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 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阮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的想象，多用比兴，托於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的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锺嵘说“其源出於小雅”(《诗品》上)，或许因为阮诗“志在刺讥”，和《小雅》中某些内容近似。汉刘安曾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锺嵘的话也使人将阮诗和《离骚》作联想。 诗发展到晋代渐渐产生模拟古人，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和宣扬老庄思想，“平典似道德论”的诗。这都是反现实主义的逆流。在这样的逆流中特别显出左思、刘琨、陶渊明这些作家的可贵。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这八首诗借歌咏古人古事抒写作者自已的怀抱，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社会。当时门№制度已渐形成，仕进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咏史》诗正反映了这种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咏史》虽只八首，却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决心归隐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抱著“铅刀一割”的雄心和攀龙附风的幻想移家洛阳。现实的教育渐渐使他对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破灭了他的幻想。当他明白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牢不可破的陈规之后，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绪激发起来了。於是决心退出“攀龙客”之群。“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灌足万里流”就是作者向统治势力宣告决裂的宣言。诗中并没有一般失意者叹老嗟卑的言语，却把高度的蔑视投向那些权贵，唱出：“高眄邀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挺矫健的笔调是左思《咏史》诗的特色，这也就是锺嵘所说的“左思风力”(1)。这个“左思风力”和“建安风骨”正是一脉相承的。 刘琨原是贵公子出身，青年时代曾经和石崇等人在金谷园追游酣宴，过的是浮华生活。当时虽有吟咏，并未流传。到中年以后，汉族和当时居於西北地区的民族的矛盾严重起来，他投身前线，作极艰苦的斗争，思想有了剧烈的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 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 张，困於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时代现实相生活实践对於一个作家的教育。 现存的刘琨诗仅有三首，都是中年以后的作品，都充满爱国的热情。本书所选的两首尤其悲壮。锺嵘称刘诗“自有清拨之气”(《诗品》中)，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都是中肯的评语。元好问《论诗绝句》将他和曹操并举(2)，正因其悲歌慷慨，彼此有类似之处。 陶渊明的生活主要是隐居躬耕，他的诗以很多的篇什歌咏隐逸，描写田园，因此称他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都是恰当的。不过“隐逸”还不能说明陶渊明的全部思想，“田园”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篇。鲁迅就曾举出《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句说明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举《述酒》一篇说明陶渊明也关心政治，对於世事并未遗忘(3)。他也写过《桃花源诗》谈他的政治理想，向往於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确是陶诗的重耍一面，绝不能忽略。此外还须注意到陶渊明歌咏隐逸的诗也并非全属“飘飘然”，描写田园的诗也并非都是“静穆”的；往往是冲淡中有勃郁，达观里有执著，也必须善为辨别。 陶渊明因贫而仕，由仕而隐。他之所以“归田”、“辞世”，是由於高傲，耻“为五斗米折腰”；是为了自洁，不肯参加污浊的政治；是由於慕自然，以仕途为“尘网”或“樊笼”；也是为了避祸保身，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庶无异患干”。这些想法有一些近於左思，也有一些同於阮籍，但结果却和左、阮不相同。他走向田园之后就接近了农民，参加了劳动。“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他从此找到更充实的生活，由於热爱这种生活，所以没有缄默，反而写出许多田园诗来。他写的是生活和生活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游仙想象。 山水、友朋、耕耘、收获，是他的隐逸生活的内容。“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淡地写来，随处表现作者怡然自得的心情。他也写到饥寒、辛苦，但并不为此忧戚。因为经过思想斗争，已经安心了。他说“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安贫守贱便成了他的信条。写得较频繁的是饮酒，在饮酒的描写中有时表现友朋之乐，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之类；有时是劳动后的一点安慰，如“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之类；也有时是为讽刺而言酒，如《饮酒》(“羲农去我久”)一首，在“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之下忽然写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好像与上文不相连接，其实是说“六籍”中的道理已经被某些人抛弃乾净，那我除了饮酒，还有什堋事可做呢？原是很深的讽刺。所以接著又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以醉人自解，更显出讽刺语气。又如《饮酒》第十三首“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云云，对於热中仕进者的讽刺更属显然。此外，陶渊明的饮酒有时也不兔是安於现状的麻醉。如“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之类，分明是醉乡的歌颂了。至於“欲言无馀和，挥杯劝孤影”云云，则说明陶渊明在 农村有时也不免有精神上寂寞之感，不得不用酒来消解。 陶渊明在《杂诗》中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种感概一再流露於他的诗中，大约他原来也和阮籍一祥有济世之志，像他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大济於苍生”，所以在隐居中才不甘寂寞，藉《拟古》、《读山海经》和一些咏史的题目抒发有关政治的感慨。他在《九日闲居》诗中曾说：“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这种竟然能够使他有满足之感的成就又是什堋呢？大约是文学事业吧？他在《咏贫士》第六首曾赞美张仲蔚“翳然绝交游，赋诗狻能工”，同时表示：“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分明是要学张仲蔚的样子以诗赋为业，这就有点像曹植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只好以“骋我竟寸翰，留藻垂华芬”来自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於自己的作品并不是看成无足重轻的啊。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是“罕所同”的，因而也不为当代所重视。他的诗是当时形式主义风气的对立面。他不讲对仗，不琢宇句，“结体散文”，只重白描，一一和当时正统派文人相反。在前代作家中比较和阮籍相近，但没有阮诗那种奇丽和恍忽。陶诗的特徵正如《诗品》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他把深郁的感情表达得很平淡。风格是淳朴自然的。这和他所表现的田园生活内容有关，但很可能也有力矫当时文风的主观努力。 玄言诗的影响陶渊明是沾著一些的。他的诗实№上也宣扬了老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 且偷安，怯於斗争的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陶渊明当然和那些统治阶级上层的士大夫不同，和玄言诗作者孙绰等人也不同，但他的思想并不曾超出“远慕老庄之弃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像刘琨那样大彻大悟，彻底批判，而走上隐逸的道路。隐逸的道路基本上是逃避现实的，因此他的诗中不免有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消极成分，也不能鲜明地反映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他曾经在想象中构造了一个避乱的桃源，从《桃花源诗》也可以看出他反对“王税”的剥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他并不曾直接描写现实中的“乱”，直接揭发现实中的剥削。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谅他的理由，但总不免有这堋一些不足之感。 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是魏、晋的代表作家，(刘琨也很重要，但作品太少，影响不大。)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五言诗，他们的道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不假雕琢，刚健、自然，是其共同的色彩。从正始以下的作家没有不受建安诗影响的，但继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人只模仿其形式，效法其中的对仗、用事、炼字、敷采，而大加发展，就趋向於形式主义。陆机的诗源出於曹植，但并不能继承“建安风骨”，就是由於这个缘故。继承“建安风骨”必须由现实主义的方向，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笔力，阮籍、左思、陶渊明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和建安作家一脉相承，构成五言诗的优良传统。东晋、宋、 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代。南方民歌大多数属於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部分。《吴声歌曲》产生於江南，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於长江中流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湖北省宜昌县)、樊(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邓(今河南省邓县)之间。 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虽多於汉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内容却比较单调，几乎全部都是关於男女爱情的。在古今的民歌中情歌照例很多，但像南朝乐府民歌这样地清一色，却是很特殊的现象。大约因为这些民歌产生於少数繁华的城市或其附近，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它们所反映的民间生活本来不广泛；或者也由於当时统治阶级只采集民间的情歌而把其馀的抛弃了。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据《南史·徐勉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有吴声和西曲两部，并且以这种女乐赏赐宠臣。可知今所传的《吴歌》、《西曲》是当时的女乐。设想为了统治阶级声色之娱而采集民歌该用什堋标准呢？大概不会什堋都采吧？江南也并非绝无另外一种样子的歌谣，例如吴孙皓初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吴民反对孙皓迁都的怨声(类似的歌谣后来还有)。这种歌谣的体制和《子夜》、《欢闻》之类并无不同，但是统治阶级绝不会有兴趣拿它来施於女乐。 现存的《吴歌》、《西曲》中确实有一些过於“艳”的，也有文字雕饰，不像民歌的。可能出於文人仿作，或经修改。但一般而论，《吴歌》、《西曲》是“刚健清新”，天真活泼的。 《子夜歌》说：“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吴歌》、《西曲》里都有男女赠答之词，但多数还是女性的歌唱。这些歌唱往往热烈真挚。例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读曲歌》 上举两首都是《吴歌》，《西曲》除了反映商妇估客的别情较多，内容和《吴歌》无大区别。在形式上南朝民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双关隐语很多，《吴歌》尤其如此。有的是同字双关，如“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消”字双关消融和消瘦；有的是同音双关，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字谐怜爱之“怜”。也有比这些更曲折或复杂一些的，如“石№生口中， 碑不得语”，“碑”字谐“悲”，又以“石阙”作为“碑”的同义语。又如“风吹黄檗藩，恶闻苦离声”以“黄檗藩”隐“苦篱”，以“苦篱”谐“苦离”。这些双关语用得巧妙自然的时候也能增加语言的活泼性，但多少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这种玩意是文人们最感兴趣的，所以仿作者纷纷。吴歌中双关隐语这样地多，我怀疑其中也羼有文人的仿作。 除这种双关语之外，南方民歌给文人诗的影响，在内容上就是艳情的描写，在形式上就是五言四句的小诗的流行。这在下文还要论到，这里不举例了。 宋、 两代诗风的变化比较大。宋代一般趋向是更重数典隶事，也就是抄书。刻画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 武帝永明年间(四八二—四九三)，“声律说”大盛以后诗文力求谐调，对於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是这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谢眺仅次於鲍照。他们除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吸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鲜的创造，影响下一步的发展。 鲍照在自己的文章里自谓“北州衰沦，身地孤贱”(4)，又自称“负锸下农”(5)，“田茅下第”(6)，可见他的家世是低微的。他曾幻想凭才智取得名位，献诗给临川王刘义庆。后来遇到忌才的孝武帝刘骏，不得不深自掩抑，连文学才能也不敢多表现了。他的遭遇比之左思还要差些，因此他比左思有更多的不平之气，对於现实也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说：“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喋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拟行路难》)不平和傲气正象左思。他在《瓜步山揭文》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个“势”就是左思《咏史》诗所说的地势。这是对於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揭露和批评。他在《拟古》(“束薪幽篁里”)诗中极写贱隶的卑辱：“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输上林。……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在另外一些诗里又写到穷老还家的兵士，也写到豪家后房中像笼鸟养著的女子。他写这些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愤概，但因此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一类的作品继承著汉乐府和建安时代社会诗的传统精神。 从鲍照的五言乐府诗和拟古、咏史诸体见出他对於前人的优点常有所效法，不过他自己的特色还是很鲜明。他的《代东门行》就非常逼肖汉乐府，但是那急管高弦似的调子却是鲍诗所独有的。他的《咏史》和左思的《咏史》劲健处很相似，但是夸丽的色彩也是鲍诗所独有的。鲍照在这类作品中和在他的抒情诗里一样，常常寄寓著牢骚。《学刘公干体》五首每首都是“才秀入微”的感慨。拟古而目的不在模仿，所以和陆机不同，因其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地也就掩盖不住自已的艺术特色。 鲍照写山水的五言诗不少，在他记述行旅的诗中也往往刻划景物，这本是时代风气。在这些诗中用宇造句非常锻炼，这也是时代风气。在一些写景的“险句”中也往往见出特色。 但是，更能表现特色的是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这些诗可分两类。《白 曲》一类的七言本是旧体，《行路难》一类才是创格。在后一类中往往音节错综，感情奔放，笔力雄肆。给人崭新的印象。《行路难》是汉代的歌谣，见《乐府诗集》引《陈武别传》。晋人袁山松曾改变其音调，并造新辞。《晋书·袁 传》云:“旧歌有《行路难》，曲辞狻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本是声调慷慨的歌曲。鲍照依旧曲填新词，有无受前人影响之处已经无法知道，古辞和袁辞都不存在了。 、梁续作者显然都是模仿鲍照的。除《行路难》之外鲍照还有《雉朝飞》、《梅花落》、《淮南王》等首，题是乐府旧题，诗体却是前所未见的七言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这种诗体是整 的五言诗和旧体七言诗的解放，鲍照的慷慨奔放的感情得到这种最适合的表达形式之后就更
汉赋,魏晋南北朝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六朝文物草连空，天淡云闲今古同。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惆怅无日见范蠡，参差烟树五湖东。
中国传统诗歌的源头是先秦时期的乡野民歌，隶属于通俗文学。孔子择其删减成文，乃有《诗经》。先秦以后，出现了专门从事诗歌创作的文人，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无论是“建安风骨”还是“汉魏乐府”，都将这一个雅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及至后来的唐诗更是将中国传统诗歌推向雅文学的顶峰。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以雅俗为视角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传统诗歌发展的兴衰及其内在的缘由。先秦诗歌除了代表现实主义的《诗经》之外，尚有另一代表浪漫主义的骚赋之体。屈原、宋玉是其代表作家，而《离骚》更是其中佳作。到了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魏、晋两代共约二百年，这时期是五言诗发展的重要阶段，是文人五言诗优良传统构成的关键时期。紧接著《古诗》时代的是建安时代。建安文学以曹氏父子为中心，其他重要作家都是曹氏的僚属。"七子"中除孔融和阮 之外都活到公元二一六年曹操立为魏王以后。曹操本人既算作魏代诗人，其馀作者自当放在魏代叙述。 建安诗人写作了许多乐府歌辞，从民歌吸取营养，五言的抒情诗是他们的作品中的主要部分。其中有些和《古诗》很相近，例如曹丕的《漫漫秋夜长》、《西北有浮云》，曹植的《明月照高楼》、《浮萍寄清水》等篇都和《十九首》相似。不过总的说来，这两个时代的诗歌风格是不同的。 关於建安诗歌，《文心雕龙》总括地说明道：“文帝、陈思、……王、徐、应、刘，……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明诗篇》)又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时序篇》)作为建安诗风格特徵的正是这“慷慨任气”，而《古诗》的风格，如果同样用《文心雕龙·明诗篇》的话来说明，就是“怊怅切情”。 建安诗的慷慨有两种主要的内容：一是对於乱离中人民疾苦的悲悯之心；一是要求澄清天下，建功立业的热情壮志。前者在那些具体叙写丧乱的诗中表现得最明白，如曹操的《薤露行》、《蒿里行》，王粲的《七哀》都是。后者表现於那些忧时与自述的诗句。例如曹操《秋胡行》道：“不戚年往，忧时不治。”《步出夏门行》通，“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植《●鳝篇》道:"高念翼皇家，远怀柔九州。抚剑而雷音，猛气纵横浮。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薤露行》道，“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怀此王佐才，慷概独不群。”这些慷概之音，不但反映了社会的丧乱，也反映了这个时代文人的积极精神。用曹植的话说，正是所谓“烈土悲心”《杂诗》，和《古诗十九首》中的那些哀怨显然是不同了。建安时代社会大动乱尚未平定，和还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桓、灵之世不同。建安作家是半生戎马或备历忧患，能深深体会时代苦难的知识分子，和仅仅因为处在衰世而彷徨苦闷或因漂泊失意而忧伤慨叹的《古诗》作者也不同。因此反映在他们作品里的情调，有上述的差异，是不难理解的。 曹植由於政治上受压抑的特殊遭遇，要求表现才能，要求从“圈牢”中解放和要求传名后世的心特别迫切。因此产生一些求自试的诗，歌颂游侠的诗，或藉游仙、咏史、赠别及寓言表示苦闷、发抒抑郁的诗。这些诗也往往带著强烈的感情，表现鲜明的个性。 建安诗比较《古诗》题材更丰富，境界较阔大，这些是显而易见的。在营植的诗中有了诗人自己的“我”，有了更华茂的词采，这都是作家诗的特色。不过在曹植的笔下依然保存著闾里歌谣刚健清新、明白诚恳的本色，不致因为运用“雅词”而致柔弱，或丧失自然。曹植也有些五言诗和《古诗》相近，上文已经举例了。他的赠别诗和所谓苏、李诗也有很相似的，《赠应氏》第二首尤为显然。语言风格的自然是这些诗的共同特色，它们所属的时代本来相去不远啊。 锺嵘《诗品》认为《古诗》和曹植的诗都“出於国风”，如果这话的意思是说它们导源於民歌，却是不错的，它们都和汉乐府民歌有密切的关系。不过它们也都受到《楚辞》的影响。除开词语的沿用不论，《古诗》里那些“矢志”之作(如《明月皎夜光》等就通向《楚辞》，其独语、叹喟的情调近於《九辩》。曹植诗中的《盘石篇》和《游仙》诸作，命意都象《远游》。其馀忧谗畏讥、牢骚哀怨之作也通向《楚辞》。五言诗从《古诗》到曹植，再进一步到阮籍笔下，文人化的程度加深了，《楚辞》的影响也更加浓重了。 阮籍的《咏怀诗》八十五首(其中八十二首是五言诗)离开了乐府民歌和《古诗》里的游子、思妇等普遍的内容，集中地写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的思想感情。他的诗第一显著特点就是隐晦难懂。颜延之说他“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咏怀诗注》)。他处在曹氏和司马氏争夺政权的夹缝中，对曹魏的腐败和司马懿父子的暴横都不能不憎恨，憎恨使他不能沉默，但又不能明白痛快地倾吐。於是“隐避”便成为不得不用的手法。他“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但在那样政治窒息的时代，他却不得不力求韬晦，甚至避世。这一种矛盾产生苦闷，却只能用诗来发泄。他的苦闷太深沉了，发为文章不免“反复零乱”，这也会产生隐晦难懂的结果。沈德潜说“遭阮公之时自应有阮公之诗”(《说诗 语》卷上)，读阮诗应该注意到作者的忧患背景。 畏祸避世是作者思想中的消极部分，文字隐晦也不能不说是艺术上的缺点，虽然在作者是不得已，读者却不能肯定这些方面。阮诗动人之处当然也不在这些方面。 阮籍本是老、庄的信徒，他以道家思想为武器来反对统治阶级所利用的名教礼法，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在《大人先生传》里所写的理想人格，在诗里也不断地歌颂，他所憎恶的如“虱处 中”的那些庸俗人物，在诗里也加以鞭挞。他也歌颂壮士，歌颂气节，赞类“临难不顾生，身死�飞扬”，承认“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他虽然提出“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的怀疑，但也表示了“生命几何时，慷概各努力”的态度。 从《咏怀诗》中的歌颂与刺讥看出作者强烈的爱与憎，也见到一定的斗争性。严羽《沧浪诗话》说阮诗“有建安风骨”。阮诗也是“慷慨任气”的，所以和建安持有共同之点。 阮诗往往述神话，有奇丽的想象，多用比兴，托於鸟兽草木之名，所以和《楚辞》又有类似的色彩。大致阮籍有所继承的古人主要是庄周和屈原。锺嵘说“其源出於小雅”(《诗品》上)，或许因为阮诗“志在刺讥”，和《小雅》中某些内容近似。汉刘安曾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锺嵘的话也使人将阮诗和《离骚》作联想。 诗发展到晋代渐渐产生模拟古人，与现实生活不发生关系和宣扬老庄思想，“平典似道德论”的诗。这都是反现实主义的逆流。在这样的逆流中特别显出左思、刘琨、陶渊明这些作家的可贵。 《咏史八首》是左思的代表作，这八首诗借歌咏古人古事抒写作者自已的怀抱，同时批评了当时的社会。当时门№制度已渐形成，仕进的道路被世家大族所垄断；出身寒微的人不得不屈居下位。《咏史》诗正反映了这种高门与寒门之间的矛盾。《咏史》虽只八首，却清楚地说明了作者由希企用世到决心归隐的思想变化过程。他抱著“铅刀一割”的雄心和攀龙附风的幻想移家洛阳。现实的教育渐渐使他对环境有了清醒的认识，破灭了他的幻想。当他明白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是牢不可破的陈规之后，他的不平和反抗情绪激发起来了。於是决心退出“攀龙客”之群。“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冈，灌足万里流”就是作者向统治势力宣告决裂的宣言。诗中并没有一般失意者叹老嗟卑的言语，却把高度的蔑视投向那些权贵，唱出：“高眄邀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豪迈高亢的情调和劲挺矫健的笔调是左思《咏史》诗的特色，这也就是锺嵘所说的“左思风力”(1)。这个“左思风力”和“建安风骨”正是一脉相承的。 刘琨原是贵公子出身，青年时代曾经和石崇等人在金谷园追游酣宴，过的是浮华生活。当时虽有吟咏，并未流传。到中年以后，汉族和当时居於西北地区的民族的矛盾严重起来，他投身前线，作极艰苦的斗争，思想有了剧烈的变化。他在《答卢谌书》中道：“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 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 张，困於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从这里可以看到时代现实相生活实践对於一个作家的教育。 现存的刘琨诗仅有三首，都是中年以后的作品，都充满爱国的热情。本书所选的两首尤其悲壮。锺嵘称刘诗“自有清拨之气”(《诗品》中)，刘勰说“刘琨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都是中肯的评语。元好问《论诗绝句》将他和曹操并举(2)，正因其悲歌慷慨，彼此有类似之处。 陶渊明的生活主要是隐居躬耕，他的诗以很多的篇什歌咏隐逸，描写田园，因此称他为“隐逸诗人”或“田园诗人”都是恰当的。不过“隐逸”还不能说明陶渊明的全部思想，“田园”也不能代表他的全部诗篇。鲁迅就曾举出《读山海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等句说明陶诗有“金刚怒目”的一面，又举《述酒》一篇说明陶渊明也关心政治，对於世事并未遗忘(3)。他也写过《桃花源诗》谈他的政治理想，向往於没有剥削的社会。这确是陶诗的重耍一面，绝不能忽略。此外还须注意到陶渊明歌咏隐逸的诗也并非全属“飘飘然”，描写田园的诗也并非都是“静穆”的；往往是冲淡中有勃郁，达观里有执著，也必须善为辨别。 陶渊明因贫而仕，由仕而隐。他之所以“归田”、“辞世”，是由於高傲，耻“为五斗米折腰”；是为了自洁，不肯参加污浊的政治；是由於慕自然，以仕途为“尘网”或“樊笼”；也是为了避祸保身，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庶无异患干”。这些想法有一些近於左思，也有一些同於阮籍，但结果却和左、阮不相同。他走向田园之后就接近了农民，参加了劳动。“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他从此找到更充实的生活，由於热爱这种生活，所以没有缄默，反而写出许多田园诗来。他写的是生活和生活的感受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游仙想象。 山水、友朋、耕耘、收获，是他的隐逸生活的内容。“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平淡地写来，随处表现作者怡然自得的心情。他也写到饥寒、辛苦，但并不为此忧戚。因为经过思想斗争，已经安心了。他说“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安贫守贱便成了他的信条。写得较频繁的是饮酒，在饮酒的描写中有时表现友朋之乐，如“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之类；有时是劳动后的一点安慰，如“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之类；也有时是为讽刺而言酒，如《饮酒》(“羲农去我久”)一首，在“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之下忽然写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好像与上文不相连接，其实是说“六籍”中的道理已经被某些人抛弃乾净，那我除了饮酒，还有什堋事可做呢？原是很深的讽刺。所以接著又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以醉人自解，更显出讽刺语气。又如《饮酒》第十三首“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云云，对於热中仕进者的讽刺更属显然。此外，陶渊明的饮酒有时也不兔是安於现状的麻醉。如“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之类，分明是醉乡的歌颂了。至於“欲言无馀和，挥杯劝孤影”云云，则说明陶渊明在 农村有时也不免有精神上寂寞之感，不得不用酒来消解。 陶渊明在《杂诗》中写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这种感概一再流露於他的诗中，大约他原来也和阮籍一祥有济世之志，像他在《感士不遇赋》里所说的“大济於苍生”，所以在隐居中才不甘寂寞，藉《拟古》、《读山海经》和一些咏史的题目抒发有关政治的感慨。他在《九日闲居》诗中曾说：“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这种竟然能够使他有满足之感的成就又是什堋呢？大约是文学事业吧？他在《咏贫士》第六首曾赞美张仲蔚“翳然绝交游，赋诗狻能工”，同时表示：“人事固以拙，聊得长相从”，分明是要学张仲蔚的样子以诗赋为业，这就有点像曹植在政治上失意之后只好以“骋我竟寸翰，留藻垂华芬”来自慰。从这里也可以看出陶渊明对於自己的作品并不是看成无足重轻的啊。 陶渊明的诗在当时是“罕所同”的，因而也不为当代所重视。他的诗是当时形式主义风气的对立面。他不讲对仗，不琢宇句，“结体散文”，只重白描，一一和当时正统派文人相反。在前代作家中比较和阮籍相近，但没有阮诗那种奇丽和恍忽。陶诗的特徵正如《诗品》所谓“文体省净，殆无长语”，他把深郁的感情表达得很平淡。风格是淳朴自然的。这和他所表现的田园生活内容有关，但很可能也有力矫当时文风的主观努力。 玄言诗的影响陶渊明是沾著一些的。他的诗实№上也宣扬了老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当时是 且偷安，怯於斗争的统治阶级的精神麻醉剂。陶渊明当然和那些统治阶级上层的士大夫不同，和玄言诗作者孙绰等人也不同，但他的思想并不曾超出“远慕老庄之弃物，近嘉阮生之放旷”，像刘琨那样大彻大悟，彻底批判，而走上隐逸的道路。隐逸的道路基本上是逃避现实的，因此他的诗中不免有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消极成分，也不能鲜明地反映现实中的主要矛盾。他曾经在想象中构造了一个避乱的桃源，从《桃花源诗》也可以看出他反对“王税”的剥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但他并不曾直接描写现实中的“乱”，直接揭发现实中的剥削。也许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原谅他的理由，但总不免有这堋一些不足之感。 曹植、阮籍、左思、陶渊明是魏、晋的代表作家，(刘琨也很重要，但作品太少，影响不大。)他们的作品主要是五言诗，他们的道路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不假雕琢，刚健、自然，是其共同的色彩。从正始以下的作家没有不受建安诗影响的，但继承的方面却不尽相同，有人只模仿其形式，效法其中的对仗、用事、炼字、敷采，而大加发展，就趋向於形式主义。陆机的诗源出於曹植，但并不能继承“建安风骨”，就是由於这个缘故。继承“建安风骨”必须由现实主义的方向，而且要有深厚的感情和雄健的笔力，阮籍、左思、陶渊明都具备这些条件，所以和建安作家一脉相承，构成五言诗的优良传统。东晋、宋、 是南方民歌产生最多的时代。南方民歌大多数属於南朝《清商曲》中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两部分。《吴声歌曲》产生於江南，以当时的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地带。《西曲歌》产生於长江中流和汉水两岸的城市—荆(今湖北省江陵县)、郢(今湖北省宜昌县)、樊(今湖北省襄樊市一带)、邓(今河南省邓县)之间。 南朝乐府民歌的数量虽多於汉乐府民歌和北朝乐府民歌，内容却比较单调，几乎全部都是关於男女爱情的。在古今的民歌中情歌照例很多，但像南朝乐府民歌这样地清一色，却是很特殊的现象。大约因为这些民歌产生於少数繁华的城市或其附近，不是来自广大的农村，它们所反映的民间生活本来不广泛；或者也由於当时统治阶级只采集民间的情歌而把其馀的抛弃了。后一种可能性似乎更大些。 据《南史·徐勉传》，梁武帝后宫的女乐有吴声和西曲两部，并且以这种女乐赏赐宠臣。可知今所传的《吴歌》、《西曲》是当时的女乐。设想为了统治阶级声色之娱而采集民歌该用什堋标准呢？大概不会什堋都采吧？江南也并非绝无另外一种样子的歌谣，例如吴孙皓初童谣云：“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这是吴民反对孙皓迁都的怨声(类似的歌谣后来还有)。这种歌谣的体制和《子夜》、《欢闻》之类并无不同，但是统治阶级绝不会有兴趣拿它来施於女乐。 现存的《吴歌》、《西曲》中确实有一些过於“艳”的，也有文字雕饰，不像民歌的。可能出於文人仿作，或经修改。但一般而论，《吴歌》、《西曲》是“刚健清新”，天真活泼的。 《子夜歌》说：“郎歌妙意曲，依亦吐芳词。”《吴歌》、《西曲》里都有男女赠答之词，但多数还是女性的歌唱。这些歌唱往往热烈真挚。例如：夜长不得眠，明月何灼灼。想闻欢唤声，虚应空中诺。《子夜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读曲歌》 上举两首都是《吴歌》，《西曲》除了反映商妇估客的别情较多，内容和《吴歌》无大区别。在形式上南朝民歌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双关隐语很多，《吴歌》尤其如此。有的是同字双关，如“朝霜语白日，知我为欢消”，“消”字双关消融和消瘦；有的是同音双关，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莲”字谐怜爱之“怜”。也有比这些更曲折或复杂一些的，如“石№生口中， 碑不得语”，“碑”字谐“悲”，又以“石阙”作为“碑”的同义语。又如“风吹黄檗藩，恶闻苦离声”以“黄檗藩”隐“苦篱”，以“苦篱”谐“苦离”。这些双关语用得巧妙自然的时候也能增加语言的活泼性，但多少带有文字游戏的性质。这种玩意是文人们最感兴趣的，所以仿作者纷纷。吴歌中双关隐语这样地多，我怀疑其中也羼有文人的仿作。 除这种双关语之外，南方民歌给文人诗的影响，在内容上就是艳情的描写，在形式上就是五言四句的小诗的流行。这在下文还要论到，这里不举例了。 宋、 两代诗风的变化比较大。宋代一般趋向是更重数典隶事，也就是抄书。刻画山水成为重要的题材，描写更加工细，用字更加琢炼。 武帝永明年间(四八二—四九三)，“声律说”大盛以后诗文力求谐调，对於形式技巧更加侧重。鲍照是这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谢眺仅次於鲍照。他们除继承过去的传统之外，又从民歌吸取了新的营养，各有新鲜的创造，影响下一步的发展。 鲍照在自己的文章里自谓“北州衰沦，身地孤贱”(4)，又自称“负锸下农”(5)，“田茅下第”(6)，可见他的家世是低微的。他曾幻想凭才智取得名位，献诗给临川王刘义庆。后来遇到忌才的孝武帝刘骏，不得不深自掩抑，连文学才能也不敢多表现了。他的遭遇比之左思还要差些，因此他比左思有更多的不平之气，对於现实也有更清醒的认识。他说：“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喋躞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拟行路难》)不平和傲气正象左思。他在《瓜步山揭文》说，“才之多少，不如势之多少远矣。”这个“势”就是左思《咏史》诗所说的地势。这是对於社会不合理制度的揭露和批评。他在《拟古》(“束薪幽篁里”)诗中极写贱隶的卑辱：“岁暮井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输上林。……笞击官有罚，呵辱吏见侵。”在另外一些诗里又写到穷老还家的兵士，也写到豪家后房中像笼鸟养著的女子。他写这些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愤概，但因此也反映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这一类的作品继承著汉乐府和建安时代社会诗的传统精神。 从鲍照的五言乐府诗和拟古、咏史诸体见出他对於前人的优点常有所效法，不过他自己的特色还是很鲜明。他的《代东门行》就非常逼肖汉乐府，但是那急管高弦似的调子却是鲍诗所独有的。他的《咏史》和左思的《咏史》劲健处很相似，但是夸丽的色彩也是鲍诗所独有的。鲍照在这类作品中和在他的抒情诗里一样，常常寄寓著牢骚。《学刘公干体》五首每首都是“才秀入微”的感慨。拟古而目的不在模仿，所以和陆机不同，因其表达的是自己的思想感情，自然地也就掩盖不住自已的艺术特色。 鲍照写山水的五言诗不少，在他记述行旅的诗中也往往刻划景物，这本是时代风气。在这些诗中用宇造句非常锻炼，这也是时代风气。在一些写景的“险句”中也往往见出特色。 但是，更能表现特色的是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这些诗可分两类。《白 曲》一类的七言本是旧体，《行路难》一类才是创格。在后一类中往往音节错综，感情奔放，笔力雄肆。给人崭新的印象。《行路难》是汉代的歌谣，见《乐府诗集》引《陈武别传》。晋人袁山松曾改变其音调，并造新辞。《晋书·袁 传》云:“旧歌有《行路难》，曲辞狻疏质，山松好之，乃文其辞句，婉其节制，每因酣醉纵歌之，听者莫不流涕。”可见《行路难》本是声调慷慨的歌曲。鲍照依旧曲填新词，有无受前人影响之处已经无法知道，古辞和袁辞都不存在了。 、梁续作者显然都是模仿鲍照的。除《行路难》之外鲍照还有《雉朝飞》、《梅花落》、《淮南王》等首，题是乐府旧题，诗体却是前所未见的七言或以七言为主的杂言。这种诗体是整 的五言诗和旧体七言诗的解放，鲍照的慷慨奔放的感情得到这种最适合的表达形式之后就更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汉赋,魏晋南北朝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
就是继承和吸取先秦和汉代的散文文风及表现手法,其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2006-09-01 17点44分第I部分（36小时）文学 简介（1小时）范围内的文献。 2，开始我们的文学，原创歌曲和古代神话，神话童年时代的中国民族的百科全书，最古老的宝藏，我们的文学遗产。 3日，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作为古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来源，“诗经”开创了文学表达的对象和做法的意义。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出现“百家争鸣抗衡”的局面，促进繁荣的散文。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作品，如森林，名家辈出，和散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5，屈原，我们的文学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优秀的诗歌“离骚”的思想，爱国热情和浪漫神奇色彩的高尚情操，开拓我们的浪漫主义传统。 问题：文献概览？ 古老的神话（2小时）代的神话和神话。神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是通过无意识的自然世界最先进的加工和社会形态“的幻想的人。”原始的生产力水平和思考的能力密切相关的神话，神话的方式通常包括这两个方面的生产劳动和宗教活动。 神话的内容。古代神话非常丰富，也很齐全的品种，如宇宙生成的神话，人类起源神话的神话，英雄神话，洪水神话，以及各种相关的神格的习惯，形态描绘的一切。 神话，艺术和民族特色。古代神话是原始人浪漫主义精神的体现，夸张的幻想，自然，社会的理解和想象的原始人的表达手段。我们的神话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唱的内容无穷的创意精神，表现的不屈不挠，顽强执着的追求，不屈不挠的献身行为，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丰富的色彩艺术，充满幻想的致敬。 意义和影响的神话。 问题：1，古代神话的内容和功能如何？ 2，古代神话和原始宗教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周代诗，“诗经”（13小时）古老的谚语，咒语，并形成每周的诗歌。诗经之前，中国的古诗词是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古老的谚语和古老咒语早期的诗歌的两种主要形式，也是周诗的前体。周王朝是中国古代诗歌的繁荣时期，除了“诗经”，仍然在“易经”，“左传”诗经也有大量可与“书诗经”的调查。 2，系统和编纂的“诗经”，“诗经”总收入305西周至春秋中间的约五百年的诗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分风，雅，颂。地理诗三百，包括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山东省的全部或部分。一些民歌，也有一部分贵族，文人创作，作者的名字已被下落不明。“诗经”编制，过去的一切说这说提供诗歌，收集诗诗和孔子删除诗说3大影响。人们今天“书诗经”编译成以上，法院和当地领导和音乐家共同完成的。“书诗经”在先秦称为“诗”或“诗百”后汉书儒家经典，被称为“诗经”。 3概述的“书诗经”的分类。①周部落的史诗;②政治讽刺诗;③赋役诗;④农业诗;⑤爱情诗; ⑥杂事诗。“诗经”是一个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周王朝，周王朝各级人民群众的生命的各个方面，情绪是“诗经”已经被证实。一些研究项目显示的周任城悠久的历史;一些性能上的贵族，文人雅士，小莉，人，甚至连奴隶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或不满，一些性能上的贵族礼制的生活和燕共享娱乐节目;性能和一些小国的小丽不堪忍受驱动，批评甜或不幸的是，一些表现爱情，家庭和婚姻，有人形容周代妇女被遗弃的社会问题;一些反映家庭关系的家族和朋友的分布不均，社会现实的工作和休息，一些节目的农业生产周人;和友谊。总之，“诗经”多方面展示周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现实主义的杰作。 4，“诗经”的艺术成就。①现实艺术的特点和做法的“诗经”;②叙述，推理，抒情，风景，谈朱既有艺术手段;③“诗经”的句法章法;④“书诗经”的语言艺术（5 ）“诗经”赋，比，技术问题：1这是六义，四毛开始，四诗歌风格的转变吗？ 2的“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歌曲“ 3，什么是”诗经“的主要艺术特色？ 4，赋，比，兴的艺术手法是什么”诗经“的具体体现， > 先秦历史散文（5小时） 1的基础上的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新的社会变革，思想，文化等领域的空气，社会发展的历史书风格的新要求。 BR />历史的商代到春秋散文。甲骨文，金文的起源，古代散文系统的“更改”占卜书，这也是一定的历史内容的表现上最早的和记黄埔报表书由身体的史书“春秋”是我国最早的历史纪念品体（按时间顺序排列）。 3，“左传”，“左传”作者“左传风格和内容，”左传“艺术：“左传”是一本历史书，但它有丰富的文学叙事重点，讲故事，戏剧，张力和动人的情节，长于写战争，特别是城濮之战，战之战的荤菜，长勺战争描述静脉连贯的，完整的端到端的和不断变化的，令人印象深刻。“左行人的言论是特别擅长写作。 4，“国语”。的风格和内容的“国家语言”，“国家语言”的艺术成果的“国家语言”远不如“左传”，但也有书面的对话，诙谐，生动的故事情节，人物性格刻划更详细的优秀章。 5，“战国”。 “战国”的风格;成书的“战国”，“战国策”的内容和艺术：“战国”反映的战国家思想，特点的辅导员活跃和生动的图像的政治家和参赞挂羊头卖狗肉的书， Juezha，客观的描述记录和好评一些政治远见，坚持正义，强力的人物和生动的故事。 “战国”在艺术，喜欢用夸张，比喻，寓言指的人物和故事是诙谐，语言方面不羁的风格，善用排比句，在语言强，再加上收集的辉煌，活泼生动。相比以前的历史散文的语言技能，改善和发展。 思考问题：1，尝试“左传”中的描述战争所取得的成就。 2，“战国”风格的语言测试分析。 章先秦诸子散文（5小时） 1，残疾人上升的哲学家。春秋花“的情况下，残疾人士这一阶层的形成是密切相关的社会各阶层的崛起转化的士成为这一时期小时的人是活跃在政治舞台上，智育，”深不可测十，为代表的哲学家的思想，一个完整的系统。 2黄埔军校与早期道教格言散文。 “艺术之战”的谋篇布局特点，语言特色的“孙子兵法”，“我想，我的格言散文。语录体散文集”论语“的思想，”论语“孔子简练的语言艺术个性和声音。 4，对话的论辩散文“孟子”，“庄子”论语“描述的。孟子，孟子参数特性;孟子的语言艺术;孟子寓言艺术“庄子思想，庄子散文的浪漫主义特色庄子”寓言艺术的思考。 5，荀子韩非子的话语散文。 “荀子推理文字艺术”韩非子“的寓言艺术。的问题：孟子”散文论证能力分析。 2，分析的浪漫主义庄子“散文风格。 章屈原与楚辞（10小时）楚文化”楚辞“的产生。楚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一代楚辞明确的关系楚辞与楚巫文化的关系;代南方和中原文化的歌曲，民歌的民间音乐;代。 2屈原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性。不成功的人楚怀王王初期离开仅矛盾的旧势力的楚国贵族的状态赢得草案，诽谤，生活在汉北夺回江南自沉增长平稳。屈原的作品，“韩易闻氏录得25，而有些人担心伪造的。 3，朗多的心态 -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杰作，一个漫长的自传体政治抒情诗彪炳千古。这首诗深刻的表达屈原和楚旧势力的政治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倾吐自己的心理困扰梆黄对他的爱的家园和不懈追求的理想，蔚为壮观人体正气。 “离骚”与强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情感，铿锵的风格，气势磅礴，蔚为壮观。他还善于巧妙地利用材料的神话和传说，驰骋想象天堂游行，这样的描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华章。比香草美人技术，后来咏怀石勇史诗，怀孕的诗歌产生巨大的影响。 流亡漂泊套房号 - “九章”。编辑并命名为“九章”，“九章”的内容;九章“分章分析，”九章艺术。 5，仪式套房 - “九歌”。 “九歌”，“九歌”的艺术。 ：屈原的作品及其影响。 “天问”，“招魂”及其他。 7，流变楚辞与其他作家。宋宇和他的“九辩”，“风赋，汉南歌。 问题：1，“楚辞”这种新的诗歌是什么原因呢？ 2，南方的独特风格的歌曲？如何表现？ 3，“离骚”和“九歌”的艺术风格的异同。第二部分秦汉文学（24小时）概述（1小时） 1，秦始皇统一了2021年BC长除法，但不到15年的破坏。秦文学成就，“吕氏春秋”只有统一前，里斯“谏逐客书绍科值得称道的。 2，汉人是世界最强大的封建王朝在中国，中国汉武帝的时代，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生产力的最强大的国家实力。但奢侈的统治者，对外扩张，这样的人，以支付之家的成本和浪费，减少一半。社会冲突的后期汉激烈的起义暴动周围不断。的历史背景，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极大。汉赋，汉服汉乐府诗古诗十九首的主要成就。 3，“史记”司马迁和班固韩寒履历杰作。特殊的“历史记录”是在一个个人简历历史鼻祖，一个中国的最杰出的文学散文作品。韩王朝的政治散文是发达的，在政治散文的早期韩贾易，晁厝，轩当欢宽，在东汉冲，仲长统“。 4，韩长赋是一种新的风格。的Q＆A的形式，主要是发展从南方，诗歌和散文的文体之间的歌的基础上。韵散的主体和对象的特点，善于叙事。汉赋内容是汉帝国歌功颂德，但也有一些宫廷小丑和意义。，六朝时期汉赋文体很大的影响力。 5，汉乐府诗的工作在底部，多为食品，劳动者的歌曲是“土气长于叙事，在其五言巨大的影响文人五言诗的形式”这首歌曲的饥饿的人。 6，成熟后五言诗东汉历史上的诗，“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的杰作，具有显着的影响。问题：文学的汉概述了吗？
就是效仿先秦两汉散文中的特点，比如说语法结构，语风等。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有着千古一帝之称的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帝王，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灭六国而完成中国的统一，这是众所周知的；但除此之外，他还做了些什么呢？这里简要概括一下： 一、确立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在此之前，中国地域内有许多分封的国家，各国有自己的国君或王，中央的商或周对各诸侯国的控制能力有限；各诸侯国之间常发生战争，极大的影响了经济的发展；秦始皇废除了分封制度，设立了中央直接管理下的郡、县、乡、亭、里等多级管理基层结构；这样的管理结构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延续。 二、统一文字、货币。在此前，各国使用的文字不同，来往的文书经常相互之间不能看懂，对国家的文化和交流十分不便；秦始皇时强制统一成一种文字，这套文字作为中国唯一规范的文化一直用了两千多年，到现在还在使用；各地区使用的货币也不一样，有圆形的、刀形的、铲形的，还有贝壳、龟甲或玉片等等，秦始皇将货币统一金和为外圆内方的铜币，这种铜钱直到沿用两千多年后的清朝。 三、统一度量衡。什么是度量衡呢？在秦始皇前，各地的度量衡单位五花八门，比如说，你想买一尺布，到其他地方连一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或者这边的一斤米，到那边的称不叫一斤，又叫另外一种单位了；秦始皇时规定了统一的长度单位，叫分、寸、尺、丈。这些名称现在还在使用；量具容积的单位叫合、升、斗；重量（衡）的单位叫铢、两、斤、石，这些单位也是到现在还在使用。铢是由于铜钱的重量是以铢计的，如半两重的铜钱叫5铢钱，后来把“1铢”叫做“1钱”了。现在还是10钱=1两。 四、修建驰道，疏通河道和渠道。也就是连接全国各郡县的道路（相当于现在的国道和省道）。大大的加强了各地之间的联系。 五、修建长城，原来各国之间都有一些长城，但北方的长城不完整；统一后他下令把原来国之间的长城拆除，再把原来秦、赵、燕三国北边的长城连接起来，以防止北方匈奴的南侵。给我们留下了一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 六、开拓边疆。在中原各国相互征战，无暇北顾的时候，匈奴乘机南侵，攻掠秦、赵、燕三国的北方边地；秦始皇兼并六国后，派数十万大军万大军北伐，击败了匈奴，稳定了北方边疆；南攻岭南的百越，把两广并入到中国的版图之中。
秦始皇，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总的来说他统一六国功不可没，但后期实行的暴政使得秦朝变成了一个短命王朝，所以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从历史的发展看，他有力的推动了中国封建历史的发展。从他统一六国的过成看，他有着出色的军事才能。而统一后统一度量衡，首推儒家学派，罢黜百家，统一了人们的思想等政策又体现出他的政治才能的杰出。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为推崇儒家而焚书坑儒严重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虽出发点正确但方式却过于偏激与残暴。他大兴土木修建娲皇宫劳民伤财，增加赋税，使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一系列暴政又体现出他后期的骄傲自满，使秦朝变成短命王朝。秦始皇又功亦有过，我们应辩证的评价他。
这位同学 是在学关于秦始皇功过之类的评价么？我找到一篇 结构比较清晰 最后又总结 比较不错修改意见的话 已经比较完美了 如果想更接近初中生的视角可以把最后的过部分完善一下 加一段更为翔实的总结满意请采纳吧！论秦始皇秦始皇的功过是非，永远是一个说不尽争不完的话题。两千年前，他创建了一套“中央集权制度”，不知什么原因，竟触怒了今天的一些学者，又再次被指责为“暴君”，并扣以新制的大帽子——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始作俑者。当然，这样的观点有人赞成，但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中央集权制应当肯定。因为它适应了当时中国的国情，所以为历代天朝所继承，而且行之有效。至于“暴君”问题，似失之片面，不能攻其一点，不计其余。今将浅见述下。（一）秦始皇的第一大功绩，是“消灭六国，统一中国”。有人认为此话是老生常谈。虽是老生常谈，但不能就认为是人云亦云，其实是各有见解的。如一位历史循环论者看此话，就会“话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用此观点评价秦始皇，其功业必然不甚了了。但请一位历史发展观者看此话，其议论可能大大不同。他会说：秦始皇消灭了一个旧时代，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不仅如此，还会说：秦始皇又“废封建，置郡县”；继续开疆拓土，为后代的帝王树立了“天子经略，诸侯正封”（《诗·小雅·北山》）的好榜样。所谓“旧时代”，是指秦朝以前的夏、商、周三代。所以言其“旧”，是因为三代时的所有国家的制度都很落后，而且疆域从未统一。就其制度而言，当时的大小国家都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演化而来，依托于血缘宗法，建立其政治制度。夏、商、周三个王朝原为三个大国，文化比较发展。中等国谓之方国或诸侯，小者以族属为名，星罗棋布。其生存状态，一直处于融合与兼并的过程中。史称：夏时诸侯，号称万国，至商而有三千，至周而有八百，至春秋，存者仅百余国。春秋与战国是社会转型时期，战争之多，恶性循环。至有“春秋无义战”之说。战国时期之七雄，都号称“万乘之国”，每逢大会战，双方出兵都以十万计。“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其惨烈之状，难以言表。以致更加剧了社会混乱，经济凋敝，壮者散至四方，老弱转死沟壑。事实说明，这个旧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梁襄王的魏国虽相当落后，但还是个大国。他为长期战乱而忧心，曾向孟子请教。他问：“天下恶乎定？”答：“定于一。”又问：“孰能一之？”答：“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两人都希望天下安定，可是怎样实现天下安定，梁襄王“好战”，孟子“反战”，两人的主张，南辕北辙；而且都不切合实际。但当时的秦国却为“旧时代”找到了一条比较可行的新出路，就是通过“商鞅变法”，破旧立新，以农养战，富国强兵，逐步吞并六国，走“海内一统”之路。秦经过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庄襄王六代之经营，至秦王政时，诛其君，吊其民，只用了十年时间（前230-前221），就“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结束了纷纷扰扰长达数百年的旧时代，开启了天下大一统的新时代。关于旧时代的疆域，文献记载不多。夏朝的疆域跨今黄河中游的南北两侧，商灭夏朝，疆域扩至黄河中下游两侧，但均无明确疆界。西周灭商之后，号称“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小雅·北山》）据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周王室在这个范围之内仍未统一，王室只占据邦畿以内地区，其他皆为大小封国，都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的状态，春秋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战国时期，七雄并争，都谈不到统一。只是到秦始皇时，才“六王毕，四海一”，（杜牧《阿房宫赋》）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疆域形势。然而，秦始皇的可贵之处还不全在于此；而又在于他已灭六国之后，并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命灭楚的军事统帅王翦继续向东南进军。东越投降，将其疆土划入会稽郡（治今江苏苏州）。闽越投降，就地设闽中郡（治今福建福州）。又命尉屠睢等进军岭南，在南越北区设南海（治今广东广州）、桂林（治今广西桂平）、象（治今崇左）三郡。又命常頞向西南夷进军，开五尺道，自今四川宜宾南通云南曲靖。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又命将军蒙恬率士卒30万北逐匈奴，收复河南（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34县。又北渡河，据阴山，连接旧时秦、赵、燕长城为一，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鸭绿江，延袤万里，以北防匈奴，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此时，秦之疆域“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今越南中部），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秦始皇本纪》）比西周时之疆域至少要超过五倍，为今天祖国之疆域奠定了基础。（二）秦始皇第二大功绩，是“废封建，置郡县”。此“封建”一词不是指社会性质，而是指政治制度。即“封诸侯，建藩卫”之省语。有人理解：这只是改变了地方行政制度，如说：“改国称郡，罢侯置守。”这一理解过于肤浅。其实际的内容很多，包括了从中央到地方所有政治制度的全面彻底的改革，其中包括了对人事制度的改革等。改革以前的旧的政治制度是依托于血缘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始行于夏朝，发展于商朝。至西周前期，已形成较完善的制度。此制度的核心价值为：严格嫡庶的权益分配；以嫡统庶，以庶辅嫡。时称：“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周前期，就是用这一制度统治天下，王室和诸侯国都获得了稳定和发展，证明此制在当时是有效的。可是，二百年后，此制日益腐朽，不为人所遵守。首先严重破坏宗法政治的事件发生在周王室。如周幽王废申后，另立妾褒姒为后；又废申后所生太子宜臼，另立褒姒所生伯服为太子。此事惹怒申后之父申侯，他联合犬戎，攻破西周国都镐京（今陕西西安西），杀幽王，西周灭亡。太子宜臼立为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王室和诸侯们似未从幽王事件中得到应有的教训，从平王之子桓王开始，几乎代代都有废嫡立庶之事发生，而且都引起战乱。诸侯大国如齐、鲁、卫、晋、郑等莫不如此。春秋前期，王室大夫辛伯曾警告曰：“并后，匹嫡，两政，偶国，乱之本也。”“并后”就是“妾如后”；“匹嫡”就是“庶如嫡”；“两政”就是“臣擅命”；“偶国”就是“都如国”。（《左传·桓公十八年》及杜注》）由于这些原因，致使春秋二百数十年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史记·太史公自序》）至战国时期，宗法政治因腐朽而内斗更加严重，异姓卿大夫乘虚而入。春秋末年，晋国异姓韩、赵、魏三家已经控制了姬氏的国家大权，并三分其国土。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赐三家为诸侯。前376年，三家灭晋。齐国国君本姓姜氏，而异姓的田氏却早已控制了姜氏的国家大权，前386年，周安王赐田和为诸侯，取姜氏而代之，仍以齐为国号。关东，包括燕、楚两个旧国在内，新旧六国都曾进行过一些改革，但成效甚微。基本上是旧制度、旧势力在垂死挣扎。一旦强秦进攻，即丢盔弃甲，束手待毙。秦始皇所创新制，可以说比较彻底地消除了旧的宗法制的羁绊和模式，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出发，创建了一套系统完整的国家制度。本文为了说明的方便，分中央和地方两级，各举两例，略述于下。一、中央——以皇帝为首，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机构1.皇帝为国家元首——秦始皇敢于“坏先王之制”，废“王”号，称“皇帝”，这是出于全面改革的需要。皇帝已非旧制本族之“大宗”，而是至高无上的国君。与之相应，皇后已非旧制国王众妻之正，而是执掌六宫、母仪天下的女主。皇太子已非旧制本族之“宗子”，而是储君，法定的皇位继承人。此新制创行，将降低旧制时发生“并后、匹嫡、两政、偶国”的几率，清除乱政之源。2.由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废除旧时之世卿世禄制或谓之世官世职制，由命官三公九卿组成中央政务机构，以处理日常政事。三公为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丞相为“百官之长”，但非旧时之宰衡，只是皇帝的助手。故曰：“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下引此表不再注）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兼监察。九卿分掌庶政，如兵、刑、钱谷等事。九卿不足，因事设列卿主之。公卿皆非世职，由皇帝任免。秦朝是多民族国家，九卿中之典客与列卿中之典属国分掌民族事务。《百官公卿表上》曰：“典客，秦官，掌诸归义蛮夷，有丞。……属官有行人、译官、别火三令、丞及郡邸长、丞。”“典属国，秦官，掌蛮夷降者，……属官，九译令。”秦之中央仅有十六卿，而以两卿掌民族事务，说明了秦始皇对民族问题极重视。二、地方行政——地方政区分郡县两级，基层分乡、亭、里1.地方行政为郡县两级制——秦始皇彻底废除旧的分土封侯制。初分天下为36郡，后增至40郡，郡直属中央，置守、尉、监三长，分掌行政、军事、监察。郡下设县，置令（长）、丞、尉三长，分掌行政、文狱、军事。郡县主要长官由命官充当，由皇帝任免。2.乡亭里——归并自然聚落为基层政区乡亭里。县下设乡，乡下设亭、里。基层官吏有乡三老、亭长、里正等，均推举本地殷实户主充当，各有执掌。秦始皇所创新制是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这套新制度的创建，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到更高阶段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典范。自“汉承秦制”（《后汉书·班彪传》）直到明清，历代王朝都以秦制为国家制度的基本模式。这套制度是中华民族的守护神，两千余年以来，疆土的保卫，国家的统一，社会的稳定，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传承，都有赖于这套制度得以实现。（三）秦始皇的第三大功绩，是“统一经济制度，统一文字”。旧时七国的经济制度和文字的形状有很大差别。东汉学者许慎曰：“（战国）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会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序》）这些问题的存在，对统一的国家极为不利。秦始皇下令统一的事项很多，今择其中最重要者简述如下。1.“使黔首自实田”，实行土地私有制度——所谓“田畴异亩”，不仅谓亩积的大小不一，还有土地所有制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在内。问题长期积累，形成了老大难。西周时期行土地国有制，名井田制。至春秋时期，此制已过时了，以致发生了“无田甫田，维莠骄骄”（《诗·齐风·甫田》）的情况。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与新的生产力不相适应。亦影响到国家的赋税征收。在此情况下，各国多在进行“税改”。前645年，晋国首先“作爰田”；继之为齐国“案田而税”，或曰“相地而衰征”；鲁国“初税亩”；楚国“书土田”，“量入修赋”；郑国“作丘赋”；秦国的税改最晚，于前408年“初租禾”。但是仅仅税改不解决根本问题。秦国又在“初租禾”之后50年，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汉书·食货志上》）秦国率先比较彻底地废除了旧的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秦始皇灭六国之后，于三十一年（前216），又下令“使黔首自实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语）就是在全国范围废除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农户据实登记田地，按亩纳税。秦始皇此令的颁行是我国古代土地私有制确立的标志。2.统一货币、度量衡、车轨——此事是由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主持，以原秦制为基础统一之。此举对稳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方便国家税收，促进民间贸易，形成较大的共同市场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3.统一文字——汉字同源，传至商代的甲骨文阶段，已相当成熟。到战国时期，列国长期分立，“言语异声”等各种因素影响到文字的发展，出现了“文字异形”现象。秦灭六国后，授命廷尉李斯主持统一文字事宜。李斯以原秦国字体为基础，创制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方便的小篆（或称秦篆）作为规范化文字，推行于全国。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政治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四）秦始皇的错误也是严重的。最主要的错误有两项：1.焚书坑儒——秦始皇烧尽民间藏书，坑杀大批无辜的士人学者，严重摧残了我国古代文化，这是一种政治暴行。2.徭役太重，不恤民力——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应立即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可是他却好大喜功，内则大兴土木，外则劳师远征，使广大人民群众苦不堪言。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推翻了秦朝的统治。总的说来，秦始皇功大于过。他的功过都是我国的宝贵文化遗产。好的，我们应当珍惜，批判继承，发扬光大。坏的，也应当总结，作为教训，永远引以为戒。【最后的这段话可以改一改 说的再详细一些 加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辩证看待 之类的字眼】满意请采纳吧！
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解放，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评论领域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并取得了很高成就。不仅出现了许多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著，还有许多人提出了关于文学创作的新见解。首开文学批评之风的是曹丕，他自己不但是一位极具文采的诗人，而且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也很有建树。在曹丕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文论，例如《毛诗序》《离骚序》《两都赋序》等，但都是针对某一篇作品进行的评述。电视剧中的曹丕曹丕的《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所涉及的作品和问题十分广泛，并能从较高的角度统观文坛，对诸多现象给予批评，开文学理论批评之先河。《典论·论文》中，曹丕高度评价了文学的作用和地位，从政治角度指出文学是“经国大业”“不朽盛事”，认为文学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应该给予高度重视。因此曹丕鼓励人们从事文学创作，强调文学本身的价值。汉代独尊儒术，认为文学不过是雕虫小技，而曹不则女变了这种观点，重新定义了文学的地位。《文赋》曹丕还指出作者气质和作品个性的问题，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开启了以“气”论文的道路。曹丕还对建安时代的作家作品进行了中肯的评价，例如在《典论·论文》中评价王案善于辞赋、孔融体气高妙等，这种用气质论文章风格的做法对后世影响较大。曹丕的《论文》之后，西晋陆机创作了《文赋》，是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篇较为系统而完善的专论。陆机认为创作或产生于事物或产生于所学知识，他对艺术想象有着很精辟的见解，用形象的语言描绘了灵感产生的过程，很有创意。关于文章的形式和内容，陆机认为内容为主而形式为辅，文章有思想内容就像直立的树干，而文辞则是树干之上的花果和枝叶。陆机还认为如果文学功底和创作准备不足的话，就容易“意不称物，文不速意”，因此他十分重视作家的学养和感兴。他将文学作品分为十种体裁，分别为诗、赋、碑、、铭、箴、颂、论、奏、说，并指出每一种体裁的特点。陆机的《文赋》讨论更多的是创作的技巧，例如要先确立主旨、声律之美、感情的抒发等。钟嵘的《诗品》是专门品评五言诗的文论专著，分为上中下三卷，每一卷为一品，评价了汉朝到梁朝的122位诗人及其作品。钟嵘批判了当时诗歌创作中堆砌典故、刻意追求声律的现象。他反对沈约等人拘泥于声律的观点，而提倡“通流”“真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兴盛是与文学的自觉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所谓文学的自觉有三个标志：第一，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汉朝人所谓文学指的是学术，特别是儒学，《史记·孝武本纪》：“而上向儒术，招贤良，赵绾、王臧等以文学为公卿，欲议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诸侯。”这里所说的文学显然是指学术。到了南朝，文学有了新的独立于学术的地位，宋文帝立四学，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宋）范晔《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列传》等并立，都是重要的标志。同时又有文笔之分，《文心雕龙·总术》：“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这代表了一般的认识。梁元帝萧绎《金楼子·立言篇》对文笔之分有进一步的说明：“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渭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征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萧绎所说的文笔之别已不限于有韵无韵，而强调了文之抒发感情以情动人的特点，并且更广泛地注重语言的形式美。他所说的“文”已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了。第二，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更重要的是对各种体裁的体制和风格特点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体辨析可以上溯至《汉书·艺文志》，至于《东观汉纪》以及蔡邕的《独断》、刘熙的《释名》等反映了早期的文体辨析的意识。更为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将文体分为四科，并指出它们各自的特点：“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文赋》进一步将文体分为十类，对每一类的特点也有所论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诗和赋分成两类，并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特点。（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现存佚文看来，论及12种文体，对各种文体追溯其起源，考察其演变，并举出一些作品加以讨论，比曹丕和陆机又进了一步。（东晋）李充《翰林论》联系风格来辨析文体，是对文体风格的进一步探讨。到了南朝，文体辨析更加深入系统了，（梁）任昉的《文章缘起》分为84题，虽不免琐碎，但由此可见文体辨析的细致程度。至于《文心雕龙》和《文选》对文体的区分既系统，对文体的讨论也很深入。《文心雕龙》的上篇主要的篇幅就是讨论文体，共分33大类。其《序志》说：“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对每种文体都追溯其起源，叙述其演变，说明其名称的意义，并举例加以评论。《文选》是按文体编成的一部文学总集，当然对文体有详细的辨析，这在下文还要讲到。如果对文学只有一种混沌的概念而不能加以区分，还不能算是对文学有了自觉的认识，所以文体辨析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第三、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离不开审美的特性。所谓文学的自觉，最重要的或者说最终还是表现在对审美特性的自觉追求上。上面提到过，“诗赋欲丽”的“丽”，“诗缘情而绮靡”的“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浏亮”，便已经是审美的追求了。到了南朝，四声的发现及其在诗歌中的运用，再加上对用事的对偶的讲究，证明他们对语言的形式美有了更自觉的追求，这对中国文学包括诗歌、骈文、词和曲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文心雕龙》以大量篇幅论述文学作品的艺术特征，涉及情采、声律、丽辞、比兴、夸饰、练字等许多方面，更是文学自觉的标志。
一、对唐代诗歌主旋律的影响。譬如人的一生有少年、壮年、中年、老年，唐代诗歌也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在少年时期的唐诗，就如“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少年，志高气盛。到了壮年，则有着一种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中年的时候，直面惨淡的人生，直面淋漓的鲜血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到了晚年，国家已衰，亡国之音风起云涌。首先来看一下初唐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南方美学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气势，但是还没有和北方美学平起平坐。尚定先生在《走向盛唐》中写到：“初唐时期关中地域继续受到南朝文学风气的影响，注重声律词采，但是由于关陇文化居于主体地位，所以贞观诗风呈现出北方化倾向”⑺。所以这个时期的诗歌中的北方气息相当的浓，其中以“雄浑”、“悲慨”为主，而南方味则要淡以“冲淡”之味而辅之。这个时期出现了如“初唐四杰”和陈子昂一样的诗人。他们的诗歌以“尚武”精神为主，气势宏大，感情豪迈悲怆。这可以从他们的诗歌中略见一斑。如杨炯在《从军行》中写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又如王勃的《滕王阁序》，自然天成，气势相当的宏伟磅礴。再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就是一名寂寞英雄在哭泣，表现的雄迈悲怆。而与之同时的，如上官仪等人，他们继梁陈之余风，希望再走南朝老路，但是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到了盛唐，南方美学地位得到了提高，所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唐代诗人之中开始了学习东晋南朝的文风之浪潮。如王维学习谢灵运，李白向鲍照、谢朓学习，杜甫从何逊、阴铿那吸取精化。如李白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到：“中间小谢又清发”，把自己与谢朓相比。而北方则出现了如高适、岑参一样的边塞诗人。这个时期还是北方美学为主，但是南方美学的影响与初唐相比则有了很大的发展。诗歌的主旋律也呈现出多样化，有“尚武”的边塞诗，也有言情写境的抒情诗，有雄迈宏伟的，也有柔情似水的。总之说来具有“劲健”、“豪放”、“飘逸”、“自然”、“典雅”等特征。到了中晚唐，特别是安史之乱使得中原再度陷入战乱之中，从此以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政治日逐于黑暗。于是许多文人诗客为了避难纷纷南迁，他们不仅带来了北方的许多文化思想观念，同时他们也从南方思想文化之中吸取营养，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南北两种美学杂揉并济推进了南方美学与北方美学的进一步融合，与之同时也使这个时期的诗歌旋律发生了大变。其中如李嘉佑，韦应物，柳宗元等人就是从北方到南方并将南方美学思想用之于诗歌创作之中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大多“纤秾”、“缜密”、“实境”。在大历年间形成的南北两个不同的创作群体：一是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如钱起、卢纶、韩雄等大历十才子；一是以江南吴越为中心，如刘长卿，李嘉佑等⑻，这就表明南北方已经处于同一个水平层次了。同时也说明了南北地缘美学的互融已经相当有火候。这个时期的诗歌南方味明显加强，而略少了北方那种铿锵有力的感觉了。二、对唐代诗歌创作群体的影响。众所周知，创作主体在作品创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创作主体又是以他所扎根的土壤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所以创作主体所生存的地域对其创作是有着密切关联的，所以南北两种不同的美学思想也势必会对创作主体产生巨大的影响，唐代的诗人们自然也不例外的会受到这种影响。在初唐与盛唐的时候，北方过着平静而有序的生活，同时北方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正是生产诗人的好土壤，所以这个时期北方的诗人就会很多。到了中晚唐，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又陷入了战乱之中，从而造成了一是许多北方人的南迁，一是南方的开发。这种土壤所造就出来的诗人就不单单是北盛南衰的情形了。纵观唐代诗人，据陈尚君先生考证，京畿道有诗人226人，关内道有诗人6人，都畿道200人，河南道157人，河东道149人，河北道245人，山南东道77人，山南西道4人，关陇道27人，淮南道60人，江南东道404人，江南西道159人，剑南道66人，岭南道27人⑼。就诗人总体数量来说，北方要比南方多，但是在中晚唐，南方地区的诗人增长率远远要比北方高。这说明了唐代诗歌的创作群体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总体观来，唐代诗歌创作群经历了一个这样的演变过程：初唐北方创作群一枝独秀→盛中唐南方创作群的兴起→晚唐南北创作群的合流。先看初唐，这个时期的诗人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特别是关中的几大家族，如韦氏家族，白氏家族，卢氏家族，杨氏家族，柳氏家族等⑽。例如卢照邻就是卢氏家族中的一员。而与之相比，南方这个时期的诗人则要少得多。到了盛唐的时候，北方的诗人依然很多，如杜甫，韩愈是河南人，李白也是北方人。同时南方的诗人也逐渐发展成熟起来。如张九龄、孟浩然等人就是南方诗人群的代表。到了中唐的时期，南方诗人群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出现了刘长卿，李嘉佑等人，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很特别的创作群体一一吴会诗僧群，涌现了许多的诗僧，据统计盛唐诗僧有43人，中唐诗僧达686人，其中灵一、灵澈、皎然等人比较有名⑾。到了晚唐，南北两个创作群已没有很大的区别了，许多诗人已经不能用北方或南方就可以分出来的了。如韦庄，虽出身于关陇，但是却客居于江南⑿。杜牧亦先后在江西、淮南、宣歙等地做了近十年的幕僚，也在黄州，湖州等地做过官⒀。另外，这个时期还出现了江南诗僧群，如贯休，齐己等人⒁。三、对唐代诗歌理论的影响。受南北地缘美学的影响，唐代诗歌理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大批诗人兼理论家。统而观之，他们提倡“文”与“质”的结合，反对南方诗风之中的糜糜之音。然而，具体说来，他们的主张又各有侧重。同诗歌创作群的演变一样，唐代的诗歌理论也是发展变化的。笔者将其分为四个时期：一、端正时期。以孔颖达、陈子昂及“初唐四杰”为代表，主张端正南朝时期的靡糜诗风，回复到儒家大道上来。二、发展时期。以王昌龄、李白、杜甫等为代表，在前者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了儒家诗风。三、高潮时期。以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将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四、新发展时期。以司空图为代表，将南北两种诗风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新的诗学体系。端正时期。初唐时期是诗风的端正时期，其目的就是要从梁陈时期的那种靡糜之中纠正过来回到儒家诗风的大道上来。其中陈子昂是第一个明确提出诗歌革新主张的诗人，他指出：“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陈子昂《修竹篇序》）主张向汉魏学习其风骨。孔颖达也在《毛诗正义》提出：“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把儒家“诗言志”说发扬光大。发展时期。盛唐时期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三境之说。李白也指出：“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李白《古风》其一）主张诗应“清”与“真”，应“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高潮时期。中唐是唐代诗歌理论一个十分繁盛的时期，把儒家诗风推向了一个新高，其中白居易、韩愈等人为代表。如白居易，他提出：“感人心者，莫先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香山集》卷二十八《与元九书》）并指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同上）的主张，把感情和抒事合为一体使儒家诗风进一步与现实挂钩，而且更具艺术的美。新发展时期。这个时期之所以为新发展时期主要是意象之说的发展，从中唐到晚唐这段时期里出现了如刘禹锡、司空图等杰出的诗歌理论家，他们把意境之说加以了发展和完善。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记》说：“诗者其文章之蕴耶！义得而言丧，故微而难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把境与象进行了区分。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里将诗分为雄浑、冲淡、纤秾等二十四品。另外，如杜枚提出了：“以意为主，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之说，而不拘泥于儒家诗学之中。从这四个演变阶段可以看出，其实就是由“风骨”之说到意境之说，于长乎“志”到感于“情”的变迁，这正是北方的“质”与南方的“文”的变通。唐代诗歌所受到的影响除了以上三个方面，还有其它的方面，这里就不一 一例举。总而言之，从南北地缘美学的冲突与互融之中，可以发现，唐代的诗歌年自的位置正是在南北两种美学的互融的涡旋之中，这也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现象。唐代的诗人经过了长时期的摸索，把南北两种美学融合在一起，“以南朝的‘文’，装饰北朝的‘质’，以北朝的‘质’充实南朝的‘文’，创造了中国诗歌最健美的典型”⒂。先秦的周诗、楚辞、汉代的乐府、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以及唐宋词、元散曲中的部分作品都是入乐的歌辞。而唐人所唱，除了句式长短不齐的词以外, 还有齐言的诗。过去人们对这些齐言的诗的演唱情况一直估计不足。从入乐的角度来研究唐诗，是一个极重要的视角，会使我们对唐诗的认识变得更加全面、清晰。首先，这种研究有助于对诗歌创作具体情境的认识。我们过去对唐诗的研究往往只是从文本出发，单纯就文本来研究。其实在文本形成之前，诗人创作的具体情境，对其诗歌特点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例如我们可以把诗人的具体创作情境划分为这样几类：应酬唱答、消遣娱乐、仪式庆典。登临游览、独自创作。在这几种创作情境中，前三种都可能与歌诗演唱直接相关。研究这种具体的创作情境，对于准确把握诗人的创作动机，无疑大有裨益。其次，注意到了诗歌创作与其他艺术的关系。各种艺术之间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诗歌艺术与其他艺术之间也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关系，特别是诗歌与音乐之间，更有着内在的联系。现存的唐诗当中就有大量的以听歌看舞为题材和以听歌看舞相关内容为题材的作品。
魏晋文学对于唐代文学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就是在于诗歌方面了，魏晋时期，有很多著名的诗人，比如说像曹操父子的，正是由于这些文人的传承和影响，才有了唐朝的诗歌，文化的繁荣和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