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应该放在男权主义上，但要以小说为基础。即以小说内容为依据讨论男权主义。
大家写的你就不要写了,不然不会引起重视的,下面这篇文章是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当时写了近两个月,忍痛那出来献献丑.有删减,不过我感到字还是多,你自己再处理一下吧 自尊与抗争 ----简论王熙凤的“辣”性格一 王熙凤是《红楼梦》中着笔最多、也刻画得最为生动的一个人。她在《红楼梦》中形象鲜明，她的语言、行为、性格、心理可谓独树一帜，标新立异。与其他女性有很大的不同，是一个“泼辣货”，她不步趋于封建礼法，装束特别，行为不拘礼数，顿哭顿笑，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她从另一个方向充分体现了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一般人在肯定她的美丽、聪明、有才干的同时，不得不更深刻地肯定她的阴险、奸诈、狠毒、贪婪。大家把王熙凤称为“凤辣子”，在戏谑的同时，就是充分肯定她的“厉害”，这既是对她聪明、泼辣、大胆的肯定，也是对她的残忍、歹毒，无所不用其极的感慨唏嘘。一个“辣”字，即说出了王熙凤的人品和性格特征，说出了王熙凤在一部《红楼梦》中的特殊地位，以及她必定有的人生命运结局。我们在此即试图分析王熙凤的“辣”，看能否发掘出某种新的意义。 我们可以认为曹雪芹写作《红楼梦》，是写作一首爱情的悲歌，在贾宝玉与众女性的情感故事中，作者含蓄而形象生动地表述了他的爱情观。这是超越以往任何一部爱情小说的新颖而先进的爱情观。他把爱情放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关注人的生存的精神层面，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爱情的有无与高下，关乎人生的生存质量。贾宝玉的那套“泥”、“水”之论，以及贾宝玉与众女性的情爱故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观园的书写，实际上是曹雪芹的爱情乌托邦。这在当时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男性爱情的理想。这是曹雪芹“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真实意图。 作为一部由男性写作的爱情小说，他揭示的是当时封建社会，作为道德伦理的男权主义思想，对爱情的误读和对女性的歧视与摧残。解读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无论是对《红楼梦》进行文化心理阐释，还是对《红楼梦》进行社会学批评，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视点。我们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女性主义的赞歌，体现了曹雪芹进步的人文思想。 《红楼梦》的确是通过众多女子写出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生活，其中也表达了与历史对女子看法的不同见解。不仅没有把女性看作“祸水”，而且执意赞美了女性，矫正了传统文化对妇女的性别偏见。《红楼梦》中的女性形象都极富生命力。金陵十二钗个个头脑敏捷、谈吐不凡，即使是未入正册的丫头们，其胆识行为在当时也是十分具有反抗精神的。她们的诸多才能都超过了男性。即使男性专有的治家本领也未有能及王熙凤、贾探春的。这正是《红楼梦》的新鲜与深刻的地方。 但有一点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熙凤这一人物不是围绕贾宝玉这一中心人物生存的，甚至，也不是围绕“爱情”这一主题中心活动的。尽管王熙凤的存在，极大地活跃了《红楼梦》的喜剧气氛，在许多场合，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她的泼辣、勇敢，使得她像一只快乐的大喇叭；她的年轻、美貌、洒脱、恣肆，使得她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她的略显粗俗的调侃，甜蜜的逢迎，明里一把火，暗是一把刀的阴谋与权术，使人不寒而栗。她的才干和治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贾府的团结和兴盛，但她的阴险与贪婪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贾府的分解与消亡。 然而，王熙凤却不在《红楼梦》“爱情”的中心位置上，甚至，我们可以说，王熙凤在《红楼梦》中很少有爱情大戏。从她的一生中，能看出的是更明显的另一面。可以认为她是为个人的自尊、权力、利益而一路奔忙，而绞尽脑汁，使尽手段。从王熙凤的心理分析，她这是维护她自身的人格尊严。因为不如此，王熙凤将得不到那一份权利和“幸福”。《红楼梦》毕竟是一个男性的权力世界。 我们可以肯定，王熙凤是在用生命与男性权力世界对抗。她抵抗的是一个封建家族男性权力中心，如果她不能使用她的聪明，甚至虚伪与奸诈，她就不能维护她在《红楼梦》中的突出位置。在一定程度上，王熙凤报复了伪善的男性权力中心，报复了孱弱的男性权力、男性道德伦理。她是一个胜利者。这是曹雪芹著书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另一种体现。 这与贾母的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同，贾母这一形象所体现的是家族的尊严、权力中心和道德中心，而与此相印证的是探春的才智与豁达、晴雯的真率与坦荡，尤三姐的刚烈和无畏。这些女性与宝黛钗之间的缠绵悱恻不同，这实际上是一种强烈的与男权的对抗！ 薛宝钗虚伪世故的生活着，以此获得贾母的肯定，从而获得贾宝玉，获得个人的尊严与幸福。林黛玉由着性子过日子，在坦诚与尖酸刻薄中祈求贾宝玉的理解与同情。 但王熙凤不同，她作为一个成熟的女性，她用她的聪明才能巧妙周旋，直接从男人堆里获得了，她想获得她必须获得的权力、金钱，获得了对一切的支配权。这一点，王熙凤确实是一个胜利者。我们由此可以更充分地理解王熙凤的语言、行为、性格、心理，理解王熙凤的“累”，理解王熙凤的“辣”。甚至，如此年轻貌美的少妇，面对用情不专的丈夫，她几乎不对情感和情欲感兴趣，而一门心思卖弄才智、玩弄权术。落得一个毁誉参半的“辣”！其“辣”中之“苦”，又有几人能知？二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无疑不是一个淑女的典型，不管她的才智有多高，加上她的泼辣、弄权、逞气、阴毒，在女性与男性圈子里她多是人见人畏的角色。在传统的人物形象分析中，有人把她作为一个反面的典型。的确，在王熙凤美丽、热情、聪明、能干的外衣下，掩藏着某种见不得人的灵魂，如对金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不能真心接物、真诚待人，在有些不必要的场合“辣”得人下不了台。甚至，她的说话也很不“淑女”，总是人还没有进门，大嗓门就进来了。她的年轻活泼，热情开朗是很诱人的美丽。但这不符合封建礼教，不是贾府这个大家族的权力人物应有的表现。然而，王熙凤的言行以及整个生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表演，充分的，淋漓尽致的表演。她要生存，就必须戴一副虚假的面具。 如果使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王熙凤，我们可以认为“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阶级的贪婪、凶残、狠毒、阴险、奸诈的阶级本性”，（张晓春《红楼梦研究》）。但我们不同意，王熙凤是一个反面的典型，这不符合曹雪芹的原创意图。请问，与谁相比较是反面典型？那是对曹雪芹的一种反动。对《红楼梦》的一种反动。高尔基说：“在每个被描写的人物身上，除了一般的阶级要点外，还必须找出个人的要点，这要点可作为他最大的特征，而且最后会决定他的社会行为。”王熙凤的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作为一个封建大家庭的“当权者”，她不可能没有封建主的作为。我们理解王熙凤性格及其命运的依据，是王熙凤何以如此作为，以及封建的社会、家庭对她的容忍。曹雪芹在王熙凤身上用力最多，写出了她性格的多层性。曹雪芹借冷子兴之口说出了对王熙凤的赞语，“模样又极标志，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曹雪芹要的就是见证这个女子的聪明与出众。王熙凤的一生，也即是贾府由盛而衰的历史见证。 没有人怀疑王熙凤的姿容、口才、心计，她快人快语，爱出风头并不令人可憎，谁在言语上吃了“凤姐”的亏，遭了算计，往往多是愉快地认输。我们更要充分肯定“凤姐”的才干，在贾府众多人口中，王熙凤是一个难得的治家理财的行家，男人们也少有出其右者。一个连帐也不会看的二十岁女子，可以调动得诺大一个贾府里里外外都围着她转，有时连自称年轻时口齿心计都胜过她十倍的贾母，也不能不按照她的安排行事。 在第十三回《秦可卿死封龙禁尉王熙凤协理宁国府》一节中，王熙凤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反客为主，大肆张罗，且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以往尤氏理家的五大弊病：“头一件是人口混杂，遗失东西；二件，事无专管，临期推委；三件，需用过费，滥支冒领；四件，任无大小，苦乐不均；五件，家人豪纵，有脸者不服钤束，无脸者不能上进。”然后有条不紊地安排事务，并严厉责罚了玩忽职守的宁府家人。我们不能不惊叹王熙凤的洞察力，办事雷厉风行的果断力，且赏罚分明。以至于众人“才知凤姐利害，自此各兢兢业业，不敢偷安。”（第十四回）。我们借用秦氏的话说，“你是个脂粉队里的英雄，连那些束带顶冠的男子也不能过你。” 在整个一部《红楼梦》中，男男女女，王熙凤是一个卓尔不群的女性，虽然她“机关算尽太聪明”，但就其独特的个性而言，那些历来融化在中国女性人格中深入骨髓的从属意识，在她的身上相对弱化。王熙凤不仅可与男性争弛，甚至还能居高临下。贾琏在与王熙凤的婚姻中，并没有享受到传统习惯中的“夫娼妇随”。甚至，他在许多方面还是十分惧怕王熙凤的。我们不但可以看到王熙凤才识过人，并且具有当时的男性才有的自我实现的强烈欲望。在王熙凤身上，那种纤手细腰，小肚鸡肠的性格特征荡然无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王熙凤的“辣”，实际上是一种主动、积极、果敢、自信，是一种能力。作为人的存在，王熙凤的语言、智慧、果敢才是一种正常。王熙凤的大胆、泼辣才真正可爱。我们认为曹雪芹创作王熙凤是他“女性主义”的另一种理想，她像一颗耀眼的明星闪亮在大观园的上空。如果说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一个反面角色，那才真正是封建道学的看法，是对人性的一种反动。实际上，像王熙凤这样的文学形象，在中国文学史来说是一个早产儿。作为女性对男性道德伦理的叛逆，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任务。这充分证明了曹雪芹作为先行者的先知性的伟大。 王熙凤的“辣”与《水浒传》中“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一丈青”扈三娘等不同。这些女英雄的“杀”，在人物性格与反抗意义上，要简单得多。王熙凤的“辣”与《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与《西厢记》中的张莺莺，与杜十娘都不相同，她们对男性权力与道德伦理的对抗，或者对男人的征服与报复，都不及王熙凤的强力、深刻。在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同情女性命运的作家，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摆脱男权文化的影响，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为妇女说话。而曹雪芹是一个。王熙凤的性格意义并不低于宝黛爱情悲剧的意义。 王熙凤的“辣”，与其误读为她的行为习惯，误读为她的性格特征，还不如解读为她的智慧，她的生存策略。王熙凤的“辣”很不淑女，但贾母与王夫人及《红楼梦》中众男女，并没有人指责她违反伦理、人情。这并不是因为沾了王夫人亲戚的光，而是王熙凤用出她的“辣”来体现她的智慧，来维护她的生存。她是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家庭里、封建婚姻的笼罩之下，在封建伦理纲常这张无形的网中游刃有余地“辣”，任性地“辣”，放肆地“辣”。“辣”得大家只有笑，只有信服。这也正是曹雪芹笔力高明之处。 王熙凤在《红楼梦》中是生活得最自尊的一个女性，这里的自尊来自她的“辣”，来自她对男性世界的智慧的报复、拒绝和对抗。在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王熙凤有最出色的表演。 凤姐的美貌与聪明自不必说，凤姐的“辣”谁人不知？而贾瑞居然企图调戏且企图诱而奸之。这些男人个个居心叵测，正如焦大怒骂的：“每日里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第七回）。在贾瑞调戏王熙凤的故事里，首先违反封建伦理的是贾瑞，见色起心，不知回头。他的死，死固必然，死有余辜。在这里，王熙凤的处置办法仍然是一个“辣”字统领下的游戏，是一种智慧。面对贾瑞的“淫心”，作为嫂子的王熙凤可以严词指责，但贾瑞心中有“嫂子”的伦理吗？可以拂袖而去，置之不理，但贾瑞还会贼心不死，纠缠不休；作为年轻貌美的少妇，半推半就遂了贾瑞，又如何呢？《红楼梦》里有的是男盗女娼，贾琏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但王熙凤的智慧也正好体现在这里。她反过来调戏了调戏她的贾瑞！ 在第十二回“毒设相思局”里，王熙凤着意调戏了贾瑞这个淫亵之徒。而贾瑞执迷不悟，身死命灭，为人所笑，咎由自取，怪不得王熙凤。对于王熙凤的“毒”，一个男人贾瑞不生淫亵，自然无毒。我们解读这一节故事，应该读出曹雪芹着意要嘲讽一个好色之徒，着意要张扬王熙凤的冷静、计谋。一个妇女面对胁迫、引诱，而能够冷静、智慧地处置。体面地维护自身的生存权力。这才是健康成熟的女性。我们没有理由指责王熙凤的阴险和奸诈。在这一场爱情游戏中，王熙凤用她超乎常人的智慧赢得了自尊。我们也在对贾瑞不屑的笑声中，看清了又一个“污浊不堪”的男人，他居然意淫而死！ 在《红楼梦》中，美丽聪慧的王熙凤几乎游离于“爱情”之外，作为曹雪芹着力书写的女性形象，她的生存，实现了一个女性在封建的社会、家庭、婚姻之中可能获得的自尊的极限、所谓“幸福”的极限。 值得玩味的是，如此聪明甚至狡诈、阴险的王熙凤，都不能完全控制他的男人贾琏，不能获得所谓爱情的专一、忠诚。贾琏照样寻花问柳，女性的爱情与家庭地位确实令人感伤。致使王熙凤不得不在家庭与婚姻中使用一些阴险、奸诈的办法，来打击她的对手。她多方防范贾琏走邪道，要求婚姻专一，这不能说不是一个妇女的本能。尤二姐的死在尤二姐或许不是必然，但在王熙凤将其置于死地则只能是一种必然。婚姻的排他性确定王熙凤所作所为的合情合理，甚至我们还能从中看出其中问题的某种当代性。三 至于王熙凤对金钱的贪婪，这是那一时代那一阶层人的共性，本不足为奇。金钱与权力同样是生存的依托和资本。鄙视金钱是一句虚妄的话语。只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由爱财至于攫取、榨取，表现出性格的残忍，人情的冷漠，才可见出在当时社会、当时环境人性的异化。王熙凤并不缺少衣食零用。但她的对于金钱的欲望，也是《红楼梦》社会环境、人物关系使然，也是王熙凤性格、心理使然。金钱也成为王熙凤生存的保障之一。在小说中值得研究的是她敛取金钱的手段和方式，她对金钱的心理。第十五回《王凤姐弄权铁槛寺》就写出了她的贪婪和残忍。“你叫他拿三千两银子来，我就替他出这口气。”王熙凤的最后失败，显然与她的这些性格有关，是人物命运不可回避的悲剧，是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结果。她“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都占全了（兴儿语）。”但更关键的是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人物命运的必然结果。 当为之而死的贾瑞将死未死之时，她缺乏一些悲悯情怀。当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发之后，她伤其类，以至将其逼入死路。借此巩固自己的家庭与婚姻地位，而不能看清尤二姐同为女性的更懦弱更不幸的命运。她对尤二姐的“”，是对尤二姐更大的伤害。用软刀子杀人。她“借刀杀人”、“杀人灭口”，是那么自私、狠毒。居然着意叫人“死在我手里，才知道我的手段”。王熙凤过惯了气使颐指、飞扬跋扈的生活。往往得理不饶人，得意忘形，暴露出她的偏狭，暴露出灵魂深处丑恶的一面。这也是王熙凤“辣”的另一种表现。她连下人、仆人的钱也要榨取，连自己老公的钱也同样敲竹杠，可谓不择手段。使人想起她的那副“守财奴”的嘴脸！王熙凤的死，也是社会环境、封建家庭熏陶的必然！是王熙凤性格发展的必然！她从争取自己的地位，到巩固自己的地位，到自觉表现出封建主的思想、品性。任何一个人物，其性格的产生与发展，都不可超越其时代的局限。 王熙凤以她的“辣”，风风火火地，有滋有味地过完了她的一生，可欣赏的地方颇多，可批判的地方也颇多。我们不妨将她看作一个聪明人，在她的一生中充分运用她的地位优势、关系优势、智力优势，实现了他的人生理想，的确，谁都知道凤姐的厉害。在《红楼梦》这样一个复杂的地方、相互倾扎的地方，王熙凤以她的智慧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我们从她的故事里所解读的对男性世界，对男性权力，男性伦理的对抗、拒绝、报复，的确是一种“女性主义”的胜利！ 曹雪芹对于女性世界的认同，首先是在作品中取得一个平等的女性视点，而不是如同传统小说那样，以男性视点来关照女性生活的真实性。曹雪芹多次借作品中人物之口，来对男人和女人做出是非评判。“他便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浊沐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贾宝玉语）。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礼赞女性的同时，并未以传统女性观念去塑造那些女性形象，而是写出了她们作为女性性格的多面性。王熙凤即是一个出色的典型。她不仅没有夫唱妇随，而且，就某一层面而言，她几乎是《红楼梦》中男性社会的主宰。这何其快哉！ 王熙凤对男性世界的对抗，与“母夜叉”们的杀人，与“杜十娘”们于绝望中怒沉百宝箱不同，更与《金瓶梅》中的女性不同，她的生存，是理性的、智慧的、主动的、积极的。就此而言，这又与林黛玉、薛宝钗等情爱中的女性的生存不同。 我们认为，王熙凤的“辣”，是王熙凤性格的主要特征，是王熙凤生存的主要武器。也是作者曹雪芹为女性诵唱的一曲高歌！是女性解放的遥远而嘹亮的号角。这才是《红楼梦》在今天仍然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原因，这才是《红楼梦》终于走向世界，被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社会所接受的原因。 王熙凤的确很“辣”，说话、行事、算计都“辣”得让人过目不忘，其人物性格的深刻与警策，真是余味无穷。
林黛玉的性格最鲜明。也好写：1、以自尊掩饰自卑 周瑞家的送宫花，本来只是抄便道走，未分高低贵贱，却恰巧最后给了黛玉，这便引起了这位姑娘的惊觉：“还是单送我一人的，还是别的姑娘们都有呢？”等周瑞家的回答：“各位都有了，这两枝是姑娘的了”，黛玉立即来了个顶门针：“我就知道，别人不挑剩下的也不给我。” 倘使林、贾二家没有门第差别，黛玉决不会从送花的先后顺序敏感到高低贵贱之分。在这里，“惟恐被人耻笑去了”的自尊，已经变成了“惟恐被小人看了他去”的自卫。这种自卫，是环境变迁与门第差异在黛玉心灵深处的细微折射。从形景看，不是单冲着周瑞家的，实质是也是冲着薛姨妈与贾府的，她要借送宫花这件小事，称一称自己在皇室与侯门家庭称盘上的份量。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脂砚斋在批这一段时道： “今又到颦儿一段，却又将阿颦天性从骨中一写，方知亦系颦儿正传。”“天性”云云，就是指这种偏执得令别人有点受不了的自尊。最受不得别人伤害的黛玉，却最肆无忌惮的伤害着别人。然而这位贵族小姐却万万没有想到，冲着周瑞家的这个奴仆发泄，显然是有失身份的表现，她想得到的却恰恰是失掉的，这个细节无疑是黛玉性格底色的点睛之笔，所以脂砚斋才郑重指出“从骨中一写”。 人当然不能没有自尊，但她自尊心太强了，便会发展成为小心眼。等到史湘云说唱小旦的戏子有点像她的时候，林姑娘的微嗔薄讥就变成了雷霆震怒了。不过，她这一次注意到了身份，当时并没有发作出来，回到住处才连珠炮式地向情人倾泄：“我原是给你们取笑的——拿我比戏子取笑？”“这一节还怒得。再你为什么又和云儿使眼色？你安得什么心？莫不是她和我顽，她就自轻自贱了？他原是公候的小姐，我原是平民的丫头，他和我顽，设若我回了口，岂不他自惹人轻贱呢。是这主意不是？这却也你的好心，只是那个偏又不领你的这个好情，一般也恼了。你又拿我作情，倒说我小性儿，行动肯恼，你又怕他得罪了我，我恼他，与你何干？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干？”（第22回）在这里，林姑娘把人格价值与门第价值以及两者之间关系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比作戏子犹可恕，而把湘云看得比她高贵则是不可忍的。虽然这只是她的分析，宝玉并非此意。不过我们不要被黛玉的强词夺理所迷惑，其实最不可恕的还是把他比作戏子。她觉得自己的身份受到了耻辱，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所以才发泄了这么一大堆，这也正是她维护自尊心的一种鲜明的表现。 其实，对林黛玉来说，自尊与自卑原不过是一对孪生姐妹。前者是后者的外化，后者是前者的内涵。与贾府门第差异，又寄人篱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自卑，她所以要时时刻刻在人前要极力维护她的自尊，是为了用自尊掩蔽饰她内心的自卑。 2、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黛玉的小心眼似乎人人皆知，然而还应看到，她的小心眼背后有坦诚。 林黛玉在没有与贾宝玉定情之前，她对两个情敌——薛宝钗、史湘云有些“小性儿”“见一个打趣一个”，有时简直到了不太近情理的地步。如薛宝钗生病，贾宝玉去看她，本是合情合理的事情，而黛玉见了，心中不悦，竟说出“哎哟，我来得不巧了！”“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这样带刺的话，使薛宝钗和贾宝玉都下不了台。 然而真率的林黛玉，在她几乎毫无遮掩地表露着自己的缺点的同时，也在向人们敞开了她那纯真无邪的心扉。在她眼中心中，容不得微尘，也不记得微嫌。当她对某人某事有看法时，可以锋芒毕露地直陈己见，但这只是就事论事，论过陈过之后也就丢在了一边。正是凭这种待人以诚的直率，她赢得了姐妹们的友情，谁也没有将“行动爱恼人”的林妹妹当外人。如果什么时候缺了她，大家也同样感到空虚与寂寞。她毕竟有一颗晶亮的灵魂。小性儿，尖酸刻薄，只不过是美玉上的小瑕微疵罢了。 在大观园里，她似乎只有与薛宝钗结怨太深了，那是因为她曾一度将宝钗当自己的情敌。但正是她们后来又“互剖金兰语”，结成“金兰契”，谱成了友情中最动人的篇章。她被宝钗善意的批评所感动了，深情地说：“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 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姐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象你前日的话教于我。怨不得云丫头说你好，我往日见他赞你，我还不受用，昨儿我亲自经过，才知道了。比如若是你说了那个，我再不轻放过你；你竟不介意，反劝我那些话，可知我竟自误了…….”她向宝钗说的一番话，就如一篇深刻的自我反省。说明她往日所以容不得别人的缺点，是因为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缺点；所以听不得别人赞宝钗，是因为他始终以为宝钗“心里藏奸”。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少女自尊得有点偏执的内心世界，又变得虚怀若谷、率真坦诚了。 3、追求真爱 林黛玉在贾府十分孤立无援，她惟一的知己是贾宝玉。对贾宝玉的爱情，是她生命之火，一旦失却这爱情，生命也就终结。 林黛玉不能离开贾宝玉，更不能失去贾宝玉的心。但是，在初恋阶段，他俩若即若离，互相试探，都不肯把真心掏出来。尤其是林黛玉，她在对贾宝玉的真心还没有充分了解之前，不肯轻易地流露出自己对贾宝玉的恋情，因为她很自尊自重。这时的贾宝玉，对纯洁少女有一种泛爱，对才貌双全的薛宝钗、史湘云，更有着明显的感情波澜，这使林黛玉无法容忍，她直率地对贾宝玉说：“我很知道你心里有‘妹妹’，但只是见了‘姐姐’，就把‘妹妹’给忘了。” 林黛玉执著地追求爱情，但是当贾宝玉借《西厢记》词语，真正向她表示爱情的时候，她反而要嗔怪他。第一次，林黛玉与贾宝玉共读《西厢记》，她“越看越爱看，不到一顿饭工夫，将十六出俱已看完，自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贾宝玉趁机向她表示：“我就是个‘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林黛玉却气得“带腮脸儿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蹙非蹙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指宝玉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还学了这些混帐话来欺负我。我告诉舅舅舅妈去。”第二次，贾宝玉又借《西厢记》中张生对红娘说的一句话对紫鹃说：“好丫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再次向林黛玉表示爱情。而林黛玉呢，“登时撂下脸来”哭道：“你这该死的胡说，好好的把这淫词艳曲弄来了，看了混帐书，还学了这，也来拿我取笑儿，我成爷们解闷的。”并且立即“往外走”。林黛玉这些言行又是多么的矛盾呀！她天天缠着贾宝玉，为得不到贾宝玉的爱情日夜受着痛苦的煎熬，弄了一身的病。但贾宝玉一旦有了表示，她又摆出一个贵族小姐的架式，把内心也认为是“好文章”的《西厢记》，斥之为“淫词艳曲”、“混帐书”，并不惜搬出贾宝玉最害怕的紧箍咒——贾政的权威来压贾宝玉，这不是太“乖张”了吗？其实不然，贾宝玉是贵族公子，身上多少沾染了贵族的坏习气，林黛玉没有看到他的真心以前，是保持着警惕性的。林黛玉所以不能接受贾宝玉逢场作戏式的表达爱情方式，因为她追求的是真爱。 贾宝玉在林黛玉真挚爱情熏陶下，不公仅在史湘云面前称赞林黛玉不说仕途经济的混帐话，而且勇敢地对林黛玉献上他的心，并送上定情的信物——两条旧手娟。这时林黛玉已经确证贾宝玉对她是真爱，从此以后，贾宝玉与林黛玉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口角，林黛玉对薛宝钗、史湘云的讥讽也少多了。 4、林黛玉个性的悲剧 林黛玉毕竟是单纯天真的少女，她幻想着与贾宝玉的爱情有朝一日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配上一个合乎封建礼教的形式，成为合理的存在。但美好的幻想无所附丽，结局如何，林黛玉没有贾宝玉那样乐观自信。她担心着“不知将来如何”，更多的是预感到这爱情的悲剧结局。没有婚姻的爱情是不完整的，林黛玉正是在将爱情发展成为婚姻上碰到了更大的威胁，也更加显得无能为力。 事实是确实有一团不祥的乌云笼罩在宝黛爱情上空，而乌云的制作者就是贾府的最高统治者贾母。贾母对她的“心肝”宝玉的配偶的选择，是长期萦绕于心的重要问题，贾母对此早已关注，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宝玉的妾的候选人，贾母就选中了晴雯，并把晴雯给了宝玉当丫头，说：“晴雯那丫头我看他甚好”，别的丫头“模样爽利言谈针线多不及他，将来只他还可以给宝玉使唤得”。贾母对宝玉的妾尚且这样用心，对他妻子的要求就更高了，选择自然更加慎重了。 林黛玉的小心眼儿，尖齿利牙，得罪了周围好多人，失去了友军。除了宝玉和贴身丫头紫鹃之外，贾府上下没有人关心她，也没有谁替她着想。她还处处不饶人，别人不敢说的话，她偏说。如宝玉和袭人的暧昧关系，大观园中无人不知，但谁也怕捅破这层纸，只有黛玉敢一语道破，对袭人说：“你说你是丫头，我只拿你当嫂子待。”她的性格孤傲，如他对王夫人的心腹、怡红院中的内奸，竟一点也不顾忌，直率的惊人。封建蒙昧主义最野蛮的地方，往往对人的个性施以暴虐和残害，人性发展加以束缚。在这里，真实的个性存在本身就是叛逆。 曾经一度视黛玉为掌上明珠的贾母，在意识到黛玉的心事后，明确表示不能将她许配给宝玉，并在薛林两人比较后明显倾向于薛宝钗。王熙凤在贾母的态度明朗后，便使出了“偷梁换柱”之计，对宝玉说给他娶林妹妹而实际上给他娶的是薛宝钗。“风刀霜剑严相逼”，林黛玉在绝望中一病不起，临终前在绝望悲愤之中，焚烧了象征着她与宝玉纯洁爱情的诗帕和记载着她心声的诗稿。 可见黛玉之死，既是社会悲剧，也是性格悲剧。 林黛玉性格上的缺陷掩盖不了她叛逆思想的光芒。当她的爱情幸福被扼杀时，表现得那样的勇敢、决绝，她以死向黑暗的社会表示强烈的反抗。至此，她的叛逆性格到了高峰。一个美丽、柔弱、勇敢、决绝的悲剧形象，便深深铭刻在读者心中，屹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小妹妹，我尽力了，你帮帮忙自己翻译一下吧本文已发表于《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3辑（虞建华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发表时略有改动女性文化载体的解读— 关于谭恩美《喜福会》谭恩美（Amy Tan）是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她推动了美国亚裔文学热，并促进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的影响。其代表作《喜福会》 （The Joy Luck Club）（1989）因从中国人的独特视角细腻而传神地刻画了母女关系而使她成为了美国文学界的一颗新星，作品荣登《纽约时报》1989年春季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连续9个月保持榜中之位，同时该书获得了“海湾区书评最佳小说奖”和美国图书馆联合会颁发的“青年读者最佳图书奖” 谭恩美的作品中鲜见直接冲突，她关心的是华裔社会中的种种关系，其中包括家庭关系，男女关系，女性之间（尤其是母女之间）的关系等等。通过这些关系的探究，她再现了美国华裔女性及其后代的历史和生存现状。小说中的两代华裔女性大多挣扎在东方信仰和西方的价值标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中，不断努力寻求自己的身份与位置，并用生理与心理传承自己的文化价值。由于“华裔”和“女性”都是当今美国社会的“他者”（other），因此她们的语言、生活的探索、喜怒哀乐、以及生生不息的中国传统价值观念，都传递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虽然音量微弱，但传承性坚韧与神秘，这或许也是作者小说创作的基本主题和归宿。文化有多种载体，器物、风俗、宗教、神话、语言等都是宣传播布文化的重要手段。而本文将女性作为文化传承的载体，立足于不把作品看作是一个封闭的自足世界。因为《喜福会》的成功不能仅从语言的角度，或者仅从女性心理、中国情结去探究其文学上的奥秘。因此，在对作品剖析中， 应从一种宏阔的历史视域和意识形态出发。女性文化载体的作用其实是用她们的群体经验，来重新说明人类曾经以什么方式存在并如何生存。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提供了一种女性视点，其叙述解构了文学中男权主义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个男权社会的权力。因此，笔者将从女性叙述方式在小说结构上的体现，非主流文化主体的历史意识与传统体现，以及文化迁徙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来试图解读女性文化载体。一、女性叙述方式在小说结构上的体现。1、叙述形式与节奏的女性化《喜福会》全书是以八位女性的轮唱形式展开的，其絮叨的节奏和讲故事的语调是纯女性化的。首先，作家在小说中努力建立女性独特的话语系统和表达方式。综观全书，女性语言区别于男性的“理性的、逻辑性的、等级性的和直线型的”特征，充分体现出了其“不重理性的（如果不是不理性的）、反逻辑的（如果不是不逻辑的）、反等级和回旋式的” 特点。而且，据研究，女性身体与语言具有有机联系，女性的生理快感和生理节奏使她们运用语言不同于男性的语言与节奏。这一特点，在本书中也体现得较为淋漓尽致。同时，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的角色往往也决定了她独特的表达方式。在孩子的教育上，母亲往往担任着讲述故事的角色。因此，其叙述通常委婉动听，起伏跌宕，富有灵动的母性魅力。在小说中，由于作者耳濡目染中国母亲的教诲，在各人的轮唱中，自然使用了那种女性独有的节奏与语调。其节奏上的絮叨与沉缓，明显不适用于处于主流文化意识中的男性话语，因此，女性在此作为文化载体的身份明显凸现。2、 小说结构上的女性体现从整部小说的结构来看，这是一部复调小说，形式上类似于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和伍尔夫的《波浪》。全书包含了8个叙述者（即4对母女）从不同的角度讲述的19个部分，由各个人物叙述自己的情感、直觉、与体验的独白交错组成。其意义难以统一和确定，但有一个中心把她们连接在一起，即中国式的母爱及传统思想与美国化的女儿及西方理念的冲突，并指向爱的最终融合与理解。女性的声音使得整部作品的独唱与和声很和谐，极富音乐性。其实作者也很明显地借鉴了音乐的手法，在结构上表现出音乐作品的图式性。比如，小说以“千里鹅毛”为序曲，用这一部分的结语：“如是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她一直期待着有一天，她能以流畅的美式英语，把这个故事告诉她的女儿。（中译本为程乃珊，严映薇所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P 2）”，为整部作品定下了基调。而后面出现的就是以不同人物为核心的各个乐章，每个乐章简单重复序曲的主题，最后以其中的一个女儿踏上中国土地为和谐的终曲。全文形成了多个声部的轮唱交响，8个人物独特的性格意识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旋律，每支旋律是独立的，但又是同步进行，通过对位法构成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在横的关系上，各声部在节奏、音色、重音、力度以及旋律线的起伏等方面，具有独特性。但在纵的关系上，各声部又彼此构成和声关系。事实上，各对母女间仿佛存在着某种感应，尽管彼此各自的文化差异迥异，但血缘关系与亲情使相互渗入彼此的生活与情感。小说的女性式轮唱、絮叨、与话语结构与男性话语的不同还在于：多个声部的曲调虽然有各自的特色，差异明显而微妙，但是和声性较强，在差异中保持和谐。而大多数男性话语突出的是个性而非共性。母亲与女儿，因为彼此是生命的施与和获取的关系，她们所代表的中西文化差异使其间的关系奇异地交织在一起。女性群体在书中的声音，并不仅仅是自我反射，而是互相映照与补充。而作为女性的作者，将这些不同的叙事曲调结合为整体时，用她的独特的女性视角，抓住了一个统领全书的重要因素：各支旋律中不断有同一主题的反复呈现 — 即对母女差异、文化传承与多元文化的杂交的表述，形成相似与对照的乐段。例如：中国式的传统母爱，从孩子出生到成家的全过程是罕见的奉献，并且心甘情愿一代代传承；而美国女儿们虽热爱母亲，但无法忍受中国式的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关爱，于是她们用反叛来折磨母亲，为自己的独立和权利抗争。又例如：女儿房间的布置遵循美式风格，而母亲却因镜子正对着床置放而认定冲了喜气。又例如：女儿送一套盆子给母亲，不见母亲使用，便认定母亲不喜欢这套盆子。孰知其实正是因为母亲太喜欢而舍不得用；而母亲认为女儿的心事她应该是第一听众，但女儿却找心理医生诉说婚姻的危机……在不和谐的价值取向中，突出文化差异与不同方式的关爱，最终走向终曲的和谐，即女儿踏上了母亲魂牵梦萦的故土，突然如母亲所预言般遗传因子被激活而心潮澎湃，在“地之灵”的神奇感悟中与母亲的思想融合认同。二、 非主流文化主体中的历史与传统体现1、历史意识角度《喜福会》的论述角度是纯女性的，而小说中母女两代（同时又是中美文化的不同背景下的两代人）又体现了不同的历史意识。尼采曾把人的历史意识分为两种：批判性历史意识（the critic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和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the monument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批判性历史意识“以现在和将来的名义全盘批判过去，以便从过去的控制下完全解放出来。这种控制是一种负担因而必须全盘否定”。与此相反，纪念碑式的历史意识则是要在过去时代“寻找英雄行为的榜样来给现实注入活力并教导人们在现实中怎样再一次具有英雄性”。如果说母亲一代具有的是后者的历史意识，那么女儿具有的则是批判性历史意识。母亲不断地回溯过去，在对于新的文化的适应中以缅怀与留恋来看待自己的文化之源。而女儿是美国文化彻底的产物，对于自己的民族文化抱有的是忘却与否定。在这一点上，小说的动人之处是纯化了矛盾的复杂性，通过展示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在文化差异上的冲突与态度，来体现华裔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状况与演变。因为《喜福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写实与自传性质的，所以有必要提及作者谭恩美的历史意识。她的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女儿的历史意识，在她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希望周围的美国人忘却自己的华裔身份，但是外表上的鲜明特征与与生俱来的华裔文化情感，使她的青少年期充满了困惑与自卑。但是小说的创作是作者心理历程中的一次成长。我们明显地从小说的发展中，体会出了作者最终从两种历史意识的割裂中走了出来，用女性的细致体悟到了由此及彼的快乐与微妙。2、 新历史主义角度谭恩美是生活在后现代主义文学时期美国的作家，因为特定的文化身份，中国传统与历史在她眼中只是一个虚的空间，它因远离现实而极少被主流意识形态和流行概念干扰。所以，小说给予女作家安全地填注对她现实的个人化的生命体验，给她心灵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因此，她在作品中大胆遁入“中国历史与传统”，正是因为她看中了自己身上文化传递的不可替代的优势。 所以，与其说她了解中国文化，不如说是女性文化传承给予她的先验感悟。在小说的创作中，尽管女作家对于真实的中国传统的理解是牵强的（这几乎是所有华裔作品的一个不可回避的特点），但是她在叙述中至少准确地使用了纳妾、风水、争宠、偷情、禁欲、唱戏、吹箫、食文化、麻将等一系列古典文化的代码，演绎出了她自己关于文化传承、冲突与生存本能之间的关系上的思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文章既然已将女性文化载体作为契入点，那么，话语权力在重构历史上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被论述。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权力”理论就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等，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因为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所以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美国新历史主义的代表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也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与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因此，由此来反顾小说《喜福会》，书中的女性，尤其是母亲一辈的女人，在父权主义、种族主义的压抑下，基本丧失了主体地位与言说权力，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和空洞的能指”（斯皮瓦克），而作者谭恩美却给予她们充分表达的自由与畅快，以期展示不同于主流的传统文化。因为，由于华裔的生存境遇，美国文化对于她们是一种强势话语，在社会上打拼的男子与下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主体文化话语，运用主流性审视和评判事物的标准与理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文化原质失真”的程度就更深。于是，我们自然地体悟到：是否女性作为弱势话语群体，传承的文化失真率相对较小，其文化载体的作用就相对更大呢？让我们回到小说的世界。《喜福会》的故事容器中，相对真空了对主流意识与权力的敬畏感，由此帮助小说中的各个女性角色摆脱了时空的限制，建立了一种故事的时空构架，将她们内心的感触及思想与现实融为一体，烛照与身俱来的文化魅力，彰显出文化冲突与怀恋下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对于小说中历尽坎坷，饱经沧桑的女性而言，其经历与现实都在她的叙述中集中于某一时刻而将文化自然呈现出来。由此及彼，传统在小说中只是谈资了，如何谈才变成了最重要之事。其实在叙述中，尤其是以感性为胜的女性，她们遵循的并非是历史、文化或传统发展的逻辑，而是叙述话语的逻辑。而作为读者的我们，尤其是土生土长，浸润了中国文化的读者，我们无需用考证来威胁其叙述文体，因为在此之中女性的话语叙述、评价标准已经从“对不对”变成“动不动听”了。因此，《喜福会》书写的是华裔女性主体心灵的传统意识，是由其叙述构造的传统。所以，叙事方法也是全新的，是各人以“我”为中心的，新颖灵动的主观性时空构架取代了以往以事实自我叙述的客观化现象，作者对于传统与现实的自由穿行也因此水到渠成。三、 文化迁徙在女性身上的体现我想引用劳伦斯关于“地之灵”（the spirit of the place）来解释吴精美的大陆之行。“每一个大陆都有它自己伟大的地之灵，每一个民族都被某一个特定的地域所吸引，这就是家乡和祖国。地球表面上不同的地点放射出不同的生命力，不同的振幅，不同的化学气味，与不同的恒星结成特殊的关系……” 书中吴精美这一形象基本是谭恩美自身的体现，而所有最初踏上祖国土地的感受，都由精美来传达了。生为一个第二代华裔，吴精美自视是已经彻底融入美国文化的女人，但是母亲却告诉她，这种自己是中国人的感觉融化在血液中，等着沸腾的时刻。果然，在火车从香港进入深圳时，“霎时，我一阵激动，只觉得额头上汗涔涔的，我的血管突突地跳着，从骨髓深处，我觉得一阵阵的疼痛。我想，妈讲得对，我觉得唯有这时，自己完全变成一个中国人了。”（P262）“地之灵”在此如遗传基因般神奇地催化了文化身份的归属，即使移民迁徙已传至第二代，但“地之灵”的脉动依然被强烈感知。书中的母亲多次提醒女儿们，只有贴近了真正的中国大地，内心召唤就会冲破所有的时空界限，那是迁徙的历史所无法改变的，正应了“灵魂岂能漂泊流浪”（爱默生）。 而作者在此，更多的是用女性的敏锐与感悟，体察到了“地之灵”的呼唤，并称之为“血液的沸腾”。而对应于全书母亲一代的轮唱，她们的地域迁徙，美国生活的同化，只是表面凸现的一角，更深邃、更具生命力的是女性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是历久沉淀的文化记忆，正因为其女性的他者角色，这些记忆尚未经过权势化、主流化与理性化的扭曲，因此保持着淳朴的本质，具有新的地域的不可融合性与不可移译性。因此，恰恰是女性非中心化的文化身份，才使得许多记忆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即使在迁徙中，依然能保持与投射出最原始的、真实的文化之光。但是，由于女性作为文化迁徙过程中的传承载体，书中也是从母亲传至女儿，甚至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对抗与矛盾，我们也常常看到这其间的许多无奈。因为这样的文化传承，在迁徙中，大多是弱势话语团体的口耳相传的无意识沉淀，所以它存在着却被压抑着，也在渐渐褪去。四、 结语不可否认的是，《喜福会》在美国的畅销与成功本身也带有西方读者对“他者”的审美趋向。他者的含义如上所述有二：其一是东方的话语，其二是女性的话语。因为女儿们（即受纯西方文化熏陶的黄皮白心人）的叙述中，真实地渗透了西方优越、文明、进步，而东方神秘、迷信、甚至是落后的偏见。并且，由于小说的书写对象又是西方人，实际上小说的成功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方读者在跨文化文本的阅读中，其赖以生息的西方文化形成了阅读主体不可回避的文化价值参照结构。因此，对于母亲们的叙述话语，西方读者极可能“将其中所描绘的异国风情当作一种落后、野蛮文化的遗迹来猎奇。” 然而，作为女性，作为读者的我，或者说是作为批评者的我，也同作者一样，受制于特定的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自己对文学文本的理解及所选用的文化语境与其说是“发现”的，不如说是自己从具体历史处境出发所做的文本建构，也成了被解读的女性文化载体。参考书目：Culler, Jonathan. On Decon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London, 1983Greenblatt，Stephen. Renaissance Self-Fashion：From More to Shakespeare，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Lawrence, . Studies in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 Viking edition, New York, 1961Tan, Amy. The Joy Luck Club，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1990Weedon, Chris. Feminist Practice and Poststructuralist Theory, Great Britain, 1987陈厚诚，王宁主编，《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在中国》，天津：百花文艺出版，2000年福柯，《尼采•谱系•历史》， 纽约： 康奈尔大学出版社， 1977年李公昭 主编，《20世纪美国文学导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陆建德，《地之灵——关于“迁徙与杂交”的感想》：《外国文学评论》 2001年第三期(美)谭恩美 著，程乃珊，严映薇 译，《喜福会》，杭州：浙江文艺出版，1999年(美)小吉唐谷 著，王丽亚 译，《美学的功用:东方主义之后》：《外国文学》2001年第五期，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作者：张琼，复旦大学外文学院英文系（200433）
选材分量太轻。一般西方文学中的女权绕不开《美狄亚》的，这是最早的“女性态度”。论文最好写的是谈发展，但是不出彩，容易平庸。从《美狄亚》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中的女权在经历一个悄悄瓦解的过程（实际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要找一个论点，只要言之有理，说什么论点都行）。女权的内核在逐渐萎缩，表达方式也更加温和。简单说，文学中的女权（实际意义上的女权）没落了。 然后，引用些特征明显的著作（要明确的是你找的材料中女权的表达一定要越靠近现代越弱），证明你的论点。然后，引申，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好不好？（论述）然后，收尾，女权没落了。女人没落了么（等等一系列废话）。 然后等着老师夸。
可以考虑写某一个时期的文学作品，文学这个东西具有强烈的时代性，这样写起来也会轻松很多。推荐考虑：维多利亚一世在位期间，是英国女权运动的一个高峰。
英美文学作为世界文学史上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它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英美文学硕士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英美文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篇1 浅谈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摘要】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学派，它关注文学的社会 文化 语境，强调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传统的文学史，批判男性中心主义的文学标准，并要求研究妇女作品的特殊性、谱写妇女作家的传统。本文着重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解构男性中心文学的框架与建立女性主义诗学这几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英美派女性主义批评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富有的实践指导意义。 【关键词】英美文学;女性主义;男性中心文学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而兴起的西方文艺批评新军。它以女性主义思想为理论基础，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以从边缘走向中心为行动纲领，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个人色彩。之所以把英美文学合在一起，是因为二者不约而同地对女性问题中的社会历史因素给予格外关注。另外，同为英语国家，女性主义批评者致力找寻的文学传统和艺术形象都集中在相仿的经典之中。 一、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深层背景和原因 以往所谓的文学传统一律以男性为中心，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也都被父权主义意识所统治。面对这种情况，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文学批评要具备普遍意义和有效性，无论如何都应该将女性意识包括在内，坚决动摇和解构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对现存的文化和制度进行总批判，整理提供掀起一场女权主义的文化革命。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首先是从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而开始的。 这主要是通过考察、分析、审视男性文学中那些陈旧的女性形象。在男性本位创造的 神话 故事 中，女性总是以虚幻、美化或扭曲的形象出现的。她们是象牙女郎、安德洛美达、夏娃、潘多拉，是为男人享用而创造出来的尤物，是一种被动、缺乏自主能力的次等客体。在《性别政治》一书中，米勒特对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奈特等男性作家的思想意识作了尖锐有力的批评和分析，指出这些作家的小说中有很多细节描写都把女性给非人化了。小说中描写的场景和过程全都是从男主人公的角度出发的，女性人物自始至终都处于被控制的地位，男性人物则是绝对的操纵者。 米勒特的分析说明，男作家正是通过这种夸张的描写，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为正常的政治关系，让女人处于屈从、附属的地位。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在《阁楼上的疯女人》一书中指出，19世纪(乃至今日)占统治地位的父权主义意识形态把艺术创造力当成男性的一种根本优质，由于创造力被界定为男性，其结果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女性文学形象也必然是男人幻想的产物，女作家们被剥夺了创造自我形象的权利，而必须努力遵照父权制强加在她们身上的标准。 吉尔伯特和格巴条分缕述地论证了19世纪的《不朽女性》是怎样被男人想象为虚无飘缈、温柔美丽的天使形象，认为从但丁的贝雅特里齐、歌德的葛雷特和玛甘泪一直到考文垂?帕特莫尔的《屋内天使》，理想的女性始终被视为逆来顺受、俯首帖耳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一种创造物。她们还指出，在天使形象的背后隐藏着妖妇的形象，男人把女性理想化的对应面就是对女性的恐惧。她既给男人带来满足，又会使他产生厌恶。 女性主义者认为，男性中心的文学把性别推向边缘，让妇女成为文化的接受者，批评的功能在于揭露隐藏在作品中的男性沙文主义的真正面目。因此，女性主义者的首要任务是用批判的眼光审视男性创造的女性神话，作一种对抗性阅读，把根植于女性心中的男性意识根除。文学批评一旦揭开了这些形象的政治含义和文本的性歧视，就能帮助读者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从而动摇父权制的根基，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二、建立女性主义诗学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一些实践 女性主义批评家们试图通过对男作家笔下诸多女性形象的考察、剖析和审视来解构男性中心的文学传统框架，但她们并不只满足于此，她们努力扩大批评的范围，拓展新的批评领域，确立女性主义批评原则，建造一座她们自己的文学宫殿，发掘被男人和社会所忽视的妇女文学传统，将批评的焦点对准女作家及其作品。她们要求拓宽妇女生活题材，创造一种崭新的、富有生命力的、迥然有别于男性文学的妇女文学;她们系统阐述女性主义批评原则以此肯定妇女的文学 经验 和社会经验;建构女性主义诗学，以此对传统的文学作品进行新的评价，重新书写文学史;此外，她们还对男女作家在文学传统方面的差异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对女作家的创作经验、想象及其创作手法等方面显示出来的不同倾向进行初步研究，对既存的批评观念和文学的道德性质进行深刻的 反思 和审视。 具体做法就是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挖掘被埋没的女作家及作品。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丽娜?蓓姆指出，如果从已出版的文学史或文集来看，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女性大作家，而主要的小说很容易发现，早在移民时期，女作家就开始活跃了。到了19世纪中叶，在销售和品种方面，女作家已在美国文学史上占了重要位置，连霍桑那样的名作家都免不了担心自己的读者会被女作家吸引过去。然而，这些女作家在文学史上却名不见经传，因为文学史对她们不屑一顾，认为女人不能算是作家，其作品也够不上载入史册的标准。 正是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标准将女性作家长期摒弃于文学史外。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任务之一便是从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整个文学史，发掘被埋没或受冷漠的女作家的作品，纠正男性传统对之的错误理解，寻觅女性文学的传统，重铸文学批评的 方法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承认一个女性文学的传统存在，但它时时被迫中断，妇女文学的发展呈间歇状态，直到19世纪以后才能较清楚地看到文学创作的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女性文学传统。 相对于世界文学的发展，这一女性文学的传统无疑是十分短暂的，并且以阿弗拉?贝恩为代表的19世纪初期的妇女创作又被男性的文学批评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故导致妇女文学传统的难以发现。尽管有着种种困难，但妇女文学传统的存在是无疑的。伍尔夫认为她自己的创作也是沿着这条女性先辈开拓出的道路而进行的，这条道路是许多年以前开辟出来的，动手的有芬尼?伯尔尼、阿弗拉?本、哈利?马提诺、简?奥斯汀、乔治?艾略特。许多著名的女人，以及许多无名的和被忘记的女人，曾在我之前修缮着这条路以使之平坦光滑，并且调整着我的步伐。 所以，当我写作时，我的前面只有极少一些物质障碍。伊莱恩?肖瓦尔特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中最为活跃、影响较大者之一，她倡导建构独立的妇女文学史和女性文学经典。 三、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反思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灵活地吸收了西方流行的各种批评方法，容纳了生理学、人类学、现代心理学和美学等领域的知识和理论，呈现出一个多元开放的体系。女性主义批评不为单一的方法所左右，从语言、心理、文化等多角度解构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达到建立女性自身的价值标准与独特文化的目的。 然而，玛丽?朴维在其文《女性主义与解构批评》里声称：“‘女性’仅仅是社会的产物，不具有自然的基础，即‘女性’是一个术语，对这个术语的界定取决于它所被讨论的语境，而不取决于某些性器官或社会经验”，“‘女性’反映不了完整的自我，因为特征是有所联系的，‘女性’仅仅是同‘男性’相对照时获得的临时定义的一个位置。”如果性别角色完全取决于话语，这一话语又时刻处于变化和解构之中，两性的意义缺乏稳定性，那么女权主义批评家和理论家就失去了存在的支点。如果放弃了对社会性别的界定，要求女性正当权益的斗争就失去了理论基石。 她因此呼吁，女性主义不能忽视女性受歧视的社会现实，不应该消解主体，反倒更应该加强对现实的斗争策略的研究。 综上所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20世纪6O年代末兴起于欧美的新女性主义话语的一部分。它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与实践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仅对父权制文化给予了尖锐的批判;而且还突破了理论话语惯有的表述方式，使历经沧桑的女权思想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得以理论化，并进入了理论话语的中心，使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摆脱异端与边缘的地位，转而成为当代理论话语的重要一维，促进了西方理论话语的转型。当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探讨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深入的发掘。 参考文献： [1]英美派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莫文斌，罗艳《求索》2005(02). [2]试论20世纪英美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流变及其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2(02). [3]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土化历程及其问题[J].魏天无外国文学研究，2011(06). 英美文学硕士毕业论文范文篇2 论英语教学中的英美文学 摘要：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要适应新世纪英美文学教学的发展，满足21世纪外语人才的需要，高校必须改变传统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不断加强英美文学教学改革，构成合理的学科梯队。本文从英美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和英美文学的 教学方法 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英美文学;英语教学 一、英美文学在英语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一)有效提高学生对所学英语知识的实际应用能力 文学作品是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文字语言形式。语言文字经过大师们的加工酝酿，便具有了鲜活形象的生命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经典和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因为文学作品中饱含生活气息，使人们更加易于接受，所以成为教学的典范和人们争相模仿的对象。在英语教学中适当引入英美文学作品赏析，可以进一步提高学生对英语语言背景的了解和对英语语言艺术的浓厚兴趣。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这些经典的英美文学作品，结合其中的优美的语句段落让学生们在具体的语境中去感悟单词和语法的实际应用，能够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可以提升学生的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 在英美文学作品的熏陶下，学生们不仅学到了基本的英语常识，还通过对作品内容的了解进一步开拓了自己的文化视野，了解到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不同的社会生活场景，从而使自己的个人修养和文化情操得到进一步提升，对不同文化的欣赏、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通过学习优秀的英美文学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了解英美国家的发展历程，感受英美人民的生活现实，可以让学生的 思维方式 和修养水平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三)能够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 文学作品是作者优秀思想的结晶。通过阅读作品，我们可以和作者进行跨越时空的精神交流。优秀的文学作品，其内容寄托于文字之中但精神无限延展。在欣赏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我们展开丰富的想象能力，对作者表达出的中心思想从不同角度加以揣摩，从而丰富了我们的情感体验、滋润了我们的心灵，是我们的眼界进一步拓宽。在英语教学上，通过阅读英美文学作品，对作品内容进行赏析，可以增强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提高他们对英语语言的理解能力。 对于同一篇作品，学生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作品展开讨论，抒发自己的见解，在探讨过程中教师引领学生进入一个潜藏着未知答案的文本空间，由于没有标准答案，学生能够自己理解自认为正确的看法，主动去通过作品对作者进行评判。他们主动对话作者、质疑作者甚至否定作者，在对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探讨中，逐步养成敏锐的感知能力，掌握严谨的分析方法，形成准确的表达方式。在英语教学中引入英美文学作品赏析的真正意义也正在这里。 二、英语专业英美文学教学现状 在我国的英语专业教学中，英美文学教学还保持着传统的泛读化教学方式。文本资料以教材上的为主要对象，在英语课堂上教师重点讲解教材，把重点在黑板上罗列出来，学生阅读仍然是次要的。英语教师往往背负着较重的教学目标，对教材的讲解也只是一遍而过，而教材对于英美文学的选取也受篇幅所限往往节选某一段落，对于英美文学的分类和评价往往比较混乱。 在英美文学课程中，由于教材教学内容信息量大，历史年限跨度长，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不一，英语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和作品中心思想无法得到全面展现。这使得学生们的阅读效果大打折扣，教师在讲解过程中也无法全面展现作品中蕴涵的宝贵精神财富，只能针对几个关键的词汇和语言点重点讲解。 所以，现实中英美文学与课往往就是教师在讲台上漫无目的讲，学生在下面机械地听，麻木地记词汇。随着民间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英语专业教学中通过英美文学阅读引导学生提高 英语学习 效果，提升英美文学作品的阅读欣赏能力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的共识。 目前的英美文学教学模式还存在很大的问题。首先体现在教师的授课方式上，在课堂上，教师对于教材中的英美文学理论部分的讲述过于冗长，使学生们对学习毫无兴趣可言。学生们对这一部分的课堂内容只是被动地接受，自己不会动脑去思考有关作品的问题。教材选取的作品与文史理论也不利于课堂教学有效进行。其次，英美文学课由于教材篇幅有限，无法完整摘录某一文学作品，只能有选择地节选作品中的关键段落，而对作品的完整性造成破坏，作品的发生背景、人物介绍也变得残缺不全，学生初次接触作品很难深入阅读下去，教学效果可见一斑。 三、英美文学的科学教学方法 (一)循序渐进 英美文学课是需要一定的英语基础的，因此在课程安排上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规律，贯穿于整个英语教学过程的始终。在具体的授课方式上，要考虑到学生们对英语的掌握情况，结合学生的词汇量和阅读水平逐步提高讲课层次。例如，在学生刚入学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英语读本培养他们的 英语阅读 习惯，等他们有了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水准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再给他们安排英语作品的原著阅读赏析。只有阅读英美文学原著作品，才可以看做是真正意义上的英美文学 教育 。学生有了一定的原著阅读经验，可以在课堂上适量增加阅读量，逐步提升学生们的英语阅读水平。 (二)通读原著 开设英美文学阅读课的目的是全面掌握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心思想和作者的写作特色。只有将英语原著通读下来，才能充分体会到作品的语言特色、思想脉络和其中蕴含的深刻道理。目前我国英美文学教材只是节选作品的某一章节，断章取义，不利于学生整体理解作品。因此教师要创造条件，使学生尽量通读原著全文，全面体会作品思想内核，有条件的也可以横向扩展，多读一些相关作品，从更广阔的角度试着去理解作品，一定能收到意料之外阅读效果。因此，教师要向学生强调通读整本书的重要性，并布置写 读后感 ，督促学生完成任务。 (三)向学生推荐作品 英语教师在教授英美文学课时，除了教材上节选的内容外，还要积极拓展学生们的知识面，向他们推荐一些通俗易懂、可读性强的英美文学作品。例如英语典籍《圣经》、英国史诗文学《贝奥武夫》、经典小说《鲁滨逊漂流记》等等，都是一些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读来让人兴趣盎然，学生们课余饭后可以认真的深入进去进行精读。 (四)要求学生写读后感 英美文学作品阅读不能仅仅当做消遣，教师要要求学生每读完一篇作品都要写出心得。只有这样学生们在阅读过程中才会加强体验，在写读后感时重温对作品的个人理解，从而加深了最作品的认识。教师可以从学生的读后感中看出学生对作品的掌握是否充分?认识角度是否恰当?指出他们的不足，引导学生重读作品相关章节，纠正错误认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分析能力。此外，英美文学课程的考核可以采取写论文的方式，来促进学生通读作品，加深认识。 (五)让学生积极参与课程设计 课堂教学中教师可以反串角色，让学生主导课堂教学，扮演老师的角色在讲台上为大家讲解分析教材。这样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参与到课程设计中来，在学习中变被动为主动，加强对学习过程的记忆。从而避免了其被动接受知识养成的惰性。这样做一方面强化了课堂教学的学习氛围，另一方面使学生主动去对作品内容进行学习、记忆，对作品的印象进一步加深，促使他们在课外通过各种途径去对作品本身或作者相关资料进行搜集、检索，将之作为教科书的有益补充，学生们的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四、结语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英语教学模式和教学理念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在英美文学课程的教学上，只有转变教育理念，创新教学模式，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在教育实践中探索有效的英美文学教学方法，合理的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以一颗火热赤诚的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才能真正地帮助学生提高英语学习能力，满足新时期对外语人才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胡恒.基于网络环境的英语文学课程教学设计[J].英语广场(学术研究)，2012，(5). [2]董梅.英语教学中导入经典文学阅读的创新型教学研究[J].前沿，2012，(10). [3]张春开.浅谈英美文学在高中英语教学中的渗透[J].英语教师，2012，(4). [4]章洁帆.论文学性在综合英语课堂上的体现[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2，(2).
这个题目不难写，不知道你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如果是研究生的话题目还可以，最好改成英国文学中的女权主义发展。你可以谈谈乔叟，莎士比亚，简奥斯汀，勃朗特姐妹，哈代，萨克雷，还有弗吉尼亚伍尔夫。把它们的作品和英国女权运动的历史结合起来。比如文艺复兴以前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不是天使就是魔鬼，在文学作品中她们可有可无。文艺复兴后，乔叟的作品《坎特伯雷故事集》中有很多女性泼辣，有主见，但在作品中所占篇幅小。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女性开始和男性一样成为主角，朱丽叶，鲍西亚这些女性果敢，有主见，敢爱敢恨，这与伊丽莎白一世当政有关，但他的作品也有受男权思想影响的地方，比如他的历史剧中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李尔王》中两个大女儿和《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是文学中魔鬼的代表，还有麦克白是受女巫的蛊惑才弑君篡权的，这都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偏见。《李尔王》中的小女儿和《奥赛罗》中的黛斯德莫娜，她们都是天使的代表，柔弱温顺符合传统道德。简奥斯丁的作品，第一次从女性的角度叙述故事，作者肯定了女性的智慧，追求男女平等。但以上的作家，女权主义具有局限性，只涉及爱情婚姻方面。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提出女性经济独立，以及对事业的追求。简爱即使结婚，也要保留家庭教师的职务。简爱的梦想是开办一所乡村学校。《维莱特》中的主人公，路西小姐横渡海峡去法国讨生活，还有《谢利》中具有男子气概的大小姐。她们改变以往婚姻是女性唯一出路的思想，不再依靠男人生活，而是依靠劳动，自食其力。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否定的束缚女人的贞洁观，萨克雷的《名利场》被称作一部没有男主人公的小说，描写了女冒险者的故事，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肯定了女性的奋斗。还有DH劳伦斯作品《查泰来夫人的情人》《恋爱中的女人》和《虹》中的女性渴求解放，追求自由的婚姻与爱情。弗吉尼亚伍尔夫是现代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代表，从心理刻画女性形象。她有本书好像叫杀死炉边的天使，是专门探讨英国文学中的女性主义发展的。如果是本科写一部或两部作品的比较就行。推荐你几本书：《女性主义简史》，波伏瓦的《第二性》，《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判》
女权主义可能是女生在社会中收到了不平等的对待，通过自身的强大对抗社会不公的一种表现。其实现状男女平等的社会，大家都要学会相互尊重。但是毕竟男女有别，不同性别的原因，大家擅长的东西也不同，没有必要因为一些原生的事物而对社会的正常现象表现出抵抗心理。
我觉得女权主义并不可取，男女平等才是最好的，毕竟女权有性别歧视的嫌疑，大多数人都不会喜欢，所以在很多女生标榜女权主义的现在，我感觉女权主义并不可取，只有男女平等，才是这个社会最好的方向，让所有的人都感觉到适合。
选材分量太轻。一般西方文学中的女权绕不开《美狄亚》的，这是最早的“女性态度”。论文最好写的是谈发展，但是不出彩，容易平庸。从《美狄亚》到《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文学中的女权在经历一个悄悄瓦解的过程（实际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要找一个论点，只要言之有理，说什么论点都行）。女权的内核在逐渐萎缩，表达方式也更加温和。简单说，文学中的女权（实际意义上的女权）没落了。 然后，引用些特征明显的著作（要明确的是你找的材料中女权的表达一定要越靠近现代越弱），证明你的论点。然后，引申，为什么会这样？这样好不好？（论述）然后，收尾，女权没落了。女人没落了么（等等一系列废话）。 然后等着老师夸。
师说明是要运用某一具体擅长的 帮写的可以的
这是一种很偏激的行为，这个词带着一定的强权色彩，其实只是追求男女平等而已，不应该这么的过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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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一首诗中将1933-1943年形容为“黑暗时代”。在这十年中，反犹主义兴起，《纽伦堡法案》通过，经济衰退最严重时对犹太人展开迫害，这些事件使欧洲四分五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联合起来反抗极右势力；西班牙内战爆发；法国流行着一句口号：“宁要希特勒，不要人民阵线！”反犹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共产主义运动相互交织，政治陷入极度混乱。在这首诗里，布莱希特恳求“在我们后面出生的人”宽恕不懂得“为建立一个友爱的世界奠基的”那一代人 。
为了给“这个时代画一张像”，巴黎政治大学政治研究中心（CEVIPOF）副研究员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Sylvie Courtine-Denamy）选择了三位女性，写成了《黑暗时代三女哲》一书。她们都是犹太人，也都是哲学家，几乎是同代人，她们就是埃迪特·施泰因（Edith Stein，1891-1942）、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和西蒙娜·韦伊（Simone Weil，1909-1943）。
那个时代对哲学家并不重视，但是三位年轻的才女很快就证实，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因为哲学正要风行于世。三人后来都引起了她们的老师们的注意，这些老师就是胡塞尔（Husserl）、海德格尔（Heidegger）和阿兰（Alain），都以离经叛道著称。而她们都敢于批判老师，而且想超越他们。三位才女的执教生涯都将在希特勒攫取权力之后遭受挫折，即使其中一人，即埃迪特·施泰因，是因为身为女性才不能获得教书资格的。不知是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她后来成了三人中唯一的一位女权斗士（尽管她的立场在今天的我们看来相当保守）。只有西蒙娜·韦伊一人讨厌自己的女儿身，拒不承认她的女人身份，就像拒不承认她的犹太身份一样。
她们的著作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中不时发生的一些悲剧性事件有密切的联系。革命、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反犹主义，这些都是西蒙娜·韦伊和汉娜·阿伦特充满 *** 的思想赖以植根的沃土，而埃迪特·施泰因则一边聆听尘世的动荡在加尔默罗修道院深处激起的回响，一边继续默想十字若望。
她们对于各自女性身份的态度也各有不同，她们遇到过“妇女解放”的问题吗？她们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吗？当种族问题与性别问题叠加，黑暗时代对于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从新近出版的《黑暗时代三女哲》中文版中节选了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文 | 西尔维·库尔廷–德纳米 译 | 高毅 高煜
我们所面对的是三个叛逆者，更确切地说，是三个有主见的女人，因为实际上她们不受任何束缚。三个人都如阿伦特所说，“总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们是女人，又是哲学家，在哲学几乎不受重视的那个年代，她们谁都没有遇到过“妇女解放”的问题吗？
确实，对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保守的汉娜·阿伦特来说，这个问题根本不存在，她在与贡特尔·高斯（Günther Gaus）谈话时所表露的想法就是证明。正如她的老朋友汉斯·约纳斯所回忆的，她“漂亮，有魅力，能分清与男性的友情和与女性的友情，不会混淆”，她乐于接受男人对她的爱慕，喜欢男人向她献殷勤，不愿放弃女人享有的特权。对她来说，身为女人是和她是犹太人一样重要的事实：“当女教师对我没有什么妨碍，因为我还是习惯做女人。”
因此，要是有人以她为榜样，说她是“第一位从事哲学这个通常被认为是男人专门职业的女人”，她就会生气，她反驳高斯说：“这种状况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一位女哲学家的。”同样，当有人指出她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克里斯蒂安·高斯（Christian Gauss）研究班上做讲座的第一位女性时，她也感到气愤。1953年11月16日，她在写给库尔特·布卢门菲尔德（Kurt Blumenfeld）的信中，拒绝人们想要她扮演的“杰出女人”的角色，这可能让她痛苦地联想到“特别的犹太人”这个角色。不过，当一个学生在听完她的课后，兴奋地欢呼：“罗莎·卢森堡又回到我们中间了！”她听了还是很感动。她还专门就罗莎·卢森堡写了一篇文章，实际上是评论.内特尔（）写的罗莎·卢森堡传，她责怪这位传记作者没有充分强调罗莎·卢森堡是“非常有觉悟的女人”，她认为罗莎·卢森堡强烈反感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就是证明，这位女革命家和阿伦特一样，特别注重这个“小差异”。西蒙娜·韦伊也为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写过书评，罗莎·卢森堡的斯多葛主义生活观（爱命运）显然得到了她毫无保留的共鸣和赞赏。
汉斯·约纳斯也指出，“她女人味十足，这就是她不是女权主义者的原因”。1933年，汉娜·阿伦特为阿德勒学派心理学家阿丽丝·鲁尔·格斯特尔（Alice Ruhle Gerstell）的《社会》（Die Gesellschaft）写了书评，标题是“对当代世界妇女问题的心理学回顾”。在文中，她指责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不敢毅然投身于政治生活，只局限在要求单纯的社会秩序上，因此注定是空想，毫无意义。
由于她甘于她的女人特性，甚至一有机会还追求它，因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惊讶，她为什么不否认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句套话。雅斯贝尔斯为了能使她作为纳粹德国的逃亡者获得德国 *** 的赔偿，认为有必要在推荐信中明确指出，汉娜·阿伦特经过他和海德格尔的指导下的学习，在1933年以前那种条件下，“尽管身为女子，仍然获得了学术的职业”。由于被迫流亡国外，她的大学老师和作家的“职业生涯”还是被耽搁了很久。除了1929年发表的关于圣奥古斯丁的论文和快要完稿的《拉赫尔·法恩哈根，浪漫主义时代一位德国犹太女人的一生》，她当然还有大量的文章。直到1951年，汉娜·阿伦特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巨著《极权主义的起源》，才让她在美国声名鹊起，尽管她早在1941年就到了那里。后来她就在一些名牌大学任教，但大部分时间——从1968年直到去世——是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工作。然而，经过长期交涉，她迟至1972年才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重新获得她被纳粹剥夺的有追溯效力的高等教育任教资格。
埃迪特·施泰因也是这样平平稳稳地成为女哲学家的吗？她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很想到大学里教书。尽管当时大学教师的门尚未向妇女打开，但她还是提出了申请。1919年底，她的申请被驳回。胡塞尔亲自为她向他的哥廷根大学同行们写了一封推荐信：“如果某一天大学教员的职位能向女士开放，我首先就要热烈地推荐她。”她还发出了一封为妇女争取大学任教权的 *** ，也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埃迪特很沮丧，但仍继续奋力抗争。1928年，胡塞尔要退休了，埃迪特便打算到弗赖堡大学再碰一次运气。但她不想找在论文答辩前不久在胡塞尔那里认识的海德格尔帮忙，况且他曾明确告诉过她，作为天主教徒（埃迪特·施泰因于1922年皈依天主教），她最好还是去找马丁·霍内克尔（Martin Honecker）申请任职。因此她最终只好接受施佩耶尔多明我会学校的文科教师职位，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31年，是年威斯特伐利亚的明斯特科学教育研究所为她提供了一个讲座教师的职位。但希特勒的上台又使她在1933年4月9日失去了这个职位。在她的房间里，天主教圣徒的雕像和民族英雄的雕像并排陈列，其中主要是犹滴（Judith）和以斯帖（Esther）。
埃迪特在上中学和大学时，是一个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参加过普鲁士妇女争取选举权联合会这个激进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许多关系到妇女职业生活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涉及家庭、教育、政治以及妇女在教会中的作用等许多方面。1928年4月，在路德维希港市召开的巴伐利亚州大主教女教师联合会会议上，埃迪特·施泰因第一次做公开演讲，谈论的问题是“妇女固有的价值及其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在1931年8月30日到9月3日的萨尔茨堡学会会议上，她是唯一的女性，还做了一个关于“妇女职业生涯伦理学”的演讲。
但无论如何，很难说她是一个革命者，因为她反对男女在一起工作。她认为妇女的天职在于婚姻与家庭，也就是说，要按照妇女的特性行事，圣体圣事和礼拜仪式应足以滋养她们的灵魂。在苏黎世，她做了“女基督教徒在大学的使命”“女基督教徒的生活”等演讲。她应德国天主教妇女联合会委员会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关于“妇女教育的基础”的报告，另外还协助电台做了关于这个主题的报道。她的全部有关思想都记载在《妇女及其命运》（La femme et sa destinée）这本书里，其中收录了六篇论著。在书中，她着重思考妇女是否存在一种特有的本性，即“女子特性”，一种“对某种结构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形式”。她没怎么借助于实验心理学，但提到了托玛·安格莉卡·瓦尔特（Thoma Angelica Walther）嬷嬷的著作。这位作者在《存在的和谐》（Seinsrhytmik）一书中，把亲在（女人）和此在（男人）区别开来，在每个人身上，这些要素或多或少都有些侧重地并存着。埃迪特·施泰因更喜欢关于本质和存在的更为经典的区分，即男性与女性的差异是“实体形式的”差异。观察世界的能力可能属于女性的本质，而认识世界、影响世界的能力则属于男人，这不排除上帝可以根据男人和女人各自的才能赋予他们不同的使命。在她看来，女性的“楷模”是匈牙利的圣伊丽莎白（Sainte Elisabeth）和圣母玛利亚，她们体现了“默默顺从”的美德，代表着“宁静之路”。
西蒙娜·韦伊则不同，她讨厌自己的女人特性。我们知道，“火星人”“可怕的怪物”“赤色贞女”，这些都是她的绰号，无论如何都不太好听，说明她在青少年时期的假小子举止和不遵守习俗的态度引起了人们的反感。乔治斯·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曾在20世纪30年代和她打过交道，当时两人都为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创办的《社会批判》（La Critique Social）撰稿，1957年他保留了杂志上的一幅吓人的画像，画的是《天之蓝》（Le Bleu du ciel）中一个名叫拉扎尔（Lazare）的人物，十多年前他在为《批判》杂志撰写的关于《扎根》的文章中就已经勾画过这个人物。西蒙娜·韦伊认为，生为女人是一种不幸。据她的传记作者西蒙娜·佩特曼回忆，“她具有尽可能做一个男人的决心”。在她写给父母的信中，落款往往是“你们恭顺的儿子”，父母也满足她的愿望，称她“西蒙”，或者“我们的二儿子”，甚至还以阳性词称呼她为“我们的高师文科预备班的学生”。
她既没有什么女人味，也不是女权主义者。1927年底，她和阿兰的几个弟子组织了社会行动团（Groupe d’action sociale）。当团体中有人请她就女权主义的主题做一个报告时，她断然回绝：“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结果他们让亚历山大夫人代替了她。有时莫里斯·舒曼尽可能委婉地建议她多注意外表形象，免得让人担忧，她噙着泪水抗辩说，她没有时间花在那种琐碎小事上。她继续裹着破旧的短披肩，戴着那顶多年不换的无檐软帽，行色匆匆地生活，只有当她去参加雷诺工厂招募时，才让西蒙娜·佩特曼帮她打扮了一下！她认为爱情不值一顾，有一天，她写信给她以前的一个学生说：“……当我突然心血来潮想了解爱情时……我就努力摆脱这种欲念。我对自己说，在还没有成熟到那种程度，还不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对生活的一般要求和期待是什么的时候，最好不要贸然把一辈子押在不可预见的方向上。我的意思不是要躲避爱情，而是不该刻意追求它……重要的是不要终生一事无成……”
对她来说，纳粹主义也将成为一个障碍，一个就要“存在”的障碍，至少她估计到了这一点。1938年和1939年，她曾因患头痛病而从国家教育部获准病休，但后来申请复职时没有得到回音。于是她在1940年8月给公共教育部部长、拉丁语学者热罗姆·卡尔科皮诺（Jerôme Carcopino）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推测，前一段时期我在报纸上看到的‘犹太人身份’这种说法与这次不予答复不可能没有关系……我不懂犹太人这个词的定义，这一点从来未列入我的研究计划……这个词是指一种宗教吗？我从未上过犹太教堂，也从未参加过犹太教礼拜仪式……我记得我的祖母上过犹太教堂，但我知道我母亲的双亲思想自由……这个词是指一个种族吗？那么我也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我父亲那一方，或母亲那一方，和两千年前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那个民族有什么联系……我父亲的家，能回忆起来的，就住在阿尔萨斯……我母亲的家从前在斯拉夫人的国度。再说，就算种族有继承性，也难以设想宗教信仰有继承性，至于我，我不参加任何宗教仪式，当然没有继承犹太教……如果要说有一种宗教传统被我视作遗产的话，那就是天主教的传统。基督教的、法国的、希腊的传统，就是我的传统；我对希伯来的传统一无所知。”西蒙娜·韦伊后来再也没有恢复教师职位。她后来抗拒了1940年6月2日颁布的法令，该法令规定要清查自由区的所有犹太人。她发誓：“我宁愿坐牢也不去犹太人区。”
这一段傲气十足的话可以看作她的“自恨”吗？西蒙娜·韦伊常常会这样恨自己。西蒙娜·佩特曼还记得，西蒙娜·韦伊的“自恨”甚至发展到了很极端的程度。1934年，她竟向贝尔谢博士（Dr. Bercher）坦言：“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个反犹主义者。”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明那种斯多葛主义的“爱命运”态度是对的，这种态度包含一种自在感，一种在她一直依赖的世界里“扎根”的意愿。在韦伊1940年和1941年写的那些作品中，她仍然以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传统为依托，扮演反希伯来人的希腊人的角色。尽管西蒙娜·韦伊自称是在一种不可知论的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她最终拒绝了洗礼，但她还是和埃迪特·施泰因一样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而她们对世界和对她们人生责任的看法，也就因此和汉娜·阿伦特有了很大的差异。
书摘部分节选自《黑暗时代三女哲》第一部《成长岁月》，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较原文有删节，小标题有修改。
为了反对导师批评自己裤子太短，这个妹子在论文答辩时当众脱了衣服。2018年5月5日，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公共表演课程论文答辩现场，华裔女学生Letitia Chai当众脱下衣服，只穿内衣进行答辩，表示这是为了反对自己的女导师Rebekah Maggor志强批评她“裤子太短”。
Letitia Chai在自己的Facebook上解释称“预答辩时我只不过穿着蓝色带扣牛仔短裤，但老师上来第一句就是你怎么穿的这么短，这是你穿短裤的场合吗？”“批评我不分场合不说，还调动在场其他同学一起批评我”。但目前这些文章已被删除。
据悉，这门公共表演课程并没有正式的着装规范，但要求学生“为他们将要呈现的形象适合地着装”。Maggor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不告诉我的学生要穿什么，我也不给他们定义什么是合适的衣服，”“我要求他们反思自己，做出自己的决定。”
Maggor提到，在这个课上她曾要求一名学生把帽子脱了，遵守服装规定。
但对此，Chai表示“告诉别人拿帽子和告诉女孩她的短裤太短了是不一样的。”她还提到，Maggor告诉自己，她会将“男人的注意力”从自己的演讲内容上吸引走。
“我不负责任何人的注意力，因为我们有能力为自己思考”Chai表示。
在Maggor批评过后，有一名男留学生在讨论中评论说，演讲者在论文答辩过程中为了听众有“道德义务”要保守地穿衣。这时Chai离开了房间，两个学生在后面安慰她。
有11名同时预答辩的同学的声明中表示，在Chai离开后，Maggor为自己的措辞向班上的学生道歉，并承认“女人身上的短裤有很多文化和政治上的包袱”。
不过，Chai却表示，在Maggor离开房间后，事情恶化了。Maggor问自己，妈妈会对自己这样穿衣服怎么看。Chai当场怼道：“我妈是女权主义者，性别及两性关系学教授，她可对我的短裤没意见！”
Maggor追问，那你想要做什么。Chai告诉她：“我要去做我一生最好的演讲。”随后，Chai就回房间脱掉了衣服做了答辩。在Chai把这件事情放上脸书之后，引发了很多关注。
11名同时预答辩的同学的声明中却表示，虽然教授存在部分“措辞错误”，但她对班级的态度和鼓励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愿望一直是“非常诚恳的”。
白鹿原论文的题目：围绕朱先生的话，可以从他的圣人形象这块下手，或者是他的仁义礼智信等方面。或者是他与其他人物的比较研究。可以选的方面还是很多的。
《白鹿原》最后的结局给了观众“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白鹿原”的幻想。观众习惯了白嘉轩与鹿子霖这对欢喜冤家的争斗，对“原二代”挣脱枷锁走向不同的命运感到唏嘘，更对白鹿原上最后的长工鹿三与白嘉轩的情义感到敬佩。
《白鹿原》通过白鹿原上白、鹿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展示了渭河平原五十年的风云变幻，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生活变迁的电视剧，也是一幅中国近代史雄奇画卷，更是一部展示中华民族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文化秘史。
幕后花絮：
张嘉益是陕西人，对《白鹿原》这部小说很熟悉，上学时就看过，接到这部戏时很激动。
演员们在戏里演的都是农民，不能细皮嫩肉的，要有农民本色，所以几乎每个演员都减了十斤八斤的。为了有农民本色，演员们不仅要体验农活，还要把自己晒得很黑。
为了再现陕西关中农村生活，在正式开拍前，剧组便令所有主演提前近一个月进驻陕西农村，与村民同吃同住，切身体验农家生活。 该剧是秦海璐产后复出的首部电视剧，为了仙草这个角色，她两个月减肥减了30斤。为了演好白孝文这个角色，翟天临仔细研读原著，对小说的情节熟记于心。
用了整整8天时间，拜读完关中作家陈忠实先生的小说《白鹿原》。他以白鹿原上人们的生活事迹为主要线索，辅之以新中国成立前夕的社会环境，塑造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在看这部小说的同时，我也在网上看了电影《白鹿原》。但是，电影只是截取了小说最精彩的高潮部分，开头是白鹿原上金黄色的麦浪映入观众眼帘，最后还是以金黄色的麦浪谢幕，故事情节发展的起因、经过、结果都不得而知了。所以说，要想真正了解这部小说所蕴含的文化特色，还得仔细研读小说本身。
白嘉轩一生里引以为豪壮的就是一生里取过七房女人，这当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在开头几章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述，七次婚姻的经历，为其后来与白吴氏的婚姻生活以及在白鹿原作为族长的形象埋下了伏笔。通过与鹿子霖换地，惩戒族人黑娃(鹿兆谦)、白孝文，以及与白鹿原族人的交往经历等典型事件的描写，塑造出了白嘉轩一个刚正不阿、为人正直、严于家教、砥砺德行、德高望重、为人楷模的长者形象，这一点是除了其姐夫朱先生和冷先生之外无人能比的！他在白鹿原饱经沧桑，却能够不失威严，这是小说中人物形象最成功的塑造。
在白嘉轩人物形象的塑造中，自然而然地引入了其姐夫朱先生的事迹，通过讲学的不悦，重归故里，在白鹿书院的讲学，以及与白鹿原人民同甘共苦的经历，塑造了一个踌躇满志，精研学术，乐于助人，为人师表的长者形象，在白鹿书院他有过一时的辉煌，但是这“短暂的春天”被黑娃，鹿兆鹏以及后来白鹿原发生的种种变故所熄灭，从此他的人生也开始走下坡路，最后以白鹿书院鹿影的闪现而宣告其生命的终结。白鹿是朱先生的精神支柱！
冷先生，生长在一个医学世家，之后子承父业走上了救死扶伤的道路。但是其性格正符合了其姓氏，一个“冷”字是对其性格的高度概括，除此之外乐于助人，擅于为人处事等也是其性格的体现。
鹿子霖，和白嘉轩一样作为白鹿原族人的长者，他没有白嘉轩身上的那种沉稳厚重的底蕴，有的是阿臾奉承，见风使舵，油腔滑调，看人眼色的变色龙形象，这样形容再恰当不过了！有损族人形象的他，最终只能落得在狗蓬与畜生同食，最后倒在床下，裤裆里黄蜡蜡的稀屎冻成了冰块，在第一场寒流来袭，宣告了其生命的终结。虽说他有过一时过错，但是也不能够把他一棒子打死，他对白鹿原的贡献功大于过，他的贡献与功劳，都是其职责所在！
此外，还塑造了一个个反对封建束缚，崇尚恋爱自由，争取婚姻自主权的人物形象(如黑娃与小娥，鹿兆鹏与白灵等的经历)。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事迹也赫然呈现
白家三子一女，原本都是白嘉轩的希望与寄托，但是种种变故，使得白嘉轩对长子白孝文的期望变为失望，最后又重新化作希望，但是这种希望仍旧是短暂的，毕竟隔了一代，代际间产生了代沟，这在任何时期都是无法调和的！白孝武没能够摆脱封建的束缚，人生道路全凭父亲给自己铺垫，这不能说是孝武的无能，而是作为封建社会里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白灵敢做敢当，她完全不像一个女子，而是一个学识渊博，敢于革命，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革命烈士，白灵的经历给白家留下了澹澹的悲哀，但是这点却给白嘉轩脸上增添了无限荣光！白孝义事迹的描写做了略写，并不是说其在小说中的地位不够重要，只是其经历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够反映当时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现实生活状况。
鹿子霖家有两个儿子，长子鹿兆海小时候的事迹没有做详细的描写，后来进入国民军的事迹做了详细描写，在军队的特殊经历以及后来牺牲在战线上的事迹，这给分析鹿兆海的人物形象的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鹿兆鹏革命经历也是冲破封建束缚的典范。
此外，要想全面把握这些主要的人物形象，还可以从白赵氏、鹿三、鹿贺氏、白吴氏、田福贤、芒儿等人物的陪衬中去细细品味！
在看了卞寿堂先生的《白鹿原文学原型考释》和鹏鸣先生的《世界文学简论》中一篇关于写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的文章后，我对《白鹿原》这本书的理解又更深刻了一些。
小说以陕西关中平原上素有“仁义村”美称的白鹿村为背景，细腻的反映出了鹿姓和白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白鹿两大家同宗、不同姓，为房为地，明争暗斗，陈忠实先生把关中农民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越读越被里边的人物性格和命运吸引。
鹏鸣先生在文章中这样讲：“我手里捧的仿佛不是一部书，而是西安古城上沉甸甸的砖块头和城砖一样厚重的沧桑的历史。《白鹿原》给人一种历史性的压抑感，给人无限的思考。……陈忠实是一位很会讲故事的人，能把一种震撼留在读者心底，让人思考命运和人生，思考国家、民族、个人的关系，不自觉地觉醒，找寻人类精神困境的突围。”所以，《白鹿原》绝对不是一部简单地描写农民矛盾和男女生活的小说，全书浓缩着深沉的民族历史内涵，有令人震撼的真实感和厚重的史诗风格。
书里刻画了好几个关中农民的形象，其中最深刻的无疑便是白鹿两家的大家长，封建正统的族长白嘉轩，有权有势的封建社会地方政权人物鹿子霖。对白嘉轩，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挺直的腰杆，而这腰杆却被后来当了土匪的黑娃鹿兆谦唆使手下打折了。白嘉轩据守封建道德、大义做人，一生也数次遭难，但从来没被击垮过，这些磨难对他来说就像关中大地上严冬酷暑的轮回。或许在有些事情上他的处理让人觉得不近情理甚至是冷酷，像是和女儿白灵断绝父女关系、在祠堂里惩罚田小娥。可是这完全能够被理解，这是由白嘉轩的性格所决定的。白嘉轩和朱先生一样是坚持儒家思想的，如果说朱先生是白鹿原上儒家思想的精神领袖，那么白嘉轩就是这种思想的实践者，在他身上几乎承受着传统民族文化的全部负荷。白嘉轩虽然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地接受过儒家思想的教育，却把“仁、义、礼、智、信”完全融合在日常生活中，以自己的典范行为为村民树起了一个楷模。
所以即使后来他的腰被打断了，他的躯体弯折了，可是他的思想、他的“正义”、他给全族人带来的精神没有夭折，他还是以他的威严执行着他认为应该维护的社会道德的言行准则。
白嘉轩和长工鹿三之间的主仆关系也颠覆了我对封建社会地主和工人的认识。白嘉轩对待长工鹿三的态度是重之、携之，而且常常教育子女要尊重鹿三，并让自己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认鹿三当干大，而在鹿三身上也丝毫没有一般文学作品中所描述的被剥削者深受苦难的痕迹，他也丝毫没有反抗的意思，反而把白嘉轩当作自己的恩人，虔诚地信奉和捍卫着白家执掌的宗祠文化。而鹿三死后，白嘉轩的那句评价“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则表现出了白嘉轩对鹿三的丰富情感。所以在我看来，白嘉轩不失为一位值得敬重的长辈。我们应该学习白嘉轩的为人处世之道，又要摒弃其陈旧保守的思想。
书中最具鲜亮特色的另一个配角便是田小娥。从小娥身上折射出来的是农村女人被压迫被损害的命运。在今天看来，一个女人把依靠男人作为一生的命运无疑是非常愚蠢的选择。但在《白鹿原》中，找个可靠的男人依附却是一个女人毋庸嘲笑的全部愿望。小娥就是这样一个女人。
而小娥所有的命运无不在男权的支配下，并与男权做着一次又一次的抗争。给郭举人做小妾、与黑娃偷情私奔、与鹿子霖的纠缠、后又勾引白孝文，直至最后被鹿三杀死，从头到尾掌控她命运的都是男人。小娥代表了在那个社会上无数的女性，和无数女性的归属。容不下她的不是这个社会，而是这个男权社会下女人的命运。她死后仍在不懈抗争，她引来了瘟疫，令整个白鹿原一片恐怖。她的鬼魂附体到鹿三身上那段，无疑是她整个命运中最酣畅的时刻。就在她即将胜利的时候，她还是被所谓代表正义的白嘉轩给镇压了，她甚至被修了六角塔压住，永世不得翻身。女权最终还是没有战胜男权。命运是什么？命运就是人力无法扭转的趋势，在那男权当道的社会，女性基本毫无命运可言。终其一生，小娥也不过是男权下一个可悲的牺牲品而已。
鹏鸣先生说看完这部作品，就想到两个词：命运、人生。确实如此啊，人生的变化总是在悄悄进行着，我们无力改变什么，只能顺其自然，这便是命运。命运静静躺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地发酵，逐渐转入深沉，进而渐渐沉淀为现在的一种回忆。总是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牵制人的脚步，摆布着人的命运。或许又叫宿命。
想到《白鹿原》，也总是会想到书中那头神秘的白鹿。当白鹿原上彩霞满天或朝阳灿烂的时候，抑或是在大雪过后白茫茫的雪地上，白鹿会从哪一处呼啸而出，跃入人们的视线，带给人们崭新的希望。
《白鹿原》已经读完了一段时间，一直未敢把自己的感想写下来，如此的作品总是让我内心陷入一种无法自拔的迷局里，困惑不已。是否是因为一个人的缘由，才有时间和精力去想这些事情？我试着解嘲下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平静，然后把自己的一点点感想写下来，也算作自己的点点纪念。
正如前几日在微博中所言，读了《白鹿原》后，对于难料的世事，叵测的人心会有不一样的认知。我无法从自身的角度去解读我所知晓的过往，于是陷入困顿中。
是我们太过于卑贱，还是这方土地太过于骄横？我们残杀同胞时没有丝毫的不忍，而驾驭这方土地的人都被奉之于神灵。亦或者，我们自千百年来都灌输着等级的观念。我们习惯了仰视高阶层者，献上阿谀；俯视低阶层者，给予怜悯。俯仰之间，便有人苦心积虑逃脱自己的阶层攀向更高的阶层。而在这攀爬的过程中，各种手段无不用其极。人性到底是本善还是本恶？我困惑于此。比之战争中残酷血腥，我更忌惮于人内心阴险狡诈的一面，也总是不解，人的内心到了什么样的地步才能如此。
千百年来，有多少“鹿”被假指成了“马”，又有多少人因此而命丧黄泉？党同伐异。非己若者，其心必异，必杀之。在党伐中，又有多少人依附于某个派系，渴望搭上穿越阶层的直通车。有人跟对了，功成名就；有人跟错了，其结果可想而知。哎，中国这个内耗无比强大的民族！生气！
可怜了那些鹿，莫名的背上了杀人的罪名。很佩服胡适写出《容忍与自由》。
于是，我常常感恩，感恩生活于这个年代，生活于这个至少屁民可以选择不参与政治争斗，还可以靠双手自食其力的年代。假若在那些动荡的年代，我是否也会被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游街被示众，然后从这世上抹去，亦或者与自己至亲至近的人划清界限，还要亲自动手义正视听。从前，听到很多人移民，我都是不耻的。如今，却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生活的方式，只要他自己觉得这样舒适，而又没有妨碍别人，就好。
写了许多，却不知道自己想要说些什么。无力的吐槽~~
我向往美好的生活，我相信生活越来越好！
最近，外婆迷上了《白鹿原》这部电视连续剧，这大概是继《三国》后外婆看过最着迷的一部电视剧了。外婆向来都不喜欢看电视剧，可是对于这部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外婆看剧时常说，这本小说她以前上班时读过，那时书对于生活还算是奢侈品，于是单位里的人就凑钱买书，轮流阅读。正巧我的暑期作业里有一项是阅读一本课外读物，于是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陈忠实先生写的《白鹿原》仔细阅读，在阅读中，也收获了不少知识与见解。
原，是陕西人对黄土高地的称呼，白鹿原，是作者陈忠实先生的故乡，背后有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何称为白鹿原？这我在资料中找到，原来有史书记载，以前有白鹿游于这里，故被后人称为“白鹿原”。白鹿原位于“灞水之畔”，春秋时秦穆公向外扩张，称霸西戎后改名灞水，就连我们所熟知的《鸿门宴》中“沛公军霸上”也是在这片土地中发生的故事。这部大约50万字的小说展现了陕西关中农村的历史变迁，是一部史诗级着作，这样优秀的作品在创作完后获奖无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可是我们看到的只是外在的成就，而忽略他背后的付出。
据说，陈忠实先生在写这部作品时，生活非常拮据，加上屋顶时常漏雨，他就在亲戚家借用一小块地方写作，一张小桌，一张小凳，成为他笔下中国乡村历史风云发源地。先生的不畏艰辛之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不仅是作者先生的创作精神，这部优秀的作品中人物的经验与智慧也值得我们学习。比如白赵氏在炕前对她的两个儿子说：“世事你不经它，你就摸不准它。”，这句话让我思考了很久，是啊，世间的事情总是需要自己慢慢参悟，只有放下顾虑，大胆前行，才会有好的结果出现。白赵氏作为一个经历了风霜雪雨的母亲，她明白如何在坎坷的面前找到力量的平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健步如飞。除了白赵氏，还有一个人令我印象深刻，他就是书中的主要人物白嘉轩，在白鹿原中，白嘉轩对儿子说，如果遇到了坎坷和泥泞不要害怕，要忍着，要受着，它可以让你学会如何行走和成长。是的，人活一生总要经历些好的、不好的，在困难面前不要畏惧，才有可能得到幸福。
年老一辈的人经历了很多艰难，年轻一辈的人才能更好的成长，看的更远。陈忠实先生经历了多少苦难才能在“灞水河畔”用犀利的笔锋为我们绘声绘色的展现出陕北地区的乡土文明，我们要珍惜并且发扬这种创作精神，同时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这本好书。在白鹿原中有个人物叫朱先生，他曾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放在这里最合适不过了。他说：“好饭耐不住三顿吃，好衣耐不住半月穿，好书经得起一辈子诵读。”《白鹿原》这本好书，值得我用一生诵读。
读完白鹿原已经是上个月的事了，心想着要写一篇感想，却拖拖拉拉了这么久。能让我在阅读中思考的书，我认为便是一本不错的书。白鹿原就是这么一本书。
那天在谈论到这本书，朋友说，陈忠实就是一个农民，他讲故事也跳不出他农民思维的框架，尽管他在竭尽全力书写一部史诗。那么，有哪一部书才是中文书中的史诗呢？朋友推荐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个我还真没看过，有时间得拜读下。
而《白鹿原》，朋友给出的评价是，叙事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书写一个家族的历史时，在遇到瓶颈的时候便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来弥补。确实，书在一开始便有几分民间神怪传说的意味，而写着写着便逐渐回复到真实生活，而当写到田小娥死后的种种怪异又开始运用这些神鬼的意象。常有人讲《白鹿原》与《百年孤独》相比，颇有几分嫌弃前者“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讥讽。但《白鹿原》成为近代一部颇具名气的小说也不是没有原因，其中，必定是因为它写出了多数人心中的历史。或许，这也是作者心中的历史，真实的故事，不仅仅是那些发生过的人和事，还有飘荡在这片土地上的那些传说，已经与土地融为一体。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任由时间的冲刷，任由无知的人们厮杀，最终物与事皆面目全非，只有那片土地依旧在。
也有人说，这部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每个人都可在其中寻到自己的立场。的确，这本书并没有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各个派别做喜恶分明的描写，若非要说，也许就是对儒家学说的尊崇，但更像是一种对民间智慧的崇敬。白嘉轩就是这片土地的化身，那些关于他的传说，还有他的坚毅朴实又有狡诈，都是这片土地的具象。当朝代更迭，白嘉轩就算被打弯了腰，但依然守候在家园，守卫着他终身为之操劳的土地，还有他朴素的信仰。
联想起最近看的书，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也是因为看了白鹿原，心里生出想了解土地与农民的想法之后去看的书。让土地贫瘠的或许不再是四季变幻，而是人为的强行改造。这片土地上没有那位腰挺得特别直的白嘉轩，时代任意地改变着村庄的面貌，再多的爱与思念也改变不了它日益衰弱的事实。土地，它再被赋予多少拟人的神圣意味，他也没有人的意志。而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再卑微再愚昧，事实上也仍是土地命运的主宰者(不只是那些受苦的耕田的人们，还有那些统治他们的人)。主宰者是愿意相信这片土地的永恒，愿意守护着，还是在命运的变迁中背弃使命，只求一个生存。
从书中跳出来时，想了很多东西。当回到书中，又想起一开始讨论的“农民思维”问题。这并没有错，但一个人的思维维度，就决定了书的高度。但我们并没有比作者高明多少，所以我在这书中找到了我可以思考良久的观点。又想，是土地山川值得敬畏，还是人值得敬畏？假若相信前者，我们的思考便有了底线，假若相信后者，我们便有了改变一切的勇气。只选其一的话，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