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色上上签
两年前，《思美人》一剧拍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屈原”一角，其中还涉及到 ”山鬼“ 一说. 虽端午假期逾半，但借着这个契机，为大家打开这“知妖”第一联。 山鬼，女神，精怪，山神等，未入仙列，屈于“鬼”字，却也因“鬼”字洒脱游吟。 终生奉行浪漫信条的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中描写婀娜哀怨的“山鬼”一形象，留给后世无限解读。 汪洋肆意的笔端之下，山鬼似从山支经过，身披薜荔与石兰，以女萝、杜衡为腰带。巧笑倩然，姿态婀娜。 隐时于幽林不见天日，出谷时乘坐赤豹，花狸相随。她从歧路走来赴约，历经藤曼山岩，终脚伫山巅，看云雾四下舒卷，却见东风袭来，瓢泼雨至。 半人、半神、半鬼，她却如常人一般饮山泉水，住松柏屋。她也与常人一样，有在心头上下的思念之人，担心美丽不能永驻。 此时，山鬼看周遭”雷声滚滚、雨势溟溟、猿啼啾啾、落叶萧萧“…见他迟迟未至，顿觉伤悲翻涌。 屈原用一贯“人神结合”的方式，描述了山鬼形象，她披戴四种香草，乘着赤豹拉的辛夷车，车上插着桂枝编织的旗，身边跟着长有花纹的花猫…… 其衣食住行无不带有强烈的神性和野性色彩，能驾驭猛兽，行踪莫测，性情率真。 然山鬼容貌体态、情感变化又与常人无异，盼爱人早些来，否则忧伤孤独…… 风雨交加时恋人迟迟未来，留她一个在山中孤芳自赏，开始时体谅他或许没有时间，可迟迟未至，开始怀疑恋人是否真心。 一直到深夜时，听周遭遭窃，稀松风鸣，灰灭的念头愈发清晰，骄傲与自尊也终受摧残。 半鬼半神，山神有着神的清冷与雅调，却也有超出常人的野性与张烈… 当遇到 “不可韪” 时，山鬼会作何收场？ 文学史中一直把山鬼视为女性形象，认为《山鬼》篇是一支祭祀神曲，是讴歌凄美爱情的赞歌。 对情人一往情深，不惜跨越险峻远途前来相见的山鬼，实际上就是屈原本人。而那位情人，则是屈原所希冀的对象—楚怀王。 屈原性情高洁、才华四溢，一心想为楚怀王实现美好的政治理想。奈何前路不光有肖小构陷，政治环境险恶。 偏偏楚怀王识人不明，偏听谗言，重用小人，听不得半分挪移，在奸人一番摆弄之下，不由分说将屈原发配到遥远的地方。 眼见周围政局败落，敌国群雄虎视眈眈，屈原如“山鬼”一般期盼楚王回心转意。奈何环境越来越差，却始终不见楚王回顾。 带着最后的高洁与倔强，屈原选择投身汨罗江，让鱼虾果腹，也不愿被环境玷污。 山鬼不幸，往日烂漫洒脱不复，曾经与花狸赤豹嬉戏的脾性逐渐消磨； 屈原不幸，从容不复，贵公子的高洁气性最终只能沉江自保。 楚国不幸，落得怀王用人不当及秦相张仪欺诈导致国势渐衰，最终败落为人欺辱。 当然，关于“山鬼”的解读还有另一种方式： 先秦及汉代的祭祀礼俗，巫者降神必须先将自己装扮得与神灵相貌、服饰相似，神灵才肯“附身”受祭。 但由于山鬼属于“山川之神”，古人采取的是“遥望而致其祭品”的“望祀”方式，故山鬼不降临祭祀现场。 此诗即按照这一特点，以装扮成山鬼模样的女巫，入山接迎神灵而不遇的情状，来表现世人虔诚迎神以求福佑的思恋之情。 可以理解为，诗中的“君”“公子”“灵修”，均指山鬼；“余”“我”“予”等第一人称，则指入山迎神的女巫。 全诗可视为神灵催发，最后的悲怨是因神灵不临，大抵古人以哀音为美，雷鸣猿啼显得人声期艾，便愈能引得神灵垂悯呵护。 山鬼是楚地神话的经典代表，有七情六欲，外表曼丽，是翩翩公子或窈窕美人。 楚先民以凤为图腾，崇尚火精，神话记载其始祖为祝融。可见，楚先民注重自然崇拜，主要表现对日、月、星辰、山川、河流、雷电、风雨等的崇拜。 不似中原古神那般丑恶、震慑，富有“舍己”精神，让人高不可攀。 山鬼—“既含娣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楚地神灵则多有野性与人性，究其所在，楚地物产较北方丰裕，气候湿润，草木繁茂，生灵遍野。 因此楚人生活安逸，不必花心力担心物质来源，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楚人信巫鬼，重淫祀”，为何多崇尚自然，为何以“凤”为信仰（姑且理解为楚地多幽林猛兽，以火得以驱散）。 换句话来说，他们只需要感恩这份“神灵馈赠”，便能在当时有丰富的物产繁衍生息。所以，有更多时间进行自我冥想的他们，具备更多自我意识与个人意识。 在楚地神话体系中的神，也是自我人格的神化，对于自我追求有着极高的重视与崇拜。 流浪君说 前文提到“大不韪”，缘由即《楚辞》中有多处诗句引人遐思，让人不禁有疑“屈原与楚怀王”有暧昧一说。 首先，他俩追溯宗族，都属于芈姓，为同一宗族。再者，二人有实打实的群臣关系。 屈原早年深受楚怀王信任，曾任左徒（仅次于宰相的大官）、三闾大夫等官职，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后被秦国张仪使计离间，楚怀王逐渐疏远屈原，并因小事将屈原流放偏远之地。 后短暂召回，又因楚怀王宠妃郑袖使坏，屈原第二次被流放，后被诛杀，自投汩罗江而亡。 但在屈原诗歌中，主人公以男女情人相责的口吻，且对楚怀王的称呼使用了女子对恋人的常用称呼“灵修”。还将自已置于楚怀王姬妾中，争风吃醋。 可以肯定的是，屈原在诗句中以“香草美人”自比，以恋人关系比喻自己与楚怀王的关系—二人之间有莫名情愫倒是佐证良多。 但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女”风也是社会风尚之一。当时儒家著作《荀子·非相篇》有云：“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 显然，屈原所处时代有崇尚男性美丽姿容，男性姿态服饰模拟女性唯美的风气。 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或许屈原只是追求脂粉，注重容貌姚丽，以女性自比的一员而已。 朱熹曾言《山鬼》“此篇鬼阴而贱，不可比君，故以人况君、鬼喻己，而为鬼媚人之语也”。 在本人看来，不管是高洁自比山鬼的屈原，还是天子之身的楚怀王，他们的结尾可能都印证了“ 神圣—不可侵犯 “一语。 在秦大一统之后，众多繁丽文化不再。但有幸还有《楚辞》这类灵气丰富的文化灵感得以留存。 尤其当今重文化传承的风向之下，它对于今后艺术创作，将有更多启发。 （点击阅读原文，聆听这首祭祀神曲《山鬼》，感受古时信仰） 「参考文献」 向君旭：《“山鬼”形象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不合逻辑的地方埋着深刻逻辑-
丹丹5678
《史记》中 “刺客"¨游侠"之比较 (栾为)(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黑龙江哈尔滨150080) 摘要：“侠客”是中国文学长廊里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形象。令人魂牵梦绕的侠客梦，令人咀嚼回味的侠文化是中国大地上一道独特的风景。什么是“侠客”?人们可以这样解释：勇猛无畏，身怀绝技，威震武林，浪迹江湖；也可以这样解释：见义勇为，抱打不平，疏财济贫，惩恶扬善；还可以这样解释；说一不二，任侠使气．疾恶如仇。视死如归。那么“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根究底， 《史记》中《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是其两个泉眼，而他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摘录全篇论文如下: 中国历史悠久的土壤中孕育了一类独具魅力的人物——侠客，千百年来歌咏侠客的诗篇，称颂侠客的传奇举不胜举、蔚为可观。炎黄子孙有一个但愿长作不愿醒的多彩“侠客梦”，东方文明留下了令人咀嚼回味不已的侠文化。那么这侠客形象发端于哪里呢?追本溯源，司马迁是为侠客作传的第一人，《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这两篇奇崛文字是打开后世侠文学的两个泉眼。虽然随着历史推移， “侠客”以一个完整的形象屹立于文学长廓，但肇端之初，刺客与游侠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们身上不仅有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多差别。不如让我们翻开《史记》，将这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作一番浅析。 人物是历史中的人物，有他们生活的社会语境；每一个人物又都是“这个”，有他们各自的文化品格；此外，人物又都是作家笔下诞生的、塑造的，作家的创作艺术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从社会时代、文化品格、创作艺术三方面考察刺客与游侠，二者的差别就明朗了。一、社会时代之异《刺客列传》所传五人，生活在动荡的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衰微，西周以来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动荡不安的社会催动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对人生的关怀、自我意识与自尊情感逐渐觉醒，日益浓厚。有口才，善于审时度势的人，奔走于各国之间成为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设馆授徒，讲学走天下之人成为学士，即儒生。余下最下层一类人：大多文化修养不高，又没有多少赀财，只能勉强糊口度日，空有一腔凌云之志、报国热血。他们也渴望实现辉煌的人生，建立不朽的功业，得到社会的认可。与此同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促使各诸侯广招人才为我所用，养士、用士之风弥烈。于是，欲伸之志与用士之风两相契合，造就了天下间第一种激烈人—— 刺客。他们没有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于权贵门下，成为政治权势的一种附庸。游侠之名，虽然最早见于《韩非子·五蠹》，但由于“自秦以来，湮灭不见”，故《游侠列传》所传之侠集中于秦汉以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秦汉政权El益巩固，统治 阶级对待士的态度明显发生了变化；作为战国乱世产物——游侠，地位一落千丈，甚至到了用之如虎、不用如鼠的境地。游侠到了秦汉之际便与贵族王权相脱离。但战国时期思想观念对游侠的影响依然存在。《礼记》中载有“言必先信，行必中正”之语；儒家好名又讲究信诺，受人之托全力以赴；墨子提倡“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从而达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在这些思想影响下，游侠刻意修身立名，以扶危济困为己任。而秦汉以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孑L子所主张的“仁政”、“攻心”、“化性”，轻视“怪力乱神”，从根本上否定了游侠的存在。结果游侠便成了一个独立阶层：一方面与统治阶级相对抗，触犯统治阶级的利益“扦当世之文罔”；一方面又与思想界相对立“儒、墨皆排摈不载”。于是游侠走下政治舞台，走入民间，从政治家的工具变成我行我素轻视公卿的独立一群。 刺客与游侠生活的社会时代土壤的差异，使刺客成为“脱身白刃里，杀入红尘中” (李白《侠客行》)专为恩主行刺之人；游侠则成为轻生高气、急人之难，施恩而不求回报的另一种人。 二、文化品格之殊 不仅社会语境不同，表现在文本当中刺客、游侠的文化品格也不尽相同，突出表现在思想特征、精神气质和悲剧色彩等方面。思想观念是人行动的航标，不同思想指导下人的行为表现不同。刺客与游侠文化品格上的差异，归根到底是二者思想主旨不同造成的。刺客重感情，讲报恩；游侠重原则，讲施恩。刺客不是嗜血好杀的魔鬼，不是轻易许诺的莽撞之徒，也不是精神变态热衷于自杀自残的自虐狂。相反，他们是极重感情的热血之士。曹沫“以勇力事鲁庄公，庄公好力”，即使在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鲁割地求和的情况下，庄公“犹复以为将”。庄公的厚爱与信任给了曹沫以巨大的情感力量，于是曹沫柯盟之时以匕首劫桓公，为了庄公，为了鲁国前去行刺。专诸刺吴王僚，有人认为“司马迁传刺客五人，专诸为下”，理由是助纣为虐、不辨忠奸。实际上专诸之所以为公子光刺吴王僚，在于“光既得专诸，善客待之”，且行刺之前“公子光顿首日： ‘光之身，子之身也。”’两人二位一体，公子光是专诸的知己。为光刺僚则正体现出专诸重情讲义，心之诚、情之厚。豫让刺赵襄子，执着不悔，豫让自己说的明白： “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荆轲初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 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在稠人闹市之中慷慨悲歌旁若无人，这非矫情造作，非玩世不恭，更非放浪形骸及时行乐，而是刺客寂寞的泪水，是刺客寂寞的呐喊。恩主的知遇点燃了刺客胸中的烈 火。于是荆轲敢冒天下险，为太子丹金殿刺秦王。因为重情，所以无所谓忠奸，无所谓名利，更无所谓生死。谁知我，我死谁!至于游侠则重原则，讲施恩。“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一切行动的出发点都依据心中行为准则：“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廉洁退让”急人之难。他们把救助厄困的社会道德推向极至，为了履行道德责任施恩于人可以“扦当世之文罔”，可“以躯借交报，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朱家“振人不赡，先从贫贱始”，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救季布之难后“及布尊贵，终身不见也。”不求回报。田仲、剧孟、王孟等亦皆是行侠讲信之人。郭解以“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振人之命，不矜其功”为行为规范。当自己侄儿被杀，郭解没有贸然报仇行凶，而是暗中了解情况后，作出公允评判“公杀之固当，吾儿不道”。可见，游侠所追求的目标是主持人间正义，而临血缘亲情与社会公理矛盾的时候，往往大义灭亲以维正道。当有人“箕居视之”表现出无礼之态时，郭解不先究人过，而先查己过“是吾德不修也”更以德报怨，阴脱其人践更之役，又替人排仇解难不求名利。足见游侠乃是以人间公理正道捍卫者形象立世的，其施恩是源于原则的力量。刺客是胸中有一把火之人，因情感的催动可以不计后果、不计名利、不计生死，为情而战；游侠是心中有一把尺之人，行事有所依凭，守信讲义，为理而战。不同的思想观念引导他们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 “客”因勇显而“侠” 以豪闻。刺客精神气质的核心是一个“勇”字。曹沫行刺之后，竟然弃匕首于埴下，就群臣之位而颜色不改，辞令如故。当其束手之机，桓公大可以擒而杀之，然而左右莫敢动者，在于曹沫的夺霸之气、壮士之风。豫让厕中刺襄子，襄子心动而惊；桥下伏击，马惊而警，足见其气逼人。荆轲刺秦，“群臣皆愕”“尽失其度”。可见刺客之勇有夺人心魄的力量。此外，刺客之勇非匹夫之勇，而是有勇有谋的智者之勇。专诸行刺之前做了仔细分析“方今吴外困于楚，而内无骨骰之臣，是无如我何”，行刺之时，置匕于鱼炙之中，用心巧妙。荆轲借樊於期之头，燕国督亢地图及徐夫人之匕，合三者之利前去行刺，可谓大智大勇。刺客之勇还是一种带有血腥之气的勇。豫让为了行刺“变姓名为刑人”， “漆身为厉，吞炭为哑”， 自毁形状，行乞于市。聂政行刺之后， “皮面决眼，自屠出肠”，死后暴尸街头。荆轲行刺“左股断，身被八创。”其血腥之气愈浓，则愈显其勇。最后，刺客之勇更是一种执著之勇， “立意皎然，不欺其志”；豫让“盖棺事则已” 的执著，荆轲“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定。由此观之，空有情，还不足以成为刺客。伯夷叔齐对故国之爱不能说不厚，比干对纣王之情不能说不深，然而他们之所以都成不了刺客，正在于他们缺乏勇气；慧星裂月，白虹贯日，一股激荡天地的勇气力量!游侠在精神气质上则体现一个“豪”字。不将荣辱名利放在心上的豪爽之气，不为己欲专门利人的豪拔之气。游侠急人之难，不是出于金钱、权势、名利的考虑，完全从心中之义出发。合于义，则为之，不计报偿；不合义，则不为，千金难动其心。朱家于季布尊贵之后终身不见；剧孟死后家 无余十金之财；郭解及徙茂陵，家贫，不中赀。尽管贫穷，然一旦人有事相求，合于义，游侠则全力以赴，急人之难。这正是游侠精神力量的可贵之处，感人之处，这就是豪。豪，“可能济王法之穷，可以去人心之憾。”于是归聚之人则众： 自关东以来，莫不延颈与朱家交；剧孟母死，自远方送葬盖千乘；王孟以侠称江淮间；诸公闻郭解之义“益附焉”，“少年闻之，愈益莫解之行”，“诸公已故严重之，急为用”，及郭解徙家“诸公送出者千余万”“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刺客因勇震惊古今，游侠以豪感动天地。刺客可敬，游侠可叹。由于二者的思想特征、精神气质不同，刺客与游侠身上的悲剧色彩也不尽相同。刺客所作之事源于自己内心的情感与勇气，不足为外人道，也很难为别人所理解。刺客之死，死得轰轰烈烈，重于泰山。荆轲是刺客的集中代表。‘好读书论剑”， “为人深沉好书，其所游诸候，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荆轲可谓文韬武略兼备之士，然玉在璞中无有知者： “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与盖聂论剑，“怒而目之”；与鲁句践博，“怒而叱之”。无人理解，无人赏识。及至燕，与狗屠、高渐离和歌于市，相乐已而相泣。荆轲是孤独的、苦闷的。为报知遇之情，慨然赴秦“登车而去，终已不顾”，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身被八创，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 以荆轲为代表的刺客是完美的人物形象，他们的死即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令人心惊动魄、肃然起敬，达到个人悲剧的极至。“令人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相比之下，游侠之死的个人悲剧色彩要淡一些。《游侠列传》中详记郭解。郭解不是一个完人；少年时性情残忍偏激，报复心极重。曾私自铸造钱币，偷掘坟墓盗取殉葬财物。及其年长方“折节为俭”。虽然郭解年少时行为不端，但年长后行侠仗义不失为有德之人。那么这样有德之人为什么会死呢?《史记索隐述赞》： “游侠豪居，籍籍有声，权行州里，力折公卿。”名为“游侠”，实似“白衣卿相”。景帝尽诛游侠之属，郭解最后被族诛，这不能不使人探问背后的社会原因。有德讲义忠信之人反遭屠戮，实乃社会不幸。“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游侠的悲剧令人可哀可叹，个人悲剧色彩虽不浓烈，但意义却更为深刻。刺客之悲，如慷慨羽声，令人目嗔牙裂，头发上指；游侠之悲，如变徵之音，令人欷歇感叹，垂泪涕泣。 综上可见，刺客与游侠的确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尽管二者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同，但他们身上仍有很多交错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使他们在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中融合在一起。首先，他们都来自社会下层，都具有一股自下而上的抗暴精神。无论是以行刺的血腥方式，还是以行侠急困的温和方式，他们都开辟了除入仕、归隐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一以个人力量自下而上进行反抗。 其次，在精神品质上他们都有很强的责任意识，无论是为了报恩还是急困，一旦受人之托则将终人之事，而且为了这千金之诺，可以轻生死，抛血躯。于是仗剑而行的外在形象与重义讲信、轻生高气的内在气质上的相通，使刺客与游侠很容易地合二为一，以一个高大的“侠客”形象屹立世间。儒侠、义侠、豪侠⋯⋯各式各样的侠客织就了多彩的“侠客梦”，开辟了下层民众的精神家园，在那里正义得以伸张，邪恶得以铲除，人们的情感得以渲泻。 最后， 《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都具有尚奇色彩。西汉受楚地文化影响颇深，楚国文化“信巫鬼，重淫祀。”这种巫风自朝廷到民间无处不在，而史官又是从巫觋中脱胎而来。司马迁深受此风影响，喜欢猎奇。于是在《史记》中记人叙事无不蒙上神秘面纱。司马迁疏荡多变，忽起忽落，其来无端，其去无迹的笔法，给《刺客列传》与《游侠列传》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刺客与游侠身上的神奇色彩，也是使二者迅速合为一体的原因所在。就在后世人追奇、探奇、写奇的过程中，侠文学、侠文化延绵流淌而来。合上这部史家绝唱，那浪迹江湖、任侠使气、嫉恶如仇、视死如归的侠客形象仍在我们心中久久不散。青史独留的英雄侠义千载之下，人们仍可见其傲世雄风，闻其飘香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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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rry6151123 4人参与回答 2023-12-12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兄弟民族有五十六个，不但“一方一俗”，而且由于民族的不同，丧葬习俗因此各异，我的一支秃笔，无法一一呈现解答，仅限于我个人的了解，回答农村
土著零食家 5人参与回答 2023-12-11 两年前，《思美人》一剧拍了距今2500多年前的“屈原”一角，其中还涉及到 ”山鬼“ 一说. 虽端午假期逾半，但借着这个契机，为大家打开这“知妖”第一联。
五爷威武 4人参与回答 2023-12-09 前世的我国现代化强国之策，爱国，爱当，外人民，为人民做好事，这些事都与政策相符的
吃货高老师 3人参与回答 2023-12-05 说到日本战国时期的铁炮其实更多的时候和中国古代的铁炮安情况来说应该算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也不妨要问问看，那就是其实真正对比起来的话，日本战国时期的铁炮还是要厉害
小小的飞帆 5人参与回答 2023-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