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日本战国时期的铁炮其实更多的时候和中国古代的铁炮安情况来说应该算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也不妨要问问看，那就是其实真正对比起来的话，日本战国时期的铁炮还是要厉害很多的，那么日本战国时的铁炮威力究竟有多大呢?下面我们就着这个问题一起分析揭秘看看吧，感兴趣的别错过了! 日本拥有铁炮，最早是缘于中国元朝时的两次跨海东征，也就是日本镰仓时代的文安(1274年)弘安(1281年)之役。 虽然忽必烈未能如愿降伏黄金国，但是这两次入侵却给日本那些躲在小岛成一统的大名们很长了一些见识，领教了蒙古复合弓的高效和元军战法的先进，当然也包括元朝铜火统的威力。 铜火铳适合水战和攻城，是当时相当厉害的火器，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存有元朝至顺三年(1332年)的铜火铳实物，长米，口径米，重公斤，携带很方便。由铳口、铳膛、药室、尾銎组成，发射铁制或石制弹丸。 五百步外可以伤敌，五百步内可以有效拒敌，一百步内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了，因为根本来不及点火。 日本人管元朝铜火铳叫原始火铳，武田家的战争备忘录《甲阳军鉴》里，也记载大永5年(1525年)中国火铳传入武田家。但是因命中率和破坏力不够，未得到大规模仿制。更早应仁之乱时，也把战争中出现的中国火铳称之为火枪、飞炮。当然最好听的称呼，还得数“神机火枪”。 日本天文12年(1543年)，种子岛时尧以出嫁女儿给葡萄牙人为条件，向葡萄牙人换来一管当时最先进的火绳枪，交由工匠八板金兵卫于天文14年(1545年)仿制成功。随后，不讲信用的种子岛时尧又将女儿从葡萄牙人那儿回来，人枪两得。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铁炮传来”事件，从此日本进入铁炮时代。传言有一个中国人为了促成此事，也在其中帮了不少忙，那个中国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真正的海贼王王直。 日本铁炮的有效射程有200米，精准射程40米，从前膛装填铅弹。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都明显高于日本和弓。便携性也强于动不动就比人高的和弓。 日本是个很会山寨的国家，常常仿货能做得比原装还好。明朝万历年间中日壬辰战争(1592-1598年)，即日本的文禄庆长之役，当时明军缴获了日本的铁炮分析，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国产的鸟铳最多连发七铳就不敢再发，因为怕枪膛过热炸膛，而日本的铁炮却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实际上那时日本的铁炮从质量到装备数量都比明朝鸟铳要强，那时明朝真正厉害的是佛朗机大炮和辽东铁骑，毕竟日本战国还没有真正军事意义上的骑兵。 安土桃山时代，日本铁炮的全国保有量在50万以上，全世界第一，所以到现在为止，还和当年明月一样，认为日本古代战争就是村长和村长打架，其实是很想当然的。真是村长和村长打架，中日壬辰战争大明需要打得那么辛苦吗? 九州因为港口多，与外界交流多，所以是最早使用铁炮的区域，像岛津家、大友家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配合适合的先进铁炮战法，铁炮威力还可以提到有效提升。 比如立花道雪的“早合”，即提前把铅弹和火药分装好，到了战场就能迅速装填射击，可以有效让射速倍增。 织田信长家的“三段击”，可以让铁炮队分队连续射击，武田家可以说就是在长筱之战亡在三段击上。 杂贺孙市的“钓瓶击”，即进行铁炮射击分工，专人专岗，一人专门负责装填火药，一人专门负责装填铅弹，一人专门负责挂火绳，最后一人专门负责瞄准射击。 还有独眼龙政宗天下无双的“骑铁”，将铁炮和骑兵结合使用，远距离先放铁炮，近距离再持冷兵器冲锋，有效提高移动力。大坂之战，伊达政宗出兵1万人，也仅仅只有先锋800骑铁。远远形成不了规模，应该是不如辽东铁骑的三眼神铳战法。
当时的史料来看，当时的大名非常信赖重视铁炮，当时的铁炮震慑力大声响也大，在战场上可以阻挡敌军，集体射击时可以吓跑敌人，所以当为主流战术
自日本引进铁炮等武器，就开始把铁炮作为战斗的主要武器，尤其以集团式的铁炮队为典型，在铁炮队中设立有队长，管理队伍，还研究出了早期的“弹药壳”早盒来加快士兵的射击速度。
日本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武器发展就是在1543年从萨摩鹿儿岛的一艘沉船里发现了火枪，这一变革，是日本武士之间的战斗从单纯的冷兵器到发展为冷热兵器都有的局面，在火枪引进日本几十年后，日本人又生产出了大筒，也就是小口径的类似于臼炮的火器，这些热兵器的使用可以说大大改变了战斗模式，尤其是海战，原本的海战只是靠弓箭对射，然后两船相靠，士兵们近身肉搏，有了火器后就开始了火器对射。陆战也是，1575年的设乐原之战，织田军的火枪虽然不多，但还是靠三段射击的战术对武田的骑兵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杀伤，到了1614年大阪之阵的时候，真田幸村的真田丸里主要的中距离杀伤武器就已经是火枪了。至于传统的日本刀，虽然由于战争不断使刀的产量大增，但很多刀却变得粗制滥造，出了一些古时候的名刀外，量产的质量比较好的应该就是三河地区的刀了。
各位领导、同志们： 今天，市双拥工作督查调研组到我县督查调研双拥工作，充分说明了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对我县双拥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这对我县双拥工作的整改、提高将起到鞭策和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此，我代表×××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对市双拥督查调研组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下面,我把我县双拥工作及整改工作的基本情况向各位领导作简要汇报:一、双拥工作情况 2003年以来，我县的双拥工作在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在县委、县政府×××人武部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双拥工作，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遵照“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基本要求，立足于“两个稳定”，致力于提高“两力”，加强“双向服务”，双拥工作实现了新的跨越。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提高双拥工作水平 我县党政军领导始终把双拥工作作为事关经济发展，国防建设和社会稳定的大事来抓，纳入两个文明建设和部队建设的总体规划，摆上议事日程，列入各级领导年度责任目标，进行考核评比。县委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充实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县委书记林昌源亲自担×××双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县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研究部署双拥创模工作，帮助解决双拥工作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县里制定了《×××双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明确分工，充分发挥职能部门作用。经过多年努力，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组织领导机制和工作制度，做到工作有计划、活动有方案、件件抓落实。每年春节、“八一”期间，县委、县政府都召开双拥工作座谈会，军地领导欢聚一堂，共商双拥大计，共叙军民鱼水情谊，同时，县委、县政府领导还带领有关部门负责人深入基层慰问驻军和重点优抚对象，听取部队的意见和建议，帮助部队和重点优抚对象解决实际问题。 (二)、不断加大国防和双拥宣传教育力度，军民国防意识逐渐增强 各乡镇党委、政府，各有关部门和驻尤部队始终把全民国防教育作为双拥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认真贯彻《中宣部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和《×××国防教育条例》，宣传教育做到“四个列入”：即把国防双拥宣传教育列入年度宣传教育内容；列入“四五”普法工作计划；列入党校干部培训教育内容；列入群众文体活动中，寓教于乐。在对象上突出“五个重点”，即：领导干部、广大青年、民兵、学生和部队官兵，县委和各乡镇党校开设了国防教育课，各中小学聘请驻军官兵为校外辅导员，普遍建立了学生军训制度。每年人武系统利用民兵季课教育落实国防教育内容，在基干民兵中开展了专题国防教育，县里每年年初都制定了国防教育实施计划和国防、双拥宣传教育计划，每逢国防教育日和重大节日，都组织开展群众性的国防教育活动。各有关部门充分运用有线电视、广播、宣传栏、黑板报、爱国主义国防教育基地等各种宣传阵地和舆论工具、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断增强了全县军民的双拥观念和国防意识。 (三)、军地双方相互支持，互办实事蔚然成风 县委、县政府和各有关部门都把支持部队搞好基础设施、文化设施和“菜蓝子”工程建设视为己任，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县政府在财政拮据，资金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消防大队2xxxx元，用于改善消防大队的消防装备；拨给武警中队元，用于伙食、医疗补助、营房整修、添置生活设施等，改善了部队的生活条件；拨给县人武部2xxxx元，用于整修武器弹药库、购置民兵应急分队战略物资器材及民兵训练基地建设等。许多部门和单位发挥自身优势，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各大商场、旅社、宾馆等都设置了军人优先窗口，为军人提供优先、优质服务。为认真贯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广泛深入开展科技拥军活动的通知》，我县成立了科技拥军领导小组，认真做好科技拥军工作，切实提高支持部队建设的科技含量，努力实现双拥工作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2003年以来，我县严格执行国家征兵政策，努力确保兵员质量，没有出现因政治和身体等方面原因而退兵的现象。两年多来，我县认真贯彻《军事设施保护法》，确保国防军事设施安全，辖区内无发生破坏军事设施案件。为切实做好我县的拥军优属工作，县委、县政府制定了《×××拥军优属若干规定》分发到各乡镇、县直各有关部门执行。对部队随军家属我县严格按照《驻闽部队随军家属就业保障暂行规定》执行。 县人武部、武警中队、消防大队在完成自身战备军事训练的同时，积极支援地方建设，为民办实事、做好事。县人武部派出干部2xxxx次为六中、劳动技校、文公中学学生军训240xxxx次，组织干部职工、预备役民兵260xxxx人次参加森林灭火1xxxx，面积达270xxxx亩，排除各类险情4xxxx次，抢救遇险群众10xxxx人，挽回经济损失20xxxx万元，配合公安部门开展打击“六合彩”专项斗争，组织民兵应急分队深入街面库区，协助街面库区指挥部做移民的思想工作，组织官兵慰问县福利院、光荣院，捐款元，资助特困户、失学儿童。县武警中队派出兵力5xxxx人次参加沙洲公园植树，绿化美化城市，派出兵力3xxxx人次为县福利院、光荣院打扫卫生，派出兵力2xxxx次执行“两会”期间的警卫任务，出动兵力6xxxx次，为120xxxx名学生军训，组织官兵15xxxx人次，开展义务劳动7xxxx，协助公安局完成xxxx缉毒任务，成功抓获公安局b级通缉犯魏作建，出动兵力6xxxx人次，搜捕杀人嫌疑犯杨书洋，派出兵力8xxxx次，在国庆、元旦协助举行升国旗仪式，协助县汽车客运站维护“春运”秩序。县消防大队出动车辆80台次，派出官兵60xxxx人次，为地方冲洗街道，挖排水沟，清除垃圾，出动车辆1xxxx，派出官兵7xxxx人次为地方百性捅马蜂窝1xxxx，取钥匙8xxxx，出警灭火11xxxx，挽回经济损失32xxxx万元，交通事故救援一次，救起xxxx，为七中学生军训100xxxx人等。谱写了一曲曲军民鱼水情的赞歌。 (四)、认真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优抚安置工作上新台阶 我县把落实优抚安置政策作为双拥创模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的各项抚恤优待政策，切实做到抚恤、定补对象准确，标准得当。两年来，全县共发放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抚恤金元；发放残疾军人抚恤金元；发放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定补金元。为确保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同步提高，县政府制定了《×××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通知》，我县在财力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拨出专款，使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在部颁省定标准的基础上适当提高，进一步改善了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条件。为解决重点优抚对象的看病难问题，县民政局、县卫生局联合印发了《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优惠卡》，对重点优抚对象的医疗费实行减免优惠政策。对义务兵家属实行普遍优待，2003年、2004年农村入伍的义务兵优待标准分别为247xxxx、260xxxx，城镇入伍的为142xxxx。达到上级的要求，两年来，全县共发放义务兵优待金元，对稳定军心、支持部队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县加大退伍军人安置力度，通过实行系统包干和自谋职业、有偿安置相结合等办法，对xxxx转业士官、5xxxx城镇退役士兵，进行了妥善安置，农村退伍军人有93以上军地两用人才得到利用，较好地完成了安置任务，城镇退役士兵在待安置期间均按我县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发给其生活费。对军队离退休干部，我们进一步加强服务管理，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每逢重大节日，县委、县政府领导都走访慰问，使他们幸福地安度晚年。为维护军人、军属的合法权益，县法院成立了维护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合议庭，县人武部成立了法律咨询站，为军人、军属提供法律服务。
当前，世界新军事变革正快速发展，这场变革的核心，就是工业时代的机械化战争向信息时代的信息化战争的转变。面对这一变革，人民战争思想也要与时俱进，因为战争样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传统意义上的线式作战、接触对抗已难有往日的作为，必须赋予人民战争以新的内涵，创新人民战争的理论和战法，将蕴藏于民众之中的信息战潜力转化为信 息战实力，打好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提高人的素质，突出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从近期进行的几场局部战争看，精确打击已不乏其例，C4ISR系统的作用人所共知，信息主导、空地一体等新的战法使人耳目一新。可以说，信息战是现代化的人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去作战。说到底，是人的现代化，促进了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人的智慧才能，促进了武器的智能化。因此，在信息战前提下打人民战争，人的作用，尤其是富有政治觉悟和高科技知识的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更加突出了。同时，由于信息技术在人民群众中的普及，为人民群众参与信息战争提供了新的渠道。未来组织人民群众参战支前，不仅要求参战人民群众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还要求具有较高的科技文化素质，能够有效地运用手中的先进武器来对付敌人的高技术兵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坚持以信息化建设为牵引，不断提高民兵、预备役部队建设的科技水平，改革民兵、预备役部队编组和训练方法；借助地方信息化建设的优势，多渠道、多层次、多途径培养指挥、管理和维修人才；按照“平战结合、军地通用”的原则，扩大信息技术人员和装备的预编预征范围，满足训练和战时需要，努力使其成为一支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要求的可靠管用的武装力量。发展信息化武器装备，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我们强调人民战争的作用，必须重视发展和应用信息技术。武器装备是实行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努力发展高新技术武器装备，促使人民战争手段的现代化是人民战争走向高级阶段的物质技术基础。过去，我军用劣势装备抗击优势装备的敌人，那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迫不得已而为之，为赢得胜利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当我军最终不但在数量上取得优势，而且在装备上也得到很大改善后，我们获得胜利付出的代价就小多了。目前，我军的武器装备整体上仍处于落后状态，为了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我们在国力允许的前提下，要发展能够有效遏制和战胜强敌的武器装备。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党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体系，是包含了发展先进武器装备、实现军队现代化等内容的。因此，在进行打赢未来人民战争的准备中，一定要重视发展信息技术，发挥信息技术优势，实现人与技术的最佳结合。适应信息战争特点，创新发展新战法俗话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信息化战争的作战样式和作战手段已不同于传统战争，要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就必须着眼信息化战争的特点，与时俱进地创新拓展人民战争的克敌制胜之法。要加强对信息化作战问题的研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信息技术的不断普及，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形成，使人民群众以信息技术力量支援战争或直接参战成为可能。因此，要注重研究如何把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信息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如何利用地方信息技术资源和人才优势，在信息技术敌优我劣的情况下，开展信息战的新战法。要研究在“非对称”条件下，如何扬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法，等等。要加强对科技支前问题的研究。信息化战争作战强度高、手段多，技术含量高，要求参战人员具有较高的军事素质。因而，人民群众参战支前的方式既要体现在向前线输送物资、往后方运送伤员上，更要体现在科技支前上。要充分利用地方信息设施和科技人才力量，构建实施对口支援的地方信息作战力量，弥补军队信息战能力。同时，在科技支前中，要发挥群众智慧，把高技术与低技术、土办法与洋办法、正规作战与非正规作战紧密结合起来。要保持与正规作战的协调性和一致性，形成整体作战的合力，以达到扬长补短、战胜敌人的目的。要加强对心理战战法的研究。在伊拉克战争中，心理战贯穿了战争全过程，战争双方在心理战场上进行了空前激烈的较量。这充分说明：心理战是现代战争的“第二战场”，运用心理手段对敌方展开全方位渗透和影响已成为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心理适应能力、承受能力的训练，将其融于民兵各种专业训练和战术演练之中，研究适合民兵预备役部队特点的心理战战法和训法。确立信息动员新观念，切实打牢动员基础目前，我们在国防动员机制上还不够完善，特别是信息动员，与战时要求相比还有差距。因此，必须把信息人才、信息装备、信息经济动员摆在突出位置。一是要掌握潜力底数。要把信息动员潜力调查作为国防动员的一项重要内容，根据未来信息化战争中可能担负的任务，对信息技术人才、设备及分布特点进行全方位的登记统计。要建立国防动员数据库网络系统，实现数字化管理，为战时实施快捷高效的动员打好基础。二是要突出建设重点。要加强信息动员机构建设，吸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通信、电子、科研机构、高新技术企业等信息产业单位作为成员，赋予其组织动员的职能。同时，要加强信息动员基础设施建设，搞好信息技术的开发，不断提高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潜力的储备水平，为战时动员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要健全信息动员法规制度。要以现行的国防动员法规和即将出台的《国防动员法》为依据，制定和完善信息动员计划、方案及有关信息动员法规，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确保信息动员工作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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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击理论】给点分吧！闪击波兰（1939年9月1日） 波兰位于欧洲东部，东接苏联，西邻德国，南界捷克斯洛伐克，北濒波罗的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希特勒上台之后，在向纳粹党徒大谈建立“大德意志”国家时就提出要占领波兰，以获得大量资源，改善战略地位。波兰是英法在欧洲最强的军事盟国，消灭了波兰，既可解除进攻西欧的后顾之忧，又可将其作为跳板，建立入侵苏联的前进基地。因而希特勒在吞并奥地利、肢解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立即把侵略矛头指向已被其三面包围的波兰。 慕尼黑会议后，德国多次向波兰提出领土要求，要波兰政府归还波通往波罗的海的一条狭长地带——但泽走廊和濒海的但泽自由市，德国要修建享有治外法权的超级公路和复线铁路，将德国和东普鲁士连接起来。其实希特勒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夺回根据《凡尔赛条约》被割去的但泽走廊，而是要占领整个波兰，夺取“东方的生存空间”。波兰政府拒绝了德国的要求。希特勒即于1939年4月颁布一道准备战争的秘密指令，其中附有一个进攻波兰的“白色方案”，规定德军应于9月1日前做好一切准备。 德国人在发动攻击的前夕把13名罪犯从德国东部的奥拉宁堡集中营提出，然后将他们安置在附近的一所校舍里，在时机成熟以前，他们将一直呆在那里。这次行动的代号叫“罐头食品”，那些罪犯也就成了随时被吃掉的“罐头”。整个行动分两个阶段。 8月31日是第一个阶段。囚犯们被强制穿上波兰军服，体内注射了致命的药物。他们被带到德波边界以西大约10英里的霍齐林德。在附近一片小树林里，这些囚犯被枪杀。他们的尸体被精心摆放，看起来像是刚进入德国时被打死的。外国记者和其他目击者则被带到当地现场看作为证据的死尸。当天晚些时候，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开始了。那些“罐头食品”，即剩下来的囚犯，由纳粹党卫军保安处的少校阿尔弗雷德·纳朱克斯和其他军官一起押 送到附近的格雷威茨镇。党卫军都穿着平民服装，冲进当地的广播电台，并占领了它。纳朱克斯带领的一部分人用波兰语进行煽动性的广播，宣布波兰正在进攻德国，号召所有的波兰人一起来给德国人点颜色。 1939年9月1日凌晨4时45分，德军轰炸机群呼啸着向波兰境内飞去，目标是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机场、铁路、公路和桥梁。几分钟后波兰人便第一次尝到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与毁灭的滋味。边境上万炮齐鸣，炮弹如雨般倾泻到波军阵地上。约1小时后，德军地面部队从北、西、西南三面发起了全线进攻。同时，停泊在但泽港外伪装友好访问的德国战舰“霍尔斯坦”号也突然向波军基地开炮。波军猝不及防，500架第一线飞机没来得及起飞就被炸毁在机场，无数火炮、汽车及其它辎重来不及撤退即被摧毁，交通枢纽和指挥中心遭到破坏，部队陷入一片混乱。德军趁势以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为前导，很快从几个主要地段突破了波军防线。 当天上午10时，希特勒兴奋地向国会宣布，帝国军队已攻入波兰，德国进入战争状态。他宣称，“从现在起，我只是德意志帝国的一名军人，我又穿上这身对我来说最为神圣、最为宝贵的军服。在最后的胜利之前，我决不脱下这身军服，要不就以身殉国。”希特勒的演说激起了议员们一阵阵狂热的欢呼。 9月3日上午9时，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国在上午11时之前，提供停战的保证，否则英国即将向德国宣战。据希特勒的译员希米德回忆，当希特勒接到英国的最后通牒时，他沉默静坐不动。而戈林则回过头来对他说：“假使我们输掉了这场战争，那么上帝应该饶恕我们。”正午时，法国也向德国发出类似的最后通牒，其期限为下午5时。德国对英法两国的最后通牒，均置之不理。于是，英法两国相继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当晚，希特勒将他的办公地点从柏林的总理府移到了“亚美尼亚”号火车专列上，乘车去前线视察，并在火车上处理东线和西线的战事。 德军突破波军防线后，以每天50-60公里的速度向波兰境腹地突进。伦斯德的南路集团军群以赖歇瑙的第10集团军为中路主力，以利斯特的第14集团军为右翼，在左翼布拉斯科维兹的第8集团军掩护下，从西面和西南面向维斯瓦河中游挺进；包克的北路集团军群以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为主力，向东直插“波兰走廊”，另以屈希勒尔的第3集团军从东普鲁士向南直扑华沙及华沙后方的布格河。 作者：火枪兵 2007-6-1 19:19 回复此发言 -------------------------------------------------------------------------------- 2 闪击波兰（1939年9月1日）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国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地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第19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被击溃的波兰军团中包括波摩尔斯克骑兵旅，这支部队曾尝试冲破德军在波兰走廊布置的防线，与东南波军主力会合。令德国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波兰骑兵采用古老的战法向他们发动进攻。波军骑着北方的高头大马，军官们带着白手套，挥舞着指挥刀，号兵则吹着军号，长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波军骑兵旅像历史教科书上描述的那样，在田野中摆好阵型，一阵地动山摇的狂呼之后，挥舞着长矛，冲杀过来，径直冲向古德里安的坦克阵营中。几分钟内，这些骑兵就在炮火的硝烟中灰飞烟灭了，惨烈的叫声和战马的嘶鸣在空中回荡，刚才还耀武扬威的骑兵顷刻间尸横遍野。幸存的波军则被俘获，送进了德军战俘营，在他们列队离去的时候，还不由得用怀疑的目光盯着停在路边的德军坦克。在战斗开始前，他们的长官还告诉他们，这些坦克都是用纸板糊的。尽管面临波兰骑兵旅大胆而荒唐的进攻，德国装甲师团仍然势如破竹地渡过波河，德军在闪电战的指导下迅速深入波兰的农村。 德军闪电式的进攻使波军完全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闪击战”的滋味。 对于波兰的防卫力量来说，另一个缺陷是波兰的民族特性。波兰是多民族国家，军队的凝聚力不高，无法在作战区域同仇敌忾，当地民众对于保家卫国的热情度也不高。在波兰共和国至少有302的人不是波兰族。在波兰境内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少数民族，其中包括200万日耳曼人，他们在平时饱受当局的迫害。在北方省份的立陶宛人则宣称，他们应该建立独立的立陶宛共和国，把维尔纽斯定为首都。在东部省份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农民则面临贫困的威胁，他们在欧洲的生活条件是最恶劣的。在德军发动进攻的最后几天，撤退的波兰军队夜间从这些地区经过时，可以看到当地的俄罗斯东正教农民放火焚烧当地的天主教堂，以发泄他们几个世纪对波兰旧地主的仇恨。而波兰的犹太人尽管因为显而易见的原因害怕希特勒，但他们对于像对待二等公民一样对待自己的波兰政府同样没有好感。在西方省份的日耳曼人则从这次事件中找回了1918年以前的记忆与荣耀，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纳粹军队能使他们与波兰的邻居分开，再次回归故乡。 至9月7日，伦斯德的南路集团军群重创波军“罗兹”和“克拉科夫”两集团军，占领了波兰工业中心罗兹和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其中路第10集团军的前锋霍普勒的第16装甲军于9月8进抵华沙南郊，从南面切断了波军“波兹南”集团军退路。包克的北路集团军群全歼了波军“波莫瑞”集团军并重创波“莫德林”集团军，占领了“波兰走廊”，随后强渡维斯瓦河，夺占了从北面掩护通往华沙道路上的阵地。 9月8日，北路集团军群所属屈希勒尔的第3集团军和克鲁格的第4集团军从北和西北向华沙总方向实施突击，9月11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渡过纳雷夫河，开始向华沙后方的布格河迅速推进。9月14日，南路集团军群所属赖歇瑙的第10集团军和布拉斯科维兹的第8集团军在维斯瓦河以西一举合围从波兹南和罗兹地区撤退的波军，占领了波兰中部地区，使华沙处于半被合围的状态。至9月15日，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包围了布列斯特，其第3装甲师和第2摩托化师继续向南推进，以便与南路集团军群的右翼利斯特的第14集团军完成最后的纵深合围。与此同时，第14集团军的前锋克莱斯特的第22装甲军，包围了科沃夫之后继续北进，16日在符活达瓦地区与北路集团军群会师，合围了退集在布格河、桑河与维斯瓦河三角地带的波军。9月17日，德军在完成华沙的合围后，限令华沙当局于12小时内投降。而波兰政府和波军统帅部已于16日越过边界逃往罗马尼亚。 正当波兰在德军的进攻下开始瓦解的时候，苏联政府于9月17日向波兰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鉴于既成局面，苏联政府已向部队下达了越过边境保护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命令。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广播演说，声明苏联政府不能对波兰出现的局势袖手旁观。就在这一天凌晨，苏军分六路开入波兰，未遇重大抵抗即占领了波东部地区。俘获波军20余万人，缴获飞机300余架和大量武器。被俘波军中有数万名军官，其中约1．5万人不久被杀于斯摩棱斯克附返的卡廷森林，这就是著名的卡廷事件。 9月25日，德军开始向华沙外围的要塞、据点及重要补给中心进行炮击。随后，德第8集团军开始向华沙发起攻击。9月26日，德国空军开始轰炸华沙。9月27日，华沙守军停止抵抗。9月28日，华沙守军司令向德第8集团军司令布拉斯科维兹上将正式签署了投降书。9月29日，莫德林要塞投降。10月2日，进行抵抗的最后一个城市格丁尼亚停止抵抗。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战役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结束了。在波德战争中，波军伤亡20万人，被俘40余万人。德军亡万人，伤万人，失踪3400人。 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等国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 闪击战 由古德里安创建的战争模式——闪击战 二战初期,纳粹德国军事家打造的闪击战，攻势凌厉，似乎无往而不利，27天内征服了波兰，1天内征服丹麦，23天内征服挪威，5天内征服荷兰，18天内征服比利时，39天内征服号称“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闪击战确实曾辉煌一时，堪称战争史的一大经典。闪击战挟最新高技术兵器以最小的损失，突然、迅速地达成战争目的，其理论魅力至今依然不减。研究“信息＋闪击战”可能演变的“信息化闪击战”，利于我们在未来战争中防范新的闪击战,并在作战中寻找更多的制胜之机。 闪击战三个重要要素 1奇袭 2集中 3速度 闪电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经常使用的一种战术，它充分利用飞机、坦克的快捷优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它往往是先利用飞机猛烈轰炸敌方重要的战略设施的通讯中心，把敌人的飞机炸毁在机场，取得制空权，并使敌人的指挥系统瘫痪。 闪电战就是奇袭、快袭集中加在一起，将像闪电一样打击敌人！可以使敌人在突如其来的威胁之下丧失士气，从而在第一次巨大的打击之下就会立即崩溃！ 闪电战理论是古德里安创造的，最初用于波兰。1939年9月1日4时45分，德军以其6个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一马平川的波兰西部势如破竹般撕破了波军6个集团军约80万人组成的防线。德国装甲部队与空军构成的快速纵深挺进力量，将陈旧庞大的波军迅速撕裂、合围，至10月5日，波兰战役即告结束。波军万人阵亡，20万人受伤，万人被俘，而德军仅伤亡3万余人。从而以一种成功的全新的战术被铭刻到了世界军事史上。 剥开闪击战侵略的外衣,剖析一下闪击战,我们会发现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闪烁着跨越历史时空的启迪。 以尽可能短的时间“折叠”空间 “时间就是军队”，“时间就是胜利”，争取时间和夺取空间是军事对抗的重要内容。在时间上先敌一步，可以得先机之利。在“巴巴罗萨计划”中,德军仅3个星期即在苏联境内推进纵深达400～600公里，其成功的原因是: （1）“适时”； （2）出人意料的主攻地点； （3）欺活动； （4）新的坦克“战术”。 （5）陆军拥有优势空中支援 德军闪击战应用军事科技的新的优势，依靠坦克集群的快速突击，以及飞机的空中火力和纵深机降、伞降的高速配合，形成威力巨大的现代“撞城锤”。由于时空关系的改变创造的新的作战理论，产生了时人难以想象的作战效能。 以尽可能快的机动获得最大限度的冲击力 《孙子兵法》进攻战的一个重要思路是——以极快的速度突袭敌军。书中写道:“进而不可御者，速也。”并对快速产生的冲击力作了至美的比喻:“激水之急，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 根据战争力学理论，军队战斗力取决于兵力、机动力和冲击力，而机动力和冲击力的大小都与速度有关，速度越快，冲击力也就越大。二战初的闪击战依靠装甲集团高速度、大纵深的突袭，产生的冲击力在军事史上堪称空前的。 将精神之力转化为战斗力 在闪击战理论中，精神对作战的胜利可谓是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为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从西方的克劳塞维茨到东方的毛泽东，许多杰出的军事家都十分关注作战突然性，指出突然和不意，可以弥补兵力的不足。其二为震慑。美军在伊拉克战争的作战计划之一名为“震慑”行动，其实在闪击战的设计中，“震慑”正是希特勒、古德里安等追求的效果。二战时德国发起闪击战时其坦克数远不如英法联军，甚至被称为“穷人的战争”，然而“穷人”打败了富人。在西线闪击战中，法军大批部队被震慑住，丧失了作战意志，被俘人员竟多达150万。 对付闪击战的钥匙 为什么闪击战在二战初期产生了巨大威力？为什么二战中的闪击战又均以失败而告终？ 西方“兵圣”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顶点理论认为：“胜利常常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一个顶点”。这个“顶点”，主要指的是作战强度和作战限度。由于顶点的存在，发起进攻的强者，到达顶点后，便会逐渐由强变弱，防御的弱者，若注意积聚力量的话，将可能逐渐由弱变强。闪击战尽管有突然性和高速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力，但毕竟这个冲击力有个极限，终究有个顶点。战争的最终胜负并不是单单取决于冲击力，还包括许多其他方面的要素。当德军深入苏联腹地，兵临斯大林格勒时，由于战争的非正义性（主要是暴行导致的抵抗）、自然条件的恶劣、后勤补给线的困难，特别是苏联军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强大的工业能力、正确的战略部署、经过调整并适应德军战术的新型军事理论和逐步装备先进武器的军队，以及美英和中国的支持等，使得闪击苏联的侵略战争在斯大林格勒由“顶点”跌落，从而开始走向失败。 二战后，虽然再没有像二战那样大规模的闪击战发生，闪击战其实在现代局部战争中处处可见其影子。特别是当现代战争插上信息技术翅膀后,突如其来的闪击战变得更加可怕。在计算机技术的武装下，空中力量的机动力、火力、防护力，已经远远超出二战时地面的装甲集团，体现出诸多的新优势：速度之快、机动能力之强，使地面防御力量几无还手之力；远程精确打击与火、力、快速机动能力的完美结合，达到了“动如雷震”、“斩首”、“震慑”的效能；空中力量在c4isr指挥、控制、侦察等系统作用下，能量发生空前跃升，形成超视距攻、防一体的作战系统，对战争命运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 需要警惕的是,现代战争中“战争顶点”已在高技术下变得难以利用，战争的“非接触式”、“非线式”、“非对称”，让弱小的一方“以劣胜优”的余地越来越小。那么防范闪击战的出路在哪里？唯有加速新军事现代化，未来化，在军事思想上断不可输给对手，在编制体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等上，也励精图治，形成对手不敢轻举妄动的优势，使敌无机可乘。 当闪击战插上信息的翅膀后，需要我们给军事思维插上信息的翅膀，不仅仅是贴着“信息”标签的名词的变化，必须有全新、敏锐而不保守的哲学头脑，需要居安思危而不是歌舞升平的危机意识。★ 但是闪击战靠的是速度,如果不能个一鼓作气胜利解决,那么,后果严重! 古德里安(1888年～1954年) 德国坦克兵的创建者，陆军上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犯。出生于东普鲁士的库尔姆城。1908年开始服役。1914年毕业于军事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骑兵部队中任职。战后服役于国防军。 他于 1922年起，在汽车兵和坦克部队中任职。30年代初开始研究坦克作战理论，认为坦克是在战略上具有决定作用的武器，提出了集中使用坦克作战的思想。1934年倡议组建3个坦克师，他任第 2坦克师师长。1938年任坦克军军长，在德国兼并奥地利的行动中，指挥所部长驱直入近 1000千米，在 48小时内全部抵达维也纳。这次行动检验了坦克兵的实际作战能力，他由此奠定了在德国坦克兵中的首创地位。 1939年 9 月德军进攻波兰时，以他所指挥的坦克部队为主力的德军，采用猛打猛冲的闪击战术，只用了十几天时间，就击败了波兰。他因此而成为远近闻名的“闪击英雄”，获得了由希特勒授予的二级铁十字勋章。 1940年 5月，德军开始闪击西欧，他又指挥所属坦克部队以破竹之势向前突进，使德军在不到两个月内就征服了荷、比、卢、法等西欧国家，再次显示了坦克闪击战术的威力。 1941年 6月，苏德战争爆发。他的坦克闪击战术在战争初期尽管获得了某些成功，但很快遇到了克星，并迅速走向没落。当年12月，他作为德军坦克第 2集团军司令，在指挥所部参加莫斯科会战时，遇到苏军最沉重的打击，被迫下令所部撤退，他因此被希特勒解职，调回编入预备军。1943年2月，德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失败后，他又被召回，担任坦克兵总监。他组织研制出了德国著名的虎型和豹型坦克，并进行大量生产和装备部队，但是在库尔斯克坦克大会战中，德军又以惨败告终。他为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德国坦克闪击战术，终于彻底破产。 他在1944年7月希特勒遇刺后，一度代理陆军总参谋长，但到 1945年 3月，又因战场失利而被再次解除职务，从此转入预备役。德国投降后，古德里安被美军俘虏，不久即获释。1954年病死。著有回忆录《坦克指挥官》和《注意!坦克!》等。 他在军事上的另一成就是闪击战术思想的确立和运用。闪电战，闪电闪电，迅猛而突然，闪电战因此而得名。 闪电战的核心是在对手展开其主要兵力和战略资源之前，即以迅猛的攻势将其击败。其基本手段就是集中大量高机动兵力（主要是装甲兵和空军）实施强大的首次突击，然后迅猛突入敌纵深，合围敌主力集团而歼之。为了实现大量集中使用装甲兵的目的，古德里安创建了装甲师。他认为在装甲师内，“除非其他一切支援兵都具有同坦克一样的速度和越野机动力，否则坦克是绝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的。”这一点在当时尤为可贵。古德里安装甲兵作战理论（也可说就是德国装甲兵作战理论）的特点还有：坦克只能用于进攻，不能用于防守；坦克只能集中使用，不能分散；装甲师可用于第一梯队实施突破，而后高速向纵深发展，决不迁就步兵的进攻速度等等（以上只是理论，与实际多少有点距离）。 战争爆发后，德军基本是按战前的的观点运用装甲兵的，其在进攻作战时基本特点是：在适合装甲兵机动的地形上，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大量集中使用装甲兵，在空军的有力配合下突然发起进攻。突破对方战术防御地域后，高速向战役纵深进攻，以最短的时间达到战役目的。突破后向纵深发展胜利时，遇敌坚固设防地域多予以绕过；遇对方反冲击时，则多由摩托化步兵和炮兵顶着，装甲兵则从侧后发起突击。 闪电战理论的原创并非古德里安，而源自英法。但德国人在英法相关理论上补充完善，最后在战争中率先实践，直到1943年前，德国人仍然是该种理论的最大受益者。 古德里安的闪电战思想更加注重战略瘫痪理论，即以突不及防的打击，突破敌军正面防线，敌指挥系统就会面临瘫痪。快速机动的部队的凌厉攻势，在敌军前线和后方造成的极大恐慌，从而指挥失序，军心混乱，从心理上给对手造成的沉重打击。因此，古德里安的闪电战的目的是瘫痪敌人，装甲、速度和立体协调只是其手段。 结合实战的运用也不难理解。德军于1940年5月10日发动对法国的进攻，至17日的七天之间，英法联军的整个南部战线已接近崩溃，法国人不相信德军在法国的复杂地形能够重演闪击波兰的奇迹，还在幻想用马恩河会战式的打法去玩阵地相持战。法军参谋总部对这种全新的战法束手无策，前线士兵草木皆兵。古德里安的思想在这里得到彻底的验证。 确实，当面对浅纵深，长战线，后方战略预备队组织松散的防御体系时，闪电战的效能实在不容低估．德军所强调的首次突击及其后效应可以发挥最大效果．突破后前出的各装甲师的确不用太在意侧后的威胁（魔鬼7师战线最长时近400km，却一直没感到侧后有多大实际压力便是明证）．在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空军的战术支援也着实靠得住(戴高乐的第4装甲师（旅？）反击古德里安部，终被古协同空军击退，亦又成焕?.总之，法国之役，闪电战发挥得的确完美． 与闪电战相同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源自30年代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大纵深也十分注重各兵种协调，但它对装甲部队的使用与闪电战有些不同。大纵深仍把步兵作为主体，进攻先期步兵在火炮、装甲部队等各兵种支援下在敌军阵地打开突破口，随后才开始投入机械化部队用以稳固突破口，扩大战果，并深入敌防御纵深，加以分割包围；战略航空兵同时对敌后方战略要地实施打击，从而摧毁其战争潜力。最终达到彻底击垮敌人的目的。 苏联的大纵深理论诞生不久，但当时坦克发展水平有限，其三大性能还无法满足战略需要，大纵深似乎有点超前，即使如此苏联红军仍在1932年按照这种理论建立了最早的机械化部队。但顽固守旧者仍对此不屑一顾，不久后到来的大清洗终于彻底将其束之高阁。直到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的闪电进攻，才惊醒了那支混沌的苏联红军，大纵深理论才又被重新捡起来。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之后德军的战略主动易手苏联人，苏联国内坦克产量多的也足够为“大纵深理论”提供所需的装甲部队，也就是到了这时大纵深理论才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 大纵深和闪电战都是机械化协同机动作战理论，但在战斗开始时，装甲部队的应用上还是有区别的。闪电战主张将其独立、集中使用，从而能实现战略突然性，令敌方措手不及，如同闪电般迅速，主要强调的是利用高机动的快不及防从心理上威慑敌人，从实际上打击敌方，已达到瘫痪敌方的目的；大纵深则不同，它仍旧把步兵作为首次进攻的主体，其它兵种以及装甲部队的作用是支援，待突破口打开后在使用装甲部队进行纵深的分割包围，其使用装甲部队相对保守，仍有坦克支援步兵的残存意识。如此一来，开战之初将很难对敌形成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除非己方具有明显兵力优势（至少也是战场局部优势），不过这种思想的确符合1943年后的苏军以多打少的实际情况，倒也称的上是量身定做。 补充：说到大纵深机动作战理论，不能不提倡导此思想的苏军学究派代表人物——图哈切夫斯基。他在被斯大林谋杀的前一年，曾集中论述了新作战思想的基本观点。他指出，由于有了装甲兵和航空兵这样的作战手段，就不仅能够直接攻击前沿防御之敌，而且能够越过敌防御阵地，同时攻击整个防御纵深内之敌。他认为，进行单个的战役已不足以全歼敌军，必须通过多次连续性的战役方能奏效。因此他建议在单个战略方向上，选择一定范围的纵深，几乎不停顿地组织多次战役。这将使敌方无法补充休整、调整部署和前调预备队，从而最终达成在该方向上歼灭敌主力的目的。基于此思想，苏军在早于任何别国的1932年创立了作为纵深作战突击力量的机械化军（1938年改称坦克军），装备了一大批机动性良好的装甲车辆。但这一切都差点被大清洗的狂涛冲走。1938年，大纵深作战思想受到广泛的怀疑，坦克军被撤消。30年代末，40年初苏联所进行的两场战争的结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具体运用上，苏军既不同于法军的坦克零散配步兵，也不同于德军的决不迁就步兵。苏军采取的是中庸之道，即承认装甲兵的独立作战能力，又不否定坦克支援步兵的作用。在攻击作战时，苏军将装甲兵分为“近战”和“远战”两种。近战者，即直接支援步兵进行突破的坦克，多为直接配属给步兵师军的坦克团（旅）。远战者，即由坦克军（集团军）组成的快速集群。用于突破后发展胜利。这里又涉及两个重要概念“突破口理论”和“快速集群”。 个人认为大纵深的初期突破强调以步兵为中心，其它兵种包括装甲部队也仅是为了支援，坦克的作用受到了限制，进攻的节奏也要大大减慢。 大纵深理论的潜在保守，无形的将其定位为强兵战略，只有数量上的优势才会保证胜利。倘若敌我双方势均力敌，而且敌方指挥官素养较高，进攻成败与否将很难预料。 德军在1940年进攻法国的成功战例，如果将进攻一方换为苏军，而且假定当时的苏军还在贯彻大纵深理论，苏军即便会获得最后的胜利，它也会付出更高的代价，以及更长的时间。
不过在我看来，德军闪击战的缺点是两翼过于单薄，常常使被围军队从两翼打开缺口，突出重围。当然这与德军过于强调进攻速度与深度有关。更重要的是，德军的闪击战思想更着重于突破的速度与前出的纵深，而忽略了包围圈的厚度。苏军在二战后期就把这个矛盾解决得比较好，常常两三个方面军在一个大的方向上，协同出击，牵制的、突破的、后续包围的有条有理，从而歼灭了大部包围圈中的德军。 而未来战争，闪击战的作战思想和方式都与二战不可同日而语。以动辄几十上百万军队实施闪击战是不可能的了。只能是对重点目标实现火力、空间、时间上的集中和闪击。这样的闪击以摧毁敌方作战基本力量为主，如“指挥控制系统、后勤供给系统、公路交通系统、战略节点等等”，而不再以歼灭部队人数为基本要旨。 所以，要对抗未来的闪击战，首要就是要完善我们自己的军事思想，不以一战而为之，不以固守为战策、不以全面对全面。而应改做到，预敌机先、察敌之未动而动，藏则于九地之下，动则于九天之上。方能克敌制胜。这篇文章很不错：
你是北机的还是北信的?
战术原则是战斗的准则，是战斗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升华，并受战斗实践的检验，因而具有实践性。正确的战术原则还反映了战斗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战斗活动的基本要求，因而又具有科学性和可行性。实践表明，要正确地运用装甲兵战术，必须首先遵循装甲兵的战术原则。当然，还应依据战场具体情况，采用灵活的战法。
两年前，《思美人》一剧拍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屈原”一角，其中还涉及到 ”山鬼“ 一说. 虽端午假期逾半，但借着这个契机，为大家打开这“知妖”第一联。 山鬼，女神，精怪，山神等，未入仙列，屈于“鬼”字，却也因“鬼”字洒脱游吟。 终生奉行浪漫信条的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中描写婀娜哀怨的“山鬼”一形象，留给后世无限解读。 汪洋肆意的笔端之下，山鬼似从山支经过，身披薜荔与石兰，以女萝、杜衡为腰带。巧笑倩然，姿态婀娜。 隐时于幽林不见天日，出谷时乘坐赤豹，花狸相随。她从歧路走来赴约，历经藤曼山岩，终脚伫山巅，看云雾四下舒卷，却见东风袭来，瓢泼雨至。 半人、半神、半鬼，她却如常人一般饮山泉水，住松柏屋。她也与常人一样，有在心头上下的思念之人，担心美丽不能永驻。 此时，山鬼看周遭”雷声滚滚、雨势溟溟、猿啼啾啾、落叶萧萧“…见他迟迟未至，顿觉伤悲翻涌。 屈原用一贯“人神结合”的方式，描述了山鬼形象，她披戴四种香草，乘着赤豹拉的辛夷车，车上插着桂枝编织的旗，身边跟着长有花纹的花猫…… 其衣食住行无不带有强烈的神性和野性色彩，能驾驭猛兽，行踪莫测，性情率真。 然山鬼容貌体态、情感变化又与常人无异，盼爱人早些来，否则忧伤孤独…… 风雨交加时恋人迟迟未来，留她一个在山中孤芳自赏，开始时体谅他或许没有时间，可迟迟未至，开始怀疑恋人是否真心。 一直到深夜时，听周遭遭窃，稀松风鸣，灰灭的念头愈发清晰，骄傲与自尊也终受摧残。 半鬼半神，山神有着神的清冷与雅调，却也有超出常人的野性与张烈… 当遇到 “不可韪” 时，山鬼会作何收场？ 文学史中一直把山鬼视为女性形象，认为《山鬼》篇是一支祭祀神曲，是讴歌凄美爱情的赞歌。 对情人一往情深，不惜跨越险峻远途前来相见的山鬼，实际上就是屈原本人。而那位情人，则是屈原所希冀的对象—楚怀王。 屈原性情高洁、才华四溢，一心想为楚怀王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奈何前路不光有肖小构陷，政治环境险恶。 偏偏楚怀王识人不明，偏听谗言，重用小人，听不得半分挪移，在奸人一番摆弄之下，不由分说将屈原发配到遥远的地方。 眼见周围政局败落，敌国群雄虎视眈眈，屈原如“山鬼”一般期盼楚王回心转意。奈何环境越来越差，却始终不见楚王回顾。 带着最后的高洁与倔强，屈原选择投身汨罗江，让鱼虾果腹，也不愿被环境玷污。 山鬼不幸，往日烂漫洒脱不复，曾经与花狸赤豹嬉戏的脾性逐渐消磨； 屈原不幸，从容不复，贵公子的高洁气性最终只能沉江自保。 楚国不幸，落得怀王用人不当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最终败落为人欺辱。 当然，关于“山鬼”的解读还有另一种方式： 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 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不降临祭祀现场。 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 可以理解为，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全诗可视为神灵催发，最后的悲怨是因神灵不临，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雷鸣猿啼显得人声期艾，便愈能引得神灵垂悯呵护。 山鬼是楚地神话的经典代表，有七情六欲，外表曼丽，是翩翩公子或窈窕美人。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崇尚火精，神话记载其始祖为祝融。可见，楚先民注重自然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 不似中原古神那般丑恶、震慑，富有“舍己”精神，让人高不可攀。 山鬼—“既含娣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楚地神灵则多有野性与人性，究其所在，楚地物产较北方丰裕，气候湿润，草木繁茂，生灵遍野。 因此楚人生活安逸，不必花心力担心物质来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为何多崇尚自然，为何以“凤”为信仰（姑且理解为楚地多幽林猛兽，以火得以驱散）。 换句话来说，他们只需要感恩这份“神灵馈赠”，便能在当时有丰富的物产繁衍生息。所以，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冥想的他们，具备更多自我意识与个人意识。 在楚地神话体系中的神，也是自我人格的神化，对于自我追求有着极高的重视与崇拜。 流浪君说 前文提到“大不韪”，缘由即《楚辞》中有多处诗句引人遐思，让人不禁有疑“屈原与楚怀王”有暧昧一说。 首先，他俩追溯宗族，都属于芈姓，为同一宗族。再者，二人有实打实的群臣关系。 屈原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曾任左徒（仅次于宰相的大官）、三闾大夫等官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后被秦国张仪使计离间，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并因小事将屈原流放偏远之地。 后短暂召回，又因楚怀王宠妃郑袖使坏，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后被诛杀，自投汩罗江而亡。 但在屈原诗歌中，主人公以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且对楚怀王的称呼使用了女子对恋人的常用称呼“灵修”。还将自已置于楚怀王姬妾中，争风吃醋。 可以肯定的是，屈原在诗句中以“香草美人”自比，以恋人关系比喻自己与楚怀王的关系—二人之间有莫名情愫倒是佐证良多。 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女”风也是社会风尚之一。当时儒家著作《荀子·非相篇》有云：“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 显然，屈原所处时代有崇尚男性美丽姿容，男性姿态服饰模拟女性唯美的风气。 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或许屈原只是追求脂粉，注重容貌姚丽，以女性自比的一员而已。 朱熹曾言《山鬼》“此篇鬼阴而贱，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鬼喻己，而为鬼媚人之语也”。 在本人看来，不管是高洁自比山鬼的屈原，还是天子之身的楚怀王，他们的结尾可能都印证了“ 神圣—不可侵犯 “一语。 在秦大一统之后，众多繁丽文化不再。但有幸还有《楚辞》这类灵气丰富的文化灵感得以留存。 尤其当今重文化传承的风向之下，它对于今后艺术创作，将有更多启发。 （点击阅读原文，聆听这首祭祀神曲《山鬼》，感受古时信仰） 「参考文献」 向君旭：《“山鬼”形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不合逻辑的地方埋着深刻逻辑-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
只要是皇帝都会有
因为关羽这个人很忠心，非常讲义气，话说被曹操用尽财力物力都没法吸收他，是一种忠心讲义气的极端的表现，所以在小说里会非常突出。而赵云是什么都比较好比较强，比较综合，可能人物特性方面没有关羽突出
抗日战争胜利的启示历史会永远记住这一天。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这一天，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结束。岁月的脚步匆匆走过65年。黄河边上的硝烟已随风飘散，历史仿佛已经远去。但是，从卢沟桥头卷起的那场战争留下的教训却是刻骨铭心。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那是永远的国殇，永远的奋争，也是永远的追思。“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也是一本最富哲理的教科书。”正如一位青年评论家所指出的：“将那段历史仅仅理解为灾难与愤怒，而不从中寻找其内在逻辑，理解其复杂性，则同样辜负了那些身经灾难的一代人的付出。” 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悲痛欲绝的哀伤、洗刷不尽的血泪、永志追思的英烈和伟岸壮阔的史诗，更是追求和平的渴望、永不再战的期盼、强国富民的决心和睦邻友邦的祝愿。启示之一：落后就要挨打血色黄昏：偶然背后的必然73年前，一个中国人民刻骨铭心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枪炮声震惊了卢沟桥。日军以士兵失踪为借口，要强行进入宛平城搜查，遭到拒绝后即枪炮相加，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不屈的中华民族也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 “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觊觎已久。早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同时就制定了以鲸吞中国为核心的所谓“大陆政策”，在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曾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1894年蓄意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10年后又在我国东北土地上发动日俄战争，强迫满清政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势力范围。“进入大陆”的迷梦、畸形膨胀的野心，使得这个受中国传统文化恩惠最重的国家成为近代以来祸害中国最深的国家。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抛出了对华侵略总战略：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趾高气扬的日本，已掩饰不住要彻底奴役中国的野心。上世纪30年代初，严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日本的侵略步伐：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地区，挑起侵华序幕，随后将枪口瞄向内蒙古、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回顾近代中日关系史，国防大学徐焰教授认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具体战斗在某一地点发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进行一场决定民族命运的生死大战却是必然的！中日两国之间为什么会开战？这背后的根源在哪里？一个岛国为什么能一步步地侵吞国土面积数十倍于它的大国？历史学家的评论一针见血：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军国主义扩张野心不断膨胀的结果。战争是两国实力的对抗战争是精神的较量，更是物质的对抗。“七七事变”之后，中华民族奋起抗战。然而，虚弱的国力，有国无防的现实，没有做好开战准备的民心士气，让西方的观察家们在惊讶于中国人顽强战斗意志的同时，也预言中国人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厮杀中前景黯淡。让我们来看一看开战之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军事力量的对比。
亡国灭种的危险。
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 ——评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 悠 哉/文出于教学需要，《燕园梦》作者、中国文学大师悠哉从单位图书馆借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向远教授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和批判》（以下简称“该书”）。回家后细细翻阅，悠哉大吃一惊！“笔部队”这个奇怪的名词，我也是头一次听说。它极大地拓展了我对现代日本文学的印象，真可谓“醒眼看日本”的一部极好学术论著。遗憾的是，这本1999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著作，仅仅印刷3000册。在时下喧嚣和浮躁的中国学界，这个印数自然是区区不足道的。也许正是这个原故，它迟至十年以后，才姗姗地进入我的眼界吧？悠哉大师素日不写学术著作评论的，但是既然读到好书，不介绍有辜负之意，因此拨冗聊写一篇，向广大网友进行介绍和宣传。（顺便说明：除太宰治的《惜别》图片摄自悠哉藏书，其余图片摄自本书）日本自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于东亚海岛，从此开始自己雄心勃勃的拓疆国策。与此相呼应，思想界也出现贬低中华的论调。据该书介绍：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1875）第一次将中国和日本、土耳其列为“半开化”国家，提出日本正在成为西方那样的文明国度，因此理应成为东亚盟主。他甚至画好了“支那帝国分割图”。此后，经过中江兆民《三醉人经纶问答》、冈苍天心《东洋的理想》、保田与重郎《蒙疆》、夏目漱石《满韩处处》（109）、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1921）、到武者小路实笃的《大东亚战争私感》（1942），日本文学里充斥着贬低中国的宣传，在日本发表后，效果无疑是负面的。这里需说明一下：夏目漱石《满韩处处》和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如今有译本，但是书名改了，比如芥川龙之介的书译作《中国游记》。据王向远说，夏目漱石的东北之旅是受南满铁路株式会社（对华经济侵略的中心）的邀请，那么很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作家私人旅行。1931年，伊藤永之介为配合“满蒙危机”的政治宣传，在《万宝山》中歪曲描写了“万宝山事件”。1932年，直木三十五的《日本的颤栗》歪曲描写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叫嚣“战争真是太好了！”1932年横光利一出版《上海》，正面描写了日本军国主义言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大量移民，相应地又出现所谓“大陆开拓文学”，成立了以荒木巍、福田清人、近藤春雄为首的“恳话会”，炮制了80多部作品，最著名的是菅野正男《与土战斗》、和田传《大日和村》、《殉难》。又冒出所谓体现“建国精神”的“满洲文学”，代表作品有安西冬为《军舰茉莉》，其中的《春》写道：“一只蝴蝶，向鞑靼海峡那边飞去。”乍看平淡无奇，但是明白日本人将我国东北喻为“蝴蝶”（面积轮廓似蝴蝶形状），就明白其险恶用心了。就这样，日本文学家在侵华政策的支持下，一步步地“协力”侵华战争，终于走进“笔部队”。通常我们喜欢说：日本侵略者是“武装到牙齿的”。殊不知这个比喻并不确切，应当说：他们武装到国民的灵魂才是。而这项工作，自然少不了他们的“灵魂的工程师”——日本现代作家——的特殊“功劳”。该书共14章，从第5章起，集中论述日本这支特殊的“笔部队”。请大家耐住性子，待悠哉大师慢慢道来——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陆续有日本记者、作家派往中国，进行“协力”军事的报道和宣传。例如：吉川英治、木村毅、小林秀雄、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石川达三等。其中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影响很大。还发生一件有意思的事件：石川达三《活着的士兵》描写日本军攻陷南京后的烧杀和掠夺，作者的想法是“把战争的真相告诉社会”。不料在《中央公论》发表后遭到当局逮捕，法院判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与此同时火野苇平的《麦与士兵》却畅销120万册。这两个事件促使军部和政府强化对作家从军创作活动的管制。1938年8月20日是个关键的日子。许多日本作家收到菊池宽（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的快递明信片，通知他们到内阁情报部开会。与会者有菊池宽、尾崎士郎、横光利一、佐藤春夫、尾崎士郎、片冈铁兵、林芙美子等。最后确定22位担任军部的派遣作家。他们从军部领取高额的津贴，发给军服、军刀、手枪、裹腿等，俨然一批出征的将军。出发前，日本报纸进行大肆宣传，称作“笔部队”。来到中国后，他们先是采访攻克武汉的日军，有人又到南京、杭州。第一批后，军部又组织了第二支“笔部队”（为省篇幅，名单略）。他们回国后，无一例外地撰文谈观感，进行军国主义宣传。值得一提的是林芙美子，她是“笔部队”里唯一的女战士。回国后写了《战线》和《北岸部队》。此外还有军人作家。例如藤田实彦《战车战记》、谷口胜《征野千里》、日比野士郎《吴淞渠》、冻田博《分队长日记》、上田广《建设战记》、火野苇平《士兵三部曲》等……还有难以计数的侵华诗歌作品。应当说，他们是以另一种身份加入“笔部队”的。此外还有所谓“宣抚文学”，大肆进行欺宣传。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因《活着的士兵》而惹祸的石川达三，这时看准风头，幡然醒悟，戴罪立功，他再次来到中国，写下《武汉作战》、《敌国之妻》等正面歌颂军国主义的作品。又担任“日本文学报国会”成员。1942年他积极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战后，石川达三根本否认《活着的士兵》的那些描写，胡说什么“战争是两国干出来的，不应该说坏事只是一国干的”；根本否认南京大屠杀，声称“我没有看到屠杀事件”。奇怪的是：对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中国长期以来竟然认识模糊。例如：重庆出版社1989年出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第十卷“外国人士作品”，把石川达三尊为“国际友人”，节录了他的《活着的士兵》；又将他战后写的《风中芦苇》作为“反法西斯文学”列入。王向远教授认为，“这些都是不妥当的”。悠哉大师也认为，这的确很欠严肃。说实话，我在图书馆书架上也见过石川达三的作品，还不曾翻阅。但是，读过这部学术著作，了解到石川达三竟然是这么一个混蛋，我今生是绝不会去阅读的。从今往后，但凡看到这名字，我就深恶痛绝！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1月3日在东京的帝国剧场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抨击英美文化，鼓吹“亚细亚文化”、“日本拯救亚洲”和“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1943年在东京又召开第二次会议。1944年移到南京，又召开第三次会议。这些把戏，自然是“思想文化战”的步骤，是“笔部队”的另一种形式。值得介绍的是佐藤春夫的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短篇小说名《风云》），它以郭沫若（化名汪某某）和郁达夫（化名郁某）为原型，丑化中国抗日文化人士。佐藤春夫声称：“一切都是宣传第一，一切都注重实效。”作品主人公“汪”和他的日本妻子，被美化为“亚细亚之子”。郁达夫读到此书后，义愤地写下《日本的娼妓和文士》，指出“在这中间他处处高夸着日本皇军的胜利，日本女人的爱国爱家的人格的高尚”；“佐藤在日本，本来是以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1943年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发表《大东亚共同宣言》。“日本文学报国会”决定以其五大原则为主题，“刊行构思规模宏大的小说，向大东亚各国国民宣传皇国的传统和理想，渗透共同宣言的大精神”。其中太宰治分工“独立亲和”，为此他撰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描写鲁迅在日本仙台的留学生活。王向远教授称：“《惜别》对鲁迅形象的歪曲，首先表现在作者对鲁迅对日俄战争的态度上。”“太宰治对鲁迅形象的歪曲，还表现在他笔下的鲁迅对日本文化的评价上。”“更荒唐的是，在这里，太宰治借老医生的口，认为鲁迅由医学转向文艺，是由于认识到日本天皇制的优越性的缘故。”悠哉之所以详细介绍太宰治的长篇小说《惜别》，决不仅仅因为它描写了鲁迅，而是因为：《惜别》被于小植译成中文，2006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董炳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鲁迅研究专家）在序言中，首先介绍了竹内好专著《鲁迅》的观点和他对《惜别》的批评，接着他说：“竹内的批评有合理性，但也有简单、片面之处，遮蔽了《惜别》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实际上，鲁迅的‘本体’存在于鲁迅的复杂性之中，需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阐释。《惜别》作为小说固然是在‘想象’鲁迅，但小说对于鲁迅文化观的表述、对于弃医从文动机的解释、对于侮辱信作者动机的解释，都有启发性。”咳，真是见鬼了！两位中国学者，对于太宰治的《惜别》，评价竟然如此不同！个中委曲，叫人实在难以参透！虽说悠哉忝得“中国文学大师”称号，却没有资格对王、董二位的学术观点评头论足。毕竟，我只是读过《惜别》，却谈不上专门研究。该书第十三章叫“日本有‘反战文学’吗？”。据王向远教授研究，日本左翼作家在日本侵华战争后全都转向了。日本文学界所谓的“抵抗文学”，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根据法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抵抗文学”一词虚构出来的谎言。例如川端康成，虽然没有在创作上“协力”战争，在行动上却是积极参与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卖力地参加了。王向远教授断言：“川端康成决不是当代中国不少读者印象中的‘超越时代和政治’的作家。”奇怪的是：对川端康成，悠哉大师也存在这般印象。还有《细雪》的作者谷崎润一郎，文洁若在《唯美主义作家谷崎润一郎》称：“谷崎一向反对日本侵华的不义战争。”但是王向远教授称：谷崎和川端一样，也是在行动上积极参与和“协力”战争的。日本军政府组织的各种会议，他都参加了。当新加坡陷落，谷崎高兴地挥笔写下《新加坡陷落之际》，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建立了赫赫伟绩……迄今为止，皇军所征之处，公名正大。”高慧勤、叶渭渠、文洁若等日本文学翻译家，为什么要不顾历史事实，向中国读者这样宣传日本作家呢？萨特曾因福楼拜没写过政府镇压巴黎公社的文字而加以谴责，他们对这些日本作家为何如此开恩呢？我以为，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写得很好，它廓清了悠哉大师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糊涂认识。本文题为《醒眼看日本现代文学的侵华特征》，并非说整个日本现代文学是侵华的，而只是说：它的确烙上了“侵华”的印记，或深或浅地。王向远教授的若干论断也许值得探讨。但是，我敢担保说：这是一部用于“讲真话”的、很严肃的学术著作！正是基于上述理由，我才在这篇短文里“撮其要”概述了该书内容。至于深入评价，不是我所能做到的。我觉得，宣传这部学术著作意义很重大。想想吧：该书于1999年初版，仅仅印刷3000册！十年过去了，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爱好者里，究竟几人拜读过这部著作呢？想到这一点，我不胜忧虑，不胜惆怅！从此以后，中国文学大师悠哉对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名作家，不得不很有些讨厌了。世界上有一种罪恶叫“忘恩负义”；他们早年皆深通汉学，受惠于中国悠久文化的润泽，却是这般狠心地充当孽子！ 2009-3-6纪念"七.七"69周年:石门里斩杀侵华日本军官军刀行动---兼记由此带来的一次烧杀惨案---当年英雄有谁知1941年早春，中国人民拯救中华的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阶段，山东半岛胶莱平原北海地区军民，在共产党和在许世友将军的领导下，与日寇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莱城东三十里南王行政村有八个自然村，该地南依嵯峨险峻的崮山山脉，北接军事要道206国道，有河谷良田2500亩，岭地3500亩，盛产红薯甜瓜闻名齐鲁。境内沟谷纵横，道路曲折险要，密林遮村，是我八路军和革命干部休整养息的地方。该地有一条河流叫太阳河，上游五里处是埠上石桥交接处的雁岭哭儿沟石门里，形势险峻，水草茂密，易进难出，常年流水汩汩，北入王河入海。太阳河东岸太阳山上有古老的庙殿，叫太阳庙，建于明洪武年间，庙殿南北长一百步，东西广五十步，南北庙堂相对，东西厢房相应，廊道相连，飞檐凌空，气势恢弘，钟声飞越远近十几里。每年二月二六月十八九月十八赶庙日，远近州县贾客云集，少童白叟红男绿女齐集庙场，庙门外大戏锣鼓开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太阳庙殿据高临下，周边山脉相连，几十里村落尽收眼底。1940年日寇在莱城东部地区建立了军事据点，中间广阔地带一带却无法控制。1941年正月底，崮山八区获莱城我地下工作者密报，日寇驻军出动100多人东出扫荡，准备勘察日光山庙宇地理形势设立据点，打开莱城东部“非占领”状态，强化“绥靖”政策。正月二十七日上午，寒风刺骨，天干冷干冷的。南王村民兵指导员张令信接区里通知，带领民兵周九丁等人，去村西大沟埋设地雷，阻止敌人东进。张令信身材高大，有豪气，练八卦，敢为事。1937年加入共产党，曾与郑耀南长子郑梦华参加胶东干部学校学习，在《大众日报》社做保卫工作，后任潍县抗日政府公安三科科长，潍北锄奸队队长，亲手处决汉奸和还乡团骨干十几人，曾跟着许世友司令员做过事。周九丁身材高伟，有勇力，在当地是有名的掐电线埋地雷能手。上午十时许，敌人不走大沟，绕行西石桥村，在村西稍做休整，然后北行过马家庄。张令信等人看鬼子改变行军路线，带领同伴扒出埋在大沟小路上的地雷，从大沟东侧绕马家庄返回村隐蔽。中午十一时，鬼子队伍在南边家村（有说在南菊寺村）吃饭，饭后向驿道方向开拔。有一骑白马挎洋刀鬼子中校军官中午醉酒，落在队伍后，独骑过太阳河，东行上庙殿西侧西北二里许，掉队醉卧不醒。南王村村民王梦彦拾粪经过发现情况，迅速回村报告村长王仁洁，王仁洁让他马上回去监视，自己去东村约民兵指导员张令信，及民兵周九丁，张升奎，周元丁，张升志（外号小野猫）等五人，一起去鬼子军官醉卧处。王梦彦曾在哈尔滨做事，会几句日语，大家商议好先让他上前找机会说话，大家待机行事。王梦彦腰里缠着布腰带，肩上铁锨撅着粪筐，打扮成拾粪农民的样子，上去借火抽烟，这时军官已醒来，问，南边的什么村子？王梦彦回答说是南王村。又问西边的什么村子？答说南边家村和北边家村。军官拿出地图，指点着看了一会，说，你说的对，你的大大的良民。军官就从衣兜里掏出香烟，给王梦彦一支，自己手拿着一支。王梦彦遂上前给军官点火，张令信斜刺里从后面靠近军官，猛不定抱住军官的腰，死死不放手。这时军官呜啦呜啦大喊，翻身回手抽刀，刀鞘长，抽不出。张令信与军官在地上滚打，滚出十几米。令信大喊，来人啊！周九丁四人遂上前缚敌，争奈刀光闪亮，寒气逼人，无法下手。小野猫张升志上前，用铁锨砍伤军官抽刀手臂，军官刀落。令信大喊，解裹腿！大家遂解下军官裹腿带子，奋力绑好军官手脚，解下军刀。把军官抬到马背上，一人牵马，四人挟持，二人护卫，从胡子沟过河道，送宋家区政府。区里没人，遂商议处决军官。就顺南王河道至上游哭儿沟石门里。石门里经年流水，隆冬不冻。水下有细沙，深有数米。周九丁手起刀落，将军官斩首。在河床上挖了大坑，尸首埋在河床下，上面用沙掩好，流水如旧。放走战马，埋好战刀，自觉万无一失，遂分头四下里躲避。不巧远处有村八岁小孩乳名满仓者，和外号林老五者二人看到。林老五在村里是无赖，不懂义理。此时为1941年，正月二十七日，中午二时左右。当日鬼子队伍行至石郭庄一带，发现军官失踪，遂拉网满坡往西搜索。军官白马返回，鬼子知道军官出事，就在南王一带大肆搜寻。一帮铁匠师傅被鬼子打得头破血流。傍晚，队伍没回莱城，就在武官和南菊寺宿营过夜。当日夜降小雪，漫山遍野一片银白。正月二十八日凌晨，敌人调集驿道平里店小庙后据点队伍400多人，重返南王一带找人。南至坎上坎下东西埠上，一直到北面的宋家集教书庄，西边到武官清明沟村，漫山遍野到处是马队奔驰。老百姓提前接到上级通知，大部分躲藏进山了，只有老弱病残没来得及转移，被赶到各村的场院里拷打审讯。南王东村有30多人被赶到村南大荒里，张令信母亲徐氏，周九鼎父亲，以及张令信埠上的一个远房姑舅徐永春亦在其中。小孩满仓被鬼子用糖果诱惑，给鬼子指出军官尸体掩埋地址，林老五向鬼子指认出张令信母亲徐氏和周九丁父亲。徐氏和周九鼎父亲被带至石门里。鬼子从河道里挖出军官尸体，当场枪杀了徐氏和周九鼎父亲，然后用担架抬着尸体，送到小庙后据点。时为1941年古历正月二十八日上午10时许。关于满仓提供军官尸体地点，林老五指认张令信母亲和周九酊父亲的细节，系解放后民间传说, 据当事人张令信说,是他远房姑舅兄弟徐永春解放后说出实情。那时林老五已逃逸东北，至死不归。对满仓则因为年幼无知没法处理。下午2点，鬼子返回，遍村放火，一时烈炎张天，浓烟滚滚，正值东南风起，烟尘飘至掖北海边，缭绕不散。村民踏雪站在南岭顶上，眼巴巴看着家园毁于一炬。大火烧到第二天早上，仓谷糠秕烟雾三日不息。东西两村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12万公斤，烧死牲畜三十多头，桌椅柜箱无计其数。西村仅存三家没烧。周发堂家院墙高，胡秸烧不到房檐，免于一炬。王玉琪大门朝北，老头用铁耙顶门，翻墙外逃，鬼子没有进去。王梦寿老婆躺在家正屋，大喊有瘟症，鬼子也没敢进去。笔者家父在世日，说仅存三样东西：一张土耙子，一只驴鞍子，一个呱嗒，三样东西都有火炭痕迹也！事过三十年时修葺老屋，墙壁内里皆火红色，墙里顶梁立柱皆为黑炭。南王石坑出产黄褐色石料，古辈用这种石料建房。房屋墙面经大火焚烧皆成红色。大火焚烧时，来不及走掉的老人都被烧死。鬼子漫山遍野搜寻人，有承认南王人的，格杀无论。王宝山和老婆用驴驮着三个孩子，跑到大台，鬼子问：是那里人？他的老婆精神有毛病，说是南王的，王宝山立刻被抓走，在小庙后干河子村被活扒了心，祭祀死了的军官。北边村村民边锡元当时也被抓到干河子，王宝山被害情况他曾亲眼看到。东村王群被抓后，被扔到粪坑里淹死，春天往外扔粪时才掘出来。许多亲戚不敢收留南王人。张秋英母亲用驴驮着孩子投奔马家庄姑母家，被亲姑姑拒之门外，后投奔边家亲戚张节家住了半年。也有死里逃生的，王永德被鬼子马队追赶时恰好内急，一闪身蹲进道旁的土坑里，马队从头顶跨过去，躲了一劫。南王遭劫后，北海抗日民主政府组织各区民工出钱出物出工，用一个春天帮助建房，流落他乡的人才慢慢返回乡里。有许多人家移居外乡，至今没归。周发云一家搬到山后村，王克义一家搬到龙冢庙村，至今未归。有没及时建好房子的人家，就多年住在废墟里，周发成一家人就住在窝棚里三年多。有新媳妇结婚住在牛屋的，有公婆与媳妇同居一炕的。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村里仍然残垣败壁，瓦砾遍地，满目荒凉。家家户户也很少有柜椅的，连盛粮食的瓮也没有，都是盛在用土墼砌的土仓里。冬天到了，深夜老鼠肆虐，粮食常常被一宿倒光。有月子里孩子被老鼠咬伤鼻尖耳朵者。又家家户户很少有房门的，用草廉遮风，冬天屋里似冰窟，幼儿长夜啼哭不住。奔东北谋生者有百多人吧，哈尔滨几乎有了南王村。笔者有远房伯父叫王梦志者，今年八十有九，自奔东北没返乡里，年前病倒，嘱咐儿女他死后把骨灰安葬回老家日光庙遗址西坡，拳拳之思乡情感人泪下！愿天下人珍惜今日安宁康定生活，为富国强兵尽匹夫之责也！当年擒敌英雄大多过世，张令信老人尚在。二龙周九鼎1947年在斗争地主浮财时，因给被斗争对象通风报信，激起民愤被村民活埋而死。其他人皆病老而死。张令信老人今年八十有九，已拄拐，身体有病。记忆尚好，对当年火烧案情能断断续续记起。老伴九十，也患有疾病。今年正月初一我去看访了张令信老人，我走出老人家门时，天空正飘着清雪，距那个火烧的日子正月二十八日，还有二十七天。可是已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张令信老人执意送我，我回头远望风烛残年中的当年缚敌英雄，心有戚戚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请大家帮助转帖和置顶)南京正在遗忘和毁灭亚洲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南京市利济巷2号是现存最大的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2003年，八十二岁高龄的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老人来到利济巷2号指证日本人在此犯下的罪行。侵华日军在南京曾设有四十多处慰安所，现存的不过五六处，而有慰安妇亲自证实的仅此一处。 利济巷2号是亚洲最大的慰安所遗址，专家充分肯定了保留该处遗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朴永心老人离开南京后，该处房屋因地产开发而面临拆除的命运。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广泛关注。在舆论之下，南京市政府做出了暂不拆除的决定。此后，该幢房屋和周围相关建筑逃过一劫，但居民的动迁并未停止，绝大多数居民已迁出利济巷2号。南京市政府虽暂不拆除此房，但一直未对它的未来做出规划。永久保留？原址建立纪念馆？易地重建？拆除？一年来没有答案，也没有妥善的保管。[注：南京市进行民国总统府前地块改造，曾要拆除一座民国碑坊和两座清代宗祠。后来经过报道，引起关注，拆迁单位表示碑坊不动，宗祠日后重建。可在地块建筑拆完之后，碑坊也拆完了。三四年后，宗祠也不知在何处。总之是不了了之了。]利济巷2号已有七十余年房龄，由于无人居住，大部分门窗已经严重损坏，雨水直接注入室内，浸蚀墙体。一楼填满垃圾，天花板大面积脱落。七十高龄的危房在风吹雨淋，无人照管的情况下还能矗立多久？南京遗忘了它，看着它走向毁灭。去年，南京大屠杀的活证据李秀英老人走了，对日本右冀而言又少了一个“绊脚石”。人证会消失，可物证却能永久留存。利济巷2号是最好的物证，但如果我们连这么重要的物证都无法妥善保管，又如何去指控日本的罪行？我们的子孙又如何认知历史，知晓罪恶？今年是抗战胜利六十周年，难道真要把我们的遗忘当作送给日本人最好的礼物？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沈阳北郊柳条湖村南满铁路轰地一声巨响，惊醒了睡梦中的沈阳城，日本军国主义者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九一八事变爆发。这一声巨响，拉开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进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这一声巨响，把日本法西斯战争阴谋暴露无遗。 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少壮派军人“满蒙中心论”、“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具体实践，从“大陆政策”、“满蒙积极政策”到《对华政策纲领》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不断增长，对外侵略扩张政策不断发展而逐渐形成的。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产生与其民族固有的“大日本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密切相关。“大日本精神”宣扬“日本乃万国之本的国家”、“有其独一无二、不可企及的优越性，高站于世界之上”、所有其他国家“宛如朝露，转瞬即逝”；武士道精神信奉“武力为立国之基础”，对内主张残酷镇压人民群众，对外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荣。正是在这种狂热的所谓民族优越感和以武力征服世界、统治世界的野心驱使下，明治政府在建立之初，就以天皇名义公然宣布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就把侵略扩张的目标确定为中国和朝鲜，为此制定了一系列的侵略扩张政策，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在“大陆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日本大军阀山县有朋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890年3月，他以首相和陆军大臣的身份向天皇呈递一份奏折，在奏折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临近区域是也。”甲午战争后，他在给天皇的奏议中进一步阐述，“历来之军备，专以维持主权线为根本，然而，如欲不使此次胜利失其成效，进而成为东洋之盟主，则必须考虑利益线之开辟”。这里，“此次胜利”即指甲午战争的胜利，“利益线之开辟”，就是要加深和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进入20世纪20年代，日本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促使日本“大陆政策”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即以“满蒙积极政策”作为控制中国、控制亚洲大陆的“第一重大关键”。用后来《田中奏折》中的话总结就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满蒙”，即今天的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地区，这个有着辽阔土地和丰厚物产的地方，很早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看中；经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日本取得了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与权益。但贪婪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处心积虑要把“满蒙”地区从中国大陆分割出去，成为其独占殖民地。早在1911年，日本就曾诱说清政府愿意协助其巩固政权，只要以东三省为代价，但由于英国干涉，未能实现。民国时期，日本当局又授意日本浪人纠集清朝贵族策划了两次“满蒙独立运动”，但都没有成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美国在远东积极扩张的势头，日本对独占“满蒙”的前途忧心忡忡。1927年，一场全国性的金融危机把日本帝国主义推向了武力吞并“满蒙”的边缘。 1927年6月底，日本东京外相官邸召开了一个极其重要而神秘的会议――东方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外务省次官森恪、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大将、陆军次官火田 俊六等。这次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形成了一份正式文件――《对华政策纲领》，尽管这个纲领被一些含蓄而巧妙的外交辞令所包裹，但我们还可以从一些条款中看到日本当权者对“满蒙”政策的巨大变化。比如第六条规定：“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第八条规定：“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之特殊地位与权益有受侵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均将予以防护”……东方会议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把“满蒙积极政策”以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以东方会议为指导，日本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各右翼团体为武力侵占“满蒙”而竞相活动起来。 战争准备态势 在日本各种政治、军事势力中，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一直是侵略“满蒙”的急先锋。从1907年起，以守备铁路的名义取得在东北的驻扎权后，这支部队一直图谋分割东北。他们霸占土地，广筑军营、靶场，派遣间谍，大搞颠覆活动，还于1925年非法出兵阻击郭松岭反奉部队，1928年蓄意炸死张作霖，以扰乱东北局势。东方会议确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后，关东军如鱼得水，马上进入阴谋策划的战备实施状态。从1929年到1931年关东军参谋先后组织了四次“旅行”，对北满、辽西地区进行军事侦察；作为军事侦察的成果，关东军制定一系列文件对如何武装占领东北，以及占领后的行政统治等事宜作了明确规定。1929年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起草文件《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30年9月，关东军参谋佐久间亮三起草完成《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同年，关东军司令部制定《处理满蒙问题方案》。此外，作为吞并“满蒙”作战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东军还对占领“满蒙”的各种作战技术进行了专门研究。1930年，石原和佐久先后研究出“夜袭弓长岭的现场设计”和“奉天城进攻要领”。到了1931年，随着局势的日趋紧急，关东军更是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研究各种具体的现场作战技术。总之，为了吞并“满蒙”这一志在必得的战略要地，关东军精心制定了包括中心突破方案、具体作战技术在内的一套多层次、密实的整体作战方案。满蒙在关东军的阴谋策划下，已是汹潮暗涌，罗网密布。 对于关东军武力侵占满蒙的计划，日本军部尤其是掌握实权的少壮派军官一向是心有默契的。随着日本对“满蒙积极政策”的确立，日本军部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动。1929年，冈村宁次调任陆军省补任课课长，负责佐尉级军官人事调动。冈村宁次是少壮派军官的骨干分子，当初在陆军士官学校与永田铁山、小火田敏四郎有“三只乌鸦”之称，对“满蒙”问题一向主张武力解决。趁此机会，冈村宁次将陆军省部之要职，调整为“适合要求”的人员充任，一些侵华的积极分子如今田新太郎、桥本欣五郎等都被安插在了重要岗位。1931年，本庄繁中将就任关东军司令官，建川美次少将就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本庄繁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建川美次调任前一个月作为解决“满蒙”问题核心会议委员长刚刚领导制定出《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对武力侵占“满蒙”具有一套成熟而系统的想法。以冈村、建川为首的少壮军官成为关东军阴谋集团在军部内的秘密同盟。这样，关于在东北制造阴谋，进而达到武力占领的计划在日本陆军省、参谋本部与关东军之间形成了串通一气、相互配合的通道。除了人事上的调配，军部还在兵力部署方面积极配合关东军的行动。1931年4月，调驻仙台的第2师团到南满地区换防，第2师团的士兵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8月，调第16师团5000人前往朝鲜，朝鲜原驻部队则集结于鸭绿江、图们江沿岸，与对岸的关东军遥相呼应。9月，又向朝鲜增派两个师团。 就在军方紧锣密鼓地进行政治策划和军事调配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也都倾巢而出，为即将发生的武装侵占东北大造舆论，一时间，形形色色的武装入侵东北的所谓理论根据纷纷出笼。有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满蒙”独立论的；有强调“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要“牢固确保和死守”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的；有叫嚣“战争不可避免”、必须“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在这其中，日本军方也直接出面，向国民灌输武装入侵的思想，曾出动军用飞机，向金泽、福井、富山、松本等地散发10万份传单，题目为《醒来吧，为了国防！》。 1931年七八月，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把日本朝野上下的战争狂热推向极点。各路要人借题发挥，右翼组织青年联盟头目冈田猛马要求立刻以武力占领东北，对石原质问：“难道你们腰上的刀是竹刀吗？”石原断然回答：“不管是微薄之力还是竹刀”，“我作为作战参谋主任，可以这样说，一旦打起来，用不了两天即可攻克奉天，事情要决断于迅雷不及掩耳之中”！另一法西斯青年团体大雄蜂会头目笠木良明宣扬：“天国总是存在于剑影之中。”政友会头目森恪则公开声称：现在再也“不可能解决事态”，解决的办法“只有动用国力”，并说“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敌对状态。 一场侵略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满蒙”上空阴云密布。 柳条湖畔的爆破声 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是由关东军拉开的，一般认为，这一军事行动的系统构想是由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最先提出的，并在坂垣征四郎的支持下付之实践的。 石原毕业于陆军大学，精明强干，善谋略，被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1928年到关东军司令部任作战主任。他针对日本关东军在兵力数量、武器装备等方面不如中国东北军的状况，提出了“以寡制众”的军事学术观点。1931年春天，石原作战计划初具雏形，“集中兵力攻克沈阳城”，要“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军队，推翻其政权”。为达此目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花谷正等人多次密谋，于1931年6月底终于炮制了在柳条湖炸毁铁路的计划。这一具体的行动方案，包括三方面内容： （一）爆破地点选择在距沈阳城北2．5公里、北大营西南1000米处的柳条湖，这里偏僻静谧，更重要的是有利于攻击北大营的中国驻军。 （二）时间安排在9月28日，其时庄稼已经收割，大地裸露，便于野外作战。 （三）确定以铁路爆炸声为暗号，攻击北大营，进攻沈阳城。 为了秘密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坂垣和石原将爆破任务交给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大尉。不久，今田又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虎石台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3中队调到柳条湖分遣队，负责现场爆破；同时，他们又网罗驻奉天的日本部队的骨干分子，寻求支持，以便行动。这些骨干分子，有第2师团驻奉天第29联队大队长名仓少佐、队副儿岛少佐；有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第2中队长川上精一大尉，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还有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少佐等人。 进入9月初，沈阳城内战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为了爆破和攻城计划的顺利实施，日军第29联队和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连同驻沈宪兵队和警察，对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进行多次围攻演习：9月2日至5日，关东军在文官屯、关帝庙等处进行围攻北大营、兵工厂和沈阳城的各种作战演习；9月8日，日军公然在沈阳大北边门外架设机枪，作攻城演习，在合堡大街进行巷战演习；9月14日至17日，日军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有时，甚至贴近北大营的围墙，可谓嚣张猖狂到了极点。 在旅顺，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为了配合计划，对沈阳实施致命一击，先后调兵遣将，云集沈阳：8月下旬，从日本国内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存放于苏家屯车站。8月27日，将驻大连柳树屯守备队秘密调往沈阳火车站。8月27日和28日，向在沈阳的日侨发放枪支。9月上旬，将驻安奉线守备队第3大队集中到沈阳、苏家屯一带。9月14日，授意抚顺守备队安排四辆可以随时出动的编组列车，以便事变发生后可以立即进占奉天。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则从9月7日开始对日本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进行了为期12天的检阅，先后到达海城、鞍山、本溪、公主岭、长春、沈阳、辽阳等地，其中沈阳是他视察的重点。在视察期间，本庄繁一方面检阅各地武装，进行战前总动员，一方面观看各地日军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沈阳，他详细观看了第29联队、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联合举行的攻打沈阳城墙的夜间演习，这个军事演习把具体作战的每个步骤、每个细节都模拟了一遍。以至事变后一个日军军官惊讶地说，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就在一切安排妥当之际，事情遭遇了小小的挫折。原来关东军的紧锣密鼓的行动引起了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疑虑。林久治郎作为领事馆官员，代表日本外务省的立场，对“满蒙”问题主张以外交途径，谨慎解决。因此9月15日，林久治郎给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出密电：“关东军集结军队，携出物资弹药，最近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就此事在当天的内阁会议上，向陆相南次郎提出质询，考虑到大部分阁员的意见，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往东北阻止关东军的行动，并给本庄繁带去密信，“希望暂时不行使武力”。眼看关东军策划的行动就要泡汤了，在这关键时刻，建川美次起了扭转形势的作用。他事先向坂垣泄露情报，要其提前行动，并一路耽搁，以造成既成事实之结果。这样，在建川美次的大力协助下，柳条湖爆破事件比既定日期提前10天即9月18日顺利实现了。 关于当天晚上的情形，负责爆破任务的花谷正是这样回忆的： 九月十八日夜里，一弯明月落进高粱地里，天色顿时昏暗下来。疏星点点，长空欲坠。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铁路为名，率领部下数名，向柳条沟方向走去。一边从侧面观察北大营兵营，一边选了个距北大营约八百米的地点。在那里，河本亲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装置在铁轨旁，并亲自点火。时间是十点钟刚过，轰然一声爆炸，炸断的铁轨和枕木向四处飞散。 不管怎么说，也没炸张作霖时那么大的规模。这一次，不仅没有必要把火车炸翻，而且还必须使在南满线路上驰骋的列车免受损害。因此事先让工兵做了计算，直线单面铁轨即使炸断一小段，遇上正在高速行驶的火车，也只要它暂时地倾斜一下，还能够通过，根据计算所得的这个安全系数，规定了所需的炸药数量。 爆破成功后，日本关东军一面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一面大造舆论：“华兵爆破铁路，引起中日两军大冲突”。19日，东京各大报纸纷纷发表评论，“此次事件之发生，由于破坏满铁”，因此“日军之行动，系属正当”。关东军怕败露破绽，还制造假现场，他们在现场放置了三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的尸体，伪装成被击毙的爆破铁路“凶犯”。 但事情的真相是掩盖不住的。1946年，在远东国际法庭上，记者乔・毕・巴鲁回忆他在事变第二天到沈阳调查时，在现场看到的是：“中国士兵的尸体放在离路轨约五十码到一百码的地方，用铁板围起来。他们的头部冲着爆破地点的方向。同行中的一个伙伴，调查了一具尸体，他见到的是一个没有血迹、被放置了相当长时间的尸体。”据说，当时的奉天省日本邮政局长歧部与平在参观了现场后也认为：“日本的做法太愚蠢了，人们一看现场就知道是伪造的，尸体是在人死后扔到现场的。”战后，日本战犯对事变的真相供认不讳。曾任伪满洲国总务长官的武部六藏于1946年的笔供中说：“昭和六年爆发了满洲事变。事变爆发的契机，是由9月18日爆炸奉天北大营附近的铁道而揭开序幕的。炸毁铁路虽然是基于关东军的计划而实行的，可是关东军却说是中国军队所破坏的。”曾经亲手炸死张作霖，并积极主张制造“满洲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幕僚河本大作，于1953年的笔供中说：“由于万宝山事件和中村大尉事件的发生，导致日本国内舆论沸腾，他们（石原和坂垣）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九月十八日夜，派虎石台守备中队破坏柳条沟的桥梁（铁路），如同奉天军士兵干的一样”。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方的态度 九一八事变爆发当晚，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外务省陆续收到沈阳方面的情报，各方势力对此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 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为代表的军部中央接到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污蔑“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守备队”的电报后，对关东军的行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9月19日，陆军大臣南次郎大将、参谋总长金谷范大将及陆军中央部在参谋总长办公室召开了军部中央的首脑会议。会上，军务局长小矶国昭说：“关东军的这次行动是完全合理的行动。”对他的说法，与会者一致赞同。然后，确定了陆军方针，即九一八事变作为解决“满蒙”问题的理由，不但要确保原来在满洲的权益，而且还要以此对整个东北实行军事占领。最后会议讨论的结果，一致认为关东军的“军事占领是适时宜的”，并考虑派兵“应急救援”。 与军部中央接到的情报完全相反，外务省得到奉天领事馆方面关于事变真相的报告是“此事系军方积极策划”，“中国军队并未抵抗”，“种种情况证明关东军并非处于自卫”。受外务省情报的影响，内阁联席会议做出了暂时“不扩大事态”的处理决定。 关东军对于日本内阁的决定很不满意，极力反对，连续发给军部中央两个电报，迫切要求扩大侵略军事行动。对于关东军扩大侵略的要求，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虽然表面上反对事变进一步扩大，但迟迟不肯发出制止关东军军事行动的命令。只是假装软弱无力，不负责任地要求关东军“依内阁决议决定，不超过必要之限度”、“此次中日冲突事件”，“帝国政府仍不愿事态扩大，希本此旨为之”。而若木规首相、币原外相等政府首脑又遇事优柔寡断，抱暗中默认的态度，对于九一八事变始终没有采取积极措施。9月21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南陆相提议向满洲增兵，虽然遭到了币原外相和井上藏相的反对，但驻朝鲜日军却不等日本政府的决定就独断越过国境进入东北。22日，南陆相在内阁会议上报告了这件事以后，内阁政府抱妥协的态度予以事后默认了。若木规 首相表示：“既然已经出动，也就没有办法了。”币原外相此时虽认为驻朝鲜军的独断越境是“干犯大权”的行动，但也已经没有勇气敢于提出这样的主张了，最后只好“既已承认事实，亦决定支付经费”，一并上奏天皇，并很快得到了天皇批准的敕命。 至此，日本最高权力中枢完全站在了关东军一边，“不扩大事态”成为一纸空谈。关东军在东北大地上攻城掠地势如猛虎，一日千里。以关东军一区区驻外殖民军能够影响并左右东京军部内阁的有关计划，造成以下克上的结果，这充分暴露了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内阁、天皇在侵华基本立场上的一致性，也从侧面反映出九一八事变决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发展的必然结果。 由于日本方面在事变前的周密计划、事变中的不宣而战、事变后的一致行动，加上中国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的卖国政策，致使日本武力侵占东北的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九一八事变当夜占领沈阳城，一日之内攻城20余座、略地1000余里，4个月零18天占领东北3个省1个特区，一口气吞下相当于日本国土3倍的中国国土，东北13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就这样被日本侵占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近现代史上决定性的转折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由此而得逞，他们不断地扩大侵略战争，妄想充当亚洲的霸主。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以至灭亡也是从此开始。东条英机、坂垣等这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也落得了可耻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