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陶瓷艺术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陶器的出现已有了八千多年的历史,在东汉晚期,瓷器已相当成熟,从而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陶瓷艺术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初探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 要：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陶到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到河姆渡文明，从青瓷到彩瓷，从唐三彩到宋名窑等，现代的陶瓷更是进入了精美细腻且具有声、光、磁和电等等功能的新型陶瓷时代。陶瓷艺术即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我们该如何进行其的教学呢?本文将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探究，阐述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分析当前陶瓷艺术 教育 的现状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利于其教育发展的相关建议及意见，以供同行加以借鉴与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陶瓷艺术;教学;策略;初探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5-5312(2014)23-0220-01
在我国，陶瓷艺术是一门依托于陶瓷全行业发展的学科，其本身具有特殊性与广阔性，这也将是陶瓷艺术专业得以长久存在和发展进步的源泉动力。因此，需要我们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想方设法将陶瓷艺术教学办好。
一、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
陶瓷艺术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象征，它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陶瓷艺术 文化 的延伸和传承，对人类历史文明有着杰出的贡献，记载了中国人民艺术发展的历史，彰显了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我们民族的最重要的骄傲之一。现如今，虽已进入了工业高速发展的社会阶段，但陶瓷艺术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时代价值。这不仅在于陶瓷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有极高的美学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陶瓷艺术是古代人们开启人类智慧的重要之举，是帮助认识国家文明历史发展历程的重要助手。把陶瓷艺术文化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是中华民族的责任，陶瓷艺术教育是传播陶瓷艺术文化的最为有效的 方法 。在当今，陶瓷艺术教学有众多积极的意义。陶瓷艺术教学不仅能开发人的思维，陶冶情操，培养素养，而且还可以传授艺术知识，使学生更加了解认同民族的文化。陶瓷艺术教育既是一项职业技术的教育，更加是综合、多维、立体的教育。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工作重心点是把陶瓷艺术发扬光大，要做好此重心工作需对陶瓷艺术教育积极的意义进行深刻的认识，重视陶瓷艺术教育的地位。
二、陶瓷艺术教育的现状
我国陶瓷艺术教育虽然已经历了大半世纪的时间，但仍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部分的教育仍采用技巧的教学为主的教育观念，追求“经技入道”。只有技巧但无思想无创造力的人即是所谓的匠人，只能跟着别人的后面跑，永远也走不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需要有独立的思想，有主动创造的意识，同时也需要具有对学术进行不折不挠的专研精神。否则，即是具有再好的技艺，也难以在创造山有所造诣。所以，如何对陶瓷艺术教育品位进行提升，如何使得陶瓷艺术精神在教育中发扬及如何摒弃掉传统落后的师承教育的模式等等是当前陶瓷艺术教育的难题。
三、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的策略
(一)清晰界定陶瓷艺术教学目标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的美术学校一般把陶瓷专业归为陶瓷艺术设计专业，这是一个较为含混含糊的提法。首先，自由的陶瓷艺术和日常使用的陶瓷产品设计两者间是具有很大的差别的，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其在专业的范畴上，日用陶瓷的设计与艺术创作展上供展的陶瓷艺术作品在创作思路及实现都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把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划分为“陶瓷设计”和“自由陶瓷艺术”齐发展的好时机，但是要把此提上陶瓷艺术教育的议事日程上，作为一个陶瓷专业的发展目标，促进陶瓷专业的发展更加专业、更加深层、更加完善。
(二)加大美术院校陶瓷艺术教育经费的投入
陶瓷艺术的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肩负着重大的任务，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应该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责任和目标有深刻重要的认识，教育经费的增加投入是协助支持陶瓷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学校需根据经费合理的安排配置陶瓷艺术教育所需的教育设施，合理科学地分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间的费用，避免实践与理论脱节。院校还应采用各种有效的 措施 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软件设施加强建设，提高师资，除了聘请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之外，还可广纳民间传统陶瓷艺人对学生实践进行指导，同时也可聘请专业技术造诣高的教授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
(三)建立实践基地
陶瓷艺术实践的教学对整个教学的效果影响极大，实践教学是陶瓷艺术教育的重要环节，但当前其也是陶瓷艺术教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了加强陶瓷艺术的实践教学，院校很有必要建立陶瓷艺术实践基地，设置专门的陶瓷艺术教室，并且配置完善的实践基础设施，满足学生的实践操作所需。在建立实践基地之后，学校还应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适当安排实践教学的课程，注重对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对陶瓷艺术有兴趣的人都能有机会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为广大的学生提供能让其充分展示自己创新能力的空间舞台。
(四)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
要想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也是必要。其改革的重点是培养出技能型与应用型的人才，使得专业技能的教育满足适应市场的发展，其将使得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掌握陶瓷制作工艺，激发学生对陶瓷学习的兴趣，并能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审美的能力，形成鲜明独特的欣赏审美个性，激活学生创新的意识，从而使其创造出优秀的陶瓷作品。
课程的设置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 爱好 兴趣。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 对学习的效果影响甚大，陶瓷艺术教学应注重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动机，培养学生艺术创造力。在形式上，陶瓷艺术教学应以注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对艺术设计构思进行多种可能性、多层次的尝试，带着目的性去需求变通的方法，寻求事物间的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学习方式。在此教学中，教室带领了学生一同实践，与学生在相同的环境主体下，进行共同的创造、学习和体验。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学生能够准地把握课程主题，同时对在这过程中所建立的假设进行超越课程本身的对话，可以引导学生真正进入创造的境界，并且能够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认知教学过程中的价值意向及情感流露抒发，避免刻板，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发挥创造能力和造型的表达能力，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的热情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通过充分开放的方式把在课程中获得的技能、知识和个人情绪情感特征等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
课程的设置安排注重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院校应尽可能地多为学生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联的信息，在思维和视野上开拓学习者对材料、造型认识的有限性。譬如，可以让学生常走出学校，走进企业工厂中，亲身去感受制作材料和陶瓷制作现场的气氛，捕捉自己对材料和手工艺的最原始的感动，从而培养他们那双敏锐的眼睛，培训他们进行实验时的能力胆量及探究摸索的兴趣。当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陶瓷的材料或造型工艺特别感兴趣时，这就说明了学生思维已经和事物的原创状态紧紧地联系着，到此时，教师有必要对学生的创作灵性情绪进行细化并引导，在对材料的认识和技术认知上给予适当的以点带面的指导。通过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教与学互动起来，自然地学生的创作思维灵感得以很好的发挥，原始传统的被动式的教学方式得以消解。
校企合作，开拓第二堂课。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实施师带徒的教育模式，全面的考虑学习者的学习要求、兴趣和目的，为学习者提供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场所的实践活动，提高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建设新的课程体系，淘汰过于旧的课程，增加专业课程学时尽可能使得学习者精通一门工艺技术，引导学习者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学生的就业。
四、结语
陶瓷艺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陶瓷艺术文化的延伸和传承中，教育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代陶瓷技术的教学中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并采取相应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改革，以促进陶瓷艺术教学的发展。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陈梅，范昭平.论民族院校陶瓷艺术教学改革[J].美术教育研究，2012，(11).
[2]程幸.关于传统陶瓷艺术教学模式的改革――以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艺术教学为例[J].职教论坛，2012，(35).
[3]楚梵.现代陶瓷艺术教学探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4，(03).
浅谈明代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 要：中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度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景德镇瓷器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因此，真正代表明代瓷业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 其它 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明代青花 红绿彩 装饰技法 成化瓷器 高士图 斗彩
一、明代青花的“高士图”
“高士图”是瓷器上的重要表现题材。“高士图”是以文人雅士情趣生活为题材的一种瓷器装饰的明代青花瓷器的纹饰丰富多样，高士图属于人物纹饰一类，，如王羲之爱鹅、爱兰，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华“高士图常见于青花瓷和斗彩描绘在瓷瓶上缸、罐、杯等器物的主要部位上装饰。
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从其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等方面考虑，将它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
1、前期：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
前期青花高士图的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杯、瓶、碗为主;2.多使用“苏麻离青”料，色泽浓艳晕散，以国产青料为主，发色清新艳丽。中;3.构图表现较为单调，突然单个;4.高士绘画技法较为写意、工整，以一笔点画为主
明朝建国之初，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宽松政治，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也有少量的云龙纹、庭院小景类，纹饰基本上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
2、中期：成化、弘治、正德。
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开始繁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青花瓷有自己的风格，物华自成一体，放开始采用国产平等青料，有所青花色泽淡雅清新，造型轻巧俊秀，绘画疏朗舒适。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是明代青花高士图的流行期。其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碗、盘、罐、瓶为主;2.采用国产平等青料，发色清雅;3.秀美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但绘画不及永、宣时画法严谨;4.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人物形象用笔不多却很传神，人物潇洒飘逸。
明至成化，书生人物形象总是出现在博发鬓随风飞扬，衣袂飘动，优雅脱俗之气。高士绘画是勾勒渲染，把轮廓勾勒出来，以青花料渲染，这正是明中绘画的典型手法。成化时的纹饰，以逐渐走向淡雅风格。
3、后期：嘉靖、万历。
高士图更加流行期，注重装饰，明代青花高士主要有特点：.使用国产“回青料”，青花发色浓艳;3.高士题材广泛，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4.绘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
末期：天启、崇祯。
天启、崇明代末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景德镇御窑几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既沿袭了万历时的材料，又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新面貌貌。
综上所述，明代青花高士图各个时期的时代脉络清晰，特征突出，前、中、后、末四个时期，分别为初创期、行期、风行期、转变期。
二、红绿彩瓷器
禹州作为著名的钧窑所在地，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明代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大致，可分为明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
1、前期
明前的禹州红绿彩瓷器精品大多已流失海外。此外，在河南禹州、许昌、郑州及安阳等地的旧城改造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残片，品种有白地黑花红绿彩、红绿彩绿釉黑彩及绞化妆土红绿彩。
2、中后期
自明代中后期，禹州红绿彩产量大为减少。因为大量人员受到景德镇销售行情影响有关，德镇釉上彩瓷质量上明显占优势，并且大量生产，使禹州红绿。
三、青花装饰技法
青花瓷亦称白地蓝中华花，华清新明快中博、富丽典博雅，是独具高雅审物华美品位的华中艺术瓷品种。
德化窑青物华花瓷以其装饰图案博丰富多彩、构图简介舒华物展、笔法物洒脱博华豪放华物、画风朴实大方等独特中青花瓷质地洁白、美丽、典雅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快、肃穆端庄之感。装饰技法主要是通过线条的粗细、疏密、点线博等笔法来表现各种艺术意境，中刚柔、虚实、浓淡、轻重的变化，运笔之法有中锋、侧锋、逆锋、拖等。
四、明朝成化瓷器
以斗彩最富盛名，其中大部分为景德镇烧的官窑器，还有一些民窑器。
成化烧造数量虽不及之前宣德朝的，然而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堪称明代瓷器成化瓷器总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1、型
成化瓷器的造型，成化瓷器既保持续了明代初期瓷器的基本物中型特点，即：口外撇，腹鼓而丰满，中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大多为杯、盘、碗、碟、瓶、盖
2、斗彩
“斗彩”又称“逗彩”或豆彩”，因不同的理解而得名。还彩”的意思是“ 彩绘 骈连，有如逗并”。也有认为“斗彩”说法源于“花朵攒簇，有类中斗争”的。现在大家趋向于“斗彩”。
3、釉质与釉色
中，大部分成化瓷器为白釉，釉面肥厚滋润、细腻平滑洁白无瑕，如脂似玉。婉转柔和、晶莹润泽。其他的釉色也有，色彩釉，有鲜红釉、黄釉、、蓝釉、酱釉及仿前代的哥釉等。
4、款识
成化官窑款识物中，在字体上如出一人手，用笔自内中有骨，柔中有刚，古拙朴实，挺拔瘦劲，笔道大又圆润即字数少，青料书写，个别用色釉。成常以竖排双行来构图，一般在器底物华。明成化民窑纪年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成化年造”，“成化年造”等几种署款方式。
5、纹饰及图案
成化瓷器纹饰图案种类齐全瓷器上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纹、几何纹、文字等等一应俱全。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明代禹州烧造红绿彩瓷器》 收藏 郭学雷 2009年第7期
[2]《浅谈德化青花装饰技汉的继承与创新》 陶瓷科学与艺术 苏志勤 2010年第2期
[3]《浅谈明朝成化瓷器》 科学大观园 李琼2008年10期
[4]《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浅议之概述及分期》瓷库中国 201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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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陶行知的爱的 教育 思想在至今的教育中有很大的意义。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陶行知爱的教育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陶行知爱的教育论文篇一：《践行陶行知爱的教育思想,用爱心塑造中职生的灵魂》 摘 要：陶行知先生说过：“没有爱的教育将会使之枯燥，像山泉枯竭一样。”在教书育人中，育人是最根本的，这就要求教师有堪为人师的人格和品德，有着对学生的一种无私奉献的爱。爱也是中职生必备的重要道德品质，教师通过爱的教育,在学生心中培植爱的种子，激发爱的情感，塑造爱的灵魂，最终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关键词：爱的教育塑造灵魂道德情操 作者简介：陈春华，男，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长期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 温家宝曾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就没有一切。”作为中职学校的教师对此感同身受。爱作为人的一种情感、品质，它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教育的产物。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所面对的是90后的中职生――85%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在教育工作中有效践行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的教育思想，那就能营造出和谐、温馨、亲切的师生关系。教师通过爱的教育,可以在学生心中培植爱的种子，激发爱的情感，塑造爱的灵魂，最终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一、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育思想的阐述 陶行知是我国“五四”以后最有影响的教育家。“爱满天下”是陶行知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热爱每一个学生”、“为了孩子，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是陶行知的教育格言。在教育实践中，他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也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 。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师生互爱的关系中，学生不仅乐学，而且个性也会得到充分发展，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二、中职学生群体的主要问题 中职学生是处于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年龄在15～17岁之间的青少年群体。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心理、思想、言行等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认识判断能力较低，重朋辈友情。当学校的 规章制度 与“哥们”义气发生冲突时，部分学生会倾向于同学朋辈友情，或帮助犯错误的同学隐瞒真相，或协助同学甚至一起违反校纪、校规。(2)适应能力和自制力弱。对周围环境敏感，情绪易波动;注意力分散，组织纪律性差;争强好胜，易产生妒忌心理等。(3)专业思想不牢，部分学生对家长为其选择的专业存在逆反心理，课堂不专心，无学习兴趣。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日常教学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三、中职传统德育工作的方式 长期以来，在中等职业学校，有些教师本身对学生就存在偏见甚至歧视，加上学生的自卑心理，以及对“知识接受者”这一角色单一认同的影响下，一些德育工作的方式阻滞了中职生道德情操的发展。 1.注入式 主要表现是把“法定”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道德规范乃至行为要求等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思想，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2.教条式 主要表现是重理论、轻实际，重结论、轻过程，强调范式、反对逾越，崇拜条条，反对质疑。结果是束缚思想，束缚手脚，令学生无可避免地产生枯燥感、单调感和厌倦感，销蚀追求知识的激情。 3.苛严管束式 表现为只信强制，不信自觉，只讲约束，不讲自由，只讲严格，不讲宽容，乐于训导却不善鼓励，乐于指正却吝惜赞赏。师生关系多为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处于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学生几乎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四、在中职教育中渗透爱的思想 1.以爱为核心，塑造高尚师魂 陶行知先生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在此我们可以延伸这句话：要想学生有爱心，必须先生有爱心。唯有爱满天下的先生才能教出爱满天下的学生。 “比教学艺术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人格魅力。教师人格魅力的灵魂是一个‘爱’。爱就是一种教育，谁有爱心，谁就把握了教育的真谛。”当一位教师真诚地为学生付出自己的爱心以后，他可以真正的走进他的每一个学生的内心世界，使自己成为每一个学生的良师益友。而作为学生，他在感受教师对他的爱意与关怀时，他内心真正感受到的还有成人世界(社会)对他的肯定，必然会更加充满信心，努力向上。他们也会把这种美好而积极的情感体验迁移到对他人的信任、尊敬、关爱。此时，作为教师，他所完成的不仅仅是一项工作，给予学生的，也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爱，一种尊严的灵魂! 2.以爱为基石，平等对待每位学生 “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因此，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爱。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做到了如 谚语 所说的那样：“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只有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由此我想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她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理性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以爱来平等对待学生是教育获得成功的基础。感情注入越多，对学生越爱，学生心灵就越会被你所征服。一位教师道出了真谛：“……师生关系紧张，表扬――学生认为是哄人;批评――学生认为是整人。在这里，表扬和批评都成了教育的障碍。所以，只有从真正的爱生之情出发，教育才是有效的。” 3.以爱为桥梁，沟通师生心灵 (1)倾听是沟通的起步 陶行知曾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的，才会打动心灵的深处。作为教师，倾听是爱的重要组成部分，倾听能够让教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身体状况、情感波动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的价值取向，能够获取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对工作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传达教师对学生的尊重、赏识以及无限的期待，给予学生无尽的信心与勇气，让学生也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 倾听，最重要的是营造平等和谐的氛围，要俯下身子，成为学生的真正朋友。即使学生的观点和意见不准确，也要认真倾听，努力包容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意见。华南师范大学胡东芳教授在《对话与倾听》一文中指出，倾听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注意。用自己的眼睛注视说话的学生，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学生谈话的内容上，不要轻易打断;二是接受。用点头、微笑等表示你对他的理解，即便不一定赞同，也要保持专注、尊重的态度;三是引申话题，用重述学生的意见、情感，或用恰当的提问，鼓励帮助学生完成他们的叙述。实际上，与专注的神情、尊重的态度相比，内心情感的体验更为重要。在学生倾诉时，我们应该与他“同命运，共呼吸”，分享他的快乐与痛苦，担忧他的困惑与彷徨，寻找他的需求与渴望……这样，我们才能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情感与理智世界，才能给予学生人性关怀和人性激励，让教育的精神得以实现。 (2)尊重是建立沟通的基础 孔子云：“敬人者人敬之。”要想赢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只在口头上 说说 肯定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要做到“润物细无声”。一个常体验到尊严的人，总是对自己更有信心，办事更有能力、更有效率。 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这种尊重应该包含着真诚与信赖、宽容与激励，平等与友爱。据报载，在美国学校的低年级教室中，教师常常蹲下来与学生交流;在课堂上，教师也常常弯下腰为学生独特的发问而鼓掌。美国教师解释说：蹲下来交流，是因为学生个子矮，在与老师交流时，会产生压迫局促的感觉，这对于同成人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小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弯下腰鼓掌，是因为教师板直腰居高临下地拍拍手，小学生不认为老师的掌声是真诚的，只有弯下腰，两眼望着学生，融入学生中间，那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可见，“蹲下来”与“弯下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肢体动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民主的思想。 其次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不但要给予某方面的领先者以尊重，表达自己的敬佩、赞美之情，更要给予落后者以尊重，捎去自己的宽慰与鼓励!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创设宽松和谐的教育氛围，改变那种过分强调统一的教育观念，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保护和弘扬学生的个性。 总而言之，师爱是一种激励学生个性和谐发展的无可取代的教育力量。有了爱，师生之间才能以诚相见，心心相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学生需要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教师通过爱学生来激发学生爱的情感，从而塑造爱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石英 朱秀洁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科技信息》2009年36期 〔2〕孙芳芳 汤生玲《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创新教育》――《职教通讯》2010年01期 〔3〕郁舒雯 《班主任工作与中职班级管理》――《职教通讯》2009年09期
刑法是关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渊源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刑法典。刑法典是国家以刑法名称颁布的、系统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我国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7年 经过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可谓刑法典。当人们院“刑法第xx条”或“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等时，其中的“刑法”都是指刑法典。 第二是单行刑法。单行刑法是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类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这些单行刑法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漏洞作了增加规定，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不完善作了补充规定，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缺陷作了修改规定。但随着新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其中《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等15个单行刑法被废止；《关于禁毒的决定》等8个单行刑法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失去效力，有关行政处罚与行政措施的规定则继续有效。这是因为上述23个单行刑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已纳入新刑法典。新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现行有效的单行刑法。 第三是附属刑法，即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与国外的附属刑法不同，我国以往的附属刑法都没有直接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旧刑法典公布后，出现了130余个附属刑法条文，对完善刑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新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这些附属刑法规范基本上都失去了效力。新刑法典颁布后，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的一些条款，只是形式上概括性地重申了刑法的相关内容(往往表述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对刑法做出解释、补充、修改等实质性规定。这些规定很难称得上附属刑法。 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的特点和刑法典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也可谓刑法的渊源。但这种规定只在特定地域适用，没有普遍效力。
澳门历史 [5000年前已有先民足迹] 澳门地区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十多年前及1995年在路环岛黑沙的沙丘中发掘出土的彩陶以及玉器，经鉴定，证实是四、五年前的珍贵古文物，与其同时出土的石斧等石器，同近几年来在距离澳门不远的珠海地区出土的同类文物，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的地区劳动、生息。澳门、路环、黑沙等地，早已是中国大陆的原始居民足迹所到之处。在商周时期，古代居民已在这些地区居住活动，所以，澳门、珠海出土文物中，有春秋时期的簋、罐以及战国时期的陶器等。 [南宋末年始有华民定居] 一千几百年内，澳门地区虽然有人迹所及，但毕竟还只是舟船随季候风寄泊之地。人们推测澳门半岛之有华人定居，是在南宋皇朝倾覆之际。当几十万南宋军民乘船长驱到达澳门一带，有的可能踏上这片半岛汲取淡水、寻找食物，有的更可能将这片荒僻地辟成藏身之所。召集澳门半岛上名为"永福古社"的沙梨头土地庙，便相传邕建于南宋末年。大约在南宋末年至元初，澳门半岛上的望厦、（虫右加豪）镜等地，已是定居的居民点了。 [葡人未来澳已有妈阁庙] 在明成化年间，由居澳的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广东潮汕等地的居民集资，兴建妈阁庙。 始建时的妈阁庙，位于娘妈阁，初名海觉寺。妈阁庙历史逾五百年，葡人商船最早来澳的，是在妈阁庙涉头登岸，询问居民地名。据说"马交"（MACAU）之名乃由此而来，实为闽语娘妈的一音之转而至。妈阁庙是天后庙，是澳门三大古庙之首。未有葡人来澳，便已有妈阁庙，便已有华人居澳。 [澳门问题的形成]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澳门问题是由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的。 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权利；1553年，葡萄牙以曝晒船上水渍货物为由，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吏，进入澳门居住；至1557年起，他们每年须向当地中国官吏交纳一定银两的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住的资格。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被迫割地赔款。葡萄牙政府也趁机发难。1845年，葡萄牙颁布法令，公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拒交地租，以武力抢占关闸，驱逐中国官吏，绑架中国士兵。1851年和1864年又先后强行将X仔与路环两岛划入其管辖范围，从而逐步完成了对澳门的占领。 1887年，葡萄牙与中国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但该条约涉及的勘界问题经多次会谈一直无法达成协议。1928年，当《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第四次期满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照会葡萄牙政府，声明中止该条约，并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新条约没有提及澳门问题，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1955年，葡萄牙颁布了《澳门海外省组织法》，擅自将澳门视为其“海外殖民地”。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了反法西斯政变，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并于1976年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地区属葡萄牙管治下的特殊地区，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双方就澳门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澳门不是殖民地！] 所谓殖民地，通常是指一个独立的国家因被他国占领，管辖而失去应有的主权，以致于沦陷为他国的附属地。如安哥拉曾被葡萄牙占领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虽然也被葡萄牙占领并受其管辖，但众所周知，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对澳门享有神圣的主权，这一事实决不会因葡萄牙对澳门实施占领或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而有所改变，更不会因葡萄牙单方面将澳门视为其“海外省”而有所改变。由此可见，殖民地的概念，对澳门来讲显然是不适用的。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时指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将香港和澳门从世界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 澳门历史回顾： 1152年中国政府设立香山县，澳门属香山县范围，旧称香山澳、濠镜澳。 1277年中国军民开始在澳门定居。 1535年葡人在澳门停靠船舶，进行贸易。 1557年葡人进入澳门，并开始在澳门长期居留。 1573年居澳葡人开始向中国政府缴交地租，每年五百两白银。 1584年居澳葡人组成议事局（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市政厅），作为管理居澳葡人的行政机构。而中国一向在澳门设有官府，专责治理中外居民一切事宜。 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此为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1743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澳门的管理，以肇庆府同知（府官的副手）移驻前山寨，设海防军民同知，“专司海防，查验出入渔船，兼管在澳民蕃”。香山县丞移驻澳门望庆村，专管华民与葡人之间的纠纷和案件。 1849年雅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乘清政府战败之机，推行扩张政策，经过30多年的蚕食，占领了关闸以南的澳门半岛。 1851年葡人占领氹仔岛。 1864年葡人占领路环岛。 1887年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方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上述不平等条约，中葡亦一直未勘订澳门界址。 1928年7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葡萄牙公使，声明终步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12月9日另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五条，其中未提及澳门主权问题。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同年，澳门政府颁布“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公开招商承投。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方式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该决议。 1974年4月葡萄牙内革命成功，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地化政，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同年澳氹大桥建成通车，全长公里。 1975年最后一批葡萄牙驻军撤离澳门。 1976年葡萄牙法规定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 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5年中葡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候已经成熟，同意于次年举行正式外交谈判。 1986年中葡双方于6月、9月、10月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前三轮会谈。 1987年3月中葡双方在北京进行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也最后一轮谈判，26日，双方草签联合声明。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总理代表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葡联合声明》。 1987年9月21日新华社澳门分社成立，周鼎出任首任社长。 1987年12月11日葡萄牙国会一致通过《中葡联合声明》，出席国会的议员全体起立鼓掌。 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澳门进入过渡期。中葡联合声明小组、土地小组成立。 1998年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共48人，其中澳门各界人士19人。 1988年10月8日澳葡政府决定兴建第二座澳氹大桥。 1989年3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兴建及经营批给合约正式签署。 1989年4月9日澳门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名单公布，共90人。 1989年9月10日澳门赛马会主办的赛马正式开跑，首日投注额1800万澳币。 1989年12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举行动工典礼，澳督文礼治主礼。 1990年5月25日郭东坡抵澳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1990年8月18日新澳氹大桥正式动工兴建。 1991年2月22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葡萄牙，与葡外长达成协议，中文即日起成为澳门官方语言。 1993年1月15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次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全体草委。 1993年3月31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3年11月2日来往港澳间的客运码头新港澳码头正式启用。 1994年11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基金会投资委员会、谘询委员会成立。 1995年5月19日王启人抵澳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1995年10月13日澳葡政府与中国银行及大西洋银行签署发钞代理合约，有效期15年。 1995年12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隆重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出席并剪彩。 1996年9月22日澳门选举产生第六届立法会。 1997年11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会见澳门企业家代表团，称赞澳门是“东方的宝石”。 1997年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区机构大楼奠基。 1998年5月5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参考资料：
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澳门官吏，取得停靠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1535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员于1557年正式在澳门定居，同年开始使用澳门名称。1848年后，葡萄牙殖民者相继占领了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
1887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葡会议草约》中塞进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的字样。同年12月，清政府与葡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中再次确认《草约》中有关澳门的提法。1928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葡萄牙终止《和好通商条约》。
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两国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暂时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1986年6月，中葡在北京就澳门问题举行首轮会谈。
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扩展资料
澳门的历史沿革：
澳门先秦属百越地。从秦帝国起就成为中国领土，属南海郡。澳门古称濠镜澳，与广州香山县的历史关系极其密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香山已属百越海屿之地。约前3世纪（即秦始皇一统中国之时），澳门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属南海郡番禺县地。420年（晋朝元熙二年），澳门属新会郡封乐县地。
590年（隋朝开皇十年），废新会郡改属宝安县地，757年（唐朝至德二年），废宝安县，改为广州东莞县辖。自南宋开始，澳门属广东省广州香山县。
1622年，荷兰人攻打葡萄牙租借自明朝的澳门，被击败（澳门之战）。葡萄牙人最初限定只能居住在澳门南方，1623年，葡萄牙政府委任马士加路也为首任澳门总督。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为澳门问题展开了四轮谈判。
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于北京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1999年前葡国管治下的一个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
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
参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澳门回归
“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面向其文学的现实以及考察具体的研究视野，便会发现“澳门文学”一直是一个不断处于建构和争议状态的概念，而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下的身份意识、形象确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归纳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显然，对于一个特定概念的界定，仅通过一篇文章的阐述是无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发展、变化的特质，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开并成为具体的话题，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回顾“澳门文学”的生成、发展、确认等系列问题，呈现其概念辨析的意义与价值。
一、缘起与发端
自1984年3月，港澳诗人韩牧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引起澳门文化人士广泛的共鸣，“澳门文学”的概念便成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历史地看，“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70年代中葡建交、双方共同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背景紧密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契机，澳门知识精英渴望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迈上新台阶、凸显自我形象，更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1986年1月1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发表了澳门学者郑炜明的文章《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该文在界定澳门文学时曾提出“下列五项标准”：“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上述五项标准由于没有提及作品的语言使用和起止时限，故笼统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门的“本土视野”和语言使用等问题，则其第4条值得商榷，第5条更是存有争议。此后郑氏又分别于1991、1993年发表文章《澳门文学的定义》、《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①，逐步修正其“澳门文学”的概念。在这种修正中，郑炜明曾调整阐释“澳门文学”的角度并综合“（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内容；（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②然而，对比郑氏前后两次关于“澳门文学”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来的“修正”其实只是对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简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修正”后“澳门文学”的第二项确认标准仍然只以“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未免失之准确。由此推究郑炜明先生在80年代就着手总结的“澳门文学”概念，或许本就为学术研究和史料发掘、整理而来，故此，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标准。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兼作家的张志和在随即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中回应了“澳门文学”的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显然，张志和的“澳门文学”概念注重的是与澳门文学实践的相关性，其强调澳门文学作家应有的身份意识、主体关怀。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文学”概念在诞生阶段带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质。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提法及其延伸都为后来人们更为深入思考“澳门文学”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从80年代“澳门文学”概念的出场，可以明显感到“澳门文学”的形象建构一直隐含着鲜明的时代性焦虑。如果说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使澳门步入其政治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学上面对回归的趋势显然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从韩牧所言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2]，其实不难看出“澳门文学”在概念层面上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然而，渴望、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何况对于“澳门文学”来说自其出场之日起就需面对史料发掘、把握现实和面向未来三方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过程。结合80至90年代，“澳门文学”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澳门文学’是否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之类的话题，人们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门文学在确定其内涵和边界时一直存有争议性的分歧。应当说，澳门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上汉语、葡语创作共存的复杂性等等，都使澳门文学在具有东西方交融特点的同时，难以在短时期内厘定其内涵。然而，“澳门文学”概念以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却反映了澳门文化界对于时代、身份的吁求，同时，它也充分显示了澳门人在新形势下建构自我形象、边缘发声的自信心，这一点就长远看来，自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认知及问题
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澳门文学”的概念认知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一些特定的现象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争议。以（一）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确认；（二）“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为例：第一，经澳门、内地诸位学者（如澳门学者郑炜明、施议对；内地学者徐朔方、潘亚暾、刘登翰等）的多方考证，后为《澳门百科全书》“汤显祖”词条收录：1591年，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将澳门文学的最早记录上溯至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自然带有明显的正本清源意识。不过，这一符合史实和中国文学“源流”考察逻辑的看法在80、90年代，却由于部分学者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及接受韩国学者李德超的“澳门之中国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将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视为“植入”文学，进而力图重新划定“澳门文学”的边界。然而，无论是那种着眼于澳门本土文学视野而将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源流的看法，还是因内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门之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都忽视了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古代和现代”认识“澳门文学”的视角。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文人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虽以外来“植入”的方式而无法成为澳门的“本土文学”，但从澳门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澳门文学的“源”与自身的“流”其实都属于中国文学。何况，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以整体的“源”丰富不同区域的“流”的现象也绝非少见。因此，对于澳门文学源流的探究其实涉及到了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阶段划分的问题：对于古代、近代内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澳门的古代、近代文学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纪因战争而催生的澳门“本土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命名为澳门新文学或曰澳门现代文学。至于“澳门之中国文学”以及“植入”的说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观上揭示澳门文学的本源和自身的区域性，却为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第二，关于“澳门华文文学”是“澳门文学”自然毫无争议，但能否说“澳门文学”就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提问显然涉及到了应当如何认识居住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即“土生文学”）的问题。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澳门“土生文学”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从诸如汪春的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来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3] “土生人”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澳门的居住者，在语言、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可以讲地道的粤语，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是一个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创作从多方面反映澳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特点。不过，由于澳门“土生作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及交汇处，很难秉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矛盾的状态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从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可知：“土生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趋于一致。正如饶芃子在《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 [4]饶先生在承认语言差异的前提下，将“土生文学”视为“澳门文学”显然是依据了生活地域、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创作实际等堪称澳门文学实际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这种思路同样也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及确证其概念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外，“澳门文学”还包含“离岸文学”的问题。所谓“离岸文学”是指到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作品的现象，而与之相关的“离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者。“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 [5]，所以，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间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进而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及“离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离岸文学”由于作家身份、创作经历等自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纳入到“澳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离岸文学”为“澳门文学”过程中所持的标准其实已再次触及厘定“澳门文学”概念过程中潜在的原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澳门文学”概念的各种说法，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然而，展开后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而使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澳门文学”在观念与实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门文化历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则反映了人文学科命名的隐蔽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6]而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澳门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言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的看法。1999年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概念与此前同一概念（特别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至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的“过渡期”）之间的某些差异，其实已说明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会为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和生产的特性，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澳门这一特殊区域文学的命名，或许只有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才能适时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三、厘定及走向
即使笼统而言，“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至少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其中，澳门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无疑是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使汉语写作和中国作家占据主流。与中国文学的背景相比，澳门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其实是一个涉及“本土性”与“当代性”的话题。“澳门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视野中存有“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由澳门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的。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概念的确认也必须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实际。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澳门文学历来存在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样的现实使“澳门文学”在具体指涉上常常存有顾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倾向。因此，最终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确认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
对于在确定“澳门文学”范畴过程中的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现象，比如：英国20世纪著名诗人奥登来到澳门旅游，写过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凤凰花》等，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虽会在澳门文学史的书写上留下灿烂的一笔甚至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但却并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创作主题并不是确认某一区域文学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当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它应当有“宽容”的底线，但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方面，内地学者杨匡汉在“澳门文学是在离岸的领地里迎着风涛生长的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宽容的原则”，即“（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④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如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考察那些在“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从而实现了一种概念分层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7]
事实上，结合张剑桦的论文《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对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饶芃子《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等著述观点的认可，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概念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谓“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⑤的观点，其实已表明“澳门文学”概念的确定需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需要不断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渴望确立一种绝对权威、广泛认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当然，从“回归”的视野看待“澳门文学”，由于文学新起点的确立、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历史的自然延伸，“澳门文学”在认知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以“澳门作家身份”、“汉语写作”、“创作实绩”等角度来理解的“时代性”特征。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澳门文化界已开始着手通过文学实绩的累积缓解“澳门文学”及其文化形象的焦虑，而近年来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澳门研究丛书”（12卷）、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下一批由内地联合展开的项目，更可以作为回归后澳门文化界努力建构“澳门文学”新形象的例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澳门文学”的概念会在时间增长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经为确立“澳门文学”概念而进行的努力和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识：本文的撰写，得益于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持、龙扬志博士后参与的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课题“近十年澳门报纸副刊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启发，特此说明。
注释：
①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及收录于《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题目收录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杨匡汉：《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门笔会上的一次讲演，曾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录于《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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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63页。
[4]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6期。
[5]钱虹：《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6]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1期。
[7]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33页。
张立群
医学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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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研究论文“开篇不读《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定糊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涉及面广，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意义深刻，其在民间的流传之广、影响力之大也是其它古典小说难以比拟的。从思想内容看，《红楼梦》是非常成功的。它以贾府的盛衰变迁为背景，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对封建社会中种种矛盾的揭示，反应出那个时代社会的罪恶及其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的命运。作品以栩栩如生的对人物的细致刻画及其尖锐的矛盾冲突鲜明的表现了被压迫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尖锐斗争，揭露了腐朽害人的封建制度必将衰亡的事实，如贾府的最终衰落；赞颂了勇于反抗的新生力量，如晴雯、鸳鸯的的斗争，宝玉终不愿做克绍箕裘的孝子，终离家出走；揭发了封建主义的罪恶，如司棋、晴雯的牺牲，四儿、芳官被赶出贾府，宝黛的爱情悲剧，十二女统归薄命司；褒扬了自由、平等的新生思想，如宝玉民主主义思想的发展简直是对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男尊女卑”的颠覆，宝黛爱情早以不是停留在《西厢记》中张生、崔莺莺郎才女貌、一见钟情之类的陈词滥调之上，更多的是思想上的认同——对四书五经的排斥等。表明封建社会对人性的残害以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说明曹公的创作早已走上了现实主义的道路。《红楼梦》中最吸引人的地方要算是对人物之间性格矛盾的细致刻画，曹公将这些冲突巧妙的连接起来，情节感人，扣人心弦，从而彻底的暴露出封建礼教制造的种种恶果，有力的鞭挞了旧社会的罪恶，将一个又一个悲剧赤裸裸地揭穿出来，进而完成《红楼梦》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对于环境的描写更是为《红楼梦》这一伟大不朽作品的成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贾宝玉心中，女儿是世界上最可爱、最可敬、最纯洁的人。无论在那个方面都远在男人之上，所以是“人上之人”，这一点尽人皆知不必废话。同时，宝玉更进一步的认为女儿是不能出嫁的，否则便变了质。由纯洁无暇的自由身、被压迫者转变为压迫者，固然可恨，也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可悲，大观园自然而然的成为保护女儿们的庇护所，希望女儿们永远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以免染上男子龌龊的气味（电视剧中女主角常说的“天底下男人没一个好东西”，由此一定程度上符合事实），男人自然是不能进入的（除宝玉和稚嫩的贾兰外，其他男性最多也只进入怡红院，而高鹗的伪作中，贾琏、王大夫竟大摇大摆迈进潇湘馆，荒唐！），园中的逍遥日子近乎完美，继而为查抄大观园的悲剧发生起到了对比和铺垫的作用，让人感伤极深，不禁潸然泪下。而第三十二回“诉肺腑心迷活宝玉”后，宝黛爱情的成熟则标志着僵持局面的基本形成：家长方面坚持薛宝钗，而贾宝玉不愿放弃林黛玉，贾府的决策者——贾母也陷入了犹豫当中。随后的人情世故的变化对宝黛爱情悲剧的发生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各种矛盾爆发，贾家渐渐以无法维持，贾宝玉走什么路子转而成为挽救贾家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只有稳重大体、家境富裕的薛宝钗才能扶持宝玉走上封建主义所谓的正路就顺理成章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不少典型人物。如平等待人的宝玉、成熟端庄的宝钗、多愁善感的黛玉、满腹心机的凤姐、逆来顺受的迎春、憨厚可爱的史湘云、情傲孤高的妙玉、善良朴实的刘姥姥等等，每个人物的性格、每桩人事和人情，都描绘的十分细腻、十分真实。宝玉是一个敢于反抗的典型。宝玉的性格是及其难得的，受周围出身低下的丫鬟们影响，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公子哥儿，却讨厌士大夫。统治者与被压迫者，本是对立的阶级，而贾宝玉却站在被压迫者一边，几乎有些恋母情结的他，很少有主子架子，以伺候丫鬟为乐。摆在封建地主阶级少爷贾宝玉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去研究四书五经做官,否则便同丫鬟、“戏子”门在一起，走下坡路，他选择了其二，十分尊重和体贴女性。另一特点便是不遵守封建制度的一般规矩，不愿与官宦往来，只要将怡红院门一关，那便是一个世外桃源。对于反对四书五经与科举这样原则性的问题，即使是宝钗、湘云劝他注意仕途经济他也立刻回斥，虽然他的恋爱婚姻问题依然等待家长为他做主，但毕竟是历史的局限、阶级的局限，“一个人不可能抓着自己的头发里看地面”，作者也给予一定的肯定。林黛玉则是另一个精神反叛的典型。她幼时丧母、弃父进京，从不像薛宝钗那样以扼杀自己的个性为代价来讨好众人做一个所谓的封建淑女，也不像贾探春那样抛弃亲情以保证封建主子的威仪，更不像王熙凤那样灭绝人性来满足自己的权利欲。她至纯至善、崇尚真情却要独自面对这个充满虚伪、邪恶、贪婪、嫉妒、淫欲、阴险和野心的社会；她父母双亡、寄人篱下，而命运却没有给予她丝毫同情；她坦读《西厢记》，酒后任意挥洒自己的才华。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怎能不多愁善感？不是小气、心胸狭窄，只是为唯一的知己---宝玉献出了全部，怎能不患得患失?只是百年后，孰知葬花悲？而与以上两者不同的是，薛宝钗则是封建礼教思想下的一个正面悲剧。她十分推崇那些封建思想，把其当作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的最高理想，完全沉浸在为自己编织的网中她遵守作为一个封建淑女所有规则，刻意求工的要求自己成为典范，甚至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不做一件封建礼教所不允许的事。她把自己全部的爱藏于心中，一切去等待家长的抉择乃至支持黛玉和宝玉的结合。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遵守封建礼教的少女，最终却并没有的属于自己的爱情，反倒给予她的是一个悲惨的宿命。进一步的证实封建礼教的虚伪性。王熙凤在<>中是一个迷恋金钱和权力、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其实她是一个对平等和幸福的追求者，面对无耻的贾瑞，她选择了将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她有不得不承认自己在贾琏在自己生日时出去偷情这件事上所做的是错误的。封建男权蹂躏了无数女子，要求女性遵守所谓的三纲五常，把原本的夫妻的转化成妻妾矛盾，逼得凤姐去迫害尤二姐等原本无辜的人，但在那个时期，这不是可悲、可怜反倒是可恶、可恨、该千刀万剐的。男权的衰落并没有给这位女强人带来空间与理解,贾府衰亡的一切责任竟都归咎于她，是“哭向金陵事更哀”的凄凉。《红楼梦》无论是在题材、体裁、形式、内容、思想等方面都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曹公以优秀的文笔，将种种背景、各色人物、各种事件巧妙地贯穿起来，结构严谨，层层递进，紧凑而完整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愧为一部既可读、又耐读的经典名著。
红楼之真——偶然中的必然labournk我的讨论从这样一个命题开始：“《红楼梦》是一部很真实的小说。”我不知道有多少红楼读者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我的个人体验，不论是阅读时感同身受，还是与朋友交流时大放厥词，“很真实”这一个在逻辑上有着内在矛盾的用法却非常贴切的描述了自己的主观印象。本来“小说”这个概念就声明着内容的虚构，为什么要强调其“真实”的特征呢？首先不妨来说说看，什么叫做“真”？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论，则“真的事物”“分有”了“真的理念”的特性，即具有“真”性（如同“一只猫”具有“猫”这一抽象概念的一般属性）。我们用现代的语言来加以解释，可以理解成红楼的“文本世界”与我们的经验世界具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不是简单的similar face，因为照搬现象只会弄巧成拙，而存在一种宏观的相互包容和感性的内在交通，也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神似”。对“相似”这个概念的追问毫无疑问也是我们思维中的一个耳熟能详的命题，对于红楼梦来说，有一些传统的评论词语都是在从各个角度来描述并拓展“相似”的内涵。比如“故事情节生动细致、人物心理刻画入微、细节描写贴近生活”，这种教科书式的评价对于我们中国学生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然而在接受了这种经典话语熏陶之后，我们也或多或少的把“真实”在故事、人物、细节三方面的表现等同于真实本身。问题在于：这是合理的么？也就是说，故事、人物和细节对生活面貌的反映是“真实感”的原因所在么？比如：红楼里的桌子从外形颜色到雕镂装饰都和真的桌子一模一样；林妹妹的性格像极了董小宛；宝玉为人行事宛然纳兰容若（姑妄言之）……因为这些人事物对应了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于是我们在审美过程中放心的欣喜于“似曾相识”，也因而获得了“真实”的阅读感受，是这样子的么？这个疑问我想不待反驳就会有读者嗤之以鼻了，其荒谬性显而易见。我们知道，大多数红迷都是在没有相关文化背景的情况下接触这部巨著的：桌子做得像不像，林黛玉与董小宛有无共通对于初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意义--甚至先生曲意插入的真实生活的段落，我们也绝不会有脂砚斋“作者犹记当日之事乎”“三十年前向余作此语之人在侧，观其形已皓首驼腰”（语见甲戌本第八回之侧批）这样历经沉浮回眸一笑的感动与震撼--然而，这却丝毫不影响红楼带给读者的无处不在的“真实性”的强大体验。由此可见，“事物之真”带来真实感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还需要在更高的层次上追寻。——笔者按：以事物之真为红楼之真，看似无稽，却影响着很多人的阅读心理。尝有人云“红楼不过一俗艳女子”，即指其专注雕饰而忽略精神内核，没有内在的感发力量。这种观点可谓舍本逐末，十分荒唐，但却鲜有人能给出有力的反驳。由此亦可见红楼研究中普遍缺乏严肃的哲学思考和认真的文艺批评，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国家人文科学界的整体现状。如果抛开所有预设的观念直接回想初读红楼的感受，那么有一句话也许可以形容的比较恰当，就是：“她（他）做了该做的事。”展开来讲可以说成：人物行为遵循一贯以之的性格脉络；事件发生符合利益与情理的自然规律。这句话非常有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答我的疑问的最关键的突破点。从句法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这一个逻辑结构中，“她”和“事”并不是关注的对象，全部信息都隐藏在那一个“该”字之下。也就是说，孤立的“人”和”事”并不能抽象出红楼之真，把二者联结在一起的那一个“应当”（should）作为人与事的“关系”，才是这个角色真正的担当者。网友逍遥的游客把这种关系归纳为“最合适的事件里出现最合适的人”，我觉得是非常精当的。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生了：所谓的“应当”是如何定义的？什么样的人出现在什么样的场合才是“最合适”?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但需要将思维深入文字结构中，更应该经由文字而追问先生的创作理念，戚蓼生为石头记作序，称之为：“一声也而两歌，一手也而二牍”——这样高超的文字技法，如果没有一个形而上的“道”作为底蕴，是很难想象的。首先我们看到，汉语“应当”里面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期待的意味：因为读者在时空中占有着人物事件的过去和现在，所以我们有理由对故事的未来做一个合乎逻辑与情理的预判，这就好像看连载小说或电视剧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联系上下文分析故事的走向（有时候评论甚至可以影响作者的创作，其中的心理过程倒是一个很值得开掘的主题），通常我们把这种可期待性作为“真实”的一个重要判据。这种可期待性不但要求预料之中的事件会发生，还包括已发生的事件在与历史事件的对照中有明显的相关规律，使得期待成为可能。这有点像统计上对数值的真伪取舍：真值作为理想模型不具实际意义，通过实测值规定分布的最可几区间，然后依靠此区间范围去伪存真。在红楼梦中，这样的可期待性可以说表现在内容的方方面面。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性与诗性的巧妙结合，即诗词之于人物如量体裁衣分毫不乱就是一个明白的例证：潇湘知灵秀，枕霞惟妙趣，蘅芜论浑厚--人物的言行印证、构成并延伸了其已经且正在形成的个性，宛如一幅拼图，每加上一块新的“事件”，都必须遵循原先的框架；而与此同时画面不断的得以补充完整，人与事的轮廓愈加清晰，其中的构连纵横也越来越容易把握，直到最后可以看清楚那一个“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宏大形象。在这“期待”与“被期待”共同出场的过程中，预设的人物性格、利益关系和情感网罗是引导晶体生长的核心，也是期待之可以被期待，必然发生者会发生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不但要关注由“事件之流”所规定的必然性，还必须注意在肯定中存在的或然。可以说，二者相辅相成才构成了完整的“命运无常”。在生活里面，随时随处可见到波澜上下乃至旦夕祸福，这也就决定了“文似看山不喜平”。石头记四十四回回目为“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上下各四字的对仗正是这种偶然性事件的最佳注解。严格意义上说，红楼梦的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偶然性，所有“突发状况”都可以在文中寻到前因后果，所谓“草蛇灰线”是也。比如贾琏偷情，大姐出痘一段读者早已亲见；平儿理妆，更是宝玉“情不情”“专在女孩子身上做功夫”的水到渠成。甚至“傻大姐误拾绣春囊”这样的天降奇事，云雾散去竟落在“鸳鸯女无意遇鸳鸯”的前缘之上。可以说，“变生不测”与“喜出望外”所包含着的因果缘法，属于更深层的可期待的必然结局，是对“命运”这个主题的推波助澜。而我们在玩味的过程中之所以会随波上下忐忑不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先生的如椽笔挥：一时云生从龙，将满 结 嵘遮住不见，忽然间峰峦叠出，飞流直下，令人眩目；等到读者定下神来，他却又抚茶弄酒吟诗作画，岔到了别处；于是你歇下心来只管玩味闺中情趣，不料诗文曲赋，一语成谶，又让人悚然心惊。四十回前埋下的引子，千里伏线炸成焦雷--这般“精致的淘气”哪个读者能不愕然？细细想来，如此技法也正是红楼文字可以直撼人心的原由：“真”在这里不赖于现象的描摹，不依靠人事关系的勾勒，甚至无需理会偶然必然性的荒谬与否，而直接依附在“宏观结构”这个气象万千的殿堂之上。这种结构可以归纳为“因果必然的统治性分布与偶然突变的技巧性渲染”，它直接指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体验（这也是真实感的落脚之处），那就是：在有序的时空环境中感受到强烈的不稳定性和不可知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明白“有序”和“不稳定”“未知”是如何在这种技法中被表达的，读者在穿越红楼梦这“几世几劫”的历程时，也像是在体悟自己的自然生命。宏观的祸福因缘让我们更加深刻的洞察到这宇宙里无处不在的相互作用（插一句：这是量子力学的重要假设）；局部的偶然变故则千回百转，不但与“不稳定”的生活感受合拍，更揭示着存在本身潜在的危机——一个从历史中走来，站在当下而面对着未来的无穷混沌的我，究竟应该何去何从？他们说人生自有前缘注定，那么要“人生”又究竟有何意义？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命运似已将那“注定”的真实送入我怀中，为什么倏忽间又化作梦幻泡影，逝去无踪？红楼一梦，无始无终，与这诸般摇曳多姿的心灵感受一同化作一个巨大的问号，深深的镌刻在“我”与“石头”所共同拥有共同存在的时空片断里。在某种意义上，石头记本身的真与美也是这心灵中的问号外化在文本上的表现。问号不但意味着对人生理想的疑惑与思索，更意味着面向自然的无边界的豁达和开放。这与传统的“句号结论”的理念迥然不同，甚至根本有别于文史经典的疑问格式。因为红楼梦不是在文章或者“文气”的末尾提出疑问，而是根本不用句号与括号来对人生体验妄下结论：问号无处不在，它自己就是一个宏大的疑问之场。在我看来，这种开放性特征是红楼梦“真”与“美”的根本来源。对这个问题求诸于价值理念，我们就应该抛开文字幻象的纠缠而直问心灵最深处的体验。在红楼的疑问之场中，那一种来自命运的磅礴之下，个人生命的局促与痛苦，毫无疑问是最让人心神摇荡的悲剧源泉。力量上一边倒的态势规定了时空变化的绝对规则，同时也暗示“个性”在“绽开着的必然事件”中的荒谬——而大观园儿女偏偏是臻于极至的“有性格”：宝黛钗湘凤自不必说，迎春对矛盾的完全规避、惜春一切虚无的寡情孤介、香菱的纯与痴、尤三姐的刚和烈，哪个不是水击滟滪一般与命运作硬碰硬的冲撞？我在前文对“真”的可期待性的论述中提及“有序”的人生体验，特指生活的均质单调和宿命的不可更改，而石头记的崔嵬，便是要在规范中特意失范，在连贯中破出裂痕，在必然中张显偶然！这种人在命运中的“对抗性破碎”爆发出的内在张力，鲜明的向时间宣读了个性精神的高傲不屈的存在。联系到雪芹先生所处的历史时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张力代表了作者对历史惯性的反思、对制度牢笼的挣扎和对文化传统的批判——核心是对“人”在历史事件中的地位的重新认识。我们也许可以不用这么西化的语言来描述先生的文化立场，但是我们无法规避红楼所传递的这种叛逆精神，尤其是“叛逆”本身包含着的继承与重建的方法论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石头记最大的“看点”是人在事件之流中“存在”或“沉沦”时的万千姿态：我们对“红楼之真”的全部体验，也不过是在观看这出皮影戏时的对号入座、手舞足蹈。我们的讨论从“红楼之真”开始，从“应当”这一意蕴深沉的词汇指向了红楼文本与我的个人体验接榫之处，即“命中注定“与“命运无常”的有机混合。然而正如红楼本身的开放模式一样，对这个问题的思辨最终落在一个无所定指的问号上。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有庚辰双行夹批云：听其囫囵不解之言，察其幽微感触之心，审其痴妄委婉之意，皆今古未见之人，亦是今古未见之文字。说不得贤，说不得愚，说不得不肖，说不得善，说不得恶，说不得光明正大，说不得混账恶赖，说不得聪明才俊，说不得庸俗平□，说不得好色好淫，说不得情痴情种，恰恰只有一颦儿可对，令他人徒加评论，总未摸着他二人是何等脱胎、何等心臆、何等骨肉。余阅此书，亦爱其文字耳，实亦不能评出此二人终是何等人物。后观《情榜》评曰“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此二评自在评痴之上，亦属囫囵不解，妙甚！面对石头记，这部我们注定要用毕生来阅读的伟大诗篇，也许“囫囵不解”最能得鱼忘筌。树立在灵魂视野中的巨大问号，在建立的同时也在自我消解。尽管我们无法停止对世界的终极思考，生命之句号的逐渐迫近却森严而清晰的提醒着“我思”的终结。灵魂向红楼的投入最终成为一个开放的等待戈多式的期待：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美，什么是爱？……答案无关紧要，问询本身就是全部目的和意义所在。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爱情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1）贾宝玉自幼就和林黛玉耳鬓厮磨、心情相对，因而每每或喜或怒，都会变尽法子试探黛玉。稍明时事的林黛玉也受到那些“邪书僻传”的影响，也将真心真意隐瞒起来，结果“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其间的琐琐碎碎，经常引发这些口角之争，最后闹到摔玉、剪穗子而不可收拾。
（2）贾宝玉摔玉是因为这“劳什子”引来“金玉”之说，他恨这“金玉”之说，恨这“劳什子”高低不择，也恨没有林黛玉的“好姻缘”，所以，经不起林黛玉的虚心试探而暴怒异常、心冷俱灰，顿时犯起了“痴病”。他摔玉只是纯粹的想表明，对于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林黛玉更重要，即使这玉，也要砸了完了事了。贾宝玉内心想着：“我不管怎么样都好，只要你随意，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愿。你知也罢，不知也罢，只由我的心，可见你方和我近，不和我远。”。而林黛玉内心却是这样想的：“只管你，你好我自好，你何必为我需自失。殊不知你失我自失。可见是你不叫我近你，有意叫我远你了。”因此，两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心，却多生了枝叶，反弄成两个心了。
（3）贾宝玉对林黛玉的爱是炽热的、痴狂的，他心里一时一刻都有着黛玉，不管他自己怎么样都好，只要黛玉随意，他就是立刻死了也是愿意。而林黛玉对贾宝玉的爱更是痴狂的，比起贾宝玉是有过而无所没有不及。正因为这样，她才时时刻刻隐埋自己的真心真意，试探宝玉，故意和宝玉怄气，故意不理不睬宝玉，故意冷落宝玉，因为只有让她看到，贾宝玉为她而着急，为她暴躁，为她生气，为她哭，为她流泪，她才真真切切感受到，贾宝玉内心里面有她的存在。
红楼梦宝黛爱情悲剧及社会意义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是《红楼梦》女孩子们亲近，对她们总是怀着一种尊重和体贴之情。他不遵守尊全书的中心情节。这是一个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激动人心的悲剧。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封建等级制度，不高兴跟那些为官做宦的“俗《红楼梦》在一开始就透露出贾府这个声势显赫的贵族之家的败亡人”如贾雨村之流应酬来往，却愿意跟那些处于社会下层、甚至被趋势，然后一步一步揭露它的罪恶，一步一步写出它由盛转衰的发人所轻贱的人物如秦钟、柳湘莲、蒋玉函等人做朋友。他同情被压展，直至败落。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是他把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迫、被剥削的奴隶，有时跟她们简直没有主子和奴才的界限。特别的爱情婚姻悲剧跟贾府由盛转衰的命运结合起来描写。他写出了一是对那些纯洁美好然而命运悲苦的女孩子，他常忘掉自己应该被他部贵族之家的罪恶史、衰亡史，同时也就写出了这个悲剧的构成、们侍候的身份而去侍候她们。她们悲惨的遭遇使他产生深切的同必不可免的原因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情，以至于五内摧伤，痛彻肺腑，例如对金钏儿、对鸳鸯、对晴雯贾宝玉和林黛玉都是具有叛逆思想的新人形象。他们都出身贵都是如此。他甚至不以生长在这个显赫富有的贵族之家为荣，反而族阶级，又都不满于这个阶级，特别是不满于这个阶级所坚持的正引以为憾，为此发出深长的感叹。第七回里写他同出身于寒儒薄宦统思想以及由这种思想为他们规范出的人生道路。贾宝玉的叛逆思之家的秦钟初次见面，竟然使得他的灵魂都受到了震撼，心里这样想是在贾府内外错综复杂的矛盾中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他和林想：“可恨我为什么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若也生在寒门薄宦之家，黛玉的爱情，是在思想一致基础上的心灵的契合与共鸣，既不是简早得与他交结，也不枉生了一世。我虽如此比他尊贵，可知锦绣纱单的性爱，也不同于以往小说戏曲中才子佳人、郎才女貌的结合。罗，也不过裹了我这根死木头；美酒羊羔，也不过填了我这粪窟泥《红楼梦》不但深刻地描写了贾宝玉和林黛玉在叛逆思想基础上产沟。‘富贵’二字，不料遭我荼毒了！”这也表现的不单单是对富贵生的爱情，同时又极其真实生动地写出了他们爱情的被毁灭。荣华生活的厌恨，而且是对自己出身阶级的否定。总之，他在那个极为可贵的是，《红楼梦》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不自由、不平等的黑暗王国里，从爱与恨中，逐渐地产生了一种对腐败和统治阶级的罪恶，而且还通过对封建贵族阶级的叛逆者和被自由平等生活的朦胧向往与追求。这就使贾宝玉和以贾政为代表的压迫阶级的反抗者的热情歌颂，反映并肯定了现实生活中已经萌生封建正统派之间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和冲突。但是贾宝玉是一个孤独并在强大的封建势力的压迫下，曲折成长的初步的民主思想，描写的反抗者。他所喜爱和同情的女孩子们，虽能给他以生活的喜悦，了具有这种思想的人物以及他们在当时以可能有的独特的方式冲击但她们的不幸遭遇却使他感到难言的痛苦。他同情她们，却无力改着封建黑暗统治而闪耀着动人的理想光辉。也就是说，曹雪芹不仅变她们的命运。她们的反抗虽也能给他以鼓舞，但能获得的仅仅是看到生活中的黑暗和污浊的一面，而且还看到生活中光明和美好的有限的力量。在那个黑暗王国里，他终于找到了林黛玉作为知己。一面，并着意加以表现和歌颂。曹雪芹在书中怀着极大的热情描写林黛玉由于具有跟贾宝玉相同的思想志趣和爱憎感情，长期的亲密了一批觉醒者和反抗者的形象，这包括出身于贵族阶级的叛逆人物相处和耳鬓厮磨，终于成为贾宝玉在叛逆道路上的忠实伴侣。共同和被压迫的反抗者奴隶。通过他们的活动，作者表达了一种新的带的叛逆思想使他们产生了爱情，而爱情的发展和成熟，反过来又进有民主色彩的朦胧理想；通过他们被迫害、被摧残的遭遇和悲剧结一步促进了两人叛逆思想的发展。这当然是令封建统治者感到惊恐局，作者对封建制度的罪恶提出了沉痛有力的控诉。不安的。贾宝玉的叛逆思想，是在封建制度腐朽没落的过程中种种错综林黛玉虽然出身于仕宦之家，但父母早亡，孤苦伶丁，在贾府复杂的矛盾里孕育出来的，在他的周围，洁白和污浊两个世界的鲜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是贾母的外孙女，得到贾母的宠爱，这使明对比，养成了他独特的是非观念和爱憎感情。贾母的宠爱放纵，她能有机会跟贾宝玉朝夕相处，在长期相互了解的基础上产生爱使他有机会跟聪明纯洁却被压迫的女孩子们长期相处，又为他叛逆情。她的思想，她的精神品格，引起贾宝玉的共鸣和敬重。贾宝玉思想的滋长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环境和有利条件。可以说，贾宝面对的是虽然已经没落，却还相当强大的封建势力。他在反抗的道玉是一个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最早地感受到新的时代气息，从没落路上，不能不时时感到势孤力单。显然，他除了从那些被压迫的纯的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的浪子，是那个腐朽没落、不可救药的贵族洁的女孩子们身上得到一些生活的乐趣和精神寄托以外，还更需要之家合乎规律的产儿。他不愿走读书中举的道路，视为官做宦如粪同情和支持，需要一个与他有共同的思想、志趣，愿意走共同的人土，将那些“读书上进”的人称为“禄蠹”；将那些谋求功名富贵生道路的伴侣。封建统治阶级越是显露出凶狠的面目，越是向他施的人必读和必作的八股文，看做是“饵名钓禄之阶”；将“仕途经加压迫的时候。他就越需要这种同情与支持。试看第三十四回，宝济”一类的议论，斥为“混账话”。在贾宝玉的时代，在他那个家玉被打以后，黛玉去探伤，满心悲伤与爱怜，却说不出，只是抽抽庭环境里，这样的思想和人生态度，实在是非常大胆，足以惊世骇噎噎吐出无可奈何一句：“你从此可都改了罢！”宝玉的回答却是：俗的，不能不使正统派统治者们惊恐失色。不仅如此，贾宝玉对现“你放心，别说这样话。就便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在一顿存的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都感到强烈不满。他无视男尊女卑几乎丢掉了性命的毒打之后，这样表示绝不悔改的话，宝玉对袭人的传统观念，说什么“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我没有说，对先后来探伤也是异常关切与疼惜他的宝钗和凤姐也没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因此，他总愿跟说，单单对黛玉说了，可见他是听懂了黛玉那句话的真实含义，可见他们在心灵深处是息息相通的。在那个令人窒息的黑暗王国里，这样的同情与支持，对宝玉来说，真是比什么都宝贵。他们的爱情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和成熟起来的。接下去小说便写袭人建议王夫人变法儿让宝玉搬出大观园，同时又写宝玉支走袭人，让晴雯去给黛玉送两张旧手帕。你看，一边日渐剑拔弩张，一边却因此而日渐亲近、契合。曹雪芹就是这样在有关家庭命运的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描写宝、黛爱情的产生及其发展的。林黛玉的思想确实不同于她同时代的贵族妇女，有她的独异之处，有她的出类拔萃之处。她无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规范，喜欢读书写诗，有出众的才华，而且处处都希望表现这才华。她跟宝玉一样．最爱读《西厢记》、《牡丹亭》一类封建统治阶级不许看的所谓“邪书”，从中呼吸到思想的新鲜空气，以致一些曲词烂熟于心，说话时竟不自觉地脱口而出。她爱贾宝玉，期待着能跟他结合，但却从不劝他去读书中举，立身扬名。在她的身上闻不到当时一般贵族妇女常有的那种夫贵妻荣的庸俗气味。思想上的一致，对于人生道路的共同认识和选择，是贾宝玉、林黛玉爱情产生和发展的坚实基础。他们摒弃了郎才女貌为条件，以夫贵妻荣为目标的庸俗陈腐思想，体现出一种新的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念。但贾宝玉身边还有别的女孩子，他本可以别有所择，尤其是还有一位同样十分亲近、又有“金玉之说”的姨表姐薛宝钗。但薛宝钗却是一个与林黛玉迥然不同的女子。她出身于一个皇商家庭，虽也幼年丧父，却受到比林黛正规完整的封建正统教育，她遵从一整套封建道德规范，常常向林黛玉宣扬“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腐说教，不断地劝说贾宝玉要听父亲的话，热心科举考试，走仕途经济之路。她端庄稳重，安分随和，显得很有修养。但在她身上却时时透出一种在林黛玉身上绝对没有的庸俗气息。她艳羡并露骨地追求荣华富贵，是为候选入宫才进京的，显然是以做一个遵从妇德的贵夫人为生活的目标。她又很有心汁，善于奉承和讨好人，特别是讨好在贾府里有大权的贾母和王夫人。她的性格相当冷酷，对被压迫、被摧残至死的人缺乏起码的同情心。薛宝钗在品貌上有她独具风流之处，对贾宝玉也并不是一点没有吸引力的。在最初，贾宝玉也并没有把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林妹妹的身上，常常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只是到了后来，当他对林黛玉和薛宝钗的思想性格都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后，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跟林黛玉是心心相印，而跟薛宝钗则是格格不入。于是他便最后选定林黛玉，不仅深深地爱着她，而且对她十分“敬重”。贾宝玉在爱情上的抉择，实际上反映了对不同思想和不同人生道路的抉择。这种抉择本身就带着鲜明的反传统色彩。曹雪芹对贾宝玉林黛玉爱情关系的描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他是从封建贵族大家庭贾府的兴亡盛衰的历史命运着眼，来描写两个人的爱情关系的，他将这一爱情的发生、发展和悲剧的结局，同这个贵族之家的衰败没落过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叛逆思想是他们爱情产生的基础，叛逆思想的发展促成了他们爱情的成熟，爱情的成熟又使他们在叛逆的道路上愈走愈远；而他们的爱情和叛逆思想又跟这个贵族之家的盛衰荣辱密不可分。因此，在《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的叛逆思想，他们在这种共同叛逆思想基础上产生的爱情，以及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的逐步走向衰败，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的。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以及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婚姻悲剧，其结局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了维护家族的根本利益（用贾政的话说就是为了“光宗耀祖”），封建统治者十分害怕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结合，他们不顾给宝玉造成精神上的巨大折磨与痛苦，不惜置黛玉于死地，最终选择了薛宝钗做贾宝玉的妻子。这不仅因为薛家有钱，两家门第相当，联姻以后可以进一步加强他们“扶持遮饰，俱有照应”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因为薛宝钗脑子里那一套封建正统思想，完全符合封建主义的道德规范和整个贵族家庭的利益。只有她才可能帮助贾宝玉这个“浪子”回头，重新走向正统派们一直希望他和要求他走的“正道”，以挽救这个贵族之家日益衰败的趋势。他们把本来已经失落了的家族“中兴”的希望，又投向这个举止端庄的封建淑女的身上。因此，对于贾府的统治者来说，在宝玉婚姻问题上对薛、林二人的选择，就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择配，而是关系到整个家族盛衰兴亡命运的严峻抉择。而对于贾宝玉来说，同样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择配，而是对人生道路的重大抉择。正因为如此，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思想性格虽然有其软弱的一面，但由于他们共同的叛逆思想，使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不可能跟封建家长妥协；而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们为了维护整个家世的根本利益，也不可能顺从贾宝玉，同意他去选择具有叛逆思想而又无权无势的林黛玉。因此，我们绝不能把这个社会悲剧的成因归结到某些个人的动机和行为上。有的研究者曾经去考察和追究逼死黛玉的主凶到底是谁，这种离开了小说深刻的现实主义艺术描写的探讨，是没有什么意义的。逼死黛玉的凶手是那个巧施掉包计的风姐？还是主持其事的王夫人？是批准同意这么干的贾母、贾政？还是那个据有人考证可能在后台借助于至高无上的皇威行使杀伐之权的元妃？从他们每一个人来说，可以说是，却又不完全是。曹雪芹虽然没有最后写出黛玉之死，但是在他的笔下，造成贾宝玉和林黛玉爱情悲剧的原因，已经揭示得非常清楚了：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意志，而是一群人，一群身份不同、地位有别，却由共同的思想道德观念和共同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封建制度的维护者。在这里，个人罪责的大小主次，是极为次要也是很难分清的。曾经那样真心实意地疼爱过、而且到最后他们也仍然认为是在爱着宝玉的贾母和王夫人，在毁灭宝黛爱情时，竟是那样的冷酷无情。温情混杂着血污，娇宠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残忍。在曹雪芹笔下展现的生活，就是这样复杂矛盾而又合乎逻辑。正因为作者在这个爱情悲剧中写出了深刻的社会关系，所以薛宝钗的插入就完全不同于一般庸俗的三角恋爱关系，而是富有社会意义的深刻的矛盾冲突的表现。宝玉不可能接受薛宝钗，她在结婚以后的悲剧结局也是注定了的。这位封建淑女成了行将灭亡的封建家族和封建制度的殉葬品，她的遭遇也是令人悲叹的。同时，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也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而是与封建贵族家庭的前途、命运紧密相关的，富有深刻历史内容的社会悲剧。黛玉饮恨而亡，宝玉悬崖撒手，这并不是贾府统治者们的胜利，而是标志着他们为挽救整个家族的衰败所作努力的失败。无论曹雪芹本人主观上自觉不自觉，愿意不愿意，从这个悲剧结局中人们看到的，是以家长制为标志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是贾政、薛宝钗等人所虔诚信奉并极力维护的封建伦理道德，再也不能维系那摇摇欲坠的统治了。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红楼梦》所写的宝黛爱情，完全突破了传统小说戏曲中那种郎才女貌、一见钟情的老套子，其结局也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夫贵妻荣的大团圆，而是一个具有深刻思想意义的社会悲剧。《红楼梦》不是孤立地描写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不是单纯地肯定与封建礼教相对立的婚姻自主的要求，而是着重表现男女主人公在从生活道路到整个伦理道德观念上与封建正统派的尖锐对立，揭露了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和没落。宝黛爱情是封建末世一对地主阶级叛逆者的爱情，它在衰败没落的贵族家庭的各种矛盾中产生，又在这些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中被毁灭。而它的毁灭，又预示了这个贵族大家庭不可挽回的衰亡命运。
在写论文时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选题在该领域的水平和发展动态： 众所周知，旅游业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旅游放松心情，陶冶情操，增加见闻，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旅游业随之也带动了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的经济效益，中国的旅游业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保持了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态势，领各行业之先，国内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我国在旅游领域里面迈入了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和整体质量的提升，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了解旅游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解决方案。
很多的周刊杂志也发表了关于该选题的文章，现在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已取得了诸多可借鉴的成果，实际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国内现在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的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正确处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策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完善，要跟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趋合理化。
近年来研究成果呈明显增势，各种学术论文、著作不断涌现，从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两大类： 旅游、地理、历史和其他相关报刊、杂志（以学报为主）上刊登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文，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最多。
我想在（国际航空航天科学）找下这类的资料~然后结合你自己的知识点，肯定能写出来的
摘要:在民航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航空运输服务链的终端,民航运输地面服务企业面对政策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改善经营能力、提高管控水平、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不仅是建设民航强国战略的需要,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aviation industry rapidly developing, as the terminal of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service chain,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ground service enterprises facing the pressure of polic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must improve operation capacity, improve the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establis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the needs of construction of civil aviation power nation strategy, but the needs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关键词:服务企业;质量;管理体系Key words: service enterprises;quality;management system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6-0023-020引言民用航空运输地面服务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既具备企业的功能又兼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其本质就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当前,随着民用航空运输业的迅猛发展,航空公司、旅客和货主在服务过程中质和量方面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近期来,航班延误导致冲突的新闻屡见报端。作为民用航空运输服务链的最终端,民航地面服务企业怎样才能与时俱进,在搞好安全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满足各方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笔者认为,最重要且必要的就是提高管理水平,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随着企业管理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导入ISO9000质量标准,引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就成为创新管控模式、拓宽工作渠道、提高运行标准和质量,提升经营业绩的有效途径。日本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曾说过:企业内部管理之要义在于内部管理的制度化,大凡成功地企业都有一套系统、科学、严密、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将质量标准应用在管理工作的各个领域,通过建立系统的质量管控模式,把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的管理方法、以及在新时期摸索出来的一些新经验、新方法用文件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标准、规范,并把所有工作按照贯标的要求实行过程控制,对每一项工作和活动均采取PDCA闭环控制,做到有计划、有实施、有检查,并持续改进,那么,管理工作就会在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中不断提高,进入良性循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怎样才能建立起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建立管理制度体系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首先应该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制度体系。企业必须建立起全方位、系统的管理制度,所有员工都按照颁布的制度行事,这样一来,企业内具有不可变动性的固定规则会越来越多,而具有可变动性的事务则越来越少,进而让法治越来越多、人治越来越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要做到这些,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制定制度时,应该紧密围绕企业中心工作,结合企业实际,全面考虑、仔细审查、员工参与。任何制度出台前必须经过讨论评议,每一个条款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斟酌,达成一致共识。每份制度尽管都属于某一个系统,但是企业内部的各个管理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制度之间应当互相影响、协调统一。一旦制定就必须具有相应的稳定性,除非是公司业务、组织架构或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基本不应改动。应当使之成为衡量一切问题的准则,既同一类问题的处理应该遵照一种制度而非其他,确保制度的严肃性。二是要让全体员工知晓制度并不断完善制度中的细节。每个企业都会建立制度,必须要采取各种宣传方式让每一个员工都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制度条款和内容。否则,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围绕制度建立的体系也不可能被员工了解和认同。此外,随着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不断创新发展,一些制度必然会不能够适应工作的要求,制度本身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制度形成一面网,一个环节衔接另一个环节。三是既保证强制力执行又兼顾可操作性地落实制度。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会自动变成现实,制定制度并不难,困难在于执行与操作。制度本身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执行与操作二者之间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只有在管理实践中,在执行与操作间不断协调,才能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2以规范管理为基础,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在一个企业组织中,要保证企业管理获得充分好的效率和效益,使企业的每一个岗位角色都把工作圆满地做好,就必须规范化管理,实行事事有章可循的明晰的“法制”化管理,建立健全明晰的责任体系,使企业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对应到管理工作就是按照业务程序要求每一个岗位的员工清楚自身岗位职责并根据职责圆满地做好各项工作,堵住和避免可能出现的管理漏洞和失误。首先,应建立起科学合理、明确清晰的组织架构。有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就有什么样的岗位职责相对应,部门岗位职责实际就是对组织架构功能及运行的说明和延伸。如果组织架构存在问题,那么不管岗位职责多么详尽,也避免不了走错路、走弯路。其次,应当细化岗位职责,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一线员工,让企业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岗位职责,使每个工作人员可考核化,使每项工作内容都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任何一个岗位的职责一经确定就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以经常性修改。然后,应当确立唯一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明晰的责任体系,形成“闭环效应”。在细化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强化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体系建设,形成“责任链”。强化考核管理,对工作中的失误、疏漏和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责任分类定级,并对责任追究明确到人、具体到事。最后,应当消除管理真空,让所有业务都有人管理,所有问题都有相应人员解决,避免因职责混乱造成推诿扯皮,项目无法推进,工作得不到落实的情况。如果问题确实很复杂,则应当确定牵头部门,并由相关部门配合,责任分级分层,确保其最终解决。3以科学定位为手段,推行标准化管理企业标准化管理作为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涉及到了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标准化是制度化的最高形式,作为一个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取胜,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的标准化工作能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发挥作用,这决定标准化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必须结合市场运行环境,企业内部质量体系建设管理状况,科学地分析和定位。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需要的呢 ？更多的参考文献就在（59168）上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