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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藏航上茶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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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藏航上茶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在写论文时国内外同类课题研究水平概述:

选题在该领域的水平和发展动态: 众所周知,旅游业在现代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去旅游放松心情,陶冶情操,增加见闻,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

旅游业随之也带动了其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很多的经济效益,中国的旅游业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保持了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态势,领各行业之先,国内积极参与全球和区域合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给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遇,我国在旅游领域里面迈入了世界旅游大国的行列。

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服务业总体规模的扩大和整体质量的提升,成为我国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旅游业的发展过程中也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所以在很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了解旅游业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解决方案。

很多的周刊杂志也发表了关于该选题的文章,现在这是一个热点问题,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目前国内外的学者在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已取得了诸多可借鉴的成果,实际研究取得了很多成绩,国内现在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的有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我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正确处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对策选择,这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和完善,要跟着旅游业的发展而日趋合理化。

近年来研究成果呈明显增势,各种学术论文、著作不断涌现,从公开发表的形式来看,主要有两大类: 旅游、地理、历史和其他相关报刊、杂志(以学报为主)上刊登的有关旅游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论文,这种类型的研究成果最多。

我想在(国际航空航天科学)找下这类的资料~然后结合你自己的知识点,肯定能写出来的

摘要:在民航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作为航空运输服务链的终端,民航运输地面服务企业面对政策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改善经营能力、提高管控水平、建立质量管理体系不仅是建设民航强国战略的需要,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维护社会安定和谐的需要。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aviation industry rapidly developing, as the terminal of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service chain, aviation transportation ground service enterprises facing the pressure of policy and market competition must improve operation capacity, improve the level of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establish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which is not only the needs of construction of civil aviation power nation strategy, but the needs of their own development,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关键词:服务企业;质量;管理体系Key words: service enterprises;quality;management system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6-0023-020引言民用航空运输地面服务企业作为一个特殊的经济组织,既具备企业的功能又兼有社会公益的性质,其本质就是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当前,随着民用航空运输业的迅猛发展,航空公司、旅客和货主在服务过程中质和量方面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近期来,航班延误导致冲突的新闻屡见报端。作为民用航空运输服务链的最终端,民航地面服务企业怎样才能与时俱进,在搞好安全生产经营、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品质,满足各方需求,维护社会和谐。笔者认为,最重要且必要的就是提高管理水平,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随着企业管理的不断深入和完善,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导入ISO9000质量标准,引入其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就成为创新管控模式、拓宽工作渠道、提高运行标准和质量,提升经营业绩的有效途径。日本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曾说过:企业内部管理之要义在于内部管理的制度化,大凡成功地企业都有一套系统、科学、严密、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将质量标准应用在管理工作的各个领域,通过建立系统的质量管控模式,把一些行之有效的传统的管理方法、以及在新时期摸索出来的一些新经验、新方法用文件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形成标准、规范,并把所有工作按照贯标的要求实行过程控制,对每一项工作和活动均采取PDCA闭环控制,做到有计划、有实施、有检查,并持续改进,那么,管理工作就会在规范化、标准化、科学化的管理中不断提高,进入良性循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怎样才能建立起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质量管理体系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以制度建设为根本,建立管理制度体系建立质量管理体系首先应该建立起科学的管理制度体系。企业必须建立起全方位、系统的管理制度,所有员工都按照颁布的制度行事,这样一来,企业内具有不可变动性的固定规则会越来越多,而具有可变动性的事务则越来越少,进而让法治越来越多、人治越来越少,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规范化”。要做到这些,需注意以下几点:一是在制定制度时,应该紧密围绕企业中心工作,结合企业实际,全面考虑、仔细审查、员工参与。任何制度出台前必须经过讨论评议,每一个条款都要认真推敲、反复斟酌,达成一致共识。每份制度尽管都属于某一个系统,但是企业内部的各个管理系统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制度之间应当互相影响、协调统一。一旦制定就必须具有相应的稳定性,除非是公司业务、组织架构或市场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否则基本不应改动。应当使之成为衡量一切问题的准则,既同一类问题的处理应该遵照一种制度而非其他,确保制度的严肃性。二是要让全体员工知晓制度并不断完善制度中的细节。每个企业都会建立制度,必须要采取各种宣传方式让每一个员工都知道与自己相关的制度条款和内容。否则,制度就成了一纸空文,围绕制度建立的体系也不可能被员工了解和认同。此外,随着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不断创新发展,一些制度必然会不能够适应工作的要求,制度本身必须进行调整和完善,使制度形成一面网,一个环节衔接另一个环节。三是既保证强制力执行又兼顾可操作性地落实制度。写在纸上的东西不会自动变成现实,制定制度并不难,困难在于执行与操作。制度本身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会出现一些不适应的情况,因此,我们在执行与操作二者之间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只有在管理实践中,在执行与操作间不断协调,才能让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得到完善。2以规范管理为基础,建立健全责任体系在一个企业组织中,要保证企业管理获得充分好的效率和效益,使企业的每一个岗位角色都把工作圆满地做好,就必须规范化管理,实行事事有章可循的明晰的“法制”化管理,建立健全明晰的责任体系,使企业实现持续稳定的发展。对应到管理工作就是按照业务程序要求每一个岗位的员工清楚自身岗位职责并根据职责圆满地做好各项工作,堵住和避免可能出现的管理漏洞和失误。首先,应建立起科学合理、明确清晰的组织架构。有什么样的组织架构,就有什么样的岗位职责相对应,部门岗位职责实际就是对组织架构功能及运行的说明和延伸。如果组织架构存在问题,那么不管岗位职责多么详尽,也避免不了走错路、走弯路。其次,应当细化岗位职责,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一线员工,让企业内的每一个人都可以明确知道自己的岗位职责,使每个工作人员可考核化,使每项工作内容都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核性。任何一个岗位的职责一经确定就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以经常性修改。然后,应当确立唯一责任主体,建立健全明晰的责任体系,形成“闭环效应”。在细化岗位职责的基础上,强化一级抓一级、一级管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的责任体系建设,形成“责任链”。强化考核管理,对工作中的失误、疏漏和失职、渎职等行为进行责任分类定级,并对责任追究明确到人、具体到事。最后,应当消除管理真空,让所有业务都有人管理,所有问题都有相应人员解决,避免因职责混乱造成推诿扯皮,项目无法推进,工作得不到落实的情况。如果问题确实很复杂,则应当确定牵头部门,并由相关部门配合,责任分级分层,确保其最终解决。3以科学定位为手段,推行标准化管理企业标准化管理作为质量管理体系的一部分,涉及到了企业管理的方方面面。标准化是制度化的最高形式,作为一个企业能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取胜,决定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的标准化工作能不能在市场竞争当中发挥作用,这决定标准化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必须结合市场运行环境,企业内部质量体系建设管理状况,科学地分析和定位。不知道这是不是你需要的呢 ?更多的参考文献就在(59168)上查吧

与藏地饮茶记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需要资料 上(59168)吧 茶叶不仅是一种老少咸宜的饮料,而且它治病强身的功效也不容小觑。茶叶所含的各种营养成分,是茶叶对人体健康有益的物质基础,也使得茶叶日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有人把茶叶称为“原子时代的饮料”、“二十一世纪的饮料”,的确是很有道理的。 茶叶的成分很复杂,作为一种食品,茶叶含有大量人体所需要的能量和营养素,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能量能量是维持机体代谢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是由碳水化物、蛋白质和脂肪这些生热营养素提供的。与其他食品相比,茶叶是一种低能量食物,但不同种类的茶叶所能提供的能量不一样。一般来说,茶质量越好,能量越高。每100克茶叶提供能量以绿茶最高,而砖茶的能量最低,这是因作为原料的茶叶质量不高。如在茶叶中加入牛奶和糖,每天饮茶6杯,约1100毫升,所获得的能量可占全天饮食提供能量的7%~10%。故国内外有人喜欢饮牛奶茶或糖茶。 蛋白质“生命是蛋白质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没有蛋白质就没有生命。蛋白质有非常重要的营养功用,在评价蛋白质的营养价值时,主要是看其中必需氨基酸种类是否齐全、比例是否合适、数量是否充足。茶叶中氨基酸种类齐全,只是比例尚不够合理。令人感兴趣的是,茶叶中还含有大量的茶氨酸,这是茶叶所特有的,是形成茶叶风味的主要成分。 与一般食物相比,茶叶中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达20%~30%。其含量与茶叶的质量有密切的关系,绿茶中的蛋白质高于其他类型的茶叶。但在泡茶时能溶于水的蛋白质还不到2%,其余绝大部分留在茶渣中不能被利用,因此每天从饮茶中摄取的蛋白质是很少的。但如将茶叶吃下,则可得到数量可观的蛋白质,而在茶汤中加入牛奶、酥油或乳酪等,还能给茶叶增加多量的优质蛋白,可以有效地提高茶叶原有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如藏族的酥油茶和蒙古族的奶茶。 碳水化物碳水化物就是通常所说的糖类,根据其化学结构,可分为单糖、双糖和多糖等。以往的资料认为茶叶中碳水化物的含量不高,一般在10%以下。而新的报道表明,茶叶中的碳水化物含量多在40%左右,某些优质茶叶可高达60%以上,这可能是因为和以前的测定方法不同所致。茶叶中的碳水化物多为多糖类,而能在沸水中溶出的多糖仅2%左右,占茶叶水溶物的4%~5%,因此通常认为茶是低能量低糖饮料,适合于糖尿病和其他忌糖患者饮用。 脂肪脂肪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能量,同样体积的脂肪所提供的能量是碳水化物或蛋白质的倍。茶叶中的脂类含量不太高,绿茶和红茶一般不超过3%,砖茶可能是加工过程中加入一定量的脂肪,其含量可达到8%左右。茶叶中的脂类有磷脂、硫脂、糖脂和甘油三酯等,其中的脂肪酸——亚油酸和亚麻酸,为人体必需脂肪酸。故饮茶可以使人体获得一定量的脂肪酸,但因其含量很低,所提供的量是很有限的。 维生素维生素是维护身体健康所必需要的一类有机化合物,体内不能合成,必须由食物供应。虽然这些物质在体内所占比例很小,但作用很大,是调节体内物质代谢必不可少的。 茶叶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C,其含量因茶叶种类不同有很大的差异,其中绿茶比红茶高,高档绿茶含量更高。维生素C具有非常重要的生理功能,能防治坏血病、癌症及其他多种疾病。在二战中,为防治日本远征部队的坏血病,当时日本的粗茶几乎全部控制在海军手里。 茶叶中B族维生素的量是比较丰富的,如每天饮茶25克,可满足人体25%的需要量。通常绿茶中的B族维生素的含量高于其他类型的茶叶,以细嫩的茶叶中含量较高。B族维生素参与体内多种生理生化代谢过程,维持神经、心脏及消化系统的正常功能。 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茶叶中无机物质占4%~9%,其中50%~60%可溶解在热水之中,能被人体吸收利用,并且多有益于健康。茶叶中含量最多的无机成分是钾和磷,其次是钙、镁、铁、锰等,而铜、锌、钠、硫、氟等元素较少,不同的茶含量稍有差别。此外,由于茶叶有浓缩环境毒性物质的特性,有时其也含有一些对人体有害的元素,如铝、铅、镉等,并且其浸出率均在60%左右,这已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 茶叶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对人体是很有益处的。其中的铁、铜、氟、锌比其他植物性食物要高得多。前苏联的科学家发现茶叶中的铜和铁可以提高红细胞形成的能力,有治疗贫血的作用,而且茶叶中的维生素C有促进铁吸收和利用的功能。氟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珐琅质生长不可缺少的物质,茶叶中的氟较一般植物性食物高得多,可达10~15毫克/100克,其中80%溶于茶汤之中。每天饮茶10克,可获得1毫克的氟,已基本满足人体的需要;饭后用茶液漱口效果良好,尤其对学龄前儿童护齿更有好处,但儿童不宜多饮茶,特别是浓茶。硒是人心肌代谢不可缺少的元素,此外硒还有抗癌和防癌作用。陕西的紫阳茶含有丰富的硒,实验研究发现其有抗突变的效果。 总之,茶叶中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物质,特别是其中的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是一般植物性食品不能比拟的。作为低能量和低脂肪的食品,其具有很高的开发和运用价值。因为加工过程中的某些步骤会使氨基酸或维生素等营养素遭到破坏,故而绿茶的营养价值高于其他各类茶叶。但是迄今为止,茶叶仍主要是被当做饮料,这一点在国内外都是如此。茶叶中的某些有效成分不能溶解在水中,泡茶时溶出的成分仅是其中的少量,绝大部分被当做废料丢弃,这样就使茶叶的营养价值大大降低,实在可惜。如将茶叶加入到其他食品中去,成为名符其实的吃茶,这样可使茶叶的营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你是上师大的吧~~~

你好! 茶馆的形成与演变 由寺院茶堂到民间茶肆 饮茶成为风尚最初始于唐代的寺院。那时佛教盛行,寺院专设有茶堂,是众僧讨论佛理,招待施主宾客饮茶品茗的地方。法堂西北角设有“茶鼓”,以敲击召集众僧饮茶。僧人每日都要坐禅,坐至焚完一炷就要饮茶。另设有“茶头”,专门烧水煮茶,献茶待客。这大概就是最早的较大规模的集体饮茶形式。 寺院中以茶供养三宝(佛、法、僧),招待客,逐渐形成了严格的茗饮礼仪和固定的茗饮程序。平素住持请全寺上下僧众吃茶,称作“普茶”;在一年一度的“大请职”期间,新的执事僧确定之后,住持要设茶会。茶在禅门中由最初提神醒脑的药用功能而成为禅事活动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又进而成为修行持戒、体悟佛理的媒介。茶与禅日益相融,最终凝铸成了流传千古、泽被中外的“茶禅一味”的禅林法语。“茶意即禅意,舍禅意即无茶意。不知禅味,亦即不知茶味。”(泽庵宗彭《茶禅同一味》)在“悟”这一点上,茶与禅达到了相通。始建于唐朝的径山寺,自宋至元一直为江南禅林之冠。其“径山茶宴”极具盛名,在遇到朝廷钦赐袈裟、锡杖之类的庆典时,就会举行茶宴,请寺院高僧和文人墨客。宋代日本禅师来径山寺求学取经,径山茶宴的精神随之传入岛国,推动了日本茶道的发展。 寺院僧的饮茶习俗对民间饮茶产生了重大影响。据唐代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至盛唐,“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唐杨华《膳夫经手录》)。文人间时兴茶会、茶诗,这影响到上层统治者,慢慢出现了官办的大型茶宴。饮茶遂成风俗,促成了我国最早的茶肆的产生。《封氏闻见记》中有明确的关于茶肆的记载:“开元中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这些店铺已有一定规模,但尚未有茶馆之名。 饮茶之风触及各色人等,加之茶叶产量巨大,贸易频繁,朝廷看到茶已与盐、铁一样,成为百姓生活不可缺少之物,有巨利可图,就于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向全国产茶之地征收茶税。贡茶政策亦是皇家搜刮民脂民膏的重要手段,茶农需将清明前采摘制作的品质最好的茶贡于皇室。唐政府专派太监、茶使在阳羡设立“贡茶院”,专门管理阳羡贡茶。诗人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诗》中有“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之句。至晚唐,开始在宫廷兴办清明茶宴。皇帝在收到贡茶后,先行祭祖,后赐给近臣宠侍,并摆“清明宴”以飨群臣。 文人雅士喜好品茶鉴水,精研茶艺,这些都对茶馆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与禅门有密切联系的陆羽(约公元733-804年)是茶文化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自小是个孤儿,被智积禅师收养,擅于烹茶,其《茶经》是我国古代的“茶叶百科全书”,言简意赅地论述了饮茶的叶、水、器、境,提高了饮茶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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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陶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摘要]陶行知(1891――1946),是我国“五四”运动以后最有影响的进步教育家,1917年留美回国后,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认为以此可“推定国家的命运”,持“教育救国”论的思想。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著名的生活教育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的。1936年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教育救国的道路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积极推行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

[关键词]陶行知教育思想

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陶行知,原名文睿,安徽人。1910年秋进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学习,改名“知行”。1914年赴美国留学,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后,成了杜威的关门弟子。1917年秋回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介绍实用主义教育理论。1922年初,他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2年底,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东南大学,他任教育科主任。1923年,他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与朱其慧、晏阳初在北京发起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专任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积极提倡平民教育运动。这时,他认为“平民教育是改造社会环境的一个最重要方法”,可以“推定国家的命运”,幻想利用平民教育来“打通”贫富、贵贱的关系,从而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这种主张,无疑是一种“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思想。在这个时期,他还经常在《新教育》上发表文章,批判旧传统教育,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主张。

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了《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并在1927年春,与赵叔愚在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创办了南京市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名为晓庄学校。他著名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理论,就是在这个时候确立起来的,并且在“晓庄”加以试验。1930年4月13日,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晓庄学校,陶行知因受到通缉而逃亡日本。

1931年春,陶行知回到上海,从事科学普及教育,提倡“科学下嫁运动”,创办了“自然科学园”。1932年在上海郊区创办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主张把工场、学堂、社会打成一片。陶行知认为“中华民族的新生命是在工学团的种子里潜伏着”,“工学团是中华民族之救命圈”。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正式改名为“行知”,以表示他坚信唯物主义认识论。

从1917年到1935年,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发展的前期阶段。他提倡鼓吹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三大运动,其思想基本上是属于“教育救国”论范畴的。毋庸讳言,这是由于受到杜威思想的影响。

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创办晓庄学校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不仅在于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理论,还在于他当时就看到了中国革命要靠农民,喊出了“唤醒锄头来革命”、“革命成功靠锄头”的口号。为了唤醒农民起来革命,所以要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可以说,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提倡乡村教育、办乡村学校的先行者。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开始高涨,这对陶行知有极大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号召“山海工学团”师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办了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它成了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圣地”和“沙漠里的绿洲”,蜚声中外。育才的教育实践,大大地丰富了“生活教育”理论,从而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从1936年后,陶行知教育思想进入了后期的发展阶段,由一个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者,转变成为一个“国难教育”、“抗战教育”、“民主教育”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家。在政治实践上,他积极地参加抗日斗争,坚决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坚持斗争直至1946年7月25日去世。他的死,“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

二、提倡为大众服务的普及教育

陶行知最大的心愿,是要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把文化科学知识从少数人手里拿来交给大众,使“整个民族现代化”。1920年夏,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就开办了暑期学校,亲自教居民、车夫、小商贩读书识字。在提倡平民教育运动时,他编写了《平民千字课》,举办平民读书处和平民学校,并到机关、工厂、商店、家庭、和尚庙乃至监狱里去教平民识字。1926年后,他又致力于乡村教育运动。他认为中国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5%,爱中华民族,就得爱“中华民族中最多而最不幸之农人”。

1931至1935年间,他又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他说:“反动派在那里提倡生产教育,我们今天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使生产的劳苦大众受教育,不是生产教育而是生产者受教育。”他说,普及教育就是把文化知识变成空气一样,普及于众生,人人都得呼吸,人人不可少。普及教育要城市与乡村同时并进,成人教育和儿童教育“打成一片”。他明确地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联系起来,认为“这才是我们所要普及的教育”。更可贵的是,他还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的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他主张普及教育必须“劝导与强迫并行”,把普及教育与教育立法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很有远见的主张。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是从当时社会实际出发的。旧中国,文盲占了总人口的90%以上,而在经费、师资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只能把普及教育的计划“建筑在极困难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陶行知认为,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要在学校之外,创造出一种较为自然的组织来补救,学校是文化的“旅馆”,只能暂住而不可久留。自学团、共学团、普及教育团、生活教育团、工学团“才是文化之活细胞”。

根据以上论述,可以把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把普及教育的目的同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争取民族的自由平等联系起来。

2.把普及教育和控制人口增长联系起来,否则“一万年教育也不会普及”。

3.把普及教育和教育立法联系起来,“劝导与强迫并行”。

4.普及教育应从群众的生活实际出发,因陋就简,用穷办法普及穷人所需要的“粗茶淡饭的教育”。

5.普及教育专靠学校不行,要多种形式并举。

陶行知的普及教育思想和实践,经历了一个探索、创造、前进、发展的过程。从推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而进入国难教育、战时教育、全面教育、民主教育等阶段,每一次的新探索,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进步,并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而发展,沿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前进。

三、提倡教育联系生活和劳动

陶行知竭力反对脱离生活、脱离劳动的传统教育,认为传统的“老八股”教育是为教育而办教育,用“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的办法,把读书人引入“伪知识的圈套”,而成为废人。

陶行知批评传统教育是“先生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传统教育是“叫人分利不生利”,“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为教育而教育。他指出:“教育没有农业,便成为空洞的教育,分利的教育,消耗的教育。”因此,他大力提倡生活教育,主张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后来他进一步主张“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同时,他也反对“仪型他国”、全盘西化的“洋八股”教育。

陶行知的教育联系生活、联系劳动的主张,是他“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企图用教育的力量来提高农业生产,从而改善农民生活。后来由于他不断地和工农大众接触,特别是在他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后,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就有了新的发展,不再是单纯地为提高农民的生活,教农民读书识字,而是主张“把一般无用的知识分子变成参加生产的集团之成员,更进一步把农民变成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变成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虽然他这一主张在旧中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已经意识到知识分子和农民最后变成“统一分子”,是要通过生产劳动教育来完成的,从而缓和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陶行知的这一主张,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四、“生活教育”论

“生活教育”论是陶行知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主体,它包括了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自身又不断发展前进的教育理论。陶行知创立“生活教育”论的原意,是由于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失败,“所找出来的新路”。同时也是出于对传统教育的憎恨,试图从“根本上”来改造传统教育。“生活教育”论主要内容有:

“生活即教育”――是生活教育论的核心。陶行知指出:“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生活决定教育,教育与实际生活相联系。生活教育最初多侧重日常生活,遇到什么事,就受什么教育,但“生活”范围很大,处处有生活,处处要进行教育,便降低了教育的特殊职能,所以以后他把生活的范围概括为健康的、劳动的、科学的、艺术的、改造社会的五种。生活教育是一种终身教育。它与生活同步,“与生俱来,与生同去,出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生活教育的目的是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

“社会即学校”――是“生活教育”论的另一个重要主张。陶行知指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他认为,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了,“一切都减少,校外有经验的农夫,就没人愿意去领教;校内有价值的活动,外人也不能受益”,从而批评“学校即社会”是鸟笼,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关在鸟笼里一样。而“社会即学校”则不然,是要把鸟笼里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任意翱翔,“是要把学校的一切伸展到大自然里去”,把整个社会作为教育的范围。他认为,“不运用社会的力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需要,便是盲目的教育”。传统学校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了一道高墙”,“社会即学校”就是为了冲破这堵“高墙”,从而把学校伸张到整个社会,在这所“伟大的学校”里,人人可以作先生,人人可以作学生,“随手抓来都是活书,都是学问,都是本领”。但他主张把“社会”和“学校”划上等号,抹煞了学校的特殊性。不过,以后在理论上又有所修正。

“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论的教学方法论。他认为,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个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他说,“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而“做”是一切教育活动的中心,即“做(既)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由于片面强调直接经验和感性知识,把做的过程和教学过程等同起来,这就抹煞了教学过程的独特意义,使系统知识的传授降到次要的地位,这种思想在晓庄办学时得到充分体现,到1939年以后在办育才学校过程中才有所改变,重新重视课程设置和课堂教学。可见,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是针对注入式的“教授法”的。传统的教授法是以“教”为中心,完全没有学生的“学”。陶行知的教学实践就是从“教授法”到“教学法”,由“教学合一”到“教学做合一”,这一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一种重大的贡献。

总之,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论有着许多有益的主张和有价值的见解。特别是他后期教育思想变化后,“生活教育”论也随之发展变化。后来他认为“生活教育”有六个特点:生活的、行动的、大众的、前进的、世界的和有历史联系的,从而把“生活教育”论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五、论教师

陶行知认为,我们对于自然的环境和人为的环境,都要有理想的安排。教育是实现理想社会的历程,假使理想社会里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运用教育力量去改变它;至于优良的虽在这社会之外,也要把它吸进来。教师应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教师的生活是艺术生活。教师的职务也是一种手艺,应当亲自动手去干的。那些高谈阔论,妄自尊大,不屑与三百六十行为伍的都不是真教师。教师得人,则学校活,学校活,则社会活。教师是虚心的,好观察和尝试,教师对于科学和科学上其他的新发明,都应感到有浓厚的兴趣。

要热爱学生。教师要和学生打成一片,共事共学共修养;对学生要一视同仁,不能厚此薄彼。他说,你若把你的生命放在学生的生命里,把你和你的学生的生命放在大众的生命里,这才算是尽了教师的天职。他讲,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中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他还认为,一个不长进的人是不配教人,不能教人,也不高兴教人的。“后生可畏”不是一句客气话,而是一位教师受了大众的蓬蓬勃勃的长进的压迫之后,对于自己及一切教师提出的警告。只有不断的追求真理才能免掉这样的恐怖。作为教师,要“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要“爱满天下”。他深信,如果全国教师对于儿童教育都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必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伟大的新生命。

他认为,在共同生活中,教师必须力求长进。好的学生在学问和修养上,每每欢喜和教师赛跑。后生可畏,正是此意。我们极愿意学生能有一天跑在我们前头,这是我们对于后辈应有之希望。学术的进化在此。但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师道之可敬在此。所以我们要一面教,一面学。不断学习,教师必须一面教一面学,“不是贩卖些知识来,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

要追求真理,勇于创新。他指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方是教师职业之真、人性之真。

主要参考文献:

1.《什么是生活教育》

2.《陶行知教育论文选辑》

3.《陶行知教育文选》

陶瓷艺术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形式。陶器的出现已有了八千多年的历史,在东汉晚期,瓷器已相当成熟,从而中国是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陶瓷艺术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初探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 要: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陶瓷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从陶到瓷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新石器时代到河姆渡文明,从青瓷到彩瓷,从唐三彩到宋名窑等,现代的陶瓷更是进入了精美细腻且具有声、光、磁和电等等功能的新型陶瓷时代。陶瓷艺术即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我们该如何进行其的教学呢?本文将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探究,阐述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分析当前陶瓷艺术 教育 的现状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有利于其教育发展的相关建议及意见,以供同行加以借鉴与参考。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陶瓷艺术;教学;策略;初探

中图分类号:J5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5-5312(2014)23-0220-01

在我国,陶瓷艺术是一门依托于陶瓷全行业发展的学科,其本身具有特殊性与广阔性,这也将是陶瓷艺术专业得以长久存在和发展进步的源泉动力。因此,需要我们对陶瓷艺术教学进行一定程度的变革,想方设法将陶瓷艺术教学办好。

一、陶瓷艺术教学的重要性

陶瓷艺术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历史中较为重要的一个象征,它是中国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陶瓷艺术 文化 的延伸和传承,对人类历史文明有着杰出的贡献,记载了中国人民艺术发展的历史,彰显了国家历史文化的发展历程,是我们民族的最重要的骄傲之一。现如今,虽已进入了工业高速发展的社会阶段,但陶瓷艺术仍具有无法估量的重大的时代价值。这不仅在于陶瓷成为了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有极高的美学欣赏价值,更重要的是陶瓷艺术是古代人们开启人类智慧的重要之举,是帮助认识国家文明历史发展历程的重要助手。把陶瓷艺术文化世世代代相传下去是中华民族的责任,陶瓷艺术教育是传播陶瓷艺术文化的最为有效的 方法 。在当今,陶瓷艺术教学有众多积极的意义。陶瓷艺术教学不仅能开发人的思维,陶冶情操,培养素养,而且还可以传授艺术知识,使学生更加了解认同民族的文化。陶瓷艺术教育既是一项职业技术的教育,更加是综合、多维、立体的教育。现代陶瓷艺术教育的工作重心点是把陶瓷艺术发扬光大,要做好此重心工作需对陶瓷艺术教育积极的意义进行深刻的认识,重视陶瓷艺术教育的地位。

二、陶瓷艺术教育的现状

我国陶瓷艺术教育虽然已经历了大半世纪的时间,但仍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大部分的教育仍采用技巧的教学为主的教育观念,追求“经技入道”。只有技巧但无思想无创造力的人即是所谓的匠人,只能跟着别人的后面跑,永远也走不出有自己特色的道路来。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是需要有独立的思想,有主动创造的意识,同时也需要具有对学术进行不折不挠的专研精神。否则,即是具有再好的技艺,也难以在创造山有所造诣。所以,如何对陶瓷艺术教育品位进行提升,如何使得陶瓷艺术精神在教育中发扬及如何摒弃掉传统落后的师承教育的模式等等是当前陶瓷艺术教育的难题。

三、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的策略

(一)清晰界定陶瓷艺术教学目标及发展方向

目前,我国的美术学校一般把陶瓷专业归为陶瓷艺术设计专业,这是一个较为含混含糊的提法。首先,自由的陶瓷艺术和日常使用的陶瓷产品设计两者间是具有很大的差别的,是不能混在一起的。其在专业的范畴上,日用陶瓷的设计与艺术创作展上供展的陶瓷艺术作品在创作思路及实现都有很大的区别。虽然目前还不是一个把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划分为“陶瓷设计”和“自由陶瓷艺术”齐发展的好时机,但是要把此提上陶瓷艺术教育的议事日程上,作为一个陶瓷专业的发展目标,促进陶瓷专业的发展更加专业、更加深层、更加完善。

(二)加大美术院校陶瓷艺术教育经费的投入

陶瓷艺术的教育具有积极的意义,肩负着重大的任务,学校和政府教育部门应该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责任和目标有深刻重要的认识,教育经费的增加投入是协助支持陶瓷艺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基础。学校需根据经费合理的安排配置陶瓷艺术教育所需的教育设施,合理科学地分配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间的费用,避免实践与理论脱节。院校还应采用各种有效的 措施 对陶瓷艺术教育的软件设施加强建设,提高师资,除了聘请具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之外,还可广纳民间传统陶瓷艺人对学生实践进行指导,同时也可聘请专业技术造诣高的教授定期对学生进行指导。

(三)建立实践基地

陶瓷艺术实践的教学对整个教学的效果影响极大,实践教学是陶瓷艺术教育的重要环节,但当前其也是陶瓷艺术教学中相对薄弱的环节。为了加强陶瓷艺术的实践教学,院校很有必要建立陶瓷艺术实践基地,设置专门的陶瓷艺术教室,并且配置完善的实践基础设施,满足学生的实践操作所需。在建立实践基地之后,学校还应把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结合起来,适当安排实践教学的课程,注重对学生的操作动手能力的培养,让对陶瓷艺术有兴趣的人都能有机会亲自动手制作陶瓷,为广大的学生提供能让其充分展示自己创新能力的空间舞台。

(四)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

要想促进陶瓷艺术教学发展,对教学课程进行改革也是必要。其改革的重点是培养出技能型与应用型的人才,使得专业技能的教育满足适应市场的发展,其将使得学生在短时间内了解掌握陶瓷制作工艺,激发学生对陶瓷学习的兴趣,并能开发学生的潜能,提高其文化素养和审美的能力,形成鲜明独特的欣赏审美个性,激活学生创新的意识,从而使其创造出优秀的陶瓷作品。

课程的设置应注重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激发学生的 爱好 兴趣。学习者的学习动机、 学习态度 对学习的效果影响甚大,陶瓷艺术教学应注重学生的学习要求和动机,培养学生艺术创造力。在形式上,陶瓷艺术教学应以注重强调学生的主体性,通过对艺术设计构思进行多种可能性、多层次的尝试,带着目的性去需求变通的方法,寻求事物间的联系和相互关联的学习方式。在此教学中,教室带领了学生一同实践,与学生在相同的环境主体下,进行共同的创造、学习和体验。这种方式非常有利于学生能够准地把握课程主题,同时对在这过程中所建立的假设进行超越课程本身的对话,可以引导学生真正进入创造的境界,并且能够使学生最大可能地认知教学过程中的价值意向及情感流露抒发,避免刻板,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发挥创造能力和造型的表达能力,充分激发了学生的创作的热情和创新能力,使得学生能够很好地通过充分开放的方式把在课程中获得的技能、知识和个人情绪情感特征等自然流畅地表达出来。

课程的设置安排注重强调“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院校应尽可能地多为学生提供与教学课程相关联的信息,在思维和视野上开拓学习者对材料、造型认识的有限性。譬如,可以让学生常走出学校,走进企业工厂中,亲身去感受制作材料和陶瓷制作现场的气氛,捕捉自己对材料和手工艺的最原始的感动,从而培养他们那双敏锐的眼睛,培训他们进行实验时的能力胆量及探究摸索的兴趣。当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对陶瓷的材料或造型工艺特别感兴趣时,这就说明了学生思维已经和事物的原创状态紧紧地联系着,到此时,教师有必要对学生的创作灵性情绪进行细化并引导,在对材料的认识和技术认知上给予适当的以点带面的指导。通过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教与学互动起来,自然地学生的创作思维灵感得以很好的发挥,原始传统的被动式的教学方式得以消解。

校企合作,开拓第二堂课。通过学校与企业合作办学,实施师带徒的教育模式,全面的考虑学习者的学习要求、兴趣和目的,为学习者提供适合不同阶段、不同场所的实践活动,提高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建设新的课程体系,淘汰过于旧的课程,增加专业课程学时尽可能使得学习者精通一门工艺技术,引导学习者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实现学生的就业。

四、结语

陶瓷艺术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在陶瓷艺术文化的延伸和传承中,教育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当代陶瓷技术的教学中存在着自身的不足与问题,我们需要进行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并采取相应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改革,以促进陶瓷艺术教学的发展。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陈梅,范昭平.论民族院校陶瓷艺术教学改革[J].美术教育研究,2012,(11).

[2]程幸.关于传统陶瓷艺术教学模式的改革――以景德镇陶瓷古彩装饰艺术教学为例[J].职教论坛,2012,(35).

[3]楚梵.现代陶瓷艺术教学探究[J].美术教育研究,2014,(03).

浅谈明代陶瓷艺术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摘要

摘 要:中国瓷器的发展,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度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景德镇瓷器产品占据了全国的主要市场,因此,真正代表明代瓷业时代特征的是景德镇瓷器。景德镇的瓷器以青花为主, 其它 各类产品如釉下彩、釉上彩、斗彩、单色釉等也都十分出色。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内容

关键词:明代青花 红绿彩 装饰技法 成化瓷器 高士图 斗彩

一、明代青花的“高士图”

“高士图”是瓷器上的重要表现题材。“高士图”是以文人雅士情趣生活为题材的一种瓷器装饰的明代青花瓷器的纹饰丰富多样,高士图属于人物纹饰一类,,如王羲之爱鹅、爱兰,陶渊明爱菊,周茂叔爱莲华“高士图常见于青花瓷和斗彩描绘在瓷瓶上缸、罐、杯等器物的主要部位上装饰。

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从其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等方面考虑,将它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论述。

1、前期:洪武、永乐、宣德、正统、景泰、天顺。

前期青花高士图的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杯、瓶、碗为主;2.多使用“苏麻离青”料,色泽浓艳晕散,以国产青料为主,发色清新艳丽。中;3.构图表现较为单调,突然单个;4.高士绘画技法较为写意、工整,以一笔点画为主

明朝建国之初,治者实行了一系列宽松政治,社会经济比较繁荣,也有少量的云龙纹、庭院小景类,纹饰基本上以缠枝、折枝花卉为主。

2、中期:成化、弘治、正德。

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开始繁荣,景德镇的瓷业生产得到较大的发展。青花瓷有自己的风格,物华自成一体,放开始采用国产平等青料,有所青花色泽淡雅清新,造型轻巧俊秀,绘画疏朗舒适。

成化、弘治、正德时期,是明代青花高士图的流行期。其特点主要有:1器物造型以碗、盘、罐、瓶为主;2.采用国产平等青料,发色清雅;3.秀美的自然风光为背景,但绘画不及永、宣时画法严谨;4.绘画技法既有写实,也有写意,点画与勾勒平涂并举,人物形象用笔不多却很传神,人物潇洒飘逸。

明至成化,书生人物形象总是出现在博发鬓随风飞扬,衣袂飘动,优雅脱俗之气。高士绘画是勾勒渲染,把轮廓勾勒出来,以青花料渲染,这正是明中绘画的典型手法。成化时的纹饰,以逐渐走向淡雅风格。

3、后期:嘉靖、万历。

高士图更加流行期,注重装饰,明代青花高士主要有特点:.使用国产“回青料”,青花发色浓艳;3.高士题材广泛,在传统的基础上又有创新;4.绘画多采用勾勒平涂技法。

末期:天启、崇祯。

天启、崇明代末期,社会动荡、战争不断、国力景德镇御窑几乎停产。此期的青花瓷,既沿袭了万历时的材料,又开启了明末清初的新面貌貌。

综上所述,明代青花高士图各个时期的时代脉络清晰,特征突出,前、中、后、末四个时期,分别为初创期、行期、风行期、转变期。

二、红绿彩瓷器

禹州作为著名的钧窑所在地,依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明代禹州所产红绿彩瓷器大致,可分为明前期、中后期两个阶段。

1、前期

明前的禹州红绿彩瓷器精品大多已流失海外。此外,在河南禹州、许昌、郑州及安阳等地的旧城改造中,发现了大量的红绿彩瓷器残片,品种有白地黑花红绿彩、红绿彩绿釉黑彩及绞化妆土红绿彩。

2、中后期

自明代中后期,禹州红绿彩产量大为减少。因为大量人员受到景德镇销售行情影响有关,德镇釉上彩瓷质量上明显占优势,并且大量生产,使禹州红绿。

三、青花装饰技法

青花瓷亦称白地蓝中华花,华清新明快中博、富丽典博雅,是独具高雅审物华美品位的华中艺术瓷品种。

德化窑青物华花瓷以其装饰图案博丰富多彩、构图简介舒华物展、笔法物洒脱博华豪放华物、画风朴实大方等独特中青花瓷质地洁白、美丽、典雅大方,给人以清新明快、肃穆端庄之感。装饰技法主要是通过线条的粗细、疏密、点线博等笔法来表现各种艺术意境,中刚柔、虚实、浓淡、轻重的变化,运笔之法有中锋、侧锋、逆锋、拖等。

四、明朝成化瓷器

以斗彩最富盛名,其中大部分为景德镇烧的官窑器,还有一些民窑器。

成化烧造数量虽不及之前宣德朝的,然而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堪称明代瓷器成化瓷器总体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

1、型

成化瓷器的造型,成化瓷器既保持续了明代初期瓷器的基本物中型特点,即:口外撇,腹鼓而丰满,中给人以古拙稳重之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大多为杯、盘、碗、碟、瓶、盖

2、斗彩

“斗彩”又称“逗彩”或豆彩”,因不同的理解而得名。还彩”的意思是“ 彩绘 骈连,有如逗并”。也有认为“斗彩”说法源于“花朵攒簇,有类中斗争”的。现在大家趋向于“斗彩”。

3、釉质与釉色

中,大部分成化瓷器为白釉,釉面肥厚滋润、细腻平滑洁白无瑕,如脂似玉。婉转柔和、晶莹润泽。其他的釉色也有,色彩釉,有鲜红釉、黄釉、、蓝釉、酱釉及仿前代的哥釉等。

4、款识

成化官窑款识物中,在字体上如出一人手,用笔自内中有骨,柔中有刚,古拙朴实,挺拔瘦劲,笔道大又圆润即字数少,青料书写,个别用色釉。成常以竖排双行来构图,一般在器底物华。明成化民窑纪年款:一般分为“大明成化年制”,“大明成化年造”,“成化年造”等几种署款方式。

5、纹饰及图案

成化瓷器纹饰图案种类齐全瓷器上的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自然纹、几何纹、文字等等一应俱全。

陶瓷艺术教学论文文献

[1]《明代禹州烧造红绿彩瓷器》 收藏 郭学雷 2009年第7期

[2]《浅谈德化青花装饰技汉的继承与创新》 陶瓷科学与艺术 苏志勤 2010年第2期

[3]《浅谈明朝成化瓷器》 科学大观园 李琼2008年10期

[4]《明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上的“高士图”浅议之概述及分期》瓷库中国 2012-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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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社会中,陶行知的爱的 教育 思想在至今的教育中有很大的意义。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陶行知爱的教育论文,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陶行知爱的教育论文篇一:《践行陶行知爱的教育思想,用爱心塑造中职生的灵魂》 摘 要:陶行知先生说过:“没有爱的教育将会使之枯燥,像山泉枯竭一样。”在教书育人中,育人是最根本的,这就要求教师有堪为人师的人格和品德,有着对学生的一种无私奉献的爱。爱也是中职生必备的重要道德品质,教师通过爱的教育,在学生心中培植爱的种子,激发爱的情感,塑造爱的灵魂,最终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关键词:爱的教育塑造灵魂道德情操 作者简介:陈春华,男,江苏省句容中等专业学校教师,长期从事一线教育教学工作。 温家宝曾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爱就没有一切。”作为中职学校的教师对此感同身受。爱作为人的一种情感、品质,它不是先天就有的,它是教育的产物。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所面对的是90后的中职生――85%都是独生子女,如果在教育工作中有效践行陶行知先生“爱满天下”的教育思想,那就能营造出和谐、温馨、亲切的师生关系。教师通过爱的教育,可以在学生心中培植爱的种子,激发爱的情感,塑造爱的灵魂,最终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 一、陶行知“爱满天下”教育思想的阐述 陶行知是我国“五四”以后最有影响的教育家。“爱满天下”是陶行知毕生追求的教育真谛;“热爱每一个学生”、“为了孩子,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是陶行知的教育格言。在教育实践中,他以睿智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倡导并实践了爱的教育。 爱的教育也是中小学教育的基本原则和 方法 。教师对学生的爱在教育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种师生互爱的关系中,学生不仅乐学,而且个性也会得到充分发展,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 二、中职学生群体的主要问题 中职学生是处于中等职业教育阶段,年龄在15~17岁之间的青少年群体。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及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心理、思想、言行等方面都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认识判断能力较低,重朋辈友情。当学校的 规章制度 与“哥们”义气发生冲突时,部分学生会倾向于同学朋辈友情,或帮助犯错误的同学隐瞒真相,或协助同学甚至一起违反校纪、校规。(2)适应能力和自制力弱。对周围环境敏感,情绪易波动;注意力分散,组织纪律性差;争强好胜,易产生妒忌心理等。(3)专业思想不牢,部分学生对家长为其选择的专业存在逆反心理,课堂不专心,无学习兴趣。这些问题的存在,给日常教学教育管理工作带来不小的难度。 三、中职传统德育工作的方式 长期以来,在中等职业学校,有些教师本身对学生就存在偏见甚至歧视,加上学生的自卑心理,以及对“知识接受者”这一角色单一认同的影响下,一些德育工作的方式阻滞了中职生道德情操的发展。 1.注入式 主要表现是把“法定”的政治主张、思想观点、道德规范乃至行为要求等灌进等待装载的心理和道德“洞穴”中去。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学生的思想,窒息了学生的自主性和创造性。 2.教条式 主要表现是重理论、轻实际,重结论、轻过程,强调范式、反对逾越,崇拜条条,反对质疑。结果是束缚思想,束缚手脚,令学生无可避免地产生枯燥感、单调感和厌倦感,销蚀追求知识的激情。 3.苛严管束式 表现为只信强制,不信自觉,只讲约束,不讲自由,只讲严格,不讲宽容,乐于训导却不善鼓励,乐于指正却吝惜赞赏。师生关系多为管制和被管制的关系,处于这样的教育氛围中,学生几乎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四、在中职教育中渗透爱的思想 1.以爱为核心,塑造高尚师魂 陶行知先生说:“要想学生好学,必须先生好学。唯有学而不厌的先生才能教出学而不厌的学生。”在此我们可以延伸这句话:要想学生有爱心,必须先生有爱心。唯有爱满天下的先生才能教出爱满天下的学生。 “比教学艺术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人格魅力。教师人格魅力的灵魂是一个‘爱’。爱就是一种教育,谁有爱心,谁就把握了教育的真谛。”当一位教师真诚地为学生付出自己的爱心以后,他可以真正的走进他的每一个学生的内心世界,使自己成为每一个学生的良师益友。而作为学生,他在感受教师对他的爱意与关怀时,他内心真正感受到的还有成人世界(社会)对他的肯定,必然会更加充满信心,努力向上。他们也会把这种美好而积极的情感体验迁移到对他人的信任、尊敬、关爱。此时,作为教师,他所完成的不仅仅是一项工作,给予学生的,也不仅仅是知识,还有爱,一种尊严的灵魂! 2.以爱为基石,平等对待每位学生 “教师的爱是滴滴甘露,即使枯萎的心灵也能苏醒;教师的爱是融融春风,即使冰冻了的感情也会消融。”因此,只爱一部分学生,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学生冷漠,那是偏爱。陶行知特别反对“纯以面貌美丑为取舍”的选拔法,他做到了如 谚语 所说的那样:“漂亮的孩子人人都喜欢,只有爱难看的孩子才是真正的爱。”由此我想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种理智的诚实的公正的稳定的师爱,她是高尚情感和科学理性要求相结合的产物。 以爱来平等对待学生是教育获得成功的基础。感情注入越多,对学生越爱,学生心灵就越会被你所征服。一位教师道出了真谛:“……师生关系紧张,表扬――学生认为是哄人;批评――学生认为是整人。在这里,表扬和批评都成了教育的障碍。所以,只有从真正的爱生之情出发,教育才是有效的。” 3.以爱为桥梁,沟通师生心灵 (1)倾听是沟通的起步 陶行知曾说: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的,才会打动心灵的深处。作为教师,倾听是爱的重要组成部分,倾听能够让教师在最短的时间内,更全面地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身体状况、情感波动乃至人生观、世界观的价值取向,能够获取学生对自己的评价,对工作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传达教师对学生的尊重、赏识以及无限的期待,给予学生无尽的信心与勇气,让学生也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 倾听,最重要的是营造平等和谐的氛围,要俯下身子,成为学生的真正朋友。即使学生的观点和意见不准确,也要认真倾听,努力包容不同的思想观念和意见。华南师范大学胡东芳教授在《对话与倾听》一文中指出,倾听需要做到三点:一是注意。用自己的眼睛注视说话的学生,将注意力始终集中在学生谈话的内容上,不要轻易打断;二是接受。用点头、微笑等表示你对他的理解,即便不一定赞同,也要保持专注、尊重的态度;三是引申话题,用重述学生的意见、情感,或用恰当的提问,鼓励帮助学生完成他们的叙述。实际上,与专注的神情、尊重的态度相比,内心情感的体验更为重要。在学生倾诉时,我们应该与他“同命运,共呼吸”,分享他的快乐与痛苦,担忧他的困惑与彷徨,寻找他的需求与渴望……这样,我们才能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情感与理智世界,才能给予学生人性关怀和人性激励,让教育的精神得以实现。 (2)尊重是建立沟通的基础 孔子云:“敬人者人敬之。”要想赢得学生的喜爱和尊敬,只在口头上 说说 肯定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要做到“润物细无声”。一个常体验到尊严的人,总是对自己更有信心,办事更有能力、更有效率。 首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这种尊重应该包含着真诚与信赖、宽容与激励,平等与友爱。据报载,在美国学校的低年级教室中,教师常常蹲下来与学生交流;在课堂上,教师也常常弯下腰为学生独特的发问而鼓掌。美国教师解释说:蹲下来交流,是因为学生个子矮,在与老师交流时,会产生压迫局促的感觉,这对于同成人一样具有独立人格的小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弯下腰鼓掌,是因为教师板直腰居高临下地拍拍手,小学生不认为老师的掌声是真诚的,只有弯下腰,两眼望着学生,融入学生中间,那掌声才是发自内心的。可见,“蹲下来”与“弯下腰”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肢体动作,其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民主的思想。 其次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教师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生,不但要给予某方面的领先者以尊重,表达自己的敬佩、赞美之情,更要给予落后者以尊重,捎去自己的宽慰与鼓励!在教育教学中,教师创设宽松和谐的教育氛围,改变那种过分强调统一的教育观念,承认学生的个体差异,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保护和弘扬学生的个性。 总而言之,师爱是一种激励学生个性和谐发展的无可取代的教育力量。有了爱,师生之间才能以诚相见,心心相印,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学生需要在充满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教师通过爱学生来激发学生爱的情感,从而塑造爱的灵魂。 参考文献: 〔1〕石英 朱秀洁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科技信息》2009年36期 〔2〕孙芳芳 汤生玲《中等职业学校的德育工作与创新教育》――《职教通讯》2010年01期 〔3〕郁舒雯 《班主任工作与中职班级管理》――《职教通讯》2009年09期

与澳门之缘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刑法是关于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其渊源有以下几种: 第一是刑法典。刑法典是国家以刑法名称颁布的、系统规定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法律。我国197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1997年 经过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可谓刑法典。当人们院“刑法第xx条”或“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等时,其中的“刑法”都是指刑法典。 第二是单行刑法。单行刑法是国家以决定、规定、补充规定、条例等名称颁布的、规定某一类犯罪及其刑事责任或者刑法的某一事项的法律。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如《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关于禁毒的决定》等。这些单行刑法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漏洞作了增加规定,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不完善作了补充规定,要么是针对旧刑法典的缺陷作了修改规定。但随着新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其中《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等15个单行刑法被废止;《关于禁毒的决定》等8个单行刑法有关刑事责任的规定失去效力,有关行政处罚与行政措施的规定则继续有效。这是因为上述23个单行刑法的内容基本上都已纳入新刑法典。新刑法典颁布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8年12月29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现行有效的单行刑法。 第三是附属刑法,即附带规定于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罪刑规范。与国外的附属刑法不同,我国以往的附属刑法都没有直接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旧刑法典公布后,出现了130余个附属刑法条文,对完善刑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随着新刑法典的颁布与施行,这些附属刑法规范基本上都失去了效力。新刑法典颁布后,行政法、经济法等法律中的一些条款,只是形式上概括性地重申了刑法的相关内容(往往表述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没有对刑法做出解释、补充、修改等实质性规定。这些规定很难称得上附属刑法。 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的省级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的特点和刑法典的基本原则制定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也可谓刑法的渊源。但这种规定只在特定地域适用,没有普遍效力。

澳门历史 [5000年前已有先民足迹] 澳门地区从近几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十多年前及1995年在路环岛黑沙的沙丘中发掘出土的彩陶以及玉器,经鉴定,证实是四、五年前的珍贵古文物,与其同时出土的石斧等石器,同近几年来在距离澳门不远的珠海地区出土的同类文物,属于同一文化系统,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祖先,已在澳门一带的地区劳动、生息。澳门、路环、黑沙等地,早已是中国大陆的原始居民足迹所到之处。在商周时期,古代居民已在这些地区居住活动,所以,澳门、珠海出土文物中,有春秋时期的簋、罐以及战国时期的陶器等。 [南宋末年始有华民定居] 一千几百年内,澳门地区虽然有人迹所及,但毕竟还只是舟船随季候风寄泊之地。人们推测澳门半岛之有华人定居,是在南宋皇朝倾覆之际。当几十万南宋军民乘船长驱到达澳门一带,有的可能踏上这片半岛汲取淡水、寻找食物,有的更可能将这片荒僻地辟成藏身之所。召集澳门半岛上名为"永福古社"的沙梨头土地庙,便相传邕建于南宋末年。大约在南宋末年至元初,澳门半岛上的望厦、(虫右加豪)镜等地,已是定居的居民点了。 [葡人未来澳已有妈阁庙] 在明成化年间,由居澳的福建莆田、泉州以及广东潮汕等地的居民集资,兴建妈阁庙。 始建时的妈阁庙,位于娘妈阁,初名海觉寺。妈阁庙历史逾五百年,葡人商船最早来澳的,是在妈阁庙涉头登岸,询问居民地名。据说"马交"(MACAU)之名乃由此而来,实为闽语娘妈的一音之转而至。妈阁庙是天后庙,是澳门三大古庙之首。未有葡人来澳,便已有妈阁庙,便已有华人居澳。 [澳门问题的形成]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澳门问题是由中国封建王朝的腐败无能和外国列强的入侵造成的。 1535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码头停靠船舶,进行贸易的权利;1553年,葡萄牙以曝晒船上水渍货物为由,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吏,进入澳门居住;至1557年起,他们每年须向当地中国官吏交纳一定银两的地租,以换取在澳门居住的资格。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晚清政府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之下,被迫割地赔款。葡萄牙政府也趁机发难。1845年,葡萄牙颁布法令,公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并拒交地租,以武力抢占关闸,驱逐中国官吏,绑架中国士兵。1851年和1864年又先后强行将X仔与路环两岛划入其管辖范围,从而逐步完成了对澳门的占领。 1887年,葡萄牙与中国清政府在北京签订不平等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迫使清政府允许葡萄牙“永驻管理澳门”,但该条约涉及的勘界问题经多次会谈一直无法达成协议。1928年,当《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第四次期满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曾照会葡萄牙政府,声明中止该条约,并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新的《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新条约没有提及澳门问题,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1955年,葡萄牙颁布了《澳门海外省组织法》,擅自将澳门视为其“海外殖民地”。1974年,葡萄牙国内发生了反法西斯政变,宣布放弃所有海外殖民地,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并于1976年颁布了《澳门组织章程》,规定澳门地区属葡萄牙管治下的特殊地区,享有行政、经济、财政及立法自治权。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双方就澳门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澳门是中国领土,目前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澳门不是殖民地!] 所谓殖民地,通常是指一个独立的国家因被他国占领,管辖而失去应有的主权,以致于沦陷为他国的附属地。如安哥拉曾被葡萄牙占领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虽然也被葡萄牙占领并受其管辖,但众所周知,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对澳门享有神圣的主权,这一事实决不会因葡萄牙对澳门实施占领或清政府与葡萄牙签订不平等的条约而有所改变,更不会因葡萄牙单方面将澳门视为其“海外省”而有所改变。由此可见,殖民地的概念,对澳门来讲显然是不适用的。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时指出:“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殖民地’范畴。”这一立场体现了中国政府的一贯态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1972年11月,联合国大会以99票对5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将香港和澳门从世界殖民地名单上除去的决议 澳门历史回顾: 1152年中国政府设立香山县,澳门属香山县范围,旧称香山澳、濠镜澳。 1277年中国军民开始在澳门定居。 1535年葡人在澳门停靠船舶,进行贸易。 1557年葡人进入澳门,并开始在澳门长期居留。 1573年居澳葡人开始向中国政府缴交地租,每年五百两白银。 1584年居澳葡人组成议事局(后来演变成今日的市政厅),作为管理居澳葡人的行政机构。而中国一向在澳门设有官府,专责治理中外居民一切事宜。 1685年清政府在澳门设立“关部行台”,此为当时中国四大海关之一。 1743年清政府为加强对澳门的管理,以肇庆府同知(府官的副手)移驻前山寨,设海防军民同知,“专司海防,查验出入渔船,兼管在澳民蕃”。香山县丞移驻澳门望庆村,专管华民与葡人之间的纠纷和案件。 1849年雅片战争后,葡萄牙人乘清政府战败之机,推行扩张政策,经过30多年的蚕食,占领了关闸以南的澳门半岛。 1851年葡人占领氹仔岛。 1864年葡人占领路环岛。 1887年当时的葡萄牙政府方使清政府先后签订了《中葡会议早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规定“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区治理它处无异”。中国人民从来不承认上述不平等条约,中葡亦一直未勘订澳门界址。 1928年7月6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外交部正式照会葡萄牙公使,声明终步1887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并于12月9日另订《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五条,其中未提及澳门主权问题。 1961年葡萄牙海外部确定澳门为旅游区,特准设赌。同年,澳门政府颁布“承投赌博娱乐章程”,公开招商承投。 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致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员会主席的信中指出:“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区的名单之内。中国将在条件成熟时用适当方式和平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在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联合国非殖民地化特委会于同年6月15日通过决议,向联大建议从上述的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同年11月8日,第27届联大通过该决议。 1974年4月葡萄牙内革命成功,新政府实行非殖民地化政,承认澳门不是殖民地,而是中国的领土。同年澳氹大桥建成通车,全长公里。 1975年最后一批葡萄牙驻军撤离澳门。 1976年葡萄牙法规定澳门是在葡萄牙管辖下的特殊地区。 1979年2月8日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达成的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将在适当的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1985年中葡两国领导人认为谈判解决澳门问题的时候已经成熟,同意于次年举行正式外交谈判。 1986年中葡双方于6月、9月、10月在北京举行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前三轮会谈。 1987年3月中葡双方在北京进行澳门问题的第四轮也最后一轮谈判,26日,双方草签联合声明。 1987年4月13日中葡两国政府总理代表两国在北京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联合声明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1987年6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葡联合声明》。 1987年9月21日新华社澳门分社成立,周鼎出任首任社长。 1987年12月11日葡萄牙国会一致通过《中葡联合声明》,出席国会的议员全体起立鼓掌。 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互换批准书,正式生效,澳门进入过渡期。中葡联合声明小组、土地小组成立。 1998年9月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共48人,其中澳门各界人士19人。 1988年10月8日澳葡政府决定兴建第二座澳氹大桥。 1989年3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兴建及经营批给合约正式签署。 1989年4月9日澳门基本法谘询委员会名单公布,共90人。 1989年9月10日澳门赛马会主办的赛马正式开跑,首日投注额1800万澳币。 1989年12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举行动工典礼,澳督文礼治主礼。 1990年5月25日郭东坡抵澳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1990年8月18日新澳氹大桥正式动工兴建。 1991年2月22日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葡萄牙,与葡外长达成协议,中文即日起成为澳门官方语言。 1993年1月15日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次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全体草委。 1993年3月31日八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1993年11月2日来往港澳间的客运码头新港澳码头正式启用。 1994年11月15日澳门特别行政区土地基金会投资委员会、谘询委员会成立。 1995年5月19日王启人抵澳担任新华社澳门分社社长。 1995年10月13日澳葡政府与中国银行及大西洋银行签署发钞代理合约,有效期15年。 1995年12月8日澳门国际机场隆重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荣毅仁、葡萄牙总统苏亚雷斯出席并剪彩。 1996年9月22日澳门选举产生第六届立法会。 1997年11月2日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会见澳门企业家代表团,称赞澳门是“东方的宝石”。 1997年12月11日中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区机构大楼奠基。 1998年5月5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 1999年12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参考资料:

1535年葡萄牙人贿赂澳门官吏,取得停靠码头、进行贸易的权利。1535年,葡萄牙人借口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租占,并通过贿赂当地中国官员于1557年正式在澳门定居,同年开始使用澳门名称。1848年后,葡萄牙殖民者相继占领了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

1887年,葡萄牙殖民者在《中葡会议草约》中塞进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的字样。同年12月,清政府与葡签订的《和好通商条约》中再次确认《草约》中有关澳门的提法。1928年4月,中国政府通知葡萄牙终止《和好通商条约》。

1979年2月8日中葡建交,两国就澳门问题达成协议,指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暂时由葡萄牙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机,中葡两国通过友好协商解决。1986年6月,中葡在北京就澳门问题举行首轮会谈。

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扩展资料

澳门的历史沿革:

澳门先秦属百越地。从秦帝国起就成为中国领土,属南海郡。澳门古称濠镜澳,与广州香山县的历史关系极其密切。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香山已属百越海屿之地。约前3世纪(即秦始皇一统中国之时),澳门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属南海郡番禺县地。420年(晋朝元熙二年),澳门属新会郡封乐县地。

590年(隋朝开皇十年),废新会郡改属宝安县地,757年(唐朝至德二年),废宝安县,改为广州东莞县辖。自南宋开始,澳门属广东省广州香山县。

1622年,荷兰人攻打葡萄牙租借自明朝的澳门,被击败(澳门之战)。葡萄牙人最初限定只能居住在澳门南方,1623年,葡萄牙政府委任马士加路也为首任澳门总督。

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首次公开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澳门问题。1986年,中葡两国政府开始为澳门问题展开了四轮谈判。

1993年3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于北京通过《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1999年前葡国管治下的一个中国领土,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

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中葡两国元首见证下,第127任澳门总督韦奇立和第1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何厚铧于澳门新口岸交接仪式会场场内交接澳门政权。

参考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网-澳门回归

“澳门文学”,作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名词称谓,在一般叙述中往往是不存有争议的。然而,当我们回溯澳门文学的历史、面向其文学的现实以及考察具体的研究视野,便会发现“澳门文学”一直是一个不断处于建构和争议状态的概念,而澳门独特的历史背景,当下的身份意识、形象确立的渴望,又在很大程度上加重概念归纳过程中的复杂性与多义性。显然,对于一个特定概念的界定,仅通过一篇文章的阐述是无法完成的。概念本身常常具有发展、变化的特质,往往使其只有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才能合理有效的展开并成为具体的话题,而本文正是在秉持上述逻辑的前提下,通过回顾“澳门文学”的生成、发展、确认等系列问题,呈现其概念辨析的意义与价值。

一、缘起与发端

自1984年3月,港澳诗人韩牧在澳门日报举办的“港澳作家座谈会”上呼吁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引起澳门文化人士广泛的共鸣,“澳门文学”的概念便成为建构澳门文学形象、展开澳门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历史地看,“澳门文学”概念的提出与70年代中葡建交、双方共同承认澳门为中国领土以及此后开展的一系列外交活动的背景紧密相关。面对这样的时代契机,澳门知识精英渴望把握历史机遇使澳门文学迈上新台阶、凸显自我形象,更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1986年1月1日,《澳门日报》“镜海”版发表了澳门学者郑炜明的文章《写在“澳门文学座谈会”之前》。该文在界定澳门文学时曾提出“下列五项标准”:“1.土生或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2.土生或土长,但现已移居别地的作者的作品。3.现居澳门的作者的作品。4.非土生土长,但曾经寄居澳门一段时日的作者的作品。5.作者与澳门完全无关的,但若其篇什中,有主题关于澳门的,则该等作品,自应列入澳门文学的范畴内。”上述五项标准由于没有提及作品的语言使用和起止时限,故笼统而言,尚可接受。但如果一旦涉及澳门的“本土视野”和语言使用等问题,则其第4条值得商榷,第5条更是存有争议。此后郑氏又分别于1991、1993年发表文章《澳门文学的定义》、《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①,逐步修正其“澳门文学”的概念。在这种修正中,郑炜明曾调整阐释“澳门文学”的角度并综合“(一)创作作品所用的文字;(二)澳门文学作者的身份;(三)作品的内容;(四)关于出版与发表的问题”四方面,提出界定澳门文学的“两项标准”:“①澳门人的任何作品:所谓澳门人的作品是指土生土长并长期居留澳门的作者的作品,或拥有澳门身份证明文件的作者的作品(以其取得该身份证明文件后所创作的作品为准),更准确地说,是以在澳门生活期间有所感而后写的作品为准;②任何人所创作的内容与澳门有关或者是以澳门为主题的作品。”②然而,对比郑氏前后两次关于“澳门文学”的界定,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后来的“修正”其实只是对以前的界定加以了文字的简化,两者在本质上并无太大的变化,而“修正”后“澳门文学”的第二项确认标准仍然只以“内容”或“主题”为依据,未免失之准确。由此推究郑炜明先生在80年代就着手总结的“澳门文学”概念,或许本就为学术研究和史料发掘、整理而来,故此,采取了一种非常宽泛的标准。

香港三联书店编辑兼作家的张志和在随即召开的“澳门文学座谈会”闭幕会上的发言《澳门文学的百花向我们招手》中回应了“澳门文学”的概念问题。在他看来,“‘澳门文学’的作者必须是澳门人或者是对‘澳门文学’活动有真诚投入和一定的贡献的人,他可以是长期定居本地,可以是只在本地求学或短期工作,甚至也可以是不住在本地,但不懈地支持本地文学创作和活动的人。”[1]显然,张志和的“澳门文学”概念注重的是与澳门文学实践的相关性,其强调澳门文学作家应有的身份意识、主体关怀。这一界定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澳门文学”概念在诞生阶段带有的理想化甚至情感化的特质。但无论如何,上述两种提法及其延伸都为后来人们更为深入思考“澳门文学”的概念提供了思路。

从80年代“澳门文学”概念的出场,可以明显感到“澳门文学”的形象建构一直隐含着鲜明的时代性焦虑。如果说1987年4月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已使澳门步入其政治上的过渡期和经济上的转型期,那么,如何在文学上面对回归的趋势显然成为“澳门文学”出场的内在动力。从韩牧所言的“所谓建立‘澳门文学’的形象,包括两方面:发掘和发展。发掘、整理澳门文学史料,这是向后看,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鉴往知来,从而增加自信心并看清楚澳门文学应走的路向……”[2],其实不难看出“澳门文学”在概念层面上长期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然而,渴望、理想毕竟不能等同于现实,何况对于“澳门文学”来说自其出场之日起就需面对史料发掘、把握现实和面向未来三方面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过程。结合80至90年代,“澳门文学”界定过程中出现的“‘澳门文学’是否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澳门文学是否属于‘岭南文学’范畴”之类的话题,人们大致可以看到出于不同角度的考量,澳门文学在确定其内涵和边界时一直存有争议性的分歧。应当说,澳门文学历史的特殊性,构成上汉语、葡语创作共存的复杂性等等,都使澳门文学在具有东西方交融特点的同时,难以在短时期内厘定其内涵。然而,“澳门文学”概念以及建立“澳门文学”形象的提出,却反映了澳门文化界对于时代、身份的吁求,同时,它也充分显示了澳门人在新形势下建构自我形象、边缘发声的自信心,这一点就长远看来,自然对澳门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认知及问题

随着80年代末至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澳门文学”的概念认知也有了新的发展,而一些特定的现象也逐渐进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争议。以(一)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及其历史确认;(二)“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与“澳门文学”的关系这两个问题为例:第一,经澳门、内地诸位学者(如澳门学者郑炜明、施议对;内地学者徐朔方、潘亚暾、刘登翰等)的多方考证,后为《澳门百科全书》“汤显祖”词条收录:1591年,汤显祖曾在澳门作短暂游历,此行虽未留下专门的剧作(后只在《牡丹亭》中有所提及),但却留下一组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澳门最早的文学记录。将澳门文学的最早记录上溯至明代大戏剧家汤显祖,自然带有明显的正本清源意识。不过,这一符合史实和中国文学“源流”考察逻辑的看法在80、90年代,却由于部分学者强调澳门文学的“本土性”及接受韩国学者李德超的“澳门之中国文学”说法的影响,而将汤显祖等为代表的古代、近代中国作家在澳门的文学活动视为“植入”文学,进而力图重新划定“澳门文学”的边界。然而,无论是那种着眼于澳门本土文学视野而将20世纪30年代因抗战发展起来的澳门本地文学作为澳门文学源流的看法,还是因内地作家的“植入”而使用的“澳门之中国文学”的说法,其实都忽视了可以从“整体和局部”、“古代和现代”认识“澳门文学”的视角。明清两代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内地文人如汤显祖、屈大均、魏源、丘逢甲等,虽以外来“植入”的方式而无法成为澳门的“本土文学”,但从澳门文学历来是中国文学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看,澳门文学的“源”与自身的“流”其实都属于中国文学。何况,在中国文学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以整体的“源”丰富不同区域的“流”的现象也绝非少见。因此,对于澳门文学源流的探究其实涉及到了澳门文学的发生、发展以及阶段划分的问题:对于古代、近代内地作家以“植入”的方式留下的作品,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澳门的古代、近代文学及其有效的生成方式;而20世纪因战争而催生的澳门“本土文学”则在整体上可以命名为澳门新文学或曰澳门现代文学。至于“澳门之中国文学”以及“植入”的说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商榷,但其在客观上揭示澳门文学的本源和自身的区域性,却为人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理解澳门文学提供了某种启示。

第二,关于“澳门华文文学”是“澳门文学”自然毫无争议,但能否说“澳门文学”就等同于“澳门华文文学”?这一提问显然涉及到了应当如何认识居住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的文学创作(即“土生文学”)的问题。由于土生作家多用葡语创作,一般读者难以接受,因此在一段时期内澳门“土生文学”并未引起人们应有的关注。但从诸如汪春的论文《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的研究来看,典型的土生人,必是“(1)在澳门出生;(2)是具有葡国血统的混血儿,其中大部分是中葡混血儿。在这类之外,也可把其他几类人按习惯看法纳入土生之内并依次排列如下:①澳门出生的纯葡裔居民;②在澳门以外出生但迁澳居住并接受当地文化的葡国人;③从小受葡国文化教育、讲葡语、融入葡人社会的华人。”[3] “土生人”因澳门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成为澳门的居住者,在语言、民俗、习惯等方面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可以讲地道的粤语,在澳门华洋杂糅的社会中生活,是一个介于葡萄牙人和澳门华人之间的特殊阶层。他们的创作从多方面反映澳门复杂的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并不可避免地带有中西文化相互渗透的艺术特点。不过,由于澳门“土生作家”生活在两种文化的边缘及交汇处,很难秉持一种稳定的文化心理,所以,他们的作品常常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某种矛盾的状态与文化、身份的焦虑。从90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现状可知:“土生文学”作为“澳门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基本趋于一致。正如饶芃子在《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一文中指出的:“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国内对澳门‘土生’文学的研究尚未真正开始,但事实上,撇开‘土生’文学,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是不完整的,而更重要的是,‘土生’文学实为不可多得的‘边缘族群’的标本,它所包含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意蕴值得高度重视。” [4]饶先生在承认语言差异的前提下,将“土生文学”视为“澳门文学”显然是依据了生活地域、历史背景、现实语境、创作实际等堪称澳门文学实际情况的主客观因素,这种思路同样也为我们理解澳门文学及确证其概念提供了建设性的意见。

除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证明“澳门文学”概念的厘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之外,“澳门文学”还包含“离岸文学”的问题。所谓“离岸文学”是指到澳门以外的地区发表作品的现象,而与之相关的“离岸作家”是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者。“由于数百年来澳葡当局疏于澳门的文化建设,因而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在澳门本土甚至找不到一分公开出售的文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副刊,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受文学作品付梓杀青的出版社” [5],所以,许多澳门作家在数十年间不得不将文稿投寄、发表于香港的一些文艺刊物上,进而形成了澳门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的文学现象——“离岸文学”及“离岸作家”(即指移居香港或海外但仍与澳门保持密切联系的作家)。“离岸文学”由于作家身份、创作经历等自然可以毫无争议的被纳入到“澳门文学”的范畴之内,但值得注意的是,判定“离岸文学”为“澳门文学”过程中所持的标准其实已再次触及厘定“澳门文学”概念过程中潜在的原则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关于“澳门文学”概念的各种说法,首先应当归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澳门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然而,展开后的“澳门文学”及其相关概念往往由于研究者立场、视野的差异,而使概念问题本身更加复杂化了。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澳门文学”在观念与实践上存在的差异,一方面深刻反映了澳门文化历史的曲折性,一方面则反映了人文学科命名的隐蔽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6]而从学术史与方法论的角度上看,“澳门文学”概念的界定及其在不同区域、背景下呈现出来的差异,又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所言的观念作为时代组成成分而具有的文化标识意义的看法。1999年回归之后的“澳门文学”概念与此前同一概念(特别是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的签署至1999年澳门回归之前的“过渡期”)之间的某些差异,其实已说明语境及观念的变化会为概念赋予新的内涵和生产的特性,上述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对于澳门这一特殊区域文学的命名,或许只有采取动态、发展的眼光,才能适时而有效的加以把握。

三、厘定及走向

即使笼统而言,“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至少应坚持中国文学的背景,自身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三方面原则。其中,澳门文学与中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远的历史,无疑是确立“澳门文学”概念的基础,这一原则在具体展开的过程中必然使汉语写作和中国作家占据主流。与中国文学的背景相比,澳门文学的时代性与现实性其实是一个涉及“本土性”与“当代性”的话题。“澳门文学”之所以在20世纪视野中存有“澳门华文文学”、“土生文学”的概念,归根结底是由澳门文学的时代性特点决定的。与此同时,对“澳门文学”概念的确认也必须立足于澳门本土的实际。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所,澳门文学历来存在着“根生”文学/“植入”文学、“本土”文学/“客居”文学之间的二元关系,这样的现实使“澳门文学”在具体指涉上常常存有顾此失彼、似是而非的倾向。因此,最终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角度确认澳门文学的概念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逻辑”。

对于在确定“澳门文学”范畴过程中的一些可能产生争议的现象,比如:英国20世纪著名诗人奥登来到澳门旅游,写过反映澳门社会现实的诗;闻一多的《七子之歌》、郭沫若的《凤凰花》等,在一些学者看来,它们虽会在澳门文学史的书写上留下灿烂的一笔甚至产生非同一般的影响,但却并不属于“澳门文学”的范畴(笔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正如作家地位、创作主题并不是确认某一区域文学概念的决定性因素,“澳门文学”概念的确立应当是作家身份、语言使用、文化记忆以及作品数量等诸多因素综合考量的结果。它应当有“宽容”的底线,但又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在这方面,内地学者杨匡汉在“澳门文学是在离岸的领地里迎着风涛生长的文学,是以中华民族为血脉、以汉语作载体,以东西方文化融汇见长,既母性又有多重声音的新文学”的前提下,提出的“宽容的原则”,即“(一)在澳门生长或在外地生而在澳门长并坚持文学创作者;(二)在外地生长而后定居澳门从事文学创作者;(三)居住澳门时间较长,从事创作且有影响性作品问世,如今离开澳门的作家;(四)土生葡人以汉语或葡语写作,以反映澳门地区的生活与情感为内容的作家作品;(五)羁旅澳门,书写于澳门,且以澳门为话题的作家作品。”④无疑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当然,如澳门青年学者吕志鹏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亚澳门文学”的概念,来考察那些在“澳门文学”之外但又具有对照价值的文本,从而实现了一种概念分层的策略,也不失为一种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7]

事实上,结合张剑桦的论文《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及其在文中对刘登翰《澳门文学概观》、饶芃子《边缘的解读——澳门文学论稿》等著述观点的认可,我们不难发现从90年代后期到“回归”后“澳门文学”在概念考察过程中的某些特点。所谓“界定‘澳门文学’的涵义,在总体方法论上我们主张:宜笼统不宜苛细,宜宽泛不宜狭窄,宜开放不宜封闭。当然,也不能漫无边际地‘笼统’、‘宽泛’和‘开放’,等到澳门文学资源得到充分的开发,等到澳门文学研究达到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再对‘澳门文学’涵义作出符合学理的、比较严格的、相对科学的界定”⑤的观点,其实已表明“澳门文学”概念的确定需要一种发展、变化的眼光,需要不断以“历史化”的方式见证澳门文学历史的独特性和阶段性,而渴望确立一种绝对权威、广泛认同的概念并不符合澳门文学的实际。当然,从“回归”的视野看待“澳门文学”,由于文学新起点的确立、文化环境的改善以及历史的自然延伸,“澳门文学”在认知过程中越来越呈现出以“澳门作家身份”、“汉语写作”、“创作实绩”等角度来理解的“时代性”特征。这种趋势充分反映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下,澳门文化界已开始着手通过文学实绩的累积缓解“澳门文学”及其文化形象的焦虑,而近年来在澳门基金会资助下“澳门研究丛书”(12卷)、朱寿桐主编的《澳门新移民文学与文化散论》、吕志鹏的《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等在北京出版,以及在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下一批由内地联合展开的项目,更可以作为回归后澳门文化界努力建构“澳门文学”新形象的例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澳门文学”的概念会在时间增长的过程中达到一种观念上的“自足”,而此前曾经为确立“澳门文学”概念而进行的努力和实践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作者附识:本文的撰写,得益于暨南大学王列耀教授主持、龙扬志博士后参与的澳门特区文化局资助课题“近十年澳门报纸副刊研究”及相关资料的提供、启发,特此说明。

注释:

①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及收录于《澳门日报》“镜海”,1991年12月18日;余振编:《澳门:超越九九》,香港广角镜出版社有限公司,1993年版;其中,后者又以《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活动》为题,发表于《学术研究》,1995年6期;后又以本文题目收录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②见郑炜明的《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澳门华文文学》,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④杨匡汉:《山麓分手,又在高峰汇聚——在澳门笔会的讲演》,是作者于1996年10月澳门笔会上的一次讲演,曾分为上下两篇刊载于《澳门日报》1996年11月20日、27日。后收录于《时空的共享》,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剑桦:《澳门文学源流与涵义的辨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6期,后收于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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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汪春:《论澳门土生文学及其文化价值》,李观鼎主编:《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文学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163页。

[4]饶芃子、费勇:《文学的澳门与澳门的文学》,《文学评论》,1999年6期。

[5]钱虹:《从依附“离岸”到包容与审美——关于20世纪台港澳文学中澳门文学的研究述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4年1期。

[6]饶芃子、费勇:《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文学评论》,1996年1期。

[7]吕志鹏:《澳门中文新诗发展史研究(1938-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31—33页。

张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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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类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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