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也无法安排每个人具体怎么做， 因此战术的发挥的不确定因素更多，这样就更要求参赛人员要有较高的 战术意识，这样才能保证参赛人员能够做出正确的战术判断，通过有目 的的进攻或防守，获得最终的比赛胜利。
八旗最初源于满洲（女真）人的狩猎组织，是清代旗人的社会生活军事组织形式，也是清代的根本制度。
清入关伊始，为加强军事防御，分别令八旗兵在京师与各地驻防，直至18世纪中叶，八旗营区终于系统地分布于全国的军事要地，实行永久性的驻扎。入关伊始，清廷即采取了大规模的“圈地”活动，圈占民人的大批良田划归旗人；豁免旗人的税赋与劳役。优惠政策造成了旗人的颓废和寄生性，致使其后代骑射荒废，甚至出现“生计”问题。八旗制度与清政权相始终，它既是清王朝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也使清王朝最终走向衰败没落之路。
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初具有军事、生产和行政三方面的职能，这种形式把原来分散的女真人组织起来，对早期满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八旗军队有较强的战斗力，八旗军在征剿‘三落”，用兵新疆、西藏的战争中，对制止分裂，削平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起了重要作用。八旗劲旅在痛击沙俄侵略军、收复雅克萨城，在反对外来侵略、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的战争中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后来，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全国的军事控制，把八旗兵半数集中在北京守卫京城，设定种种禁令条例，使旗人长期被迫脱离生产劳动，缺乏生产技能，除了‘披甲当差”、“赖炯而食”，充当维护清朝统治者的工具以外，大部分无所事事，被迫成为“不仕、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的人。以至于后来列强入侵时，八旗兵的大炮都生锈了，根本不能打仗了，最终清政府灭亡，八旗也随之消失了。
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它以身体与智力活动为基本手段，根据人体生长发育、技能形成和机能提高等规律，达到促进全面发育、提高身体素质与全面教育水平、增强体质与提高运动能力
深度剖析清朝八旗制度妇女犯罪问题？有经济罪，犯上罪，混淆皇家血脉罪，奸情罪等，其原因有女子地位剧烈变化，不合理婚姻制度，女子旧俗不适应发展。
本文深刻剖析清朝八旗满族女性的犯罪问题，她们所生活的社会情况，犯罪的类别，以及犯罪的原因，通过这些分析，全面了解满族八旗妇女的整体情况。要想更全面地了解八旗妇女犯罪问题，我们先了解下八旗妇女所生活的社会情况。
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在鼎盛时期，它在政治、经济、疆域、文化等方面发展都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清朝是一个多民族大一统国家，奠定了我国现在版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然而，清代妇女的地位和境遇却是最糟糕的，受朝廷统治集权的影响，思想上文化专制，摧残妇女，闭关锁国等一系列对清朝妇女境地产生极大影响。
在封建社会前期，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上升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统治者从有利于统治的角度出发，实行一些开明的政策，思想文化方面的管理也较为宽松，而禁锢人性的礼教在理论构建上在逐渐形成，但从社会实践方面来看，礼教对女子的禁锢和影响力相对有限。
这个时期女性在社会生活和家庭中还拥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并拥有一定的权利和地位，特别是到了唐代广大妇女还敢于冲破封建道德礼教束缚，在婚姻上争取到了很大的自主权，在政治上出现了多个女政治家，还出现了史上唯一一个女皇帝武则天。
然而，到了封建社会后期，封建集权统治越来越高度集中，思想束缚越来越重，当程朱理学被奉为“官学”后，成为束缚女性身心自由的最大利器，其宣传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道德体系让女性陷入了无法自拔的深渊，女性地位和处境日趋恶化，尤其是到了清代更甚至极。那么，清代妇女地位到底怎样呢？
婚姻方面
清代女性在清代完全没有自主权，完全是包办婚姻，婚姻当事人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力，清代女子婚姻，必须服从家长和八旗制度下的族长安排，并且要经过官府（牛录）批准，婚姻择偶标准有着严格的门第限制，望族不能与寒门联姻，上层社会不能与底层百姓通婚，女子改嫁被视为耻辱，女子甚至没有改嫁的权利，必须经过本族兄弟的同意才行，这个时期统治者还大力提倡妇女守贞洁烈。
《淸律》对妇女守节规定“守节十五载以上者，逾四十而身故者，一律旌旗。”《清律》对妇女犯罪处罚规定“其夫欧妻，非折伤勿论。”
妻子是否能离婚还得看丈夫的意愿，对于家庭犯罪情况，如果丈夫殴打妻子，不发生重伤情况下不予处罚，而妻子殴打丈夫，则要遭受很重的刑罚。由此可见，清朝妇女地位十分低下，受到多重剥削摧残。
经济方面
在清朝穷人家的妇女，家中财物都是家长的，贵族家妻子可能由较多的嫁妆，但是嫁过去之后，嫁资就属于丈夫名下，与本人没有关系了。在娘家，女子没有与兄弟继承家产的权力，丈夫的遗产由儿子继承，如果没有儿子，宗族会为其丈夫领养或者立后，以继承家业。在清朝，寡妇如果再嫁，命运更是悲催，包括嫁资在内的所有财产都要留给夫家，自己净身出户，妇女不掌握财产，不掌握生产资料，生活只能依赖丈夫，失去独立人格，成为男人附属。
受教育方面
在清朝处于上层社会的妇女，皇家格格，宗室女子，贵族家庭的女子还能接受一些文化教育，但下层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少之又少。在教育内容上，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纲常，对女子注重道德行为教育，既用封建礼教禁锢女性思想，归附女子行为，使其成男子的附庸，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引导下，进一步从思想上摧残女子。
身体健康方面，女子缠足的陋习在明朝、清朝两代达到了顶峰，但这与清朝统治者关系不大，清初统治者也看到了缠足对女子健康的伤害，况且满族八旗妇女历来没有缠足的习惯，朝廷曾一度下令禁止缠足，但最终被强大的思想惯性所推翻。最后，禁止缠足的事不了了之，缠足反而逐渐发展为评价女性美的标准，成为妇德、妇容的主要内容。
《岭南杂记》记载“岭南妇女多不缠足，大家富室则缠之，奴婢俱赤足行市中，下等之家女子缠足则诟之，以为良贱之别”
由此可以看出，缠足已经成为上层家庭女子的权力，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是区别良贱的主要标准。
总之，有清一代妇女地区极其低下，虽然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然而妇女自由权利却每况愈下，她们受封建礼教的摧残不仅是心理上，在生理上也遭受迫害。
到了大清时期，这些女性首先以清朝入关前法律和传统习惯慢慢内化为行为准则，在这些准则指导下，女性们一方面演绎着合乎法律和传统道德要求的角色，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女性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主动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和家庭中充当重要的角色。在此过程中，女性不免会有触犯法律、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或者危害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他们所规定的社会秩序，这就是女性的犯罪。
大清入关前妇女犯罪情况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大清入关前，八旗妇女犯罪情况，时间段为1600-1644年，这段时期是满族正在崛起明朝逐渐衰亡时期，也是满族女性进入中原后逐渐抛弃旧俗改为汉制的过程，也是满族妇女戴上封建礼教枷锁的过程。同时，这段时期，也是经济繁荣、社会发展促进女性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时期，部分女性的思想与传统道德发生冲突，其犯罪行为显著增多。
政治性，清入关前，将政治性犯罪分为谋逆罪、犯上罪、混淆皇家血脉罪、通敌罪等几种。
谋逆罪，清《会典事例》将谋逆罪列为十恶之首“一曰谋反，谓谋危社稷。在大清初年，皇太极时，公主莽古济犯下的就是谋逆大罪，最后被处死。
《清太宗实录》，关于莽古济的记载“于是诸贝勒大臣等，研审得实，会议莽古济、琐诺木阴蓄异谋，大逆无道，应寸磔，上曰，莽古济谋危社稷，殊觉未当，设若凶逆狡计得成，则朕之所有将尽归于彼，于是莽古济伏诛。”
由此可见，即使是皇室公主，犯了谋逆大罪，也要伏法；但这部排除是皇太极自编自导一场事件，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反对他的势力，扩大自己的力量，而莽古济只是牺牲品罢了。
犯上罪，大清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有一套完整的等级制度，女子稍不留神就会犯了犯上罪而受到处罚。在“犯上罪”成为大清正式罪名前，努尔哈赤时期的“悖乱”罪就包含了犯上罪的内涵。
《盛京刑部原档》记载“祭公时，固伦公主知郡王母福晋来，前去等候，福晋未言而过，祭事完毕，入灵堂，公主欲坐，福晋不依，福晋与公和尔本之母坐于首炕，抽烟，喝茶，未让公主。”清廷法司鞫审得实，郡王母福晋应圈金，公和尔本亦圈禁，上命，罚福晋银千两，公和尔本之母六百两，俱给公主。
由以上可知，固伦公主的地位高于礼郡王福晋以及宫和尔本之母，她俩抽烟、喝茶竟然没经过公主的允许，就等于不尊重公主，遂获罪，一点小事遭到如此处罚，说明在当时犯上罪的处罚已经很严厉。
混淆皇家血脉罪，清朝廷认为爱新觉罗的血脉是最高贵的，为了维护皇家血统的纯正和至高无上的地位，为了防止皇家血脉混淆，清朝廷对宗室和亲王的子女出生时间，嫡出还是庶出，第几男第几女，母氏是谁，所生子名字，均有详细的记录，并具册送府。镇国将军以下闲散宗室，经过族长查明后，亦照例开出详细证明报送官府，载入皇册，如果有谎报者，延误不报者，均治以重罪。努尔哈赤甚至命令宗室女性上厕所要结伴而行，防止出现意外。
《皇太极实录》记载，“固山贝子尼尼堪娶和硕公主之女为妻，无子，尼堪另娶，取一汉人仆妇新产之女诈为己生，事情败露后，尼堪妻及同谋三妇，仆妇，仆妇之母知情不举之，和硕公主及其夫皆论死，俱伏法，和硕公主免死，但革和硕公主名号，断离其夫。”
由此可知，此案牵连甚广，刑罚之严重，可以看出清廷为了维护血统纯正，对违法这的处罚是何等严厉。随着大清入关后，逐步建立一套完整管理机制，这种情形基本上就很少见了。
经济犯罪，有关皇家宗室女性经济犯罪多发生在入关前，因为入关前满族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从福晋到普通八旗女性的经济行为都受到严格的限制，努尔哈赤在处理代善与大福晋暧昧一事时，就是以大福晋私藏财物的罪名将其休弃的，但代善却未受到任何处罚，这也说明在同一案件中男女处罚的不平等，由此可见清初皇帝对宗室女性经济行为控制十分严格。
在清入关前朝廷严禁私下在边境与明朝进行贸易交流，特别是女性，多罗郡王阿达礼母福晋曾经私自遣人携带千金到明朝边境贸易，违反清律，被处罚金五千两，并要求他不准主家事。
对于普通官员的妻子犯罪，处罚更为严重，例如，正黄旗参政马福塔之妻，勒买官商金，又违禁赴市交易，马福塔妻子被判死罪，马福塔应该革职，但偿还所欠银两后，被降职使用。
《皇太极实录》曾记载，阿达礼母福晋凭着自身地位勒索他人财物，又索要哈尔萨哈二十石粮食，两只羊，索要地方绰克托妻百匹青布，貂皮七十多张，这是一种犯罪行为，被哈克萨哈父子告发后，法司审实，责令阿达礼母福晋归还索要财物，并处罚银千两罚金。
奸情犯罪，在奸情性犯罪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在被迫情况下发生的犯罪，女性处于劣势地位，即使被强暴的女性，因为身份卑贱，这些女人或是“阿哈”“包衣”等家奴，被告发后通常情况下要被治罪或者受到处罚，而朝廷为了维护皇家尊严，一般不予记载或者以其他形式记载。
清初最著名的奸情犯罪就是努尔哈赤小妾状告代善与大福晋一事，两人可能私通；努尔哈赤经调查后清初地知道代善与大福晋的奸情，但是为了皇家尊严，也为了自己的面子，他以大福晋私藏经金银财物为借口处置大福晋，在清档案上也是如此记载。努尔哈赤在这场奸情案中虽然处置了大福晋，但却没有处罚自己亲儿子代善。
自从这事发生以后，努尔哈赤下令不允许附近单独行动，即使上厕所也要结伙同往；宫内差遣的男丁也不得单独行动。这说明，满族虽然是渔猎少数民族，也很重视妇女的贞洁问题，最终目的是保证皇家血统的纯正。
《盛京刑部原档》记载“两名包衣女及满洲女人吉达吉守家时，塔瞻前去，将满洲女人强暴，塔瞻妻子格格闻之即去，令随侍责打满洲女人，吉达吉往戴青之门跪诉，法司鞫审，强迫奸淫是实，责打是实。被奸淫一事，应鞭一百，仍还其主；上命，塔瞻饿禁两昼夜。”
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当时妇女地位已经明显降低，包衣女人更是社会最底层，即使惨遭强暴也难逃受处罚的下场，实施犯罪的人仅仅被禁食两天，当私通事实发生后，贵族女性为了维护家主的身份和地位，将所有责任都推给被奸淫的女人身上，由此可以看出，包衣奴的生存权利得不到法律保障。
女子德行类犯罪，我国古代社会一直很重视女子的德行，大清也不例外，皇太极因莽古尔泰福晋没有劝阻男人与她饮酒为由，对其大加训斥，并且说她的行为应该处以死刑，这也可能是皇太极打压莽古尔泰的手段，但这个理由能将福晋处死，足以看出即使是在大清入关前也是非常重视女子得行。
女子德行不佳，其实不算触犯某条法律，但清入关后积极学习儒家文化思想，把起伦理道德视为其精神核心，更加注重女子德行，女子可能因为德行不佳被休弃或者被处死。女子德行类犯罪究竟包括哪些呢？
1. 骄奢善妒，顺治帝就因为皇后骄奢善嫉，其德行不足以母仪天下而废后。
《清史稿》记载“上好简朴，后则嗜奢侈，又妒，积与上忤，于是后竟废。”
2. 自行剪发，乾隆皇帝南巡经过杭州，与皇后有争执，皇后乌拉那拉氏为了跟皇帝治气，一怒之下，自行剪发，在满洲习俗中这是不能容忍的，乾隆先把她打发回宫后，没多久便废掉，死后也以皇贵妃之礼下葬。
3. 残苛，大清礼亲王福晋残苛，努尔哈赤将其初始，信郡王敖扎之妻因欺辱信郡王；康熙皇八子允撰之妻残苛，还未曾生养以致皇子几乎绝嗣，康熙命令皇八子将其妻休回外家。
此外，八旗女子还犯有杀伤罪（谋杀祖父母，杀死丈夫，逼人致死，斗殴等），蛊毒罪，家庭伦理罪等等。
对八旗女子犯罪原因的思考
八旗女子地位强烈变化的影响，满族妇女在入关前一直保持粗狂的生活作风，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发展，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对女子要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基于当时军事和政治的需要，八旗妇女在生活社会中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原始氏族制度一步跨入封建文明社会，特别是君主集权制需要建立一个明确的社会阶层，和封建道德秩序，这时候妇女被拘束就成了必要。
满族贵族集团随着军事的强大，社会地位上升，财富激增，在社会生活上完成了向汉民族儒家文化学习的倾向，面对社会中诸多变化，满族妇女们表现出了种种不适应，而这些类型的犯罪就是不适应的表现。
入关前不合理的婚姻制度，当女真族在努尔哈赤带领下从原始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之后，父权制取代实行已久的母权制，无论男女，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父权制家长手里，妇女更是完全丧失了婚姻自主权。
努尔哈赤时期就明确不许女子、寡妇私自嫁人，到了皇太极时期更是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完善下来。而清代八旗女性婚姻大都带有强烈的政治目的，男女双方的结合并非有感情基础，只看出身，只看财富，清代这种凭家世而缔结的婚姻，不合理的婚姻制度，由此可能导致女性犯罪。
到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时，还处于氏族制的奴隶社会，保留了大量原始生活方式，八旗制度就是在牛录制度基础上，从原始狩猎制度演变而来的。
在八旗制度之前，对贞洁观念并不十分注重，女真人同其它游牧民族一样对“未婚”女性的性行为是不加以限制的，女子在结婚前可以和其他男子随意同居，但是一旦形成“婚姻”关系后，就不允许与其他男子“有染”，所以此时对婚前是否是“处女”没有特别要求，也就不存在“贞洁”问题。
当后金政权建立后，贞洁观逐渐形成并增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期对女性贞洁仍没有限制，他俩的后妃就有许多已婚和丧偶的女性，女真（满族）在这个时期还盛行“收继婚”，此时汉民族儒家根深蒂固的文化还未濡染到女真女性。
满族女人同其它北方游牧民族和部落一样，可以像男子一样执鞭驰马，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当进入中原后，逐渐被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所濡染，女人放弃旧风俗习惯的过程，其实就是带上封建儒家道德枷锁的过程。当妇女进入闺房时，实际上就跌入了封建礼仪拘束的万丈深渊。
正是固有的婚姻习俗，以及满族八旗妇女在思想、文化与汉文化儒家传统、习俗相碰撞融合的过程中，不免会发生触碰规则和法律的情况，这就是女性犯罪增加的原因，特别是私通犯罪。
此外，我国数千年的连坐制度和男尊女卑的社会，早已形成强大的惯性，当满族八旗女子进入中原后，逐渐被历史的车轮给碾压，即使清朝廷想废除“缠足”等摧残妇女的制度，都无济于事，由此可见，强大的传统思想是多么可怕。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论朝鲜文化与儒学的关联摘要:中朝两国文化源远流长,儒学传入朝鲜后,对朝鲜的政治统治、思想观念、教育制度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朝鲜立足本国国情,从多角度、多侧面与儒学发生了融合,并逐步形成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关键词:朝鲜文化;儒学;关联一、儒学何时传入朝鲜厘正春秋末期,中国处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孔子以“治世”、“行道”为己任,总结历史经验,创立了儒学。儒学历经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的不断加工改造,作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干,深刻影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著名历史学家杨昭全认为,“自春秋末期由孔子创立,至清末,历数千年之儒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春秋末期至隋唐时的儒学、宋元时期的理学和明清时的实学”。[1]本文主要探讨儒学发展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对于朝鲜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儒学产生和发展以后,不仅在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东方国家,与这些国家的传统思想相结合,成为该国思想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朝鲜和日本,儒学思想成为思想文化的主流而形成特殊的“东亚儒学文化圈”。据史料记载,儒学最先传入的国家是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与我国山水相连,由于地理上的这种原因,中朝两国很快就开始相互往来,思想文化交流也日益深入。儒学传入朝鲜后,经过朝鲜学者的理解消化,儒学已深深融进朝鲜的传统文化中,影响了朝鲜的社会发展,并形成了其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朝鲜儒学。对于儒学传入朝鲜的时间,中外学者观点不一。主要观点有:商末箕子东走朝鲜时引入;由战国燕与秦末中国移民引入;汉初,卫满率众避难至朝鲜时传入;汉四郡建立时引入;朝鲜百济、新罗时期传入。而笔者较认同杨昭全学者的观点:儒学传入朝鲜以汉四郡的建立(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为宜。其一,公元前135年(西汉武帝建元六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开始成为全国占统治地位的独尊思想,为其对外传播创造了前提条件。其二,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西汉灭卫满朝鲜,并于其地设立乐浪、临屯、真番郡,翌年复设玄菟郡,即汉四郡。汉四郡设置后,封卫满朝鲜原官员为侯。汉武帝在卫满朝鲜故地封五侯,立四郡,标志着体现儒学思想的儒家政治制度进入朝鲜。其三,在汉四郡建立儒家政治制度,俎谷、朝服、鼓吹等体现儒家思想的中华文物随处可见。因此,在汉四郡建立起的体现儒家思想的政治、礼仪制度,标志着儒学已传入朝鲜。二、儒学朝鲜化的系统性由于儒学符合百济、新罗和高丽王廷的利益,又符合朝鲜封建社会的发展需要,致使百济、新罗和高丽封建王朝对儒学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发展中儒学逐渐对百济、新罗和高丽的统治理念、道德秩序、教育制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朝鲜理念体系的构建中国汉代董仲舒的天命论标志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其学说的最高范畴是“天”。天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万物非天不生,同时又是最高的神灵。“天者,百神之大君也。”[2]他认为宇宙万物皆天之产物,人类社会一切也是天意之安排,君主贯通天地人,是上天在人世间之代表,具有绝对的权威。他的这一理论论证了封建专制的合理性,君王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即君权神授论。儒学这种君权神授和秉承天意治国的理论自然符合朝鲜历代国王的需要,因此成为维持与巩固其封建统治的护身符。而宣扬其统治地位乃天之意志与安排,其治国治民秉承天之意志,实质是借助天界之权威强化人间之权威。这就致使朝鲜历代国王与王廷信奉天命、信奉君权神授。再者,朝鲜历朝统治者提出以德治国。所谓“道”,即儒学,意即用儒学治理国家,以道德治理国家,即德治。同时,《书经》指出,要以德治与武功结合并重来治理国家。高句丽太祖东明王将自己一生的政治经验概括为“以道与治”,这是德治思想的最初提出。此后,高句丽历代国王都把它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并努力加以实施。孔子创立的仁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仁者爱人。从对人的关怀出发,孔子反对统治者执政之穷奢极欲,要求他们贯彻仁爱原则,关心百姓生活,使其安居乐业。朝鲜历代王朝也将“仁”,即“爱民”作为重要的社会政治思想,如公元676年新罗统一半岛后,新罗文武王为此颁令减轻百姓负担。公元681年,文武王“欲新京城。问浮屠义相。对曰‘虽在草野茅屋,行正道则福业长。苟为不然,虽劳人作城,亦无所益。’(文武)王乃止役”,[3]从而减免了百姓的徭役。(二)朝鲜道德秩序的完善“三纲五常”是儒学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朝鲜历代王朝的国王都利用儒学的伦理理论来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完善国家的道德秩序。朝鲜固有“子孝于父”的孝道思想,与儒学伦理理论相结合,进而提出了子女对父母尽孝是天经地义的事,将孝道提高到人伦的最高原则。这就使得孝道深入民间,成为人们事亲的行为规范。《三国遗事》中记载的“贫女养母”、“孙顺埋儿”就是很明显的事例。另外,儒学三纲中的“夫为妻纲”实是男尊女卑,朝鲜历代深受其影响。高句丽著名实学家金富轼就曾强烈地抨击过新罗曾有的善德、真德两位女国王。他曾写到,“新罗扶起女子,处之王闰,诚乱世之事,国之不亡,幸也”。[4]又如,公元861年(新罗宪安王五年)新罗国王宪安王病危时,曾嘱其臣下说:“寡人不幸,无男子有女。吾邦故事,虽有善德、真德二女主,然近乎牝鸡之晨,不可法也。甥膺廉年虽幼少,有老成之德,卿等立而事之,必不坠祖宗之令绪,则寡人死且不朽矣”。[5]可见,当时社会男尊女卑的观念十分普遍,也十分严重。(三)朝鲜教育体制的确立儒学对于朝鲜文化教育思想方面的影响也尤为巨大,也成为朝鲜教育体制确立的影响因素。公元682年新罗于礼部下属设置主要讲授儒学思想的教育机构———国学。公元747年,新罗在国学设置诸业博士和助教。公元759年,新罗改国学为大学监。但其后继位的惠恭王又将大学监恢复为国学:“惠恭王复故”,[6]把《论语》、《孝经》作为共修之科目,目的是强调儒学的实践意义。公元992年,高丽在首都开京设置国家的最高学府———国子监,招收贵族两班子弟学习儒家经典。除朝廷官办的儒学教育机构外,高丽还出现了私人兴办的儒学教育机构,推动了儒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其中朝廷重臣、学术泰斗崔冲被誉为“海东孔子”。此后,高丽历代国王都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公元788年,新罗设立读书三品科的科举考试制度,即从国学之学生中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为儒家典籍。这一制度的设置,充分表明新罗王廷对精通儒学思想的人才的需求。同时,新罗国王由于亲幸国学,曾多次听讲儒学经典,这一举动进一步表明了王廷对儒学思想的重视与渴求,从而更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新罗的传播与发展。公元958年,高丽国王光宗采纳中国后周人双冀的建议,“始设科举。试以诗、赋、颂及时务策,取进士兼取明经医卜等业”,且“大抵其法颇用唐制”。[7]高丽科举考试的内容也基本为儒学经典,科举的实行使学习儒家典籍成为热潮。儒学与仕途的结合,使儒学具有了特殊地位,使其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唐太宗还大力扩充国学和太学,这为新罗等国派遣大量贵族子弟入唐求学创造了条件。新罗派遣王族子弟入唐宿卫也是来唐学习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如金仁问为武烈王的次子,于公元651年奉王命入唐宿卫。又如金嗣宗为圣德王之弟,公元728年奉命入唐献方物,同时“兼表请子弟入国学”,[8]唐帝应允。新罗不仅派王族子弟入唐宿卫,还经常派遣贵族子弟赴唐求学。公元837年新罗在唐求学的学生为216人,公元840年,新罗自唐回国的学生达105人。除新罗王廷派出贵族子弟赴唐求学者外,新罗也有不少一般平民子弟赴唐求学,如崔致远、崔承佑、崔承 等皆为自寻途径赴唐求学者。高丽从建国初就派遣学生赴中国求学,学习儒学思想,高丽学生不仅在中国可以应试,还可以在中国任官。公元976年,高丽派金行成入宋国子监求学。翌年,金行成擢进士弟,授官,后官累至殿中丞。公元980年,在宋求学的高丽兵部侍郎康允之子康戬参加科举及第,并任为官吏,官至工部郎中。公元1115年,高丽派遣金端、甄惟底、赵奭、康就正、权适等五人入宋太学。高丽赴宋求学的学生应试中举后任宋吏者众多。另外,新罗还通过多种形式大量输入儒学典籍。公元686年,新罗遣使赴唐,“奏请《礼记》并文章”,武则天应允,“令所司写吉凶要礼,并于《文馆词林》,采其词涉规戒者,勒成五十卷,赐之”。[9]公元743年,唐玄宗遣使嘉奖景德王,“并赐御注孝经一部”。[10]此外,不仅赴唐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回国时携带儒学典籍,而且新罗的商人也自唐购买书籍,其中有大量的儒学经典。到了高丽前期,随着高丽与宋、元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扩大,儒学典籍也大量输入高丽。其输入方式与途径更是多种多样,有奏请宋、元皇帝赐与的,有高丽使者、学生带回来的,这使得儒学典籍广为传抄和翻刻。三、结论朝鲜文化在与儒学的融合中逐渐形成其本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百济、新罗对峙时期为朝鲜儒学的萌芽期;统一新罗时期为朝鲜儒学发展期;高丽前期为朝鲜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期。在每个时期,对于朝鲜的政治方面、教育方面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朝鲜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儒学都因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显现出来,成为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维护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精神法宝。而朝鲜文化在与儒学不断融合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文化特色,逐渐使儒学本土化,最终演化为与儒学相近同时又有所差异的朝鲜儒学,并使其成为朝鲜思想文化发展、进步不可或缺的深层动力。[参考文献][1]杨昭全.中国—朝鲜、朝鲜文化交流史[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4.[2]董仲舒.春秋繁露·郊祭[Z].[3][朝]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第7·文武王下[Z].[4][朝]三国史记·卷5·新罗本纪第5·善德女王条[Z].[5][朝]三国史记·卷11·新罗本纪第11·宪安王条[Z].[6][朝]三国史记·卷38·杂志第7·职官上·国学条[Z].[7][朝]朝鲜史略·卷3·高丽史[Z].[8][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圣德王条[Z].[9][朝]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第8·神文王条[Z].[10][朝]三国史记·卷9·新罗本纪第9·景德王条[Z].
一步一步来的。作为中国在明清时期最重要的附属国，朝鲜对明清两朝的态度确实非常不同。明朝将朝鲜列为不可征用的国家。两百多年来，它从未主动侵略过朝鲜。当日本大规模入侵朝鲜时，国家的精锐部队援助朝鲜，把李氏王朝从灭亡的边缘拯救出来。此举被李氏王朝之后的历代国王称赞为 "重建之利"。韩国君臣对明朝一直奉行 "大主义"，对中华文明无限崇拜，对明朝政府无限尊重。
与明朝与朝鲜的关系相比，清朝与朝鲜的关系要复杂得多。在建立统一的过程中，清朝不仅两次入侵朝鲜，而且还两次迫使朝鲜在城下签订盟约。虽然它被打败了，但朝鲜的君主和知识分子对清朝始终持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甚至试图称其为清朝。所谓的反清复明活动就是在内乱中进行的。皇太极对朝鲜的行为非常愤怒，决定对朝鲜进行清理。于是在1636年，他再次派出一支大军进攻朝鲜。清军一路所向披靡，占领了汉阳。北朝鲜不得不投降，并签署了一份合同，宣布与明朝彻底断绝关系。他成为清朝的附庸国，并将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送往清朝。
朝鲜并不愿意因此而成为清朝的附庸国，它仍然致力于清朝的统治。1650年，朝鲜孝宗继承了王位。他憎恨大清，清洗了朝廷中的亲清派。他重用金尚贤等反清人士，将 "北伐之耻 "视为 "当今第一义"。
1659年，孝宗秘密召见大臣宋时烈。他认为，顺治皇帝 "酒足饭饱，权势不长"。挑衅，出其不意，达到关外"。但这个计划提出后不到两个月，孝宗就病死了，"北伐 "也就无法实施。明朝只剩下南明政权后，朝鲜仍积极派人与南明联系，认为当时的清朝就像三国时期的曹魏一样，人人都是败将。为此，朝鲜派出大量商人与南明政权接触，试图与南宁建立海上通道，由北向南进攻满清。
由于南明政权的迅速崩溃，这一计划未能实现。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朝鲜听说后大喜过望。他认为，反清复明的机会又来了。当时，他大义凛然，率众而行，乘虚而入"。但由于吴三桂的再次失败，朝鲜的反清复明计划又一次没有完成。甚至在郑成功收复台湾后，朝鲜还梦想着与台湾联手抗清复明。
朝鲜李朝认为清朝是犬羊夷狄，还在私底下叫清帝“胡皇”，称清朝的使者为“虏使”。当时他除了对清朝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都是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也都用崇祯年号。
就朝鲜的《仁祖庄穆大王实录》来说，在明朝灭亡之前用的是崇祯年号，明朝灭亡以后用的就是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仁祖之后的历朝历代朝鲜国王的《实录》，只书千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那些私人方面的记录，一直到清朝末年，都还有人书写崇祯年号，这样一来导致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正朔’问题，朝鲜也是这样处理的。
因为朝鲜财政比较困难，军需也很薄弱，所以一直都没有实施北伐大计。而且因为新兴的清朝连续出现了顺治、康熙两位励精图治的皇帝，这不仅巩固了全国的统一，而且还为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朝鲜反对清朝的派别一直都期望汉朝武装反抗、清朝统治土崩瓦解，但是这种局面一直都没有实现。
到了1683年，清朝统一了台湾，南明残存势力也彻底灭亡，这导致当时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也消失了。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也结束了。朝鲜没有参加中国的内战，也没有同日本一起跨过鸭绿江入侵辽沈，冒犯处于全面上升和旺盛时期的新兴满洲军事强权。这是朝鲜的最幸运的地方，不然后果难以估计。
北伐虽没有成为事实，但是它加重了朝鲜的经济上的问题，而且还推迟了中朝关系改善的局面。朝鲜的北伐论者不想接受中国在清朝统治下的文化和经济变得先进这个问题，而且在后来几乎还全面封锁了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引进。
朝鲜不仅对清朝鄙视仇恨，而且朝鲜还恪守藩属朝贡制度，同时反清复明的计划和北伐准备是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清朝政府知道的人很少。后来清朝统一了台湾，中朝关系才得以缓和，进入稳定发展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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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后期派朝官巡视地方，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宋朝宣抚使地位相当于执政大臣，或由执政大臣担任。最初的职责是巡视地方、存问官吏百姓，如咸平三年（1000）参知政事向敏中为河北、河东沿边宣抚大使即是。以后演变为一路或数路的军事统帅，庆历八年（1048），参知政事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则是专为镇压贝州王则而设的军事统帅。皇祐四年（1052），枢密副使狄青任宣抚使，是武臣任宣抚使之始。北宋末，宦官童贯等也曾任宣抚使。南宋建炎三年（1129）知枢密院事张浚任宣抚使时，带“处置”二字，称宣抚处置使，职权较宣抚使更大。绍兴元年（1131），大将刘光世任宣抚使，是武将非执政而任宣抚使之始；次年，吏部尚书李光任宣抚使，是文官非执政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在南宋初年设都督军事之前，为方面军最高统帅，此后的地位、职权低于都督军事，在都督军事（督视军马）的辖区内，则受其节制。北宋时，宣抚副使只是副长官，并不单独设置，判官则是高级属官。南宋设置的宣抚副使和宣抚判官，都系长官，这是因为资浅而降低使名之故。金章宗完颜璟泰和五年（1205），设河南兵马宣抚使，对宋备战。六年，设陕西路宣抚司，节制陕西兵马公事。八年，改称安抚司。此后，山东东、西等十路俱设安抚司。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立燕京、北京等路十宣抚司，以宣抚使总理一方民政，以后撤销；后于云南、四川、湖广行省民族地区参用土官为宣抚使，专理本州事务。明清因袭元制，宣抚使遂成为世袭的武职土官。
宋代官职表（三师） （三公） （三孤） 太师、太傅、太保正一品太尉、司徒、司空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正一品 （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从一品总理全国政事参知政事正二品副相 枢密院枢密使（知院事）从一品正二品专司“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招募阅试迁补屯戌赏罚之事” 副使（同知院事）正二品 门下省侍中佐天子，审中外出纳之事。 门下侍郎佐侍中 中书省中书令佐天子，宣奉天子命令侍郎佐令 尚书令奉天子命而施政尚书省左、右仆射佐令左、右丞相佐令 三司使三司使掌全国钱谷出纳，均衡财政收支副使 翰林学士院翰林学士正三品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极端机密文件翰林侍读学士正三品翰林侍讲学士正七品崇政殿说书从七品 谏院知谏院掌规谏朝政缺失 六部（吏、户、礼、兵、刑、工） 尚书（各一人）从二品宋之六部、组织上属于尚书省。 侍郎（各一、二人）从三品郎中正六品员外郎从六品 御史台御史大夫从二品专掌监察、执法1.“大夫”为加官，不除人。“中丞”为实际上之台长。 御史中丞从三品台长侍御史（台院）从六品殿中侍御史（殿院）正七品监察御史（察院）从七品 （九卿） （九寺） 卿（各一人）正四品（或从四品） 宋之九卿：太常寺、宗正寺、光禄寺、卫尉寺、太仆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太府寺少卿（各一至二人）从五品（或正六品） 国子监祭酒从四品掌教育行政司业正六品国子博士正八品国子监丞正八品 路转运司：转运使、副使、判官掌一路财赋、又兼管监察官司吏之事南宋谓“漕司” 提刑司：提点刑狱公事掌司法和刑狱南宋谓“宪司” 提举常平司：提举常平茶盐公事掌常平仓及贷放钱谷等事务南宋谓“仓司” 提举学事司：掌所属州县学校和教育行政以上各官谓之“监司”。 经略安抚司经略安抚使南宋谓“帅司” 府知府事（各一人） （府尹）开封尹正三品掌府之事宋于首都、陪都及特要之地称“府” （少尹）开封少尹从六品（判官） （推官）开封府均从六品 州（判某州事） （刺史）从五品掌州之治宋不设“太守”，“刺史”乃虚衔。 判某州事（权知某州军州事） 知州（简称）兼指挥军事监县知某军事戌兵驻县官，兼管军事宋代之县，分为：赤县：在京城内畿县：京城外望县：四千户以上紧县：三千户以上上县：二千户以上中县：千户以上中下县：不中千户下县：五百户以下 知某监事知县（县令）赤县：正七品畿县：正八品其它：从八品掌县之治县丞（小邑不置）赤县：正八品畿县：从八品其它：从八品主簿（小邑不置者以尉兼）赤县：从八品畿县：正九品其它：从九品尉赤县：从八品畿县：正九品其它：从九品
宣抚使：是指镇抚一方的官员，职位高于安抚使。安抚使：是为各路灾伤以及用兵的特遣专使。安抚制置使。唐代后期在用兵前后为控制地方秩序设置，位在刺史之下；五代时成为地区的军事长官。宋代延置，掌措置捍卫疆土的军事，初不常设。南渡后，因对金作战，设置渐多，多以安抚使兼充，得以便宜制置军事，资望特高的，称制置大使。制置使：掌筹划沿边军事。南宋设置渐多，掌本路诸州军事，多以安抚大使兼任，可便宜制置军事，有四川、江淮、京湖等制置使。其秩高望重者称制置大使。经略使：唐贞观二年（628）于沿边重要地区设置，为边防军事长官，后多由节度使兼任。宋不常置，咸平五年（1002）始置于西北地区，自宝元（1038－1039）后，陕西沿边大将都兼经略使名，河东、陕西、岭南各路经略使常兼安抚使，称经略安抚使，掌一路军事及民政。
北宋时，宣抚副使只是副长官，并不单独设置，判官则是高级属官。南宋设置的宣抚副使和宣抚判官，都系长官，这是因为资浅而降低使名之故。
金章宗完颜_泰和五年（1205），设河南兵马宣抚使，对宋备战。六年，设陕西路宣抚司，节制陕西兵马公事。八年，改称安抚司。此后，山东东、西等十路俱设安抚司。
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立燕京、北京等路十宣抚司，以宣抚使总理一方民政，以后撤销；后于云南、四川、湖广行省民族地区参用土官为宣抚使，专理本州事务。明清因袭元制，宣抚使遂成为世袭的武职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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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沿元明以来旧制，于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文武职土司制度，由当地部族首领世袭土司职官。其武职土司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及长官司六种。
其中宣抚使司之土官，有宣抚使、宣抚同知、副宣抚使及宣抚佥事四个等级。各有所辖之土民土兵，并受地方督抚或办事大臣统辖。参见“土司”、“土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宣抚使
唐朝的政治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唐朝时候，国家强盛，实力日益加强，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家的繁荣统一对文化的发展也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也涌现了一大批有卓越成就的诗人。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文将就唐代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比较具体的论述。唐朝的创建：隋末农民起义蓬勃发展时，隋朝太原留守李渊乘机起兵，攻占长安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是为唐高祖，定都长安。李渊和他的儿子李世民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镇压了各股农民起义军，统一了全国初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变革浮艳的宫廷诗 树立新诗风隋朝前后只统治三十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地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全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诗歌、散文全盛 各种艺术繁荣发展 诗歌多浪漫主义经过了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一百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绵、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昌盛繁荣的顶点。。唐朝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发展时期。那时，各民族进一步融合，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亲密，唐朝疆域空前广大。唐朝时，北方先后有突厥，回纥民族，东北有秣褐民族。唐朝在北部边境先后建立了都护府和都督府。西南有南诏和吐蕃；南诏为彝族和白族的祖先，曾接受唐朝云南王的封号；吐蕃为藏族的祖先，与唐几次通婚，保持"和同为一家"。边疆各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十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中晚唐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学： 古文运动兴起和胜利 现实主义诗歌发展 古文运动的胜利，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尽管盛唐的政治开明，经济发展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十载、十三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十四载(755)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八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安史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租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三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笔，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伟大诗人是杜甫。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象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唐朝文学自身的发展：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摹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贵的。 也许，只有唐朝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才会产生这样深厚的文化积淀，才会对我们的今天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我们要做的就是怎样继承并将其发扬光大，因为它是值得我们永远骄傲的。
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写到“李唐皇室者唐代三百年统治之中心也，自高祖、太宗创业至高宗统御之前器期，其将相文武大臣大抵承西魏北周及隋以来之世业，即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以遂其创业垂统之野心。”可以说“关中本位政策”是北周、隋、唐的国本，而关陇士族集团则是这一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从周、隋到初唐，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作为统治阶级最上层的关陇士族集团在政治中所起到的主导作用。唐朝初期，此集团力量以李氏据帝位，主其轴心，其他诸族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这一武力才智混一的精英集团励精图治开创一代贞观治世，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后来武则天当权，开始有意识的破坏“关中本位政策”，严厉打击关陇士族集团，加之其自身衰腐，关陇士族集团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至玄宗朝其祖母开始破坏关陇集团的工事宣告完成”至此“关中本位政策”被破坏殆尽，关陇士族集团退出历史舞台。唐朝的政治军事格局也因此发生了重大变化，地方上的力量强大起来，唐室也从此衰落。 武氏本不在关陇士族集团之内，而在她立后问题上自然会受到关陇士族集团的极力阻挠，但在借助长期受压抑的寒门庶族势力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山东豪杰集团军事力量（以李(世)绩为代表）的支持下，再加之高宗的懦弱，终于艰难的登上了后位。这就成为了她改变现状的内在动力，因此关陇士族集团则必然受到打击。这既是武则天的政治目的，及其政治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长期处于附属地位的关东、江左文武势力晋升的需要。 武周代唐后，她更欲“尽诛李唐皇室诸王及公卿中不附己者”，经过酷吏们的屠杀清洗，以李唐宗室为首的关陇士族集团元气大伤，寒门庶族势力迅速增强。“武后之立和王皇后——长孙无忌集团被摧垮，标志着一个多世纪来关陇集团把持中央政权局面的终结，也可以认为是经历了八百年后残余的门阀色彩政治最终结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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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618年—907年）是由唐高祖李渊建立起来的强大王朝，它与汉朝同成为中华民族中兴的两个时代，并以其前所未有的辉煌与繁荣开创了中国的新纪元。 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它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邽（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在大臣尉迟、敬德、段志玄、长孙无忌等人的帮助下，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与自己对立的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在大多数朝臣武将的拥护下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四月，太宗驾崩。第九子李治即位，年号永徽，是为唐高宗。高宗即位后依然执行唐太宗的“治国之道”，故唐永徽年间仍有贞观遗风。高宗于永徽六年（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在此之后武则天开始临政。弘道元年（683年）高宗病逝，三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后为武则天废，另立四子李旦，庙号睿宗。天授元年九月，六十七岁的武则天宣告“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正式称帝，成为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在位期间，将唐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曾亲撰《兆人本业记》农书，为唐代物质财富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但持政末期，她宠信佞臣，深为大臣不满;神龙元年，由宰相狄仁杰等发动的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改元神龙。从而结束了唯一女皇统治中国的历史。 中宗李显庸懦无能，致使皇后韦氏与安乐公主弄权，李旦之子李隆基击败了韦后集团而即皇帝位，改元开元，是为唐玄宗。玄宗是唐代继李世民之后又一位开明国君。开元年间，玄宗对政权做了重大调整：分全国为十五道，改革官制和兵制，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改革税制，兴修水利，使全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至此，中国在世界同时代的国家中已成为鼎盛帝国，史称“开元盛世”。 唐朝前期（自建立至开元年间），出现了包括武则天在内的几代开明君主。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承前启后促进了唐朝的发展。在政治上，唐朝沿袭了隋制，并逐步以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代替前朝的“三师”和“三公”，加强了皇帝的统治力量。同时，更加完备了隋朝的科举制度，使它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和途径。另外，为了加强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团结合作，太宗在贞观十五年（641年）将文成公主下嫁给松赞干布，使土蕃与大唐关系进一步密切。此外，在我国历史上闻名遐尔的“丝绸之路”也成为当时中原对外发展的重要通道，对改善对外关系与相互间的经济交流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由于没有内忧外患，唐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自贞观至开元年间，唐朝的人口、土地和粮食产量都大大超过了前朝。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这也为之后大力发展手工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唐代手工业水平之高超，甚至可以与现代工艺相媲美。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唐三彩”等唐代艺术品看来，便可窥之一二。 唐朝前期的人文艺术更是发展迅速。诗、书、画各方面都有大量名家涌现。其中包括“初唐四杰”、“田园山水派”的代表王维（699-759年）；“边塞派”诗人岑参（715-770年）以及素有“诗仙”之称的唐代大诗人李白（707-762年）等等。此外，还有今人熟知的“画圣”吴道子，李思训，大音乐家李龟年，都是盛唐气象的代表。 唐朝自太祖李渊建立以来一直蓬勃发展，到开元年间，唐朝已进入了全盛时代。但随着玄宗日益殆于政事，盛唐开始走向衰亡。公元742年，玄宗改元天宝，并先后任命李林甫、杨国忠为相；重用蕃将安禄山等人，兵权旁落，终于导致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叛乱，十五年攻占唐都长安。玄宗撤至四川成都，而太子李亨北走灵武。七月李亨到灵武之后，即位称帝，改元至德，尊玄宗为太上皇，是为肃宗。自天宝十四年至广德元年（763年）正月，"安史之乱"方为平息。前后历经七年零两个月，这次叛乱大大削弱了唐王朝的实力，并直接导致了后世的藩镇割据局面。 唐代后期，长年藩镇割据使唐王朝的统治权力名存实亡。在全国各地，蕃镇节度使掌有地方政权与大部分兵权，也大都成为世袭制，不受唐王朝的统治。故而，晚唐的政权主要以平息叛乱为主，而无暇顾及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加之安史之乱的原因，使唐朝的国力每况愈下，一蹶不振。李唐王朝因此再未恢复往日的盛世景象。肃宗（756-762年在位）及其之后的代宗（762-780年在位）、德宗（780-805年）等皆昏庸无能，宠信奸臣，疏远贤良，致使唐帝国的统治更加恶化，吐蕃、回鹘等外族不断对唐帝国构成威胁，此时的唐王朝内忧外患重重。公元八零六年，宪宗（806-821年在位）刘纯即位，在朝臣的帮助下，夺回了由藩镇割据的淮西等地，暂时使唐朝恢复统一。但宪宗自认有功，专断独行，宠信宦官，最终为宦官所害；之后，宦官的地位甚至与皇帝不相上下，成为了唐帝国的真正掌权者。 唐宪宗死于公元八二八年二月，次年，穆宗即位。自穆宗后，唐皇多信服食长生药，在以后的十代皇帝中，仅因服食丹药而死的就有三人，更加速了李唐王朝的灭亡速度。直至公元八七四年，黄巢、王仙芝等人起兵反对唐朝，其中有些坚持了十数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唐王朝的统治。自此，唐朝被封锁在一个以长安为中心的小圈子里，唐帝国的统治已岌岌可危。公元九零七年，曾为黄巢部下后归降唐朝的梁王朱全忠，逼迫唐哀帝退位，自己代唐称帝，建立了梁王朝，至此李唐王朝对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中国从此进入了另一个分裂时期——五代十国。 唐朝后期，由于北方的连年战乱，致使土地荒芜，人口稀少；而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唐朝的经济中心。与北方不同的是，在南方经济中手工业有了更加重要的地位。中唐以后的手工业，是在前代的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造船、铸造、丝织业而言，在技术上都超越了初唐，并且随着手工业的进步与提高，使商业贸易也得到了蓬勃发展。长江中下游的新兴城市大多以商业为主，如洪州、苏州都是当时的商业贸易中心。晚唐也出现了一批杰出文人，其中以杜甫、白居易最为著名。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三吏"、"三别"等作品不仅有很高的文学欣赏价值，而且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的现实。 唐朝历二十二代，前后共二百八十九年，其与汉朝并称为中国历史上两大强盛王朝之一。唐王朝的前期，由唐太宗李世民直至玄宗开元年间国家一直处于大发展阶段，从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都空前繁荣。在此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构成了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盛唐气象。从而，使中国的世界地位显赫一时。一直到现在，一些国外的某些地方仍然称中国为唐山，称华人为唐人。唐玄宗后期出现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逐渐没落。在中晚唐时代，皇帝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已无实权，致使藩镇割据局面形成。最后，各方纷纷脱离唐王朝的统治而成为各自独立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