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均遭受巨大冲击,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声势渐大,大英帝国不断衰落。想而得之一个敏感且善于旁观的作家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小说讲述了一群人的悲欢离散。人物不多,拉里与伊莎贝尔订婚。而拉力的朋友格雷也在追求伊莎贝尔。不同的是拉里在从战场归来之后性情改变,逐渐变得“出世”,而格雷始终都是积极融入这个社会的人。索菲是朋友圈的边缘人物,遭遇人生的重大不幸之后用极端的放纵来拒绝接受自己的生活。伊莎贝尔的舅舅艾略特是个优雅的人,势力鬼,古董掮客,艺术鉴赏家和热心的朋友,是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的缩影。伊莎贝尔在发现与拉里的不同之后两人和平解除婚约,与格雷结婚,而拉里一心追求真理与命运的答案,最终在印度找到自己的答案,归来之后隐于人海。 真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不同,可以是一条能够解释一切的完美公式,可以是顿悟与空寂,可以是母亲怀里婴儿的细微表情,于我来说,是强烈的好奇。我们的生命在由盛而衰的过程中,其中一部分人必定会选择不同的道路,而绝大多数人,给自己找的存在理由不外乎社会地位(艾略特)、物质生活(伊莎贝尔)、感情(索菲)等等,找到之后就心满意足。人类社会的形成和设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为这些需求服务的。但拉里不同,在战斗中目睹亲密战友牺牲,他那时是18岁左右,不能明白为什么一个好好的人,一下子就死了,好像从来没活过一样。他开始想:人活着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人生是为什么?死亡为什么那么丑恶?死亡是否可以避免?他是极少数的人,而这极少数人中极少数的人,能够勘破这一道理。 为了心中的追求,他完全无视世俗规范,也没有掉进爱情的温柔陷阱,用一种看似毫不费力实则需要极大定力的勇气,保持自己的自由,他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欲望,头脑也非常清醒,有极强的专注力,他不会是一个成功的生意人,一个浪漫的情人,一个父亲。他是一个战士,所以他才找到了自己想找的真理,哪怕随后带着这个秘密,走进人群之中。在全文的最后,甚至对拉里生出了“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苍然释怀之感。 “因为人不论男男女女,都不仅仅是他们自身;他们也是自己出生的乡土,学步的农场或城市公寓,儿时玩的游戏,私下听来的山海经,吃的饭食,上的学校,关心的运动,吟哦的诗章,和信仰的上帝。这一切东西把他们造成现在这样,而这些东西都不是道听途说就可以了解的,你非得和那些人生活过。要了解这些,你就得是这些。 ” “而这片人海又是被那么多的矛盾利益困扰着,那样迷失在世界的混乱里,那样渴望好的,那样外表上笃定,内心里彷徨,那样慈善,那样残忍,那样诚实,又那样狡猾,那样卑鄙,又那样慷慨。”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事,故事人就是毛姆,他不但旁观,也参与,口气就象是在说几个朋友的家常。人物的联系比较松散。伊莎贝尔是一个中心,毛姆是另一个中心。 毛姆是极高产的作家,一生著作无数,长篇小说二十部,短篇小说一百多篇,剧本三十个,此外尚著有游记、回忆录、文艺评论多种。为人性格直白,常常讽刺当时西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畸形关系、上流社会的荒理无度以及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在英国常常招致文艺批评界的诋毁。而晚年享有极高盛誉,1965年12月15日,毛姆在法国里维埃拉去世,享年91岁。骨灰安葬在坎特伯雷皇家公学内,耶鲁大学为其建立了档案馆。1947年,毛姆设立毛姆文学奖,奈保尔,伊恩·麦克尤恩等都曾荣获此奖项。 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传统的矛盾态度,使毛姆在想要追求新时代个人价值的同时,不愿颠覆文化传统。这种心理投射在写作上,常常体现为逃避,追求人性的超然物外,保持着与社会的距离感,旁观这一场巨变,保持着难以想象的冷静与孤独。 毛姆对笔下的角色没有偏袒,这一点非常难得,许多作家的人物设定里带有明显的个人偏好。好的作品会让读者忽视作者对于故事的绝对控制,它更像是随意发生的事,而作家仅仅是匆匆记下了一笔。 这一点与契科夫有极其相似之处,两人都强调“超脱个人悲喜”的描写生活。《刀锋》对于“旁观”做出了生动诠释,不去过多干涉作品与读者,是身为作家的德行。毛姆并不能算作是一流的作家,在叙事上,伍尔夫与海明威等人皆优于他,如果真是什么让毛姆这样鲜活的存在于文人的心里,或许是一种作品里带着的对于读者的不拒绝,带着一股亲切味道。 书的最后部分,拉里完成对生命的提问,可能已经成为一位出租车司机,如他所愿一般淹没于喧嚣激荡的人海。其中有众多矛盾和利益纠葛,有人迷失于失序的世界,有人坚信善良,有人外表笃定,有人内心彷徨,有人慈悲为怀,有人不知变通......此番种种,构成众生相,每个人得偿所愿:成为社交名流,进入上层阶级,或是朝九晚五平凡忙碌,有的终于求得一死,究竟也是皆大欢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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