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桃花扇的毕业论文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桃花扇》赏析心情： 天气： 类别：文学原创 查看:57824 评论:9《桃花扇》是清代剧作家孔尚任（1648-1718）磨砺十余年所创作的一部历史传奇剧作，作品内容主要借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王朝覆亡的悲剧历史，并揭示南明覆灭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在众多的明清传奇中成为一大亮点。当《桃花扇》一问世，一时洛阳纸贵，不仅在各地城市频繁演出，“岁无虚日”，而且连偏僻的地方也时有演出，可见剧作的艺术成就之高，魅力之远，无怪乎《桃花扇》曾被称为“中国古代典型戏剧的压轴戏”。其艺术上的成就是值得赞扬的，尤其在结构方面更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这样评价道：“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华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之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可以说，《桃花扇》的结构在古代戏剧中很优秀突出的。本文拟就其结构艺术作一探讨。所谓戏剧，是一种运用文学、舞蹈、音乐、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社会生活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就戏剧结构而言，俗称“布局”，指的是剧作从全剧出发，对于戏剧冲突、戏剧动作（情节）在有限的舞台时空所作的组织和安排，即情节结构。一部好的作品的结构要求：首先，剧本须服从主题的需要；其次，剧本须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最后，剧本须遵循自身规律，达到完整统一。最重要的是要具有独创性，能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突出社会矛盾，使情节曲折离奇，引人入胜，集中表现出鲜明、独特的人物个性。可见，戏剧结构就是作家在进行戏剧文学创作时，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对塑造形象和表现主题的需要进行构思，经过集中、提炼的生活材料、人物、事件、环境等裁剪，合理而匀称地安排，组织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刘勰在《文心雕龙·附会》中曾指出：“何谓附会？谓总文理，统首尾，定与夺，合涯际，弥纶一篇，使杂而不越者也。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这就是说，写文章必须注意谋篇布局，重视组织结构。因此，戏剧作品的结构，对于作品的内部组织和外部形态的构成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构成上，应有戏剧冲突，这是戏剧的一般规律。“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戏剧要在一定时空限度内高度集中地反映社会生活，就必须具有强烈而富于表现力的戏剧冲突。而《桃花扇》的戏剧冲突无疑就是侯、李的爱情故事了。《桃花扇》的戏剧结构就是作者借侯、李爱情的悲欢离合来反映南明王朝覆灭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在戏剧文学里，戏剧主要是通过剧中人物的事件、语言等塑造艺术形象，揭示人物性格，表现矛盾冲突，展现思想和主题。这是戏剧文学的一个特点。孔尚任巧妙地运用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为线索，把纷繁复杂、变幻不定的历史事件组成了一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运用一把扇子串联前后事件，最终反映南明王朝灭亡的历史原因。《桃花扇》以侯方域与李香君的爱情为戏剧冲突，展开戏剧的发展。展示人物行为动机之间的尖锐矛盾和他（她）自身性格的内在矛盾的戏剧冲突，而他们的爱情却始终卷入在南明政治的漩涡和南明政权从初建到覆亡的过程中。直到南明灭亡，他们才得以重逢，而在他们团圆之际，却受到张道士的启示，两人忍痛割爱，双双入道。因为国破家亡，有了爱情又有什么用呢？而象征他们爱情的“桃花扇”也被张道士撕碎，掷于地下。因此，南明的结束是侯、李爱情的了断，作者赋予了他们深刻的政治意义，抒发了强烈的亡国之痛。侯、李的分分合合，始终与南明朝廷的兴亡始末联系在一起的。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李爱情悲剧为基点，以侯、李派生出各色人物，构筑起一系列事件，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该情节起伏多变，头绪众多，场面宏阔，但其结构始终不枝不蔓，浑然天成。正如作者所自道：“排场有起伏转折，惧独辟新境；突如而来，悠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见孔尚任《桃花扇·凡例》）这些有关戏剧的理念在他的《桃花扇》中得到很好的体现。所谓道具，是指戏剧、电影和其它演出中所需的舞台用具。在戏剧文学中，典型道具特别能点明主题，有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的作用，亦有对情节的发展、场面的展开乃至人物的塑造的美化作用，有的道具在剧作中还是一个寓意深刻的象征物。在全剧中，孔尚任特意渲染了侯、李的定情之物——桃花扇。一把象征爱情离合的“桃花扇”是贯穿全剧的主线，同时又是象征了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覆亡。孔尚任在《凡例》中说道：“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珠，观众当作巨眼。”可见扇的妙用，作者已刻意赋予其特殊意义。“桃花扇”作为典型道具的出现，首先作为情物。男女主人公初次见面时，侯方域将一把宫扇作为定情之物送给李香君，从此无名的扇子变成男女之情的信物。随着剧情的发展，道具“桃花扇”又作为一种武器。这时，扇不仅仅是指侯、李的爱情，更是指南明政权。“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这里染上了悲壮的色彩。因而，桃花扇作为李香君不肯屈辱于权奸的一种武器，也是一个女人为爱情挣扎的过程，意味着南明走向灭亡的必经之路。最后，道具“桃花扇”又作被撕毁形态，意示着南明的最终覆灭，是由于朝廷的腐败、内部的勾心斗角造成的。通过一系列的“赠扇”、 “溅扇”、 “寄扇”、 “撕扇”等情节，把多个人物与一系列矛盾冲突串联起来，使一把宫扇成为“离合”、 “兴亡”的见证，从而把“离合之情”与“兴亡之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烘托了全剧的主题思想，表现了作者的亡国之痛，也隐寓流露出作者理想的破灭。于是，“南明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见于孔尚任《桃花扇·本末》）该剧将爱情主题与反权奸主题均收之“桃花扇”底，将二者的尖锐对立直推观者面前，从而表现出凄美的诗意，并以此作为剧本的题名，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充分体现了孔尚任独特的艺术匠心。在戏剧文学里，中介人物对于人物关系起着串联与互补作用。而中介人物，往往都是具有鲜明独特的个性，能充分深刻地反映一定历史时期某些本质和规律的人物形象。对于人物关系而言，中介人物能起到牵制和推进人物性格的发展，又能影响并推动人物环境的变化，直接推动剧情的发展。《桃花扇》的另一特色在于利用中介人物杨龙友等人作为联结正邪双方的纽带，在剧情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穿插作用。杨龙友，他能诗能画，风流倜傥，游离于复社文人和阉党权奸之间，它既是马士英的亲戚，又是阮大铖的盟友、侯方域的朋友、李香君之母李贞丽的相好。他促成了侯、李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当闻左良玉欲移师南京，满朝官员一筹莫展时，他出面求侯方域写信退兵；当李香君大骂马士英而遭毒打时，他又巧加维护；当阮大铖诬陷侯方域私通左良玉而欲逮捕时，他又暗中促成侯方域的逃跑。孔尚任写出了这个中介人物的多面性。可见，性格决定着情节，情节的发展又推动人物性格的发展，使剧情具有生动性和丰富性，能比较广泛而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的风貌与本质，也正是通过这些复杂的人物关系构成不同的人物矛盾冲突，营造出一个又一个戏剧性，从中揭示不同人物的思想与性格。通过中介人物的串联与互补，巧妙地安排人物关系的变化，恰当地组织人物的矛盾冲突，有规律地影响并推动剧情的发展，从而成功塑造出人物形象。这又是《桃花扇》结构的一个重要特色。《桃花扇》描写、概括如此广阔的、复杂的历史生活画面，如果没有精巧的艺术结构是很难成功的。其意义最突出的，就是达到了政治与戏剧的完美统一。首先，以政治斗争推动爱情发展，又借爱情纠葛来表现政治斗争风雨。侯、李爱情上的悲欢离合的结构主线，始终和国家兴衰存亡结合在一起。侯、李两人的合，由杨龙友、阮大铖等人促成的；离，也是由阮大铖诬陷侯方域而产生的。侯、李两人最后的合也非以往戏剧中的大团圆，而是在南明王朝灭亡之际，男女主人公在逃往路上偶然相遇；其最后的离，也因国家的灭亡而分离。可见，政治与爱情紧密结合。其次，在爱情离合的结构的主线下，虚写与实写，明写与暗写，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巧妙地组织剧情，集中地反映主要情节冲突，有重点，有深度。在剧中，实写李香君，虚写侯方域，反之亦然。李自成攻占南京，清兵南下，都作暗写，而权奸、复社文人之争等都作明写；描写李香君、候方域、马士英、史可法、苏昆生等用明写，主要情节和人物十分突出，使观众、读者觉得丰富又集中。人物形象是叙事性文学作品的主体，也是戏剧作品主题思想的主要体现者，塑造人物形象是作品创作的中心任务，因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采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表现手法，从社会环境和人物关系出发，去把握人物的思想性格。正是由于以爱情的悲欢离合为焦点，所以在侯、李的爱情关系上，以严肃的写实笔调,通过典型丰富的细节描写,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社会意义。首先，从性格方面来看，突出了李香君正直，刚强的性格；其次，从立场观点来看，反衬了李香君明大义，识大体的高尚气节；再次，从社会角度来看，折射了作者浓厚的爱国情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南明的社会形态。可见，通过人物性格、语言方式、立场观点、社会角度等体现人物形象的深刻性，因此他们的爱情也因国家的灭亡而死亡。所以，戏剧所展现的并不只是爱情，而是南明灭亡的全过程，作者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分析塑造来体现结构的重要性。故而，结构对人物塑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意旨突出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通过人物性格思想的变化，反映南明历史的社会面貌。戏剧作品的主题，是作品所描绘的全部生活现象，既是作品的整个形象体系所表现出来的中心思想，又称主题思想。主题是戏剧作品内容的核心，是一部戏剧的灵魂和统帅，也是一个作为作品中心的对体裁的思想认识。所以，结构对一部戏剧的主题具有重要的意义。就是戏剧作品的结构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样式，都必须服从主题的需要。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到戏剧结构时就曾强调要“立主脑”，而且说，主脑是什么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这表明作品的结构应服从主题的需要。因此，作者在创作时，对作品内容的安排，什么在前，什么在后，何者为主，何者为辅，材料怎样剪裁，章节怎样联结，首尾如何呼应等等，都应服从主题的需要而精心构思，周密布局。《桃花扇》所反映的是一部亡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民族悲剧，只不过是借侯、李的恋爱故事来哀悼南明覆亡的历史，抒发兴亡之感。其意义是明确的，希望大家知道南明王朝覆灭的前因后果，借此惩创人心，突出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达到了政治意图。作者曾这样自述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又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就矣。”（见孔尚任《桃花扇·本末》）短短几句话，就已表达了作者那种不胜感慨的神情。显然，这种感慨不是因侯方域、李香君的恋爱波折而发，而是为国家民族的不幸而生。体现了全剧的创作宗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从以上可以看出，结构对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性意义，以民族气节来警惕人心，激励后代，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作为古典戏剧的压轴戏，《桃花扇》一剧对我国戏剧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与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明代汤显祖《牡丹亭》和清代洪升《长生殿》相比，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戏剧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过去《西厢记》的结局是张生和崔莺莺不顾一切阻力，勇于追求爱情婚姻自由，通过机智和勇敢终于走到一起。又如，《长生殿》的结局是杨贵妃虽然死了，但她与唐明皇的爱情致死不渝，精诚不散，终成连理。再如，《牡丹亭》的结局是杜丽娘经过生与死的较量和对爱情的执着追求，终于与梦中情人结合在一起。因此，他们的结局都是由于男女主人公通过千辛万苦，不屈不挠的斗争和执着的追求结合在一起，以大团圆的结局收场， 符合了以往戏剧惯常手法，平复和满足当时观众心理。反映了人民的美好善良的愿望，希望某些理想得到实现，同时又宣扬善恶因果报应的轮回思想，体现了人民的乐观主义精神，也表现了人民在精神上急于摆脱黑暗现实的浪漫理想。《桃花扇》整部戏剧结构的结局就不是大团圆之作，而是在张道士的训斥之下侯、李恍然大悟，最后双双入道。因此打破了以往戏剧那种才子佳人式的情爱观念，因为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受到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制约，他们爱情的意义在于抵制奸党，坚持民族气节，当奸党和国家名存实亡时他们的爱情也名存实亡了，有力地刻画了历史的必然性破败，折射了人生的意义：人在命运面前的被动与无奈，也是不能逃避的。《桃花扇》的悲剧性的结局，有力地打破了古代戏剧习见的大团圆程式，显示出更大的现实主义的魅力，给读者或观众留下了更大的思考余地。中国古代爱情戏往往表达了封建社会中人们对禁欲主义的反抗以及对婚姻自由的向往与追求。例如，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都集中反映了对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控诉，强烈表达了对婚姻自由的无限向往。又如，清代洪升的《长生殿》主要是借兴亡之感来突出杨、李爱情，从而表达自己的爱情理想，具有浪漫主义思想。可见，当时的爱情戏剧都是以“情”为主的，具有缠绵婉转的爱情主题。《桃花扇》不仅仅限于“爱情”之内，更添加了“政治”内容，使结构呈现出政治与爱情复合的样貌，使剧本从狭窄的情爱主题中跃出，具有了更大的容量和表现张力。因为作者将爱情描写与政治斗争描写巧妙结合在一起，开创了中国爱情戏剧的新发展。一方面，作者把男女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与南明兴亡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表现了复杂的社会生活。男女主人公的分分合合，无一不与南明兴亡相联系，突出其“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作者对于其两人的爱情作了单独描写，是为了突出“兴亡之感”，也就是突出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从《桃花扇》的结构设计，已大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爱情戏的一种新的发展。中国古代历史剧往往强调历史的真实性，认为过于虚幻则超出了历史的事实，脱离了现实生活，缺乏考证性，不符合戏剧要求。所以在此以往的历史剧结构，其实是完全按历史事实的发展逻辑顺序去编排设计的。例如，由于《长生殿》是通过男女主角的悲欢离合来串联兴亡历史，不算历史剧，《牡丹亭》亦是如此。而《桃花扇》作为中国古代的优秀历史剧，是因为其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高度结合，这是古代历史剧的一个新的突破。在我国元明清三代的戏剧中，以历史为题材的比例最大。但真正优秀的历史剧并不多，而《桃花扇》则是例外。孔尚任总结了前人的创作经验，突破了我国历史剧的发展。其一，书中所述事件大都经过作者考据，所出现的人物也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真事。如：阮大铖、吴文箕等人，均是历史上曾有过的真人。其二，剧中的内容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与虚构，创造出的是能反映社会生活规律与本质的“艺术真实”，而这种艺术真实使剧作所反映的现实更具真实有力。如：李香君的溅扇、骂筵均是虚构，入道同样也是虚构。在历史上，侯方域是位阔少爷，而剧中却是经济拮据的落魄公子。明亡之后，历史上的两人不再相会，而剧中两人不但相会，而且入道，等等。正如作者在《桃花扇·凡例》里所说：“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虚假。至于儿女之情，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想说明戏剧必须要有“根据”，又允许虚构，还可以深入到塑造人物形象时的集中与概括，使其具有戏剧艺术的美感。而《桃花扇》正是突破了中国古代历史剧的模式上的创新，把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结合起来，利用“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的结构框架，把明朝亡史书写了一笔。综上所述，孔尚任的《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爱情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作者借侯、李的爱情来反映南明覆灭的历史，尤其在剧情发展、人物塑造和主题思想中突出了戏剧结构的宏伟精巧，这是作者对明清传奇结构的独特见解。而且与其他戏剧相比，更突出了作者对审美意识的高度评价。因为它打破了中国传统惯常的大团圆的结局，也开创了古代爱情戏的新发展，更突破了古代历史剧的模式，无怪乎被称为中国戏剧史上最典型的历史剧，更是明清传奇中借爱情写政治的巅峰之作，而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使其艺术结构得到极佳的体现。参考文献[1].张培衡、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卷）[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 中国戏剧出版社，.[3].郭英德.明清传奇史[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4].张炯.中华文学史[M] .长江文艺出版社，[5].董每戡.五大名剧论[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6].曹廷华.文学概论[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6.[7].饶芃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M]. 广东教育出版社,1989.

被誉为清代传奇南北高峰之一的《桃花扇》，是一部结构宏伟的历史悲剧。它从内在情节到外在排场，无一不严谨工巧，更为难得的是其内外两层结构能够和谐统一，相互映带。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因其近乎完美的艺术结构得到了极佳的体现，反映出孔尚任非凡的创作能力和对于传奇结构高度自觉的形式审美意识。 [关键词] 孔尚任 《桃花扇》 情节结构 排场结构 形式审美 明清时期的众多传奇中，由孔尚任创作的《桃花扇》无疑值得我们另眼相看。该剧的内容、思想及人物塑造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以结构搭架方面更为值得一提。梁启超曾在《曲海扬波》卷一中对该剧大为赞赏“……但以结构之精严，文藻之壮丽，寄托之遥深论之，窃谓孔云亭《桃花扇》冠绝千古矣！其事迹本为上千岁历史上最大关系之事迹。唯此时代，才能产此文章。虽然，同时代之文家亦多矣，而此蟠天际地之杰构，独让云亭，云亭亦可谓时代之骄儿哉！” 一 戏曲创作以结构为先。所谓结构，它是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框架，也即架子。就戏曲结构而言，它包括了内在情节结构与外在排场结构两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桃花扇》内在情节细密完足，上下联络，各出位置鳞次有序，没有出现脱节的现象。《桃》剧正戏四十出，老赞礼早在《先声》一出中通过自唱张道士[满庭芳]词概括出整部传奇的大意。“公子侯生，秣陵侨寓，恰谐南国佳人；谗言暗害，鸾凤一宵分”反映侯、李二人由合到分的波折（第1—12出）。“又值天翻地覆，据江淮藩镇纷纭。立昏主，征歌选舞，党祸起奸臣”叙述朝代更替，党祸军讧的混乱局面，描绘出生旦离合的政治背景（第13—20出）“良缘难再续，楼头激烈，狱底沉沦”反映生旦两人与阴暗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情节转入高潮（第21—29出）。“却赖苏翁柳老，解救殷勤。半夜君逃相走，望烟波谁吊忠魂？桃花扇，斋坛揉碎，我与指迷津”交代各脚色归宿，同时收束生旦离合一线，剧情结束（第30—40出）。 在元杂剧中，一本四折的基本结构模式使得戏曲情节多是围绕故事本身起、承、转、合的推进形式而展开，但是发展到明清传奇部分，因为文本篇幅和演出场次的大大增加，制约戏曲情节结构的因素则更多是出于剧中人物的行为以及各个脚色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以往描写爱情的传奇剧不同的是，《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最终被国难所淹没。作者把政治斗争放在主体地位，而侯、李的爱情纠葛则处于从属位置。只就生旦之间的关系来说，上半本以侯生为动点，串联起第6出《眠香》与第12出《辞院》，直接叙述了生旦一见即合，又由合到离的过程；下半本则是通过李香君的视角来展现，以第23出《寄扇》、第40出《入道》来反映两人因离思合却最终会而不合的心理与结局。 把侯、李的爱情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奸臣马士英、阮大铖与生旦之间的关系变化。上半本中《哄丁》《侦戏》两出是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初次交锋；第7出《却奁》阮大铖蒙羞受辱，计划落空；再至《辞院》一出，阮大铖假马士英之势嫁祸给侯生，使生旦陷入悲离之境。下半本中李香君矢志守节，《守楼》《骂筵》再结仇隙；《逮社》一出候方域等复社文人被逮入狱；到第36出《逃难》马、阮被抢一节，侯、李二人才分别得以从狱中和宫中逃出。奸与贤，是与非的对立紧密交织，促使情节不断向前推进。 《桃花扇》与同期或者是稍前的一些传奇作品来相比较，《桃》剧有一个显著的特色，即它采用了史著纲目，且用编年体记事。剧中除了每一出叙事都标出了具体年月外，还在文本正文之前附上一份“桃花扇考据”作为补充说明，以佐证书中“实事实人，有凭有据”之说。正戏部分从崇祯癸未二月的《听稗》一出开始，到弘光乙酉七月的《入道》一出结束，时间共历3年，前因后果，一目了然，生旦离合之情与国家兴亡之感相得益彰。其中第1—12出记述癸未二月到八月事，第13—23出记述甲申三月至十一月事，第24—40出记述乙酉二月到七月事。各年所记事件的月份比例为7：8：6，相差无几。此外，如果我们对剧情推进的时间稍加留意的话，还不难发现甲申六月的“移防”（见第20出《移防》）一事基本上位于癸未二月与乙酉七月的中点位置。 时间与空间往往相提并论，作者孔尚任不仅对在剧情发生的时间上作了精心布置，使之丝丝入扣，而且对于地点的安排也是有的放矢，匠心独运。剧中各出情节所涉及到的地点分布于南京、武昌、扬州、河南四处，其中南京作为政治斗争的中心地点所在，上本中共有14出内容是发生在南京，为《听稗》、《传歌》、《哄丁》、《侦戏》、《访翠》、《眠香》、《却奁》、《闹榭》、《修札》、《辞院》、《阻奸》、《迎驾》、《设朝》、《拒媒》；而与此相对应，下本中也有15出（《媚座》、《守楼》、《寄扇》、《骂筵》、《选优》、《逢舟》、《题画》、《逮社》、《归山》、《拜坛》、《会狱》、《逃难》、《沉江》、《栖真》、《入道》）情节是以南京作为发生背景。 总的来说，《桃》剧剧情从发生、发展到高潮、结局，情节推进次序井然，有伏笔，有转折，有照应。剧中主要的时间、地点也与文本出数大致相应，可以说是处处精妙，不显雕琢痕迹。正如作者所说“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⑴”“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非如旧剧，东拽西牵，便凑一出⑵”。 二 一般来说，传奇的第一出并不真正作为正戏的开始，而是由一个次要脚色（通常是末或者副末）上场来敷演剧情始末，起个说明大意的作用，不属于正戏的内容，但它在结构上却又被纳入到全剧的总出数之中，相当于元杂剧的楔子。如果我们把副末开场这一出戏定为1，把后面正戏情节的出数定为N，那么就可以由（ 1 + N ）/2这个分子式从理论上来推算戏曲排场中点所在出的位置。但是在奇数出的戏曲中，因为（ 1 + N ）为奇数，所以这种形式的曲目就有可能难以找到其外在排场的形式中点。毛晋所编写的《六十种曲》收录元杂剧1种；作者、姓氏、年代不详者5种；元末明初至明万历中期这一阶段的作品47种；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前期的作品7种⑶。经统计，在这60个戏曲篇目之中，总出数为偶数的有45篇，占据其中的3 / 4，总出数为奇数的则只占1 / 4。 汤显祖所作的《牡丹亭》是明清传奇中享誉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全剧55出。如果推开情节暂且不论，那么理论上的形式中点应是处于55 / 2之处，即第27出或第28出。但是实际上，该剧前虚后实的两大叙事框架是以第36出杜丽娘还魂婚走为界限的，之前的场次可视为虚的部分，还魂婚走之后的场次则为实的部分。通过36：19的比例关系，我们可以看出《牡丹亭》一剧在结构上的前后不对称。理论上的形式中点与事实中的情节中点相差竟达8出之多。作品前36出情节任意铺陈，逐节点染，如《肃苑》、（第9出）、《道觋》（第17出）、《诇药》（第34出）等场次游离于主题之外，失之冗闲，演之场上不免令人困顿，实可删减。后19出情节推进相对较快，与前面部分不相适应。 中国传统文学一直崇尚“中和之美”、“对称之美”，且不说俗文学中婚礼上的“喜喜”、比目鱼、连理枝、并蒂莲等说法，在雅文学范围内，如对联就要求上下两联字数对等；诗歌中绝句不论五言、七言都是四句，格律诗都是八句；六朝骈文更是以对称对偶为美。对于戏曲来说，偶数出的曲目较之奇数出的而言确实更具有视觉和心理层次上的形式美感。但是，这并不能代表偶数出的戏曲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出全本的中点，而是往往出现一种外在形式中点与内在情节中点不尽一致或者是不相协调的情况。 洪升创作的《长生殿》共有50出，在戏曲史上曾获得“千百年来曲中巨擘”的美誉，近人王季烈也曾在《螾庐曲谈》中激赏曰“……其选择宫调，分配角色，布置剧情，务令离合悲欢，错综参伍，搬演者无劳逸不均之虑，观听者见层出不穷之妙。自来传奇排场之胜，无过于此。”然而，此剧也非尽善尽美，在总体风格上有失精密，具体排场上失于冗长。下卷中尤其是杨玉环“尸解”为仙之后，作者洪升为了使上下卷出数比例匀称，强行设置了部分关目，如《仙忆》（第40出）、《见月》（第41出）、《驿备》（第42出）等，使下半场结构庞大且有拼凑之嫌。“伶人苦于繁长难演，竟为伧辈妄加节改，关目都废⑷。” 面对此种情况，孔尚任对传奇结构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从而作出了进一步的创造与发展。由他编写而成的《桃花扇》一剧，把以往的开首第一出“副末开场”衍变为上本正戏之前的试1出《先声》，同时在上本末又设置了闰20出《闲话》与之对应。下本中亦是如此，前有加20出《孤吟》，后有续40出《余韵》。由《先声》与《闲话》包裹前20出，《孤吟》与《余韵》包裹后20出，形成了一个“试1出 + 第1—20出 + 闰20出”，“加20出 + 第21—40出 + 续40出”的对称结构，既有头有尾，有前后匀称。此外，剧中第20出《移防》从排场上看，它是上半本的结场，即小收煞；就情节而言，它作为发展部分与高潮部分的分水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妙用。“侯生移而香君守矣 ，男女之离合与国家兴亡相关，故并为传出⑸”；“上本之旨，皆写草创争斗之状；下本之旨，皆写偷安宴游之时。争斗则朝宗分其忧；宴游则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为全本纲领，而南朝之治乱系焉⑹。”可以说《移防》既是一个转折点，又是把上下两本分开的显著标志。正是如此，《桃花扇》采用的这种“1 + N + 1”的偶数出曲目结构形式才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形式中点与情节中点的完美结合。 三 明末以降，城市商业经济逐步繁荣，世俗化的社会风气渐渐波及到文学领域，部分文人开始把趋于世俗化的生活情趣作为创作题材。袁宏道在《虎丘记》所描绘的中秋之夜虎丘的喧闹场景以及张岱《西湖七月半》中所记载的赏月盛况都清晰可见世俗化文学创作的痕迹。与此同时，文坛上又盛行着古典浪漫主义的文艺思潮。以袁宏道为首的公安派强调自由抒写真情；冯梦龙主张戏曲创作要表达“真”；李贽提倡“童心说”；汤显祖也要求“神情合至”。传奇创作在当时的浪漫思潮影响下渐渐形成了“脱空杜撰”“凭空捏造”和随意构思的创作时风。反映在戏曲文本中，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戏曲结构设置的不匀称。剧情往往围绕一个“情”字而随意生发，“或突添枝节，或无理舞断”，情感的抒发压倒了结构的要求，使结构冗长芜杂，“下半部大率缓急失宜，先后倒置”，“求其工稳熨帖，前后自成章法者，什不得一。” 清代初期，国破家亡的惨痛教训促使知识阶层对明末的个性解放思潮和蹈虚空疏的文风进行深刻的历史文化反思和学术检讨，由王宗羲、顾炎武等人倡导的“经世致用”之学就成为清初文化思潮的主导倾向。官方也重新强调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对引导晚明文人走上世俗化道路的心学展开全面围剿，正统文学逐渐回归到雅文学轨道。 以李玉为首的苏州派剧作家重视舞台演出与伦理教化，打破了“十部传奇九相思”的传统写法，选择观众熟悉的历史时事题材，歌颂忠臣义士，气氛无疑变得严肃，本色语言浸透了沉重的历史兴亡的感叹，不仅寄寓自我的亡国之痛，更力图唤醒世俗社会成员的伦理意识。以吴伟业为代表的文人作家群在戏剧创作上返回到明代中期的杂剧观念和轨道，“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淋漓尽致地抒发自我的情感。而在诗歌领域，清初诗人为抵制世俗趣味而追求高雅境界竭力提倡“博学”，主张将“学问”与“性情”相互融合。此外，桐城派散文大家方苞严格讲求“义法”，将“文以载道”的正统文学观念推向极至。 出于愈来愈浓的雅化氛围的影响，部分传奇作家对戏曲的内容和结构加以高度重视，如洪升的传奇作品《长生殿》在一个大众已经非常熟悉的历史题材上进行了雅化处理，对李隆基与杨玉环之间的情爱纠葛作出了重新诠释，一方面他把儿女情爱从国家政治中剥离出来，李、杨之间的真情达到可以为爱情牺牲一切的地步；另一方面又在文本中逐渐消解“欲”的因素，却把“情”提升至一种纯洁与永恒并存的境界。在戏曲理论方面，和洪升、孔尚任差不多同时期的李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结构第一”的观点，认为“填词首重音律，而予独先结构者，以音律有书可考，其理彰明较著 …… 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⑺”。 至孔尚任时，作者的主体意识更是大大增强，《桃花扇》把爱情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李香君与侯方域的个人情感负载了国家、民族的重任，最终指向政治伦理。李香君作为一个妓女，作者把她的情感与生理本能剥离开来，定位于精神层面，置入到一个独立的空间，也即男女真情最后依附的“白头偕老”的具体婚姻形式可以和以往戏剧的固定情节分离。《桃花扇》一剧以其宏伟精巧的戏剧结构和反映历史生活的深广在中国古代戏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从内在情节到外在排场无一不严谨工巧，更为难得的是其内外两层结构能够合谐统一，相互映带。作品深刻的思想主旨因其近乎完美的艺术结构而得到了极佳的体现。深究其中原因，《桃》剧在结构上的平衡与匀称应是出于作者孔尚任对于传奇结构的形式审美的自觉把握。 综上所述，如果说洪升在《长生殿》下半本中强行加进去的场次可能是为了求得文本结构的匀称而有意为之的话，那么孔尚任则完全是凭着自己史笔诗心的卓越匠心和对传奇结构的形式审美的自觉意识在进行写作，“一句一字，抉心呕成⑻”，终于创作出《桃花扇》这部浑如天然化工的绝妙之作来。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桃花扇》通过复社名士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南明王朝旋立旋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表达了通过戏剧形式总结历史教训和抒发兴亡之感的创作意旨。通过戏剧艺术再现南明历史，让人感受到在历史的、政治的巨大变化之中，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个人的命运是不能自己主宰的。《桃花扇》的社会意义：《桃花扇》以勇敢的写实精神，将爱情置于残酷的政治斗争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变迁之中，以悲剧结局，体现了“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主题，引发人们在进行历史审视的同时，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深沉的思考。这正是《桃花扇》具有深厚的思想价值所在，也是它产生隽永的艺术魅力的重要原因。全剧只有30名出场演员，作者将其分为“色部”、“气部”和“总部”。色部是贯穿全剧表现“离合之情”故事主要情节的人物，又分为以男主角侯方域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左部”和以女主角李香君为首的及其周围人物的“右部”，共16人。气部是表现背景历史“兴亡之感”的人物，又分为以史可法为首的忠臣的“奇部”和以马士英等为首的奸臣“偶部”，鉴于历史上不敢骂皇帝，将弘光皇帝分在奇部，共12人。扩展资料《桃花扇》剧中以明末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同时也揭露了明末朝廷的腐败现内部的矛盾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