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已有考古和研究结果来看，种植水稻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早期。
三个万年以上的古稻遗址有：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和吊桶环遗址。其中玉蟾岩遗址经年代测定为距今一万二千多年，这时候的稻谷介于野生稻和栽培稻（含有籼、粳特征）之间，因此被认定为是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古栽培稻类型。
后两个遗址的时期要更早一些，属于旧石器末期至新石器早中期，但没有发现稻谷的碳化颗粒，只是发现了稻谷的植物硅酸体。
以往我们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水稻是7000多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但根据严文明教授的《中国稻作文化起源》来看：“这里发现的稻谷遗存极为丰富，单是1973年冬至1974年春第一次发掘时，就在第4文化层发现约400平方米的稻谷、稻壳和稻草堆积，其厚度从10-20厘米到30-40厘米不等，最厚处达70-80厘米。。。颗粒大小接近于现在的栽培稻，比现在野生稻大得多，加以还有许多稻作农具共存，可以肯定这些稻谷堆积的遗存属于栽培稻的收获品”，说明处于新石器中期的河姆渡时期的稻作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一定的程度了，所以在这之前肯定是有前例的，也就是说河姆渡的稻作农业是被传播过来，不是独立发展而来的。
但，中国那么大，随着考古的发现，可能会有更多新的成果被发现，我们拭目以待吧！
参考文献：
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探析，黄剑华
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
水稻原产中国，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和桐乡罗家角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炭化稻谷遗存，已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这些遗址的先民都已营相对定居的农耕生活，由此推溯以迁徙为主的种稻业的产生当为时更早。中国已发现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尤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或米）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上述稻谷遗存的测定年代多数较亚洲其他地区出土的稻谷为早，是中国稻种具有独立起源的证明。由于中国水稻原产南方，从石器时代开始，大米一直是长江流域及其以南人民的主粮。唐、宋以后，南方一些稻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全国稻米的供应基地。唐代韩愈称“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民间也有“苏湖熟，天下足”和“湖广熟，天下足”之说，充分反映了江南水稻生产对于供应全国粮食需要和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据《天工开物》估计，明末时的粮食供应，大米约占7/10，麦类和粟、黍等占3/10，而大米主要来自南方。黄河流域虽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开始种稻，但水稻种植面积时增时减，其比重始终低于麦类和粟、黍等。
稻原产于中国，稻的栽培历史可追溯到约公元前12000～16000年前的中国湖南。在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世界最早的古栽培稻。
我们的祖先早在一万多年以前已经开始驯化和栽培野生稻，而在距今七千多年以前水稻生产技太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在祖先的努力下，经过无数次的品种改良，今天我们才能吃到如此美味的大米，大米作为一种传统的主食，已成为中国的文化象征之一，长久地影响着中国语言，烹饪和风俗的发展。
中华先民为稻米的驯化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努力，经过多少磨难，我们无从知晓。稻米伴随着人类和人类一起成长，被人类改变也在改变着人类，正因为有了稻米，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明时代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进入农耕文明时代之后，农业成为生产的主要形态，稻米在后来的数千年中越来越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神圣食物。
扩展资料
我国学者研究我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时，主要提出了以下3种说法：
1、云贵高原说
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从生物学的角度出发，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和野生稻资源来论证。柳子明先生就认为水稻起源于云贵高原之后沿着西江、长江及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顺流而下。
菲律宾学者认为早期稻作农业的传播可能是自尼泊尔——阿萨姆——云南地区，经由云南引入黄河流域，且自越南经由海路引入长江下游盆地。
但是，尚未在云贵高原地区发现公元前3000年以前的稻作农业遗存，远晚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此说有待考古发掘资料的进一步验证。
2、华南说
此说得到丁颖先生、李润权先生、童恩正先生的支持，他们根据华南地区广泛分布的野生稻资源来论证。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优越，野生食物资源十分丰富，寻找新的食物来源就没有那么迫切了，已有考古资料也不支持“华南说”。
3、长江中下游说
支持者主要是依据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的野生稻分布情况来论证的。1979年，闵宗殿先生提出中国的栽培稻起源于长江下游的观点。
随后，严文明先生进一步论证了以长江下游为中心的稻作农业波浪式传播过程，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多，他又提出了“边缘起源论”，认为玉蟾岩等遗址正是我国稻作农业起源的理想地方。
朱乃诚先生认为我国的稻作农业是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即栽培稻大约在距今12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地区的腹心地带，于距今9000年前后在富裕的食物采集区边缘的两湖平湖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得到发展，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
综上，“云贵高原说”和“华南说”有待进一步论证，“长江中下游说”被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资料的证实，这种说法逐渐为学术界所认可。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水稻
水稻主要分布在亚洲和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水稻的栽培历史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16000年。1993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道县玉蟾岩发现了距今约14000年的古栽培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
水稻在中国广泛栽种之后，然后向西传播首先到印度，后来在中世纪被引入到欧洲南部，除称为旱稻的生态型外，水稻都在热带、半热带和温带等地区的沿海平原、潮汐三角洲和河流盆地的淹水地栽培。
根据30多年来的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已发现4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炭化稻谷或茎叶的遗存，尤以太湖地区的江苏南部、浙江北部最为集中，长江中游的湖北省次之，其余散处江西、福建、安徽、广东、云南、台湾等省。
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在黄河流域的河南、山东也有发现。出土的炭化稻谷（或米）已有籼稻和粳稻的区别，表明籼、粳两个亚种的分化早在原始农业时期已经出现。上述稻谷遗存的测定年代多数较亚洲其他地区出土的稻谷为早，是中国稻种具有独立起源的证明。
扩展资料：
中国水稻，不断给世界带来惊喜
1、超级杂交稻亩产创新纪录
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的示范基地，是全国第六期超级杂交稻“百千万”高产攻关示范工程示范点之一。2017年10月15日，该基地水稻种植通过了该省科技厅组织的测产验收，平均亩产公斤，即每公顷吨。创造了世界水稻单产的最新、最高纪录。
此次，该基地种植的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团队选育的超级杂交稻品种“湘两优900（超优千号）”。测产专家组对该基地种植面积达102亩的“湘两优900”高产攻关片进行了现场测产。
专家组在现场考察基础上，随机抽取了3块地进行人工收割、机器脱粒、实打实收，总收面积亩，三块地亩产分别为公斤、公斤和公斤，平均亩产公斤。
2、海水稻亩产超600公斤
袁隆平牵头的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试种的第一批耐盐碱水稻（俗称“海水稻”）近日迎来测产考。在场的专家首先检测了灌溉用水的盐度，测出这块田的灌溉用水盐度达到了6‰。研发中心的博士杨红燕形象地解释称，这种盐度大至相当于吃剩的菜汤的咸度。
在对该小面积收割、脱粒、除杂、测水分、称重后，再通过一个固定公式计算，专家组给出了亩产的最终结果。在四种水稻材料中，小面积测产最高亩产量为公斤，按照大田种植产量的8折计算，亩产量也可达500公斤。即便是最低产量的那种耐盐碱水稻材料，小面积的亩产量也达到公斤。
该研发中心副主任张国栋介绍称，中国有3500多万亩沿海滩涂、15亿亩内陆盐碱地，其中近3亿亩可以进行改造利用，研发团队计划在5到8年内在全国推广1亿亩耐盐碱水稻种植。
3、“巨人稻”亩产1000公斤
湖南长沙县金井镇湘丰村百亩巨型稻试验田里，巨型稻像高粱一样身形笔挺，个头高达2米，亩产可达1000公斤。
在长沙县金井镇湘丰村百亩巨型稻试验田里，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夏新界挺直腰杆与“巨人稻”比高，水稻个头足足比他高出40多厘米。放眼望去，巨型稻像高粱一样身形笔挺，穗长粒多，圆润饱满，平均每蔸水稻植株高达米，最高达到米。稻田里，泥鳅游，青蛙跳。高大的稻株，良好的环境，离实现“禾下乘凉”的梦想又近了一步。
禾下乘凉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毕生都在追逐的梦想。梦想终于照亮了现实。从长沙县金井镇巨型稻试验田里传来好消息，高达2米的“巨人稻”在长沙试种成功，八成已齐穗进入成熟期，第一批收割的巨型稻亩产突破1000公斤。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水稻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水稻，不断给世界带来惊喜
你好，这种产生渊源影响的主要特征就是根据历史的追溯从而产生了关联
《民法学》。民法学是研究民事法律制度、民事法律现象和民法所反映的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学习民法学的基本原理，掌握民法学的科学精神和丰富的知识体系，对于正确制定民事立法，指导司法审判实践，提高人们的法治思想水平，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民法学也是法学领域当中重要的学科之一。
《刑法学》。刑法学以世界各国刑法为研究对象，是研究犯罪和刑罚、刑事责任及其罪刑关系的科学。它属于部门法学的范畴，是部门法学中最重要的学科之一。作为研究刑法的科学，是随着刑法的产生而出现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人类对犯罪和刑罚的认识不断深入，积累了大量的刑法文化遗产，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刑律十分发达，当时律学主体部分就是研究刑律的学问，也就是现在的刑法学。
成为定罪量刑的必要前提。在民事案件中，直接以礼教原则处断，更屡见不鲜，“三纲”强调维护君，父，夫的特权，而君权高于一切，皇帝之下，尽人皆臣妾，根本无所谓法律权利。礼教力倡“无讼”，“息讼”，也导致人们的权利意思非常淡漠。 三，法律以刑为主 《说文》：“刑也。平之如水，所以触之不直者去之，从去。”夏，商，周文献中的“刑”即是法。春秋时一些著名的成文法还称《刑鼎》，《刑书》，《竹刑》。大约在春秋战国之际，“法”才具有法律的涵义，而"律"也作为成文法的主要形式出现，并逐渐被普遍采用，承传下来，则是战国中期以后的事。 古人刑，法，律三字往往通用。历代正史记述立法，司法活动的“志”，称《刑法志》（《魏书》称《刑罚志》），律条繁简，刑罚轻重，往往与德礼隆替相对，作为关系王朝盛衰存亡的大事，大书待书。法官司通称刑官，。自隋至清末改制前，中央主管司法行政，审判的官署通称刑部。 总之，刑始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主题。古代没有部门法的划分，历代法典----律通称刑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统统规定于此，统犯罪，处以刑罚。另一方面，专制君主无视下民的主体权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这种意识，并以“对簿公堂”为耻，为累，一般民事纠纷也无关政权安危大局，商品经济又长期不发达，如是等等，致使中国古代民事立法偏枯，与刑法畸重形成强烈反差。 四，司法从属于行政 皇帝“口含天宪”，握有国家最高司法权，已如前述。历代中央虽设司法机构，但辅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内阁大臣等，完全可以过问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机构长官也可干预或参与司法，而司法长官无一般无权过问行政。 在地方，一地行政长官即兼理同级司法审判。宋元明清对地方路，省一级虽专设司法机构，但仍处于地方行政长官控制之下。狱讼是否得平，自汉以来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绩的主要项目之一。历来中央地及地方的循吏，清官，除廉洁勤政之外，不少以执法公正，不阿权贵，善于审断疑案，敢于一反冤假错案而著称。正因其作为“民之父母”官，而掌握了司法权。正确地认识中华法系及其特征，是科学地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鉴于中国古代法律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重大缺陷多是与如何认识中华法系有关，也鉴于有关中华法系的特征等一些重要问题至今仍存在争论，而这些争论又直接影响着法史研究能否朝着科学的方向开拓。为此，就中华法系研究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继续进行探讨甚有必要。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在历史上适用于包括中国本土、日本、朝鲜、越南等东亚广大地区，又称中国法文化圈。中国法律的发展，最基本为律与令。律令制至唐代臻于成熟，而此时周边国家和地区为了自身的国家建设，大量摄取唐朝律令制度，整体而言，七、八世纪的东亚，以汉字文化的普遍性存在为其特征、以律令制度的适用为普遍要素而自成一历史世界。此后尽管中国和周边国家迭有王朝更替和政治变迁，皆不影响律令制度的摄取。 因此可以说，中华法系在七、八世纪随着中国文化圈的形成，已在东亚地区形成，并一直持续至近代。 中华法系已知最早的法典公认为公元前五世纪李悝编订的《法经》，共分为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以后历代相继承袭和不断发展。公元七世纪的唐律集中国封建法律的大成，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中国在宋、元、明、清各代法律都承袭唐律体系。上述的唐律为代表的法律和仿照这种法律制订的各国法律构成了中华法系。由于中华法文化在曾长期居于世界的先列，并且影响着东南亚诸国法制文明的发展，以致中华法系被公认为最具有代表意义的世界古代五大法系之一。 中华法系的发展史是与中国文明发展史交融在一起前进的。对于中华法系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断限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历来存在争论。对此，应依据丰富的文献资料和地下挖掘，对此继续进行学术探讨。 对于中华法系的起源、发展阶段和断限这方面的见解因对我国古代的社会性质和法律的属性认识不同，存在着不同的意见。 一种见解是从阶级和社会形态分析的角度上阐述的。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对中华法系的断限看法不一。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华法系是指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的泛称，至二十世纪初期，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中华法系也就寿终正寝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外貌来说，依然存在。中国有法以来，直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均属中华法系。陈朝壁、陈鹏生等便持后一种观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涉及到中华法系是死法系还是活法系的问题。从社会形态的视角审视，中华法系当是死法系，但若从法文化的价值观念及表现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讲，法系可以超越社会形态，中华法系又不是死法系。 另一种是从中华文化与中华法系相互关系发展史的角度阐述的。认为中华法系起源于国家产生前的远古时期，但对其发展阶段的认识也存在差异。陈顾远认为从太古终于战国，是中华法系的创始期；秦至南北朝，可称之发达期；隋唐至明清，可称之确定期；清末以后，可称之改革期。李钟声则认为，从“结绳记事”的上古到尧、舜时期，是中华法系黎明时期；夏、商至战国为光辉时期；秦汉至隋、唐、五代为发达时期；宋至近代为沿袭时期。 此外，还有多种关于中华法系发展阶段的不同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先秦、秦汉为形成期，魏晋南北朝为发展期，隋唐为成熟或定型期，宋元明清为延续期。也有的学者认为，宋元明清是中华法系的僵化期或衰退期。 传统的观点认为法是阶级和国家出现后才产生的，但未能用确凿的理据予以证明。从现已发现的大量少数民族的法律文献看，远在氏族部落时期，带有强制性的、成文的行为规范就已出现。持法律是国家和阶级的产物观点的学者，大都引用恩格斯关于原始社会“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 这句话，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但忽视了恩格斯这里所指的是易洛魁人那种典型的母系氏族社会，并不包括已出现阶级分化的原始社会末期。 恩格斯在叙述古代雅典奴隶制国家形成前的提修斯改革时，认为“就产生了凌驾于各个部落和氏族的法权习惯之上的一般的雅典民族法”。 指明了法律是先于国家产生。我认为，对于“法是先于国家而产生，中国古代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过渡，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观点，应继续进行探讨。在研究中华法系和法律的起源时，依据的应当是可信的资料，而不必囿于前人的结论。 在西方法律史论著中，“法”、“法律”的概念在古希腊被创造出来，在古罗马被发扬光大，走过中世纪，近代以来流布全世界。而西方法以外的法律类型如印度法、非洲法、中国法虽然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但对于西方“法”本身的发展来说，基本没有意义。而在中国的法律史论著中，法往往被认为就是“刑”，在近代遭遇西法后就解体了，被西法取而代之，这使得今天谈论中华法系的现代价值与意义异常困难。 原因有二：一是百余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律学人关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和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彻底地藐视甚至毁弃传统，损毁、藐视的实际是民族传统的自信与尊严，切断了法学青年与民族文化命脉、民族精神源头的牵连，使青年不能思接千载，无法进入传统；二是今天认识、估价中国法律传统的尺度都源于西方标准，主要是启蒙时代提供的自然权利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历史观。用这个尺度估价传统，只能是削足适履，流于浮泛臆测；而且这种尺度被奉为今天法学青年的意识形态或信条，与中国传统势同水火，怎么可能用它来正确估价中国法律传统？ 法律思想是中华法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历朝的立法和司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法律思想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一些著述认为自西汉中叶“德主刑辅”成为立法、司法的指导原则之后近两千多年中，法律思想基本处于停滞乃至僵化、衰退的状态。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许多法律思想通史类著述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政治人物的政治法律思想，政治思想与法律思想也没有予以明确的区分。而且每一个政治法律人物的法律思想都毫无例外地套用“人物的阶级属性+政治法律思想+阶级局限性”的结构式予以表述，多种法律人物的法律思想千篇一律。这种研究的方法和观点显然是与历史实际相悖的。在封建社会中后期法律不断完善、历朝颁行了上千部法律的情况下，法律思想反而一成不变，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亨利.梅因提出的“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理论只适用特写的某些社会，如英国，因为英国的封建身份地位关系和长子继承权逐渐让位于基于契约的关系。但在当代社会，身份地位依然是十分重要的，只是一般认可的身份地位的重要性降低了，而契约的重要性提高了。普通法和民法的契约是逐渐从民事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中发展起来，可是事实上，在中国法律和以色列法律中契约从历史上很早的时期就已经开始变得十分重要。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犹太圣经。犹太法的平等观念逐渐影响到西方普通法和民法国家中的法律，而传统中国法律的发展部分是礼治和法治影响的结果。 法治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秦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新生观念以及契约权利（非契约自由）的观念已经开始萌芽。中国的国家法自先秦发展到清末，虽经多次变更，但法家和儒家的对立一直存在于封建中国的法制历史中。法家支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支持“契约自由”，而深信礼法、重视身份地位、重视德的儒家则轻视法律。 但是，儒家学者们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却逐渐开辟出一片越来越广的“契约自由”的领域。从唐到清，尽管有身份地位的限制，使大多数百姓要求获得与其他特权阶层相同的权利，但至少在法律上，人人平等和契约自由观念仍然得以发展。传统中国法律的这一方面显然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有指导作用。 中国古代专制主义法律的特征是历代统治阶级过多地关注民众的法律义务，而对于民众的法律权利却往往忽略不谈，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失衡状态造成了自古以来民众和政府的对抗。然而在某些特定时期，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当民众的权利没有威胁到统治阶级自身安全的进修，民众的某些权利也会得到法律的承认，中国古代民众的结社权就是在专制体制下艰难存在的一项权利。 从中国古代民众结社的情况看，中国古代民众有自己的精神信仰，渴望追求彼社会平等的法律意识，有重视权利的法律意识，有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热情，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有诚实守信的品格，还有了解国家法律、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的意识。综观中国古代社会，在夹缝中生存的古代民间结社虽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没有产生重要影响，但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只有真正建立一个权利和义务平衡的社会，才能达到社会的完美和谐，而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促进民间组织的迅速发展，正是走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 法史学者多谓行政兼理司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征，国外学者于此也多有置评。而事实上，就中央系统而言，直至唐朝以前，司法、监察、行政各不统属，司法系统设官置吏尤为发达，并俨然独立。 唐朝以前，尽管偶有监察官侵越司法官之事，但旋即得以纠正，体现出“司法独立之宗旨”。但唐代以后，这一体制被破坏，司法渐失独立。就地方系统而言，唐以降郡县两级行政体制被打破后，地方设置了专理司法的官职，明代都、布、按三司并置，清代因之，督抚虽为事实上之长吏，然仍属中央系统官，并不得侵越前者之权。因此，概而要之的论述并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法律尤其是司法的实际。对于中国传统法律中的司法权与行政的彼此消长的关系，还应细考详察。 对中华法系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线索和规律，学界也存在一些不同看法。其中需要商榷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有些著述认为唐代以后法律制度没有大的发展。事实上，宋元至明清是中国封建法制走向更加成熟的时期，也是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善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颁行了大量的经济类法律，其涉及内容之广泛，为前代所不及。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行政方面的立法多方位完善。在民事法律方面，地方法规、乡规民约、家族法以及民事契约之发达，令人惊叹。即是刑事法律，无论从内容上还是法典编纂体例上，也都有创新和发展。这一历史期的辽、西夏、金、元、清诸朝的法律，因融入了契丹、女真、蒙古文化及其习惯法，更体现出了中华各民族共创中华法系的特色。因此，不能只依据几部律典而贬低唐以后法律的发展。 纵观数千年来的中国法律发展史，可知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革和完善的。由于历史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法律在其发展的进程中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呈现出极其纷杂的现象。从总体上说，“因时变革，不断发展、完善”是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演进的主旋律。法律条文从表面上看是静态的，而法律的制定过程和实施历来都是动态的。即是在国家政局比较稳定的时期，法律也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司法活动的实践，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未处于停顿状态。因此，我们应当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论证中华法系不断完善的历程，阐述中国法律发展史。 固然，封建社会中后期历朝奉行的是儒家的法律主张，其发展变化是在儒家学说的总框架内进行的。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不断变化和治国需要，儒家的法律思想也在调整和发生变化。 比如，形成于两宋、盛行于明清的宋明理学，就对中国法律制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行政、经济、民事、军事诸方面的法律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刑弼教思想经过朱熹新的阐发，强调先刑后教，成为明初重典之治的理论支柱；明清两代的律学成为一门专门学问，如明人何广的《律解辩疑》，王肯堂的《律例笺释》，雷梦麟的《读律琐言》；清人王明德的《读律佩*》，吴坛等的《大清律例通考》等一大批著述，都不同程度地对律学有所建树。现存大量的判例判牍及题本奏本，也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司法思想。 明清两代在法律思想领域最重大的建树，是确立了律例关系理论，这一理论曾长期指导了立法和司法活动。所以，我们应当开阔视野，以发展变化的观点研究中国法律思想史，进一步挖掘中华法系所包含的思想精华。 现今，中华法系在规则模式上的所谓“死去”并不意味着数千年的遗产就完全走出了我们的生活世界，相反，固有的法律观念还十分顽强地统治着我们的日常行为选择和法律理解路向，因此，关注古典中国法律解释的经验，就不止是关注古人们对法律的理解模式，或者关注一种已经逝去了的法律文化传统，从而“发思古之幽情”，在实质上，对它的关注，仍然是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现实和法统精神的关注。
论文的起源是非常早，大概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时代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论文的萌芽至于后来为什么论文的写作成为一种标准的模式，大概是从普鲁士的改革开始的，从普鲁士教育改革时代开始论文的写作开始成为一种必须的学业证明，后续的德国教育延续了普鲁士教育的诸多因素
有区别，区别在于着重点不同，研究背景着重论文重要性，问题，研究方向，而研究缘起着重写课题的源头，问题，体现的是时间发展。
广义上讲，多数人都不会认真的思考这二者的区别，在实际论文撰写过程中，有写研究缘起的，也有些研究背景的，把相同的内容用在这两个题目之下，也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严格意义上讲，研究缘起和研究背景，还是有细微的差别，就像是很多概念的学术定义一样，普真正深究起来，还是有一定差别，主要体现在一个着重点上。
如果用研究缘起，其实更多的是体现个人研究的意图和思路，而研究背景，主要是体现一个外部驱动，更多写的是环境对你个人研究的推动作用或因素。
毕业论文研究缘起就是解释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主要有两种写法：
一、是由于看到与论文中观点一致或相反的资料、事例引发的思考。这种要求把事例或是资料解析一下，并着重强调自己的思考。最后要求阐述一下思考后的结论和为了证明自己观点所做的研究。
二、是由于所研究的内容具有明确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要从观点的由来和研究历程着手，提出你的论文对以往研究的总结还是创新。研究有利于完善或是明确这一观点，而且可以指导实践，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最后提出自己的观点是什么。
论文选题注意事项
论文的选题是整个研究的第一步，决定了整个研究的价值、走向和提升的空间。所以，在正式研究开始之前，一定要将论文的选题作为重中之重去对待，在研究过程中有不少人在研究做了一半临时换选题的，这样不仅熬心熬力，也消耗了大量的动机与乐趣。
基本上，就是一个文献综述的形式，但是如果论文结构中有单独的文献综述，那么在这一部分就不能罗列过多的研究成果。要表明研究的价值与意义，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等，讲清楚这个了 ，就是让别人理解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
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
冷战原因很多，但是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1.冷战的起源 对冷战研究,起源问题是重中之重。中外学者围绕冷战起源,就各大国应负何种责任、起了何种作用、谁是主动挑起者等问题展开讨论。西方有学者认为,苏联是冷战的发动者,正是因为苏联追求和扩大势力范围,企图通过战争和备战扩大势力范围2.冷战的影响 学者们一般对冷战持否定观点,认为美苏冷战把世界人为地割裂为对峙的两部分,把人类拖入战争的边缘。 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的核恐惧的边缘！3.关于意识形态及其在冷战时期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冷战从一开始便表现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对立！具体几个势力范围考虑一、从国际层次看，又可具体分为：体制论：二战后苏联和美国成为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也是唯一有能力施加影响和挑战对方全球霸权的国家，而且它们也是唯一能够威胁对方生存的国家。因而，它们注定是天然的对手。这种从体制层面的分析，符合现实主义的权力学说。即每个国家在本质上都要寻求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这种观点认为，如果英国在二战后比苏联更强大，冷战仍然会发生。英国，将取代苏联成为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国际政治史中，充满了大国之间的竞争。二战后，只有两个超级大国存在，若他们的关系仅仅是友善的，反而是不正常的。两极为世界政治创立了零和观，每一超级大国均视对方所得为己方所失，反之亦然。由于任何一方均无法承受对方在两极竞争中占据绝对优势，美苏之间的竞争就变得不可避免了。格局论：冷战的爆发源于二战后出现的两极结构，这种结构导致了所谓的安全困境。这种困境反过来加剧了双方的竞争。例如，当美国1945年试验并使用第一颗原子弹之后，苏联也启动了它的核发展计划，并在1949年成功爆炸了原子弹，这又使得美国加速发展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类似的行为动机驱使两国不断卷入战略武器竞争之中。按照这种观点，没有一方应该被特别指责，在当时的环境中，两方必然卷入冲突之中，这是制度本身的原因。从冷战格局上看，雅尔塔体制的形成，使战后世界明确地区分为两大阵营，也就是所谓后来的两极格局。这两大集团在力量上和政策上逐渐形成彼此对抗的模式，双方力量不相上下，实力的消长以对方为标准，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在较量中取胜，这就为冷战的对抗性注入了机制上的动因。“冷战世界的形成事实上是当时美苏所控制的国际性的政治军事集团对立的结果。这样的集团几乎没有自主性，联合国成为冷战的牺牲品。它仅仅是美苏分歧的表演场所。”误解论：每一方都误解了对方的意图。一方面，美国误解了在希特勒突然入侵和苏联遭受灾难性损失之后苏联保卫自身安全的愿望；另一方面，苏联也误解了美国的利益和担心，认为美国援助盟国的企图是试图包围和挑战苏联。每一方均视对手采取了最为敌对的作法，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行动。这一过程导致了一系列全球冲突的事件。两极理论认为超级大国的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误解论认为，通过更好地交流和相互理解，它还是有可能避免的。冷战是在相互的误解不断加深的恶劣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如果一方理解了对方防务政策的基本实质，冷战将不会出现，或两大超级大国的竞争将会得到缓解。可是，由于每一方领导层用以决定政策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尤其是关于对手战略意图的信息，美苏两方领导者很难走出相互误解的怪圈。二、从国家分析层次看，可分为苏联责任论和美国责任论苏联责任论：传统的美国学派认为，冷战是由苏联引起的，苏联热衷于获得领土，尤其是征服东欧领土。如果苏联没有表现出这种倾向，美国将有可能退回到战前的孤立主义状态。这种解释将苏联描述为“邪恶的帝国”，这个帝国还将可能影响拓展到西欧。如果没有美国的努力，苏联将可能利用西欧战后的困境实现其战略目标。它认为苏联注定是侵略性和扩张性的。按照这种解释，美国采取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没有美国主动的遏制政策，苏联将继续在欧洲、中东和亚洲扩张。斯大林被认为是独裁者，他的残忍的政策和偏执狂的个性招致了被包围，而他热衷于在任何力量衰落的地方进行扩张。一些当代俄罗斯学者也认为，正是由于苏联的扩张政策挑起了对苏广泛的敌对，也带来了苏联最终的解体。按照这种说法，如果苏联没有在战后采取了侵略性的政策，并在东欧予以实施，冷战将不地形成，或至少不会如此激烈。美国责任论：在战后，美国一直试图建立霸权主义实现其领导世界的全球战略，并在东欧拓展其海外出口市场，而没有理解苏联在战后面临的严峻的安全问题。苏联毕竟在二次大战中丧失了2000万人口，约相当于其人口总数的10%。因此，可以理解苏联通过控制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来保护其领土的作法，因为波兰是半个世纪内德国两次入侵苏联的必经之路。苏联有权希望在它的边境出现友好的邻国。美国将苏联合理的安全上的谨慎看作是侵略计划，因此挑起了冷战，苏联被迫作出了反应。美国在战争后期拥有了核武器也使苏联更加看重自己的安全。有人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并没有对战争产生决定作用，因为那场战争已近结束。美国使用原子弹只是为了警告苏联不要更多染指亚洲事务和展示美国新式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性。在苏联拥有核武器之前，美国加重了苏联对本国安全的担心。意识形态论：这种看法认为美国和苏联政治体制代表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是这些爆发冲突的主要原因。对于每一方而言，一方构成了巨大的结构上的威胁，每一方均认为对方是扩张主义，并试图以自己崇尚的意识形态来改变世界。冷战因而被描绘为意识形态和政权形式的冲突。具体而言，这种解释认为冲突是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于市场、竞争、和个人选择基础之上的体系。在国际交往中它具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其实质是生产方式的私有制和最大限度的夺取利润。西方的民主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认为共产主义是独裁、反民主和极权的。共产主义体制反对私有财产，需要对生产力和资产分配的集权制管理，对宗教自由、集会和言论等个人权利严加限制。苏联的世界政治观念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的，认为资本主义是战争和冲突的根源，和平只有在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被推翻之后才能到来。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的演讲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阵营”分裂为“两个敌对阵营”并进而“打起仗来”，只要存在资本主义，战争就不可避免。（注：［美］沃尔特·拉弗贝著：《美苏冷战史话》，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4页。）除非铲除资本主义，否则资本主义的封锁将威胁着十月革命以来的成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合作只是权宜之计。三、从个人层次分析看，可分为：杜鲁门责任论：这种解释把焦点集中在个人因素上，认为外交政策最终是领导者的责任。例如，在美国，总统在外交事务中拥有比国内政治中更大的活动空间。因此，他的个人素质、信仰和思想能够对对外政策和国家间相互关系的实质造成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说法认为罗斯福总统知道如何与斯大林打交道，凭借他的个人魅力将能够说服斯大林放弃武装，成为他的永久的朋友。罗斯福打算向苏联显示美国是可以依赖的，它将信守诺言。杜鲁门1945年4月继任总统之后，因缺乏国际斗争经验，更多依据的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策略，对苏联持更多的怀疑态度。他主要依靠对苏联强硬派助手的观点。这导致了使美苏关系紧张的不必要的强硬政策。杜鲁门主义和巴歇尔计划实际上把苏联逼上与美国对抗之路。斯大林责任论：西方认为斯大林的“残忍统治”，使他在国内外的极权和残酷加深了西方国家的恐惧。这些国家刚刚经历了一场历史上最恐惧的世界大战，这场大战的爆发部分原因就是未能及时对险恶的独裁统治及时作出反应。由于斯大林本身的原因，使得他对个人权利和苏联安全的关心扩展为西方对苏威胁的观念，西方国家的反应强化了他的偏执。四、西方学者在论证冷战起源的争论中，从冷战起源的侧重点的不同划分，将以上几种不同的观点又综合为三大学派，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正统派的观点认定苏联是冷战爆发的第一责任者，这一学派从意识形态和苏联决策者的角度，指出苏联在制度上所具有的扩张性及对美国建立国际新安全秩序的威胁，从而引发了美国的强烈反应和“自由人民对共产主义侵略勇敢的本质的反应”，（注：罗伯特·马多克斯：《冷战修正主义的兴起和衰落》，载于卡尔顿、莱克合编《冷战辨论》，纽约，1988年版，第96页。）这一观点始于40年代末，在50和60年代成为冷战史研究的主流，是与50年代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狂热反共浪潮密切相关的。到60年代中期后，这一观点逐步被修正派取代。修正派的解释完全推翻了正统派的说法，认为冷战起于美国对苏联政策的误解，苏联的政策是为其自身安全服务的，并不存在所谓苏联扩张的威胁；杜鲁门政府应对冷战的爆发负责。40年代中后期美国抛弃了罗斯福关于战后美苏合作的构想，推行对苏强硬政策，这种政策上的突然转向导致了美苏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与对抗。值得注意的是，修正派还对美国战后经济扩张政策进行了分析，认为美国控制世界经济甚至包括苏联和东欧经济的图谋，压制了苏联对国家安全的必要的努力。美国谋求经济霸权和世界帝国的政策使战时合作不再具有任何回旋余地，冷战对峙的格局终于形成。修正派出现于6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战争造成的困境，反战运动蓬勃兴起，使得一些学者有可能利用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再思考，从而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正统学派的观点。70年代中后期，由于各国外交档案的大量揭密，使冷战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史料依据，对冷战起源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形成了所谓后修正派。总体而言，后修正派在冷战起源的问题上，又部分地回归正统派的说法，认为西方对苏联战后扩充西部缓冲地带的作法过于软弱和纵容，遏制政策出笼过晚，苏联获得了有利的扩张和发展的时机，才造成了美苏冷战对峙态势的尖锐和激化。针对美国经济扩张引发冷战的观点，后修正派依据最新材料予以反驳，提出经济安全仅仅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个部分，美国在战后初期考虑更多的仍然是传统的势力均衡问题。后修正学派有别于前两种派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两极论的看法，强化了对其他国家的研究。提出冷战不仅是由一个或二个国家形成的，而是由多个国家合力而为的结果，尤其强调了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英国不仅对美国政策的转变施加了影响，还采取了积极主动的行动，从动机上而言，英国对苏联的恐惧，使得英国决心借助美国并推动美国抵制和遏制苏联。五、笔者认为，尽管对于冷战起源的解释充满争议，但如果我们确认了冷战的性质和冷战爆发的标志之后，仍然能够很容易地判别谁是冷战起源的第一责任者。首先，从行为上看美国是发动者，是主动一方，尽管杜鲁门推出对苏强硬政策之前曾有过犹豫，但最终还是以此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而苏联是被动一方，在美国推出杜鲁门主义之前，苏联尚未有明确的针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政策；二战后的苏联对外政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5-1947年，目标是维持战后大国合作，巩固和强化苏联西部的安全屏障，为了这个目标，苏联在对美政策上作出了许多让步（注：张小明著：《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2-13页。）；第二阶段，苏联政策出现了明显的转变，这是针对美政策的改变而提出的。因此，苏联对外政策是回应式的，无论其最终目标是什么，但在当时的特定形势下，苏联的政策是防守性的。从实力上也可以证实这一点，美国的实力达到了世界巅峰，并在1949年之前垄断核武器，而苏联的实力因二战大受损失，在实力决定对外政策这一根本前提下，苏联在局部地区可能采取进攻性的策略，却不可能挑起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冷战。从政策上，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苏联可能形成的制度上和战略上的长远威胁的基础之上的，美国在二战后政策的全球性也必然把苏联作为其最大的威胁和阻力。另外，美国提出的政策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冲突，而是遏制，即通过除直接对抗之外的一切手段抑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和威胁。这正是冷战所以成为冷战而不是热战的政策原因之一。美国无论是经济援助计划还是军事联盟计划都没有超越这一界限，都不是为直接的军事冲突服务，而是作为遏制苏联政策的整体计划的组成部分。诚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冷战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逐步形成的渐进过程，因此，在明确了第一责任者之后，还必须指出，导致冷战局面出现并持续多年的状态是由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互动作用的结果，多种因素均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简单地归因于任何一方的说法都是不可取的。在研究冷战起源的同时，还必须明确对冷战思维的认识，事实上，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冷战思维与冷战密不可分，对冷战的最终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冷战思维能够超越冷战存在于冷战之后就更加令人关注。何为冷战思维？尽管报章杂志和媒体频繁使用这一词汇，实际上却缺乏一个共同接受的明确的定义，有些人士将其简单地与霸权主义或强权政治加以等同，是不准确的。冷战思维西方有，东方也有，它贯穿在冷战时期东西方决策者的思维之中，是一种思维定势。依笔者之见，冷战思维是在长达40多年的两极对峙格局下人们形成的对国际事务和相关国家对外政策的认识框架。冷战思维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对立双方出现了没有任何利益交汇点的全面对抗，这一对抗以全球为争夺范围。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两大在意识形态上具有根本分歧的势力集团，在世界事务中相互视对方所得为己方所失，将某一局部利益上的争夺置于全球争夺的框架之下，并以此为基础作出反应，世界处于所谓安全困境之中。冷战思维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对立，并将其提升到在社会制度上互不相溶的较量；在冷战思维的视角中，非敌即友，非彼即此，界限分明，彼此以对方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威胁作为制定对外战略的依据；经济利益为国家的政治军事安全利益服务，国家的发展，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让位于军事政治安全对抗的基本目标。应该指出的是，在很多情况下，冷战思维并未完全反映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但在这一认识模式之内，原有的真实思维可能被扭曲、夸大或误解了，因此，冷战思维带有明显的推测、假想的成份，潜在的可能威胁被视为现实威胁，甚至某些不成其为威胁或完全可能避免的冲突被明确为不可调和的危险因素，用来作为制定政策确定敌手的当然依据。总结：只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才避免走"'老路'"！重要的是不能‘选择性遗忘’！
冷战”这发生于美苏两大国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集团及制度之间的一场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与竞争。有人称之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国内外对冷战的研究非常多，而关于冷战起源问题也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冷战的起源一直是众说纷纭，各种观点层出不穷，相关论文和专著颇丰。随着一些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以及各国的部分档案的解密，许多新的观点又相继出现。故而对其进行整理是非常必要的，本文试就近十年来史学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做一个简要的综述。关键词：冷战；冷战起源；近十年；研究综述“冷战”结束已二十多年，虽已为历史。关于冷战的起源也已经不是热门话题，但关于冷战起源研究的相关问题至今没有达成共识，这会造成对当今国际问题的解读时会产生分歧。而且“冷战思维”也仍对当今国际关系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不利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交往、和睦相处等。因而如何客观、公正的认识冷战起源问题，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对学术界近十年来对冷战起源的研究进行简要的综述，就是从这角度出发的。关于冷战起源的认识可谓百家争鸣，有意识形态说，有国家利益说，有文化差异说，有英国的“急先锋”说，有个人因素说，有核武器威胁说等等。可谓众说纷纭。但关于冷战起源的分析，大多学者达成一个共识，即冷战的爆发不能单单从某个国家或某个方面寻找起源，而是赞成冷战的爆发是历史合力的作用。
其一是“美国霸权论”。有学者认为，造成冷战紧张局势的根源在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的全球战略，美国必须对冷战承担主要责任。从两大阵营形成的基本过程看，也反映出美国是冷战的责任者。因此，冷战是由美国酝酿和发动的，苏联只是被动的应战者。这种观点曾长期是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相继提出了下列其他不同观点。其二是“美苏共振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行为的结果，并非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仅仅是由美国的政策和措施引起的。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矛盾愈演愈烈。从苏联来看，二战后苏联的外交政策注重主动出击，扩展势力范围，但由于实力所限，其主动出击行动是有限度的：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在二战后利用苏联的实力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立的社会主义世界体系，而不是掀起一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美国错误地将此视为向全球扩张共产主义，制订了全面遏制苏联的强硬政策，冷战因此而爆发。冷战的爆发在相当程度上源于超级大国决策者们对二战后世界形势和对方行为的误判。苏联与美国对冷战的爆发一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冷战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由此而产生了战后世界政治面貌和力量对比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由战时的盟友转为敌人，在雅尔塔体系的基础上层开了一系列较量和斗争。美国凭借自己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实施称霸资本主义世界和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战略。1945年4月杜鲁门继任总统后，立即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同时把西欧、日本纳入美国的战略轨道。苏联则积极加强对东欧的控制，全力抵御来自美国的压力。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把遏制苏联和称霸世界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即所谓“杜鲁门主义”。这标志着美、苏战时同盟关系正式破裂，冷战开始。
汉字起源的作文（通用6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大家都有写作文的经历，对作文很是熟悉吧，作文根据体裁的不同可以分为记叙文、说明文、应用文、议论文。为了让您在写作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下面是我整理的汉字的起源作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陶铸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础。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汉字的其源有种种传说，但多数说法说汉字是仓颉创造的。不过无论谁创造，早起的汉字十分形象。因此我觉得了解一下汉字的起源，就可以了解汉字的构造，减少错别字的产生。虽然现在的一些字失去原来的形态，但是追溯起源，总能找到汉字起源的蛛丝马迹。
我首先了解了“月”的由来：天空中最明显的事物就是太阳和月亮，古人很早也留意到了，所以想把月亮写出来。太阳是圆圆的形状不会变，古人就用“⊙”来表示，但是月亮也用“⊙”表示不是分辨不出来了吗？幸而，月亮的形状是会变化的，有新月、满月、半月等形状，既然不适合用满月的形状，就用新月的形状造了“月”字。甲骨文中的月字不是刚好像一弯新月吗？中国传统的历法，如把月亮的圆缺周期称为一个月，所以与月有关的字还有“期”、“望”等等。
了解了“月”的来历，我觉得很有趣，让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汉字无穷的魅力。除了“月”字，我还了解了“船”、“日”、“书”、“羊”。的来历，是我牢牢记住这些字的'笔画，像一年级小朋友看图识字一样，增长了知识，也感受到了其中的乐趣。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到古人聪明的才智，让我十分敬佩。
我们都知道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它也是世界上最有趣的文字之一。汉字的形态优美，内涵丰富，韵味无穷，它总是给人以无尽的诗意与情趣。正是因为有了汉字的产生，才让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得以传承。
屈原用汉字书写了《离骚》，才有了中国最长的抒情诗；司马迁用汉字书写了《史记》，才有了后世的文化瑰宝；鲁迅用汉字书写了《呐喊》，才唤醒了中国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年。汉字让我们领略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骚，也让悠久辉煌的华夏文明得以代代相传。
汉字到底是如何起源的呢？在没有汉字出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通常都是通过结绳记事来记录发生的事情。但是后来我们的祖先发现这种方法并不能够详细的记录每一件事情，而且还容易出现混淆的局面。他们为了能够更加清楚的记得事情的发生，就想到了用画图的方式来记录事件。
但是图画的方式虽然记录了事情，可是却十分的繁杂，而且还是不能够全面完整的表达他们地思想。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实验，他们发现每一种事物都可以找到一个固定的形状来表示，于是最早的造字方法就应运而生了。这种方法就是象形。
但是我们祖先发现象形并不能够概括所有的事件和思想，于是另一种造字方法也产生了，那就是会意法。会意法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字结合在一起，用来表示一种新的意义的造字法。比如两个木合在一起就是林，三个木合在一起就是森，这都是使用会意法造出来的汉字。
渐渐的，我们的祖先发现文字主要是用来记录会话的，他们觉得文字与声音有关，所以就又出现了形声字造字法。
虽然形声造字法出现的最晚，但它也是应用最广泛的方法，中国有90％的汉字都是根据形声造字法创造出来的，这种方法造出来的汉字，音、义俱全，不仅方便简洁，而且降低了人们实际汉字的难度。
汉字的创造者，我们已经无法追溯了，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汉字为书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科技发展的今天，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用笔真正的书写汉字了。想想你已经多久没有用笔来写字了呢？那汉字就要落寞了吗？不，并不是。我们依然欣赏着书法，用汉字书写着一个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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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几万年前的原始时代，远古人学会了用语言来表达意思，后来又学会了用手势，但有些事物用语言和手势是难以表达的，于是有人想出了做记号的方法，可记号太多，容易忘记，后来就用图形表达意思，比如“太阳”就画成一个圆圈的形状，“树”就画成树的模样，最早的象形文字就是这样产生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进入了奴隶社会。到了这时，需要文字记载的东西就更多了，而光用一些图形符号来表示，显得太繁琐了。于是人们就简化了一些象形字，并把一些象形字组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文字，让人能更容易看懂。比如把“人”和“木”组合起来，就成了“休”字，意思是一个人靠在树上睡觉。这样又创造出了很多文字，形成了汉字的一个新类型——会意字。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诸侯国，而这些诸侯国的文字又有所区别，于是出现了一字多义、多字一义的情况，这给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困难。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下令在全国统一使用一种文字——小篆。这种文字比以前的文字简化了许多，但仍有些繁琐，于是民间逐步兴起了一种应急的俗体——隶书。到了三国时期，魏国的钟繇又创造出了一种更为简便美观的文字——楷书。从此以后，汉字就确立了它的方块形态，开始有了间架结构。以后人们又陆续创造了草书、行书等各种各样的字体，也涌现出了像“钟、王”、“颜、柳”、“苏、黄、米、蔡”这些举世闻名的书法家。汉字的发展逐步进入到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而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的个数也越来越多，于是就出现了一种便于人们查找汉字的工具，像《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等。
1949年以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汉字迎来了它发展的春天。50年代初期，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文字改革的通知，对于一些笔画过于繁琐的汉字进行了大胆简化，使人人都能识汉字、用汉字，这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汉字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汉字博大精深，千百年来使多少学者为之着迷!今天，老师就给我们上了一堂关于汉字知识的课——汉字的起源。 相传，汉字的起源有四种。
第一种是结绳说。古时候人类还没发现文字，但需要记录一些事情，比如：今年又发生了一起战争……，那么人们就用绳子绑上一个结。这就是结绳说。
第二种是八卦说。古时候人们认为天和地、光明与黑暗是融为一体的，于是创造出了这个图案——八卦，在当时，许多巫师用它来算命、占卜……仔细算来，八卦其实也是一种图形，用“—”的不同摆法来表示阵形，而且它仔细看来很像现在的文字，因此人们觉得八卦与汉字起源有关。
第三种就是广为流传的“仓颉造字”。传说有一个叫仓颉的史官，在记载一些历史时，根据一些事物的特点，创造出了文字。不过，汉字到底是不是这样产生的，还有待考证。
第四种比较靠谱，也就是图画说。在多年前，有人发现，在某些岩洞里有许多符号和壁画，有些图画和最早期的汉字颇为相似。现在有人推断，是古代人们为了告诉后代一些事情而画下的。这些图画的发现具有巨大的价值，为后人研究汉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以上就是四种不同的汉字起源学说。另外，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的变迁，汉字也演变出了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等。汉字的魅力让我折服，我对汉字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更敬佩发明汉字的古人!我们作为炎黄子孙，今后更要好好学习，将来更好的继承和发扬汉字的浓厚文化!
这节课真让我受益匪浅！
汉字的起源汉字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中国古文里都说文字是仓颉创造的。有的说仓颉看见一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有的古书说，仓颉创造出文字后，由于泄露了天机，天上落下来小米，鬼神夜夜哭泣。还有一种传说，说仓颉观察了鸟兽印在泥土上的脚印，启发了他发明文字的灵感。这种种传说都是靠不住的。文字是广大劳动人民根据实际生活的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才慢慢的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国考古工作者多次发掘了半坡遗址(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北)，发现了早在6000年前左右，半坡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劾符号和绘画、雕塑、装饰品等艺术作品。半坡人的刻划符号多保留在彩陶上，这可以看做是原始的中国文字。
近年来，中国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墓葬(距今已有4500多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一些陶尊上各刻有一个图像文字，共发现了10多个单字。这些文字是按照事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所以称为”象形字”。字体的结构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因此”象形字”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已具有了文字的特征。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中国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正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也应该是文字创作者之一，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发布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河南安阳，有一项重大的考古发现，这就是殷墟和甲骨文的发现。从此，中国殷商史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时期。按中国古文字学家的意见，甲骨文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早而又比较完备的文字”。
它已经比较复杂，已发现多达3000个以上字汇，包括名词、代名词、动词、助动词、形容词等数大类，而且还能组成长达170多字的记叙文。所以学者们肯定甲骨文决不是我中国文字的初创阶段，在它以前，一定已经有一段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了。
汉字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甲骨文：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汉字形态，起源于殷商时期。 金文：刻铸在钟鼎等器物上的文字，商周时期出现。 大篆：又叫做籀文，周太史籀创造，春秋战国时期通行于秦国等地。 小篆：适应秦统一中国的形式而形成，由大篆简化而成. 隶书：形成于战国晚期，成熟于汉代，由小篆简化而成。 楷书：出现于东汉时期，六朝时进一步完善，唐代时成熟，由隶书简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