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论文呢吧,还是多上图书馆借点书看看,这里的回答再怎么说都不是专业的.好好读作品,写点书摘,请教下老师,塌塌实实写篇毕业论文,收获还是会挺大的.
内容上，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有共同的一面，即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都表现追求人生享乐、及时行乐的生活观；但汉乐府民歌多反映社会面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宽窄不同。艺术上，汉乐府民歌与《古诗十九首》的表现方法、诗体、风格、语言等各具特色。从内容上看，汉乐府民歌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口，题材范围很广泛。它“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班固《汉书·艺文志》），表达了人民自己的心声，道出了人民自己的爱和憎，广泛地反映了两汉人民的痛苦生活，像镜子一样照出了两汉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 《古诗十九首》大约产生在东汉末年桓灵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矛盾极为尖锐，下层人民深受水深火热的痛苦。在统治阶级内部，政治腐败黑暗，外戚宦官和地方豪强垄断政治，彼此又争斗不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中下层知识分子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前途，他们往往落魄江湖，背井离乡，辛苦辗转，走投无路，失意彷徨。《古诗十九首》就是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生活的病态反映，它的题材范围比起汉乐府民歌来，就狭窄得多了。“它所反映的是处于动乱时代失意之士的羁旅愁怀而已” ，“在《十九首》里，表现这种羁旅愁怀的不是游子便是思妇之词，综括起来，有这两种不同题材的分别，但实质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1]（P18）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十九首》中所流露出的游子思妇的感伤，正是东汉末年封建统治阶级走向没落时期的反映。”[2]（P214）当然这都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研究界比较流行的观点。倪其心指出：“《十九首》的思想特点是封建下层文士从自身地位、利益、处境、遭遇出发充满感伤哀怨，抒写惆怅不满，迸发气愤不平。为了改善提高地位和待遇，他们不得不放弃家庭生活，奔走仕途，追求功名，谋取富贵，因而造成这一阶层游子思妇的普遍离愁别绪的丛生。”[3]（P264）叶嘉莹认为：“《古诗十九首》之所以能引起千百年读者的共鸣，就在于它所写的三类感情：离别、失意、忧虑人生无常，是人类最基本的感情。”[4]（P79）由此可见，汉乐府民歌多反映当时社会，选题范围广泛，而《古诗十九首》多关注人生，题材范围比较狭小。当然其中也不乏共同关注的话题： 1.都反映征夫（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 汉乐府诗中有大量的游子诗、思妇诗，如《悲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这首诗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沉痛的感情，真切地展示了人们生离死别颠沛流离的画面，这个家破人亡的游子，使我们联想到《十五从军征》中那个八十岁的复员老兵，可以想象，他的结局必然也是要加入流浪者的行列。游子思乡其实主要是思念着家中的妻子、亲人，而家中的亲人又何尝不在日夜思念着外出的游子，如《饮马长城窟行》写妇人对外出的丈夫日思夜想，竟成梦寐：“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相见。”梦中固然甜蜜，但梦后更添一层相思。《古绝句》也写了一位闺中思妇对行役在外的丈夫的思念盼归之情，揭示了当时兵役给千家万户带来的家人离散之苦。 游子思妇的离别和相思是我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主题，到了《古诗十九首》，表现这种主题的作品更多，占了一半有余。其中既有游子之辞，也有思妇之辞，思妇之辞又占其中的多数。如《涉江采芙蓉》写了一位漂流异乡的失意者怀念妻子的愁苦之情。游子涉江采芙蓉，又入泽采兰草，“采芙蓉”以遗“远道”之人，可见游子对亲人感情之深。由于路途遥远，无法寄赠，惆怅感伤之情油然而生。“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直接写出了游子与新人“同心”却无法团聚的痛苦心情。又如《明月何皎皎》：“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孤独难耐、飘零无着，被强烈的乡愁苦苦折磨的游子形象。再如《行行重行行》这样写道：“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长，会面安可知！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相去日已远，衣带日已缓。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此诗抒情脉络清晰，层层加深，突出表现了丈夫出行之远，别离之久及妻子怀念之深。《冉冉孤生竹》写了一个新婚女子与丈夫久别的怨情，不仅抒情浓烈而且文意起伏跌宕，把女子的怨情表达得真挚而强烈。同为写思妇之怨的其他如《青青河畔草》以生机盎然的春景，艳如春花的容颜，来反衬相思女子的孤独凄凉；《迢迢牵牛星》借牛郎织女“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神话故事，来写人间男女相爱而不能相会的痛苦离情，写得委婉含蓄，生动感人。 2.都表现了追求人生的享乐和及时为乐的生活观 由于生活动荡不安、祸福难测，汉乐府很多诗歌在哀叹生命短促的同时，希望通过及时行乐的方法来解脱自己。如《西门行》在“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的豪语之后，实际上却流露出内心无可消解的苦闷。“在人生短暂的压力下，及时行乐的宣言与其说是世俗生活的享乐，莫如说是急于把握生命的焦灼。”[5]（P147）《古诗十九首》也同样如此，诗人热恋仕途追求富贵，抱怨同门友的不引荐，当这些文人不得不直面这短暂而虚幻的人生时，就迫切地为自己寻找慰藉和解脱之道，而其中之一就是及时行乐。“他们希望通过及时行乐来麻痹、充塞自己虚无的人生，希望以短暂的快乐来消释人生的悲凉”。[5]（P226）《驱车上东门》：“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生年不满百》：“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这是来自下层文士们仕途幻灭后的真切的生存感受——对生命短暂的悲叹。 除了以上共同表现的内容外，乐府民歌中余下的多是揭露统治阶级，表达自己反抗情绪和歌颂爱情、抗议封建礼教封建婚姻的作品。 1.诉说生活艰难，抨击社会不公以及人民对统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反抗。 汉代在大一统帝国强盛外表的背后，隐藏着很多社会矛盾。剥削阶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而“贫民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班固《汉书·食货志》）。汉代民歌中的很多诗篇诉说了生活的艰难，对不公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愤慨的情绪。其中《相逢行》通过童子对主人豪富的夸耀，就揭露了统治阶级奢侈淫佚的生活：“ 黄金为 君门， 白玉为 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郸倡。中庭生桂树，华灯何煌煌。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五日一来归，道上自生光。黄金络马头，观者盈道傍。”这首诗把统治阶级用黄金作屋，狎妓饮酒，婢妾成群的腐化生活毫无忌讳地反映出来。另一首《平陵东》则通过官吏敲诈良民，使无辜百姓倾家荡产的描写，控诉了贪官污吏的恶行：“平陵东，松柏桐，不知何人劫义公。劫义公，在高堂下，交钱百万两走马。两走马，亦诚难，顾见追吏心中恻。心中恻，血出漉，归告我家卖黄犊。”统治阶级生活的越是奢华，劳动人民的生活就越痛苦；在他们的那种花天酒地的背面，隐藏着千千万万无衣无食的劳动人民的血泪。如《妇病行》中病重的妇人在临终前放不下亲儿的命运：“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但是由于残酷的剥削，做父亲的最后还是违背了妻子的临终嘱托，狠心地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著名的《孤儿行》就上演了一部封建制度下的家庭悲剧：一家父母死后，为了独占家财，兄嫂用对待奴隶的办法来虐待自己的亲弟弟。不是令其外出行贾，便是令其在家挑水、烧饭、看马、养蚕、种瓜，什么活都干。孤儿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在这样非人般的折磨下，孤儿喊出了“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这既是孤儿对兄嫂虐待的血泪控诉，也是广大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行为的谴责！ 可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饱受压榨的人民用他们微弱的力量和自发的方式，向统治阶级表示他们的不满。如《东门行》，一个被贫困所迫的男子本已不考虑后果愤而出走，去寻求一家人的活路。但又放心不下折回家中，当他见到“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便更加坚定地“拔剑东门去”。善良的妻子不忍心丈夫去冒险，便牵衣啼哭：“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可是主人公愤然表示：“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因为他知道：“他已经面临无衣无食的窘境，如果不走出家门，那么他的命运就只能坐以待毙了。”[6]（P95）“因此，应该说他的行为是自发的反抗行为，正义的行为，不能说是铤而走险。”[7]（P75）更不能说是“要做非法的事”。[8]（P67）另外一首《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来反映人民的反抗精神，文中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五马太守的女子秦罗敷，她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面对使君的无耻要求断然拒绝：“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并机智地夸耀自己的丈夫，令使君自惭形秽，哪里还敢再生邪念，于是悄然退出，真是大快人心！ 2.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的抗议。 在质朴、自然的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反映爱情婚姻的作品。《上邪》通过誓词表现了少女对幸福无所顾忌的追求：“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诗中列举了一系列不可能的事情，用它们来宣誓，表现了对爱情的坚贞专一。追求幸福美满的爱情是人的天性，可在封建礼教、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和钳制下，何谈美满的婚姻！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往往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著名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中主人公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妻感情虽好，却敌不过代表封建权势的婆婆，刘兰芝被扫地出门，夫妻劳燕分飞，最后只能以死抗争。《上山采蘼芜》写的是一个被休弃的妇女与故夫相遇，询问新人情况的对话：“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流露出妇女对自己悲惨身世的幽怨和无奈之情。《有所思》一诗则抒写了爱情受挫前后的情感，女主人公先是为爱人精心准备礼物，出现变故之后，则将礼物“拉杂摧烧之”，还要“当风扬其灰”。前后两种态度的鲜明对比，形象地表达了爱之深与恨之切的强烈感情。《白头吟》通过一个被休弃的妇女的命运，表达了天下妇女的殷切期望：“凄凄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 而《古诗十九首》余下的则是大量反映中下层知识分子伤时失意，叹息人生短促，知音难遇，要求建功立业的作品。 汉代尤其是东汉末年，外戚和宦官交相干政，为政者安插亲信亲属以巩固其政治地位，大大影响了一般士人正常的进身之路，在中下层士人中就产生了许多伤时失意的作品：有的叹人生艰辛，如《回车驾言迈》中：“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以一个在茫茫前途上颠沛奔波的赶车人的形象来揭示人生道路的艰难，以“东风摇百草”的萧瑟景象来暗示年华易逝，任重道远，从而引出下面两句深沉凄凉的悲叹；有的表达对知音难遇的感慨，如《西北有高楼》：“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交疏结绮窗，阿阁三重阶。上有弦歌声，音响一何悲！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清商随风发，中曲正徘徊，一弹再三叹，慷慨有余哀。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愿为双鸿鹄，奋翅起高飞！”高楼女子所弹奏的悲哀之音，正是当时文人的普遍生存感受，也是孤独者对知音的渴望，它自然能引起游子的共鸣。但高高的楼阁阻断了知音的交流，所以这令人伤感的琴音只能给孤独的旅人留下更为深沉的悲哀；有的揭露人情世故，对世态的炎凉感到愤慨，如《明月皎夜光》中：“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翮。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 通过以上对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内容上的比较，可以使我们在诵读欣赏诗歌中，更加了解汉代的社会面貌和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一些文人的思想。 （二） 从风格和创作特点上看，由于乐府诗采自民间，正如十五《国风》也采自民间一样，这些“街巷谣讴”便上承《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传统，形成“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这一特点，“使汉乐府的题材、思想、艺术、形式都有一股活跃旺盛的生命力，形成了由《诗经》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新源头。”[9]（P37） 《古诗十九首》以文温以丽、意悲而远的风格，被誉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加上运用的是当时新兴的五言诗形式，使《古诗十九首》自《诗经》、《楚辞》以来，成为一种新经典。 可以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迥异，各具风采，在中国诗歌史上都闪耀着夺目的光芒。 1.表现方法：叙事与抒情 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得诗歌具有叙事性与抒情性的双重特征，但“汉乐府民歌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2]（P193）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绝对的优势。《诗经》中仅有少数几篇不成熟的叙事作品，楚辞也以抒情为主。直到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已能够宣告叙事诗的正式成立。现存的汉乐府民歌，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这个比例不算低。与《诗经》、《楚辞》相比，汉乐府的叙事成分大大增加，具有一定的情节和场景。如《孤儿行》叙写孤儿遭受兄嫂虐待、辛苦劳役的经历，选取了“行贾”、“汲水”、“收瓜”几件事进行描述。《平陵东》、《孔雀东南飞》等都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些诗则突出一定的场景或片段，如《妇病行》叙写病妇临终嘱托、丈夫孤苦无助两个画面；《东门行》截取平民男子欲铤而走险，妻子加以阻拦的片段；《上山采蘼芜》选取弃妇与前夫相遇的场景等等。在生动的情节中，人物形象也得到了鲜活、生动的表现。《孤儿行》中孤儿的委屈与苦楚，《东门行》中丈夫的惆怅与悲愤，《陌上桑》中罗敷的美丽勤劳、机智勇敢，都从字里行间表现了出来。 《古诗十九首》则都是抒情诗，它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从汉乐府民歌中汲取营养，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抒发了深挚的感情，并且增加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悲叹。这一点几乎贯注在所有的作品中，或隐或显地得到体现。如《冉冉孤生竹》写的是新婚久别后的妻子对远方丈夫的刻骨相思，同时也隐含了对人生短促的生命意识的感伤，使得这首诗具有更深的内蕴，它启发读者不但要珍惜爱情，更要珍惜青春、珍惜朝气蓬勃的生命。 2.诗体：多样化与单一化 汉乐府诗的形式多变，自由灵活，具有一种飞动之势和流动之美。其句式完整的五言体已经很多，还有少量的四言体，但主要是杂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都有，呈参差错落、不拘一格之态，显辗转流动、奔逸飞动之势。如《有所思》：“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 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 相思与 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唏！秋风肃肃晨风思，东方须臾高知之。”其它如《孤儿行》、《乌生》等诗都是杂言体。乐府古辞的这种杂言体，是自由灵活的，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字的都有。这主要是由于乐府民歌来自民间，保留着很多民间的口语。它形式上错落参差的美感和艺术上的灵活生动，逐渐被文坛上的文人所发现，而成为后世五言、七言古体诗赖以产生的土壤。汉乐府诗中七言体的诗并不多，但整齐的五言诗却不少，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梁甫吟》、《伤歌行》、《怨歌行》等全都是五言体的。“两汉时的五言乐府新诗形式，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五言诗的基础，甚至在二千多年的漫长时间里一直发挥着它的作用，它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10]（P260） 而《古诗十九首》全都是五言，这是文人们受乐府诗的影响并向乐府诗学习的结果。把汉乐府民歌中的五言诗和汉末文人们的五言诗相对照，可以发现文人五言诗处处有着脱胎于乐府民歌的明显印迹。体制如前面所述，汉末文人五言诗就是直接导源于乐府歌辞五言体。只是文人们毕竟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诗经》、《楚辞》及其它文化遗产对他们的浸润不断，再加上他们是在民歌五言体走过漫长曲折的发展历程后日趋成熟时，才开始五言诗创作的，因而他们能从民歌中充分吸取经验，在民歌五言体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得这种远胜此前诗歌史上其它形式的诗体更加焕发光彩，既有民歌的活泼与清新自然，又有文人诗特有的工致与精美。从而树立起五言诗的新典范——这就是《古诗十九首》在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3.风格：明朗与含蓄 乐府诗大多采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以引起读者的共鸣。由于这些民歌唱的是自己心中事，抒的是自己心中情，饱含着自己的血泪或洋溢着自己的欢乐，感情基调是明朗的。如《上邪》，炽烈的感情独白式的语言，一个敢爱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其它如《满歌行》慨叹“伶仃荼毒，愁苦难为”，《西门行》感伤“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表达了生命短暂、世事无常的忧虑。这些都是直抒胸臆的典型。 《古诗十九首》却情思深沉，抒写蕴藉委婉。《孟冬寒气至》用了近一半的篇幅写孟冬季节的凛冽寒气，写寒空星星的清冷孤寂，写月亮圆缺给人们无情的暗示，目的都在表现女子深闺寂寞的生活、怀人念远的离思，情景的渲染烘托了诗歌的抒情效果，并使之具有委婉含蓄、余味无穷的意蕴。《凛凛岁云暮》则主要是在结构的曲折上表达婉转之情，写思妇的念夫，因思之切、爱之深而产生“锦衾遗洛浦”的怀疑，因思而不眠，终于“梦想见容辉”，由现实转入梦境。梦中的描写也是极尽曲折，既写迎娶时的欢欣，又写相聚之须臾，最后写寻梦之悲哀，曲折地表达了思妇的婉转不尽的情意。 4.语言：口语的直白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 汉乐府民歌语言质朴直白，多用口语，清新自然，表现力强，富有生活气息。如《江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几句全无雕琢，但却生动地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画面。乐府民歌中的人物语言，更是富有生活气息和口语色彩，如《妇病行》、《陌上桑》中的人物语言。 《古诗十九首》语言洗炼，词彩自然生动。可以说这是学习乐府民歌，保持民歌语言朴素自然、平易流畅的特色的结果。但又含意深远，耐人寻味，又加之这些文人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比起民歌作者，他们在语言运用上有着得天独厚的地方。乐府歌辞之外，汉赋特有的华丽与挥洒，雅颂体的典雅与精致，都是他们语言的营养源。他们还可以吸收和运用前代典籍中许多词、成语、典故，把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内涵融入简约精炼的语言形式里。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风格上各放异彩、独具特色，但从中仍可发现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古诗十九首》中体式及风格上的特点，或多或少的是在不断学习乐府五言歌辞，吸取其精华的基础上发展提高而来。 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在中国文学史和中国诗歌史上有着崇高的地位，它们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他们留给后代子孙的宝贵的文化遗产。因此，我们有责任去发掘它的博大精深，去研究它的文学价值，以便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高文化修养。
乐府诗是指由朝廷乐府系统或相当于乐府职能的音乐管理机关搜集、保存而流传下来的汉代诗歌,是一种以楚声为主的流行曲调。汉代楚声的流行,对三言和七言诗句的大量出现起了催化作用。它的作者涵盖了从帝王到平民各阶层,由得作于庙堂,有的采自民间。乐府诗是汉魏六朝文学史上出现一种能够配乐歌唱的新诗体，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一种新的诗体。汉乐府叙事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乐府诗、《诗经》、《楚辞》和唐诗都是古体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它有“歌”、“行”、“吟”三种载体。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唐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的高峰。
概念这里就不说了个人认为从形式上来说，最大的区别就是楚辞上的文多是 ……兮，……兮，……兮，而每一句的字数却不是很限定，其中以屈原为代表，像有名的离骚 就是句式参差不齐汉乐府的则没有这个，一般是句式比较整齐，像那个孔雀东南飞是5字的，木兰辞是5字的，琵琶行是7字的。这个主要是因为屈原那个时代文风自由潇洒，直抒胸臆，所以字数不是很在乎，而到了汉以后，特别立了乐府来专门做这些事，自然格式就严格多了而从内容上来说呢，楚辞是浪漫主义风格的，主要内容多以神话，传说，地方历史风情为主，则总是想象丰富，比喻瑰丽，通篇大气潇洒汉乐府则是现实主义风格的，多是收集民间的民歌之类改编，反应社会问题，气氛怎不如楚辞那么唯美华丽以上仅仅是个人一点看法，仅供参考 。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诗话丛林校注〉简说》（第二作者），《西华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1期。《论韩国汉诗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一作者），《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1期。《古代朝鲜文人名号的特点》（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韩国诗话丛编〉诗话作者及成书时间补正》，载《东亚视域中的汉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36种韩国诗话与中国典籍之关系》，载《东方文化与文学研究辑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箕雅诗人名字汉义解诂》，（第二作者），载《国际中国文学研究丛刊》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韩国汉诗对中国诗歌借鉴与创新的几种形式》，载《东北亚语言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民族出版社2011年。《〈箕雅〉引经考》，《文学遗产》2009年4期。《读詹福瑞〈不求甚解〉》（第二作者），《文学评论》2009年4期。《诗经中贞节受孕母题在历史中的流变》，载《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88年。《杜甫议降公主借回纥申说》（第二作者），《杜甫研究学刊》1998年3期。《论楚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引进》（第二作者），《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4期。《“擢德塞性”考辨》，《南开学报》1994年3期。《论屈原的历史意识》，载《楚辞研究论文集》，文津出版社1990年。《〈史记·乐书〉错简发覆举隅》，《文献》1986年3期。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诗经》（《诗经》亦是现实主义），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文化的传 统，是《庄》、《骚》的遗响。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05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下面是我整理的谈乐府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相关内容。
摘要：在乐舞体系中，《诗经》开辟了中国音乐文学的源头，在不断的发展摸索中，汉乐府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乐舞体系。本文首先分析了乐舞体系的具体含义和大致的发展框架，然后选取了比较有时代特点的《诗经》乐舞与汉乐府乐舞体系，然后分析两者建立的背景，两者作为诗和乐舞的综合体都有自己独有的社会功能，从多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演变中进而分析汉乐府对《诗经》的继承和发展，从多个角度阐述当时社会在乐舞运用上的功能作用，让更多的人了解社会原貌。
乐舞体系与诗是不可分割的，正如余冠英曾说的那样，他说《诗经》是汉代以前的《乐府》，《乐府》是周以后的《诗经》。足以知晓两者关系的密切。在实际中，《诗经》和《乐府》也存在着联系，以前乐舞体系的建立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密不可分，当时周和汉在治国上主张“礼乐治国”，通过这种思想体系和文化系统的构建达到教化民心的作用。要想维持社会的“礼”就需要乐舞的软性调和，而不是用“邢”来强制约束，而乐舞又与诗是紧密联系的，诗中展现出来的美好景象需要用肢体行动来描述，《诗经》和汉乐府诗歌也就成为了诗乐舞为一体的综合形态展示。在乐舞体系的发展过程中，汉乐府是如何借鉴《诗经》中的元素一步一步发展演变的，这是本文论述的关键所在。
一 《诗经》与周王朝乐舞体系的建立
众所周知，《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可见《诗经》中的诗用于歌唱，诗词都是被人谱曲唱出来或者是按照节奏跳出来，在史书《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曾三百五篇皆弦歌之。”按照音乐风格的不同将《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包括了十五个地区的有特色民歌，也就是所谓的民间歌谣；《雅》分为《大雅》和《小雅》，是一些贵族进行宴会或者是诸侯朝拜时候奏的乐曲，《颂》是进行祭祀时候的舞曲和史诗，大多是宫廷的乐师根据需要进行收集或者是创作，一般都是歌功颂德，在祭祀祖先需要在配有仪式，也需要配乐舞蹈，这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当时最重要、最典型的乐舞表现形式。可见，在《诗经》产生的周代，《诗经》集合了诗与乐舞，组成了三位一体的独特结构形态。
《诗经》中乐舞因素与周代的治国理念也是不谋而合的，周代是一个特别注重礼教的朝代，也就是“礼乐治国”，“《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这正说明了诗书礼乐之间的密切关系。尤其是在祭祀活动中，祭祀不能没有诗歌，不能没有根据诗歌编排的乐舞，这也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正如《礼记?祭统》中多说的那样：“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在先秦时代，每个部族在进行祭祀活动时，都有自己偏爱的内容和形式，这种形式一旦被整个部族认可就会被一直延续下去，这种乐舞的形式也就成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当时存在这样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国家灭亡了宗庙祭祀活动的乐舞是不会消失的，还会在一个新的国家中一部分小团体还在沿用。在这种情况下，周朝的统治者为了巩固民心，一统天下，于是就采取礼乐治国的方式，从事一系列的文化统治活动，例如设立了管理乐舞的专门机构，设置了专门从事乐舞采编活动的人员。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诗经》中的诗歌内容不断丰富，留给后人大批的精神财富，同时乐舞体系也不断地完善建立，周王朝在“礼乐治国”思想的引领下，逐渐强盛。
二 乐府诗歌与汉代乐舞体系的建立
秦代之后设立了乐府这一管理乐舞的机构，借助乐府，汉乐府诗歌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汉乐府诗歌也就成了继《诗经》之后歌舞乐曲的大融合。它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日益广阔，不仅包含了宗庙祭祀的乐舞，而且还包含了征战、宴饮以及女性题材的乐舞。在《乐府诗集》中大概汇集了四种题材的乐舞形式。第一种是祭祀的乐舞，如《郊祀歌》，主要是祭祀天地诸神，乐舞华丽典雅，就是单纯的祭拜，没有太过深刻复杂的思想内容。第二种是鼓吹曲辞是民间创作出来的较为杂乱的乐舞，相传是受民族融合的影响吸收过来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第三种是相和歌辞，也就是江南地区的民间歌谣，比较出名的就是《白头吟》、《雁门太守行》等，除此之外还有50多首的民间歌谣，这些都是汉乐府诗歌中的'精品。第四种是杂曲歌辞，据说在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声调已经失传，来源也尚不明确。
在汉乐府推动下的乐舞体系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化思想和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往在周王朝推崇的礼乐治国发生了动摇。尤其是到了春秋战国百家思想争鸣，法家也推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尤其是到了秦末战争之际，彬彬有礼的做法已经消失殆尽，不良的社会风气愈演愈烈，乐舞体系的建设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视，不会当做是国本来经营。唯一变化较小的就是汉代依旧很看重宗庙祭祀活动。相传刘邦让其夫人创作用于祭祖的乐舞《房中乐》，可见在当时祭祀活动必须要有乐舞才能完成。汉高祖过世时也有人奏《嘉至》，奏《永至》。当时还设有乐官奉常，负责宗庙祭祀的乐舞。到了汉武帝时期，“尤敬鬼神之祀”成了帝王的信条，祭祀活动也设置了相应的管理部门，乐舞也形成了固定的形式，自此汉代恢弘庞大的乐舞体系才开始正式建立起来，逐渐朝着“建章立制，衬托皇家神威”的典礼仪式方向转化。汉乐府诗歌也就被更多的人所熟识。
三 乐府对《诗经》在乐舞方面的继承发展
随着时代的发展，各个朝代关于乐舞的理念和生活习惯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就决定了汉乐府与《诗经》在诗歌写作内容上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在乐舞的发展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体是如何变化的，是接下来要论述的重点。
1 汉代乐舞的规模较之周时期乐舞有所缩减
周代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从“以礼治国”的治国方针出发，建立了大规模的乐舞体系，在当时有专门的机构从事乐舞的编排工作，尤其对祭祀来说，天子的祭祀活动、诸侯王爷的祭祀活动以及后宫妃嫔祭祀活动的规模都是很大的，程序严谨，包括演奏者手中的乐器演奏方式小致乐器的摆放，演奏时间、人物和演奏者的出场时间和方位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场景宏观浩大。在相关乐舞文献《同耗》中就是这样记载的：“凡射，王奏《驺虞》，诸侯奏《狸首》，卿大夫奏《采蒴》，士奏《采蘩》。”意思就是根据身份的不同采取的乐舞也是不同的。这些乐舞都是由国家规定的，大到王公贵族小到平民百姓都需遵守，在典礼中，乐舞成了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职能部门。到了汉代，也建立了乐府机构，但是规模不如之前。在汉武帝时期，重视祭祀活动，乐舞的规模稍大。但是到了其他帝王当政，对祭祀的重视程度不如以前，乐舞大多用在了娱乐方面。从事乐府活动的不再是权高位重的王公贵族，担任此项活动的人很多都是出身比较贫寒低贱的庶人，当时也出现了很多以此为业的艺人。在汉代文学作品的记载中，《郊祀歌》和《安世房中歌》是用于祭祀活动，而其他的作品大部分是说宴饮的。也就是说乐府的规模伴随着祭祀规模的缩减，其乐舞的规模也没有周代时期鼎盛。
2 汉代用于祭祀的乐舞相比周代有所减少
在《诗经》中有大量的关于祭祀乐舞的记载，占据了整个《诗经》的大部分，大多是说天子诸侯和后宫嫔妃的祭祀活动。按照《诗经》的分类，雅占据了很大成分，其中的雅又分为大小雅，大雅用于祭祀祖先、功臣，小雅祭祀天地神灵，可见祭祀的乐舞是周代乐舞的主体。到了汉代，他的乐舞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像《文始》舞是继承的周代，效仿周代祭祀先王的，另一部分是汉代乐官和民间制作的，有宴饮的乐舞，有歌颂军旅生活的乐舞，与之前相比增加了更多的抒情性质。随着国家统一的步伐，分封制度得以建立，诸侯割据的局面也逐渐减弱，祭祀诸侯的乐舞也就相应的消失，祭祀也就变成了祭祀皇族和祭祀天地，由于祭祀对象的减少，祭祀的乐舞也就相应地减少了。
3 乐舞伴随着新声开始大规模的流传于民间
在《诗经》中记载的流传于民间的乐舞是非常少的，在《礼记?乐记》中就记载说：“郑音好滥淫志，宋膏燕女溺恚，至膏趋数颓志，骞音敖辞乔恚，此四者，淫于色丽害予德，是以祭季巳弗用也。”这些乐舞经过乐官的润色基础上不会流入寻常百姓家。民间的乐舞由于自身的内容涉及百姓的生活无关社稷，与当时大规模的祭祀乐舞不相符，所以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重视，所有在民间留下了的周代乐舞很少。但是民间乐舞的发展步伐并没有因此终止。随着汉代疆域的不断扩大，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加快，统治者对待外来音乐比较宽容，在汉武帝时期还任用了有才能的乐官李延年，他在乐舞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创新，一些所谓的新声也逐渐流入庙宇。在《乐府诗集》中说：“自汉已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其后分为二部：有箫笳者为鼓吹；用之朝会、道路、亦以给赐，汉武帝时南越七郡皆给《鼓吹》是也。”可见在当时的乐器比较丰富，有箫、笳、角、鼓等，也说明汉武帝把这些乐舞作为厚礼会赏赐了南越七郡。这些新鲜的乐舞为人们的生活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逐渐逃离了宗教祭祀礼乐的束缚，开始了不是“先王之乐一，而是‘世俗之乐’”的新旅程。
4 乐舞轻松娱乐的元素更多
根据《诗经》的记载，大部分的乐舞都是雅乐，乐舞的动作和音乐都太多庄严肃穆，一般都是用在正规场合，用于朝廷的重大活动，大多是祭祀活动。而且就像孔子说的那样，这些诗主要是为了贵族青年服务的。到了汉代，人们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出来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外，开始尝试着去追求一种新的乐舞以丰富自身生活。汉乐府的社会功能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雅乐已经不适合汉代生活了。在《汉书?扎乐志》中可见：“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气。”这就说明在汉室雅乐的声律有人已经不能说出准确的意思了。在此时人们也希望有更轻快自然的乐舞出现，丽俗的乐舞对应了大部分人的口味。在这种情况下，俗乐在汉代就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俗乐轻快的风格带给人的轻松愉悦的感受也就注定了它能够深入民间，这种轻快的乐舞更加具有表现力，也不再向以往那样的沉重庄严，在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取得了快速的发展。
结语
综上所述，汉乐府的形式不是凭空形成的，它的乐舞在自身进行创新的同时也继承了《诗经》中某些有利元素，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加工改良之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些特色也显示出来音乐文学存在着内在的继承性，这是音乐文学发展的规律，也是音乐文学发展的道路，在历史演变中不断寻求新的突破，为创作出更好的音乐作品努力。
参考文献：
[2] 陈碧：《〈周易〉乐舞思想及其对中国乐舞的影响》，《中国文学研究》，2006年第3期。
[4] 赵明正：《20世纪汉乐府研究述论》（上），《甘肃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5] 钱志熙：《音乐史上的雅俗之变与汉代的乐府艺术》，《浙江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6] 刘阳：《微妙的调和：唐代乐舞文化初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扩展：汉乐府是哪个朝代
汉乐府是西汉朝代的。
汉乐府介绍
乐府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的专门官署，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汉乐府分为：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没有什么思想内容。如《安世房中歌》十七章（楚音）、《郊祀歌》十九章等。音乐主要采用秦国音乐和楚国音乐。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是汉初从北方民族传入的北狄乐。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六百多年的诗歌三百一十一篇。汉代乐府诗定义两汉所谓乐府指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制成曲谱并制作,演奏新的歌舞外,又收集民间的歌辞入乐。《汉书艺文志》记:“自孝武帝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武帝采诗,除为考察民隐外,亦在丰富乐府的乐章,以供娱乐。
（1）汉乐府民歌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汉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和残暴罪行，表达了下层人民的痛苦、不平和反抗，是《诗经》现实主义传统的进一步发展。（2）汉乐府民歌发展了《诗经》的叙事成分，形成了新的诗歌体裁——叙事诗，丰富了我国的诗歌体裁。（3）汉乐府民歌突破了《诗经》四言格式，长短不拘，以杂言为主，并逐渐趋向无言，表现力有很大提高，（4）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赋比兴手法。总之，两汉乐府民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传统，取得了多方面的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
屈原由于受霄小的排挤陷害，使曾经对他十分信任并依靠他变法图强的楚怀王，对他产生怀疑以至疏远放逐；楚襄王当政后，更为昏庸，朝政日益腐败，楚国面临亡国的危机，而对屈原这样的爱国志士迫害有加。
屈原正直的性格，高洁的人格，爱国的行动，反倒都成了罪过。他将自己满腔愤激的情绪，发而为诗，形成了激楚的情调。风调激楚，是屈原楚辞风格。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扩展资料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
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 [8] [62]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楚辞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屈原
作为一种诗体，楚辞的想象力丰富。楚地巫风盛行，祭祀时往往以巫觋扮演诸神，表演一些神话传说故事，以娱乐神人。这些都培育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使作品带有想象丰富、文辞华美、风格绚丽的浪漫主义色彩，如《离骚》、《九歌》等均是如此。楚辞“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1]”，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楚辞的语句参差，富有变化，常用语助词“兮”、“些”等。并且结构一般比较宏大，篇幅一般比较长。 在表现手法上，楚辞继承了诗经得赋比兴，但在此基础上做了重大开拓，也把发挥应用达到极致。辞家们往往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为一体，创造出许多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在《离骚》中，屈原笔下描绘的善鸟香草、恶禽臭物、灵修美人、宓妃佚女、虬龙鸾凤、飘风云霓、高冠奇服、玉鸾琼佩……，它们或配忠贞，或比谗佞，或媲君主，或譬贤臣，或托君子，或喻小人，或示超俗，或表追求，这些都已不再是作为喻体或借以起兴之物的客体，而是融合了主体情感、品格和理想的象征，而成为蕴含艺术趣味的意象了。这突破了《诗经》以借物抒情为主要特征的比兴手法的局限。这是一种突破、一种创新、一种新的尝试。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湘夫人十《楚辞九歌》组诗之一 描写相恋者的思慕，想象中的共同生活的美景合未能相遇的惆怅心情，热烈的追求和期盼终归失败的主题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 特色 1 以景现情，寓情于景，把周围景物环境气氛和人物的思想情感融合一起构成美妙的情景交融的意境 2 章法上，回环跌宕，用赋的铺陈手法反复叙写（例如：意淫中的二人相会，极力渲染相会之处的淫荡。赋） 3 用高洁的事物做比兴，以此歌颂纯洁的感情和高尚的情操 4 刻画人物内心世界，笔触细致而含蓄 5 本诗语言单纯自然而又情味悠远，既有民歌风情却也不失精炼典雅，“兮”的运用使句式活泼，增强了节奏感。
1.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一样，在原始时代有着丰富多彩的神话。当中原地区的正统经典把古代遗留下来的美丽神话一概加以“历史化”时，地处南方的楚国仍然存在着许多瑰丽的神话；《汉书》就说，“楚人信巫鬼而重淫祀”。这样的风俗，在神话传说的保存和流传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楚辞《九歌》是经屈原加工过的楚国民间祭神的乐歌，其中就可以看出楚地的风俗是如何富有神话的意味和色彩。在《离骚》、《天问》、《招魂》等诗篇中，神话素材经过屈原的精心结撰，都产生了极大的艺术魅力。同时，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王国维就认为《九歌》是后世戏剧的萌芽；闻一多更改写《九歌》为歌舞剧。同时，自然风光不仅陶冶了诗人的性情、丰富了诗人的想象，而且还提供了诗人借以抒情的素材。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就说：“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确实是屈原得天独厚的地方。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多方面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不同阶级或阶层的人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具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手法上，它大量运用比、兴，获得了显著的艺术效果。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谋臣智士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 国 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2.《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资料参考：①豆丁网论文论楚辞的由来 ② 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一）：总集
春秋以来，楚国在长期独立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楚国地方文化。宗教、艺术、风俗、习惯等都有自己的特点。与此同时，楚国又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吸收了中原文化，也发展了它固有的文化。这一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就是“楚辞”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基础。 首先，发达而又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孕育着伟大的诗人，它是楚辞产生的土壤。神话传说扩大了诗人驰骋想象的空间，丰富了屈原创作的内容，为积极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开辟了道路。 楚国山川佳丽，物产丰富，楚国人民，特别爱好音乐舞蹈；而巫风的盛行，更推动了音乐舞蹈的发展。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也说明，楚国人民比中原列国人民更为能歌善舞。这也直接影响了诗歌的创作。 其次，中原地区传统的和具有时代特色的文化，与屈原和楚辞的产生也有密切关系。《在南北文化的交流中，《诗经》给楚辞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借鉴，楚辞中的比兴手法和面向现实的精神，显然继承了《诗经》的传统。谋臣智士积极奔波，在统治者中寻找“知音”；而列 国 君主也愿意倾听他们的游说之辞。这一时代特色，使士所写的说理散文，词章宏丽，感情激越，富有说服力。为了更有说服力，这些散文也大量运用比喻、寓言，使文章更为曲折、生动。百家争鸣及其相应的散文发展，也给屈原的创作以很大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尤其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在屈原作品中更有鲜明的反映。由于这种种原因，所以对屈原来说，象《诗经》那种简单的文体和质朴的语言，似乎已不能充分表达他的思想、抒发他的感情了。因此，他便以楚国民歌为基础，并提炼诸子散文的语言融入诗歌，开创了楚辞这一崭新的形式，在诗坛上开辟了一代新风。2.《楚辞》运用楚地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
屈原的《楚辞》不是议论文。楚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即在文学中属于诗歌词赋类别。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
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的有：《楚辞研究史略》（《语文导报》1986年10期），《楚辞版本源流考索》（《浙江学刊》1987年1期），《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述》（《浙江社会科学》1990年4期），以上三篇皆经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转载；《论版本和善本》（《杭州大学学报》1988年4期），《〈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辨》（《文史》第35辑）等。附论文不完全列表： [1]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6:74-90. [2]崔富章. 四库提要诸本分析——以《四库全书总目》本为优[J]. 文献,2012,03:3-17. [3]崔富章.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崔富章,周晶晶. 《世本集览》手稿本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10,04:52-58. [5]崔富章. 《楚辞补注》汲古阁刻本及其衍生诸本——竹治贞夫等四家误判辨析[A]. 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2010年江苏南通屈原与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2010:7. [6]崔富章. 读漆雕世彩《梅赋》感言[J]. 职大学报,2010,01:44. [7]崔富章,朱新林. 《古逸丛书》本《玉烛宝典》底本辨析[J]. 文献,2009,03:144-150. [8]崔富章,柯亚莉. 天一阁藏明人奏疏四种经眼录[J]. 文献,2009,01:153-157. [9]崔富章,柯亚莉.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J]. 文献,2008,03:72-77. [10]崔富章. 21世纪楚辞学的开拓与发展[J]. 国际学术动态,2008,03:8-11. [11]方铭,张曦,石川三佐男,陈怡良,崔富章. 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资料汇编[J]. 职大学报,2008,01:35-37+140. [12]崔富章. 天一阁与《四库全书》——论天一阁进呈本之文献价值[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1:148-155. [13]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传播史上的一段公案——从傅以礼的《跋》谈起[J]. 文史知识,2007,12:44-49. [14]崔富章. 《楚辞书录解题》后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5]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十四辑）——2007年浙江杭州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屈原学会:,2007:6. [16]崔富章. 《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A]. 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C].东亚细亚比较文化学术会议、中国屈原学会:,2007:4. [17]崔富章,郭丽. 《四库全书总目·韩魏公别录提要》补正[J]. 文献,2007,03:59-62. [18]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八辑）——2007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一）[C].中国屈原学会:,2007:10. [19]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0]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互古常新[J]. 中国楚辞学,2007,01:1-10. [21]崔富章. 屈骚精神 亘古常新[J]. 甘肃社会科学,2006,01:46-48. [22]崔富章. 《四库全书总目》武英殿本刊竣年月考实——“浙本翻刻殿本”论批判[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01:104-109. [2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4]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中国楚辞学,2005,02:99-115. [25]崔富章,崔涛. 《春秋繁露》的宋本及明代传本[J]. 文献,2005,03:146-157. [26]崔富章. 文澜阁《四库全书总目》残卷之文献价值[J]. 文献,2005,01:152-159. [27]崔富章. 大阪大学藏楚辞类稿本、稀见本经眼录[J]. 文献,2004,02:232-243. [28]崔富章. 民俗节日里的屈原故事与士人向往的屈原形象[J]. 职大学报,2004,01:40-43+74. [29]崔富章. 陆时雍《楚辞疏》引“晁无咎曰”辨证[J]. 北方论丛,2004,01:1-3. [30]崔富章,石川三佐男. 西村时彦对楚辞学的贡献[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05:31-39. [31]崔富章. 版本释名[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02:101-107. [32]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J]. 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0-25. [33]崔富章. 《楚辞》校勘文献概论[A]. 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楚辞学（第七辑）——2000年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C].中国屈原学会:,2000:17. [34]崔富章. 论嵇康的著述指趣[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1:44-51. [35]崔富章. 嵇康的生平事迹及《嵇康集》的传播源流[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4:9-16. [36]崔富章. 论嵇康对《诗三百》传统的继承与发展[A]. 中国诗经学会.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中国诗经学会:,1999:10. [37]崔富章. 班固笔下的屈原[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8,04:81-86. [38]崔富章. 屈原《卜居》与嵇康《卜疑》[J]. 云梦学刊,1997,02:6-9. [39]崔富章. 浙江的刻书与藏书[J]. 文史知识,1996,10:65-70. [40]崔富章. 《四库提要·诗类》补正[A]. 河北师范大学.1993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河北师范大学:,1993:9. [41]萧兵,赵逵夫,戴志钧,刘毓庆,崔富章,汤漳平,曹大中,潘啸龙,江立中,黄中模. 楚辞学:现状与未来十人谈[J]. 云梦学刊,1991,01:1-6. [42]崔富章 ,黄征. 浙江敦煌学研究概述[J]. 浙江社会科学,1991,01:29-32. [43]崔富章. 浙江四十年楚辞研究概况[J]. 浙江社会科学,1990,03:22-25. [44]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5]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01:46-54. [46]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四则[J]. 文献,1988,04:236-241. [47]崔富章. 论版本和善本[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04:84-92. [48]崔富章. 《楚辞》版本源流考索——兼及《楚辞要籍解题》之讹误[J]. 浙江学刊,1987,01:120-125. [49]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史部地理类(浙江)[J]. 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02:89-97. [50]崔富章. 四库提要补正[J]. 文献,1982,03:187-198. [51]崔富章. 章学诚“方志为外史所领”说发疑[J]. 晋阳学刊,1982,02:20-22. [52]崔富章. “秬秠”辨[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4:125-127. [53]崔富章. 沈约籍贯考[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01:109-111. [54]崔富章. 从《秦献记》《秦政记》写作年代谈起[J]. 文史哲,1979,03:77+62. [55]崔富章. 关于《秦献记》的主题及其他[J].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3:127-133.
楚辞是属于散文的。议论文是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通过讲事实，摆道理，直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一种题材。散文是指还是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文章，它以文字为创作审美对象的文学艺术体裁。
楚辞本词条是多义词，共6个义项中国首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因此后世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楚辞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的热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