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清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问题综论文
【 摘要 】 目的 探讨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细胞角蛋白19片段(CYFRA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SCCA)联合检测在肺癌诊断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68例肺癌患者为肺癌组, 65例健康体检者为对照组, 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CEA、CYFRA21-1、NSE、SCCA含量, 并比较肿瘤标志物单独或联合检测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结果 肺癌组血清CEA、CYFRA21-1、NSE、SCCA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P<), 4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灵敏度为81%, 准确度为86%, 明显高于单独检测,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结论 血清CEA、CYFRA21-1、NSE、SCCA检测在肺癌诊断中具有临床应用价值, 联合检测可提高诊断的灵敏度和准确度, 且具有较好的特异度, 有助于提高肺癌的检出率。
【关键词】 肺癌;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
目前, 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位于我国恶性肿瘤之首[1]。肺癌早期发现和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血清肿瘤标志物不仅可用于肿瘤诊断, 并且对肿瘤分期、疗效及预后判断有重要的临床价值[2], 但单项检测肿瘤标志物具有局限性, 本文通过检测CEA、CYFRA21-1、NSE、SCCA这4种肿瘤标志物在肺癌患者血清中的表达, 探讨肿瘤标志物在肺癌诊断中的应用价值及联合检测的意义。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选择2011年7月~2013年12月在本院住院治疗的肺癌患者68例为肺癌组, 男39例, 女29例, 平均年龄(±)岁, 经病理组织学检查确诊为鳞癌的27例, 腺癌24例, 小细胞肺癌17例, 同期健康体检者65例为对照组, 男37例, 女28例, 平均年龄(±)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具有可比性。
1. 2 检测方法 采集受检者清晨空腹静脉血4 ml, 及时分离血清, 采用微粒子化学发光法, 用深圳新产业PLUS200仪器及配套试剂检测CEA、CYFRA21-1、NSE、SCCA水平, 严格按仪器标准操作规程及试剂说明书操作, 检测当日室内质控均再控。正常参考区间分别为CEA 0~5 ng/ml, CYFRA21-1 0~7 ng/ml, NSE 0~10 ng/ml, SCCA 0~ ng/L。
1. 3 阳性判定标准 单项检测时以结果大于正常参考区间上限为阳性, 联合检测时4种肿瘤标志物中有一项为阳性即判定为阳性。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x-±s)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按照标准公式计算肿瘤标志物对肺癌诊断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灵敏度=真阳性/(真阳性+假阴性)×100% ;特异度=真阴性/(真阴性+假阳性)×100%;准确度=(真阳性+真阴性)/(真阳性+假阳性+真阴性+假阴性)×100%。
2 结果
2. 1 4种血清肿瘤标志物含量比较 肺癌组血清CEA、CYFRA21-1、NSE、SCCA含量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见表1。
2. 2 不同病理组织类型肺癌患者4种血清肿瘤标志物阳性率比较 CEA在肺腺癌中的阳性率高于鳞癌和小细胞肺癌(P<);cyfra21-1在3种肺癌中的阳性率均较高, p="">);NSE在小细胞肺癌中的阳性率高于鳞癌和腺癌(P<);SCCA在鳞癌中的阳性率高于腺癌和小细胞肺癌(P<)。4项联合检测的阳性率均高于单项检测。见表2。
2. 3 4种肿瘤标志物单项和联合检测用于诊断肺癌的灵敏度、特异度和准确度 4种肿瘤标志物单独用于诊断肺癌时, 灵敏度最高的是CYFRA21-1(56%), 最低的.是CEA (29%), 4种指标联合检测后灵敏度可达81%, 4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的灵敏度、准确度均明显高于各项单独检测,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联合检测后特异度略有下降, p="">)。见表3。
3 讨论
肺癌是一种恶性肿瘤。近年来, 虽然临床肿瘤诊断和治疗学有着很大的进展, 但肺癌的死亡率仍然居高不下[3], 肺癌的诊断除影像学、细胞学和组织病理学以外, 肿瘤标志物的检测也是一种主要方法。肿瘤标志物主要是指在血液、体液及组织中可检测到的与肿瘤相关的物质, 这些物质达到一定的水平时能揭示某些肿瘤的存在, 肿瘤标志物在肿瘤发生明显影像学改变之前就可以通过血清学方法检测出来, 为肿瘤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由于肺癌组织病理的多样性, 同种病理组织细胞的异质性和肿瘤生物学行为的复杂性, 多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不失为一种能有效提高肺癌检出率的手段[4]。
CEA属于非器官特异性肿瘤相关抗原, 也是最早被发现的肿瘤标志物之一, 在肿瘤的发生和转移过程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5]。肿瘤状态时, 癌细胞分泌CEA进入血液和淋巴循环, 因此肿瘤患者血清中CEA含量可见不同程度的升高。本研究表明, 肺癌患者血清CEA水平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并且在肺腺癌中的阳性率达到75%, 在鳞癌和小细胞肺癌中的阳性率较低, 分别为26%和24%, 因此CEA可作为肺腺癌的辅助性诊断指标之一。
NSE是一种糖酵解酶, 为烯醇化酶的同工酶, 存在于中枢、周围神经组织和神经外胚层起源的恶性肿瘤中, 小细胞肺癌是一种神经内分泌起源的肿瘤, NSE作为小细胞肺癌的血清肿瘤标志物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6]。本研究结果显示NSE在小细胞肺癌中的阳性率为71%, 在鳞癌和腺癌中的阳性率较低, 分别为22%和25%, 也证明了NSE在鳞癌和腺癌的诊断中意义较低, 可作为小细胞肺癌的辅助性诊断指标之一。
CYFRA21-1是细胞角蛋白19的片段, 为正常及恶性的上皮细胞支架蛋白, 主要分布在单层上皮细胞, 在上皮组织来源的肿瘤组织中的含量明显增高, 是非小细胞肺癌较敏感的肿瘤标志物[7]。本研究观察到CYFRA21-1在肺鳞癌中的阳性率为78%, 其次是肺腺癌, 阳性率为54%, 在小细胞肺癌中的阳性率很低, 与文献报道一致。
SCCA为鳞状细胞癌相关抗原, 是用单克隆技术从肿瘤相关抗原TA4提纯出的一个糖蛋白片段, 本研究观察到SCCA在肺鳞癌中的阳性率为67%, 在腺癌和小细胞癌中的阳性率均较低。
本研究结果显示4种肿瘤标志物在肺癌患者血清中的含量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明这4种肿瘤标志物的检测在肺癌的临床诊断中均有一定的应用价值。但单项检测的阳性率均不高, CEA仅在肺腺癌中阳性率较高, NSE可作为小细胞肺癌的辅助性诊断指标之一, CYFRA21-1在肺鳞癌中的阳性率较高, SCCA是具有较好特异度的鳞癌标志物。而这4种肿瘤标志物联合检测后在各组织类型的肺癌中均具有较高阳性率。研究也表明, 它们作为单一诊断指标应用于临床具有一定的特异性, 但灵敏度和准确度均不理想, 联合检测后提高了灵敏度和准确度, 有利于肺癌的早期诊断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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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在胃结肠肿瘤中肿瘤标志物的诊断价值论文
【摘要】 目的: 探讨肿瘤标志物(TM)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糖类抗原CA724(CA724)、糖类抗原CA199(CA199)在胃结肠肿瘤诊断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应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测定106例胃结肠肿瘤、111例胃结肠良性病、92例正常对照血清中CEA, AFP,CA724和 CA199水平,通过ROC曲线分析和逐步logistic回归结果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对TM单独及不同组合方式的敏感性、特异性、Youden指数和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各TM在胃结肠肿瘤组的浓度显著高于胃结肠病良性病组和正常对照组. 胃结肠良性病胃结肠恶性肿瘤中,逐步 Logistic回归法模拟变量的AUC高于单一TM的AUC. CA724,CEA,CA199联合应用的敏感性、Youden指数、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最高. 结论: 基于logistic 回归的ROC分析可以改善诊断的准确性. 在胃结肠肿瘤的鉴别诊断中,CA724,CEA及CA199联合分析是较好组合.
【关键词】 胃肿瘤 结肠肿瘤 癌胚抗原 甲胎蛋白类 糖类抗原CA724 糖类抗原CA199 诊断
0引言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肿瘤标志物(tumor marker,TM)已在胃肠道肿瘤的筛查和辅助诊断方面显示了其应用价值,但如何能使多种TM合理使用以达到最佳的效果仍是目前临床诊断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们分析了胃结肠肿瘤中癌胚抗原(CEA)、甲胎蛋白(AFP)、糖类抗原CA724(CA724)和糖类抗原CA199(CA199)的分布,同时应用ROC曲线[1-4]和 Logistic回归[3-4]评价上述单个指标和不同组合对胃结肠肿瘤的诊断能力.
1对象和方法
对象
收集住院胃结肠恶性肿瘤106(男61,女45)例,平均年龄(31~88)岁. 其中胃癌47(男29,女18)例,平均年龄(38~82)岁;低分化型11例;中分化型27 例;高分化型9例;结肠癌59(男32,女27)例,平均年龄(31~88)岁;Dukes A,B,C,D期 分别为9,16,23,11例. 所有病例均经内窥镜检查、手术及病理检查确诊. 另选临床明确诊断的胃结肠良性病变组111(男82,女29)例,平均年龄(21~72)岁. 其中消化性溃疡58例,溃疡性结肠炎53例. 正常对照组92(男55,女37)岁,平均(16~83)岁,各项体检指标均正常,肝肾功能正常,无心、肺疾病,无胃肠道病变. 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仪Elecsys 2010及配套试剂(德国罗氏公司).
方法
术前或放化疗前抽取患者空腹静脉血4 mL. 凝固后以3000 r/min离心5 min,分离上清液,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检测血清AFP,CEA,CA724和 CA199,正常参考值分别为< mg/L,< mg/L,<×103 U/L,<35×103 U/L.
统计学处理:对各组患者TM的浓度分布进行 KS正态性检验. 计算 TM中位浓度及百分位数(P25 和 P75)并进行 KruskalWallis和MannWhitney U检验;用绘制ROC曲线并进行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TM单一和联合检测对胃结肠肿瘤的鉴别诊断价值.
2结果
正态性检验对4个TM在各组患者中的统计学分布进行正态性检验(KolmogorovSminov test),Z=~<,属非正态分布,以下统计学处理均使用非参数检验(nonparametic tests).
各组TM浓度除AFP(χ2=)在3组之间无统计学差别之外, 其余3个TM在3组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P=~). CEA,AFP,CA724和 CA199在各组中依次升高(表1). 表1各组血清肿瘤标志物浓度[略]
在各组阳性率按参考值,胃结肠肿瘤患者的4种TM的测定结果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有统计差异(P<,表2). 表2CEA,AFP,CA724及CA199在各组中的阳性数及阳性率[n(略)]
胃结肠肿瘤组、胃结肠良性病组Logistic回归和 ROC曲线
胃结肠恶性肿瘤组与胃结肠良性病组血清CEA,AFP,CA724和 CA199单一变量的 ROC曲线TM的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CEA:(95%可信区间:~, P<);CA724:(~,P<);CA199:(~,P<);afp:,p>,图1),统计显示无差异.
逐步Logistic回归法和模拟变量的ROC曲线运用软件逐步回归计算出胃结肠恶性肿瘤组与胃结肠良性病组血清AFP,CEA,CA724及CA199的 Logistic回归方程,AFP被剔除(P>,P 表示根据CEA,CA724和 CA199联合推测胃结肠恶性肿瘤发生的概率). P= ex / ex+1;x= + ×ln CEA + ×ln CA724+ ×ln CA199. 用逐步Logistic回归建立模型,通过模型中的概率值(PRE)来拟合ROC曲线(图1). 单一TM和逐步Logistic回归曲线联合三种TM预测概率的AUC如表3所示,当4种TM单独检测时,CEA的AUC最大,CA724次之,AFP最小,而逐步Logistic回归模型中(剔出AFP)联合3种TM的AUC要大于各项TM单项检测的AUC. 表3单一肿瘤标志物和逐步Logistic回归曲线联合三种肿瘤标志物预测概率的AUC(略)
评价参数根据 ROC曲线和逐步 Logistic回归,计算出各指标的敏感性、特异性、Youden指数(敏感性+特异性-1)和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表4). 联合分析:以CA724为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与AFP,CEA,CA199指标联合分析,按任一指标超过“界值”即定为胃结肠肿瘤,CA724,CEA,CA199的Youden指数、阳性似然比/阴性似然比最高,并兼顾了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其余指标的联合方式虽然特异性有所上升,但敏感性等其余参数明显下降. 表4肿瘤标志物的联合分析对胃结肠肿瘤的诊断效率(略)
3讨论
CEA,AFP,CA724和 CA199对胃结肠恶性肿瘤的诊断均有一定的临床价值[5]. CEA是传统的肿瘤相关抗原,在消化道各种肿瘤中均可升高,且结果可靠稳定,缺点是特异性不高;在非肝脏来源的胃结肠肿瘤中,AFP浓度升高不到21%;CA724属糖蛋白类癌胚胎抗原,其浓度上升与肿瘤分期(如Dukes分级)有关;CA199在多种消化道腺癌中升高[5-8].
ROC曲线以良、恶性胃结肠病为研究对象,以敏感性对假阳性率(1-特异性)作曲线,是敏感性和特异性的综合反映. 本文通过绘制ROC曲线,并比较不同TM的.AUC,同时按照AUC原则提供“界值”,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区别胃结肠良性病与胃结肠恶性肿瘤[4]. 用逐步Logistic回归拟合最佳曲线时,AFP(P>)预测价值相对较小而被剔除. 这样得到的ROC曲线可以从几何意义上直观地反映模型拟合情况,通过曲线下面积定量反映Logistic模型的拟合效果,以此更好地对模型优度与实际资料的符合情况进行评价[1-3]. 本文方程拟合的优度和预测效果比较理想,其预测概率ROC曲线的AUC为.
目前TM应用尚有不足之处,如用单项指标判别,漏诊率较大,在肿瘤筛查和早期诊断中有一定的局限性,但联合检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4-9]. 本文中TM组合,与单一项目比较,灵敏度呈上升趋势,特异性呈下降趋势,而Youden指数增加,以A724+CEA+CA199组合最佳. 因此对肿瘤患者进行适当的TM联合检测是十分必要的[9]. 联合分析的价值大小可用逐步Logistic回归分析来衡量[8]. 因AFP对诊断胃结肠肿瘤价值较小,未进入回归模型,其余三个指标则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此结果与两组间TM浓度分析结果相吻合(如表1所示). AUC和Youden指数能综合反映TM的诊断能力,因此我们通过ROC曲线,以Youden指数最大为原则,首先重新设定界值,在此基础上进行单一指标和多指标的联合分析,得出CA724是胃结肠肿瘤研究中的最佳单一指标,多项联合分析以CA724+CEA+CA199为最好,与逐步Logistic回归建立模型结果一致. 然而,本文logistic回归拟合模型的效果有待在有病理学组织检查为标准的更大患者人群中验证. 至于它评价胃结肠肿瘤外科治疗、化疗、放疗的效果、判断预后[6]、肿瘤转移情况以及能否单独用作疗效评估[1,9-10],还需作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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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论文提纲也可以用最简单的格式和分类,简单明了地说明论文的目的、依据和意义,甚至是两句话。这种提纲往往是用于科学论文,而且在对于各种概念有相互联系而不是孤立的出来讨论的情况下。如果总要分出1、2、3......点来写的话,往往会变成“八股文”的模式,这样的论文往往是应付式的论文,其真正的科学价值会大打折扣。
通过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可以有效树立患者治疗康复的信心。对肿瘤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而且能够对患者临床治疗产生积极影响。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肿瘤患者心理的护理艺术》
【摘 要】通过对肿瘤患者进行心理护理,可以有效树立患者治疗康复的信心。对肿瘤患者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护理,不仅能够减轻患者的负面心理情绪,而且能够对患者临床治疗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就基于肿瘤患者心理的护理艺术进行了简要探讨。
【关键词】肿瘤患者;心理护理;护理艺术
肿瘤是现代常见的一种疾病,近年来该病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并成为了死亡率较高的一大病种。目前临床治疗肿瘤的难度还依然很高。单纯依靠抗癌治疗和普通护理尚还不够,充分了解患者的心理特征和心理变化,配合相应的心理护理也非常关键。在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在对其进行常规护理的基础上,还要进行积极的心理护理和康复指导,以便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
1 护理角色
目前,护士所承担的护理范围日益广泛,除了正常的基础护理外,还要为肿瘤患者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积极参与临床实验,加强肿瘤医学知识宣传,参与普查等。护士作为护理者和教育者要为肿瘤患者提供医疗指导和教育,尤其是心理护理和指导,在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 肿瘤患者的心理特征
抑郁和悲观绝望
研究表明,所有入院接受治疗的肿瘤患者都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抑郁和悲观心理特征,同时患者经常会对治疗环境和治疗方法产生排斥的负面心理情绪,部分患者会彻底失去生活的信心,陷入无尽的绝望之中,甚至会产生自杀的想法和行为。
怀疑、否认回避
这种心理特征普遍存在于年轻的肿瘤患者身上,当得知自己患有肿瘤这种难以治疗的疾病时,他们通常会认为自己身体非常健康,怎么可能会患这种严重的疾病,对自身和诊断都产生了极大怀疑。许多患者往往会伴有焦虑、烦躁等负面心理情绪。还有许多患者会不停地询问自己病情,始终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恐惧
恐惧心理是肿瘤患者的一种常见临床心理特征,由于患者在确认自己真的患上了这种严重疾病后,很容易导致他们产生恐惧、失眠、焦躁、抑郁等不良状态,非常不利于临床治疗手段的有效实施。此外,未知的治疗结果和严重病痛会给许多肿瘤患者带来很强的心理压力和强烈恐惧感。
焦虑、愤怒
这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心理特征,一些肿瘤患者需要较长的临床治疗时间,很容易在此过程中出现焦虑和愤怒等负面心理情绪,患者经常会眉头紧皱、焦虑不安和情绪不稳等。他们通常会对心理护理和其他相关治疗产生排斥心理。
认可、依赖心理
研究表明,在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随着治疗的深入,患者会逐渐产生认可、依赖的心理特征。之所以会如此,主要是由于经过长期临床治疗,并没有取得明显的疗效,甚至还会出现病情加剧的现象,造成患者的希望破灭,自我崩溃。这种患者更渴望与他人进行交流沟通,并对医务人员产生了非常强烈的依赖感。
3 肿瘤患者心理护理艺术
对于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来讲,就是医护人员通过采用心理学治疗手段对肿瘤患者加以心理干预和心理辅导,进而帮助患者树立起战胜病魔的自信心,让患者身心状态尽量保持在最佳水平,以有助于临床治疗的深入展开。医护人员通过心理护理相关治疗手段,能够有效掌握肿瘤患者的心理变化和身体变化。因此,心理护理对于肿瘤患者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帮助患者尽快恢复身体健康,走出疾病所带来的阴影和困扰。
制定合理护理计划
对肿瘤患者进行日常基本护理的基础上,要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心理护理计划和护理方法,帮助肿瘤患者克服各种不良的心理状态和情绪,帮助患者树立起战胜病魔的自信心,以便尽快恢复健康。
加强与患者的互动
在日常心理护理工作中,护患之间的良好互动是非常关键的环节。因此,医护人员要定期同肿瘤患者和其家属进行交流互动,及时掌握肿瘤患者的身心动态和日常情况,也要全面掌握肿瘤患者家属的心理变化,从而更好地为患者创造良好治疗环境,推动心理护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快肿瘤的临床治疗。
给予有效的心理支持
肿瘤患者在确认自己真的患上这种严重疾病时,必然会产生较强的心理压力,并逐渐丧失治疗的耐心,对心理护理和其他临床治疗产生排斥心理。因此,医护人员要给予肿瘤患者有效的心理支持,帮助患者尽快走出肿瘤所带来的巨大心理阴影。
创造和谐的治疗环境
肿瘤患者和患者家属一般都会存在较强的压力,不仅是经济压力,而且是心理压力,这将对肿瘤患者接受治疗的心理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医护人员要及时同患者家属进行交流,共同给予患者有力的心理支持,缓解肿瘤患者身体和心理的压力与痛苦。
健康教育指导
在肿瘤患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医护人员要对患者进行全面的医疗指导和健康教育,让患者对肿瘤形成科学的认识,帮助患者树立一种乐观向上的治疗态度,强化心理护理和临床治疗的效果。
4 结语
由于肿瘤是一个治疗难度非常高的疾病,对肿瘤患者的治疗需要优秀专业化医疗队伍,其中要有承担各种医疗领域的医护人员。护理工作的范围正在日益扩大,对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进行健康教育,采取全面治疗护理,以及创造良好治疗环境是大部分肿瘤患者对医护人员的最大希望,也是提高肿瘤临床治愈率的重要前提。所以加强对肿瘤患者的心理护理是确保临床护理全面深入开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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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肿瘤是目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靶向肿瘤的新药与肿瘤免疫新疗法的研发如火如荼,这些研究为攻克肿瘤带来了全新的希望。但受限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的不可操控性,而实验动物与人差异巨大,目前从基础到临床的转化效率极低,肿瘤类器官的兴起为转化医学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平台。从最初单个肿瘤样本类器官的成功构建,到现在建立了大规模的肿瘤类器官库,肿瘤类器官研究已经成为肿瘤基础和临床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尤其在结合基因修饰技术的基础上,对揭示肿瘤发生发展的机制、快速评估肿瘤药物与免疫细胞的治疗效果意义重大。 关键词: 肿瘤;类器官;基因修饰;新药研发;免疫疗法;临床转化 抗生素和疫苗发现以前,传染性疾病曾肆虐全球,是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而现今,非传染性疾病已成为健康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肿瘤更是首要致死原因。最新统计学数据预测,2018年将有超过1800万新增肿瘤病例,960万肿瘤死亡病例[1],肿瘤所造成的巨大经济、社会负担毋庸置疑。 人类与肿瘤的斗争历史源远流长。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开始,就有对肿瘤的描述性研究,包括其生长形态、表面溃烂的形成与否等等,肿瘤(carcinoma/carcinos)在希腊语是螃蟹(crab)的意思,由此,罗马医生将carcinoma/carcinos翻译为cancer,成为癌症的最初定义。近年来,随着理论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包括“肿瘤是不可愈合的创口”、“种子与土壤学说”、“肿瘤免疫互作四部曲”、“肿瘤放射化学药物疗法”、“肿瘤免疫治疗”等,我们对肿瘤的认识日渐深入,部分肿瘤甚至已经有了完全治愈的方法。但目前对绝大多数肿瘤,我们一方面没有有效的预防和监测手段,另一方面可以选择的治疗策略极其有限。因此,对肿瘤的研究一直是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热点。有意思的是,每年肿瘤相关研究的学术论文发表量数以万计,绝大多数肿瘤在实验室已经得到了成百上千次治愈,但能真正转化到临床应用的治疗方案却极少。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管局统计发现,临床前研究具有治疗作用的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后,85%在早期就被证明没有效果,而那些成功通过三期临床试验的药物,只有一半能被FDA批准进入临床应用[2]。目前肿瘤新药研究的主要工具是体外培养的肿瘤细胞和啮齿类动物(主要是小鼠)上建立的肿瘤模型,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小鼠与人在疾病过程中的变化及其对药物的反应性存在一定的差异[3]。此外,小鼠模型通常只能模拟人类疾病的一个阶段,无法从病因、时间和进展速度等方面再现人肿瘤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开发的肿瘤治疗方案,并不能预测其临床应用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实验小鼠基因背景、生长环境、致病因素和用药处理均非常单一,自然无法应对临床多种多样肿瘤病人的复杂情况。 动物模型的局限性促使人们转向直接研究肿瘤病人标本,常用的人源肿瘤模型包括人来源肿瘤细胞系培养和免疫缺陷动物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肿瘤细胞培养的确提供了研究特定患者肿瘤细胞特性及其对药物敏感性的机会,但并非所有肿瘤均能成功体外扩增,另外,体外单一肿瘤细胞培养使其丧失了与肿瘤微环境中其他组分的相互作用,而肿瘤微环境对肿瘤的发生发展以及对药物的反应性决定至关重要。同样,人源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至免疫缺陷小鼠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一方面移植成功率较低,另一方面免疫缺陷小鼠形成的肿瘤微环境与患者体内环境相差较大,可能导致肿瘤组织发生小鼠样进化[4]。 1 类器官在肿瘤研究中的发展 近年来,组织器官3D培养技术发展迅猛。2009年,Hans Clevers实验室将单个LGR5+小肠干细胞种植于含有R-spondin1、EGF、BMP抑制剂等干细胞维持因子的基质胶中,发现干细胞增殖分化,形成了具有增殖隐窝和高分化绒毛的类小肠结构[5]。随后,该实验室在小鼠小肠干细胞成类器官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Wnt3A nicotinamide、Alk抑制剂及p38抑制剂,实现了人结直肠肿瘤类器官培养[6]。同年,Eduard Batlle实验室分离出人大肠EPHB2高表达干细胞,并在体外3D培养中使单个细胞分化成为具有维持长期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潜能的大肠隐窝结构[7]。随后,包括前列腺[8, 9]、味蕾[10]、食管[11]、输卵管[12]、肝脏[13]、胰腺[14]、胃[15]、唾液腺[16]和乳腺[17]等在内的多个器官均成功在体外获得正常组织或肿瘤的类器官(图一)。由此可见,利用目前对肿瘤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机制的认识,从肿瘤病人样本出发,通过加入多种细胞因子或小分子抑制剂,构建出患者特异性的肿瘤类器官,用于新药筛选和药物敏感性研究是可行的。 相比于传统2D培养和肿瘤组织异种移植,肿瘤类器官一方面构建成功率明显增高,且可长期低成本快速培养,便于基因修饰和大规模药物筛选等;另一方面,3D培养保留了肿瘤的组织特性,在研究过程中不会丢失肿瘤微环境的影响作用,为肿瘤药物研发提供更真实的环境。目前已经成功构建出包括结直肠癌、乳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肝癌、胃癌等在内多种组织的肿瘤类器官。常用的肿瘤类器官构建技术有两类,一种是通过诱导性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Cs)分化而来,另一种是直接来源于肿瘤组织。iPSCs来源的肿瘤类器官构建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肿瘤类型,操作更复杂,由此导致构建效率较低。此外,依靠iPSCs分化获得的肿瘤类器官也会丢失肿瘤微环境的复杂性。因此,直接通过肿瘤组织培养或干细胞分化,辅以细胞因子、肿瘤基质等补充,是肿瘤类器官研究的发展趋势。 肿瘤类器官对源肿瘤组织异质性的保存是类器官研究的核心基础。研究发现,肿瘤组织体外类器官培养可以获得大量不同特性的肿瘤类器官,单个类器官分析结果也表明同一肿瘤来源的类器官的异质性[18]。与此同时,组织化学分析发现肿瘤类器官内部即存在与源肿瘤相似的组织结构,通过原位DNA分析进一步证实类器官中同样存在源肿瘤相同的基因突变位点[18]。由此可见,肿瘤类器官在基因、转录、代谢、细胞和组织学上均较高水平地重现了其来源肿瘤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更重要的是,体外培养过程对肿瘤类器官不会呈现明显均一化[19, 20]。但也有研究利用荧光标记不同突变体实验发现,大肠癌肿瘤类器官体外培养30-40天后,类器官会被某一种荧光标记的细胞主导,意味着培养过程中的确出现了特定突变体细胞优势生存的现象[21]。但这一现象并非体外类器官培养所独有,在体肿瘤中各类突变体也非均匀分布。由此说明肿瘤类器官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模拟了在体肿瘤的各方面特性,是目前肿瘤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相互转换跨越的桥梁。 2 类器官在肿瘤发生发展机制研究中的应用 肿瘤的发生初始于细胞基因突变的累积,大量临床数据和实验室结果都显示正常个体内即存在大量的突变,且这些突变与年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等均有一定的相关性,但并非所有的突变都会诱发肿瘤,不同组织对突变的耐受程度也不同。虽然已经有许多细胞和动物实验阐明从突变到肿瘤生成的关键因素和决定机制,由于无法监测和干预人体内肿瘤发展最初期的过程,目前对人体内肿瘤发生发展的认识还非常粗浅。类器官培养技术的兴起,为研究人体正常组织向肿瘤组织转变的过程提供了可能。 统计预测发现高达五分之一的肿瘤与感染相关[22],虽然从感染到肿瘤的发展过程已有研究加以证明,但具体发生机制,尤其在人体内是如何进展的尚不明确。将病原体与健康组织类器官共培养,观察在感染情况下健康组织的突变起始和累积过程,评估感染作为肿瘤危险因子的相关性。如胃类器官可作为研究幽门螺旋杆菌在胃癌发生中作用机制的载体,精细观察幽门螺旋杆菌在胃上皮细胞的定植和克隆,及其对胃上皮细胞在基因、转录和蛋白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幽门螺杆菌注入能引起胃类器官发生强烈的炎症反应[23],而慢性炎症与肿瘤发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此外,沙门氏杆菌与胆囊癌、人乳头状瘤病毒与宫颈癌、乙型肝炎病毒与肝癌等等,均可利用相应组织的类器官,研究病原体与宿主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致瘤机制。由于感染诱发肿瘤往往是一个长期慢性的过程,且伴随炎症的发生,因此,一方面类器官的长期稳定培养是前期基础,另一方面,在上皮细胞构建的类器官基础上,引入免疫系统和组织基质也是类器官应用的重要需求。 除了感染,肿瘤危险因素还包括年龄、家族史、物理化学诱变因素等,而这些因素诱导的突变累积是一个长期存在的过程。通过分析比较不同年龄供体来源、不同组织类器官中的突变体发现,体内的确以平均每年新增40个突变位点的速度在累积,且不同组织间突变模式相差较大,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组织中细胞更新增殖水平相差较大,而细胞快速增殖过程中DNA复制为基因突变创造了先决条件[24]。值得注意的是,同一组织不同个体间突变频率和范围差异均较小,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肿瘤发生与年龄的相关性[24]。但不同个体间肿瘤发生的类型、进展速度等各不相同,因此,突变频率和突变模式并非决定肿瘤发生发展的唯一因素,而在肿瘤已经发生之后,突变累积和筛选已经完成,无法追踪到最初始的突变特性。在类器官培养健康组织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诱变因子诱导健康组织向肿瘤转化,将极大地加速对肿瘤发生过程的研究。 不管是感染、物理化学诱变剂或是年龄增长导致肿瘤发生,最终都是由于基因突变发生和累加导致正常细胞癌变。因此,结合类器官培养和基因修饰技术可以快速建立肿瘤体外模型,研究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Drost实验室第一次在正常大肠类器官中通过CRISPR技术引入常见的大肠癌突变基因,如APC、TP53、KRAS和SMAD4,研究不同突变体在初始阶段对肿瘤发生的影响[25]。结果显示,突变后的肠类器官生长不依赖于肠干细胞生长维持因子EGF、WNT、R-spondin 1和noggin等,与此同时,他们还发现APC和TP53的突变是导致染色体不稳定和形成多倍体的关键因素[25]。将基因修饰后的肿瘤类器官皮下移植至免疫缺陷小鼠可以存活,但不会发生转移。而如果将上述诱导的肠癌类器官移植在小鼠盲肠,肿瘤会向肝脏和肺部转移[26, 27]。这一现象说明肿瘤转移需要特定组织微环境的支持,也提示虽然肠癌类器官的生长不依赖于肠干细胞维持因子,这些因子在肿瘤转移过程中必不可少。 肿瘤类器官以其特性模拟人肿瘤组织、可大规模长期稳定培养、容易基因修饰、处理因素可控和表型观察便捷的特性,成为肿瘤基础研究中替代人而又超越实验动物的有力工具。此外,肿瘤类器官作为体外培养体系,非常利于结合最新技术如基因修饰、单细胞分析、高分辨率电子/光学影像等联合应用,将突破肿瘤研究完全依赖于动物实验的时间、技术瓶颈。 3 类器官在肿瘤治疗策略研究的应用 肿瘤治疗是目前生物医学领域最大、最急迫的难题之一。一方面实验室研究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新药临床转化效率却依然低下。类器官培养为肿瘤药物快速有效研发提供了新的技术平台。有研究认为肿瘤类器官敏感的药物超过80%的可能性对应的肿瘤患者对该药也敏感,而在肿瘤类器官上无治疗效果的化疗药物对该肿瘤患者也无效。 随着类器官培养技术的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实验室和医院开始有意识地采集肿瘤类器官及其对应的健康组织类器官,并运用合适的冻存传代方法进行大规模保存,形成类器官库。根据患者信息、组织来源、基因表型等多个方面对类器官进行归类,使之成为公共的肿瘤研究资源,用于评测抗肿瘤药物的肿瘤杀伤效果和正常组织毒副作用。最早于2011年Masahiro Inoue实验室尝试大规模采集肿瘤组织体外成球培养保存[28],但这一培养方法无法实现正常组织的长期保存。2015年,Hans Clevers团队第一次成功构建了20个结直肠癌患者来源的肿瘤与对应正常组织类器官库[18]。利用这些类器官样本,他们发现只有WNT 拮抗剂泛素连接酶RNF43突变的肿瘤类器官表现出对WNT分泌抑制剂的敏感性[18]。同时,结合类器官的突变表型和药物筛选,他们一方面验证了已知的突变体与特定药物的相关性,另一方面还发现了多个对肿瘤具有杀伤作用的化学药物。此外,由于正常组织类器官对照的存在,在验证药物肿瘤杀伤作用的同时,也能评估其对正常组织的毒副作用,最终选择出肿瘤杀伤强、毒副作用小的化疗药物用于临床。更重要的是,这一类器官库除了用于药物筛选,还被其他项目利用,从基因组和蛋白组学对不同个体肿瘤类器官与正常组织类器官进行对比分析[29],实现对患者肿瘤状态的精准评估,为肿瘤的个性化治疗提供参考信息。目前已有包括结直肠癌、胰腺导管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肝癌等在内的多个组织肿瘤类器官库,尤其是结直肠癌与乳腺癌,类器官库中患者数目已达到上百个,为肿瘤新药大规模筛选和临床前研究奠定了基础。 借助于肿瘤类器官与对应健康组织类器官库的建立,同时基于肿瘤类器官对药物肿瘤杀伤效果预测的准确性,可以在制定肿瘤患者治疗策略前,一方面通过检测肿瘤类器官的突变体类型,确定可能起作用的候选药;另一方面利用肿瘤类器官对药物进行筛选,获得在类器官上对肿瘤有杀伤作用而对健康组织毒副作用较小的药物,应用于临床,真正实现肿瘤的个体化治疗。这一策略不仅适用于化疗药物的选择,更有利于免疫疗法的有效性评估。与化疗药物的普遍性杀伤不同,免疫疗法具有较高的特异性,更需要直接来源于患者的样本进行临床前检测。利用肿瘤类器官与免疫细胞共培养,可以快速有效地检测免疫细胞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研究发现特定T细胞亚群与乳腺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后,可以显著性杀伤三阴性乳腺癌细胞[30]。最近,Emile E. Voest实验室利用外周血单个核细胞与肺癌或结直肠癌肿瘤类器官共培养诱导出一群肿瘤特异性T细胞[31]。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群肿瘤杀伤性T细胞不会攻击正常组织类器官[31],说明通过肿瘤类器官中的新抗原表位获得杀伤细胞用于临床肿瘤个体化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应用潜能。 4 展望 类器官在肿瘤研究中的应用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但不管是在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转化,均获得了很好的研究成果。相对于肿瘤细胞系培养和小鼠异种移植,类器官具有培养成功率高、能快速获得大规模资源库、同时可以采集对应的正常组织对照、最接近患者真实信息等多个优势,但目前类器官培养也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虽然类器官本身去除了异种移植鼠源进化的问题,但目前3D培养用的基质胶来源于小鼠,且一些类器官培养还需要加小牛血清等动物源物质,可能对细胞性质与药物筛选过程中的反应性有未知的影响。因此,无血清培养基、非动物来源基质胶等是目前类器官研究的重点之一。此外,利用成体干细胞培养获得的类器官成分依然比较单一,血管、基质和免疫系统均缺失,也有许多研究关注于类器官中肿瘤微环境的构建。最后,目前仅仅上皮细胞源肿瘤成功构建了类器官,而非上皮细胞类肿瘤如血液细胞肿瘤是否能进行类器官培养尚且未知。虽然类器官培养在肿瘤研究中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但这一技术的确搭建了从基础到临床转化的快速通道,为肿瘤新药研究和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平台。 参考文献 1. Bray,F., et al., Global cancer statistics 2018: GLOBOCAN estimates of incidence andmortality worldwide for 36 cancers in 185 countries. CA Cancer J Clin, 2018. 2. Ledford,H., Translational research: 4 ways to fix the clinical trial. Nature, (7366): p. 526-8. 3. Uhl,. and . Warner, Mouse Models as Predictors of Human Responses:Evolutionary Medicine. Curr Pathobiol Rep, 2015. 3(3): p. 219-223. 4. Ben-David,U., et al., Patient-derived xenografts undergo mouse-specific tumor Genet, 2017. 49(11): p. 1567-1575. 5. Sato,T., et al., Single Lgr5 stem cells build crypt-villus structures in vitrowithout a mesenchymal niche. Nature, 2009. 459(7244): p. 262-5. 6. Sato,T., et al., Long-term expansion of epithelial organoids from human colon,adenoma, adenocarcinoma, and Barrett's epithelium. Gastroenterology, (5): p. 1762-72. 7. Jung,P., et al., Isolation and in vitro expansion of human colonic stem cells. NatMed, 2011. 17(10): p. 1225-7. 8. Karthaus,.,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multipotent luminal progenitor cells in humanprostate organoid cultures. Cell, 2014. 159(1): p. 163-175. 9. Chua,., et al., Single luminal epithelial progenitors can generate prostateorganoids in culture. Nat Cell Biol, 2014. 16(10): p. 951-61, 1-4. 10. Ren,W., et al., Single Lgr5- or Lgr6-expressing taste stem/progenitor cellsgenerate taste bud cells ex vivo. Proc Natl Acad Sci U S A, 2014. 111(46): . 11. DeWard,., J. Cramer, and E. Lagasse, Cellular heterogeneity in the mouse esophagusimplicates the presence of a nonquiescent epithelial stem cell population. CellRep, 2014. 9(2): p. 701-11. 12. Kessler,M., et al., The Notch and Wnt pathways regulate stemness and differentiation inhuman fallopian tube organoids. Nat Commun, 2015. 6: p. 8989. 13. Huch,M., et al., Long-term culture of genome-stable bipotent stem cells from adulthuman liver. Cell, 2015. 160(1-2): p. 299-312. 14. Boj,., et al., Organoid models of human and mouse ductal pancreatic , 2015. 160(1-2): p. 324-38. 15. Bartfeld,S., et al., In vitro expansion of human gastric epithelial stem cells and theirresponses to bacterial infection. Gastroenterology, 2015. 148(1): p. 126-136e6. 16. Maimets,M., et al., Long-Term In Vitro Expansion of Salivary Gland Stem Cells Driven byWnt Signals. Stem Cell Reports, 2016. 6(1): p. 150-62. 17. Sachs,N., et al., A Living Biobank of Breast Cancer Organoids Captures Disease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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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中,我整理了科学家们近年来在抗肿瘤研究中取得的新成果,与大家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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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Nature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德州农工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人类基因STING(干扰素基因的刺激子)的一小片段或是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癌症的关键。文章中,研究者发现,一种特定的蛋白质基序或能帮助科学家们开发新型药物,来抑制引发自身免疫性障碍的人类机体未知免疫反应。
STING是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其能在人类和其它动物机体中发送免疫反应的信号,文章中,研究者们发现了一种名为PLPLRT/SD的蛋白质基序,其是STING蛋白质末端附近的短链氨基酸序列,在开启机体免疫系统功能抵御病毒感染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TBK1是一种与多种疾病发病相关的蛋白激酶,比如额颞叶痴呆、某些癌症和诸如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研究者Li表示,我们在蛋白质STING中鉴别出了一种短链序列,其能够招募并激活TBK1,从而开启机体自身的免疫反应。
【2】Sci Rep:重磅!一种新型药物或能调节机体免疫系统来有效抵御肿瘤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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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发表在国际杂志Scientific Reports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日本庆应大学研究人员通过研究表示,通过刺激患者机体的免疫系统,一种用来治疗血液障碍的药物或有望帮助阻断多种类型实体瘤的生长。这种名为5-aza-CdR的药物当前被用来治疗会诱发白血病的血液障碍,其能抑制DNA甲基化,从而抑制酶类对基因组DNA进行化学修饰,诸如这样的修饰会改变控制多种关键细胞功能的基因的表达,包括细胞生长和生存等。
如今有些研究发现,诸如5-aza-CdR的甲基化抑制剂还能被用来治疗其它类型的癌症,这些效应或许归因于药物能再度激活肿瘤抑制基因的表达,但其中所涉及的具体分子机制研究人员并不是很清楚。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Yoshimasa Saito及其同事开始通过研究阐明药物5-aza-CdR的工作原理,首先他们评估了5-aza-CdR对肠癌小鼠模型的治疗效应,结果发现,该药物能够抑制大约三分之一的肿瘤进行生长,而且接受该药物治疗的小鼠相比没有接受治疗的小鼠而言机体中肿瘤的尺寸趋于更小。
【3】Sci Immunol:新方法或能重新激活T细胞来有效抵御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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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了一种新方法,或能重新激活因抵御癌症而耗尽的T细胞的功能,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Science Immunology上。文章中,研究人员阐明了烯醇化酶1(enolase 1)水平的下降对T细胞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如何绕过该影响给机体免疫系统“充电”。
此前研究结果表明,免疫系统有时无法有效抵御癌变的肿瘤组织,因为当肿瘤浸润性的淋巴细胞(TILs)攻击肿瘤组织时常常会失去能量,疲惫的T细胞或许就无法有效杀灭癌细胞,从而就会使得肿瘤组织不断增殖,研究者认为,T细胞或许会因饥饿的肿瘤细胞夺走葡萄糖而变得“无精打采”,这项研究中,他们就找到了一种新方法来克服这种问题,从而让TILs能够有效攻击癌症。
【4】Nat Cell Biol:鉴别出帮助机体抵御癌症的特殊“染色体扫描仪”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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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修复人类DNA严重损伤的一种新型机制,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Nature Cell Biology上,研究者指出,细胞中的这种特殊“扫描仪”能够决定无瑕疵的DNA修复过程是否被开启。
对于DNA的严重损伤而言有两种基本的修复系统,但仅有一种修复系统是无瑕疵的,如果该系统无法正常发挥功能就会增加DNA损伤后机体患癌的风险;我们都知道,BRCA基因的突变会诱发遗传性的卵巢癌和乳腺癌。研究者Anja Groth教授表示,我们阐明了细胞开启修复严重DNA损伤的“完美系统”(flawless system)的分子机制,其能够保护机体免于癌症发生。
【5】NEJM:个体化癌症疗法或帮助抵御肿瘤对靶向药物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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靶向作用驱动肿瘤生长的遗传突变的药物为多种严重癌症的治疗带来了革命性的变革,但很多时候,肿瘤都会对药物产生耐受性,而且肿瘤经常是通过产生新的突变来促进耐药性的出现,这就需要科学家们不断开发更有潜力的药物来克服耐药性的肿瘤,近日一项发表在NEJM上的研究论文中,来自麻省总医院的研究者就利用多种不同的靶向疗法检测了肺癌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性进化情况,当耐受性促进第三代靶向疗法的开发时,新的突变就会恢复癌症细胞对第一代靶向疗法的反应。
Alice Shaw博士说道,对于很多使用第一代抑制剂药物复发的肿瘤患者而言,比如克里唑蒂尼,更多潜在且具有选择性的新一代抑制剂疗法或许对于治疗患者更为有效,然而对新一代抑制剂产生耐药性的癌症经常会对并不是那么强大的抑制剂产生耐受性,而且通常是通过产生新的突变来促进对新一代抑制剂的耐药性,而对老一代的抑制剂变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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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免疫细胞刺激身体攻击肿瘤的癌症疗法,可以通过一种增强其功能的分子得到改善。对老鼠的研究发现,改进后的疗法产生了强大的抗癌免疫反应,导致了肿瘤缩小。初步实验表明,这种分子对人体细胞有类似的作用,并可能促进癌症治疗的成功。这种被称为LL-37的分子是人体对感染的自然反应,有助于杀死有害的细菌和病毒。
近日,来自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家发现,它还影响免疫细胞,增强它们的功能。特别是这种分子增强了特定细胞的功能,这些细胞负责启动被称为树突状细胞的靶向免疫反应。树突状细胞已被用于癌症治疗,因为它们可以触发其他免疫细胞识别和攻击肿瘤。这种方法通常包括取患者自身细胞的样本,在实验室特殊条件下培养,然后再注入患者体内。这一过程成本高昂,而且由于难以制备足够数量的树突状细胞而受阻,这些细胞具有用于治疗的正确特性。
【7】PNAS:抗肿瘤细胞如何治疗神经胶质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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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质母细胞瘤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脑肿瘤,通常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的突变有关。在胶质母细胞瘤中发现的主要EGFR突变,称为EGFRvIII,用大约20年前由路德维希癌症研究所开发的抗体mAb806进行治疗,但其作用机制尚不清楚。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瑞典)和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合作,生物医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已经揭示了这种抗体如何作用于突变的EGFR,从而大大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
该研究发表在PNAS期刊上,为癌症的新疗法铺平了道路。该工作的结果表明,与先前认为的相反,mAb806可用于治疗许多携带EGFR突变的肿瘤,而不仅仅用于特定突变。此外,科学家已经证明,即使EGFR未发生突变,也可以对其进行治疗,以使其对mAb806治疗敏感。 “这一发现奠定了抗EGFR联合治疗与抗体和激酶抑制剂的合理基础,而不是”盲目测试“它们,正如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IRB巴塞罗那分子模拟和生物信息学实验室负责人Modesto Orozco说。以前的研究报道,mAb806识别通常隐藏的EGFR区域。在携带EGFRvIII的某些肿瘤中,已经除去了一半的受体,使得该区域变得可接近,从而允许抗体的治疗用途。研究人员现已证明,EGFR上的许多不同突变改变了受体的形状,使mAb806能够检测到这个“隐藏”区域。
【8】Nat Commun:诸如苹果和茶叶等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或能保护机体抵御癌症和心脏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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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篇发表在国际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伊迪斯科文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发现,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的食物(比如苹果和茶叶)或能帮助机体有效抵御癌症和心脏病,尤其是对于吸烟者和重度饮酒者。
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在23年间评估了53048名丹麦人的饮食状况,他们发现,习惯性摄入适量或大量富含黄酮类化合物食物(植物性食物和饮料中的黄酮类化合物)的人群或许并不太会因癌症或心脏病而死亡。研究者Nicola Bondonno博士说道,摄入富含黄酮类化合物食物的人群死亡风险较低,对于那些因吸烟及每天饮用两种以上标准酒精饮料而患慢性疾病风险较高的人群而言,这种保护性效应似乎是最强的。
【9】JEM:首次直观地观察到CAR-T细胞抵御血液癌症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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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癌症从机体免疫系统中逃逸时,我们的防御系统就会变得无能为力无法有效抵御癌症,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 T细胞)或许就能展现出一种潜在的免疫疗法,其能有效应对肿瘤,但某些患者疾病的复发往往给当前的疗法提出了巨大挑战,近日,来自巴斯德研究所等机构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鉴别出了CAR T细胞的精确功能,或能优化未来癌症的治疗手段,相关研究刊登于国际杂志Th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上。
抵御癌症的其中一种策略基于对患者自身的T淋巴细胞进行修饰来使其能够识别肿瘤细胞所表达的CD19靶点分子,从而就能有效清除癌细胞,临床试验证明这种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因此这种疗法常常用来治疗成年和儿童血液癌症患者,但其中有些患者的癌症会复发,为了能够改善疗法的有效性,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阐明了CAR T细胞的精细化工作机制。
【10】Nat Commun:肠道微生物组或能指挥机体免疫系统抵御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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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项刊登在国际杂志Nature Communications上的研究报告中,来自Sanford Burnham Prebys医学发现研究所的科学家们通过研究阐明了肠道微生物组和机体免疫系统抵御癌症能力之间的因果关联,文章中,研究者鉴别出了11种细菌,其能激活小鼠的机体免疫系统并减缓黑色素瘤的进展,此外研究者还阐明了一种未折叠蛋白反应(UPR,unfolded protein response)的关键作用,UPR是一种能维持蛋白质稳态的细胞信号通路,研究人员在对免疫检查点疗法产生反应的黑色素瘤患者机体中常常能观察到UPR水平的下降,这或许就能揭示对病人分层的潜在标志物。
研究者Thomas Gajewski说道,免疫疗法能够延长很多癌症患者的寿命,通过研究患者对疗法产生反应和耐受的分子机制,我们就能够扩大因化疗而受益患者的数量。这项研究中我们建立了微生物组和抗肿瘤免疫力之间的关联,同时揭示了UPR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的关键角色,相关研究结果或能帮助研究人员对接受选择性检查点抑制剂疗法的黑色素瘤患者进行分类。
肾脏肿瘤是由于长期,紧张、担心的情绪,引起的肾脏能量聚集。通过心理调整,不让肾脏能量继续聚集,通过针灸、推拿、中药,把肾脏聚集的能量,疏通、疏散。肿瘤就消失了。
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可采取的切除方式也不尽相同,而这些不同的切除方式是解决患者疑虑的最有效方法:1、根治性切除:对早期肾癌患者可采取根治性切除,即将整个肾脏,包括肾上腺和肾脏周围的脂肪组织都切除,从而保证将肿瘤彻底切除干净,从而获得痊愈的机会,不过患者只能靠一个肾脏来完成肾脏代谢。2、肾部分切除:肾部分切除是针对那些病灶较小,国际上公认的肿瘤直径<100px的患者,只需要切除含有肿瘤部分的肝脏组织,而保留剩余组织,而保留的肾脏仍能保持一定的代谢功能。3、腹腔镜肾切除术:此种切除方式主要考虑其对患者造成损伤小,如伤口小、疼痛及出血少,患者可快速恢复进食,可较早出院等,因此对于那些害怕手术,身体条件较差的患者,不妨采用此种方式。360良医平台“48小时肾癌手术直通车”可以快速找到转接预约手术。
肾脏肿瘤在人体泌尿男生殖系肿瘤是常见者之一,欧美国家较亚洲国家发病率高,城市较农场发病率高。肾脏肿瘤并不十分少见,中国统计占全身各种肿瘤的—,国外报告则稍高,约3%。肾癌的早期症状并无特异性,腰痛是肾癌的早期症状之一,但是因为腰痛现象在生活中很常见,长时间的不正确坐姿也可以导致腰痛,只要稍作休息即可,因此造成很多人的麻痹大意,但是经常频繁腰痛就一定要引起注意,自古腰肾不分家,腰疼是很多肾病的表现症状之一。1、肾肿瘤病理类型复杂,临床表现殊异,各家观点不一。1957年富特()等提出将肾肿瘤分为肾实质细胞瘤、肾移行细胞瘤、肾胚胎癌、肾间质瘤和继发性肾肿瘤五类,这一分类方法以其简明扼要、比较完善实用,为人所乐于接受。近数十年,特别是B超、CT、MRI的广泛应用,肾实质肿瘤的检出比较容易,检出率迅速提高,人们对肾肿瘤的认识较前大有转变,如以往认为肾肿瘤几全为恶性,良性极少,现查知其良性肿瘤和肾囊肿占相当大的比例,并非罕见。2、治疗:肿瘤分为良性和恶性的,建议行手术切除,术后进行病理确诊,根据病理采取相应的治疗良性肿瘤生长较慢无不适症状可以不用治疗。如果是恶性肿瘤,最好是中西医结合治疗,西医的手术、放疗、化疗见效快,但病人痛苦且容易复发,而中药可以弥补西医的缺点和不足,祁奥牌红豆杉中药含有效药用成分多达40多种,包括紫杉醇、巴卡亭Ⅲ、生物碱、红豆杉多糖、紫杉黄酮等抗癌药物可改善增强体质,扶祛邪,补气养血的功效。
肾癌来自肾小管上皮,生长速度一般较慢,但有时可很快,绝大多数有一层纤维包膜包裹,可生长于肾实质的任何部位。质硬,表面血管大多呈扩张。发现时体积大小不一。大多是单个的,少数有多个的。肿瘤可侵入肾实质,也可浸润肾包膜并穿入肾周围脂肪。其切面大多呈淡黄色或橘黄色,生长速度较快的区域呈白色,有出血的区域呈暗红色,含脂质较多的部分呈金黄色并发亮。较大的肿瘤常可见到有坏死区,坏死组织液化后质地呈囊状。有时肿瘤中有血肿。少数肿瘤可见到有不规则散在的钙化区。钙化的是否存在与肿瘤的恶性程度无关。 在显微镜下构成肾癌的主要细胞是透明细胞。这些细胞的核小而染色很深。胞浆透明含有丰富的脂质和糖原。另一类是颗粒细胞(又称暗细胞),这种细胞的胞浆充满细小的颗粒。80%左右的肿瘤组织由透明细胞或透明细胞和颗粒细胞混合组成。一般认为如颗粒细胞比较活跃,其恶性程度就较透明细胞为高。有时肾癌细胞可形成*状,称为*状腺癌,细胞核染色较深但分裂相不多,这种肾癌较易出血。此外还可有恶性程度很高的未分化癌。细胞呈梭形,核较大,分裂相很多,呈肉瘤样结构。 肾癌可通过原发肿瘤逐步向邻近组织和器官侵犯而播散,也可通过淋巴管或静脉向外转移。 低度恶性的肿瘤常保持完整的包膜,虽然体积巨大,仍可没有转移。恶性较高的肾癌,虽肉眼看来肿瘤包膜完整,但在显微镜下癌细胞往往已浸润和穿出包膜,随着肿瘤的长大而侵入肾周围脂肪。肾癌的继续向外发展可穿破肾周围筋膜而侵入邻近器官,其中较常见者为结肠。此外,尚可侵入肝、脾、胰腺、肾上腺及横膈等。向内侵入肾盂后常发生血尿,在肾盂造影图上的表现类似肾盂肿瘤。 据统计,有25%左右的肾癌都有淋巴结转移,主要是肾蒂、主动脉及下腔静脉周围的淋巴结(区域淋巴结)。 肾癌有向静脉侵入的倾向。在静脉(肾内静脉、肾静脉及下腔静脉)内形成癌栓,并可通过静脉向远处转移。肾癌的转移可早可晚。少数恶性很高的肾癌在原发肿瘤体积还很小或还没有被发现时已有远处转移。也有些病例在肾癌切除多年之后可出现转移。 Bennington和Kradjian报道在523例有转移的患者中,55%有肺转移,33%有淋巴结转移,33%有肝转移,32%有骨转移,19%有肾上腺转移,11%有对侧肾转移,5%有脑转移,5%有心脏转移。肿瘤直径达10~20cm者,多数已向外侵犯或转移。 为了较准确地估计治疗肾癌的效果以及判断其预后,一般可依据手术结果的病理分期进行推测。过去都按Flocks和Kadesky的分期方法,后来Robson和同事们作了改进,分成下列4期:第I期:肿瘤局限于肾包膜之内,肾周围脂肪、肾静脉及区域淋巴结未受侵犯。第Ⅱ期:肿瘤已侵入肾周围脂肪,但尚局限于肾周围筋膜之内,肾静脉及区域淋巴结未受侵犯。第Ⅲ期:肿瘤已向区域淋巴结转移。肾周围脂肪、肾静脉及下腔静脉已有或尚未受到侵犯。第Ⅳ期:肿瘤已侵及邻近器官(肾上腺除外)或已有远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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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学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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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医药学毕业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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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骨髓间充质干细胞免疫调节作用干预的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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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下肢骨折术后肿胀118例临床疗效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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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对LPS诱导单核巨噬细胞增殖的抑制作用及其差异蛋白质分析 中药四性的研究(Ⅰ)
中药饮片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药饮片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中药对细胞色素P450影响的研究进展
术前、术后使用中药结合外剥内扎治疗混合痔的临床效果观察 三伏天应用中药穴位敷贴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疗效观察及护理
拟除虫菊酯生殖毒性及中药干预作用的研究
三种中药有效成份抗人绒癌耐药细胞JAR/MTX作用的体外研究
中药“通腑洁肠汤”对不全性肠梗阻结直肠癌术前肠道准备的效果观察 两种中药方剂联合甲氨喋呤治疗异位妊娠的作用探讨
中药四气理论的现代研究
二、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现状论文主要内容
原发性肝癌是临床上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原发性肝癌多具有乙型肝炎和肝硬化背景,起病隐匿,进展迅速,确诊时往往已是晚期,患者生存期较短,预后差。积极探寻符合我国国情,高效且不良反应少的系统化中西医联合治疗方案是肝癌治疗的.重要课题。
对于肝癌的认识,中医认为属于“症瘕”“、积聚”、“黄疸”、“肝积”的范畴。已有临床疗效观察研究表明,中医药治疗肝癌的优势一方面在于能有效稳定病情,减轻毒副作用,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带瘤生存时间,使部分患者肿瘤缩小;另一方面治疗费用相对低廉。因此中医药治疗成为肝癌治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中药治疗肝癌的理论基础中医认为肝癌的病因及病机为外受寒邪、损伤脾胃、肝气郁滞、气滞血瘀、结而成积。中医治疗应以清热解毒和活血化瘀为主,同时配合益气健脾和疏肝理气,并与手术、介入、放化疗等其他方法联合应用,可起到减毒增效之功效。具有益气健脾、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柔肝止痛等功效的中药经常被用于肝癌的治疗并取得临床疗效,临床应用及现代药理学研究较多为“有毒”中药及活血化瘀中药。
“有毒”中药与肝癌治疗 中医认为恶性肿瘤与“毒邪”有关,因此“以毒攻毒”为重要治疗方法,即用峻猛中药以攻邪。历代医家有颇多论述,如虞抟《医学正传》中“大毒之病,必用大毒之药以攻之”[1],明代罗天益《卫生宝鉴》“凡治积非有毒之品攻之则不可”[2]。这种“以毒攻毒”的方法目前在肝癌的治疗中也经常应用,常用的此类中药有、蜂房、全蝎、水蛭、蜈蚣、蟾蜍、守宫、常山、半夏、天南星、马钱子、巴豆、附子和乌头等。
活血化瘀中药与肝癌治疗 气滞血瘀证是肝癌患者常见临床症候,历代医家常从气血运行失常而致气滞血瘀来探讨肿瘤形成的病机。如《圣济总录》认为“瘤之为义,留置而不去也,气血流行不失其常,则形体平和,或余赘及郁结壅塞,则乘应投隙,瘤所以生”[3]。王清任《医林改错》认为“肚腹结块,必有形之血也,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4]。
因此行活血化瘀也是中医药治疗肝癌的常用方法,常用中药有丹参、赤芍、三棱、水蛭和等。
中药治疗肝癌具有广泛的理论基础,在浩如烟海的中医古籍中不乏与肝癌相关病症的治疗,这些相关病症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对应是否精确还值得商榷。加强文献学的进一步细化整理研究是深入发掘中医治疗肝癌理论基础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增强中医治疗肝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
2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实验研究主要包括中药复方和单味中药的研究。随着分子生物学广泛应用于中医药研究,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研究中医药防治肝癌的机制,筛选抗肿瘤中药复方及单味中药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中药复方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历代古方中可用于肝癌治疗的中药复方较多,临床上常常根据肝癌的不同证型,选取与之对应的方剂进行加减治疗。如李江等[5]通过研究证实,采用水煎法、梯度乙醇提取法及醇水法从小柴胡汤中获得的提取物对小鼠H22肝癌实体瘤生长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且具有提高荷瘤宿主免疫功能的作用。季幸姝等[6]通过观察膈下逐瘀汤对肝癌Bel7402细胞和大鼠肝癌组织中丝/苏氨酸激酶蛋白及FIEN编码蛋白表达的影响,发现P13K/Akt信号转导通路相关蛋白PA kt水平的降低和PT EN蛋白水平的升高可能是膈下逐瘀汤抗肝癌的主要作用机制之一。杜标炎等[7]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联用对小鼠移植性肝癌自杀基因治疗具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其疗效优于单纯自杀基因疗法或单纯六味地黄丸治疗。进一步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含药血清对自杀基因系统10% tk/GCV杀伤大鼠肝癌CBRH7919细胞具有协同增效作用,且有一定的量效关系。
中药复方治疗肝癌的疗效不可否认,但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复方成分的复杂性使其作用机制难以应用单一的药理途径阐明。以辨证论治为特色的中医个体化诊疗要得到推广,必须进行具有统计学说服力的临床研究,解决这个问题应使临床研究对象的选取进一步细化,在此基础上使中药复方规范化,同时通过网络药理学等方法对中药治疗作用产生的人体综合生物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增强中药治疗肝癌有效性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
单味中药抗肝癌作用机制的研究 中药单体能在诱导肝癌细胞凋亡、抗肝癌细胞侵袭及转移、诱导肝癌细胞分化、抗肿瘤血管生成、抑制癌基因表达、促进抑癌基因表达、逆转肿瘤多药耐药等多个环节抑制肝癌的发生和发展。陈小义等[8]研究发现, mol/L及以上浓度蟾蜍灵对SMMC 7721细胞具有显著细胞毒作用,细胞生长相关基因P21wafl/cipl在蟾蜍灵诱导下表达上调,同时受P21wafl/cipl调控的增殖细胞核抗原的表达下降,二者呈负相关,提示中药可通过直接杀伤肝癌细胞和抑制其增殖而发挥抗癌效应。黄应申等[9]以10 mmol/L脂蟾毒配基处理Bel 7402细胞24 h后,发现癌细胞出现凋亡的形态变化,其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细胞;脂蟾毒配基引起线粒体膜电位下降,释放入胞质中的细胞色素c增多,促进Caspase 3蛋白活化,抑制Bcl 2蛋白表达,诱导细胞凋亡,其诱导凋亡作用可能通过线粒体通路实现。黄炜等[10]探讨了18 β-甘草次酸和甘草酸对Bel 7402细胞增殖的抑制和诱导分化作用,揭示二者有抑制人肝癌细胞增殖和诱导分化的作用。魏志霞[11]研究发现,川芎嗪可提高SMMC7721/多柔比星细胞内化疗药物的浓度,增强多柔比星作用,表明从中药筛选出低毒的多药耐药逆转剂是可能的。
何芳等[12]探讨人参皂苷Rg3联合三氧化二砷对肝癌裸鼠移植瘤模型的治疗作用,发现人参皂苷Rg3能通过抑制肿瘤新生血管形成,明显降低肿瘤内微血管密度;人参皂苷Rg3与As203联合应用能明显抑制裸鼠肝癌移植瘤的生长。罗明等[13]通过采用腹腔注射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观察二乙基亚硝胺诱发肝癌的大鼠肝脏病理改变、肝表面癌结节数和血清ALT、GGT、ALP 的变化,发现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组的大鼠体重明显高于模型组,肝表面癌结节数、肝/体重比和血清ALT、GGT 明显低于模型组(P<)。而 ALP 升高,说明苦参碱和氧化苦参碱能延缓二乙基亚硝胺诱发大鼠肝癌形成,保护肝细胞免受损伤。
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较中药复方研究更为深入,其原因在于相对于中药复方,单味中药的有效成分相对容易确定,其量效关系及药理学、药代动力学研究较中药复方易进行。目前的问题之一在于此类研究较多采取的是某味中药的提取物。尽管提取物能在某一方面说明该味中药的生物学效应的机制,但表现的生物学效应与该味中药相比有多少差距尚不能明确;另一方面单味中药提取物的研究往往是发现了某一化学成分的生物学效应或临床疗效,如何将其与中医的辨证论治治疗肝癌结合起来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须要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研究的科学说服力,这仍有不易克服的困难。类似于中药药性本质及其临床效应生物学基础的相关研究为单味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3中药治疗肝癌的临床研究中药联合放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 顾本宇[14]通过观察益气健脾疏肝中药联合化学药物动脉灌注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的临床疗效,发现中药联合化疗药物治疗组的稳定率为,明显高于对照组的(P<);治疗组 12、18、24 个月的生存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尤建良等[15]通过观察中药调气行水方联合顺铂、白细胞介素-2腹腔内注射治疗肝癌腹水的临床疗效,发现该疗法能有效控制腹水,改善体力状况,提高患者生命质量,缓解常见临床症状,提高疾病控制率,提示配合中药能减轻化疗药物及生物反应调节剂的毒副反应。
目前中药联合化疗治疗肝癌的研究主要在临床有效性方面,阐述其有效机制的研究尚少,进一步深入研究须说明为什么联合中药会有较好的效果,这一点须要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来寻找中药疗效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这也是今后中药临床有效性的重点研究方向。
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 目前肝癌治疗普遍采用的根治性治疗方式为手术切除和肝移植,约30%~40%患者采用此法,肝移植的总体疗效优于手术切除治疗。 现阶段肝移植治疗肝癌的最佳适应证仍为米兰标准,但由于移植器官不足,对移植适应证的扩大应慎之又慎,术后的复发和转移是影响疗效的主要因素。通过使用药物预防或延迟肿瘤的复发,针对肿瘤生物发生途径中的关键分子进行靶向治疗也可使肝癌治疗发展日趋完善[16]。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为有效的治疗方式,如陈立武等[17]通过观察中药全身治疗与手术相结合的协同作用,将60例患者随机分为2组,中西医结合治疗组(30例)在手术前1周开始复方中药治疗并于术后续行中药治疗,对照组(30例)只作单纯手术治疗,比较2组的疗效、生存率及并发症。结果发现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24、36 个月生存率有显著差异(P<)。
提示在肝癌围手术期中应用复方中药可减少并发症,提高手术疗效及累计生存率。
中药复方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研究更多集中在对症候的改善、生存率的影响、并发症的减少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相关临床资料的样本数较少;
症候学改善等尚未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未能深入分析其疗效的生物学机制等。进一步的研究须要扩大样本数量,建立症候学统一客观化评价体系,同时深入研究其疗效改善的机制,才能增强中药联合手术治疗肝癌的可信度和说服力。
中药介入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晚期肝癌患者常因伴有明显的器质性和功能性改变,难以进行手术治疗。肝癌介入治疗作为中晚期肝癌患者可选择的重要方法,能够延长患者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存在的问题为化疗介入药物多可造成肝功能不同程度的损害,介入药物的不良反应又严重影响中远期的疗效。因此介入治疗中如何减少肝功能损害是治疗的重点。通过大量临床实践,目前已筛选出许多具有抗肿瘤作用的中药及其有效成分,与肝动脉化疗栓塞介入疗法结合进行研究,为肝癌的介入治疗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手段。
李琦等[18]进行了去甲素微球介入治疗大鼠肝癌的有关研究,结果显示此疗法对大鼠肝癌有较好治疗作用,其作用机制与栓塞肿瘤微血管,缓慢释放去甲素,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下调肝肿瘤细胞Ki-67的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相关。
冯敢生等[19]将白及用于肝动脉栓塞治疗肝癌,并与明胶海绵对照。结果表明,白及具有强大的栓塞作用,侧枝循环形成均在6个月以上,介入治疗间隔时间长,肿瘤坏死、缩小率及1、2、3 年生存率均优于明胶海绵。陈武进等[20]研究认为,采用酸钠联合常规化疗药物介入治疗中晚期肝癌患者可明显降低甲胎蛋白,提高疗效,同时减轻化疗药物对骨髓的抑制。以上研究表明,中药介入治疗具有增强免疫、抗炎、抗病毒和促进黏膜修复等作用,对肝功能无明显损害,无骨髓抑制,并有升高白细胞等作用。这些优点使中药可能部分或完全取代西药,成为肝癌介入治疗较理想的栓塞剂。
中药在肝癌的介入治疗中具有独特优势。中药介入治疗能减轻不良反应,使患者生存期延长,生存质量提高,而且中药资源丰富,经济合理,有利于减轻治疗负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中药的介入治疗总体上发展仍不够成熟。进一步的研究可从规范治疗方案,合理选择介入治疗药物,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研发抗癌中药新制剂和新剂型等方面进行。
其他中药治疗肝癌的研究 中药用于肝癌的治疗方法除口服和介入注射外,还有许多新的途径可用于肝癌及其并发症的治疗。中药穴位注射治疗肝癌也被证明有明确的临床疗效,如胡军和瞿晓东[21]每天1~2次以丹参注射液、柴胡注射液或黄芪注射液进行双侧足三里、阳陵泉、曲池及内关注射。内关穴1 ml,其他穴位2~4 ml,4穴位交替进行,能够明显缓解晚期肝癌疼痛。中药瘤体内注射也可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如涂小煌和戴西湖[22]曾应用超声引导下瘤体内注射去甲素治疗中晚期原发性肝癌,取得较好疗效。
中药治疗肝癌的方法较多,形式多样,从方法学的角度讲,有着更大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目前的研究须要注意如何更好地将这些方法进行合理的推广应用,同时临床疗效的观察还须进行严谨的实验设计,以增强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和可信度。
对于中药治疗肝癌的深入研究,须要更细化更严谨的文献研究为治法用方提供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借助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运用网络药理学等研究方法,从多学科交叉研究中药治疗肝癌的有效性出发,探寻中药疗效可能的效应物质基础及作用靶标,对单味中药及复方治疗肝癌的综合生物学效应进行整体观察和分析,进一步合理选择治疗药物,规范治疗方案,建立严格的疗效评价标准,深入研发抗癌中药制剂和剂型,充分发挥中药治疗肝癌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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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甾体抗炎药物的合成及抗炎镇痛活性的研究2.硫杂杯芳烃金属配合物的合成及抗癌活性研究3.奥沙普嗪的化学结构修饰研究4.分蘖葱头中甾体皂苷成分的分离和鉴定5.新型选择性环氧合酶 -2抑制剂的研究6.锰超氧化物岐化酶模拟酶的研究进展7.吡唑衍生物类环氧合酶-2抑制剂研究进展8.呋喃酮衍生物类环氧合酶-2抑制剂研究进展9.硫杂杯芳烃的研究进展10.氯化镉对人体的毒性及其机制研究进展11.某院抗菌药物使用调查分析12.感冒药使用情况调查分析13.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情况调查分析14.某院某科抗生素使用调查分析15. 2011年我国抗生素市场分析16.某种类药物不良反应及合理应用17.临床抗感染药物使用的调查分析18.抗肿瘤药物的研究进展19.抗病毒药物的现状与研究进展20.临床抗生素应用调查分析21.抗感冒药物的不良反应及合理应用22.喹诺酮类抗菌药研究进展23.抗癌金属配合物的研究新进展24.铂类抗癌药物作用机制研究进展25.某医院调查报告26.某药厂调查报告27.抗生素类药物在临床的应用现状28.高效液相色谱法及其在药物分析中的应用29.中国临床药师发展现状调查30.中国临床药师发展现状调查31.药物分析在药学各领域的应用32.某药检所调查报告33.分析仪器公司调查报告34.某医院药剂科参观报告35.中国本土制药企业新药研究开发发展的研究 36.某药品的质量研究方法
这有什么好讲的?首先确定做那个药的药理,然后制造动物病理模型,动物分组(治疗组、对照组等),接着确定给药方式、给药剂量,动物实验,取血做生化或做其他生理指标实验,数据统计学分析,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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