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明时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变化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明初营建的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是继承宋陵的，但废止了上下宫之制，扩大了方形陵丘前的献殿，陵园的内城改为平面长方形的砖墙，陵丘在内城后部。同时，改变了秦汉以来帝后不同陵之制，改为帝后合葬。到营建明孝陵时，将秦汉以来的平面方形的陵丘，改为平面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式陵丘，陵丘前建恩殿及平面长方形的砖砌神墙。这在帝陵布局上是一次很大的改变。北京昌平的明代诸陵皆遵此制。清代帝陵陵丘宝城与方城明楼之间增加了月牙城，又恢复了帝后不同陵的制度。宋墓的分区和分期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①中原北方地区,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北宋疆域内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两期的分界。前期以土坑墓为多，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较精美的瓷器。后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流行，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已发现的此类墓中仿木建筑最复杂的，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见彩图[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宴饮图]）。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盐店宣和元年(1119)氏墓中发现了100余件石雕的家具、 生活用品模型和男女仆侍俑，则是中原宋墓中所罕见的特例。②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的墓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的夫妇合葬墓，即所谓“同坟而异葬”。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③湖广地区，指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是这个地区宋墓中特有的明器，两广宋墓中出土的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④赣闽地区，指江西和福建。江西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有石椁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包括四神十二辰俑和神煞俑，福建宋墓中还有石俑，江西景德镇附近的南宋墓中多瓷俑。江西宋墓中流行随葬龙虎瓶，特别在南宋墓中,龙虎瓶是必备的明器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⑤川贵地区,指四川和贵州省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砖室墓，集中发现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省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宋代墓葬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形制、装饰和随葬品上都有较大的区别，大体可以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区域。 北方地区是指宋朝版图内长江流域以北的地区。北方地区宋墓的面貌整体上较为一致，墓葬类型主要有石室墓、土洞墓、砖室墓、土坑墓等几种类型。 1、石室墓用石材构筑的墓室称之为石室墓。宋代官方明令禁止使用石室墓，北方地区因位于政治、文化的中心区域，墓葬的营建大体能遵朝廷规定的礼度，因此，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北宋石室墓不多。 2、土洞墓和土坑墓 土洞墓中最具特色的是一种靴形土洞墓（它的剖面像一只靴子）。北宋早期使用土洞墓的墓主有低级品官、城镇富商、农村乡绅等，身份相对不低，而进入北宋中期以后，稍有一些身份和地位的人，死后不再使用土洞墓，转而营建砖室墓，并逐步发展到使用建筑和装饰都十分考究的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 3、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 这类墓葬最初出现于唐末，北宋中期以后开始流行，金代达到鼎盛，元代开始趋于简化，进入明朝以后急剧减少直至消失。北宋中期，大型的品官墓葬不再使用仿木建筑的装饰，反而逐渐趋于朴素，墓壁变得毫无装饰，而富裕平民，开始大量使用仿木建筑砖雕壁画墓。 4、土坑墓 宋代的土坑墓——“漏泽园”墓葬非常引人注目。所谓“漏泽园”，是指由北宋政府官方出面集资埋葬客死他乡的贫民、士兵及无主骸骨的公共墓地。这些墓葬一般有火葬和土葬两种形式。 南方地区墓葬 1．长江下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是两宋时期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这一地区的宋墓材料十分丰富，主要可以分成以下几种形制： (1)长方形竖穴土坑墓。这种形制应该是最常见的，遍布全国，南方各地也不例外。 (2)长方形砖室券顶墓。其中又可分为单室和并列双室两种。 (3)砖框石盖顶墓或砖石混筑墓。这是这一地区最为流行的墓葬形制，同样也可分为单室和并列双室甚至三室等多种类型。 (4)石室墓。数量不是很多，多分布在山区。 （5)三合土浇浆墓。这是这一地区宋代出现的新型墓葬，对明清墓葬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宋元明时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变化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
中原和北方地区的北宋墓﹐最富有特色的是一种仿木结构建筑的砖室墓。北宋初年﹐墓室内的仿木结构还很简单。到北宋中期﹐才达到成熟的程度﹐从而成为一种特殊类型的砖室墓。从这以後﹐墓室的平面又从方形或圆形演变为等边多角形﹐仿木结构则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或“把头绞项造”演变为五铺作重栱﹐从版门直棂窗演变为雕花格子门。一般多为单室墓﹐後期较大的墓则分前後两室。墓内多用壁画或雕砖作装饰﹐其内容主要是表现墓主人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墓主夫妻举行 “开芳宴”的场面(见彩图 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宴饮图 显示图片)﹐有时也有孝子故事图等。在有些北宋末年的墓中﹐还出现了杂剧雕砖。墓室的後壁﹐则往往有“妇女掩门”雕砖。随葬品寥寥无几﹐这可能是由於各种器具什物已充分地绘刻在壁画和雕砖上的缘故。 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宋墓﹐与同地区的唐墓相似﹐除了竖穴土坑墓以外﹐主要是简单的长方形砖室墓﹐後者往往两室并列﹐夫妻各葬一室。随葬品除陶瓷器外﹐颇有漆器和铜镜﹐偶尔也有银器。江西﹑福建省境内的宋墓﹐有用陶瓷俑随葬的﹐其中包括十二时辰俑和神煞俑。四川省境内的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流行石室墓﹐後者多有雕刻﹐其题材为墓主人夫妇“开芳宴”﹐有的则为孝子故事。 北宋帝陵在河南省巩县﹐其地点的选定严格按堪舆术的要求。诸陵形制相同﹐都是以土筑的坟丘为中心﹐用墙垣围成方形的陵域﹐坟丘之前设献殿。四面各开一神门 ﹐门前置石狮。南面较远处设两重土阙﹐各称鹊台与乳台。自乳台至南面神门﹐神道两侧依次列象﹑獬豸﹑鞍马﹑虎﹑羊﹑蕃使﹑文官﹑武士等石雕像。帝陵後面别筑後陵﹐这与汉陵有相似之处﹐却为自唐以来历代帝陵中所仅有(见巩县宋陵)。南宋的帝陵在浙江省绍兴附近。因为算是权殡﹐所以营造较简﹐名为“攒宫”。虽然大体上是沿袭北宋的陵制﹐但没有乳台﹑象生﹐也没有陵垣及四门。献殿之後作玄宫﹐屍体放置在严密坚固的“石藏子”中。 分布在华北﹑内蒙古和东北各地的辽代墓葬﹐具有契丹族的特色。墓室除方形的以外﹐还流行圆形的。一般多为单室墓﹐但身份较高的贵族墓也有设前後两室的。赤峰的辽驸马墓和北京的齐王赵德钧墓﹐都有前﹑中﹑後3室﹐并多设耳室﹐显示了“多室”的特点。墓室内有时有简单的仿木建筑的结构﹐并施彩画。葬具除木棺外﹐盛行石棺。有的墓在石棺内绘毡帐住地和放牧的情形﹐反映了契丹族的游牧生活。辽代晚期开始出现平面呈八角形或六角形的墓室。这个时期受北宋墓的影响较多。特别是汉人的墓﹐有的在仿木结构的砖室中饰砖雕的桌椅﹐有的则在壁画中绘“开芳宴”和孝悌故事图等﹐与北宋墓相似。 董家寺M1为方形单室仿木藻井式青砖墓，墓向140°。该墓由竖穴土圹墓道、拱形墓门、正方形墓室和八角形叠涩藻井组成。砌墓青砖6种：长形普通砖为墓室主要用材，花纹雕刻砖，模制，图案有奔鹿、海石榴、莲花、牡丹等；转角砖，转角角度°,用于八角形顶部转角处；方砖，素面，用于铺地和顶部斗四部位；大砖，用于制作斗拱、假门和假窗；小砖，用于斗皿下的第一层。墓道，竖穴土圹式，宽米，长米，深5米，竖穴底部辟通道和长方形土洞，墓室砌于土洞之中。墓门，砖砌券顶洞门式，高129厘米，宽62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距地面144厘米发券砌顶，楔形砖夹紧，六层丁砌砖封闭。 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墓顶最下部每面置一斗三升平作斗拱1朵。斗拱上砌 檐枋、方形檐椽各1层。中部菱形牙子两层，最上部3层为方砖砌斗四藻井。 董家寺M2，位于M1之上偏东40米的一村民窑庄东部崖面内。墓型基本与M1相同，但远不如M1 装饰内容丰富。室里无任何装饰。正壁却有券顶的洞式墓室，高宽均在90厘米左右，深167厘米。 高台宋墓较高，位于该村北山之上。该墓保存得十分完整。由竖穴土圹墓道、甬道、券顶式墓门和正方形墓室组成。砌墓砖亦有6种，用途与董家寺M1 相同。墓道长1. 61米,宽米，深米。墓门高127厘米，宽61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墓室正方形，边长251厘米，高129厘米，到顶通高285厘米。地面铺方砖，基本与墓道呈水平状，无台阶突出。除北壁无假门、假窗外，所有结构与董家寺M1相同。雕砖花纹内容亦为海石榴花、莲花、牡丹和奔鹿，均模制。这种简化的仿木藻井式青砖墓的时代应比 M1稍晚，时代在崇宁年间后期。 董家寺 M1 装饰较为讲究，墓室内下层，镶嵌花纹砖18块，图案有缠枝莲和衔草奔鹿。假门砌有搏柱、上额、门砧和地栿。直棂窗砌有边框、横额、搏柱、立颊、子桯、7棂。斗拱为一斗三升托替木，斗上出耍头，替木两端卷杀，上承抹角形燎檐枋，檐枋置椽头。这种墓型与陇西建炎二年（1128年）砖室的大小、形状一致。亦同大山门彩绘墓记录的数据、形状相同。该墓装饰简单，所用花纹砖具有北宋时期的基本特征，即花朵周围缠枝环绕，大面积的花朵和枝叶繁茂之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明显受到宋瓷图案的影响。假门上无门簪圆钉，表现出较早的形制。仿木建筑砖墓从北宋中期，特别是宋神宗以后，在中原十分流行。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式把头绞项造，逐渐发展到五铺作的复杂斗拱，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可见该墓时代应在北宋中期，即神宗以后到《法式》颁布以前，即崇宁年间所建。 m2无任何装饰，却有1卷顶式洞穴建筑，这种型式要比 m1早，应是神宗以前的墓葬。 大山门发现的政和二年彩绘墓虽已被毁，但笔录记载犹存，为研究提供了资料。该墓坐北向南，北偏西15°，由竖穴土圹墓道、券顶墓门和正方形藻井式墓室组成。墓顶为八角形叠涩方砖斗四结构。墓室内通体彩绘，四壁绘制墓主人“宴请图”、“狩猎图”、“出行图”和“居乐图”。四壁下部亦镶嵌花纹砖一周，内容亦为海石榴花、莲花、牡丹和鹿。室内共有人骨架4具，仰身直肢。出土墓志砖、豆绿瓷壶、豆绿暗花瓷碗和灰陶罐各1件。 墓志砖墨书楷写：“庆阳合水县大虫谷人户赵文/本门男赵千孙赵得财赵小汉勘莹博士高太/政和二年二月十五日了记”。政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二年是公元1112年，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说明大山门彩绘墓比董家寺砖墓、高台砖墓时代均晚。 镶嵌砖为正方形，边长29厘米，单面剔地起突，浮雕神仙对弈图。古柏之下，二神仙穿着随和，面对面地正在聚精会神地下棋。左下方一青年躬身观阵，足下放着绳斧。相传很久以前，一个青年樵夫到山上砍柴，见二老正在对弈，不由得在旁观阵。这个樵夫自幼爱好下棋，见二老棋艺高超，看得入了神，不觉太阳已经偏西，离落日时间不远，二老起身笑道：“小伙有缘啊！”说罢飘然而去。小伙见二仙已去，便拿着绳斧回家。到了山下，越看越不对劲，往日茅草房变成了大瓦房。他想问问，却找不到一个熟人，正在纳闷，迎面来了一个70来岁的老汉，连忙问自己的家在哪儿？老汉一听，楞在那儿，原来这个老汉就是他的儿子。回到家里，妻子已经白发苍苍，见他回来，放声大哭。樵夫连忙安慰妻儿，讲说了他观看神仙对弈的经过，原来天上一日，人间百年，难怪有如此变化，悲喜交加，感叹万分。 墓砖21件，分条砖和方砖两种。方砖图案有乳钉纹铺首假门、9棂直棱窗、双交四碗菱花窗、缠枝牡丹、缠枝旱莲、交叉双莲等。条砖4件，图案有衔草奔鹿、缠枝牡丹和缠枝莲花。这些墓室内使用的花纹砖，画面疏密有致，构图严谨，刀法娴熟。保存得也相当完整。综合上述得出如下结论： 1、神宗以前，即崇宁以前，合水北宋砖墓基本上与吉岘乡沟门前五代砖墓接近，不过造型上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出现了仿木构件和八角形叠涩四斗藻井和券顶式洞室，但仍无任何花纹砖出现。 2、北宋神宗时期，即崇宁年间，合水北宋砖墓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结构相对复杂，砖雕工艺日臻完善。 3、神宗以后，即崇宁年间以后，到宋徽宗政和以前，合水北宋的砖墓更为复杂，不但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还出现了须弥座等。 4、宋徽宗政和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彩绘砖室墓，雕砖艺术进一步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5、宋代砖室墓内均有四五具人骨架，置于棺床之上。说明这一时期的墓葬，为一家族的合葬墓。
宋元明时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变化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明初营建的朱元璋父母的凤阳皇陵是继承宋陵的，但废止了上下宫之制，扩大了方形陵丘前的献殿，陵园的内城改为平面长方形的砖墙，陵丘在内城后部。同时，改变了秦汉以来帝后不同陵之制，改为帝后合葬。到营建明孝陵时，将秦汉以来的平面方形的陵丘，改为平面圆形前建方城明楼的宝城式陵丘，陵丘前建恩殿及平面长方形的砖砌神墙。这在帝陵布局上是一次很大的改变。北京昌平的明代诸陵皆遵此制。清代帝陵陵丘宝城与方城明楼之间增加了月牙城，又恢复了帝后不同陵的制度。宋墓的分区和分期根据目前的研究，宋墓可以分为五区:①中原北方地区,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北宋疆域内的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大体上以神宗熙宁元年(1068)为两期的分界。前期以土坑墓为多，也有砖室墓，砖室墓中有简单的仿木建筑，随葬品以瓷碗、罐为主，有时也有较精美的瓷器。后期仿木建筑雕砖壁画墓流行，河南禹县白沙宋墓是已发现的此类墓中仿木建筑最复杂的，壁画以表现墓主人夫妇家居“开芳宴”为主要题材（见彩图[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壁画：宴饮图]）。墓中随葬品稀少。砖室墓中也有平面长方形券顶的，夫妇合葬的还有双室并列的券顶砖室墓，这类墓葬中有较多的日用器皿随葬。河南方城盐店宣和元年(1119)氏墓中发现了100余件石雕的家具、 生活用品模型和男女仆侍俑，则是中原宋墓中所罕见的特例。②长江中下游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地区。这个地区的北宋墓以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平面长方形的砖室墓，随葬品较中原北方地区的墓为多,都以实用器皿随葬,有瓷器、漆器和铜镜等装饰品，瓷器以影青瓷器为主。南宋时期长方形砖室墓数量增多，且多两室并列的夫妇合葬墓，即所谓“同坟而异葬”。随葬品中出现龙泉青瓷器，时代愈晚，数量愈多。③湖广地区，指湖南、广东和广西。墓葬形制基本上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相同。随葬品以陶器为主，特别是形制特殊的多角罐和堆塑陶坛是这个地区宋墓中特有的明器，两广宋墓中出土的堆塑陶坛尤其复杂，有蟠龙龟蛇、楼阁亭塔、乐舞人物，有的还贴塑佛像。④赣闽地区，指江西和福建。江西宋墓除砖室墓外还有石椁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包括四神十二辰俑和神煞俑，福建宋墓中还有石俑，江西景德镇附近的南宋墓中多瓷俑。江西宋墓中流行随葬龙虎瓶，特别在南宋墓中,龙虎瓶是必备的明器福建西北部的宋墓除随葬龙虎瓶外,还流行随葬多角罐。⑤川贵地区,指四川和贵州省乌江北岸地区。四川宋墓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长方形砖室墓，集中发现在以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地区，多双室或三室并列。北宋时多随葬陶器，很少发现陶俑；南宋时多火葬，墓室缩小，出现上下层之间铺以石板的双层墓，随葬品以陶俑为主，淳熙(1174)以后俑上施釉，嘉定(1208)以后流行三彩俑，陶器中以双耳罐、三足炉和蟠龙提梁罐最具特色。另一种是带雕刻的石室墓，分布于近山区的地带，也多是双室并列，有的有前后两室，室内刻简单的仿木建筑，近门处刻武士，四壁刻四神，后壁刻妇人启门状，也有刻孝子故事的。在贵州省乌江北岸也发现此类宋墓，遵义宋墓的后壁上刻墓主人坐像。
俺不是盗墓的~~
我能 我可以帮忙
墓葬概况M1整体布局董家寺M1为方形单室仿木藻井式青砖墓，墓向140°。该墓由竖穴土圹墓道、拱形墓门、正方形墓室和八角形叠涩藻井组成。砌墓青砖6种：长形普通砖为墓室主要用材，花纹雕刻砖，模制，图案有奔鹿、海石榴、莲花、牡丹等；转角砖，转角角度°,用于八角形顶部转角处；方砖，素面，用于铺地和顶部斗四部位；大砖，用于制作斗拱、假门和假窗；小砖，用于斗皿下的第一层。墓道，竖穴土圹式，宽米，长米，深5米，竖穴底部辟通道和长方形土洞，墓室砌于土洞之中。墓门，砖砌券顶洞门式，高129厘米，宽62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距地面144厘米发券砌顶，楔形砖夹紧，六层丁砌砖封闭。M1墓内设计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墓顶最下部每面置一斗三升平作斗拱1朵。斗拱上砌 檐枋、方形檐椽各1层。中部菱形牙子两层，最上部3层为方砖砌斗四藻井。M2整体布局董家寺M2，位于M1之上偏东40米的一村民窑庄东部崖面内。墓型基本与M1相同，但远不如M1 装饰内容丰富。室里无任何装饰。正壁却有券顶的洞式墓室，高宽均在90厘米左右，深167厘米。高台宋墓简介高台宋墓较高，位于该村北山之上。该墓保存得十分完整。由竖穴土圹墓道、甬道、券顶式墓门和正方形墓室组成。砌墓砖亦有6种，用途与董家寺M1 相同。墓道长1. 61米，宽米，深米。墓门高127厘米，宽61厘米，深55厘米，方砖铺地。墓室正方形，边长251厘米，高129厘米，到顶通高285厘米。地面铺方砖，基本与墓道呈水平状，无台阶突出。除北壁无假门、假窗外，所有结构与董家寺M1相同。雕砖花纹内容亦为海石榴花、莲花、牡丹和奔鹿，均模制。这种简化的仿木藻井式青砖墓的时代应比 M1稍晚，时代在崇宁年间后期。2墓内装饰董家寺 M1 装饰较为讲究，墓室内下层，镶嵌花纹砖18块，图案有缠枝莲和衔草奔鹿。假门砌有搏柱、上额、门砧和地栿。直棂窗砌有边框、横额、搏柱、立颊、子桯、7棂。斗拱为一斗三升托替木，斗上出耍头，替木两端卷杀，上承抹角形燎檐枋，檐枋置椽头。这种墓型与陇西建炎二年（1128年）砖室的大小、形状一致。亦同大山门彩绘墓记录的数据、形状相同。该墓装饰简单，所用花纹砖具有北宋时期的基本特征，即花朵周围缠枝环绕，大面积的花朵和枝叶繁茂之间主次分明，繁而不乱，明显受到宋瓷图案的影响。假门上无门簪圆钉，表现出较早的形制。仿木建筑砖墓从北宋中期，特别是宋神宗以后，在中原十分流行。从简单的一斗三升托替木式把头绞项造，逐渐发展到五铺作的复杂斗拱，是一个较长的时期。可见该墓时代应在北宋中期，即神宗以后到《法式》颁布以前，即崇宁年间所建。 m2无任何装饰，却有1卷顶式洞穴建筑，这种型式要比 m1早，应是神宗以前的墓葬。3彩绘墓葬大山门发现的政和二年彩绘墓虽已被毁，但笔录记载犹存，为研究提供了资料。该墓坐北向南，北偏西15°，由竖穴土圹墓道、券顶墓门和正方形藻井式墓室组成。墓顶为八角形叠涩方砖斗四结构。墓室内通体彩绘，四壁绘制墓主人“宴请图”、“狩猎图”、“出行图”和“居乐图”。四壁下部亦镶嵌花纹砖一周，内容亦为海石榴花、莲花、牡丹和鹿。室内共有人骨架4具，仰身直肢。出土墓志砖、豆绿瓷壶、豆绿暗花瓷碗和灰陶罐各1件。墓志砖墨书楷写：“庆阳合水县大虫谷人户赵文/本门男赵千孙赵得财赵小汉勘莹博士高太/政和二年二月十五日了记”。政和是宋徽宗赵佶的年号，二年是公元1112年，距今已有800余年历史。说明大山门彩绘墓比董家寺砖墓、高台砖墓时代均晚。
我认为大学里发现的东西，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很多意义，比如说有利于保护我们的文物，有利于我们发现历史的真相，还有利于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因此是具有很多好处的，接下来跟大家具体说明。1.这一发现有利于对于文物的保护。在我们那么多年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因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所以很多文物都被损坏了，如果这些东西没有被发掘出来，一般都会被损坏，因此我认为这一发现对于考古研究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把这些文物拿出来，从而放到博物馆里进行保护，防止这些文物在自然的状况下损失。毕竟这些文物都是不可再生的，损失了之后就没有了。2.这一发现有利于对历史的研究。很多同学会想考古是为了什么呢？事实上在我们考古的过程中能够更好的发现我们的历史，就像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过很多历史，但是有些历史可能是假的，通过考古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知道这些历史是不是真的，俗话说以史为鉴，当我们知道历史发展的时候，就可以借鉴到我们现在社会中来，让我们现在的社会变得更好，从而有利于我们现在社会的发展，因此具有重大的意义。3.这一发现有利于传统文化的传播。在我们的历史上产生了很多的传统文化，有些传统文化得到了流传，比如说我们的美好品德，我们的某些艺术作品等等，但是还有很多的传统文化消失在了历史中，通过对这些文物的挖掘，能够让某些传统文化再现现实，或者是辅助某些传统文化的传播，比如说我们的传统字画，我们的瓷器等等，因此我认为这一发现具有很多重要的意义，不仅仅是钱的价值，更是文化的价值。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一发现对于考古来说就有很多的意义，首先就是有利于我们对于文物的保护，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发现的话，这些文物可能慢慢的就损毁了，其次能够让我们更清楚的了解事情的真相，特别是我们历史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所以也具有重大的意义，当然这一发现还有利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自信，我们知道自己的文明是那么的悠久，我们当然会更自信。
墓室，正方形，边长240厘米，高127厘米。地面分为三阶：墓道内有一砖铺地面，比墓道高出6厘米；其后又高出6厘米，4块方砖平砌；其后又高出12厘米，平砌方砖，形成棺床。四壁（除墓门外）平砌错缝，转角处竖有仿木半圆形立柱。棺床上平砌5层镶嵌花纹砖一周，
丁字砌，后壁设假门、假窗。假门为仿木双扇木门，左扇上雕以半侧身侍女像，倚门而立，掩口含笑，环状髻，花巾绕头一周。假窗由桯、棂组成，隔间坐造。四角距榷床厘米处起叠涩，砍出贴角五层，上承墓室上部八角顶。贴角出层后，四角二分成八角，层层叠涩5厘米。
在西充县晋城镇鹿岩山村212国道施工现场，施工人员在施工中发现了一座古墓。施工人员当即联系了西充县文物局管理部门，挖掘工作随即有序展开。
两边墓室的墓门上分别刻有莲花花纹图样，墙体上则分别刻有鹿含仙草、豹子等动物图样。目前，省文物专家已进入墓地进行勘探，初步判断该墓地为宋代古墓。
扩展资料
考古分析
1、神宗以前，即崇宁以前，合水北宋砖墓基本上与吉岘乡沟门前五代砖墓接近，不过造型上已经有了明显进步，出现了仿木构件和八角形叠涩四斗藻井和券顶式洞室，但仍无任何花纹砖出现。
2、北宋神宗时期，即崇宁年间，合水北宋砖墓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结构相对复杂，砖雕工艺日臻完善。
3、神宗以后，即崇宁年间以后，到宋徽宗政和以前，合水北宋的砖墓更为复杂，不但出现了花纹砖、假门、假窗，还出现了须弥座等。
4、宋徽宗政和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彩绘砖室墓，雕砖艺术进一步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5、宋代砖室墓内均有四五具人骨架，置于棺床之上。说明这一时期的墓葬，为一家族的合葬墓（寇正勤）。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宋代墓葬
百度百科-南方地区宋代墓葬研究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宋人视死如生，墓室与生前所住的房屋一定有相同的雕刻与物品，因此宋墓多是仿木式建筑，有精美的花纹、文字雕刻。宋代，流行着一种奇特的葬俗，夫妇同葬一座双室墓，但双室之间用一道隔墙隔开，宋代文人苏东坡称之为“同坟而异葬”。宋墓造型如同房屋结构，窗户、大门、梁柱一应俱全，且墓壁上的花纹是仿木结构雕刻，这是宋代墓室的一大特点。宋墓皆坐北朝南，有竖穴、斜坡和阶梯倾斜墓道三种，墓室多圆角长方形，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墓壁画精致典雅，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此外，墓穴藻井顶，位于墓穴正上方，也是宋墓的典型特征，墓壁上多还雕刻有朝凤图，菊花和神仙草等图案，但墓壁雕刻在花纹上主要以莲花为主。比较而言，明清墓室结构较简洁，远没宋墓复杂，雕刻也主要以香草为主。 宋代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这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使得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有很大关系。在对墓穴位置的选择上，宋墓有异于前朝，以帝王陵墓为例，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宋墓陪葬品多为当时的瓷器、灯盏等生活用品。从已挖掘的宋墓看，极少有金银手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宋代流行砖壁墓穴，石棺较为少见，主要集中在西南和东北地区。宋人视死如生，墓室与生前所住的房屋一定有相同的雕刻与物品，因此宋墓多是仿木式建筑，有精美的花纹、文字雕刻。宋代，流行着一种奇特的葬俗，夫妇同葬一座双室墓，但双室之间用一道隔墙隔开，宋代文人苏东坡称之为“同坟而异葬”。宋墓造型如同房屋结构，窗户、大门、梁柱一应俱全，且墓壁上的花纹是仿木结构雕刻，这是宋代墓室的一大特点。宋墓皆坐北朝南，有竖穴、斜坡和阶梯倾斜墓道三种，墓室多圆角长方形，但尺度何规模不及汉唐。砖墓中习惯用雕砖装饰，墓壁画精致典雅，所表现的也多为墓主人生前的生活场景。此外，墓穴藻井顶，位于墓穴正上方，也是宋墓的典型特征，墓壁上多还雕刻有朝凤图，菊花和神仙草等图案，但墓壁雕刻在花纹上主要以莲花为主。比较而言，明清墓室结构较简洁，远没宋墓复杂，雕刻也主要以香草为主。 宋代陵前石雕像群的行列顺序一般依下列形式：华表一对，成六棱体，外表饰有浮雕图案；大象与人物一对，似取“吉祥”谐音；朱雀一对，朱雀也是想象中的禽鸟；瑞兽一对，带翼四足动物，以示尊贵；鞍马及人物两对，表示仪仗队伍；虎、羊各两对；番国使臣三对；文武大臣各两对，到此为至。再往下是神门内外的狮一对；镇陵力士以对、官人一对、内侍一对。其造型风格不同于前代，有明显的写实倾向，比较注意局部细节的刻画。宋陵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宋太祖永昌陵，是前期制度的典范，其雕像群中的大象为前代所没有；北宋中期的宋仁宗永昭陵，其人物雕刻比较修长，文臣武将都比较纤弱，而后期的作品则有些粗糙。这与当时发达的雕板印刷工艺使得雕刻工艺得以广泛使用有很大关系。在对墓穴位置的选择上，宋墓有异于前朝，以帝王陵墓为例，宋代帝陵在地形选择上与别代迥异。历代帝陵或居高临下，或依山面河，而宋陵则相反，它面嵩山而背洛水，各陵地形南高北低置陵台于地势最低处。原来，在宋代盛行与汉代图宅术有关的“五音姓利”风水术，该风水术把姓氏按五行分归五音，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壬丙方位，必须“东南地穹，西北地垂”。因此宋代各陵地形皆东南高而西北低。宋墓陪葬品多为当时的瓷器、灯盏等生活用品。从已挖掘的宋墓看，极少有金银手饰之类的贵重物品。
新华网重庆频道7月11日电（记者郭立）近日，在渝（重庆）遂（四川遂宁）高速公路潼南段的田家乡罗汉村大坟嘴施工现场发现大量古墓群，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专家初步断定，这个古墓群属于宋代的古墓，距今接近千年历史。 在这个方圆近一平方公里的施工现场，有两处已挖开的用青石垒成的墓穴，这些青石上有条状和圈状花纹，这些墓穴有的是一墓六棺、有的则是夫妻棺。据考古人员介绍，根据墓穴构造和综合分析，可以断定为宋代的古墓，另外还有部分属明代和清代古墓。根据墓穴的分布和数量推断，应该是一处古墓群。 据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执行领队曹宽宁介绍，这次发掘是从去年开始的，共发现文物51处，于今年6月正式开始挖掘，主要是宋明清三个时代，有十三个墓，具有规模大，时代跨度大的特点，对我们研究宋明清三代的墓藏结构非常有意义。作为潼南县来说，像这种考古发掘的机会不多，对进一步了解潼南古代藏俗是很有研究价值。（
不好说 瓷罐里有宋代的铜钱 是多还是少？要知道宋代的铜钱与唐朝的通宝 用得时间比较久使用面大 收藏价值大 历代都有收藏的 给清楚的提问
宋元明时代的陵墓帝陵的布局及其变化宋代帝陵的布局基本上仍沿袭唐代的制度，只是陵园的规模较小。北宋八陵皆在巩县，帝陵墓室上建方形陵丘，陵丘四周筑平面正方形的夯土神墙,每面正中各开一神门，四角建角阙,南神门外立石象生、石望柱、乳台、鹊台，陵丘前南神门内为献殿，即所谓“上宫”。后陵在帝陵之北，布局与帝陵相同，规模比帝陵缩小一倍。北宋帝陵亦有“下宫”（即唐代之寝宫）,在帝陵西北、后陵之前,与唐陵下宫在帝陵之西南的方位不同(见巩县宋陵)。南宋六陵攒宫（即暂时安厝的葬身地）皆在绍兴,元灭南宋后被破坏,现在地面上已无痕迹，从文献记载中看亦有“上宫”、“下宫”。辽陵多依山为陵，陵前有享殿（献殿），置奉陵邑和守陵户（见辽庆陵）。金陵被明人破坏，布局不清。元人无陵~
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 摘 要:根据三峡考古中发现的巴文化遗存、遗物资料,论述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关系,并强调加强二者结合的研究,以及考古学在巴文化研究中的地位等。关键词:三峡; 考古; 巴文化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峡考古,发现和发掘了大量的考古学文化遗存、遗物,从200多万年前的“巫山猿人”到“长阳人”,再到新石器时代及进入阶级社会后,不同时代都发现了不同的文化遗存和遗物。在这些文化遗存、遗物中,有不少内容与巴文化有关(或者说带有巴文化因素)。从已有的考古资料获悉,三峡地区出土了不少新石器时代以前的动物化石和人骨、牙齿等标本,我们不敢妄加断定它就是巴文化的始祖或源头,或与巴文化有直接关系,但它说明在很早以前就有人类(或早期人科)在三峡活动则是无疑的。同时,根据学术界多年来对巴文化的研究,巴文化有诸多问题(如起源问题等),尚存在争议。那么,我们对三峡新石器时代以前的遗存、遗物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分析其与巴文化究竟有无关系,或许能对巴文化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予以澄清。到了新石器时代,从三峡地区目前发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看,不仅它们自身有一定的因袭、继承关系,而且更与巴文化的关系密切。我们以这几种文化的个性特征(质地、颜色、形状、纹饰等)看,不但这几种文化之间有诸多互相关联、互相影响的成分,而且与后来夏商时期被人们所公认的巴文化遗存、遗物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比如,圜底器类,早在距今7000多年以前的城背溪文化时期就普遍流行了,在宜昌路家河遗址堆积层中出土圜底器多达上千件,这类器物在后来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直到商周的巴文化遗址中都沿袭了下来,以致于圜底器夏商时期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又如,尖底器类,在鄂西的大溪文化中就有发现,后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遗存中,也常出现这类器物。在枝江关庙山、宜昌清水滩等大溪文化遗存中都出土有尖底器,在相当于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宜都红花套、宜昌中堡岛、白庙等遗址堆积层中,也出土有尖底器。到夏商时期,这类底器在巴人遗存中更是比比皆是,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到了夏商时期,三峡地区的巴文化遗存、遗物就更多了,具有代表性的遗址有:川东的涪陵小田溪、陈家坝子,忠县洽甘井沟,巫山大昌坝、双堰塘、江东嘴、云阳李家坝等;鄂西有秭归鲢鱼山、朝天嘴、杨泗庙、宜昌路家河、中堡岛、三斗坪、前坪、白庙子、下岸溪、葛洲坝、江南的望洲坪、宜都的红花套、毛溪套、向家沱、石板巷子、长阳的香炉石……等,其中,仅在鄂西地区就达数十处之多。在相邻地区的湖南石门、桑植、澧县、泸溪、麻阳、龙山、辰溪、岳阳等地,均发现这类遗存。在这些遗存中,遗物以石器、陶器为主,石器有石片、石锛、石凿、石斧、石镟等,常见的石片可能用于宰、割、剥皮或刮鱼鳞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器形主要有圜底器、灯座形器、尖底器、三足器等,如:圜底釜、平底罐、鼓肩罐、圈足豆、细长柄豆、花边口沿口器、尖底杯、三足规鬲、三足禾皿、鸟首形器把、大口尊、器盖、器座等。陶器的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方格纹、蓝纹、划纺、米粒状纹、太阳纹、贝纹、S形纹、云雷纹、泥饼纹、焦叶纹等。夏商时期巴文化遗存遗物的这些特点与前面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特点有不少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说明三峡地区的不少原始文化遗存遗物与夏商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的巴人遗存遗物,是一个不同时期自身发展先后的继承和递变关系,夏商时代的巴人文化遗存是由该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原始文化遗存直接发展而来的。巴被秦灭以后,巴人后裔土家族也继承了不少前人的文化因子,在其器物上保留了不少前人的文化特点。例如,至今三峡地区仍能找到土家族(目前已不仅限于土家族了)使用的圜底罐(民间俗称鼎罐或鼎锅),笔者认为这很可能与新石器时代的圜底器有关。可见,三峡地区具有独立地方特点的属于巴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至少始于七、八千年前的城背溪文化,以后一直沿袭下来,并发展为以后的土家物质文化所继承,由此亦可见巴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巴人历史之悠久。通过考古工作,尤其是最近一、二十年的考古发现与发掘,我们在前述的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中就找到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因素,而在此之前(即新石器时代以前)的三峡考古学文化中是否存在巴文化的因素,目前尚不敢作肯定的回答,有待于以后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但至少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一支巴人在三峡地区活动着,并创造了拥有其自身文化特点的石器文化和陶器文化则是有根据的。这相对于过去不少人认为巴人主要在夏商或战国秦汉时期才在三峡频繁出现的时间观点已大大提前。在三峡地区出土的巴文化遗存遗物中，表现巴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遗物亦不少，如在湖北巴东西瀼口、官渡口等地的战国墓遗存中，或者巴式柳叶剑、钺与楚文化的鼎、敦、壶共出一墓，或者巴墓与楚墓共处一墓地，月其中有的陶器组合是楚族的礼器组合。M8出土有巴人的柳叶形剑和楚人的鸟嘴状戈。80年代，在秭归清理的两座墓中，都是巴人的虎钮钅享于、雨钟、铜征、柳叶剑和楚式陶鼎、敦壶及铜剑、铜刻刀同出。在重庆涪陵小田溪的巴人墓葬里出土的成套编钟，是仿楚式编钟铸造的。1994年，考古工作者在重庆开县余家坝墓地试掘一座墓里，随葬品有巴式铜鍪和全套的巴式青铜兵器，也有带楚文化风格的陶豆，这是川东地区继涪陵小田溪之后又一处重要的巴人墓地。在同年试掘的云阳李家坝遗址，在其I区的“春秋时代地层中出有楚式鬲和矮巴豆”，其Ⅱ区“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一处最大巴人墓葬群”。这些巴、楚遗物同出于一个遗址或墓葬的现象，反映了两个民族文化交往和两种文化的交流，这对研究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都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佐证。在三峡地区，巴文化与中原文化等其它文化也多有交流，如在三峡出土的鼓腹罐、三足鬶、盉、大口尊等，无论是器物的造型还是纹饰特点，都与中原地区同类器物有相似之处，正是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巴人和巴文化在长达几千年的时间里落户于三峡，是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生产习惯、生活习俗等息息相关的。首先是因为三峡丰富的水和渔猎资源给他们提供了生活的便利。巴人早期居住的特点是濒水而居，以鱼类为主要生活来源，故在选举首领时，也是以浮舟、掷剑的水平高低来决定其当选与否，可见巴人与水、与鱼、与船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正因为如此，巴人才在三峡地区定居了下来。同时，也正因为三峡有着丰富的水资源，才给这里的交通航运事业创造了条件，也使得这里自古以来就成为交通要道和兵家必争之地。其次，巴人强悍的民族性格和勇武的精神情操也是其能够留守的重要因素。在三峡出土的兵器不少,如戈、矛、剑、钺等,反映了巴人强悍、劲勇的民族精神。同时,三峡还出土了不少钅享于,编钟等乐器,又反映出巴人开朗、豁达的性格和艺术修养。在这种精神作用下,巴人濒水而居,据险守关,在这里开发、进取、发展,从而长期稳居于此,巴文化也因此在这里源远流长。总之,我们应重视三峡考古与巴文化研究的结合,这不仅对早期巴文化的研究,以及对巴文化及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都有作用,而且对后来的土家文化研究也产生直接的影响。我们研究土家文化,就必须研究巴文化,而研究巴文化,又不得不研究其源头,深究其源头,又不得不与考古学发生联系。所以,考古学将在巴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字数：3558字
这里的网站有点价值专业的书 和 论文在期刊上有些
张景明，大连大学美术学院198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9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宗教系佛教文化艺术专业。2004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学专业，获法学（民族学）博士学位。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客座教授，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委员●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饮食文化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中国酱文化博物馆专职研究员● 辽宁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大连大学学报》、《饮食文化研究》和《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编辑委员会委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委● 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学科评审组专家● 辽宁省新增专业学士学位授予评审专家● 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服饰研究会常务理事 ● 中国民族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设计产业协会专家组顾问● 内蒙古草原文化研究会理事●大连市委宣传部“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研究指定专家●大连市文联专家库专家 共发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艺术学方面的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在港台期刊上发表11篇，被CSSCI检索16篇，《光明日报》发表1篇，被人大报刊资料转载1篇，被《新华文摘》篇目辑览转载1篇。具体如下：1、《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1期。2、《呼市东郊大窑南山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3、《呼和浩特市九龙湾征集的文物》，《内蒙古文物考古》1996年1、2期合刊。4、《中国北方民族的汉代铜器文化》，《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5、《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郊格尔图汉墓》，《文物》1997年第4期。（CSSCI）6、《浅谈大窑文化》，《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7、《试论突厥族源与铁勒的关系》，《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8、《俄罗斯哈卡斯省府阿巴干发现的汉式宫殿主人再考》，《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9、《考古学在博物馆中的应用》，《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0、《辽代金银器概述》，《继往开来——内蒙古博物馆文集》，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11、《乌审旗翁滚梁北朝墓葬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12、《加拿大魁北克文明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1997年第2期。13、《内蒙古地区的原始宗教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3月25日第4版。14、《辽代覆面具》，《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9期第4版。15、《赤峰地区发现的金代白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4月22日第4版。16、《辽代鸡冠壶》，《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7月29日第4版。17、《内蒙古地区的西夏褐釉剔花瓷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8月19日第4版。18、《北方草原地区东胡的青铜礼器》，《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第15期第4版。19、《辽代的箸文化》，《内蒙古周末报》1997年10月28日第4版。20、《内蒙古有多少文物古迹》，《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16日第4版。21、东胡民族的饮食器具，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1月9日第4版。22、《北方草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的细石器》，《内蒙古周末报》1998年5月8日第2版。23、《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的箸文化》，《中国箸文化研讨会论文集》，1998年。24、《内蒙古伊盟准格尔旗发现大泉五十陶范》，《中国钱币》1998年第2期。25、《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远望集——纪念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四十周年华诞》，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26、《内蒙古巴林左旗王家湾金代墓葬》，《考古》1999年第4期。（CSSCI）27、《内蒙古地区蒙元时期的金银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8、《元上都与元大都城址平面布局》，《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29、《论辽代早中期金银器的唐风格》，《内蒙古大学学报》（社科哲学版）1999年第5期。（CSSCI）30、《论辽、西夏的货币经济以及与宋的关系》，《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9年第2期。31、《金步摇冠饰》，《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7日第3版。32、《加拿大魁北克省的几座博物馆》，《中国博物馆通讯》2000年第1期。33、《辽代金银器的器形、纹饰演变及工艺》，《北方文物》2000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34、《试析辽代社会经济发展在文献、实物中的体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CSSCI）35、《内蒙古东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史前研究》，三秦出版社，2000年。36、《呼和浩特市北郊蟠龙塔地宫遗址》，《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2000年。37、《论辽代金银器》，《考古与文物》2001年第2期。（CSSCI）38、《从群虎图岩画看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虎纹装饰》，《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2期。39、《内蒙古乌审旗翁滚梁墓葬年代新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年第1期。40、《辽代金银饮食器的文化内涵》，《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1年第1期。41、《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历史月刊》（台湾）2001年第8期。42、《内蒙古凉城县小坝子滩的金银器窖藏》，《文物》2002年第8期。（CSSCI）43、《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1期。44、《辽代冠带析论》，《包头博物馆馆刊》2002年第1期。45、《鲜卑金银器及相关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02年第1期。46、《汉文古籍与北方民族研究》，《民族古籍》2002年第2期。47、《内蒙古发现的隋唐金银器研究》，《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48、《论内蒙古地区古代生态环境与饮食文化的互动》，《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2年第2期。49、《辽代契丹民族的人口及特点》，《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CSSCI）50、《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5期。（CSSCI）51、《北方草原的佛教艺术》，《中华文化画报》2003年第5期。（中文核心期刊）52、《契丹民族的饮食文化在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1期。53、《论白道城在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54、《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中华文化画报》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5、《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中文核心期刊）56、《酒饮文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前瞻》，《中国酒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57、《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与艺术创作》，《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3期。58、《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人生礼俗中的反映》，《饮食文化研究》（香港）2004年第4期。59、《内蒙古中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原始经济初探》，《内蒙古文物考古》2005年第2期。60、《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大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61、《从艺术形式中所见之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2、《中国北方草原的金银器艺术》，《典藏·古美术》（台湾）2005年第8期。63、《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论草原文化》（第一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年。64、《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3期。65、《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5年第4期。66、《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论草原文化》（第二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6年。67、《辽代金银器的特征及造型艺术》，《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68、《辽代金银器中之西方文化和宋文化的因素》，《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69、《契丹的茶与茶文化研究》，《饮食文化研究》（美国）2006年第2期。70、《岁时节庆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年第2期。（CSSCI，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3期篇目辑览转载）71、《匈奴金银器造型艺术的文化象征》，《民族艺术》2006年第2期。（CSSCI）72、《辽代金银器在社会生活和风俗习惯中的反映》，《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一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73、《中国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产生的自然与社会历史背景》，中山大学“文化多样性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74、《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75、《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论草原文化》（第三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7年；《光明日报》2007年1月26日。76、《箸与蒙古族进食方式的演变》，2006年10月第四届中国箸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77、《在文明城市中构建大学的和谐环境》，《大连干部学刊》2006年第9期。78、《契丹的饮食文化在墓葬壁画中的反映》，《大连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79、《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金银器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二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80、《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交流论文，将载在《论草原文化》（第四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8年。81、《中国民族工艺文化的非物质文化界定与保护》，2007年10月中国民族文物界定、定级、分类研讨会交流论文。《中国民族文博》第二辑，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年12月。82、《北方民族传统文化与草原生态关系的调查和思考》，《大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83、《北方草原地区鲜卑金银器造型艺术研究》，《民族艺术》2008年第1期。（CSSCI）84、《北方草原西周至春秋青铜器的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CSSCI）85、《草原丝绸之路开通前中西文化艺术交流的考古学研究》，《中国美术研究》2008年第1期。86、《北方游牧民族的虎纹装饰与文化内涵》，《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论集》（第三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87、《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大连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88、《论北方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与饮食风味》，《饮食文化研究》2008年第1期。89、《中国北方草原的青铜器艺术与文化交流》，《艺术人类学的理论与田野》（下），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11月。90、《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论草原文化》（第五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1、《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的唐文化因素》，《论草原文化》（第六辑），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9年7月。92、《现代化与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学刊》2009年第1期。93、《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界定与理论体系——以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为例研究》，《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94、《辽代壁画中的茶饮及相关问题》，《饮食文化研究》（下），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8月。95、《辽代冠带的类型和相关问题》，《宋史研究论丛》第十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2月。（CSSCI）96、《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的调查与思考》，《大连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97、《从出土器物造型谈中国北方草原文化的多样性》，《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09年第4期。98、《造型艺术的理论探讨——以北方游牧民族为例》，《大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99、《论造型艺术的研究方法》，《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艺术空间）2010年第2期。100、《北方游牧民族造型艺术的风格与思想表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0年第3期。（CSSCI）101、《饮食人类学与草原饮食文化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CSSCI）102、《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作用》，《大连干部学刊》2010年第4期。103、《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分析大连城市精神与文化的定位》，《大连日报》2010年8月9日第7版。104、《民族民间手工技艺的延续与保护——以大连地区为个案研究》，《技艺传承与当代社会发展——艺术人类学视角》，学苑出版社，2010年11月。105、《北方游牧民族的刺绣造型艺术与多样文化》，《大连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106、《中国北方草原饮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留住祖先餐桌的记忆——杭州亚洲食学论坛学术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107、《论中国北方草原饮食文化的生态观》，《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第2期。（CSSCI） 1、《草原文化》，合著，香港商务印书馆，1995年。2、《鞍马文化——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合著，香港，1996年。3、《世界博物馆巡礼——内蒙古博物馆》，合著，台湾大地地理出版公司，1996年。4、《历史文化名城——呼和浩特》，合著，内蒙古画报社，1997年。5、《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专著，文物出版社，2005年7月。6、《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08年1月。7、《辽代金银器研究》，专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8月。（获得2008年大连市人民政府出版专著资助）8、《中国饮食器具发展史》，专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 主持国家、省市级科研项目12项，参加国家、省市级项目8项。主持项目：1、2007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造型艺术与文化表意》（07BF35），万元，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2、2009年，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草原文化研究二、三期工程·草原饮食文化研究》（08@ZHO20），7万元，2009年1月至2011年1月。3、2008年，主持辽宁省教育厅高等学校科研计划项目《辽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民族教育的关系》（2008040），万元，2008年5月至2010年4月。4、2005年，主持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辽代金银器的文化内涵和发展历史》（L05CLS013），万元，2005年12月至2006年12月。5、2004年，主持大连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工艺文化研究》，1万元，2004年12月至2006年12月。6、2005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大连城市形象与文化建设的人类学分析》（05DLSK141），2005年9月至2006年1月。7、2006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与外来文化的交融》（06DLSK162），万元，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8、2008年，主持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地区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研究》（2008lslktjjx-04），2008年9月至2009年6月。9、2008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促进文化产业发展作用》（08DLSK113），2008年10月至2009年3月。10、2010年，主持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城市精神和城市文化研究》（10DLSK040），自筹，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11、2011年，主持国家文物局全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与技术研究项目《金银器与草原丝绸之路研究》，10万元，2011年11月至2014年5月。12、2012年，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东北地区民间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保护与开发研究》，9万元，2012年3月至2015年3月。参加项目：1、1998年，参加了国家九五重点出版项目《中国饮食文化区域史》丛书《中北地区饮食文化史》的编写，担任子项目负责人。2、1999年，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二期工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内蒙古卷》的编写（97AD01）。3、2007年，参加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重点项目《辽金时期家族与社会变迁研究》（L07AZS001），1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07年12月至2009年12月。4、2009年，参加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包豪斯模式”与“实践嵌入式”结合对增强设计类大学生就业能力的研究》（09YJA770004），5万元，第一主要参加者，2009年12月至2012年12月。5、2009年，参加辽宁省社科联研究项目《辽宁城市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研究》，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6、2009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对策研究》（09DLSK219），2009年7月至2010年3月。7、2010年，参加大连市社科院研究项目《大连市工业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发展对策研究》（10DLSK044），2010年6月至2011年3月。8、2011年，参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认同研究》（11BZS022），15万元，作为第一主要参加者，2011年7月至2014年12月。 1、论文《内蒙古巴林左旗二道梁红山文化遗址的细石器》，1996年获内蒙古考古博物馆学会第三届优秀论文三等奖。2、论文《论北方草原地区的汉代金银器》，2000年获内蒙古青年知识分子科技创新奖。3、论文《威风万里压南邦——契丹族的历史足迹》，2001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4、论文《论蒙古族饮食结构与进食方式的演变》，2002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二等奖。5、论文《匈奴动物纹饰的特征及相关问题》，2003年获得中央民族大学吴文藻文化人类学奖学金三等奖。6、论文《论草原生态环境与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关系》，2004年获得内蒙古首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主办政府联合颁发，以下相同）。7、论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饮食卫生保健与饮食理论》，2005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三等奖。8、论文《论中国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的定位》，2005年获得内蒙古第二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9、论文《北方游牧民族饮食文化在宗教礼仪中的作用》，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0、论文《匈奴动物造型艺术与图腾文化》，2006年获得大连市科学论文奖励二等奖。11、论文《草原丝绸之路与草原文化》，2006年获得内蒙古第三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二等奖。12、论文《论金银器在草原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作用》，2007年获得内蒙古第四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三等奖。13、专著《中国北方草原古代金银器》，2007年获得大连市第十二届社会科学进步奖（首届政府奖）三等奖。14、论文《从物质形态论草原文化的多样性》，2008年获得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研讨会优秀奖。15、论文《辽代金银器造型艺术中的唐文化因素》，2009年获得内蒙古草原文化主题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6、论文《生态、人文、时尚、包容、向上——从人类学角度谈大连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的定位》，2010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举办的“繁荣城市文化，培育城市精神”征文中获得二等奖。